第一次见到邓政委是在1949年7月，当时我在中央大学读书，临近毕业，南京解放，第二国民军带头进城。在庆祝解放的同时，大家都在积极地当兵。不到一周时间，南京各高校就有800多名中学生应征入伍。野战军政治部创建了文学新闻中队，这是第二野战第一支知识分子队伍。邓政委对他特别重视。他很快就会来见我们，给我们做一个关于“过三关”的报告。

听完报告，我们坐在地板上，邓政委站在一张小方桌旁，聊了三个小时。没有扩音器，他的声音很大，会说粤语。

他穿着和我们一样的橙色布制服和鞋子。他没有系腰带或紧身裤。他平易近人的外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招募知识分子是爱国的表现，值得欢迎，但不是好事。还有一个自我重建的过程。首先，必须通过“三关”。三关不容易，必须提前战斗。放心了。有哪三个层次？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

他的报告对我们这些文艺新人终生受益。后来，我们进军东北时，奉命一个旅接管大竹县的权力。有些人被叛国，投降了国家。甚至有人当了地主的岳父，带着地主的武装来打我们。这些人无法在封建制度和社会中生存。教义关闭。当然，大多数人都很好。我们被分配到其他战线的同志是几十年的合格战士，他们辛勤工作，分享共和国的悲欢离合。

我第二次见到邓政委，是在那次报告之后的两个月。当时他在台下唱歌，我在台上拍戏。他坐在后排，我看了看。有他唱歌，我在点餐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第三野战军渡河来到北京。稍作休整，便前往华北追剿匪徒，集结力量解放天津。作为东道主，邓政委自然热情接待了他，并安排了晚宴。除了传统的秧歌和对位唱外，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指令被传达。作为一名编舞，我明白新事物就是创造。创作什么，时间这么短，想着自己当兵的时候，学生公社组织了一次告别晚宴，我自编自导演了一出戏，叫《黎明》。以朋友身份反抗校内外特工，镇压学生运动，组织示威，罢工请愿，直至总统府被毁，敲锣打鼓迎接解放。这是现实生活的缩影，记住在学校表演时不断的掌声。我觉得曾经流行的东西会再演一遍，效果也不会差。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人为这场演出鼓掌，演出结束后一片寂静。看到邓政委经常和身旁的宣传部市长聊天，好像在评论，心里很不自在。

演出结束后，队长在队前讲话，谈演出，说是邓政委批评的。只有五个字：不现实。这次我糊涂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无聊了几天。船长让我摸摸我的心。毫无疑问，讲戏剧的艺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主题，表明年轻人对光的追求。内容不够，写了太多知识分子的个人斗争，无视群众和集体力量，这怎么符合历史的真相呢？作者过分偏爱剧中的人物，并以他脸上的傲慢和放荡为优势。那天唱歌的解放军指挥员和战士大多是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参军前曾发生过一场血腥冲突。他们在复仇的心情中战斗。这样的温暖，他们怎能体会。这并不比每个人在中学时的表现都好。他们都是中学生。他们熟悉生活，用同样的声音回应，用同样的精神欢迎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邓政委在会上还有两句话。他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解释现实主义，说凡是有利于革命的都是现实主义，凡是不利于革命的都是不现实主义。

这些话让我久久地远离，直到文艺反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我的大脑才变得更有效率。一个非常肤浅的事实。试想，一个作家，不管观众的口味和接受程度，闭门造车，作者能走红吗？不研究主题对革命有好处吗？这样的表现能满足写实的要求吗？羞愧！我真的想通了，但我很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刚才我踏入革命队伍，刚从事文艺工作，刚踏出第一步错误邓邓是谁，有老师提醒我，这位老师是邓政委！

第三次见邓政委，那是一年后，我向西北进军。我从军队调到重庆市文联。当时，科协筹备委员会正筹划举办重庆市首届文艺界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白戈表示，邓政委应该来会议发言。我处理了这件事。有一天，电话来了，要求拿起那件作品。我被命令去。到了办公室前，我低声报告邓政委坐在外面。看到我，叫我进去，问是不是科协的同志？我说好，他递给我一卷宣纸说，白戈同志要我说几句话。里面。回去和白戈同志谈谈，问他好，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