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对这样一句话体悟甚深——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牙痛的滋味，确实使人难以忍受。而人之一生，换句话说也是疼痛的一生。痛是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与心理感受，有时我们被削笔刀割伤，伤口强烈的锐痛让人难忍，有时恋人和你说bye时，内心则是另一番酸楚的痛苦。

疼痛如此普遍，人们不得不惊呼：疼痛万不可小觑。那什么是疼痛呢？1979年，国际疼痛学会把疼痛的概念定义为：疼痛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伴随着现有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疼痛是主观性的，每个人在生命的早期就通过损伤的经验学会了表达疼痛的确切词汇，它是一种身体局部或整体的感觉。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也将疼痛列为了除体温、呼吸、脉搏、血压四大生命体征之外的第五大体征。相较于前四项体征，疼痛又是一种奇怪的体征。其特别之处在于，现今依然没有客观的生物学仪器检测疼痛，描述疼痛的程度。而对于体温，温度计可以告诉我们是否发热，热度多少。对于血压，血压计便能告诉你血压的数值，是否血压升高？

疼痛测量的窘境，并不说明科学还不够发达。而是因为，疼痛是一种太过个人化和主观化的体验，因此很难有客观的工具衡量疼痛。比如，劳作的老农被草叶划破手指，可能并不在意，也不觉疼痛。但若换作是一个初次户外的MM，则可能大呼痛的要命。再比如，美国及西欧是世界上人均消耗镇痛药最多的，可东方人对镇痛药的使用则不足他们的1/6。刨除经济及医疗因素外，东方人的任怨和忍耐精神大有干系，而西方人则一般喜欢夸大自己的疼痛感觉，甚至毫无顾忌地呻吟哭叫。

喜欢测量是人的天性。可远古人类对疼痛知之甚少，教宗和巫师们甚至将其妖魔化，故也没有关于疼痛测量的可靠史料记载。随着19世纪科学家对疼痛机理的认识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疼痛是复杂的，想要测量疼痛，不仅要靠疼痛时身体的生理反应，还得依赖痛者的心理感受，记录其对疼痛的语言描述。

一般说来，疼痛会让人们表现出一些行为和举止的改变，因此记录这些变化能反应一定程度的疼痛。在疼痛时，人的表情可能极其惊恐或不断的呻吟，为了减轻疼痛，人可能产生自发的保护性反应，如踮脚走路、抚摸疼痛部位，或者将疼痛部位固定保持一种姿势。就像肚子疼时，我们通常都会弯着腰，抱着肚子做痛苦状。

但诸如上述的记录并不够客观，人们希望能够量化疼痛。换句话说，用数字来描述疼痛的剧烈程度。加拿大神经生理学家罗纳德·麦尔扎克（Ronald Melzack）便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父母是工人阶级的犹太人，一生致力于痛觉的研究。1971年他和另外一名研究者首先建立了一种说明疼痛性质强度的评价方法，被称为即麦-吉痛觉调查表（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 MPQ）。

 MPQ能记录疼痛的性质、特点、强度和伴随状态，还能记录疼痛治疗后病人所经历的各种复合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调查表内项目繁多，单单描绘疼痛的形容词就有78个。自MPQ问世以来，它在众多的急、慢性疼痛实验研究中大放光彩。实验结果证实其方法实用可靠且有效。

 但这种方法也有诸多不便。由于调查项目繁多，表中词类比较抽象甚至灰色，所以有时病人难以理解准确意涵，何况为了弄清楚疼痛的方方面面，没有病人愿意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

 另外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应运而生，叫做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之所以简便易行，是因为无须填写繁杂的调查表，只需看着一把“痛尺”，然后说出0-10之间的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貌似也很复杂？其实不然。这种方法的主要道具“痛尺”其实是一把长约10厘米的游动标尺。尺的一面标有10个刻度，两端分别为0分端和10分端。而0分表示没有疼痛，10分代则表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的疼痛，从0到10依次表示疼痛的程度在不断增加，愈来愈难以忍受。在测量疼痛时，向病人说明这把尺的含义，然后将有刻度的一面背向病人，让病人在直尺上标出能代表自己疼痛程度的相应位置，医生再根据病人标出的位置为其评出分数。

如果分数在3分以下，那么恭喜你，你虽然感觉到疼痛但并太严重，不太会影响你的睡眠；但如果你的分数在7分以上，oh~my god！你很不幸，你现在肯定疼痛难忍，极需要医生给你用一些镇痛药物来帮助你度过痛关了。

VAS法现今已成为疼痛测量的最常用方法。当然，VAS方法现多用于外科手术的患者，评价他们手术后切口的疼痛程度。如果你曾做过手术，相信你对此并不陌生。不过，它让疼痛者说出自己所认为的疼痛程度，并非完全的客观指标评价。此外，对于小朋友，为了让他们说出痛的程度，图画式的方法则更简单直接，一个笑脸意味着不是很痛，一个哭脸则代表着痛的厉害。

(简略版内容见《新京报》2008-6-8 B10版新知周刊)

有一次，孔子实在看不惯大盗盗跖作恶多端，决定要劝服他弃恶从善，于是便带着子贡和颜回上山去了。本以为凭着自己最拿手的仁义道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定能马到成功，不负众望。可没成想那盗跖虽然是个莽夫，但却着实有几把刷子，他对孔子说：你叫我不做大盗，去做诸侯，统治几百里的大城，这实在太可笑了！大城再大也大不过天下，尧舜、汤武都曾拥有天下，可他们的子孙现在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天下的事情，有大利就有大害。你今天讲的道理，都是我所抛弃不要的，别再废话，收拾收拾赶快滚蛋吧。

孔老夫子这次很没面子，兴冲冲去说服别人，却反被教育，闹了个灰头土脸。当然，这故事八成是庄子杜撰的，但道理没有错，谁让您整天仁义不离口来着？仁义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们大家也都相信您是真心诚意地要将其推广开来，以匡正世道人心。但问题是了解仁义的人是否会按仁义的标准行事？恐怕不全会，比如盗跖，他是知道仁义的，而且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我每次分赃的时候，都会很公平，这就是仁；每次偷完东西，都最后一个离开，这就叫义。相信没有人会认同此仁义即是彼仁义，但盗跖先生却在对孔夫子的教导深入理解、灵活运用后，广受属下爱戴，事业蒸蒸日上。这么干的不止他一个，往远了说，哪位打算谋朝篡位的野心家不要事先准备一番正义凛然的说辞？往近了说，哪个大贪官不会在报告中大谈“公仆”、“廉洁”？往外了说，世界警察“山姆大叔”哪次出兵讨利益不是高举“民主”大旗，高喊“解放”口号？

扯了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好东西不仅会带来好结果，还会带来坏结果，而且往往东西越好，可能导致的灾难就越严重。在“仁义”、“廉洁”、“民主”……被“善加利用”后，坏事就可以干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富有艺术性了。而如果没有这些金光闪闪的名词的话，人们恐怕打破脑袋也想不出坏事居然还可以这样做。

在这些名词中，有一个光彩尤其夺目，常常被用来顶礼膜拜而不加防范，那就是——科学。科学受到如此推崇并不奇怪，因为它的特点是通过理性，以非常严谨的方式，在客观世界中寻找客观规律。不论国籍、种族、信仰如何，只要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就必然会对其产生信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界普遍认为科研工作应该独立于社会伦理、道德而存在，即不应受任何人为的观念、价值判断所影响。这听起来没什么错啊，对客观规律的探求理应不受主观思想的限制。但很快，人们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二战的时候，海森堡那帮德国科学家日以继夜地在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研究出来了就是对科学的巨大贡献——实现了核裂变，但如果这贡献首先被德国人做出的话，我是否能在这里写文章，你是否能在这里看文章恐怕都会变成未知数。

看来说科学研究应该独立于伦理、道德是有问题的，因为同样一项研究成果，你可以用它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也可以用它来统治地球，奴役全人类。结果什么样全凭拥有这研究结果的人想法如何、目的如何，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这些人不会把手中的力量用在歪道上？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连孔夫子这样的万世师表，都无法阻止盗跖将他的仁义道德用来指导偷东西。

不过还是有个办法可以避免不幸的发生，那就是压根不去研究，爱因斯坦就懊悔过当初的科研工作：“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我们当然不能责怪爱因斯坦，在他刚兴奋地推导出那个著名公式时，谁能想到以后发生的事情？科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其结果通常在很长时间后才会产生实际影响，而人们往往要对眼前的多关注一些，所以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否则不仅核武器不会存在，飞机、汽车、轮船……都不该存在，没有空气污染，没有气候反常，没有能源危机……人类又回到了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但同时要靠天吃饭，人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于是为了活得更好些，人们开始动脑筋发明新技术……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如今，科学技术发展的很快，科学和伦理的冲突时有发生，比如当下最热门的克隆、转基因、人体干细胞等研究。当然这些研究的初衷都是为了治病救人，造福人类，但谁知道当这些技术被盗跖们掌握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灾难发生？我总是怀疑在未来的某一天，克隆人会充满我们的周围，滥用转基因的副作用会全面体现。或许有人说，可以通过相应的法规准则来对研究、应用进行约束。但遗憾的是，有一条法律，就有一个空子，更何况法律从来都无法扼制人的欲望，否则为什么还会有人知法犯法？

科学会不断发展，技术会不断进步，至于是福是祸，反正最终都要由人类自己担着，也怨不得旁人。说了这么多，也没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而既然是历史的必然，那又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如果要勉强下个结论的话，不妨这样讲：当人类还无法有效控制自身欲望的时候，最好不要对自己的理性过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