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重大比赛上，我们都会为这样的场景而唏嘘不已：一名颇有天赋的运动员或团队，在本可有很大胜算的重大赛事中却发挥失常，错失冠军的奖杯。在心理学上，人们称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行为为运动员的“阻塞现象（choking）”。这个名称的本意是 “窒息”或“哽咽”，这也是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人的运动能力在胜利在望时也会像激动的人一样因为“哽咽”，而无法自然地发挥出来了。虽然这种现象是人之常情，但却有可能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造成重大的影响。

阻塞现象的存在多半和运动员的水平无关，而是心理上出现了障碍。心理学家仔细对产生阻塞现象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将在关键时刻胜利和失败的个例进行了比较。最终他们找到了罪魁祸首，那就是：想得太多。事情通常是这样的：当人们开始为自己的表现而紧张时，他们会变得更加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小心翼翼不犯错误，但这可能给他们带来致命的影响：篮球运动员可能会因为太注重自己的行为而忘记了球的位置。在这一刻，以往流畅的动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运动员的不知所措。

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西恩•贝洛克（Sian Beilock）教授就致力于解释这一过程。以高尔夫球为例，对初学者来说，高尔夫球的动作是非常有难度的，触球的角度，估算球行进的路线，和感受草皮的粗糙度，都要耗费非常多的努力。在这个阶段，专注于动作和有意识的思考运动的策略是非常有帮助的。贝洛克教授发现，初学者在推杆时的思考越多，他们击球入洞的概率也就越高。通过专注于比赛，注意击球动作的机制，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初学者犯错误的概率。

不过对于富有经验的人来说，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当高尔夫球员已经掌握了击球的所有动作要领，仔细分析击球就是一种浪费时间。因为在此时，大脑已经可以接管整个工作，自动地计算出最佳的击球角度和力度。对于这时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往往甚至都不能讲出自己在动作中到底是怎样做的，心理学家称之为“专家失忆症”。马里兰大学的心理学家布莱德利•海特福德（Bradley Hatfield）就曾考察过专业运动员和初学者在运动中的脑电波，结果发现初学者的脑电波呈现出很多杂乱无章的波动，显示出他们正在进行艰难的思考。而专业运动员的脑电波就格外的平静，这正是源于大脑自动化的思考过程。

贝洛克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她发现有经验的高尔夫球手在被强迫思考每个击球动作时，反而会犯更多的错误。这证实了有经验的运动员完全可以依赖大脑的自动处理过程，就可以接近完美。而过多的思考反而会影响他们多年训练造就的“直觉”。而在最差的情况下，这种干扰带来的错误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得高压下的比赛变得更加压力重重。

不过阻塞现象也并不是无法避免的。两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丹尼尔•格其阿迪（Daniel Gucciardi）和 詹姆士•蒂姆克（James Dimmock）就曾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邀请了20位富有经验的高尔夫球手，把他们分成三组。第一组选手被要求在击杆时想着动作要领，例如“髋部”或“手腕打直”。第二组选手被要求想着一些无关的词汇，例如“蓝色”。第三组选手则被要求思考动作的整体要求，例如“平滑”或“平衡”，而不是动作的具体部分。实验的结果显示，三组运动员的表现有所不同：第一组想着具体动作要领的运动员果然更容易受到比赛压力的影响，表现不尽如人意。而第三组选手却并没有因为思考动作的整体要领而影响发挥，反而都表现出色。

泰格•伍兹（Tiger Woods）的教练汉克•汉尼（Hank Haney）就曾经说，能在大赛中保持清心寡欲什么都不去想才是最难得的事。而泰格伍兹就拥有这样的能力，能在大赛结束前的最后一刻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而“老虎”本人则说，他在比赛时只想着：“这是我不能放弃的事情，我不会放弃任何事，接受自己但要做到最好。”伍兹的想法和格其阿迪实验中的第三组运动员一样，都只思考比赛的整体要领，而不让过于细节的思考打断动作的流畅。所以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说，在比赛的压力来临前想想激励的话，而不要过度思考细节，或许可以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大自然是残酷的。当猎豹冲向正在安静吃草的羚羊，成百上千的羚羊只有自顾自地四散而逃，哪怕刚出生还没站稳的幼仔也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在这样适者生存的环境中，即使是昔日的丛林之王，在无力奔跑的时候也只有饥肠辘辘地等待死亡这唯一的选择。似乎只有人类是个例外，只有人类会向身处苦难之中的同类施舍，只有人类的下一代会回报上一代的养育之恩，也只有人类会为其他同类讨公道。

这些利他行为构成了人类分工合作的基础。在自然界中，除了蚂蚁、蜜蜂和裸鼢鼠这些少数社会性动物，分工合作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跟人类很接近的其他灵长类动物。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类懂得分享分工合作后的成果。我们的祖先不但在捕猎时有所分工，甚至一部分人可以很放心地让另一部分人出去打猎，因为他们知道战利品会被带回来大家分享。而我们的“亲戚”黑猩猩则不同，他们尽管也会群体作战，但是否能够分到一杯羹基本取决于黑猩猩是否参加了捕猎行动，以及分战利品时的战斗力。与其说他们是在分享，不如说是“被分享”。

分享是有条件的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一直是古代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难道真的是因为人天生具有乐于分享的美德吗？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心理学家弗兰斯•维尔（Frans B. M. de Waal）和米歇尔•博格（Michelle L. Berger）在僧帽猴（capuchin）身上同样发现了与合作伙伴分享战利品的行为。

[乐于分享的僧帽猴（capuchin）]

而近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进化人类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凯撒琳娜•哈曼（Katharina Hamann）、迈克尔•托马瑟罗（Michael Tomasello）、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菲利克斯•瓦那肯（Felix Warneken）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动物学家朱利亚•格林伯格（Julia R. Greenberg）联合发表在2011年8月18日《自然》(Nature)杂志上的论文向人们揭示了，人类的分享是有条件的，它与合作分不开。

在他们巧妙的实验中有一组巧妙的装置，只要拉动盒子上的绳子，让板子靠近自己，放在板子上的玩具弹球便唾手可得。儿童一对一对地进入实验室，他们两个之前看过演示，知道必须合作，一起拉绳子才能拉动板子，但在他们拉绳子时，原本一边两个的玩具弹球会有一个滚向另一边。幸运的儿童会得到三个弹球，而另一名儿童只有一个。这时，50％的2岁儿童和75％的3岁儿童愿意分享自己的弹球。但如果不需要拉动绳子，而是一进到实验室便可以看到各自面前放着不同数量的弹球，2岁儿童中就只有四分之一愿意分享了。

因为儿童一进入实验室看到的就是两两分开放置的四个弹球，也许他们就默认应该按照开始的状态分配，所以在最开始的实验中才愿意将自己的所得分给伙伴。为了排除这个原因，研究人员又将四个弹球放在一起作为初始状态重新开始了一轮实验。不出所料，在这种状态下，2岁儿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愿意分享，但仍有3／4的3岁儿童愿意把得到的四个弹球与合作伙伴分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一开始就把四个球放在一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儿童愿意把自己独自获得的战利品分给别人。也就是说，在没有默认每人两个的时候，2岁儿童愿意独吞战利品，而3岁儿童乐于平均分配给同样付出劳动的合作伙伴，而对于没有付出劳动的人，他们都不愿与其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但3岁儿童之所以愿意平均分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合作者，也许还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可以预想到在之后的时间里伙伴会给与相应的回报，或者担心如果自己独吞合作成果以后别人就不愿再和自己合作了。于是在另一轮实验中，研究人员对3岁儿童强调实验只有一次，弹球总共只有四个，他们的测试也表明所有儿童都已经理解这个情况。可是，尽管他们知道分一个给同伴自己就少一个，但仍然有75％的3岁儿童愿意平均分配合作的劳动成果。

而黑猩猩就不会这么崇尚公平。两个黑猩猩同时按动踏板努力获得食物，当看到食物马上就要划入另一只黑猩猩的手中，不走运的黑猩猩常常赶忙踩动踏板，让跷跷板上的食物滚到自己这边，最后不管是谁得到食物，他们都不愿分给自己的合作者。是不是因为黑猩猩不知道该怎样分享呢？研究人员又在装置上加了个机关，一旦黑猩猩要把食物据为己有，食物就会从跷跷板上掉下去，让他们谁也得不到。这时，很多黑猩猩才不得不选择了和伙伴分享。

有人质疑弹球这个玩具太古老，对现在儿童的吸引力太小，他们本来就不想要这些“劳动所得”，当然会大手大脚地分发给别人了。不过，哈曼解释说，弹球对儿童永远有吸引力，最近的研究还证明了这一点。

3岁儿童都懂得要按劳分配而黑猩猩却不懂，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黑猩猩很少会真正合作捕猎，但人类必须学会分享，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以后被选为合作对象。通过这种社会选择机制，儿童才学会了分享。

为何只有人类才会分享？

人类为什么会分享？到目前为止，生物学家并没有在基因上找到答案。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俄斯•费雪贝奇（Urs Fischbacher）曾在《自然》杂志发表的名为《利他的本质》的文章中指出，人类之所以会作出大量其他动物所不会的利他行为，主要是因为人类重视名誉并且懂得互惠。

公平观念已经在人类社会中达成共识，如果谁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人们哪怕自己受到损失也会坚决惩罚不遵守公平规则的人。在德国行为经济学家韦尔纳•古斯（Werner Güth）的经典实验中，A、B两名实验的参与者会得到一笔钱，A提出分成方法，B来选择是否接受。如果接受了A的提议，两人就可以分钱，但如果B不接受，那么谁也拿不到一个子。如果B绝对理性，那么无论A怎样提议，他都应该接受，因为有钱总比没钱好，他需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实际上，只要A分给B的钱少于25％，B就不干了，他宁可自己一无所获也决不接受A的不平等条约。

人类的分享也不全都出于对公平的追求，有时候是由于对别人困难的感同身受。《我们为什么合作》（Why We Cooperate ?）的作者迈克尔•托马瑟罗（Michael Tomasello）认为，人类的分享不光在物质层面，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服务别人和分享信息。

14－18个月的婴儿已经会帮助别人了。他们会帮助手里拿着很多东西的人捡起掉落的物品，但如果手里没有拿别的东西或者故意把东西扔到地上，他们就不会帮忙捡起来了。如果在这之前婴儿就知道这个人遇到了倒霉事，比如刚画好的画被人撕了，他们就会同情地看着他，在之后的实验中对他也格外关照，更愿意帮助他了。

这种行为并不是家长特意教他们的，因为即使在婴儿帮助别人之后给他们奖励，助人行为也不会增加，但如果一段时间以后不给奖励了，他们的助人行为则会减少。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这些婴儿发自内心的助人行为本来是一种内部动机，但被转化为了由外部奖励带来的外部动机，所以当外部动机消失时，他们就不再愿意帮助别人了。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看出婴儿是可以觉察到谁是需要帮助的人，但是黑猩猩则意识不到这一点。托马瑟罗在黑猩猩的笼子里放两根绳子，每根都连着一块放有食物的板子，并且拉动时都需要同样大的力气。唯一不同的是拉动一根绳子只会给自己的笼子添食，而另一根绳子会给自己和隔壁笼子都添食。这种举手之劳还可以惠及邻居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但黑猩猩并不会主动拉给两个笼子都添食物的绳子，他也不会故意不给邻居做好事，拉哪根绳子对于黑猩猩来说完全是随机的。

难道他不知道两根绳子的区别吗？托马瑟罗把黑猩猩的邻居带走，留下空笼子，并把两个笼子连接起来，这样参与实验的黑猩猩就可以自由来往于两个笼子，居住面积一下子翻倍了。这时黑猩猩都会主动拉给两个笼子都添食物的绳子，让自己的食物也翻倍。看来黑猩猩知道拉动两条绳子的区别，只是不知道该给自己的邻居也分享一些。

活在明天的动物

分享在短时间内对自己是一种损失，但从长远看来，分享是一种潜在的收获。人类从来不是活在当下的动物，从我们的祖先颤颤巍巍地抬起前肢试图看得更远的那一刻起，到现在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飞向外太空，今天的困难不算什么，对明天的向往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不过为明天生活的前提是，估计自己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参考文献

• Fehr, E., & Fischbacher, U. (2003). 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 Nature, 425, 785-791.
• Hamann, K., Warneken, F., Greenberg, J. R., & Tomasello, M. (2011). Collaboration encourages equal sharing in children but not in chimpanzees. Nature, 476, 238-331.
• Tomasello, M. (2009). Why We Cooperat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Waal, F. B., & Berger, M. L. (2000). Payment for labour in monkeys. Nature, 404, 563.

（本文已发表于《科学世界》）

有“眼力见儿”是一种美德，总是在不经意间感动人，特别是女人。一张及时塞到手里的面巾纸；一个开车门的细节都有意想不到的加分效果。这种美德如此被高估就是因为它越来越罕见了。

更常见的是另一些纠结：该不该抱怨那个看着自己跑过来却关上电梯门的同事？该不该责备那个第一次发邮件，没有写自我介绍的新同事？其实他们不是自私，只是缺乏经验。

显得不自私、善解人意不是件容易事。每一次我们试图从别人的角度看世界时，都以自己为出发点，经验可以帮我们走得更远，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当他人出现时，“我”就诞生了

刚出生的婴儿只是一个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生命体，他分不清什么是自己，什么是外界，心中还不存在“我”这样一个概念。当我们渐渐感受到他人和自己的不同时，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占有这一两米的空间而已。

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曾说：当我们能够想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时，自我就出现了。当我们进而能够修正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我们所知觉到的他人的期望时，就成了社会人。成熟就是这样一个从自我中心不断社会化的过程。

年龄越小越不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是因为人生来自私，而是因为幼儿的大脑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给一个三岁小孩儿讲故事：梅梅和雷雷一起玩球。雷雷回家吃饭，先把球放在了门后面。在雷雷走的时候，梅梅把球装进了沙发旁的绿盒子里。那么，雷雷回来回到哪找球呢？作为一个六岁以上的人，你很容易就能回答出“到门后面找”，因为雷雷不知道球被转移了。但是三岁孩子会回答“到绿盒子里找”，因为他们体会不到人与人视角的不同，认为自己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

我就在这！你怎么看不见我？

不要以为自己比三岁小孩强多少，成年人也常常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透明的，别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透明感错觉”。你几乎意识不到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种错误，但你很可能经常抱怨：“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怎么这么笨，就是不明白呢！”这时你很可能产生了自我透明感错觉。

别人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理解你，不信试着在心里哼一段经典旋律（比如，《欢乐颂》，至少要保证听者一定会），边在心里哼边用手敲击，你觉得别人有多大可能猜出你哼的是什么歌？

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牛顿的研究发现，敲击者平均认为猜对的概率可以达到50％，而实际上猜对的概率只有3％。人们在敲击节奏时心里不可避免地会哼唱出曲调，甚至会出现复杂的交响和合唱，而听者获得的信息仅仅是简单、无规律的敲击节奏。甚至对于敲击者的一个停顿，听者都很难分辨究竟是停，是拉长音，还是仅仅因为敲击者忘了下面该怎么敲。但是敲击者感受不到听者的这些困难，以为自己能听到的别人一定也能。

还有些人高估了自己在人群中的醒目程度，当你打电话问他在哪时，他从来不借助任何地标，而是把自己当作地标，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看见他：“我就在这啊！”

email ：方便了沟通还是制造了沟通障碍？

我们还常常高估自己的表达能力，很少觉得自己应该对听众的一头雾水负责，都怪他们理解能力差。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宝姿•凯莎（Boaz Keysar）和安妮•瀚利（Anne S. Henly）让参与实验的学生对其他人朗读一段有歧义的话，发现听众并不像这些学生以为的那样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面对面的交流尚且难以完全沟通，email 交流就更容易产生误会。可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以为自己的意思可以通过文字准确表达。在纽约大学斯滕管理学院贾斯汀•克鲁格的研究中，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情况下，其他人能够看出他们邮件中的语气是讽刺还是直叙，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只有56％。

就像敲击音乐一样，我们通常很难意识到别人是看不到表情，听不到语气的，不过克鲁格想办法让实验参与者意识到了自己表达的不足。他让参与者把同样的话制成 email 和录音两个版本，这时参与者客观地正确估计出了别人对自己的理解程度，因为这时他们可以意识到email表达的局限性。

就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你可以想象文盲看到这些字是怎样的感觉吗？有人把这种无法理解他人的现象叫做“知识的诅咒”。我们每多一点知识就会失去一分对没有这个知识的人的理解。小孩子在与外界不停的互动中渐渐意识到了他人的存在，而这才只是个起点。真正的成熟不是能够“横看成岭侧成峰”，而是懂得“远近高低各不同”。

参考资料

(本文已发表于《南都周刊》，发表时有改动）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只狗”。互联网上无数奇人志士辈出，可见到庐山真面目后，很多人的真实样子却往往让心怀期待的粉丝们大跌眼镜：原来那个在网上叱咤风云的大侠只是个戴黑框眼镜的文弱书生（请勿对号入座）；而写一手委婉悱恻小言的“美女”却是一个彪形大汉。在以恋爱征婚为目的的交友网站上，各色男女的面纱就更加深不可测了。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交友网站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果壳心事有必要帮大家擦亮双眼，看清显示器背后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最近，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尼克尔•埃里森（Nicole B. Ellison）等几位媒体研究者在《新媒体学会》上的一篇文章就试图探寻：和真实的自我相比，人们在匿名时的“自我”到底有几分虚、几分实。 研究者从几大在线交友网站上找到了37名参与在线交友的用户，收集了他们在交友网站上的个人档案，并和实际情况做了对比。之后，他们对这些用户展开了有关“不真实”部分的访谈，其中包含了他们如何解释这些不真实的信息，以及他们对偏差性信息的接受程度等等。结果不出所料，大部分人在征友网站上的自我描述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偏差。有趣的是，人们对这些真真假假的信息并不完全反感，对于偏差信息的看法也呈现出有趣的规律：

时间差：不同步的“谎言”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自我”的限定似乎有一个很宽的界限，这个“自我”既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也包括现实和理想的混合体。所以很多人在自我介绍中都打了一个“时间差”：将“自己”过去或者将来的样子放在档案中，其中很多信息与自己当下的状况并不符合。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既呈现一个正面的形象同时又避免说谎。

虽然这有些不妥，但信息的“可变性”决定了这种时间差是否能够被人接受：易变的特性（例如发型）的变化比某些固定的属性（例如年龄或身高）的偏差更容易让人接受。此外，这个偏差的程度大小也会在考虑范围之内。如果你是一个30岁，200斤的胖子，却放上一个自己本科时，130斤的照片，恐怕就要让很多人大呼上当了。

有时候，人们也会冒险“搏一把”，把某些无法预测能否发生的事情写在档案中。比如由于吸烟是一个不太吸引人的特质，很多吸烟者也会说自己不抽烟。当问及理由时，一位受访人就表示，如果自己遇到了梦中情人，就一定会戒烟。不过，谁知道呢。 此外，人们最不喜欢的就是把当下的自我展示出来，譬如一位受访者体重最近有所增加，他就坚持不上传自己最近的照片。

缺少线索：说的比看的美

在缺少线索的线上交友环境中，对于自身的展示许多时候要依赖语言的描述，这就反映出很多人们对自身认识的偏差。譬如 “风流倜傥”这样的词汇，大概就是见仁见智了……而更多的人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倾向选择模棱两可的词汇，例如“体貌适中”。当然，如果有略带正面含义的词汇更好。

你知我知：默认的“潜规则”

在采访过程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对在线交友可能存在信息偏差心知肚明，并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度。比如“曲线美”可能是窈窕有致，也可能是略显丰满。这种没有恶意的小小美化能够被大部分人接受。不过接受程度也会因人而异，一位高个子女性就对高度非常敏感：“我绝不能忍受一个一米六的男人谎称自己有一米八。”

个人档案就像一份“心理契约”，每个人在网上寻觅另一半的时候都会关注这个“契约”能否在未来被履行。所以人们往往会选择能够提高自身魅力，又保持 “契约”可信度的方式来美化自己的档案。而网上缺少的线索也意味着这个 “契约”像所有的合同一样，都有其不完全的特性，于是人们通过模棱两可的词汇让自己更有退路。当然，人们在签订“契约”时也心照不宣地偏差有一定的期望。下次在交友网站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记得想想其中可能存在的时间偏差，线索削减和“潜规则”的影响。祝你好运！

参考文献：

原文已发表于《东方一周》

手机自出世起，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移动手机让人们摆脱了烦人的电话线，能够更加无忧无虑，随时随地地沟通。移动短信又让人们摆脱了言语的尴尬，达到更加“心照不宣”的交流。智能手机的出现更让人们对这个三寸长的小玩意儿爱不释手。

然而，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手机的“温柔陷阱”。

你手机“成瘾”了吗

研究发现，重度的手机成瘾者和通过精神病学诊断手册定义的某些精神疾病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

美国马里兰大学最近的一项有关手机的调查就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手机。手机已不是生活的一个帮手，更让他们沉迷其中。失去手机对于这些人，就好像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

在这项名为“无设备世界（world unplugged）”的研究项目中，马里兰大学的研究者对世界上10个国家，1000名学生进行了24小时的“无媒体”体验，让他们在一天之内不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任何多媒体设备。

经历了这个项目的大部分学生都表示，失去了手机让他们“坐卧难安”。很多人甚至都没能完成整个项目。撇开他们的国籍、文化、生活环境背景等因素，所有的学生都在失去常用媒体后表示出“烦躁，困惑，焦躁，易怒，不安，紧张，焦急，痴迷，沉溺，惊慌，猜忌，生气，孤独，依赖，消沉，神经质，偏执”等情绪。

2006年的一项发表在《成瘾研究和理论》上，由西班牙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杰纳罗（Cristina Jenaro）领导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匿名调查了337名大学生，其中10%属于重度手机使用者。其中，女性的比例还高于男性。

他们还发现，重度的手机上瘾患者的症状和通过精神病学诊断手册定义的某些精神疾病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在重度手机用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些躯体化症状，身体出现莫名的痛苦。很多人的社会能力减弱，正常的社交也变得困难。很多人出现了抑郁和焦虑等症状。这些症状与其他因为药物依赖或是赌博引起的心理症状有重合之处，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很多学生在进行这项研究之前并没有意识到手机等多媒体设备对他们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大部分年轻人只是认为多媒体是让生活更便利的一种方式而已。但大部分人在离开媒体之后的一天之内就表现出很多情绪和生理上的不适。有些人在描述这段经历时使用了一些“沉溺、依赖、抑郁的表述修辞”。

领导这一项目的苏珊·默勒教授认为，这多多少少像是一种心理上的“成瘾”。和药物成瘾、烟酒成瘾类似，失去了手机也让人产生了难受的“戒断反应”。

一名参与项目的英国学生这样描述那24小时的感受：“五个小时之后我那安逸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我的心跳开始提高，焦虑感也上升了。我开始发现自己对除了自己那个小小世界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

很多人把手机描述成自己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一名来自美国的学生就说：“过了一阵我就开始强烈想念我的手机。我会把它放在口袋里，手握住它。仅仅是这样就能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手机“上瘾”的事实也被其他研究证实。意大利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在意大利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拥有多个手机，并且声称自己手机上瘾。另一项英国研究则发现，有36%的大学生声称自己离不开手机。

跨国市场调查公司思纬公司（Synovate）对11个国家8000多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人都会随身携带手机，其中俄罗斯和新加坡的受访者对手机尤为依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离开手机无法生活，其中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人的手机依赖症状最为显著。

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手机比钱包更为重要。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睡觉的时候并不会关机，而是将手机以待机状态放在自己身边。即便他们想要关机，他们还是害怕会因此而错过电话或者信息。

研究者认为，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手机上瘾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方面，人们极度依赖手机中存在的社交网络，要不断利用手机发短信、上Facebook等方式巩固他们的社交圈子。研究发现，在思纬公司的调查中，十分之一的受访者经常性地用手机登录社交网站，例如Facebook、Myspace。

另一方面，青少年也把手机当做必不可少的“炫耀品”，迫于同辈的压力，让他们必须拥有手机。长期的使用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离开手机，虽然这不像酗酒和毒品对人的影响那样恶劣，也因此很容易被人们忽略。如果一个人对手机产生了过分的情感依赖，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正常秩序，并成了不断追逐新款手机的“物质主义者”，就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和其他类型的“上瘾”比起来，手机上瘾的纠正也更加容易些，不过也需要人们有甩开手机生活的毅力才行。著名心理自助博客“灵性之河(spiritual river)”就为手机成瘾的人群开出了几剂良方。

首先要做的是建立清醒的自我认识，意识到手机依赖的问题，并且有决心去纠正不良的使用习惯。其二是减少手机的使用，尽量在非常必要的时候再拿起手机，甚至可以让朋友帮助自己，少发短信或删掉过分浪费时间的手机应用程序。最后，一个明确的限制（例如每天通话/用手机上网的时间）是进行自我监督的好办法。

隔绝“自我”和外界

除了会让人因为过度注意手机而忽视关系，手机也会因为阻碍信息的流畅交流而影响人际关系的融洽

心理学家肯纳斯·乔恩（Kenneth Gergen）把酷爱使用手机的青少年称为“活在气泡里的世代”。他认为，手机和其他多媒体工具像一个气泡把我们包裹起来，让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小小的六英尺屏幕上。

经常使用手机的青少年不但缺乏和周围人的沟通，对父母的要求也更为叛逆。那些捧着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上课的孩子们，多半也都在浏览Facebook而对老师所讲的内容充耳不闻。这一层气泡隔绝了一个“自我”和外界的关联，让人变得更加孤独。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英格兰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谢菲尔德（David Sheffield）的研究结果就显示，百分之七的青少年说自己曾因为手机丢了工作或是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此外，有日本的研究者也发现，使用手机的儿童比不使用手机的儿童的朋友更少。

不仅如此，手机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成人的人际生活。在思纬公司的访问中，接近一半的受访者用手机谈情说爱，五分之一的人通过发短信来安排初次约会，而同时，仍然是五分之一的人用同样的方法来结束他们的恋情。网络语音服务公司Ringcentral对1000名智能手机用户的研究调查显示，有四成的人认为手机在他们的恋爱关系中占有重要作用。美国市场研究公司Retrevo的调查则显示，有百分之七的人在性爱时也会查看手机……看来是时候让手机与亲密关系保持一点距离了。

除了会让人因为过度注意手机而忽视关系，手机也会因为阻碍信息的流畅交流而影响人际关系的融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罗森布兰特（Paul Rosenblatt）发表在《家庭科学综述》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开车时接听电话会影响人们的家庭关系。

当人们在开车时，由于注意力必须分散到开车和电话两边，使得会话产生延迟。这会让电话那头的人认为缺乏专心对话的诚意，或是想要掩饰什么。同时，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还会让人容易忽视对话中的细节，产生更多沟通的误解。

保罗认为，“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会让人对谈话的细节缺乏注意，对危险的境地反应迟钝，不能很好地控制沟通过程，更多的误会会引发冲突、受伤感，最终可能给人际关系带来不可恢复的伤害。”

和面对面的沟通相比，电话沟通也缺少了手势，面部表情和姿势带来的社交线索。他建议，当人们的关系陷入困境时，最好还是采取面对面对话的形式，而不要采用手机通话，特别是驾驶过程中的手机通话，否则可能不但无法挽回关系，还会产生更多的误会。

注意力的“杀手”

手机不仅会分散手机使用者的注意力，也影响了周围的人。而且，手机对话这样的“半对话”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人们对手机的“依赖”不仅会影响亲密关系，也可能成为阻碍我们专注工作的障碍。习惯使用手机的人通常会不断查看手机，登录社交网站，或是被手机上的邮件提醒而分神。

心理学家发现，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长此以往甚至会让人们患上类似“注意力障碍”的心理问题。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就发现，经常处在多任务状态的人在处理工作时的注意力有显著下降，甚至在没有多媒体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他们更难从复杂的信息中提取重要内容，所有的东西都可能让他们分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大大削减了我们思考的能力，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难以深入到复杂的层面。

“多任务”的影响不仅是行为层面的，它还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系统和大脑，降低思维的深度。在一项由加州大学的媒体研究者格鲁瑞亚·马克（Gloria Mark）主持的研究中，同时处理多任务的人虽然工作时间更短，但工作的效果也更差，焦虑感和压力感也更大，这将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思维效率。

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罗索尔·保德雅克（Russell Poldrack）还发现，当人们专心在一件事情上时，新的信息能够很好地存储到大脑和记忆有关的海马区；但当人们进行多任务时，大脑的纹状体而非海马会参与到新信息的处理中，这样的处理方式会显著减慢思考的过程。

手机对注意力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对使用手机的人，甚至对于周围的人也会有不利的影响。试想一下，当你在机场坐下，想要专心读一会书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个人拿出电话开始喋喋不休，你就会发现，自己很难再专心于手上的书本。

最近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文章中，劳伦·安博森（Lauren Emberson）和她的同事就研究了为什么旁人打电话也会让自己分心的问题。他们认为，听到别人打电话有两个属性不同于平时旁边人的对话。

首先，你听到的只是对话中一个人的讲话，他们将之称为“半对话”。换句话说，你只能听到其他人对话中一半的内容，因此很难将对话完整地接收过来。其次，电话中的对话的节奏也与正常的对话不同，人们可能有各种停顿，在听对方讲话时也会有较长的间隔。劳伦和她的同事认为，这样的对话最可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为了继续证明这一点，他们进行了一个实验。他们让被试者进行一项主任务：用鼠标追随屏幕上移动的圆点，或是当学习过的字母出现时按键。同时，他们给被试者播放三种对话的录音：一种是两个人的对话，一种是打电话一方的录音，还有一个人关于两人对话的独白。

他们发现，两人对话或是一个人的独白都不会影响被试者的作业成绩，而只有收听“半对话”的人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在安静的公共场合打电话不仅是噪音的问题，在注意力层面也可能有“扰民”的倾向。

手机致癌之辩

“手机致癌”之说起源于1993年，但1990到2002年的12年期间，手机用户从400万增加到了1.35亿，手机的使用并没有明显增加癌症的发生几率

传闻手机的另一大隐患——手机的辐射会导致脑癌的发生几率大大提高。1993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卫·雷纳德将手机生产商NEC和运营商GTE Mobilnet告上法庭，原因是手机辐射导致他妻子的脑部肿瘤。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大卫称他妻子脑部的肿瘤形状呈一条状，和手机的形状“一模一样”，位置也不差分毫。虽然法庭因证据不足而驳回了大卫的起诉，但从此便有了“手机致癌”一说。

事件过去了十余年，现代手机的用户已经超过几十亿，“手机致癌”之说到底能否站得住脚呢？

科学家们首先从流行病学角度分析，在手机逐步盛行的十年内，癌症的发生几率是否增高？1990到2002年的12年期间，手机用户从400万增加到了1.35亿，而年龄校正后的脑癌总发病率仍然保持平稳。

从群体角度看，手机的使用并没有明显增加癌症的发生几率。当然，这有可能是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其他环境的因素造成的。

为了更好地揭示手机和癌症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到了两组不同的实验对象：患脑癌的人和健康人群，比较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在2010年，一个叫做Interphone的研究项目就收集了500名脑癌患者和非脑癌患者的数据。

但是，他们也同样没有得出手机使用和脑瘤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还发现高频率使用手机的人患脑癌的几率下降。但是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由于缺乏严格的实验控制，我们很难得到准确的因果关系。例如使用手机较多的人可能是工作繁忙，精力充沛而更健康的人，从而降低他们的脑癌风险，而并非由于他们使用手机较多的原因。

此外，这项研究采取了被试者自我报告的方式。由于我们的记忆存在偏差，自我报告的真实性很容易受到质疑。譬如有人就报告自己每天使用手机超过12个小时，明显不合情理。而和使用手机日志记录的时间相比，人们口头报告的结果也显示出更大的误差。

为了消除记忆的混淆因素，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完全不使用手机的人作为对照，或是获得人们的通话记录。但这两者都因为现实和隐私的因素而不能在研究中很好地实现。

为了更好地考察手机到底能否致癌，最直接的方法是走进实验室，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比较。生物学家将小白鼠放置在与手机辐射类似的非电离辐射中。但没有发现类似手机的辐射会加剧小白鼠的乳腺癌几率。另一项实验则先使用化学致癌物诱导癌症发生，之后将一组小白鼠暴露在手机辐射中，也没有发现手机会明显地引发更多的脑瘤。

如果手机在短期内没有对癌症有显著的影响，它会不会可能在我们的身体内部产生更加慢性的危害呢？为了考察这一可能性，科学家们采用了DNA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手机对我们身体中最基本物质可能产生突变的影响。

2005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科学家们回顾了1700篇有关手机辐射和细胞DNA突变关系的文章，但有三分之二的文章否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在以往对致癌物质对DNA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有些致癌物质不会破坏DNA结构，但也可能以促发癌细胞生长或修改基因的方式加剧癌症的恶化。

那么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小心手机带来的癌症风险？5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过度使用行动电话导致脑癌的证据非常薄弱，但不是“零”。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手机等电磁场辐射和农药，咖啡等一并被纳入“可能致癌”的名单中。这个名单根据危险等级高低被分为“致癌的”，“可能致癌的”，“潜在致癌的”和“无法分类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官方对手机致癌的定论呢？可能还不能完全下这个论断，因为所有的研究尚未指向一个确凿的结果。我们要做的，可能是要稍微注意手机的使用，但也不必过于恐慌而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

《生活大爆炸》中，即使Penny已经和Leonard分手许久，可回想起他们曾经上过床，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有一天Penny竟和Raj一起醒来，我们才意识到，其实当初Penny和Leonard在一起也不算什么，他们之间的爱情，可能只是因为住得近而已。

是的，爱情也许并不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也不像相亲节目那样表现为一场外貌、财产和才艺的较量。有时候，两个人走到一起只是因为距离比较近。

相近，所以相亲

心理距离常常被物理距离所牵制，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同桌的你”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同样长时间的教室另一个角落或者哪怕只相隔几排的同学，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马里兰大学心理系的马蒂·瑟高（Mady W. Segal）教授发现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人们和自己附近的人成为朋友的概率比远距离的人的确大很多。

和隔壁成为朋友的概率为41%，隔一个房间为22%，隔两个房间16%，三个房间10%，这是心理学家费斯汀格等人对麻省理工学院（MIT）宿舍调查的结果。这个由己及人逐渐递减的“心理地形图”伴随着我们从校园一路来到办公室。

回忆一下自己的朋友们，他们是同学、同事、同乡……没有这些物理上的“同”你们还会成为朋友吗？又有多少朋友因为空间距离的拉大，而逐渐疏远？只要住在隔壁，哪怕你们一个喜欢向左走一个喜欢……坐电梯，都更可能相遇。

缘分，不过距离

中国人喜欢把这种“巧合”叫做“缘分”，认为它可遇不可求。可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德国莱比锡大学米加·巴克（Mitja D. Back） 教授等人偏要 DIY 出一些缘分来。

他们让刚入学的新生按照惯例一排排轮流进行自我介绍，其实巴克已经将这些新生随机排列并记录下了所有人的位置。正是这一次完全随机的排列影响新生们在自我介绍之后对彼此喜爱程度的评分——相邻的人彼此打分更高——甚至他们大学期间的友谊。这个随机产生的好感似乎占据了同学们的心，以至于难以接纳他人，因为一年之后，这些相邻或并排的同学之间的友谊仍然比和其他人更深厚。

“人以群分”固然在理，但有时人们不是因为相似所以在一起，而是因为距离近所以互相模仿，所谓“近X者X”。瑟高对美国44个州警校学员间友谊的研究也发现，人们彼此间的相似性对友谊的作用还没有物理距离的影响强烈。

便利，也是爱情

回到那个令人纠结的爱情故事，即使Leonard跟Penny像是来自两个星球，但至少 Leonard 可以随叫随到，搬个床垫，借个浴室更是不在话下。Raj虽然没住对门，但也算经常在Penny眼前出现，曝光度高，赢得了好感。再加上“懂得倾听”的美德，能让Penny一时脑热也不足为奇了。

感情虽然不能以物质来衡量，但是每个人都会在心里悄悄计算付出和回报。距离是有成本的，比起“想象的空间”这么单一的回报，时间、沟通等等成本是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的。动物园里，住在一起的白琵鹭和白鹮都能培养出感情，更别说人类，古有大明湖畔夏雨荷，今有知青下乡欠孽债，是爱情还是便利，谁说得清。

警告： 物理距离接近，可以增强正面感情，也可以增强负面感情。请谨慎使用。

补充案例

MV中斯威夫特扮演的邻家女孩儿能够成功从美女手中锹到男主角，物理距离的优势是不可忽视的。她能陪着他，倾听他的心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给予及时的回应。

参考文献

• Back, M. D., Schumkle, S. C., & Egloff, B. (2008). Becoming Friends by Chance.Psychological Science, 19(5), 437.
• Festinger, L. Schachter, S. and Back, K. W. (1950)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A Study of Human Factors in Housing, New York: Harper
• Latané, B., Liu, J. H., Nowak, A., Bonevento, M., & Zheng, L. (1995). Distance Matters: Physical Space and Social Impact. Pers Soc Psychol Bull,21(8), 795-805.
• Segal, M. W. (1974). Alphabet and attraction: An unobtrusive measure of the effect of propinquity in a field sett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5), 654-657.
• 布雷姆, 劳伦., 米勒, 罗兰., 伯尔曼, 丹尼尔., & 坎贝尔, 苏珊. (2005). 吸引. 亲密关系 (pp. 64-65).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文已发表于 果壳网 心事鉴定组 《在一起，因为爱情还是出于便利？》、广州《风尚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