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中有“补”的深厚传统，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钱来关注健康。于是，“保健品”成了一个兴盛的行业。本土产品层出不穷的弄虚作假，加上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推崇，“进口保健品”备受追逐。虽然价格不菲，但其市场依然强劲。外来的和尚，真的更会念经吗？

希望通过“补”来获得健康的想法，并非中国人才有。美国的保健品行业从1940年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是，中国的“保健品”，本身就蕴含了“具有保健功效”的含义。而在美国，通常用的是更为中性的说法——“膳食补充剂”，或者“营养补充剂”。顾名思义，它只是对常规饮食中可能缺乏的营养进行“补充”。

美国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药品和食品进行着非常严格的管理。不管是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经过FDA审批的产品可靠性都相当高。于是，很多人也就认为，在美国销售的保健品也同样靠谱。甚至有很多国内的保健品企业，以“通过美国FDA认证，上市美国”作为推销噱头。

实际上，美国FDA并不“认证”保健品，其上市并不需要经过FDA的审批。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有效，都是厂家自己说的。FDA只是不允许做任何“疗效宣传”，强制要求在包装上注明“本产品不用于治疗、预防、处理、防治任何疾病”。如果违反了，FDA就可以发出警告，拒不改正的会被起诉。但宣称产品对身体的某一机能有所帮助却是可以的，叫做“功能宣称”。比如说，“治疗骨质疏松”是“疗效”，不被允许；但是如果说“有助于骨骼健康”，就是“功能宣称”，厂家认为有证据支持就可以使用。很多时候，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存在着灰色地带。许多保健品产销者和FDA，也就经常在这些字句上纠缠。此外，还必须声明所说的功能宣称“未经FDA审查批准”。

也就是说，美国的保健品并不保证有效，也不保证安全。只要不吃出明显问题，或者涉嫌加入违禁成分，FDA实际上并不过问。

这种管理方式造就了美国保健品市场的特色。一方面，这个市场欣欣向荣。据估计，2009年的销售额可能接近270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市场上的保健品没有那么多忽悠。实际上，美国人消费最多的保健品是维生素和矿物质，2009年的销售额估计在110亿美元以上。即使是这些卖得最好的产品，也并不是以中国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各种虚假广告来支撑的。

美国的保健品也并不贵。相对于美国人的收入水平而言，甚至可以算是微不足道。比如一瓶鱼油，或者一瓶维生素，通常也就跟中餐馆里一道菜差不多。

之所以美国市场上的保健品基本上见不到中国市场上那种“好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广告，根本上是因为FDA行使他们那点微弱的监管能力。另一方面，各个权威专业机构，也会对各种保健品提供客观全面的意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还有一个“膳食补充剂办公室（ODS）”，会对各种保健品进行详细的介绍，包括那些功能具有什么样的科学证据，有多可靠等等。这样，如果厂家胡乱吹嘘，也很容易被消费者揭穿。

保健品并非都是“骗子”。象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抗氧化剂等等类型的“膳食补充剂”，的确是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它们的意义在于：如果你不能做到饮食全面均衡，以至于缺乏某些微量营养成分，那么“补充”这些东西确实有助健康。不过消费者还需要记住两点：一是所有的这些成分，都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得到；二是，额外补充这些东西以获得额外“保健功能”的说法很少有科学证据支持。

如果只从法律文本来说，中国的保健品管理更加严格。哪怕是同一种保健品，中国也要求每个厂家进行申请，通过主管部门（SFDA）的审批才可以上市。理论上说，不管是有效性、安全性，还是功能宣称，都受到明确的监管。只不过现实是，这一套体系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从而造成了中国保健品市场是忽悠坑爹的天下。

在美国的管理体系下，保健品的有效性、安全性、“有效成分”含量等等，都取决于厂家。很多厂家为了让消费者体验到“有效”，会在其中加入药物成分。处于安全的考虑，这是不允许的。但是FDA未必有那么多精力去一一检测，就象开车超速，警察可以开罚单，也经常开罚单，但是能够抓住的毕竟是少数。敢于捣鬼的厂家，也就前仆后继。尤其是在减肥与催情保健品领域，更是隔一段时间就曝光一些。

（已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略有删减）

在二甘醇悲剧催生的新药申请流程中，厂家必须向FDA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如果FDA在确定的时间范围内提不出质疑，就必须通过。对于有效性则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二战之后，美国出现了大量的特效新药，比如胰岛素和各种抗生素。同时，各种神吹胡侃的“神效”也充斥人们的生活。参议员基福弗对此感到不满，他在1960年提出了一项议案，主要内容包括：控制药价、强制制药公司在新药上市三年后与竞争者分享专利（会收取一部分专利费）、以及要求证明药物的“有效和安全”等。

虽然这个议案得到了当政的的肯尼迪总统的赞扬，但还是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不出意外的话，通过的希望很渺茫。

然而意外真的就来了。1957年，德国一家公司推出了一种叫做“反应停”的药物。它能有效缓解早孕反应，随后的几年中在四十多个国家得到了批准。1960年，FDA也收到了在美国上市的申请。

当时FDA负责药物审查的弗朗西斯·凯尔西对反应停是否会危害神经系统有些疑虑，也就拖着迟迟没有批准。到1961年，世界各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海豹儿”，而罪魁祸首正是反应停。原来，它会影响胎儿发育。

其实凯尔西的质疑与此无关。如果不是这起悲剧，她可能因为大量的准妈妈们望着有效的药物不能用而被批评为“官僚作风”。然而，她的拖延歪打正着避免了美国陷入反应停悲剧。于是，她和FDA就都成了英雄。

正如二甘醇悲剧促进了新药申请流程的通过一样，海豹儿悲剧让FDA获得了空前的威望。基福弗的议案在删除了控制药价和分享专利的部分之后，要求药物“安全而且有效”的《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很快获得了通过。

根据这个法案，制药厂家必须向FDA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安全和有效”，被批准之后才能上市。而“有效性”的证据必须是“充分而且设计良好的研究”。对于制药过程也要进行监管，药物包装上还必须注明副作用。

实际上，《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的通过是一段阴错阳差的历史。反应停的悲剧来源于药物的安全性不充分，而安全性已经是当时的新药申请流程的要求。这个修正案的主要诉求是“有效性”，而反应停的有效性却是明显的。

无论如何，历史和民众往往只认结果而不管过程。这个修正案对于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新法案之下，证明“药物有效与安全”的责任在制药公司。FDA不再象以前那样，在一定时期内拿不出反对意见就得通过。

后来还实行了“四期临床”——即新药上市之后继续跟踪其安全性，如果副作用带来的风险超过了疗效带来的好处，还是会被退市。这样，经过FDA批准 的新药，不安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被“充分而且设计良好的研究”所证明的有效性，也远比之前的个案或者医生病人的主观感觉要可靠。“吃不死人”而骗钱的药物，不再容易获得生存的空间。

不过，这个法案也使得新药开发周期大大延长，新药的开发成本明显增加。一个新药的开发上市，经常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上市药物的可靠性增加了，但是病人和医生的选择都减少了。 此外，许多“可能救人”的新药也迟迟无法得到应用。

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只是做了一个选择。至于这个选择是不是最好，各界人士依然争论不休。

美国在1906年就开始了对药品进行管理，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管理只限于“掺假与虚假标注”——也就是说，如实说明成分就不算违法。至于药物是否真的有用，是否安全，完全取决于生产者。1930年，FDA正式成立。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的管理远远不够，但是一直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力。

1937年，有一家公司生产一种抗链球菌很有效的磺胺药物。在其片剂和粉末剂型获得了成功应用之后，市场上有出现了液体剂型的需求。该公司的药剂师很快找到了方案——把磺胺溶于二甘醇中，获得了方便而且美味的“磺胺酏剂”。当年9月，这种新药投放市场。10月11日，美国医学协会（AMA）收到报告，怀疑这种磺胺导致了死亡。AMA立即进行检测，发现是作为作为溶剂的二甘醇有毒。

AMA随即发布了警告。10月14日，一位纽约医生通知FDA有8名儿童和1名成人死亡。FDA调查发现，9位死者均服用了这种磺胺酏剂。他们立即广泛发布公告，并开始追回上市的该药物。同时，该医药公司也已经发现了问题，开始采取行动。在FDA的要求下，追回这种药物的行动大大加强。在这一领域的FDA工作人员几乎全数出动，会同制药公司的人员，详细检查销售纪录，追寻购买者，查找每一瓶药的下落。

这一工作进行得极为细致。比如追查到一位女士，她说已经把购买的那瓶“破坏”了。调查人员继续追问“破坏”的方式是什么，倒进下水道还是埋到了土里？她说是扔到了窗外的路上，调查人员就就去路上找回了那瓶药，发现仍未开封，而该药的覆盆子口味完全可能吸引儿童误食。一名3岁幼童获得该药后搬家去了另一个地方，医生推迟了婚礼去追寻。而一家药店宣称购进的1加仑只卖出了6盎司，而服用者无恙。调查员发现追回的容器中少了12盎司，接着追下去，发现是卖给了另外两位顾客，并且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在这种警察办大案式的努力之下，该公司生产的240加仑（1加仑约等于3.8升）磺胺酏剂，追回的量超过了234加仑。但就这不到6加仑的药物，造成了107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儿童。

实际上，发现二甘醇的毒性并不难——简单的动物实验即可发现，甚至查阅当时的科学文献就能找到二甘醇损害肾脏的报道。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对于该公司的指控仅仅只能是：使用“酏剂”这一名称，意味着含有酒精，而实际上二甘醇并不是酒精。而对于缺乏安全检测造成的死亡，生产厂家并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这一事件对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虽然开发这个磺胺酏剂的药剂师选择了自杀以谢天下，但是保证安全，毕竟还是要从制度上着手。1938年，当政的罗斯福总统签署了《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案》。

这个法案赋予了FDA更多的监管权力。最重要的是，它开始了影响深远的“新药申请”流程（简称NDA）。按照这一流程，任何新药必须要经过FDA批准才能上市。为了获得批准，生产者必须向FDA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使得审查员可以判断：这种药物是不是安全、有效？用药的收益是否大过了风险？厂家起草的标注是不是恰当？以及厂家的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方案是否能够充分保证药品的质量。

禁还是不禁：政府、商业与科学的角力

本系列相关文章参见《糖精百年系列》

糖精是最早使用的“非天然”食物成分。随着它的应用逐渐广泛，人们对其是否安全的担心也逐渐增加。

在卖糖精之前，法赫伯格进行了一些“安全测试”。

传说中的测试之一，是法赫伯格自己一次性吃下10克糖精。糖精的甜度是蔗糖的300～500倍，10克糖精产生的甜度相当于几公斤蔗糖。面对“不知道是否有害”的糖精，法赫伯格充分显示了一个商人的冒险特质。在吃下这么多糖精24小时之后，他没有感到异常，于是认定糖精是安全的。

传说中的测试之二：他让志愿者吃下糖精，几个小时中收集他们的尿液，发现糖精基本上被排出了。于是他认为：糖精不会有害。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样的实验并没有什么说服力。首先样本数有限，其次只能检验非常急性剧烈的毒性。对于长期、缓慢、轻微的毒害，是无能为力的。

不过，在当时的科学发展程度下，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识也就止于这种程度。当时的美国社会，食品生产乱象丛生，各种掺假伪劣以及乱七八糟的添加物层出不穷。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负责人哈维·威利（Harvey Wiley）曾经组织了一个试毒小组来检验当时用在食品中的“化学试剂”的安全性。他的方法并不比法赫伯格的更加“科学”：让12个志愿者吃下被测试的物质，逐渐增加剂量，直到有人出现严重反应为止。

哈维·威利的“试毒实验”争议很大，不过它足以引起公众的瞩目和政府的重视。1906年，国会通过了《药品与食品法案》，美国政府开始对食品安全进行管理，当时负责实施这一法案的农业部化学局后来发展成了独立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威利则被后人称为“FDA之父”。

威利自己是一个糖化学专家。对于糖精，他一直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来自于煤焦油的物质不具有任何营养价值，而且会危害健康。虽然这一观点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不过比较符合大众心理，在100多年后的中国依然流行。所以，他实施管理法案最早的目标中就有禁用糖精。

不过，当时他领导的部门并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寄望于取得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但是罗斯福自己是一个糖精消费者。对于他来说，天天吃糖精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此外，当时的一位众议员詹姆斯·谢尔曼（James Sherman），代表糖精生产者极力反对威利的计划。这位议员很有政治影响力，几年之后成了美国的副总统。在跟罗斯福的讨论中，他声称所代表的公司在前一年通过使用糖精节省了4000美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不等罗斯福点名，威利就反驳说，“任何吃那种甜玉米的人都被欺骗了，他认为自己在吃糖，而实际上吃的是煤焦油的产物——完全没有营养价值却对健康非常有害”。在和威利的激烈争吵中，罗斯福说，“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白痴”。于是，讨论不欢而散。

不过，不管是罗斯福、谢尔曼还是威利，都清楚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支持。尤其是罗斯福，第二天指定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来重新考虑此前对食品添加剂的政策。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伊拉·莱姆森——正是那位被法赫伯格“黑”了糖精发明权的化学家。而最先评估的，就是糖精和苯甲酸盐。

法赫伯格已经靠糖精发了财，而莱姆森却连糖精专利的署名权都没有得到，对于法赫伯格是深恶痛绝的。不过，他并没有“公报私仇”，作为科学家坚持了专业精神，给出了“少量食用不会有害健康”的结论。这个代表科学界的声音对于威利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甚至是威利的官场生涯走下坡路的开始。

1906年的《药品与食品法案》可以说是罗斯福与威利合作的结晶，但是罗斯福并不喜欢威利的性格和专业能力。罗斯福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下一任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更不喜欢他。威利的政治生涯更加艰难，随着几次有争议的决策以及他领导的部门出现了财政上的丑闻，威利黯然地离开了他奋斗多年的政府部门。虽然不久之后塔夫脱总统还了他清白，不过覆水依然难收。哈维·威利，作为政府官员的职业永远终结了。

言归正传，在莱姆森的专家组做出“少量食用糖精不会有害”的结论之后，威利“以退为进”，还是扳回了一局——他提出：由于糖精在各种食品中广泛使用，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很可能会超过莱姆森所说的“少量”。根据这一理由，他提出了一项新的方案：在食品中加入糖精是“掺假”行为，将不被允许。工业界的律师们开始反击，而管理部门一度动摇。不过，这一规定最后还是通过并实施了。糖精，从此只能直接卖给消费者，而不能充当食品中的“糖替代品”。

不过，管理部门也同时承认，“糖精有害”的证据很微弱，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是糖具有营养价值而糖精没有。始料未及的是，这一说明反倒大大促进了糖精的流行——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追求“低热饮食”，而没有“营养价值”的糖精正好满足人们的需求。

用色素来给食物染色不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创造——在中国，早就有用蔬菜汁来染色鸡蛋羹的做法。不过，合成色素的应用，确实是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结果。跟其他现代食品工业的技术和成分一样，合成食品色素自从诞生那天就充满了争议。

许多人认为食品色素仅仅是改变颜色，只有“悦目”的作用，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吃饭，“好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食物的颜色，会改变人们的味觉体验。现代食品技术中，有一个领域是研究食物的各种性质如何影响人们对食物的感受。成分和加工过程完全相同的食物，仅仅是所采用的颜色不同，就会导致人们对它的评价显著不同。此外，现代社会追求商品的标准化。对于食品来说，原料的不同会导致成品的颜色略有不同。如果是家庭自制或者餐馆现做的食品，这样的不同也不会有大问题。而在加工食品中，就难以让人接受——同种食物昨天买的跟今天买的肉眼就能看出不同，多数消费者难免怀疑产品的质量。

如此一来，用食品色素来增加食物的吸引力、实现食品的标准化也就成了常规的操作。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用蔬菜汁来染色那样的“传统智慧”难堪大用，即使是提纯的“天然色素”用起来也有不少困难。首先，天然色素制取成本高，自然也就价格不菲。其次，天然色素往往不够稳定，在食品的加工和保存过程中容易褪色。

在成本和稳定性上，合成色素显然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跟任何“非天然”的食品成分一样，这些从石油产品制造而来的东西，在安全性上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美国，合成色素的管理比其他的食品添加剂更加严格。目前，美国只有9种合成色素可以用在食品中，其中还有一种只能用在水果皮上。好在不同的颜色可以通过几种基本的颜色调和出来，所以这几种色素也就够用了。这些色素的安全标准的制定，是通过喂给动物不同的量，找出没有任何异常的最大剂量，把这个剂量的1%作为人体的安全上限。然后根据这个安全上限，以及人们每天可能摄入某种食物的最大量，来确定该种食物中允许使用的最大量。

一般而言，这样制定的安全标准还是相当谨慎的。不过，人跟动物毕竟不同，不确定性依然可能存在。1970年代，有一位儿科医生宣称儿童的行为与食品色素的摄入有关。美国FDA审查了当时的科学文献，认为合成色素可能对某些儿童有不良影响，但是证据不充分，FDA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对合成色素做出进一步决定。

此后，关于“合成色素导致儿童多动症”的观点此起彼伏，美国的学术和管理部门也做过一些审查，结论依然是没有证据支持。直到2007年，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研究并引起广泛关注。研究者认为这项研究显示，几种合成色素与苯甲酸钠的组合在一些情况下会导致小朋友们注意力下降及多动。但欧洲食品安全委员会（EFSA）于来年3月发表了对这项研究的审查结论。他们认为这项研究只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证据来说明这些添加剂对于儿童的活动与注意力有微弱影响，而这一微弱的影响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并不清楚。加上这项研究在其他方面的缺陷，EFSA专家组的结论是它不足以成为改变这些合成色素和苯甲酸钠安全标准的理由。

2009年，EFSA调低了南安普敦研究中所涉及的六种色素中三种的安全上限，但他们特别指出，这个调低跟该项研究的结论无关。然而，去年7月，EFSA要求含有那六种色素中任何一种的食品，都要在包装上加上一条警告信息，说可能会对儿童的活动与注意力有不良影响。

当科学研究仍在与证据“纠缠”时，美国的一个消费者权益组织CSPI于2008年提请FDA禁止能够加到食品中的那8种合成色素，并提请在FDA做出最后的禁用决定之前，要求使用者加上类似欧洲的那条警告标注。然而，FDA拒绝了这一要求，申明按照美国的现行法律，FDA无权仅仅因为消费者的“民意”来做决策。是否禁用或警告信息，必须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

可以说，在如何管理合成食品色素的问题上，科学证据和消费者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在欧洲，消费者的“民意”占了上风；而在美国，主管部门认为科学证据比“民意”更重要。

实际上，合成色素的安全性，色素中可能的杂质可能比色素本身更加重要。在美国，色素的安全审批是每批进行的。也就是说，生产厂家每生产一批产品，都要把样品送去检测，合格了才能够被FDA批准销售。而FDA的批准，是针对那一批产品，而不是该厂家生产的那种色素，更不是那种色素本身。

在中国，南安普敦研究所用的那几种色素是允许使用的。美国对于人们的合成色素摄入量进行过评估，结论是美国人平均摄入量远远低于安全上限。即使是摄入量达到全民平均值的10倍，也还是大大低于安全上限。考虑到中国人群中食用加工食品的量大大少于美国，可能摄入量距离超标也还比较远。但是，色素的生产是否严格执行了生产规范、最终产品是否合格，是中国的食品色素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考虑到孩子们需要比成人更高的安全系数，对于儿童食品采取更加保守、更加谨慎的态度是应该的。给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享受“本色食品”，减少对加工食品的依赖，尤其是抵御各种零食的诱惑，是父母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微波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应用获得了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DA)的第二次批准。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的科学家唐居明(音译, Juming Tang)领导的小组开发出了一种新的以微波技术为基础的食物保存方法。最近，这个技术获得了FDA的第二次批准，而它商业化进程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动力。这个技术主要用来保存所谓“非均质”食物，在这里具体是指用酱汁浸泡的鲑鱼肉片。

第二次批准通过的时间是去年12月份。主要参照的是FDA 2009年10月对"均质食品"保存技术的批准，当时针对的是土豆泥产品。

唐居明说：“第一次的批准使我们研究工作的科学和工程学的前提得以合法化。而第二次批准则使处理更复杂的食物形态的技术得以进行。而这个技术是整个项目商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居明和他的小组从事的研究能够使目前的食物保存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延长产品的货架保存期限(保质期)以及提升事物的品质和营养。该小组的微波杀菌技术将包装好的食物浸润在加压的热水中。当对其使用915MHz的微波时，食物能够一同被加热。这个频率比通常家用微波炉使用的2450MHz微波能够更好的穿透食物。这个技术能够在5到8分钟内消灭食物中的细菌和使食物腐败的微生物。和传统的预处理的即食食品相比起来，这种技术能够提供即安全又有极高品质的食品。

来源：美国食品科学学会2月11日报道

一个人的黎明 编译，云无心 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