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见到陆老师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场会议，可以看出他仍处在会议的兴奋之中。陆老师语速很快，说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时眉宇之间散发出满满的自信和期待。一个拥有众多头衔，领导了30人的大实验室的科学家就这样在眼前鲜活了起来。他说，我很幸运，可以做我真正热爱的事情。

陆艺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1992年获得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UIUC）全职教授。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特殊创造力奖 （Special Creativity Award）, 美国科学进步协会Fellow奖 (AAAS Fellow)，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教授(HHMI Professor)奖等。陆教授发表过大约180 篇科研论文，包括英囯《自然》杂志, 美国 PNAS, JACS杂志等, 同时也获得了多项教学荣誉，美国《科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他在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方面的大胆尝试。他还是十几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科技公司（www.ANDalyze.com）的创始人。
个人网页:http://montypython.scs.uiuc.edu/LuCV/LuCV.php

有关科研

陈筱歪（以下简称C）: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的研究？

陆艺（以下简称L）: 我做的是生物和化学的交叉学科。目前研究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生物催化，一个是生物传感器。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能源紧张给未来的工业和生活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如果能够取代传统的化学能源，利用生物能源产能，不但能够更加清洁，而且更加高效。生物质转换就是希望利用大自然中最丰富，广泛存在的物质，比如水，氧气，太阳能等，将他们转化为可以储存和利用的能量。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实现的一步就是催化。其实大自然中的生物是生物催化掌握最好的，比如绿色植物，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可以储存的糖类，细菌能够将化学能转化为自身新陈代谢所需的能量。但是我们人类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些生物能源，我们研究的就是如何用新的方法叫生物合成化学(biosynthetic chemistry)模拟这些生物催化过程。比如，生物燃料电池（Fuel cell）可以利用燃料的化学能量，比如氢气和氧气，持续而且高效的转化为电能。这个过程仅仅产生水和电能，所以不会给环境带来污染。虽然普通的化学催化也可以达到把氢气和氧气转化为水，可是这一过程非常慢，效率很低。而生物催化的速度就快很多。但是缺点是，生物催化很贵，而且稳定性不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将化学催化和生物催化结合起来，达到互补。

C：那么这项技术目前已经达到可以应用的水平了吗？

L：目前这个领域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新研究领域，还没有达到在工业上的应用的地步。刚刚发展了大概十几年，还在基础机理研究阶段。生物合成化学也是化学生物领域最近比较热的方向。（采访者注：这项技术是利用人工模拟生物的一些物质，比如能够和细胞特定性结合的多肽片段，来让机体产生特定的反应。）

C：您提到您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叫生物传感器，这个又是研究什么的呢？

L：我研究的生物传感器是结合了传感（Sensing）-成像（imaging）-药物投递（drug delivery）的一个系统。有很多领域需要这样的技术，这也是理解自然的一部分。比如研究一些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我们会首先研发传感器 （sensor）用在环境或食品探测到这些毒素是否存在，或者在哪里存在，然后用成像（imaging）的方法研究重金属如何在人体里产生毒性的，也就是毒理机理，最后特定性的将一些能够去除这些毒素的药物，比如重金属元素的螯合剂，靶定的导向特定的位点（targeted drug delivery）。因为虽然制药公司花费大笔的研究经费，经过了很多次的临床检测，得到了一些有用的药物，但很多时候这些药物也是有各种副作用的。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这些药物特定性的指向某些癌变细胞，而不是针对正常细胞。这样就需要能够特定性药物释放的技术，比如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和体内毒素不同的量，来有选择的释放药物（budget release）到靶标组织。DNA适体（DNA Aptamer）就是其中的一种。它可以特定性的结合到某种细胞分子上，从而将药物导向特定细胞释放。

另外一项生物感应器的应用就是有关环境检测。现在政府和个人也都越来越关注环境污染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关注释放到环境中的毒素含量。我们研究的生物感应器可以现场的（onsite）感知环境中毒素的含量，比如一杯水中重金属含量等，或者油漆中的挥发性化学物质含量。这些即时的环境检测数字可以帮助政府更好的治理污染，也可以帮助个人提高生活水平。现在这项技术已经申请专利，由一个公司来推广，我也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更多的方面。

有关科学职业

C: 我知道您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是什么机缘使您决定继续出国读书的呢？

L: 我毕业的时候是86年，那一年正好是中美的一个合作项目(CGP) 的最后一年。当时，25年前，国内和国外的差距是很大的，不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科研条件，在那个时候，出国学习应该不论怎么比较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而现在时代不同了，国内外的差距已经没有那么显著了，论生活条件，在国内大城市还会更舒适一些，所以我经常给我的研究生说，如果你们来美国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或者混个文凭，那么你会很失望。我希望你们是因为真正喜欢自己做的研究而留学在美国。

C：您的博士课题是研究的什么方向？博士导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L：我大学是化学专业的，所以我的博士课题还是继续了我之前的专业，但是我个人对于交叉学科和偏应用性的研究很感兴趣，于是博士是跟随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Dr. Joan S. Valentine。我刚加入这个研究小组的时候，他们也是刚刚开始化学生物的交叉学科研究，大概只有1,2年，所有事情都还在摸索阶段。我的导师是一个nice的人，他基本上是放手式的管理，加上是做新的方向，大家都没有太多经验，于是头几年也没有发什么paper。

C：那对于这么新的课题您肯定经历了很多困难，有没有觉得灰心做不下去的时候？

L：（笑）确实有。我刚开始做课题的时候，要从建立mutagenesis（突变）开始，然后才能进行下面的验证。我的第一个mutant花了1年半的时间才做出来。那个时候做生物合成要花很长时间，不像现在，可能一个突变几个小时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很担心，心里很沮丧也很不高兴，我是top student，也这么努力，可是别人都发了文章，我还没有把一个mutant做出来。心里很不服气。但是自己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后来发现，虽然这1年半时间一篇paper都没有发，但是从这些摸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己收获到的能力反而是最多的。后来当了faculty以后，还是要做这些解决问题的工作，可是自己在研究生的时候已经锻炼过了，比别人有了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遇到的困难越大，挫折越深，反而越锻炼自己的能力，要坚持，就有收获。

C：恩，这种坚持确实对我们学生很重要。后来您去了Caltech（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还是同样的方向吗？

L：是的。我对这个方向非常感兴趣。一个因为是它是交叉学科，需要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都打交道，有的时候我给化学家做讲座，他们说这太生物了，给生物学家讲，他们又说太化学了，你需要从这当中寻找一个balance（平衡）。再一个这是一个很有应用性的研究。我喜欢在大学里做研究，那种寻找未知的感觉，那种challenge（挑战），去寻找别人都不知道的答案，这是做科学给我的满足感，而应用的部分会给你更大的motivation（动力），也看到一些实际成果。我们实验室做的环境检测的sensor（感受器）现在已经申请了专利，有公司在做了。

C：您觉得这一路走来，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L：应该是我的两个导师：博士导师和博士后导师。他们是个人风格很不同的两个人。博士导师所在的小组只有8-10个人，研究很新，大家非常互动，经常交流。而博士后所在的实验室是一个30多人的大组，导师不会有太多时间和每个人交流，有时也不会对我的研究特别了解，但是他会把握大的方向。如果我博士的时候就直接来到这个大group里，很可能就lost（迷失）掉了，反而是在小group里学到了后来的这些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大group的好处是，你可以从同事身上学到很多，他们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了大学里的教授。

C：你对未来还有什么期望和计划？

L：（笑）现在我们在做的还是基础的研究，研究机理和证明。但是将来也希望看到这些研究真正的能应用到工业或者生活中去。我做科研也是希望自己做的东西，如果真的做出来了，能有long-term（长期）的影响。

有关科学人才培养

C：您刚才提到从两位导师身上学到如何管理一个实验室，那么现在您是如何管理您的学生们的呢？对他们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呢？

L：我现在领导的是一个大实验室，有30多人。也已经有30多名研究生从我的实验室拿到博士。我觉得一个好的研究生要具备这样几个基本的素质。第一，他要真正的喜欢这项研究，要believe in it（有信心）。我的很多后来很出色的学生，都是那种觉得（做研究）这个事情很酷，会一敲脑门说这个idea太棒了的那种。做研究本身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挫折和失败是经常的，加班熬夜也是经常的，而且没有其他工作那样丰厚的报酬。所以，要真正喜欢，才能坚持的长久，才不会被失败打败。我会给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课题，那么就去换一个真正喜欢的课题，或者换个实验室，或者换个专业。

第二个重要的素质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学生实验不成功，可能会拿出来5种失败的原因，而另一些学生会再附加给你5种解决方法，这就是差别。做研究就是寻找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完整的过程才是你自己超于别人的unique（独特）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在长期的训练中锻炼出来的。然后就是需要大量的阅读学术论文。我的实验室有一个传统，就是非常大强度的journal club。每周每次1个半小时，我们会覆盖40-50篇最新的领域内文章。

C：也就是说2-3分钟一篇论文啊？

L：对啊。给你40分钟让你讲一篇paper需要一种能力，给你2-3分钟讲一篇paper又需要一种能力。需要你最快的掌握全局，提取最重要的信息。然后我们会每次标出5-10篇有意思的文章，然后去深入的读，看这篇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训练能够积累知识量，让你一直掌握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开拓思路。我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很感谢这种训练，他们出去开会，就能很快的理解别人的课题，并能问出很好的问题。这就是大量阅读文章带来的优势。

C：我想我们都看出来，您是一个对科研有很大热情的人。您会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做science吗？

L：（笑）我当然希望，可是他们好像对science没有热情。我的儿子想去学商科，而小女儿希望以后当作家。我会尊重他们的愿望，去做他们真正喜欢的事情。

编者按：上周四，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系龙漫远教授启动了圈圈坐。本周请来第二位——端木三。端木老师八十年代初从成都东南角的师范学校英语系毕业，远渡重洋，辅修过计算机，却以研究说话写字儿的科学——语言学为毕生事业，现在美国北部大湖区的密歇根语言学系任教。请围观松鼠seren（下文称“我”）同端木老师的学术午餐，并继续期待下一周的神秘人物……

端木老师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加斯文清瘦，说话的声音异常柔和，语速轻缓，一开口就让我没了紧张和隔阂。看我到来，他便合上笔记本，说：“咱们一起去吃午饭。”对面就是商学院新盖的大楼，“我还没有去过，”端木老师说，“我们一起去试试？”

商学院的大厅果然宽敞，因为时值节前，人丁稀落。我们去小餐厅买午饭，一进去端木老师就说：“别跟我客气，我来付钱……”我于是弄了一盘沙拉，又倒了一杯咖啡，却见端木老师拿了一碗浓汤，一个面包圈，还笑着对我说：“你吃得真健康……”

我们一起端着盘子走到放各色调料的小台子，我抓起越南蒜蓉辣酱往沙拉里倒，一边端木老师也抓起了小瓶辣酱……我立刻问：“您也是四川人吧。”“是啊。”“可是您的口音一点也听不出来。”“呵呵，四川话也是北方话嘛！”哈，真不愧是语言学系的端木老师，被老乡拉着叙旧都不忘本行。不过我还是说：“我知道四川话是北方方言语系，可是一般来说，四川人一开口，我一下子就能听出来！”端木老师只是和蔼地笑笑。

我们走出小餐厅，在商学院宽敞的大厅里找了个安静的所在。端木老师把个黑色小茶几推到两张相对的沙发之间：“诶，这个茶几还有轮子的。”我们相对坐下，我开始套近乎：“您是川师外语系毕业的？真巧，我就在那里长大的。不过，您本科学的英语，后来怎么想到做语言学呢？”

计算机和语言学

端木：我们这些学英语的，基本就是两条路啊，要不然做文学，要不然做语言学。我呢，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一些。

seren：这样啊。那我看到您在MIT念书的时候，还念了一个计算机的专业？

端木：是的，那是我的minor（副修科目）。

seren：那您觉得学习计算机对您研究语言学有什么帮助呢？

端木：首先呢，在语言学里面，就有一个方向叫做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计算语言）。我虽然不是做这个的，但是计算机一方面给我提供了一些工具；另一方面在做研究的思路方面，它也对我很有启发。

seren：一方面是工具，另一方面也开拓思路……唔，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呢？

端木：譬如说吧，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还是双音节语言？好多人都觉得是单音节（一个一个方块字嘛！seren心想），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词都是两个字拼起来的，比如“老虎”。光争论可能不清楚，但是现在有这些计算机来做统计，一统计，好，汉语其实百分之七十的词语都是双音节的，所以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单音节语言。那么再看英语……

seren：英语是多音节的吧？

端木：嗯，英语单词看着是多音节的，不过这么一统计呢，又发现其实大多数常用的词还是短的单音节和双音节的词。尤其是有些词看着长，其实把前缀后缀去掉，核心的部分也就一两个音节。这么看来，其实汉语和英语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有了这些统计结果，有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seren：您就是说，一方面计算机给了您这种手段来搜集数据；另一方面又正因为它存在，您才会想到这么做研究。真有意思。

主次之分

端木：我们来看这两个词，蔬菜，和商店。蔬菜和菜意思差不多，商店和店也是。但是我们平常会说菜店，蔬菜店，蔬菜商店，不会说菜商店，对吧？

seren：菜商店……呃，确实听起来怪怪的。

端木：这就是一个21结构（两个字的词加上一个字的词）优于12结构的例子，相似的还有很多。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例子，捕捉老虎，这又不一样了。捕捉虎不好，但是捉老虎听着就比较通顺，这又是一个12结构比21结构好的例子。

seren：唔，有意思。这也是因为结构，不，组成部分不一样吧？那个捉老虎，是动词跟着一个宾语；而蔬菜商店，是形容词跟着名词……

端木：其实两个都是名词……

seren：好吧，都是名词，但是前面修饰后面的……那我们能不能说——好像有点泛化——但是，如果是动宾的结构，就是12比较好，如果是那个前面修饰后面的结构……

端木：这叫偏正结构。

seren：好……那么偏正结构，就是21比较好。

端木：（笑）是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你总结的这个样子。这个现象，吕叔湘六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动宾的时候我们爱用12结构，偏正的时候用21，但是为什么呢？我们那时候不知道。

seren：（喃喃地）为什么呢……？这只是为了说的顺口么？

端木：那我们来看英语，英语跟汉语不一样，但是它有个重音。英语里面也有偏正结构的复合词，这种时候，重音一般放在前面，比如pan cake，比如white house。而对那些动宾结构的呢，一般放在后面，比如watch TV，buy a car，对吧？所以我们说“重长”。

seren：（迷惑地）重？长？

端木：英语里的重音，对应着汉语里面比较长的那个词——也就是12或者21里面的那个2。

seren：哦……英语的重音对应汉语长的那个词，这是为了强调么？

端木：（笑）四十年代有一个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他是做计算和通信方面的，也是我们密歇根大学毕业的。他提出了一个information theory（信息论）。这个理论是用来确定词语的信息量的。他认为如果拿一个短语来看，如果一个词在短语结构的同一个位置出现的频率越高，信息量就越小，相反，就越大。比如我们看英语的这个冠词，出现在单数名词前面的，基本就是a，或者the，每一个出现的频率几乎是50%，它们所含的信息量就很小。哪怕漏写了这个冠词，我们还是一下子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冠词后面的那个名词，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要是漏写了，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所以信息量就很高。

现在我们用这个理论来看刚才的问题，比如动宾结构。在语言里，动词的数量只是名词的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动词出现在它所在的位置上，要比一个名词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概率高多了，所以，宾语那部分是信息含量更高的。还不光是这样，宾语可以是一个名词，还可以是一个被形容词修饰的名词，譬如打“大老虎”。你想想看，名词那么多，再加上和形容词的组合，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这样，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出现在宾语这个位置的词，之所以在英语里面我们重读它，而汉语里面我们放一个长一点的词，都是为了突出它的重要性，因为它信息含量大。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有的词信息多，有的少，总是有这个主次之分的，而这个主次就靠这个“重长”来体现。

seren：我觉得这个主次在传递信息和想问题里面很重要啊，要是没有主次，所有词都一样，那也没办法交流了……

端木：是的，可是如果光这么想哪个词信息量大，我们脑子就不够用了。但是用这个规律来看这些词，再来想为什么会有“重长”这样的语言学现象，就很清楚了。

语言的演化

端木：英语里面有个单词with，它的音节是英语所有单词里面唯一一个这样发音的（th发浊辅音）。现在有的人已经开始把th发成清辅音了，这样它就不再是唯一例外了。还有的时候，一种语言会受别的语言影响。譬如四川话里面“阶级”的“阶”，有j-i-ai和g-ai两种发音。其实g-ai是原来的发音，但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现在很多人念j-i-ai了，现在差别变小了。

seren：那这种越变越简单的，是语言演化的趋势么？

端木：这是趋势之一。一般来说，在演化里丢掉那些outliers（“例外”的部分），是一个规律。其实，在达尔文那个时候就开始争论这件事情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来，语言学家就开始争论，语言里面有没有进化？有没有优胜劣汰？他们看到各个地方语言不一样：你看，中文，光光的，什么都没有，很简单。而英语呢，有几个时态变化，复杂一点，在中间。而再看那些意大利语啊，德语啊，又有时态变化，词还要分阴性阳性，很复杂。那大家就开始争论了，如果语言也有进化，谁高级谁低级呢？

有的人就说了，能够掌握复杂语言复杂规律的大脑应该更发达，所以复杂的更高级，中文那么简单，是最低级的——他们当时也有个想法，觉得语言和社会的发展是成正比的。但是达尔文自己其实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他也知道一点中国，像马可波罗写的，并不像其他人想到的那么落后。达尔文觉得简单的语言不一定就说明大脑低级。我举个例子，我让你帮我做件事情，要是我必须给你一步一步写清楚，你才能做得好，比起我只要跟你提一句，你就把事情给我办好了，哪个更聪明？达尔文他们觉得语言可能也是这样，要是得记住那么多复杂的规则，才能把意思表达出来，比起简简单单地就把意思说出来了，说不定后者更高级呢。

seren：那是这样吗?

端木：其实呢，不是的。语言的变化很复杂，并不像那个时代的人想的那样简单，一条线。语言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一群人商量一下就制造出来的完美的东西，它是自然地出现的。有的时候，你把这里简化了，可是那里却又复杂化了。你看这里的这些茶几（端木指指我们面前带轱辘的黑色小茶几——现在上面放着我们两个的空盘子。这样的茶几在整个商学院的大厅里到处都是。），现在我们在这儿说话，把它从旁边搬过来了，待会儿我们走了，别人来了，又把它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语言的发展也有点像这样。

有很多语言都在慢慢地变，有时有些词的音节变得不发音了，图简便。比如说police，很多人都吞掉那个o，读成“plice”。还有potato，读成“ptato”。再说Toronto，多伦多，也有人吞掉第一个o变成t-ronto。而多伦多当地的人，甚至连中间的停顿都不要了，直接念成“tronto”。我们中文里面的豆腐这个词，经常“腐”就发一个f的音（轻声）。这就是简化发生了。可是这种简化，在英语的那几个例子里面，去掉一个元音，却创造了两个连在一起的辅音字母，有时候还挺难发音。豆腐那个例子呢，虽然没有创造两个连在一起的辅音，可是也创造出一个中文里面没有的新音节（douf），这也增加了语言的多样性。你看，这种简化反而创造了复杂性。还有的时候，人们会把那两个连在一起的辅音去掉一个，音节变少，这就有点向中文这边发展的意思。可是我们中文呢，现在却经常在单音节词里补充一个字，让它变长，音节变多，譬如鸭子的子，老虎的老。这么看起来，语言的变化不是单向的，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的过程。

seren：啊，真有意思！语言的发展是循环往复波动的……还有啊，我觉得好多地方的语言差别特别大，完全跟两条线一样。像我去夏威夷，看看他们的土著语，其实发音很像日文或者中文，都是ma、po、la之类的音节，虽然嘟噜嘟噜一大串，发音倒是都特简单。但是我以前让实验室的墨西哥妹妹教我西班牙语，里面有的音，两个r连一起的，我就完全学不会。她就跟我说，这个音啊，小孩子五岁之前都发不出来，可是十五岁之后如果还发不出来那一辈子都发不出来了。我经常就觉得，这个不同地方的语言发展怎么差别这么大，简单的好简单，复杂的可以那么复杂，好像一点联系都没有的。

端木：呵呵，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很难研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的历史太短了。我们知道的，主要也就是有文字以后这两三千年。而且文字最开始出现，并不是为了写历史用的，是为了记事情，譬如你借了我什么东西，我做个记号，怕忘了。历史这个东西，都是到了后来，人们——尤其是皇帝，开始想高级的事情了，让你给写下来。所以我们知道的东西真的很少，五千年——就算一万年，你想想看，跟人类出现比……

seren：几百万年了。

端木：对，所以这个语言具体怎么变的，我们不知道。

seren：这个真是没法知道。

端木：也不是没法知道，就是现在没法研究。所以我们做语言的就先把这个问题搁下来，以后再说。现在我们主要是找找语言的规律，就像我刚说的，信息量的规律啊，复合词和短语结构的规律啊，从里面学点东西。

语言学也会演化

seren：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些年这个研究领域有些什么特别大的事，或者什么趋势值得大家主意的？

端木：好的。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是要求研究样本的数量变多了。以前啊，你做研究发文章，找一个人就行了。譬如做普通话，你就找一个北京人，证明一下他的身份，说明他合适这个研究，就够了。最多不过找俩，一男一女。现在不行了，必须找十来二十个，得重复做。第二个呢，是研究的手段变化了。像我刚说的，开始重视统计啊，数据啊，你以前说一个理论就行，现在要看证据。

seren：这听起来真像自然科学了，语言学在美国该是社会科学吧？

端木：其实语言学很宽，有的研究是偏人文方面的，有的像我说要做统计啊，数据啊，算社会科学，还有的就是基础自然科学的研究，做实验的。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提供语言学研究的基金呢。

seren：啊，原来也可以申请NSF funding的！

端木：是的。其实现在我们领域也比较喜欢做一些跟自然科学的研究能挂上钩的东西，不像以前，都是各做各的，搞出很多很高深的术语啊，复杂的概念啊，其实没必要。现在就偏向于一些能和别的学科交叉、交流的。还有一点变化，就是以前很多东西是非黑即白的，比如语法，一定要这么样，不能那样。现在不是了，开始看到有变化，有差异，有variation的。

seren：听起来真是很有趣。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还挺担心的，心想我一个理科生，什么语言学都不懂，怎么问问题啊。没想到听您说了这么多，觉得都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我理科的思维也能用上去，能体会。

端木：那就太好了！我们就是希望能让大家都了解我们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能解释好，大家会理解我们的研究的。

seren心里想：这跟我们松鼠会的理念真是不谋而合！

和端木老师从商学院宽敞的大厅里出来，在校园里互相道别。外面依然阴霾沉沉，松鼠们趁着秋尽冬来时难得的和暖时光，在草地上觅食，飞跑着穿过冷清的大街小巷。我反复地回忆着刚才谈话里的细节，生怕每一分秒的时间都在跟我的记忆力争夺那些端木老师讲过的小故事，真想插翅飞回家去，记下一切……

【《财经》杂志/记者 徐超】从河南省濮阳市采访回来之后，一直想写一些感想，关于我采访的感受、关于那些人和很多很多。当时因为文章还没有发表，考虑到版权问题，只有等一篇稿子出来之后才能写个（上）。

今天早上打开《财经网》，看到了我写的《三聚氰胺溯源》被选为假日版头条，还是很兴奋的。现在在这里说说我的第一次暗访。由于对采访人的保护，大多数采访人的名字和单位不便说明，请理解。

9月17日，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分为38个分会场，在17日长达一天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分会场的活动就开始了，有的分会场是两天，有的是一天。分会场由中国科协旗下的各分会承办，有的分会还拉了当地的学校、机构作承办方。

整体来说，科协年会要比两院院士大会要好很多，专家更愿意交流，而且对媒体是完全开放的态度，这点在院士大会尤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是看不到的。

在参加科协年会前，我本来是想参加第22分会场的会议：纳米毒理学与生物安全性评价国际研讨会，但那时候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经扩大到中国乳业的整体问题，所以，临时换了旅馆（38个分会场分布在郑州市各个地方），参加了第25分会场的会议：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研讨会。

专家们对毒奶粉很谨慎，有一些专家（有官衔的）不愿意正面接受采访，有一些专家则很坦诚地说了一些看法，有一些专家则强调，媒体应该以此为契机，报道一些更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其中有一位专家透露，他的同事曾经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后说，问题出在饲料。由于当时这位专家正在别处旅游，不方便采访也不方便回邮件，而河南省濮阳市恰好是中国生产三聚氰胺的最大产地，也是世界生产三聚氰胺的第三大产地。从另一位专家那里，也得到了关于饲料添加三聚氰胺的可能，但并不确定。所以，18日在开完食品安全的会议之后，19日，我赶赴濮阳。

去濮阳调查三聚氰胺，是在我出发前就定下来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具体到饲料。在到濮阳采访之前，我对这个城市所知甚少，在我的脑海中，它更可能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城市。由于毒奶粉事件的影响，当地一些化工业人士很可能并不愿意接受采访，所以，最有效的采访是暗访+采访最直接、最想倾诉的受害者。

这是我第一次做暗访，编辑并没有教我怎样暗访，只是说“再次强调，注意安全，尤其在外地”。《财经》的风格大概一向如此，编辑都是老记者，很多都经过国外专业媒体的训练，他们希望让年轻的记者自己去经历：正确或者挫折，但他们自己去感受来提高。我的编辑如此，其他人的编辑也如此。

还好，我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学到如何暗访，例如《越狱》。暗访与越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以《越狱》第三季的第4集为例，Scofield要假扮警察接近芯片，我要扮演另一种职业接近采访人；Scofield们要迅速熟悉陌生的地方以便能在必要的时间迅速逃跑，我也是。幸运的是，后面这一点，我还没有机会尝试。

接触1号采访人之后，和他聊了很多很多，最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亮明了身份，对方很坦诚地和我说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事实但却和我们原先预想的有很大区别。

然后开始暗访2号采访人，在暗访过程中被对方识破，不得不拿出记者证护身。对方知道后倒愿意说一些事情。

那天是9月20日，我走进一个养了30头牛的牛圈中，出来之后，鞋和衣服上满是牛粪味。

1号采访人和2号采访人为我的这篇稿子提供了很多有效信息，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篇稿子，没有他们，很多媒体和老百姓就还会觉得向奶中加入三聚氰胺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尽管事实却非如此。

在毒奶粉事件之后，我们听到的官方说法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三鹿集团品牌管理部部长苏长生对《财经》记者说，三鹿奶粉中存在三聚氰胺，是由于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了三聚氰胺。集团否认添加三聚氰胺是在生产环节发生。 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显然过于草率而存在很多疑点。

除了两位采访人之外，还和奶农、饲料门市店的人、化工原料门市店的人、卖食品添加剂的人都聊了一些。

总体来说，这篇报道还有一些漏洞和环节没有解开，但是我们只有一周的采访时间，我们的权利有限。

通过这次去濮阳采访，我对河南的印象要好很多，回来之后，我甚至对朋友说，河南农村人的素质不在北京白领之下。两位采访人、出租车司机刘姐，这些人都很好，在我离开河南的时候，一位采访人送了一大箱子红枣给我（当地特产）、另一位则要为我饯行（因为另一个调查取消了）。

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同事李虎军和孙昊牧，以及我的老师、编辑王以超，王一直在后方指导我的采访并对初稿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除了在濮阳采访三聚氰胺的事情外，我还在濮阳做了另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将会在下期《财经》杂志中刊出，在濮阳采访手记（下）中将向您讲述我的调查经历。

文/熊巧（新世纪周刊）
一个年轻科学作者和编辑的圈子，凭着兴趣风风火火地在壮大，但能否凭着兴趣一直坚持下去还是未知。

“我们每个人都曾梦想过成为万事通，就像机器猫的口袋，能应付朋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也曾时不时冒出古怪问题，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未获解答，随着少年的梦想一起慢慢湮灭掉了。

事实上，由于个体知识的局限，谁都不可能真正‘包治所有疑难杂症’。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我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真有可能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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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挂在一个多人写作的科普博客的首页上。这是一群专门喜欢解答各种各样刁钻古怪问题的人。他们自称松鼠，因为“科学就像一枚枚难以开启的坚果，虽味美却不易入口”，他们希望能够像松鼠一样，“打开科学的坚硬外壳，将有营养的果仁剥出来，让人们能够领略到科学的美妙滋味”。

松鼠王丫米说：“相信在我们老去的时候，人们不会再花200块去买一盒价值10块的脑白金，也会对铺天盖地的前列腺尿路感染特效药完全免疫。科学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科学世界是神奇有趣的，阻碍人们接近它的，是语言，是观念。”

这个叫“科学松鼠会”的科普博客，是今年全球华文部落格大奖“教育应用类”的夺奖大热门，“它的写作内容从玫瑰花到太空船，几乎涉及所有的科学主题，而且作者们有办法将科学写得活泼好看又不失专业。”大奖赛的网页上写道。

他们扛起一面民间科普的旗帜，用严谨的态度在旗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趣”字。

提问是一门艺术
“我自己一直觉得，科学是应当而且可以写得很好看的”，“我想让科学像音乐、电影一样，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我们想让科学流行起来。

”松鼠会的创始人是个笔名叫做姬十三的小伙子，去年拿了复旦的神经生物学博士，自认为是“理工生里比较文艺的一个”。

从2005年冬天起，姬十三在《新发现SCIENCE&VIE》的《解惑》专栏里，从读者提出的问题中挑选出有趣的来解答，文章开头的几个是他最喜欢的。三年写下来，让他在了解读者的兴趣分布上积累了一些经验。更让他体会到，提问是一门艺术。

“很多问题很无趣，google一下就有答案，很多人就不去搜，就要来问你。这种读者是不负责的。比如鼻子是干什么用的，鼻涕怎么来的。后来我发现中国的读者是很难提出好问题来的。大部分是非常简单的常识性的东西，比如头发为什么变白，这种你稍微检索一下就出来了。好问题是你要观察生活，琢磨出来的。”

为了向大家示范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好问题，他在9月4日凌晨推出了一个新栏目“Dr.YOU”，在松鼠会首页置顶。每周在栏目里提出两个问题，网友们可以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解答。“比如，人为什么有两个鼻孔？松鼠猛犸说，这个就可以从生物进化来解释，也有人会从建筑学来解释。汇聚众人的力量，让大家觉得，‘你’就有可能是那个最牛X的博士。”

同时他们公布了Dr.YOU里好问题的“三不原则”：

“这里绝不会出现‘人一共有几颗牙齿’这样的简单知识型问题，不会有‘怎么样动心脏手术’这样的专业问题，也不会出现‘打呵欠会传染吗’这样被解答过无数次的‘陈词滥调’型问题，你也不要以为求助google或wiki甚至百度百科就可以获胜。每周，我们严阵以待，琢磨出最精怪最有趣的问题，来刁难Dr. YOU。 ”

第一期问题是“为什么放在口袋里的耳机线很容易缠在一起”和“同样是从冰箱的冷藏室中取出，为什么草莓吃起来比巧克力凉多了”。

让姬十三惊喜的是，到他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已经有了43条五花八门的网友回复，而且没有水帖。他不停地刷新网页，欣喜地写着“进度播报”：

“有人建议从高分子混合热力学角度、蛋白质结构学、拓扑学角度来回答，小鹿说，可以从织毛衣来解答??小菊同学从结构学角度给予了一份详细的解答。Demx同学提出一个简化的模型，试图探讨一根没有轴向变形的绳子做三维布朗运动将会发生什么。他认为这种缠绕可能会达到某个稳定的状态。金色葡萄（及其称之为LP的神秘人物）则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并且在此基础上构想了一种新型的耳机线，可以通过因耳机线中是否通过电流而自动延长或者缩短，他还设计了一个实验，谁来试试呢？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

姬十三对他的这个栏目十分得意：“我做的很多《解惑》也都是检索，由于专业背景缘故，我能找到一些别人找不到的资料，对准确答案也有更好的判断。枯燥事实也想办法把它写得好玩。但是我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知识，有时候只能取巧，靠幽默取胜。孤军作战肯定没有Dr.YOU这么强大。”

他还透露了他的写作秘诀：严肃问题娱乐化对待，娱乐的问题严肃对待。关于语言风格，姬十三是刻意选择了趣味，想尽办法勾引读者。“比如刺猬和精液，看起来很娱乐，我写起来其实是很严肃的娓娓道来。因为直接写出来会很无趣，要写出一些花样读者才会有兴趣看。”

缘起
2004年秋天，念博一的时候，姬十三这个“科学青年”突然有了“想写点东西”的冲动。

他把一篇论文改写成一个小故事，群发到很多杂志编辑的电子邮箱里。一开始没人理，两个月后收到《牛顿科学世界》主编唐云江的回信。

“当时他发来一个神经生物学的小文章。写得很俏皮，但是幽默大发了，不符合发表的规范，”唐云江回忆说，“但是我发现他对科普还是有点感觉的。首先他是博士生，学术上不会有问题，加上他文笔还不错，知识面非常广，写的东西有新意。我觉得可以培养一下，所以就建议他往回拉拉，稍微规范一点，读者会喜欢看他的。”

“知道自己的文字可以变成铅字了，特别高兴。于是当天晚上就写了个关于时间感知的文章，发表了。”姬十三笑着回忆道。

“之后他发过来的文章我们都能用，结果后来他被《新发现》挖走了。不过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发的，现在我们还经常约稿呢。”唐云江嘿嘿笑着。

几个月以后姬十三不满足于仅仅是发表了。“这种科普文章很严肃，只能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看到的人太少了。而且发现大家都是这样写，跟别人写一样的没意思，我就想玩点花样出来。当时很喜欢《三联》的《生活圆桌》，便模仿它的风格来写科学。写了几篇放在三联的论坛，留了自己的博客链接。”

有一天他在自己博客上看到苗炜的留言，有句话让他记忆犹新：“你慢慢写我慢慢用。”

读者最后看到的文字风格就是样的：“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幽默’的确表现出某些作为‘润滑剂’的特质，比方humour这个词在拉丁文中的原型humorr确实有‘体液’、‘潮湿’的意思，比如说当使用这种物质之后，不仅‘男女’，甚至‘男男’、‘女女’之间干涩枯僵的关系会瞬间得以缓和乃至舒畅无比，但是一些出自实验室的证据似乎表明，“幽默”还拥有不同于一般润滑剂的性质，它具有‘性别导向性’，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对于这种润滑剂的承受呈现出一些区别。”

《生活圆桌》让很多人知道了姬十三，之后的约稿越来越多，“都不用自己投稿了，写了十多家。”

很多人和松鼠段玉一样，最初是被姬十三的文字所吸引而来，“贴近生活的，给人挠痒痒并且挠的很舒服的文字。” 百度上有读者评价他的文章说：“看到自己心花怒放。文字这么清新，讲解这么明了，角度这么有趣，啊呀呀，简直可以当得上两个字的当今最高评价：闷骚。那谁说了：所谓闷骚，意味着自我控制与自我宣泄， 在一个人身上达到了完美结合。苦苦思索一下下，偶身边，有木有尚未被发掘的异性闷骚科研人员哩？”

松鼠会诞生
去年11月姬十三来了趟北京，见了几个北京的科学作者和科普杂志主编。

“我在这个圈子里跟媒体交际比较广，愿意做个桥梁。就想跟大家商量，做个科学作者之间互相交流的平台，就建了Google Group。我们负责来解读科学，想这个讨论组的名字，先说胡桃夹子，可它已经被抢注了。就想了松鼠会。”

讨论组最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姬十三觉得“不够热闹”，就上网到处看人家的博客，“看谁有可能加入这个写作团体，就拉他进来。”小众事业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孤独感，他想寻找组织：“国内搞这个东西的人太少了，屈指可数。屈指可数的人就更应该联接起来一起交流。”

中青报的科学新闻编辑周欣宇听到松鼠会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想法妙极了”。“作为报纸科学版编辑，我深知一个可以有效联系起媒体科学版面编辑、记者和科学作者的组织是多么必要。”

今年春节，姬十三在上海的房子到期了，房东不让续租。有朋友跟他说：“北京也蛮好玩的，你过来吧。”于是他干脆收拾东西来北京了。

初聚37度吧

3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北三环上一个名叫37℃的小书吧被几十只小松鼠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一半是科学作者，一半是各个媒体的编辑。

“那天特别热闹，我见到了好多人。我说我有个想法，开个群博，但是我不懂技术，”姬十三回忆说，“有个穿夹克男生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来搞定’。”

夹克男生名叫Gerry，北师大天文系研究生。“散的时候姬十三凑过来跟我说：想做群博。回去以后，我找到松鼠们的主页列表，一个个点过去，都是在BSP上，飞来飞去的广告，闪光的flash特效，在那样的页面中我完全没有阅读欲望，那些文章就这样被埋没在网络的深处，几乎没有机会在搜索引擎中出现，我明白，大家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Gerry一手搭建了松鼠会自己的网络平台，还顺手设计了松鼠LOGO。4月底的一天，松鼠会群博上线了。

从此，松鼠会除了有个名字之外，更具有了一种实体意义。《新发现》杂志主编严锋觉得很高兴：“就像从单机时代到联网时代，他们是我们国家群体智慧团体出现的标志。” 著名科普电视节目制作人赵致真的说法是：“这些人都是国家财富。他们都应该是很多青年的偶像。”

松鼠刘念龙给团体成员的评价是：“这帮家伙精力旺盛，剥坚果的效率不逊于松鼠，却不需要冬眠。” 他们平时主要交流渠道其实是MSN群，群里一提出问题，马上七嘴八舌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人来解答。有人说这是“万能的群”。 松鼠龚钴尔说：“里面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很好玩。”猛犸很严肃地说：“我觉得这是个时而严肃时而胡闹的地方。”

逐渐成长的松鼠
群博开张不久，恰逢汶川地震。

关于地震的知识，有很多认识误区。他们于是推出了一个地震专辑，组织了30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地震科学，这些文章被到处转载。而更多网民开始注意这个名字古怪的松鼠会了。

牛博网的创办人罗永浩把松鼠会LOGO挂在牛博首页的醒目位置，还给他们做了镜像。“他让我觉得很温暖。”姬十三很感激这个江湖诨号罗胖子的前新东方教师。通过牛博网这样的推广，松鼠会的影响悄然扩大。

松鼠们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常常要查找外文资料，一只自称“红猪”的松鼠由于其出色的英语水平而被称为“松鼠会头牌翻译”。8月份的时候松鼠“小桔子”提议成立“松鼠会之红猪小分队”，号召网友们“争当小红猪，将鬼子的秘密文件毫不怜惜地窃取，并将破译事业进行到底”，主要任务是“抓住当前翻译界漏网的大鱼（主要是《新科学家》和《纽约客》）”。

“《纽约客》和《新科学家》的文章都很长，国内很少有翻译，我们就想填补这个空白。这些文章可以做范文，给我们的作者做教材用。”姬十三解释说。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念生物学博士的“小桔子”每周选出两篇文章，贴在网站上，读者就会来抢翻译权。5000个单词的文章，给3周的翻译时间。红猪来做统稿和编辑。“读者们很有热情，两天内文章就会被抢走。”小桔子很得意。松鼠会的业务范围就此多出一块来。

姬十三认为跟读者直接的互动非常重要，除了Dr.YOU栏目和“红猪小分队”以外，他还在网上公开招募志愿者做网站编辑，“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他说。

很多人认为松鼠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发展这么快，很大程度是由于姬十三的个人魅力。

编辑们喜欢姬十三的文章，除了他“语言风趣，内容准确”以外，也因为他“给读者平易近人的感觉”。“做科普不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中国科协的老书记常志海说。姬十三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一直喜欢说‘科学作者’，不喜欢‘科普作者’。‘科普’总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我来‘普及’你。何况我们也不总是为了普及什么知识。只是我们几个人跟你坐下来扯一些科学知识。国外叫做science writer，就是科学作者。”

松鼠刘念龙说：“在这么多高精尖人才面前，我还真有点自卑。不过别看松鼠们大多名牌在身，却丝毫没有给我这个普通本科毕业生任何的不痛快。”

找到组织的松鼠们还感到了温暖。候悠扬说起来有点动情：“除了科普，松鼠会还俨然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字辈，总能得到大松鼠们的亲切关怀。”

要变成一只松鼠可不是没有门槛的。“对申请加入松鼠会的读者，会要他们写个投名状，我们会很苛刻很挑剔，让他们反复修改，当他们的投名状通过我们的评审的时候，这篇文章就到了发表的水平，他就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

音乐家赵勃楠的加入让松鼠们很开心，“完全不搭边的一个人也会对我们感兴趣。”姬十三说。赵勃楠的名字前面有一大堆头衔：青年古筝演奏家、理论家、教育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王天一作品音乐会上，担任主要独奏任务。现在她的名字前多了一个定语：松鼠。

“我研究音乐，往往会用到科学工具，会利用或者借鉴科学成果。音乐本身里面就充满着科学，利用科学研究音乐，有助于打破音乐研究的神秘化倾向，事实证明，我的方法还是有效的，以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音乐教学，效率要高很多。”她为自己写科普文章并能得以发表感到兴奋。

这也正是姬十三精心打造的圈套：“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没有发表渠道的作者有发表机会。杂志都只用人不培养人，我们就要做这个事情，拉人进来，培养他，教他写作，帮他投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文字可以变成铅字，这是一个动力。他们就会写。我们几个编辑就会跟他们交流，什么东西是媒体喜欢的，什么样的结构和文字是好的。”“四个多月，我们大概培养了10多个新作者。给我们两年时间，我预计能培养出50个。”

姬十三最终还是找了一份工作。4月初的时候他接到博闻网的电话，之前美国版的经常看，觉得满对口的，就去了。“但是我认为成为专职的科学作者是有可能的。去年7月博士毕业到今年4月去博闻网上班，我每个月的稿费总共加起来跟现在做编辑的工资差不多，勤快点的话比工资还多呢。”姬十三说。 他的松鼠伙伴们基本上还不敢往这上头想。

忧虑未来
目前他们正在筹备和网站、平媒合作的《美丽科学大赛》，不限学科背景，向所有人征集关于科学的平面艺术作品。

“这个比赛的初衷其实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表达欲。平时在实验室里显微镜下面的微观世界太美妙了，所有做过切片染色实验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可言说的美！还有像水结晶、矿物晶体，大自然里美到极致的东西天天都在我们眼前出现，但是搞科研的基本上没有机会把它们传达出来。所以我们太渴望有这样一个渠道来表达了，这个比赛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松鼠“小桔子”说。

松鼠“猛犸”认为这个比赛应该惠及所有人，“理科生科研过程中所见的美通常不为外学科人所见；文科生理解的科学常常又有不同于理科生视角的独到之处。”最后他把比赛的目的定位为“让大家交流各自所理解的科学之美，并将之展示给大众”。

“我们不希望是个科研圈的自娱自乐。” 姬十三说。

“现在很多媒体在跟我们要稿子。缺的就是有专业背景，又能把文字写得好玩好看的作者。神七和地震的时候到处都在找科学作者，找不到。国外有很多博士毕业去媒体工作的科学作者和记者。国内很少。之前很少有人意识到可以走这条道路，包括我自己，也是慢慢地意识到。我们也是在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条职业道路可以选择。”

《牛顿科学世界》主编唐云江没有这么乐观：“糊口可以，想挣钱还是比较难的。科普杂志赚钱的不多，稿费给得比其他媒体低，东西又难写。”但也正因为这样，他觉得松鼠会“特别珍贵”，应该“好好地支持鼓励”，“好多做科普的人都不愿意做转行了，做报告文学去了！”他手下的几个年轻的编辑都加入了松鼠会，“我鼓励他们去的！”他笑着说。

尽管现在一切看上去都很美，组织在壮大，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媒体的科学版面，姬十三内心仍有焦虑，满脑子都是关于松鼠会未来的担忧，用词也没有了文章中刚见的轻松：“三思科学曾经是国内最好的科学网站，他们办电子杂志，但是最近两年很少更新。一个松散组织如果光凭兴趣，可能很难维持下去。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当大家的热情和力量耗尽，又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再坚持下去，这是我现在头痛的问题。现在走得很顺，出于上升期，没有遇到太大困难，只是有些顾虑。现在才刚刚起步，人不够多，大家还有很多上升空间。如何让更多的人不断地加入进来，维持大家的兴趣和问题，良性循环，这是我们目前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忧虑背后的期愿很简单，也很难：“我希望人们在聊电影音乐体育的时候，也会聊聊科学。”

给《南方人物周刊》写的小文，其实，我不想去写科学，也不想去讨论“世界会不会毁灭”。整个采写过程中，我只是想感觉一下，花了这么多钱的粒子物理学家是怎么想的？结果，某些物理学家们的理想主义气质，让我很羞愧。在这个世界上，有理想，又努力把理想实现的人，还是令我有那么一点点崇敬的。-------------------------------------------------------------------

一台机器，功效是让两个粒子经过周长为27千米的管道加速，速度都达到光速的99.9999991%，能量达到7万亿电子伏，然后迎头碰上。

除了物理学家，其他人会对此感兴趣吗？

答案却是肯定，据说，那是因为这台机器——LHC（大型强子对撞机）中这次碰撞的能量太大了。

欧洲和美国的反对人士分别向当地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叫停或推迟这个项目，他们的理由是：这台机器能产生危险的粒子或者微型黑洞，从而毁灭整个地球。

即使LHC的发言人坚称，尽管LHC对撞计划将产生惊人的巨大能量，但不会对地球安全产生威胁。即使研究人员认真解释：即使有小的黑洞，因为量子效应，也会很快挥发。"在地球上，大自然已经导演了多次碰撞，相当于大约100万次LHC实验，然而地球依然存在。"但仍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是，距离启动只有几天时，LHC依然官司缠身。

9月10日这天，太多人的签名变成了"迎接世界末日"。

迎接？哦。

北京时间2008年9月10日15：30，第一束粒子被导入LHC环形隧道。然后，一些相关的科学家收到了死亡威胁。一个印度少女为此自杀，反正已经世界末日了。

这是场闹剧吗？看上去却不像。

关于CERN

LHC对撞机隶属于CERN。CERN是法文"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的缩写，它坐落在日内瓦西北部侏罗山脉的脚底下，位于瑞士与法国交界的梅林（Meyrin）地区的边缘，由欧盟出资支持，是个老老实实供研究者思考和实验的工厂。德国记者格特勒曾描述那个地方的接待室，"那里也卖纪念品——难看的领带和T恤衫、纪念章、宣传画、阅读材料和明信片。"她说，那里有各种语言的免费彩色简介，然而，"要想读懂这些宣传品，必须要具备太多的知识。"那是在2001年。

直观表述那里的研究对象很难，他们所研究的东西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比如：具有150亿年历史的宇宙，或是连研究人员都不晓得长什么样子的粒子，"我们只知道他们小于10-15米，这等于十亿分之一米的百万分之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物质？为何存在这样的物质？宇宙的秘密和我们这个世界的起源究竟是什么？这里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寻找万有理论。

那里所有的工作，丝毫不考虑应用，却偶尔会有意外收获。为了让高能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能够联网，1989年CERN的英国软件工程师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WWW）。

这些毫无应用价值的项目耗费了欧盟的纳税人许多钱，LHC计划就耗资60亿美元。几年前，曾在互联网中就反物质进行实况转播的CERN的科学家罗尔夫·兰度拉便说：我们CERN百分之百依赖社会扶植，欧洲的每一个公民，包括婴儿，每年都要为我们的项目付钱，因此，他们其实有权利弄明白，我们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兰度拉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丧失纳税人支持的危险。上世纪90年代，美国也曾酝酿过一个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项目，在已经投资20亿美元并取得一些成绩的情况下，却仍被迫下马。因为，没有人认为那些研究对普通人有任何意义。

就在LHC注入第一束粒子束的那几天，网上开始流传一首关于这台对撞机的说唱MV。MV的背景是LHC内部，主唱是个在LHC项目中从事研究工作的女孩，歌词很美妙。那首歌唱到：

二十七公里的地下隧道/是为了让质子们互相赛跑/一个跨越瑞士和法国的巨圆/共有60个国家为此出了钱/两束质子在其中转圈振荡/直到到达探测器的中心，然后碰撞/所有被打包到极其微小空间的能量/变成质量和粒子释放……（这是对LHC的概述。）

LHCb盯着反物质去了哪里/ALICE观测铅离子碰撞的游戏/CMS和ATLAS做的事几乎一样/它们抱着发现新粒子的希望/LHC加速质子和铅离子/这台机器的发现将使你兴奋到窒息
（这是对LHC中４个探测器：LHCb、CMS、ATLAS、ALICE的说明，其中CMS和ATLA目的都是寻找新粒子，是LHC中最核心的探测器。）
……
寻找"上帝粒子"

LHC的目标之一是要寻找希格斯粒子。

物理学中，有一个关于"统一"的传说：一个"标准模型"曾给出了自然界中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描述，一切都很完美。这个模型演绎出来的结果与我们真实世界唯一的不同只是：那里的一切都没有"质量"。研究者纷纷怀疑：那不是我们世界的模型。直到1974年，希格斯引入了一个很小的修正：希格斯场。在他的设想中，希格斯（Higgs）粒子，也就是希格斯场的量子化激发，赋予了万物质量。大家称这种粒子为"上帝粒子"——它点石成金地拯救了一个模型，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可以自圆其说。但至今为止，没人见过这种粒子，借助LHC，我们希望见到它。

这一次，希格斯粒子会被找到吗？希格斯很期待，却有些人不太期待。坐在轮椅上写出了《时间简史》的霍金拿出100美元赌"我们找不到希格斯玻色子"，他说："如果我们发现不了希格斯玻色子，将更让人兴奋。那将说明某些事情可能错了，我们需要再次思考。"高能所的一位在读博士生向记者表示："最不好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嗯，他还年轻，不想过早就对着一个成熟、完美到无懈可击的理论无事可做。

访谈部分：

耗时10来年的LHC身上有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名研究人员的努力，其中也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国明和他同事的心血——LHC中CMS探测器端盖上的μ子探测器有1/3是由他所在的团队设计、建造、安装并调试的。

陈国明告诉记者中国在CMS上的投入约占CMS总投入的1%，得到的回报则是可以拿到CMS实验组的所有数据。CMS探测器是LHC四个探测器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据说，如果存在希格斯粒子，CMS很可能探测到。

虽然一直自称是实验物理学家，陈国明讲得最多的却还是理论。他会在桌上找到一个杯子横过来解释他们的探测器，浑然不顾里面剩下的一丁点儿水淌到了桌面上。他会饶有兴味的解释“标准模型”以及传说中的“上帝粒子”，然后很严肃的说，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希格斯粒子而是“暗物质”。当记者问到：“暗物质不是宇宙学中的东西吗？”他很骄傲地回答：“物理学里，最大和最小早就接起来了。”今天，研究最广阔宇宙的宇宙学与研究最微小粒子的粒子物理，几乎合到了一块。

他会指着一个星系的图片描述暗物质——按照这个星系的旋转速度计算，它本会因离心力而散掉，但它仍然保持现在的样子，我们猜测其中有大量的物质。“虽然我们现行的观测手段都观测不到，但它们有质量有引力。”他说，LHC中也许能够找到暗物质类似的东西，但即使实验中找到了，也还需要去太空中验证。

人物周刊：您的研究小组参与LHC的工作多长时间了呢？
陈国明：大概有十来年吧，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加入了，LHC建造了十来年，我们也就合作了十来年。

人物周刊：您个人如何介入了这个项目呢？
陈国明：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就参与了CERN的LEP（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那是个跟LHC差不多的东西，只是能量没那么大。

人物周刊：您主要是参与LHC实验方面的，国内有参与LHC理论方面研究的项目吗？
陈国明：理论方面，国内比较少。清华大学邝宇平院士带领的一个理论团队跟我们组走的比较近，他们有个模型要在LHC上验证。

人物周刊：他们的模型是什么呢？
陈国明：那是一个Higgsless model（不包括希格斯粒子的模型），他的模型中没有希格斯，他们预言了另一个新粒子，这个新粒子会衰变为标准离子模型中的WZ粒子。当然，我们中国的组也会寻找希格斯。如果找到了希格斯，我们还可以验证我们的一些关于希格斯耦合性质的一些理论。

人物周刊：LHC内部是什么样子呢，据说还可以骑自行车？
陈国明：没错，它相当于一个大隧道，不光是骑自行车，可以跑专用小车的。里面有很多管道，那些管道里有粒子束。

人物周刊：开机之后就一直要有液氮填冲进去？
陈国明：是这样，必须保持超导磁铁的４K（约-269.15℃）以下的温度，很费钱，电费不得了的。

人物周刊：据说LHC中粒子对撞的能量会毁灭世界，这件事，您怎么看呢？
陈国明：这个是无稽之谈。

人物周刊：您觉得那是在搅混水吗？
陈国明：有些人确实不怀好意地想要中止LHC。总有些人会反对，从前建造LEP对撞机时也有人在反对。那些反对者其实不懂粒子物理，知道粒子物理的人是不会反对的。

人物周刊：90年代，美国有过一个SSC计划曾因为政府不准备再投钱而被停掉了，LHC虽然官司不断，而且花的钱更多，居然还一直坚持到了运行。您怎么看？
陈国明：这个跟美国政府的态度有关，SSC是上一届政府支持，而且投了大量的钱，但换届后的新政府不支持，就被停掉了。

人物周刊：欧盟支持的LHC为什么就做得成，是因为它的支持有连续性吗？
陈国明：也许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文明一点。美国人一般比较任性，像小孩，欧洲人理性一点吧。（笑）

人物周刊：LHC的科学家这次好像也很重视宣传，让公众了解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他们还做过一个说唱MV，您看过吗？
陈国明：那个（说唱MV），我没看过。我是搞粒子物理实验研究的，我觉得一个安静、寂寞的环境，更有利于我们从事科学研究。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实验都是要花很多钱的，需要公众的支持，没有公众支持，政府不会投钱，所以很需要让公众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个矛盾。

人物周刊：您觉得LHC是为什么而建的呢，就为了找希格斯玻色子吗？
陈国明：不能说只为了找希格斯玻色子。LHC的主要目的包括三个：探索质量起源，寻找希格斯粒子；寻找超对称粒子，揭开暗物质之谜；寻找迷你黑洞等新的物理现象。

人物周刊：那您怎么看这次寻找希格斯粒子的事情呢？
陈国明：作为物理学家，我们现在理解这个世界的基础是假设“标准模型”是正确的，希格斯玻色子就是那个体系下的一个假设。但从前的实验都是在1个TeV能量以下的实验，像这次超过1个TeV的对撞，对标准模型是一个考验，可能就会有一些标准模型所不能解释的新现象出现，从而推进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对物质深层次的结构，物质的起源方面有更新的认识。
这次实验中，如果希格斯粒子找到了，它将是一个成果，我们的标准模型是正确的。
如果找不到，那将是一个新的成果，说明标准模型理论有问题，是物理学新发展的一个契机。
所以，无论结果如何，LHC中的这次实验，将开启物理学新的时代。

人物周刊：如果没找到希格斯粒子，会不会有人说，能量还是不够强。
陈国明：我看是不应该了，按照标准模型，现在的能量，应该能够看到希格斯粒子了。如果还找不到，很可能就不存在那种粒子了。当然，即使看到了希格斯粒子，也不是说标准模型就一定对，还要对那个粒子的特性进行多种检测才能下定论。

人物周刊：看上去，粒子物理的研究好像只是为了科学家的好奇心，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您觉得呢？
陈国明：基础性的研究，开始的时候看上去是这样的，好像跟生活没什么关系。但这种好奇心带来的新发现，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比如，你现在用的电子设备都是来自于当年很基础的物理学发现。另外，研究过程中的会用到很多新技术，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的影响，现在大家都用的万维网，最开始就是CERN里的科学家进行交流的工具，这次处理LHC数据大规模采用了网格计算方法，估计也会对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另外，我们粒子物理研究带来的同步辐射技术，也会对医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13叫我交手记。我来猫在小鹿文章后边。

一、小蜜蜂不见了是怎么搞的
其实这篇文章是这样完成的，我和农民爷爷侃大山，鹿再“采访”我，然后他熬夜写出来。《小蜜蜂迷路了》，是鹿干的。我和他说，我们松鼠会比你们冰点名气大，发我们这儿。结果他高高兴兴地就上当了。

合作最大的感触是：这家伙对世界怎么充满了好奇呢～～他常常不遵循任何队形地放出问题的冲击波，然后端一碗面来在屏幕前观摩我作答。我在电脑这头只能一边流着口水想象他手里那碗面逐渐减少，一边把msn全屏了，往上拉啊拉地拼命翻那问题的开头在哪里。结果总懊恼地发现采访中这也忘了那也忘了。只好把第一个落下的问题去问第二个人，第二个落下的问第三个，以此类推……

鹿的认真无可救药。有一次我说：“这句话你为什么不这么写，意思一样但语气好多了。”他说：“我就是把你采访记录贴过来，没听原话，我可不敢随便改。”——于是我对记者的无限信任和崇拜只得继续膨胀。

二、农民
文中那个叫戴维的蜂农爷爷在美国“小蜜蜂迷路”领域是个红人，他是美国东部沿海最大的养蜂人之一，也是第一个将现象上报给农业部的人。起初，戴维爷爷风风火火，几次三番推后采访时间。鹿问我，老百姓会不会不想接受采访，我摆出一副精油子的样子，说：“他要是不愿意就不会出现在这么多报纸里。”也许因为连放我三次鸽子，那天早上七点整我把电话打给他的接线员，谁知爷爷自己接起电话。以往的采访对象常要求我将成文给他们挑挑拣拣，或至少将引用的话翻译好给他们审核才许发表。我于是开门便说我给中国报刊写，爷爷呵呵笑着打断我说：“哦，那反正我也看不懂，回头别给我了。”我就突然感到一种久违的信任，触动了我那颗已经钻到铠甲里去了的心。这之后我就明白，天下农民都是一样的，安分守己，不渴望宣泄，媒体问他，他就回答，没有戒备，仅此而已。

爷爷心里只有他的小蜜蜂，他坚信自己对“小宝贝”的直觉，“蜜蜂什么病我都见过呢，当时它们一走丢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和以前的病法都不一样。那些研究我全看了，听说是这个这个真菌那个那个病毒，都查不清楚；我告诉你，我就怀疑是手机信号这个坏东西，把小蜜蜂的小肠胃都搞坏了……”尽管一听就是歪理邪说，我却不忍心狡辩一句话。说到感情，他却不会表达，我使劲启发他，请仔细回忆一下自己的感情究竟是恼火还是伤心呢，他反复就一句话：“我和蜜蜂一起40多年。”——我禁不住想象在那个喇叭裤爆炸头的朋克年代，戴维爷爷也是怎样一个帅哥，他必定曾扛着那仅有的蜂箱，随季节变化独自在山间追逐花开的脚步。

戴维爷爷在一片橙子地（这真的是巧合）检查剩下的小蜜蜂。
（times photos: Julia Kumari Drapkin）

宾州养蜂协会的吉姆是阳光型的。他非常不幸地一直被我当作守办公桌的对象来采访，快结束时才说自己也有140箱蜜蜂，我心里大骂居然就这么放跑了一个一手信息来源。不过，我们的弱智问题仍旧都是他回答的。我说你们一觉醒来就发现蜜蜂没了？他说不是，是三周回来看到的，我大惊失色说你怎么能把它们扔下三个星期不管，他告诉我，最牛的养蜂人有上万箱蜜蜂，每箱5万只，抱歉看不大过来……若干天后转回来，发现一座座城池空空如也，一只蜂后空守着一窝幼仔；她明明发着外激素，却招不回一个帮手，好一派凄凉景象……我说原来你们有这么多蜜蜂啊那要数多久才能算出丢了80%呀，他说，“小蜜蜂迷路病”一丢一箱就没啦，只要数空箱子就行。我顿时感觉自己枉学理科二十年。

阳光型帅哥还是个文青，他后来开始和我侃侃而谈“蜂界”美文和“蜂界”巨著。在发现由于我孤陋寡闻没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后，他仍温柔平静地给我讲解故事梗概。我脑子里想象养蜂帅哥该是闲来没事手里便捏了一本《没了小蜜蜂的春天》（A Spring without Bees）吧。

不管帅哥还是爷爷都是乐天派，没有失望没有挑剔和怨天尤人。你绝对料想不到他们的农业部也数次息事宁人地说，事态没有大家所想这么严重（来源于采访对象，事实有待考证）；尽管国舅级蜂农能通过加快奔波脚步而自力更生，然而没有援手，苟延残喘的庶民级蜂农却很难继续存活；蜂界的民间协会自发筹钱支援科研找出让小蜜蜂迷失的元凶，官方网站却只有两年来从未更新的建议。我为此义愤填膺，帅哥倒不记恨，笑说：“这不是废话么，他们说‘请保持蜜蜂身体健康’，哈哈哈……”

三、华裔专家
我问她，您叫Judy，她说：“我有中文名字的，你不要学他们美国人，我叫陈彦平。”

好吧。

美国农业部的陈老师从始至终最耿耿于怀的事，是没有人出来为中国辩解。我说中国人没人做蜜蜂。她说：“谁说的。农科院有蜜蜂所，他们只是不做科研，只卖蜂蜜。我们在外边感觉有时候中国对外国的批评有点麻木不仁。”（来源于采访对象，事实有待考证）她不是愤青，我能理解一个在美国呆了超过15年的人对中国的谨慎。作为美国仅有的两位蜜蜂病毒全职专家之一，她辗转于若干会议，周旋于各种讨论之间，却无能为力。陈老师，很抱歉我们最终也无能为力。

我说上边一段可能让大家摸不着头脑。这里边有一些很可爱的科研过程。如果看了小鹿和我文章，也许记得以色列急性麻痹病毒（IAPV）是嫌犯之一。然而病毒是从何而来呢？基本上有过两种假说：一是每年美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笼蜂，澳大利亚的蜜蜂种源很好，一只蜂皇被进口到美国，过了春天就能繁殖建立出一个群落；二是从中国进口的蜂王浆，中国人用这种蜜蜂贵族食品来养生已有千年历史，但美国却将其大量进口以伺幼蜂及蜂后。麻烦的是二者里边都检查出了IAPV。在怪罪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急得恨不得要控告美国了。陈老师就和同事做了这个调查：美国从2005年才开始进口澳大利亚蜜蜂，他们冰箱里恰恰保存了2002、2003年的蜜蜂，拿出来做基因检测，同样发现了IAPV，所以就可以正式排除“美国的IAPV源自澳大利亚蜜蜂”的假说。这时中国蜂王浆自然成了有些人的矛头所指。便有了上一段的故事。

然而，致病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不是IAPV都尚未被最后敲定，谁也没法进一步结论究竟该对什么严加设防。这是我用来自我安慰的一根救命稻草。我不知道该觉得庆幸还是悲伤。

最后，许多人关心中国的小蜜蜂是不是也走丢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定的证据（台湾仅有的一例报道，是否缘起相同也有待商榷）。科学家猜测，美国农业化大生产使小蜜蜂大多过着“在路上”的生活，这就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染的危险；而中国种植园规模较小，很少需要像美国这样的蜜蜂大搬迁，于是即使有疾病，也不容易流行。而且不应忘记的是，现在对病原的猜测仍像“想象力大比拼”。虽然科学家有点喜欢IAPV，但事实上只从87%的有病蜜蜂里查出了病毒；5%健康蜜蜂也查出了病毒。这一区别在统计学家看来有意义，但对病毒学家未必如此，要知道，确定病原体首要标准便是“从所有生病个体中都能分离出假设病原体”。

昆虫学家陈彦平正向健康蜜蜂体内注射从得病小蜜蜂体内提取的病毒。随后，她将检查这些被注射小蜜蜂的免疫反应。（Photo by Peggy Gr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