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松鼠会 剥开科学的坚果,让科学流行起来 2017-11-21T23:24:37Z http://songshuhui.net/feed/atom WordPress http://songshuhui.net/wp-content/uploads/cropped-songshuhui-32x32.jpg 水白羊 <![CDATA[大熊猫重要,还是牛马重要?大熊猫保护区的新命题]]> http://songshuhui.net/?p=99189 2017-11-21T22:06:44Z 2017-11-21T23:24:37Z 本文作者:水白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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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占领熊猫栖息地,成为野生大熊猫新的威胁。这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于1965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四个以保护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从1998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政策,减少大熊猫栖息地中森林的消失,更好的保护濒危的野生大熊猫。然而,行之有效、可持续的保护政策与措施的缺失,让保护区周边居民的生计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成为野生大熊猫面临的新威胁。这其中,在保护区内放牧,就是一个普遍存在,影响巨大,却长期缺乏关注的问题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因为过度放牧引起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制图:李彬彬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因为过度放牧引起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制图:李彬彬

来自昆山杜克大学的李彬彬团队耗时3年,通过系统的野外调查实验,为家畜佩戴GPS卫星定位项圈,利用保护区长期监测数据,模型分析等手段,研究了王朗自然保护区内家畜分布,以及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并将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期刊上。科学人专访了论文的第一作者,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彬彬博士。

李彬彬,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杜克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密歇根大学硕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迪斯尼纪录片《诞生在中国》科学顾问,西南山地签约摄影师。

李彬彬,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杜克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密歇根大学硕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迪斯尼纪录片《诞生在中国》科学顾问,西南山地签约摄影师。

“环境在变,社会在变,威胁在变,我们需要迅速但是准确的评估这些新的威胁。目的是为了解决。”李彬彬说。

牛马占领了野生大熊猫的保护区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前,王朗地区是当地牧场的一部分,那时就有小规模的放牧活动。在保护区建立之后,有少量牧民回流并继续之前的放牧活动。保护区有效管理的缺失,导致放牧活动持续增加,仅在过去15年里,在保护区内放牧的家畜数量就从不到200头激增至1000多头。 这还只是牧民们自己上报的统计数据。王朗地区的原住民是白马藏族,属于藏族的一支。白马牧民的放牧习惯粗放随性,保护区里到底有多少自家的牲畜,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当地百姓把家畜散养在森林里,一个月给它们喂一两次盐,剩下的就靠它们自己去找吃的。林下的箭竹成为这些家畜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春、冬季尤为明显。林子里的家畜数量迅速增长,对竹子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过度放牧严重威胁到了竹子的更新。这对于几乎完全依赖竹子为食的熊猫来说,是直接的冲击。”李彬彬介绍。

熊猫栖息地里被牛马啃食后枯死的竹子。摄影:李彬彬

熊猫栖息地里被牛马啃食后枯死的竹子。摄影:李彬彬

牛马破坏的不只是竹林里熊猫的口粮,还“踏碎”了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不断增加的牲畜数量和活动范围,加剧了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退化和碎片化,也阻碍了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

熊猫喜欢爬树、抱树,在树上休息。熊猫幼崽倾向于长时间待在树上,躲避天敌。摄影:李彬彬

熊猫喜欢爬树、抱树,在树上休息。熊猫幼崽倾向于长时间待在树上,躲避天敌。摄影:李彬彬

“通过研究长期的监测数据,我们发现,在家畜密集的区域,尤其是低谷区域,野生大熊猫的痕迹数量明显减少;它们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地方。” Stuart Pimm教授说。他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杜克大学Doris Duke保护生物学教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难在这些地方看到熊猫了。”

因为放牧,王朗保护区里至少有1/3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出现退化,甚至消失。

王朗保护区内放牧活动增加前后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红色区域是因为大量放牧活动受到影响的栖息地;蓝色区域是新增的栖息地;黄色区域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栖息地。图中的小绿点是牛(左图)和马(右图)的GPS活动记录。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王朗保护区内放牧活动增加前后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红色区域是因为大量放牧活动受到影响的栖息地;蓝色区域是新增的栖息地;黄色区域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栖息地。图中的小绿点是牛(左图)和马(右图)的GPS活动记录。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熊猫分布的上限是有限制的,比如说现在王朗是3200米左右,这是当地箭竹分布的最高海拔。所以,如果高出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并没有熊猫可以依赖的栖息地。那当熊猫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区域,首先就导致它可利用的栖息地面积减少。另外,低谷地区被占了之后,相当于进一步隔离了保护区里熊猫的栖息地。比如这边山的熊猫想到另外一面山,要跨越低谷地区的时候就会有障碍。”李彬彬说,“如果再不去关注和管理放牧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失去大量适宜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加剧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的现状。我们过去几十年里为保护野生大熊猫付出的心血也会付之东流。”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适宜熊猫的栖息地,云杉冷杉下健康的竹林。摄影:李彬彬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适宜熊猫的栖息地,云杉冷杉下健康的竹林。摄影:李彬彬

有责无权的保护区

“其实之前也有人关注过这个问题,也做过研究。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保护区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政府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包括政策上支持、执法上的支持,还有社区替代生计的支持。只靠保护区一个个体是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李彬彬说。

除了量化放牧对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研究者还入户访谈,调查了周边社区的205户居民,了解放牧增加的原因和潜在解决措施。

结果显示,导致家畜数量迅速增长的原因,一是天然林禁伐以及退耕还林等政策导致的居民收入减少;二是当地政府的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来补贴生计;三是2008年地震之后当地旅游业的衰落;四是对放牧不明确的管理信号。同时,发展水电建坝导致的移民,乃至远方市场增长的肉类需求也都加剧了这个问题。

十年间,王朗自然保护区林地里箭竹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因为放牧,留给熊猫的箭竹已经很少了。摄影:李彬彬

十年间,王朗自然保护区林地里箭竹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因为放牧,留给熊猫的箭竹已经很少了。摄影:李彬彬

说到底,还是当地居民的生计问题。熊猫需要的,是尽可能没有人类干扰的保护区。虽然在保护区建立之前,人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但是,在人类干扰增加前,这里的熊猫栖息地和种群状况都比较理想。问题就出在了“过度”这两个字上。

当地政府与保护区似乎也都努力过。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两个政策就有一部分的补助。对于退耕还林的居民来说,这个补助至少在当时是比自己种田要实惠的收入——白马地区的海拔很高,种植的产量并不乐观。然而对于从事采伐行业的人来说,即便在当时,也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补偿。

在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之后一年,当地政府、保护区还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一起做过一个“社区发展”项目(ICDP),帮助当地居民发展替代生计。据说这个项目很好地帮助当地社区缓解了推行新政策带来的生计问题,包括发展了中国第一例生态旅游。然而,只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基建、地震、水库建设,影响了道路交通和整体环境,旅游业遭受打击,居民的“旅游收入”开始减少。游客可以去别的景区,当地的居民只能寻找其他的生计。

在王朗保护区放牧的牧民。他们每个月来喂一两次盐,剩下的时间,牲畜在保护区里与野生动物争食。摄影:李彬彬

在王朗保护区放牧的牧民。他们每个月来喂一两次盐,剩下的时间,牲畜在保护区里与野生动物争食。摄影:李彬彬

“所以当时很多地方鼓励畜牧业,是希望在天然林禁伐和退耕还林之后,当地居民可以找到替代生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对森林和栖息地的影响。在林下进行放牧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区域,在保护区里会有比较清楚的界定,不允许放牧。但是在其他一些国有林和集体林里,如果不涉及危害幼苗更新,就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和管理。”李彬彬说。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员李晟指出:“王朗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在中国众多自然保护区当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涉及到保护区、社区、当地政府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博弈。”

保护区并没有执法的权力去赶走牛马;当地畜牧部门想通过发展畜牧业增加居民收入,也可以说是职责所在。对和熊猫“生活在同一片林子”里的人类来说,熊猫或许并不比他们的牛马更加重要。

秦岭里吃竹子的熊猫。摄影:李彬彬

秦岭里吃竹子的熊猫。摄影:李彬彬

“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一道禁牧令,这只会再次将利用自然资源的矛盾转到其他方向。我们应该做的是为当地社区找到可持续的替代生计。比如在我们的访谈中了解到, 当地农民更愿意愿在旅游业和森林管护方面获得稳定的工作。减少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中的家畜数量,找到对环境影响更小的饲养家畜的方式,并且力求达到大熊猫保护与当地发展的平衡才是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科学家可以量化放牧对王朗地区熊猫栖息地的影响,为政策决定提供支持;保护区可以联合执法部门、当地政府和社会企业解决栖息地里的牛马,还熊猫一片“清静”的家园。然而,王朗只是67个熊猫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熊猫也只是保护区众多野生动物中的一员。那里还栖息着金丝猴、扭角羚、冷杉、云杉、红杉……放牧对它们的影响是什么?是否面临和熊猫相同的困境?这些都是我们该关注的问题。(编辑:吴欧)

参考文献:

Li B V, Pimm SL, Li S, Zhao L, Luo C. Free-ranging livestock threate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giant pandas. Biol Conserv. 2017;216(Supplement C):18-25. doi: 10.1016/j.biocon.2017.0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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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如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author/yangyang850202 <![CDATA[事关智慧和笑(一):“幽默”到底是什么?]]> http://songshuhui.net/?p=99166 2017-11-21T08:33:34Z 2017-11-21T23:14:21Z 本文作者: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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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在哪儿?这有什么好笑的?

一些感觉糟糕的时刻很容易激发诸如此类的经典哲学思考。——比如,在一个烦躁多事的周末,环境闷热,而你正在北京二环附近一间颇具文艺气息的咖啡馆,观看一场不太成功的单口喜剧。

心理学的实验揭晓过购物商厦的秘密:那些高高的天花板、宽旷的空间令你感觉幸福,也更愿意掏钱。但喜剧演出刚好相反。他们不需要你感觉幸福,几乎不需要你多花什么钱(除了部分演出场地售卖的饮料),他们只是需要你——笑。

图片来自Wikipedia

图片来自Wikipedia

封闭而拥挤的空间令气氛热络,还能屏蔽掉一些可能打乱演出的人;黑暗则让人更加无拘无束,尤其是当听到那些打破社会禁忌或冒犯性的幽默时,可以肆无忌惮地笑出声来——就像一些心理试验中所出现的那样,因为觉得身份不会被发现,那些身处黑暗房间的被试者更可能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

台下观众有一百出头,我数了数,女孩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台上演员有九位,只有两位姑娘,在那些互相调侃的内容里,她们被设置成这样的形象:其貌不扬或平胸、在性关系上惊世骇俗,同时又表现出迷迷糊糊的智商。

我的右手边站了一位穿条纹衫的男孩,看起来年轻单纯、涉世未深,每当这种笑点掉落,他就大笑,奋力鼓掌。

“他们很好玩,很幽默。”置身群体的大笑声中,他扭头自来熟地说。

“我不觉得。”灯光昏暗的另一好处是,我可以更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能理解他说这话的理由,因为演员的表演让他笑出来了。可是,幽默虽然会令人发笑,但并不是笑的唯一来源——捡到钱也会笑,但“捡钱”可并不幽默。

当然,我们当时是在看单口喜剧演出,内容按理应该是幽默的,只是在这场演出里,对一些禁忌内容过于直白的强调和描述,消解了幽默的价值。如果说确实有人笑起来,那么这种笑不像来自理解幽默后的惊喜,而更像是来自粗鲁的呵痒。这让整场演出显得不那么高明。

幽默到底是什么

幽默作为一种被推崇的品格,或者说“美德”,直到19世纪后才被广泛提及它的现代意义。

根据Webster辞书给出的解释,“幽默”一词源于拉丁语的“fluid”,意思是“体液”。古希腊著名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身体中有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配合恰当,身体就健康,而“幽默者”[1]指的是体液不平衡、因此表现像神经病的人。

“幽默”就像一条滑不留手的鱼。我们几乎日日接触它,从婴儿时期就懂得感知它,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解一鳞半爪,但要想描出它的全貌,却绝非易事。

幽默到底是什么?幽默是怎样让我们发笑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很多哲学家围追堵截,试图抓住这条鱼并一窥端倪。

关于幽默,比较经典的三种理论是:优越论[2]、缓释论[3]和乖讹论[4]。它们是分别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和认知学的三种视角。

如果你看过一些滑稽剧演出而且被他们那些洋相百出的表演逗笑了,那你应该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优越论”。这个理论认为,每一个幽默情境中,都有一个处于优势地位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笑”来自因为认识到别人的弱点或缺点而引发的自我优越感。

斯宾塞和弗洛伊德则持“缓释论”。在1905年的著作《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弗洛伊德提到“心理能量”,认为这些能量一直被压抑的性和暴力思想所禁锢,而幽默是释放这些能量的一种方式。这可以解释那些黄段子,这是上流社会能自由谈论他们的顽皮之处的少数例子。

“乖讹论”,连同它的一些变体,是目前最广为接受的理论。其核心要义,就像布莱兹·帕斯卡所说,“当一个人的所见与所想之间差距令人惊讶,最有可能带来笑声。”这或许可以解释他自己提出的一则命题。帕斯卡,就是我们在物理教材中遇到的帕斯卡,这位法国哲学家似乎也对那些令人发笑的事情饶有兴味。《帕斯卡思想录》记录了他的一项洞察:“两副相像的面孔,其中单独的每一副都不会使我发笑,但摆在一起却由于他们的相像而使人发笑。”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德蒙·贝格勒[5]是个涉猎广泛且极有耐心的人。1956年,在一本名叫《笑声和幽默》的书中,他梳理总结了60多种关于笑和幽默感的理论。降级理论、聪明而愚蠢的笑声双重理论、混合振荡与对比理论、审美死胡同的笑声理论、神经能量溢出理论、意想不到的智力对比理论……某种程度上,从这些花名中可以隐约窥见上面的三大经典理论的影子。

但这些理论却各有各的问题。比如,“优越论”强调对弱者的嘲笑,但并非所有的“嘲笑弱者”都会带来幽默,而且,这也很难解释一些发人深省的幽默,比如双关语笑话;“缓释论”强调“被压抑的能量和释放”,但这似乎并不太适用于婴儿,而且,体育运动也是能量释放,但这种释放似乎并不幽默;即使是后来被更多人接受的“乖讹论”,在解释“呵痒为什么引起发笑”这个问题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

良性冲突

彼得·麦格劳[6]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解释并预测幽默的万全之道。

这位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营销与心理学教授,喜欢把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材料按主题分门别类整齐摆放,并用便利贴做好标记。像一些具有强迫倾向的人那样,他崇尚秩序,希望从一切繁杂的表象里梳理出简明的规律。因此,当他开始思考幽默的根源却发现搜索出的理论几乎都经不起推敲时,他就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发表于1998年、名叫“N+V”的理论进入了麦格劳的视野。这个由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博士托马斯·维奇[7]提出的理论认为,当人们觉得某种情况违规(Violation)了但他们又意识到这种情况很正常(Normal)时,就会产生幽默感。

麦格劳和他的博士生凯莱布·沃伦对N+V理论做了改良,提出了“良性冲突”理论[8]。2010年,第一篇相关的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心理科学》上。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当某些东西看起来有问题,令人不安或具有威胁性,但同时又没什么问题,可以接受或很安全(即良性)时,才会产生幽默。“呵痒”令人发笑的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因为同时包含了“身体威胁”和“良性结果”,故而引人发笑。

良性冲突理论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可,其中包括国际幽默研究协会[9]的创始人之一唐·尼尔森[10]。在接受访问时,他表示良性冲突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幽默研究领域的发展,没有什么是其解释不了的。

国际幽默研究协会成立于1980年代后期,成员包括来自哲学、医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包括来自咨询业、管理业,乃至新闻和戏剧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这些成员的共同点是:对幽默以及对其在商业、娱乐和医疗保健中的作用感兴趣。协会每年都举办国际会议,并且拥有季刊《幽默:幽默研究国际期刊》,刊发一些《美国律师笑话爆炸》、《为什么独裁者都留小胡子:白俄罗斯政治笑话》之类的文章。

不过,对于良性冲突理论,也不乏怀疑者。比如普渡大学的语言学教授维克多·拉斯金[11]。在他看来,良性冲突理论顶好也只能算是“非常松散和模糊的隐喻”,而不是像质能方程E=mc²这样的函数式,至于麦格劳本人,“他根本不是幽默研究者,他没有地位。”

麦格劳是个擅于行动的人,那些基于心理学理论的试验想法,他在生活里也身体力行,哪怕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心理学博士时,他就曾在导师面前故意做出一些失礼的言行,只为了观察对方会做何反应。

为了验证“良性冲突”理论,他成立了幽默研究实验室,并且,亲自去说单口喜剧。

不过,看起来,麦格劳的喜剧表演之路并不如研究道路般顺遂。他的首次演出遭遇了滑铁卢。4分钟的表演时间里,他说了几个不成功的笑话,也没什么人感兴趣。

不久后,麦格劳获得了一个和路易斯C.K.[12]见面的机会,指望着从这个单口喜剧界最有名望的人身上,获取一些关于幽默的秘密。结果,对方对他的理论兴致寥寥,并不认为可以有一个理论解释成千上万的笑话。

麦格劳搜肠刮肚问了个来自观众的问题:大厅有位女士想知道你的尺寸(你懂的)。

C.K.摇头:我不回答。

麦格劳也许是想用一句冒犯性的幽默来缓解气氛:我听说如果你不回答就意味着你的尺寸很小。

接下来,用《连线》杂志的描述就是:沉默厚重得你可以钉个钉子再挂一幅画。

总之,麦格劳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冲突,并且没有得到“良性结果”。而且这次他不是故意的。

幽默有什么用

心理学家似乎很喜欢做这样的事:召集一群志愿者,想办法让他们感到疼痛(“浸泡冰水”是他们常用的伎俩之一)同时让他们做点什么,比如数钱、骂脏话或者看爱人的照片。然后,事情奏效了。他们发现,这么做了的那些人,总是比对照组能多忍耐一些疼痛。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的研究者发表过一项类似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选择的镇痛方式之一是“看喜剧电影”。拜他们所赐,人类从此多了一种镇痛方式。当然,你可以说,看电影会导致分心,分心也可以帮助耐痛。研究者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特意设置了“看普通电影的纯分心对照组”。研究结果表明,比起普通电影组,幽默电影组的成员对疼痛的耐受性显著增加了。

幽默的作用,当然不仅仅是这些。

对于人这种社会动物来说,幽默是有效的加分项。尤其是男性,拥有这种品格,会为他增添性的魅力,也会拥有更和谐的伴侣关系。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幽默风趣”往往意味着上佳的创造力,换句话说,更聪明的头脑。

幽默不仅体现创造力,反过来,幽默还会提升创造力。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进行了一项测试,邀请了包括学生、产品设计师和即兴喜剧演员在内的八十多人进行产品头脑风暴,结果发现,相比那些专业的产品设计师,即兴喜剧演员想到的点子数量更多,也更具有创新性。

“即兴喜剧演员”可不是人人都能当。那么,条件还可以再放宽点:只需观赏来自别处的幽默,就足以提升创造力了。1970年代,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实验:请人先观看视频,再解开一道“只用大头针、火柴把蜡烛固定在墙上”的谜题。他们发现,比起观看体育视频或数学视频的人,那些观看喜剧电影的被试者,在解决这道毫无疑问需要创造力的谜题上表现更好。

三十年后,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他们给志愿者观看视频,然后让他们做一些关联单词的题目。结果发现,那些观看喜剧的观众表现比看恐怖片的观众表现好得多。

当然,比起看量子力学演讲的观众,不管看喜剧片还是看恐怖片的观众表现都算是好的。这听起来是个好消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创造力,或者单纯提高类似的单词测验成绩,可供挑选的辅助手段又多了一种,或者两种。


——为什么猴子从树上掉下来?

——因为它死了。

1985年或1986年前后,托马斯·维奇最初听到这个笑话时,笑了一个小时。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笑话促使他思考幽默的问题并在1992年提出N+V理论。

类似的笑话,我记得小时候听过很多,却惭愧地没有提出任何理论。毕竟看一本幽默的书比分析幽默好玩多了。

不过,拜那些更聪明、更擅思考并分享的人所赐,我们可以尽量逼近这个问题的真相:为什么一个笑话好笑,而另一个不会?

在下一篇中,我将会讲述幽默的理论具体如何发挥作用,人类又如何识别、感受幽默,也许还会聊聊人工智能如何识别幽默又如何创作笑话——毕竟,现在什么话题少得了人工智能呢?它们最近一路凯歌,不仅赢了围棋,还赢了人类经过漫长演化、相当擅长的面孔识别,在那些需要创造力和审美的领域,它们也战绩不俗,创作了诗甚至还出版成集。“幽默”会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之一吗?

人名与术语

[1] 幽默者:humorist

[2] 优越论:Superiority Theory

[3] 缓释论:Relief Theory

[4] 乖讹论:Incongruity Theory

[5] 埃德蒙·贝格勒(Edmund Bergler):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有多部著作。

[6] 彼得·麦格劳(Peter McGraw):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营销与心理学教授。

[7] 托马斯·维奇(Thomas C. Veatch):1998年发表N+V理论时为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访问助理教授。

[8] 良性冲突理论:Benign Violation Theory

[9] 国际幽默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or Studies):一个致力于推动幽默研究的学术和专业组织,发布季刊《幽默:幽默研究国际期刊》,并举办年度国际会议,最新一届将在2017年7月10日至7月14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10] 唐·尼尔森(Don Nilse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英语系教授。专业领域是语义学、语用学和话语理论。

[11] 维克多·拉斯金(Victor Raskin):普渡大学语言学教授。

[12] 路易斯C.K.(Louis C.K.):美国著名单口喜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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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无心 http://blog.sina.com.cn/yunwuxin47906 <![CDATA[想要煮出一锅好饭,你就需要一口好锅?]]> http://songshuhui.net/?p=99072 2017-11-14T08:25:27Z 2017-11-20T23:24:59Z 本文作者:云无心

本文来自云无心的个人公众号,系腾讯较真平台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对中国人来说,煮饭是最基本的厨艺。为了煮出好饭,许多人甚至愿意花高价买“高档”的电饭煲。饭,跟其他任何食品一样,最后的品质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原料与工艺。下面,我们先来讲解一下米变成饭的过程,再来讨论那些因素会影响饭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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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如何变成饭

米主要是由淀粉组成的,此外还有一些蛋白质以及微量的风味物质。影响米饭风味的主要是那些微量的风味物质,现代社会大家基本上都用电饭煲来煮饭,对于风味物质很难产生明显影响——那些风味物质,主要取决于米的品种和新鲜程度。而通常讨论饭煮得好还是不好,主要是指口感。影响口感的主要是淀粉在煮饭过程中的变化。

在大米中,淀粉以一个个淀粉颗粒的形式存在着。煮饭的时候同时进行着两种传递:水从大米颗粒的外面向里传递;热量也从外面向里传递。当淀粉颗粒与足够的水接触,就会膨胀变大,淀粉分子会舒展开来。在高温下,这些舒展开来的淀粉分子之间就会发生“碰撞”。淀粉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大类。直链淀粉分子的某些位点可能发生链接,从而形成比较紧密的网络,等到温度降低,就成为了“胶”。而支链淀粉缺乏这样的链接,但它们分子比直链淀粉要大得多,浑身上下布满了分支,不同的分子之间就很容易互相牵扯纠缠。这种牵扯纠缠,就产生了粘度。淀粉在加热时产生的这种变化,就叫做“糊化”。

充分糊化之后,米饭就“熟”了。但此时,米饭处于高温状态。在凉下来的过程中,水分又会蒸发。温度的降低和水分的散失,淀粉分子的“灵活性”又会下降。下降之后的状态,才会决定米饭的口感。

好饭要好米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没有好米也做不出好饭。

所谓的“好米”,一方面是米本身的品质好,比如新鲜、饱满、均匀等等。另一方面,是指米的种类适合想要的口感。一般来说,籼米的直链淀粉含量高,煮出来的米饭硬度比较大,弹性小,口感就要硬一些,饭粒之间边界分明,几乎不会粘在一起。如果做炒饭的话,籼米饭也就很容易散开。而粳米的直链淀粉一般要低一些,煮出来的饭比籼米要软而且弹,饭粒之间有一定的粘连。

上面说的是精米。如果是糙米,因为米粒表面有一层富含纤维素的皮,口感就会更为粗糙。所以,吃精米还是糙米,是在“健康”和“口味”之间的权衡与纠结。

水也很关键

水和米的比例对于饭的口感至关重要。如果水不够,那么淀粉就难以充分吸水膨胀。米粒外层有水,淀粉很快糊化。糊化之后,水与淀粉结合紧密,往里传递的速度就会变慢。最后,外层已经完全熟了,而内层却还是干的淀粉,就成了通常所说的“夹生饭”。但如果水太多,饭粒的含水量过高,米饭就会很软烂,而失去“弹”的口感。如果水更多的话,也就变成半干半稀的“似粥非粥、似饭非饭”了。

除了水量,水质对于饭的口感也可能有一定影响。自来水比纯净水的硬度高,所含的离子更多。有文献研究过水中的离子强度对淀粉糊化的影响,发现水中的离子会明显影响有些淀粉的糊化,使得淀粉糊的粘度要低一些,而对于另一些种类的淀粉则影响不大。不同的米中淀粉的组成不同,没有具体的实验数据也难以确定它是否会受到水质的影响。不过对于读者们,不妨自己比较一下自来水和纯净水煮出来的饭有没有差别。

煮饭工艺也很重要

在米和水都先定的前提下,煮饭工艺还有明显的影响。

前面说了,煮饭的过程设计到水传递和热传递两个过程。理想情况下,是水尽快传递到米粒内部,让淀粉充分吸水膨胀,然后热量再传递进来,让它们进行糊化。这样糊化会比较充分均匀。所以,有的人会是把米先进行浸泡,在加热之前就让水传递预先进行。

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做法。不过,操作起来比较麻烦,所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毕竟,在高温下,水传递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

所以,如果干米加水就开始加热的方式,最好是先缓慢加热,让水慢慢升温,在水温升到淀粉的糊化温度之前,水已经充分传递到内部。这时候,温度继续升高,完成淀粉糊化。否则,如果升温过快,米粒外层完成了糊化,而内层吸水膨胀不够,即便不是夹生饭,饭粒也会外软里硬,口感不佳。

淀粉完成糊化,米饭熟了之后,加热停止,米饭会开始降温。但降温的过程主要是表层米饭散热,同时也会有一部分水分蒸发掉。这样,表层的饭粒含水量降低,温度也会降低——二者都会导致米饭变硬。这样,盛饭的时候,就会变成米饭从表层往下,越来越软。盛出来的米饭,就不够均匀。所以,饭煮好之后,用勺翻松打散,再盖上锅盖保存,就能保持更好的均匀性。

好锅与好饭什么关系

现在市场上有各种“档次”的电饭锅。电放锅是煮饭的工具,其设计目标是把煮饭工艺中涉及到的“技术判断”集成到锅的控制系统中,从而实现想傻瓜相机一样“不学就会用”。使用者只需要按照加入的米量加水,盖锅、按下启动按钮,然后就等着开锅盛饭了。至于用什么速度加热、加热多长时间、煮好之后如何保温,都交给锅来完成。

不同的电饭锅,设计的加热方式和控制程序会有所不同。所谓的“高档”“低档”,一方面是基于品牌、包装和营销,另一方面在设计上也可能确实有所不同。好的设计,对于煮出好饭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锅毕竟只是工具而不是根本,即便是没有那些“高档”的电饭锅,经过自己的摸索,也还是可以煮出好吃的米饭。“好”的电饭锅设计,只是避免了用户自己去摸索,并且让操作变得简单。它的设计,是基于最普遍的大米去实现最大众化的“好饭”标准——具体到自己的米和自己的“好饭”标准,还是有摸索和“煮得更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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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晨 <![CDATA[心跳如火器激发般瞬间完成,那么是谁扣动了扳机?]]> http://songshuhui.net/?p=99132 2017-11-14T08:24:11Z 2017-11-19T23:23:26Z 本文作者:李清晨

心脏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器官,它攸关生死又神秘莫测,人类对心脏奥秘的探索几乎贯穿整个医学史,时至今日,这一进程也仍未完结。

如果将有关心脏的全部科学认知视为一座摩天大厦的话,那么威廉哈维在1628年出版《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提出血液循环学说无疑是这座大厦最坚固的基石,事实上这一学说的提出,也是整个医学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因为哈维为生物学、医学研究开创了新的方法,把实验方法引入了医学,作出了用实验方法解决医学问题的榜样,真正开启了一个实验医学的大时代——由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本的科学元素深深植入的医学。这是关于人体生命的概念框架的根本变革,哈维之后的生物学和医学已经再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但血液循环学说仅仅揭示了心脏最基本的泵血功能,在这一机制背后,尚有更多更复杂的秘密有待探索。

哈维在向同时代的人解释心血运动的规律时,有一句话被他反复提及:

「上帝绝不做无用功,他绝不会贸然造就一个心脏,也绝不会在其作用还没有成为必需之前使其运动。」

哈维所以用这样的说理方式,一方面是受时代的局限,当时的人们普遍会认为心脏乃至整个人类的样子,都是被上帝设计出来的,哈维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思想,但还不太可能彻底摆脱神创论的影响。能够合理解释心脏的结构及功能为何会如此精妙复杂,自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提出之后,还要再等上231年,1859年11月24日,同为英国人的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另一方面,哈维也深知自己对血液循环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他打开了心脏研究的科学之门,留给后来者的是无限广袤的探索空间。

哈维仅知道心脏是血液循环的主要动力器官,其泵血的功能有赖于心肌能够有规律地收缩和舒张,但他不知道心脏为什么会这样跳动,他在有生之年也没能正确回答心脏为何会跳动的问题。哈维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动物之发生》(1651年)中写道:

「脉搏起源于血液,心耳的搏动由血液来激发。」

这个说法是当然错误的,哈维的后继者们,已经逐渐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不会轻易地迷信权威,即使这个说法来自伟大的哈维。正如哈维预测的那样:

「我的学说(指血液循环学说)只不过刚开辟了一条路,可以让更有才干的人们用以更完善地研究这一问题。」

(William Harvey,1578-1657)

(William Harvey,1578-1657)

心脏为什么会跳动?这一充满挑战性的问题,自哈维之后,一直有学者试图回答,他们当然不会满足于「这就是上帝让它那么跳的」这种其实不算解释的解释。因为说到底,医学的目标毕竟是要治疗疾病维护健康,因此医生必须要有一套可以和复杂的生理及病理现象相符合的科学理论,由这一套理论所衍生出来的治疗原则,一定要使医生在治病时更有效率,否则如果只满足于对生命现象的宗教解释,那么医生在治病的过程中怕就只有安慰的作用了。

当然,关于生命的科学的解释也不见得立刻就能产生足以指导医生治疗疾病的理论,但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骤都是朝向未知领域坚实的一步,仿佛是在一片空白区域完成了一幅大拼图的一小块,一旦这个拼图足够完整,那么,治疗疾病的相应的理论(或药物和方法)就必然会出现。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心脏各部分迅捷而协调的运动,哈维曾做过一个比方:

「可以把心脏看做一个火器的装置,当我们的手指扣动扳机后,便激发了打火石,打火石撞击钢铁产生火花,火花点燃火药,火焰蔓延,进入枪膛,引起爆炸,嘣出弹丸,从而完成射击,这一系列的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发生并完成。」

那么,我们的问题也不妨换成:关于心脏的跳动,究竟是谁扣动了扳机

关于这一问题的科学解释,一度存在过两种不同的学说,这便是十九世纪有关心脏起搏方面著名的心肌源性与神经源性之争。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心脏的跳动是由心肌自身的激发还是由外部的电刺激或局部的神经节控制?最初,人们普遍认为心跳是受神经系统支配的。

这个故事要从1839年的一次看似无关紧要的发现说起,这一年捷克生理学家浦肯野在绵羊的心室的心内膜下发现了灰色平坦的胶质纤维网,这些纤维由多核紧密聚集的多面体形式构成。最初,他认为它们是软骨纤维,6年后他又改称那些组织为肌性的结构。

(Jan Evengelista Purkinje,1787–1869)

(Jan Evengelista Purkinje,1787–1869)

浦肯野是一个涉猎极广的人,会写诗,能说十三门语言,曾活跃于捷克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还翻译过好友歌德和席勒的诗歌。当然,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还是在医学研究领域,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一位先行者,比如率先描述了浦肯野效应(光的强度减弱时,视觉感受的变化对红色和蓝色不同)等视觉现象;大脑皮层中的浦肯野神经细胞;皮肤中的汗腺;胰腺提取物对蛋白质消化率的影响;洋地黄毒性对视觉和心脏的影响;使用显微镜用薄片切片机制作切片;高等生物体纤毛运动;神经对胃酸分泌的影响;活体毛细管显微镜的使用;梦心理学的新视角等,他还是第一个研究指纹科学的人……

他在1839年发现的结构后来被称为浦肯野纤维网,不过这一结构生理学意义的阐明还是在多年以后,浦肯野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也未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大价值。他所以能做出这一发现,可能纯粹是出于科学家的好奇心。

19世纪80年代,加斯克尔(生于意大利,成长在英国)通过对没有神经节或神经连接的乌龟心脏的研究后发现,心脏每一部分的节律性能力不取决于神经节细胞的存在,而取决于心肌本身,他能够证明,通过传导,心跳成为一种彼此协调的肌肉蠕动波,这种搏动始于近心耳的静脉窦,经房室连接部,到而后达心室。他指出,心脏的某些部位比其他位置更易产生自律性,静脉窦是这种节律的主要发生部位。

他的观点支持的心脏冲动的肌源性的起源和传播。

(Walter Gaskell,1847–1914)

(Walter Gaskell,1847–1914)

他从大量的实验中得出结论 ,心脏的跳动从最有节律的部分开始,以波的形式按一定的速度传播至心脏的其余部位,传播速度取决于不同部位的心肌特性。通过切割不同部位及深度的心房组织,加斯克尔制造了不同程度的房室传导阻滞。随着切割越来越深,心室对来自心房的搏动作出反应也越来越慢,如果将心房完全横断,则受心房影响的心室搏动将完全停止,只有重新开始以独立于其心房的频率跳动。他称这种现象为“完全阻滞”。1886年,他发现如在青蛙和乌龟的心脏特定的位置切割,将阻断心房和心室之间的协调收缩。

这些实验首次证明了在于心房和心室之间存在特殊的肌纤维结构,为真正理解心脏起搏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根据加斯克尔的研究,心房和心室之间必然存在特殊的结构负责将来自心房的搏动传导至心室,那么这一结构到底是什么?

威廉•希氏也对刺激如何从心脏的一个部位传导到其余部位感到困惑。

希氏的父亲是一位胚胎学家,他建议利用父亲教过他的胚胎技术,通过对不同类别的脊椎动物的心脏神经系统发育的观察,他能够证明心跳在脑神经或神经节开始发育前就出现了,这也就推翻了心脏起搏是由神经控制的理论,这些研究在神经系统理论仍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为心肌源性学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Wilhelm His, Jr,1863–1934)

(Wilhelm His, Jr,1863–1934)

他知道加斯克尔的实验,为了寻找连接心房和心室之间的特殊传导结构,他通过检查在胚胎发育的不同阶段的心脏切片,揭示了存在于心脏的上部和下部之间的结缔组织束形成一个完整的环。1893年,他在莱比锡描述了那个后来被称为希氏束的桥接结构:

「我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将心房和心室间隔壁连接起来的肌肉束支…它起源于右心耳的后壁,近心房间隔,在房室沟上沿室间隔肌的上缘附着…沿着这一点向前延续,在近主动脉的区域,分叉为左右束支。」

他认为该特殊的束支将心房直接连接至心室肌,但他却没有进行任何实验证明其猜测,他说:

「我不能肯定是否是这条束支将冲动从心房传导至心室,因为我没有进行任何有关切断该束支的实验。」

遗憾的是,他没有继续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后来离开了胚胎学与房室传导领域,成为了一位专注于尿酸和痛风性关节炎等方面的教授和专家。

将上述研究做一统一整合的,是日本学者田原淳(1873–1952)。

田原淳出生于日本九州岛,被身为医生的叔叔收养。在东京大学学医期间,他表现出了对解剖学的兴趣。近代以来,当古老封闭的日本岛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大门之后,励精图治的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医学教育方面,果断抛弃了皇汉医学,转而向西方学习。新政府一方面招徕德国教授到日本教书。作为交流,同时也将日本学生送往德国接受医学教育。1903年毕业后,田原淳幸运地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

他去往德国马尔堡,在路德维希•阿朔夫(Ludwig Aschoff)病理解剖学研究所工作,阿朔夫是一个国际公认的病理学家,当时,阿朔夫对心衰的病理生理学特别感兴趣,重点研究其神经控制、心肌和瓣膜。阿朔夫要求田原对150例心肌炎的心脏进行组织学检查,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导致风湿性心肌炎的结节,该结节后来命名为阿朔夫小体(风湿小体),关于风湿对心脏的影响我们在后面还将继续讲述,在此且按下不表。

作为心脏研究的一部分,田原淳也对房室束区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传导系统的解剖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经过艰苦的研究工作,田原淳发现希氏束的轨迹是向后延续终止于房间隔基底部一个紧凑的网状纤维节点,随后向心脏的远端延续分为两束分支连接于扇形的“散在于心内膜下的特殊肌束”。在阿朔夫的帮助下,田原很快意识到这些特殊的纤维束正是六十多年前浦肯野发现的“胶质纤维网”。

1906年他发表了这一重大发现,他说:

「我将在医学史上首次提出一个关于房室束浦肯野纤维的完整而一致的解释。」

天才的田原意识到浦肯野纤维的功能乃是一个电路,他将其命名为“房室连接系统”,该系统起源于房室结,穿过房间隔的纤维软骨部分为希氏束,然后分为左、右束支,向下走行到达终端的浦肯野纤维。他说:

「这个系统是一个闭合的肌肉束,像一棵树,有其起始部位、根和分支…该系统连接于普通心室肌直至其终端。」

(田原淳,1873–1952)

(田原淳,1873–1952)

同时代欧洲的科学家称:

「随着田原淳对传导系统的发现,心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可以说,田原淳的解剖研究为心脏电生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房室结也被称为田原结

1908年Willem Einthoven(荷兰人,因于1908年成功研制出了心电图仪而在192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是心电传导领域唯一一位获诺奖的人,可以说是这一谜题中,笑到最后的最大赢家)称田原的专著可作为解释心电图的理论基础。1906年田原回到日本,成为九州大学的病理教授,并两次任日本病理学协会主席。1914年,因其在心脏传导系统中卓越的研究工作,田原淳获得日本皇室亲自赐奖的日本学士院恩赐奖,此为日本最权威的学术奖项。

作为一个取得如此成就的科学家,田原淳给周围人的印象却是低调谦逊,他的一位老师对他评价说:

「有些人常常很自豪地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夸夸其谈。但田原却没有这种自大。他很少谈到自己的成就,只在他的学生们强烈要求时才勉为其难地偶尔提及往事。」

截止到1906年田原淳发现房室结,谜底几乎就要被揭晓,关于心脏传导通路解剖学结构中,只差最后的「扳机」尚未发现了。非常可惜的是,在后人看来仅仅一步之遥的距离,田原淳竟也没能毕其功于一役,聊以慰藉我们的是,田原淳毕竟在这一难以琢磨的谜题中留下了唯一一位亚洲学者的身影。

田原淳差一点儿就毕其功于一役,甚是可惜。这一点儿在解剖学上的距离是多少呢?大约也就是几厘米。

田原淳开创性地将前人及自己的发现整合为一个心脏传导的电路系统,但他错误地以为,房室结(也就是田原氏结)就是这个电路传统系统的始发站,其实,房室结虽然确实也有自己独立的起搏功能,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一起搏功能并不会表现出来,它还要听命于自己的上级,也就是说,房室结还不是主导心脏跳动的初始击发点。这倒是有些像哥白尼的贡献,他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其实呢,太阳也不是,但这样的认识局限无损于哥白尼的伟大。

在田原淳发现房室结那一年的一个炎热夏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医学生,在自己的老师正骑着自行车陪老婆愉快玩耍的时候,在鼹鼠的心脏上发现了一处神秘的结构……

这个年轻人是马丁•弗莱克(Martin Flack,1882–1931),当他把自己的发现汇报给自己的老师亚瑟•基思(Arthur Keith,1866–1955)时,基思当时可能要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刺激得晕过去了,回忆起他当年曾经数次拒绝自己老师的建议,他真应该狠狠扇自己一个耳光。幸运之神好像早就想眷顾基思来着,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直将机会拒之门外,还好最后阴差阳错地搭上了末班车。

(Martin Flack,1882–1931)

(Martin Flack,1882–1931)

基思这个名字可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很陌生,但他有个邻居想必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是达尔文。在达尔文之前,演化的力量尚不为人所知,任何人都无法回答心脏这一器官何以会如此复杂精妙。基思的学术生涯也确实受到过达尔文的启发,他最出色的成就主要在人类学和古生物学方面,我们要在本章讨论的故事,也就是基思关于心脏方面的研究工作,最早是在一位内科医生的指导下开始的。

(Arthur Keith,1866–1955)

(Arthur Keith,1866–1955)

麦肯齐氏(James·Mackenzie)是英国心脏病学这一新兴领域的学术领袖,在临床研究方面极有热情,专注于研究病人的不规则的心脏节律。基思在1903年时就已熟知了麦肯齐氏的研究工作。麦肯齐于1905年移居伦敦时,基思写信给麦肯齐希望有机会合作,麦回答说:“你正缺帮手呢!我有一系列的心脏标本,这些患者生前我曾长期观察,现在我希望有人来检查他们的心脏。你可以吗?”

基思很快就接受了邀请。在研究过程中,基思在一颗心脏中注意到右心房和上腔静脉交界处有一个不规则组织的局限性复合体。当时他尚不知田原淳的工作,没有意识到这一发现的意义。

这是基思第一次与幸运之神擦肩而过。

1905年底,麦肯齐给基思一篇关于希氏束传导通路的文章。麦肯齐问基思是否能确认该结构在人类心脏上的存在。基思无法证实它的存在,他甚至给麦肯齐写了一封信,说他已经放弃了对希氏束的研究,并下结论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结构,至少不是在他所谓的“希氏束”中。

基思一错再错。

后来,麦肯齐给基思又发了一篇由路德维希•阿朔夫描述田原在马尔堡研究的房室结传导系统的文章。在两次错过了幸运之神的抬爱之后,这回基思开始警觉起来……

在1906夏天,基思招募一位伦敦医院的医学生即马丁•弗莱克(1882–1931)来实验室工作,这一实验室是基思在其别墅内建造的。在麦肯齐氏的反复提醒敦促之后,基思对于寻找那难以捉摸的心脏冲动起源点的解剖学位置已经产生了兴趣。他知道此前很多人均提出过这个位置位于动物的上腔静脉和静脉窦交界处附近的区域,基思和弗莱克试图通过微观研究找到这一确切的位置。

某一天,基思和他的妻子都在骑自行车,弗莱克在右心房与上腔静脉交界处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构,它不同于周围的心肌细胞。基思回来的时候,弗莱克兴奋地指出,类似田原式结的描述,他还曾在麦肯齐的心脏标本上见过。此外,该结构与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干相连,具有特殊的动脉供应,位于加斯克尔等人提出的初始兴奋区。这一结构也在可以所有其他哺乳动物的心脏标本中发现。根据这一解剖发现,他们得出结论,“事实上,在这个区域存在一个恒定的特殊分化纤维,因为该结构与影响心脏节律的神经联系紧密,我们非常重视这些纤维,正是在这一区域,心脏的控制节律才开始。”

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于1907年的《解剖学杂志》,随后,他们发现的结构被命名为窦房结,此即心脏起搏的始发点,也就是房室结的上级单位。事实上窦房结、房室结以及希氏束-浦肯野纤维等处的心肌细胞都具有自动起搏的特性(也即心肌的自律性),只不过在正常情况下,窦房结以下的这些结构不会胡乱造次,山中有老虎,猴子不能称霸王,只有在病态异常情况下,房室结才能擅自做主,影响甚至控制心脏的节律,这便是心律失常。

至此,对心脏搏动起源部位和房室结通过房室传导的长期探寻终于完成。

1901年,Willem Einthoven发明了的弦线电流计以记录和测量心脏的电活动,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心电图仪。从1910年到1915年,伦敦的托马斯•刘易斯应用Einthoven心电图验证窦房结的位置,他还追踪了整个心房和心室的兴奋传导通路,从而为这个复杂的心脏电系统的提供了简单便捷的检查手段。

在科学探索中,即使找对了研究方向,即使经过了不懈努力,也不见得就能有所发现,而基思却是上有料事如神的老师,下有洞察秋毫的学生,虽一错又错,最后还能在该研究领域有重要斩获,如此的运气,真是让人嫉妒。

(心脏电传导通路示意图)

(心脏电传导通路示意图)

他曾写信给麦肯齐氏承认错误,他说:“此前对那个重要结构视而不见,我真是个傻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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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无心 http://blog.sina.com.cn/yunwuxin47906 <![CDATA[面对“镉大米”,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 http://songshuhui.net/?p=99129 2017-11-19T00:07:18Z 2017-11-19T00:23:10Z 本文作者:云无心

2011年,媒体曝出“在一次抽样调查中,湖南有10%的市售大米镉超标”,食物中的“镉超标”问题进入公众视野。2013年初,又有广东检测出大米镉超标的新闻,引发“镉米危机”。年中,国务院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科研专项,研究“稻米镉健康监护对策与食源性疾病溯源技术研究”。近日,据财新网报道,有关专家披露了这一项目的结果:在湖南省内所检测的人群中,慢性轻度镉中毒现象相当严重,不过大多数尚人未出现“痛痛病”等实质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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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镉中毒与“痛痛病”

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冶金、塑料、电子等行业非常重要。它一般通过废水排入环境中,再由灌溉进入食物。水稻是典型的“受害作物”。

1960年代,在日本神通川和梯川流域总共2万左右的人口中,发现二百多例“痛痛病”,以及一百多个“疑似”病例。根据目前的研究,“痛痛病”主要是由于重金属尤其是镉中毒引起。镉中毒导致骨软化、骨质疏松及肾衰竭。当时,当地大米中的镉含量最高达到了1.06毫克/公斤。
这次的专项研究发现,湖南镉暴露人群中出现慢性轻度及重度镉中毒现象最为严重。在918个有效样本中,根据尿液和血液中的镉含量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率高达79.09%;其中有26人出现了“痛痛病”等实质病变。虽然有的媒体在报道中用了“仅26人”的说法,但这个比例已经不算低。如果不加干预,那么镉在体内继续积累,可能会有更多的“痛痛病”病例出现。

关于镉的控制标准

《国际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制定的镉每月耐受摄入量为25微克/公斤体重。对于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相当于每天可以承受50微克。而欧盟的标准要严格一些,是2.5微克/公斤体重/周,相当于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可承受约21微克。

中国对大米设定的镉标准是0.2毫克/公斤。如果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镉含量为0.2毫克/公斤的大米每天可以吃250克,即便是常年吃身体也还不至于受到伤害。但如果长期吃的都是镉含量超标的大米,或者镉含量不超标但也比较高,而大米的食用量又很大,那么也可能出现镉中毒。

面对这种“可能的风险”,消费者该如何保护自己

据湖南省对2011-2015年间在其各市县区流通的千余份大米样本的专项监测调查显示,镉平均超标率为24.3%。从研究结果来看,湖南大米的“镉污染”较严重,再加上其他的食物也能吸收一些镉,镉摄入量超标的风险比较大。

其他地区的大米中虽然也不是“绝对安全”,但超标的比例比起湖南明显要低。所以,如果购买的大米不是来自于湖南,那么“中招”的可能性也就要小得多。考虑到镉的危害是基于在体内的积累,所以偶尔遭遇超标的大米,也不至于忧心忡忡。

对于湖南的大米,希望农业部门对于水土的污染状况进行详细的监测。如果种出来的大米总是污染物超标,那么就应该禁止那些稻田进行种植。此外,对于进入市场的大米,加强对污染物的检测,避免超标大米进入食品供应链。

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保护自己:

  1. 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大米,注意其产地信息;
  2. 注意食谱多样化,增加其他主食的量,减少大米的食用量;
  3. 注意营养均衡,日本的统计显示维生素D和钙的缺乏可能会增加对镉的敏感性。也就是说,食谱中充足的维生素D和钙可能有助于增加对镉的耐受能力。

版权声明:本文来自云无心的个人公众号,系腾讯较真平台稿件,未经授权禁止商业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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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敲雨 <![CDATA[为了科学,给蚊子录个音吧!]]> http://songshuhui.net/?p=99113 2017-11-14T08:23:22Z 2017-11-18T08:22:38Z 本文作者:窗敲雨

本文来自窗敲雨的个人公众号“酷炫科学”

蚊子飞行时烦人的嗡嗡声,相信大家都没少听过。可是你想过把这声音录下来吗?

事实上,在一个名叫“Abuzz”的科研项目中,科学家很希望世界各地的群众都能给身边的蚊子录个音,然后发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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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给蚊子录音?这是为了确定蚊子的分布情况,以便更好地预防疾病。

很多蚊子传播的疾病都是全球性的医疗问题,比如说疟疾,或者近年来受到关注的寨卡病毒感染。这些疾病有的还没有很好的疫苗可用,有的还没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从蚊子下手控制疾病就显得非常重要。

而所谓“蚊子”,其实并不是一个物种,能够把疾病传播给人类的就有30种以上。它们有不同的地理分布、迁移和咬人规律。准确的蚊子分布数据能帮助人们了解蚊媒疾病,但是,想要进行大范围的“蚊口普查”,这数据收集起来可不容易,单靠几个研究者的力量实在难以做到。

于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想出了一个发动群众的点子:他们希望普通人都能拿起手机,为他们收集蚊子数据。他们希望人们能够打开手机录音功能,凑近嗡嗡作响的蚊子录上几秒音频,然后连带位置信息一同发到他们的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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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证实,哪怕只是功能基本的手机也可以有效地收集蚊子飞行声音的数据。不同的蚊子物种,它们飞行时的翅膀拍打频率不同,而这种差异可以通过音频分析加以鉴别。人们可以趁蚊子起飞时凑近录音,困在杯子、瓶子里的蚊子也可以进行录音,哪怕只录下一秒声音也是可以的。当这样由“公民科学家”提供的数据积累到足够多时,我们就得到了一幅详细的蚊子地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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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详情可以看他们的网站:https://web.stanford.edu/group/prakash-lab/cgi-bin/mosquitofreq/

现在,只剩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录音的时候怎么样不被蚊子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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