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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于《纽约客》2008年11月10日号,原文在此,上半部分在此

作者:John Seabrook 译者: 卜芝索芸

译者简介(真的够简):

刚开始在科学松鼠会潜的时候读的还是工科,现在转基础心理学了,很荣幸和达文西一起来翻译这篇文章.(祈祷大家在看完后,别用我的ID总结感受:)

自那时起,脑成像就开始主导认知神经科学,尽管它在冷血症的研究中应用得还并不广泛。迄今,冷血症的fMRI研究仅巩固了这项技术流行之前就已存在的各种模型。Kiehl曾经研究过这些理论,那时,他正在Hare设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攻读博士。一些科学家认为,冷血症患者受严重且广泛的注意力缺损之苦,因此,他们总是会暂时忘记特定反社会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后果。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心理系主任Joseph Newman是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模型基于传统研究方法,如,用大脑受损的老鼠进行实验室研究,以及用著名的纸牌游戏对人类进行研究。在纸牌游戏中,玩家会逐渐开始输钱,控制组的玩家在所得减少时就会停止,而冷血症患者只关注选了下一张牌后的结果。对冷血症的另一种假设是,患者缺乏对人身伤害的恐惧,更关键的是缺乏道德恐惧感——对惩罚的恐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David Lykken开此项研究的先河,现在已经有James Blair, Christopher Patrick等人领过了接力棒。这个模型的最新假设是:冷血症是杏仁核的功能障碍所致。杏仁核是位于中脑的一束杏仁状的灰质,它是负责情绪加工的一个脑区。

当Kiehl来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Hare将他派往附近新开的一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Kiehl事后回忆道:“Bob说:‘有个刚开的监狱,住着最糟糕最糟糕的囚犯——你可以在那儿工作。’于是我提交了做E.R.P研究的申请,见了监狱的精神病医生Johann Brink。他说,‘我给你找了这间办公室,这是你的钥匙,那边就是囚犯了’——这就是对我的培训。他们打开门,有五十个纹着纹身的家伙看着我。第一周,我和一个连环杀手面谈。他告诉我他杀了十六个人,还描述是如何把他们切碎的——当时我就隔着桌子坐在那家伙对面。”

Kiehl对一个在PCL上得了“满分四十分”的囚犯印象最深,我管那个囚犯叫George。George来的那天早上,Kiehl正在监狱。经过一番处置,George脱得一丝不挂,在倾盆大雨中走过牢房外的路。“我新来的,”他后来跟Kiehl解释,“我想立刻证明,我是个疯狂的混蛋,离我远点。”George详细讲述了他罪恶的过去。他自儿时开始犯小错,十七岁被判纵火罪。九十年代早期,他因为非法入侵住宅在监狱待了十八个月,之后搬回去与他妈妈同住。一天,俩人吵架,她拿起电话呼叫警察。“伙计,你能相信吗?这婆娘居然有这胆子。”George问Kiehl。他用电话线缠住母亲的脖子,将她勒死。“然后我把她扔下了地下室的楼梯,但不知道她是不是死了,于是我找来把菜刀捅她,她的身体发出奇怪的声音,我猜是气体在往出蹿,但我不确定,所以我抓起一个大丙烷气罐把她的脑子砸出来了,”然后,他离开了三天。“我回来时,房子发臭——臭气熏天。”他用漂白剂清理了整个地下室,裹起他母亲的尸体,塞到她汽车的行李箱里,开进了山。

路上,一个警察拦住问他是不是喝醉了。George说自己只是在找地方方便。警察给他指了条土路,George就开过去把尸体留在了林子里。结果,他抛尸的地方是一片松树甲虫猖獗的山区,几天后一个林业员发现了尸体。“该死的松树虫子”George忿忿道。一开始,警察在房子里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是George忘了清理溅有血迹的甲烷气罐。当他被定为误杀罪并判处终身监禁时,George只是笑了笑。

Kiehl本想扫描George的脑。但fMRI机器通常在医院或神经科学中心,将囚犯从牢里送到机器跟前又复杂又花钱。得需要周密的安保措施保证人员安全、防止罪犯逃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Kiehl已经因为扫描罪犯的困难和那些科学家得要处理的小数据样本屡次受挫了。“你会想有800个被试,而不是8个。”他说。在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八年里,Kiehl只扫了五十来个囚犯。之后在耶鲁大学作副教授的七年中,他扫描了约两百名曾是囚犯的人,不过只有一部分的PCL得分高。

从1993年开始,Kiehl就在想补救的法子:一天在温哥华的高速公路上,他开过一辆侧边写着“移动MRI机”的卡车。“当时,我就想,嘿,要是在监狱有上这么一个该多好,”Kiehl说。当时,他对搞到扫描仪需要的两三百万美元没抱什么希望。最终,2006年,新墨西哥大学找他商量把实验室搬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的事。

Kiehl在新墨西哥大学被任命为副教授,和阿布奎基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心精神研究组织(Mind Research Network)的主要研究者。该组织按他的要求,购买了一台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轻便式扫描仪。2007年1月这部机器安装在了新墨西哥州惩治所(the Western New Mexico Correctional Facility),在国立心理健康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资助下,Kiehl开始了扫描。“目前,我们已经在总共一千个序列里扫描了五百多囚犯了,”他告诉我。“四个月里我扫描的精神病态者数是之前工作中总数的两倍。”

今天,Kiehl和Hare有着互补但复杂的关系。Kiehl称Hare为导师,还认为自己是在通过研究冷血症的神经机制对Hare的量表进行证实。Hare则对把fMRI当诊断工具不那么热衷。“有人说,某种意义上,这是新的颅相学,”Hare说。十九世纪,颅相学通过查看脑袋上的隆起判断人的精神特质,它早已坏了名声。“只不过这次隆起在里头罢了。”(Hare本人是脑成像技术的“强烈支持者”,但是他提到,单靠扫描永远是不够的。)Hare认为自己是多面手,觉得Kiehl更像是一个“数据控”。Hare补充道,尽管Kiehl的急性子让人敬而远之,“但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做成事的原因。”

Robert Hare蓄须、削瘦,超然的作派似猫一般。他今年七十出头,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荣誉退休。我五月份在奥巴尼的一家霍姆伍德套房(Homewood Suites)宾馆见到他,他在那里主持一个为期两天的精神病及其量表使用的研讨会。会议的发起者是纽约州心理健康局性罪犯教育与治疗办公室。(the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s Bureau of Sex Offender Education and Treatment)相当比例的性犯罪者都是冷血症患者。针对那些刑期已满但不能予以释放的性犯罪者,纽约州最近开始在精神病治疗机构中筹措一系列特殊计划。

Hare的冷血症量表现在共有三个版本。(一个少年版,一个普通人群版——所谓“筛选版”,用来对没有症状的人进行诊断)每次使用官方PCL评分表,Hare都会收取一笔版权费。整套关于冷血症的文件包中有一本跟书一样厚的使用手册,其中介绍了如何用评价量表,价值263美元。它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奥巴尼(Albany)举行的研讨会是Hare每年要主持的大约五六个会之一。下周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做关于冷血症和罪责的报告;然后去罗马执导意大利宪兵如何使用评价量表,以及如何定义冷血症患者。在奥巴尼,他的听众主要是心理学家和其他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

Hare认为自己是在继续Cleckley开创的一项事业——提醒社会注意一项几乎会被继续遗忘的,具有破坏性,代价高昂的精神障碍。法庭经验让Hare知道,冷血症对监狱里的心理健康工作者,执法者和假释委员会都很重要。和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个体打交道的人们,需要工具去识别冷血症患者,并在他们可预期的行为基础上做出风险估计。(根据几项国内外研究,冷血症罪犯在释放后一年内重返监狱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三倍。)Mary Ellen O’Toole是FBI的顶尖刑事分析员,她的工作是调查全球最极端、最暴力的犯罪事件,包括连环谋杀、连环强奸,儿童绑架,校园枪击,工作场所暴力,家庭凶杀案等极端和/或异常的暴力犯罪。她告诉我,在调查犯罪现场时,她会利用自己针对冷血症的训练——她也曾到Hare那里受训。她会在调查中寻找那些“符合精神病人行为的特征,比如不思悔过、寻求刺激、行为冲动等。”而调查所得的信息又能在“调查、面谈,甚至对被告的起诉”中发挥作用。

Hare想从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订,常用以诊断精神疾病——译者注)的整体诊断中,把冷血症从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P.D)中区分出来。“这就像肺炎跟感冒,”他说,“它们有些一致的症状,但前者更致命。” 1994年,在DSM第四版出版之前,Hare发表的几篇文章提到了一些现场研究,它们反映了冷血症和A.P.D的不同。精神病医生John Gunderson领导了人格障碍工作组对DSM的修改。据Hare回忆,John Gunderson曾告诉自己,从理论上说,自己“赢了这仗”。尽管如此,在DSM第四版中,“冷血症”仅以A.P.D的一个同义词出现。(Gunderson说这是机构惰性的表现。)Hare已经在继续跟踪将于2012年面世的下一版的准备工作了,他近来也发电邮给工作组的一位资深成员,询问A.P.D有无任何修改计划。但据他说,回复中并未表态。

Hare出过两本书,将一些冷血症的概念翻译给了普通听众,并尝试教人们如何在自己中间识别“成功的冷血症患者”。在《灭绝良知》(Without Conscience)的引言中他写道:“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你很有可能会和冷血症患者有痛苦的来往。为了你生理上,心理上和财产上的健康,知道如何辨别冷血症患者很重要。”书里写到,容易吸引冷血症患者的职业包括执法,军事,政治,和医药——尽管他强调,这些行业都是有规范和自我监督的。冷血症患者最中意的是商业,Hare说。在他的第二本书、与Paul Babiack合写的《套中蛇:当精神病态者去上班》(Snakes in Suits: When Psychopaths Go to Work)中,Hare调侃了流行心理学,指出很多特征,像冷酷,缺乏社会良知,一心追求成功,在公司里是可取的,但之外都可能会被视作冷血症。

研讨会第一晚,Hare和我到Smokey Bones吃饭。我们沿着沃尔夫路高速行驶时,前面一个交通灯变黄了。我本想干脆油门踩到底——要不是为了我的乘客的话。后来我还是放慢速度停下来。但身边的车飞速开过,闯了红灯。

“哈,瞧”Hare说,“这么说,那男人可能是个冷血症患者。”那确实是冷血症患者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将十字路口的其他人置于危险中。

但问题是,“冷血行为”——比如自我中心,或缺乏现实的长期目标——在超过百分之一的成年男子身上都有。冷血症特征的这种模糊性会让它看起来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五十年代中期,《无因反叛:犯罪精神病态者的催眠分析》(Rebel Without a Cause: A Hypnoanalysis of a Criminal Psychopath)的作者Robert Lindner将少年犯罪解释为群体冷血症状爆发。Norman Mailer在《白种黑人》(The White Negro)中却将这个说法翻转过来,将嬉皮士看作“哲学性冷血”一样来崇拜,因为他们有鹤立鸡群的勇气。六十年代,社会病态取代冷血症成为主流观点。当下,在我们这个基因决定论的年代,社会又在四处发现冷血症患者,这无疑又会刺激另一些人说,它根本不存在——过度曝光和经费不足的循环将重演。

Hare儒雅、博学。在席间,他将自己对冷血症患者的诊断描述应用在了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上。《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由Orson Welles扮演的反面人物Harry Lime就是一例。“亚戈是个典型的冷血症患者。” Hare补充说,“莎翁就是这么写他的。电影和戏剧中他被演的很邪恶,但莎翁不是那么写他的。”(亚戈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奥塞罗》中的人物――译者注)Hare虽友好但仍对我保持警惕——好几次他都说:“告诉你之前我必须要看你的眼睛。”我们聊起量表。“对量表的现状我开心么?”他反问道。“不,并不总是。拿它判人死刑我开心么?不,我没有。”他也不支持在子女监护权的案子中用量表。然而他相信,当在法庭上用它作出恰当的风险预测时,它的社会收益是远远超过它的缺陷的。Hare拒绝把像Ted Bundy(此君系著名连环杀手,绰号“漂亮诱惑”,以俊美形象吸引异性——译者注)这样的暴力冷血症患者和参与经济犯罪的非暴力冷血症患者区分开。按他的说法,两者都会不择手段。他继续说道:“你能说Ted Bundy比安然公司的家伙们带来了更多灾难么?(指安然公司破产造成的后果——译者注)这么多人没了积蓄,该有多少人自杀,多少声明给毁了啊?”

Hare向我透露,在U.B.C执教时他发现“冷血症研究者最后可能会成为研究对象的受害者。”他讲述了刚工作时,他的一名学生是如何与一个囚犯有了性关系。监狱方在牢房中当场捉奸。和Hare当面对质时,那学生“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没做过’。”他回忆着。那学生是如此确凿地否认了一切,以致Hare开始怀疑那些他曾信以为真的事。

饭后,我们去Hare在宾馆的房间喝苏格兰威士忌,他给我看了他电脑上冷血症患者视频。“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的眼睛。”他说。“看他们是如何控制你的。” 我们看着“Bruce”, 一个长发、牙齿参差的四十岁男人,描述他是如何在小时候谋杀了他的兄弟。他嘴旁的微笑让我脖子上的肌肉疼痛地抽搐,只有不看屏幕我才能感觉轻松些。

我在新墨西哥时,一天早上,Kent Kiehl安排扫描了我的大脑。我到精神研究组织(Mind Research Network)报到,穿上了医院的长袍。我将要完成一项视觉任务——对一系列图片就“道德攻击性”在由0到5的量表上打分。

我爬上轮床,一位技术员将内部装有显示器的头盔调整好,然后缓缓将我送进了棺材一样的扫描舱内。有一瞬,惊慌向我袭来。我右手拿着按键装置,一会用它来给图片的攻击性打分。关注我右眼的虹膜扫描仪将在我做决定时记录我注视的图片部位。头盔上传来MRI技术员那抚慰人心的声音,指导着我。实验的主要设计者Carla Harenski则在隔壁房间监督着整个过程。

fMRI机器发出音调很高的飕飕声。我开始看照片。一张是沾满血的小宝宝。我先想到血,然后意识到情景——出生——给它的道德攻击性打了0分。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脸被打得血肉模糊:这个我打了高分。有一张奥萨马·本·拉登的图片。我打了四分,尽管我觉得我是在做智力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判断。有俩人在足球比赛里不慎撞头,这张图开始得了0分,但后来我把它改成了1,因为也许是犯规呢。我想过故意地答错,像冷血症患者那样。然而我还是如同一个五年级好学生般,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那晚,和Kiehl以及他的三位博士后在学校旁边的餐厅见面时,我拿来了扫描图像给他们检查。精神研究组织给我刻了张盘,我又把图拷到了笔记本电脑里。“在酒吧里看你的脑图像总是不错的。”Kiehl边说边挑出居中的一张切片图。“嗯,看着正常——所有部分都在。”他默默研究了几秒图像。“你的胼胝体看着有点薄,”他说,“等等,这是中央的切片图么?啊,是的。嗯。是的,它是薄了。”胼胝体是左右脑的细长连接物。

“那意味着什么?”我问。

“不确定。”Kiehl说。“我们需要你的完整病历来解读它。”他说他会分析数据再拿给我,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结果。同时,我又严厉地审视了一遍自己的那些道德选择。最终,博士说我没问题。

Kiehl对他的便携式扫描仪有大打算。2008年夏天,为了扫描高风险青年,他将它移到阿布奎基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少年拘留所里。法律上,扫描未成年人比扫描成年人更复杂——被试和他们的家长都得签知情同意书——但Kiehl说他已经成功招到了一百五十名志愿者。利用青少年版PCL,他在这些小孩中确定了五十多个得分超过30的。

虽然心理学家不把未成年人称作“冷血症患者”——他们是“有冷血症特征的青年”——但有相当证据表明,症状出现的年龄早于十八岁;2005年的《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刊登了一篇被多次引用的论文:《七岁儿童的重要基因风险的证据》。该文作者Essi Viding指出,症状可以在儿童早期检测到。对研究者而言,年轻的冷血症患者尤其有趣,因为普遍认为他们的脑袋比成人更具可塑性。2006年的一项关于专门谈话治疗项目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研究在威斯康星的一个少年拘留所里展开,它涉及141名在青少年版量表中得到高分的未成年罪犯。在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讲师和治疗中心的心理学家Michael Caldwell报告:一旦获得假释,接受过治疗的少年比控制组的少年更有可能摆脱麻烦。“也就是说”,Kiehl告诉我,“毕竟精神病态是可治疗的,要是你逮得足够早的话。”当然,正如他在一封电邮中指出的,就算面对十分暴力的年少罪犯,我们也得承认,“确知治疗是否奏效的唯一办法,是在刑满之后把他们送回社区中……重新释放后,或许你可以将他们置于一个专门的社区或监控项目中。”

迄今,Kiehl已经用那台轻便仪器扫描了九十个成年冷血症患者的脑。他说,数据证实了他的假设——冷血症和边缘部位的功能缺损相对应。“如果你把冷血症患者的脑图像放在控制组旁边,就很明显了。”他对我说。威斯康辛大学的Joseph Newman对Kiehl的假设总体很感兴趣,他希望用这些新数据改进自己的模型,不过,他觉得目前它仍然“是个相当模糊的理论。”

今年秋天,Kiehl计划将扫描仪搬到Grants附近的一个女子监狱去。“据我所知还没人扫描过女性精神病态者。”Kiehl说。除了在精神病态研究领域,他还可以预测这台轻便扫描仪在很多神经生物学研究上的应用。“你可以把它带到伊拉克,上战场前给他们都扫扫,然后下战场后再扫描,用这些数据可以研究创伤后精神压力综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他建议。共情和道德推理的研究者也会想一试Kiehl的扫描仪,但他们得要付得起每小时五百美金的使用费。最近,世界顶尖的共情研究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神经科学教授Jean Decety前往西部,用那台扫描仪研究了合作项目中Kiehl的一些被试。

当Kiehl和他的同事在寻冷血症的生物标志时,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在试图通过DNA研究找出基因标志了。在最近发表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一项研究中,Guillermo Ponce和 Janet Hoenicka指出:两个与严重酒瘾有联系的基因同样可能和冷血症有关。在神经生物学探索的其他领域,人们也正在努力进行包括行为、神经化学、药理学以及心理生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如果可以为冷血症建立生物学基础并开发出药物治疗的话,那人们就能很好地接受一个观点——很多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冷血。如Kiehl所指出的:“在五六十年代,要让抑郁症满足治疗标准通常都很难。然而,DSM第四版已经把抑郁症的定义如此泛化,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到达了它的标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药物公司在游说改变标准——因为他们有方子,即那些可以在中度抑郁时帮助人们的药物。这个做法合适与否就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他补充道:“中度的冷血症终有一天也会被当成一种精神障碍——尤其是如果我们可以治疗的话。”

像研究冷血症领域的很多人一样,Kiehl也明白把冷血症当作一种精神疾病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比如,对治疗没有反应的少年冷血症患者,拿他们怎么办呢?对他们的羞辱的影响是深远的。不难想象某天,人们发明了某种犯罪潜力指标,每个人的冷血症风险都在年龄很小时就确定了。Kiehl最近成为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律和神经科学项目(the MacArthur Foundation’s Law and Neuroscience Project)的一名科学家成员,该项目就将研究一些神经成像的法律影响。

冷血症同样带来了关于司法的基本问题。我们司法体系的核心是有理智的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美国没有针对冷血症患者的精神错乱辩护。)芝加哥大学的Decety这么对我讲:“我们基本上仍然运行在一套圣经式的惩罚系统中——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考虑在多大程度上罪犯的行为是故意的。但神经科学正给我们展示的是,大量的犯罪源于冲动——罪犯无法自控。这点一旦清晰起来,一旦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司法系统将如何应对呢?” Joseph Newman说:“我四处给监狱的工作人员作演讲,告诉他们囚犯不只是混蛋,然后警卫就上来了:‘很喜欢你的讲话,博士,但你是在说这些家伙对他们的罪过都没责任么?’”

Kiehl希望通过下个十年从众多种族群体中建立起一个有一万名冷血症患者的数据库——男性、女性和少年——数据库包含他们的扫描脑图像、DNA以及病史。这个数据库能像Johnson博士的词典服务语言学家一样,为精神病态的研究者服务——作为初始参考。至于这些数据能否保证人们将精神病态视为一项精神障碍,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Hare说:“仍然需要收集大量被试的生平数据,并把它们都和脑扫描结合关联起来,才能让那些图像有意义。”而且就算到了那时,我们仍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行动起来会不顾良知。

尽管如此,对Kiehl而言,有了轻便式fMRI就像是一个体育梦想变为现实。“有时早上起来,我真不敢相信,一切都有了:扫描仪,实验室,我们在积累的数据。这就像赢了超级杯一样。”

(完,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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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Responses to “[小红猪] 受折磨的灵魂:他们缘何天生“冷血”(下)”

  1. 小姬说道:

    我是来抢沙发的~你和达文西一起翻译的?合作makes perfect

  2. stony说道:

    标题貌似笔误了...

  3. 西园说道:

    标题应该是“受折磨的灵魂”吧。

  4. stone说道:

    受折磨的灵魂,貌似dota……

  5. meta说道:

    力挺左左小盆友!好几个月,终于见报了~

  6. Albert说道:

    科普,科普么普及科学就可以了,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讲冷血症么,我觉得还是有点累述了,讲很多无聊的东西。信息爆炸,无奈啊

    • 八爪鱼说道:

      遇到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主题,即使是科普型文章,读者多少还是自己做点功课比较好。如果这篇文章你都觉得累述,读不下去的话,可能“少儿爱科学”比较适合你。

  7. yami说道:

    如果KIEH在中国做这项研究,很可能会被定位为替某种利益说话的狗屁专家。不知道他在米国引起的争议是否很大。

    • nogori说道:

      CSI第十季的那个连环杀手就是个冷血症吧,此人上庭的时候还找了专家来给他作证,估计就是映射此人的研究,我觉得在外国引起的争议肯定还是很大的。

  8. Robot说道:

    晕倒,我还特意去Google了一下这个id,以为是某位我没听说过的有名人物。。。。

  9. cobblest说道:

    这篇太好了!而且对cscn很有用那!

  10. 1说道:

    第一遍看了十分之一,第二遍看了四分之一就看不下去了,太恐怖了

  11. DNA说道:

    第一段里有个小bug,“控制组的玩家在所得减少时就会停止”。我猜英文原文是control group,应该是指实验中的“对照组”。

    我多次见过一些译文中把实验的"control"或者"control group"(对照组)翻译成别的东西,可能是译者对科学实验不熟悉吧。

  12. [...]  《他们缘何天生冷血》(下在此),讲的是罪犯的心理研究。(上)的译者就是后来的“女王”达文西了! [...]

  13. [...]  《他们缘何天生冷血》(下在此),讲的是罪犯的心理研究。(上)的译者就是后来的“女王”达文西了! [...]

  14. jareff说道: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看下来不觉得长,还想找些相关的书看
    这让我想到很多现实以及文艺作品中的犯罪者的形象
    我总是对这些人的心理非常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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