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研究通过分析虚拟宇宙游戏中的玩家互动，首次为一个存在了80年的老心理学理论：结构平衡理论——提供了大尺度上被论证的证据。这一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发展一个社交群体时，趋向于避免容易产生压力的关系，以形成一个更稳定的社交网络。

  这项由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和美国圣塔费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参与的研究，分析了一个叫作Pardus的网络游戏（http://www.pardus.at/）中300,000名玩家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个开放式的游戏中，玩家扮演探索虚拟宇宙的星际飞船，彼此间交往，敌对，交流，交易，或干脆大打一场。

  当前科学家们在不断研究人们的虚拟互动数据，诸如电邮，手机和线上贩售行为等，以此来增进对人类社会的认识。Pardus这样的线上游戏制造了大量数据，使得科学家可以籍此来研究玩家的互动，并用研究成果来进一步认识人们在社会中的互动。

  结构平衡理论是一个有80年历史的老心理学理论，它阐述了社会中的某些社交网络比其他网络更加稳定。具体而言，这个理论研究三个个体间的正面和负面联系，即“敌人之友乃吾之敌”比“朋友之友乃吾之敌”更稳定（因此也更普遍）。

  在这个研究中，玩家间的互动信息展示了相较于其他虚拟资源更丰富的细节。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互动。这让研究者展示稳定的社交网络由正面关系构成，从而第一次证明了结构平衡理论。

  来自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数学科学院的Renaud Lambiotte博士是这项研究的一员。Lambiotte表示：“我对人们如何彼此互动并产生复杂的社交网络非常着迷。我也对自己是这个庞大的人群网络中的小小一分子感到十分激动。我们的新研究就造就稳定社交网络的关键元素这一点揭示了比以往（研究）更多的细节。”

  在这个研究中，数学家们着眼于玩家们在游戏中的6种类型关系：友谊，交流，交易，敌对，侵略及惩戒。每1种都象征着独立的社交网络；6个网络合在一起则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网络。  这些数据独特之处在于其中的一些关系具有正面内涵（友谊，交流和交易），而其它的则对应着负面的互动（敌对，侵略及惩戒）。

  研究者们在两个层面上研究这些游戏数据：首先研究的是那些独立的网络；之后再着眼于这些独立网络间的互动。

  研究者们发现，相较于负面关系，在正面的关系中，玩家们更倾向于进行行动及思想上的互动。比如，如果玩家A宣称玩家B是他的朋友，玩家B也倾向于报以相同举动。如果玩家A宣称玩家B是他的敌人，玩家B则倾向于不作回应。

  研究同时表明，某几种互动频繁的关系类型，其构成的网络也会在广泛的层面彼此重叠。某些玩家会参与一致的互动，其他的则彼此排斥。比如，友谊和交流的网络彼此重叠：如人们所设想的，朋友们倾向于彼此交流。而交易和敌对的网络则不会重叠。这表明敌人间倾向于彼此间不作交易。

  Lambiotte说：“我们都倾向于与自己喜欢的人交流，这样的结论仿佛人所共知。但无论如何，之前没有人获得过这一理论在大尺度层面的证据。”

  研究者们目前还在钻研一套用于大型复杂网络的数学工具，以求对从手机数据中获得的数百万人的交流信息进行研究，并着眼于诸如脑内的不同区域间的交流方式之类生物学难题。

消息来源：sciencedaily网站7月20日报道、PNAS 7月19日论文摘要

图片来自 Pardus网站

李纪元 编译，0.618 审稿

原文在这里。作者：Ismail Serageldin  译者：soyoyo

译者简介：看着80前期的猛男猛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在各个领域都兴风作浪，踩着80年代末端而来的我却还在学校啃书，不甘啊不甘，要爆发！

摘要：科学必须与我们的社会相结合才能体现其价值。

居住面积标准的飙升，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人们将愈加意识到经济和社会的潜力，在这场战争中，发展中国家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培养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项目的能力。（在提高生活条件，以及在未来十年实现自己经济和社会潜能的战斗中，发展中国家有一项当务之急，那就是培养自身的科学研究和专业技能。）一个国家的财富越来越依靠于它所积累的知识及这些知识的应用，而不在于它所控制的资源。“富国”和“贫国”是不等同于“知识阶级”和“无知识阶级”的（掌握知识与否将变为拥有与否的代名词）。

工业发达国家与那些多数国民仍处在贫困中的国家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尽管中国和印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巴西、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重大的进步，然而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非洲的（南非除外）和穆斯林世界。但是，通过一些刺激和果断的行动，这些国家也能转变局面。这并非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新加坡、韩国、台湾和其他一些地区已经完成了转变。哪怕不能达到如此轰动的结果，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至少能尽大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那么他们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

国际科学院间委员会（IAC），一个联合世界各科学研究院的国际性咨询组织，最近在这个主题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报告由一个专门小组完成，我有幸担任主席之一。它建议着重注意发展中国家以下五个方面：国家科学政策，教育改革，COE（英才中心）的建设，个体部门的影响和研究经费。五个方面重点都应放在培养国家引导科学研究和获得技术效益的能力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进步的唯一道路。

迈出的第一步是政府在咨询科学家之后建立起一个鼓励科学与技术的全国一体性框架。这个战略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经验，且应清楚地说明政府应当承担的义务，比如说资金、评价优秀的标准、改革以及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协作。把媒体涵盖其中也是十分必要的，科学若想离开公众的拥护而获得成功是不现实的。想赢得公众的支持是项挑战：在许多社会中存在强烈的反科学倾向，其主要组成为宗教狂热者、不切实际的无政府组织者，以及那些倾向于相信骗术的人。

国家科学、工程、农业和医学研究院能够通过提高公众传播的质量以及国家的科学技术项目的质量而有所助益。国家研究院是以会员制为基础的，独立于政府，由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职业美德推动的自治机构。它们在提升国家的科学技术的质量、引导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做的政策、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上的重要性是尤其显而易见的。

当缺少正式的研究院时，一些政府可能会依靠国家主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来领导一个委员会。这种委员会还可以吸收国际专家的力量，包括那些本国海外学者的意见。在发展科学政策和建设研究国内机构方面，国际科研机构也能发挥很大作用，这些机构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院TWAS（第三世界科学院），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ICSU）和科学院间组织（IAP）。它们在建立高标准、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上的帮助尤其显著。

一旦一个国家的科学战略开始运行，那么科学也将采取决策公示制度——这在发展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只有运用了深入的知识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分析之后才能恰当地解决。比如以下问题：该使用何种形式能源，如何提高农业产量，如何保护环境并提高公众健康。国家研究机构活跃地参与到国家的和国际的在某些问题上的争论是十分必要的，不仅仅要报告这些争论，而且应当使科学的声音为大众所听到。

另外，宣扬“科学价值”可使科研的追求更加活跃。这些价值包括以下部分：合理性，创造性，追求真理，信奉行为准则，以及具有建设性的推翻。科学需要自由：询问的自由，挑战的自由，思考的自由，以及想象无法想象事物的自由。它需要容忍敌对的观点，接受证据和合理性的仲裁。科学工作的实质是讨论什么，而不该注重是由谁所引发，应当忽视科学家的肤色、信仰、出生时所属的民族以及性别。这才是值得维护的社会价值，不仅是为了提升科学追求，还为了营照一个更具有人性化氛围的社会。

在政策之后，第二个关键就是建立一个从幼儿园到毕业为止的科学与技术国家基金以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两门学科上。这不光是开设一门新课程和培训教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感受科学事业中作出各种发现的巨大探索性。比如使孩子们领略数学的优雅和美丽，而且使那些对某个科目有兴趣的孩子察觉到自己的潜力。这也会使人们着迷于对知识的需求。

当试着提高教育水准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会犯这个错误——增加学生受教育的时间，却不注重学习的质量。政府们倾向于相信一个人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越久，他们最终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越大。然而，近期世界银行和其它一些组织的一项长期研究却表明拉长教育时间只会限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相反的提高教育质量却有显著的正面效果。

另外一个教育上的挑战是大学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大学是现代化的发动机，是任何社会的转折处，也是进步的一支生力军。它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正如它在科学和技术中所扮演的一样重要。如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仍然依赖于固定课程的机械学习，在研究生阶段遵循学徒模式。亟须改革！自主学习和定向指导应给予更大力度的重视，而不该只注重基于学生-老师的课堂模式的正规指导。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因“人才流失”而焦头烂额，有才能的年轻人被发达国家所能提供的光明前途和良好的职业前景所吸引。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来吸引包括女性和少数民族在内的人才到各个科学领域，并保留住他们。政府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大学组织有效的联合训练，这样各种研究课题就更容易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其中一部分研究也可在本国进行。另外，应该对那些回国的毕业生提供特殊优惠政策，令他们有可能工作在更好的实验室。然而，有人选择移民是不可避免的，发达的北方国家的医院和机构有着不可抵抗的吸引，这是正起步的南方的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次序与移居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建立具有建设性的联系，将“智囊流失”的局面转变为“人才流入”。这样很有可能建立起合作性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强势的科学研究发展中心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好学校和好大学，还需要“英才中心”——一种致力于自然科学、医学、农学和工程学的尖端研究和训练机构。

英才中心是革新的关键，它的重要性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有一个英才中心来提高科学与技术的承载力。这些中心应该拥有自制权，有能力的领导阶层以及稳定的财政支持，而且应当着重选择研究项目。每一个新的研究项目都应当自己筹集资金，然后由专家仔细审查后，再由它的技术水平和给社会带来的潜在利益来评价。理想情况下，审查专家组应当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

另外一个重要步骤是创造“英才虚拟网络”（VENs），它通过因特网联结全国和第三世界不同区域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使他们能够合作，为科学和工程人才提供沃土，增加可利用的学术资源，共享专家意见。VNEs也需要现实世界添砖加瓦，它需要一个机构或是英才中心来作为网络的基点。世界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由多个国家创建的“ 新干年科学启动项目”(The Millennium Science Initiative)便是一个成功的VNEs的例子。

私人机构对全球研究与发展的推进作用日益增加，不仅只是因为它们极大的投资规模，更因他们选择注资的项目的性质，而且他们的成果对于国际上团体也是共享的。在当今社会，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受在研究与发展的问题上忽略私人机构所带来的后果。全球科研资金的私人注资已经由20年前的30%增加到如今的70%。这巨大的投资额源自知识产权制度以及投资在私人机构上可获得的回报的驱使。然而，在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私人机构扮演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角色。工业化国家私人机构带来的优势并没有在像埃及这样的主要依靠公益基金来进行研究与发展项目的发展中国家显现，反而带来许多问题。他们会逐渐发现，越来越具有干预性的专利条例给行政和经济带来负担，这会对研究造成影响，因为有许多进行实验所必要的原料都是受专利所限的。人们需要开动想象，找到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能受益的研发模式。

国际性的私人机构有很强的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能力，政府与他们的合作能力是个很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财政方面的。它与私人机构所支持的学科以及他们选择攻克难题的性质有关。私人机构是不会资助公共事业的研究的，公共事业的研究资金仍然来自公众。因此，加强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之间的配合和理解是科学与技术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比如互补性最大化以及重复性最小化问题。在私人机构不那么强盛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引导半国营集团享受自主管理权，让混合所有制公司能够扮演起更多的角色。公共-私营的伙伴关系只有在政府参与到科学与技术战略之中才能发展起来。

究竟如何才能使这一切都有资金支持呢？科学与技术发展资金问题最关键的不是提供资金的数目——当然，那也是重要的——而是资金被使用的方式。资金应当优先关注政府的科学战略所指向的研究领域，并且应当由一个基于绩效的有竞争性的评价系统来分配。这是保证所有可利用资金有效利用的两个重要前提。

传统上有几种获得研究与发展项目资金的方法。其中一种就是获得国家部门的资助。巴西就通过对进行研究获得经济效益的企业进行公司税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当然资金的分配决策还是取决与科学家与某个部门的关联度。学术界、政府和工业部门三者应该共同管理国家部门的基金，其中的一部分应当供于基础学科和基础设施的需求。

科学与技术研究资金获取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区域网络直接获得资金，邻近的国家在共同关心的问题应当互相协作。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正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如今已经有一些基金，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到巴西、印度和中国去工作。这些项目虽小，但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未来合作播下了种子。区域网络还可以作为与发达国家建立合作的交流平台。

另外还有两种可能获得资金的途径：一种途径是全球学术基金，它可以为地区的或国家的英才中心提供5年、10年甚至20年的贷款，使中心能够提升科学和工程的研究价值，并创造一个能够进行高质量的研究的环境；另一种途径是全球项目基金，它为特殊的研究项目提供贷款，项目是否值得投资是由国际评审人员来决定的。全球项目基金最好的例子就是研究疫苗的盖茨基金会。

最后，提下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性。数字图书馆使所有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取知识。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查找最新的研究进展常常受限，因为这些前沿多数出现在需要购买权限的期刊之中；查询资料也极其不易，因为大多不在本地图书馆；而各种数据库也往往是私人所有。通过因特网便可进入的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新的途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理应为他们的研究机构提供必要的通信基础设施。埃及亚历山大新建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一次很好尝试。但是这应该是一项区域化和全球化的事业，相对来说，这座图书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利益的道路上很多方面都还是落后的，但是他们对成功抱以了最大的希望。这需要依靠我们和后代们来确保科学的价值能够与我们的社会相结合。这个基础可能是保证我们能够达到更高生活水平的最好途径。有可能也是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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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欠也流行

    您正在开会－－如无意外，正常的会议必定让您觉得索然寡味。然后救星来了，这片无聊被对面的一个哈欠打碎，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理所当然，会场成了哈欠的海洋。这让主持人很恼火，幸好他自己的哈欠也适时而至。

    在流感为人所知之前，哈欠一直是传染的典型范例。 300年前的牧师Robert Burton正儿八经地问道："为什么一个人打哈欠之后，另一个也紧跟着打哈欠呢？"中国古人似乎看到了隔空飞舞的无名小虫，于是用瞌睡虫借哈欠之机肆意传染之说予以解释。这个解释将哈欠和瞌睡相联系，唯一的可取之处，只是充满想象力。

    把眼光放开阔一点，其实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姑且不论同宿舍女生的月经周期会趋向同步，也不说羊群总是蒙查查地跟随领头羊，更不说那些在夏日夜晚同步闪烁的萤火虫……单是鸡鸣狗盗之辈用半夜鸡叫引得众鸡齐鸣，就足以说明，在生命的大洋中，随波逐流似乎无处不在。

    跟着大伙儿走吧，虽然随大流未必总是正确，起码不会成为愚蠢的少数。问题是，如果只看邻居的脸色行事（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哪怕是半公里之遥的一点动静，也会将搔扰传遍整个鸟群。这种神经质的举动未免有些盲目，所以道德家们就用“盲从”来称呼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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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盲”而“从”

    如果剥除这个词语的社会含义，“盲从”的说法却也有两分道理。“盲”隐含了信息不足的含义，“从”意味着跟从周边个体的举动；以人推己，将同伴作为信息来源，正是盲从的主要动因。或许也正是因为道德家们信息不足，才让“盲从”有了如此不堪的名声。

    复杂环境中的生命个体，微小到如同股市中的散户，信息收纳能力十分有限。鼠目寸光虽含贬义，却是事实。优雅漂亮的火烈鸟长颈长腿，是标准的美人，但低头在水中过滤食物时，双眼的焦点就在半米开外。

    低角度固然有碍高瞻远瞩，高速运动更是有碍观瞻。低速下，人眼的视角可达160度，一里外的物体也都清晰可辨；时速40公里时，视角缩小到90度，能够清晰聚焦的距离仅限于200米只能；一旦时速过百，40度或160米以外的世界，人眼只能雾里看花。

    势单力薄的个体有如信息海洋中的孤岛，唯有集聚成群，方能有所作为。如同移动网络的基站网格模式成功取代铱星系统，个体之间互通有无，同样可以组成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扩大获取信息的范围和敏感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固然常常成为惊弓之鸟，却大大提高了生存机会。

    面对快如闪电的鹰隼,单只信鸽发现敌害的平均最短距离只有5米，撞上鹰爪的几率超过八成；但随着鸽群数量的增长，预警范围也迅速扩大，50只鸽群的最短报警距离扩大到将近40米，称为盘中餐的几率也随之降至不到5%。

    高速运动的个体更有必要将自己融入群体之中。在平均时速超过40公里的自行车公路赛中，运动员唯有以周围选手为参照，形成一个同步高速运动的主集团，才能最大限度保持体力和及时感知外界环境。主集团如此重要，甚至成了某些自行车赛的记分标准。在记分赛中，每一个冲刺圈（绕场10圈）中的第一名只能获得5分，但超过主集团整整一圈的选手可以获得20分，反之则会失去20分。

    在信息的汪洋之中，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补充个体的盲目。作为个体的动物对环境的评估不足，必须依赖周边个体的举动作为信息参考，从而确定自己的行为举止。这就是盲从的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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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压力作梗

    别在标榜什么特立独行了，拼命活下去才是生命的首要任务；而跟从别人的举动，泯然众人就是最保险的手段。事实证明，最容易被捕杀的蝙蝠，往往就是那些位于群体最外围，行动最不一致的个体。而落单的羚羊，基本上只能任由猎手鱼肉。

    大多数时候，自然选择不喜欢出人头地，而社会同样对盲从有着充分的需求。生存压力迫使动物必须保持多数派路线，社会压力也要求人们必须尽量与群体保持一致，以免遭排斥。社会心理学家名曰“规范影响”，物理学家喜欢用一个更晦涩的名词“耦合振荡体系统”来解释同步化现象。他们成功了，基本上，这些名词熄灭了大多数人的求知欲。

    故事会更有趣一些。1998年，匈牙利物理学家托马斯 维萨克Tamas Vicsek在一场音乐会后的掌声中发现了同步化现象。每当音乐会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不久之后，掌声将趋向于同一个节奏；一旦演出者再次出来谢幕，掌声再次爆响，再回复节奏。这种同步化现象在长达三分钟的时间内反复交替出现。显然，没有经过彩排。

    他在音乐厅屋顶安装的麦克风，多次应证了这一现象。此后针对大学生志愿者的实验表明，狂热而无规则的掌声有助于表达激动振奋的情绪，而有节奏的掌声可以使人感觉和其他观众融为一体，比较有安全感。他认为，听众正是在这两种情绪中摇摆不定，所以才会交替出现两种鼓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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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都干了什么？

    在物理学家把触角探到社会领域之前，针对群体从众现象的社会心理研究也早有进行，结果大同小异，个体的从众有两种出发点：规范影响使自己与群体保持一致以免遭受拒绝；当自我判断模糊时将别人的判断作为信息来源，则名为信息影响。

    20世纪30年代，谢里夫Muzafer Sherif给黑屋子中的被试看5米开外一个根本没有移动的光点，人眼因为“视动现象”使得光点看似在移动。被试则被要求估算光点的移动距离。结果他发现当被试身处群体中时，会改变自己先前的估算结果。看来，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未必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只是别人观点的映射。

    时隔二十年之后，阿什Solomon Asch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只是将实验稍微改变了一下，就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他让被试在三条线段中选择和标准线段等长的线段，和谢里夫实验最大的区别在于，另有六人同时参与实验，不过是给出误导信息。这些人都选择了一条看上去明显不相等的线段，这时，你会改变自己的初衷吗？

    虽然大学生被试在单独作答时的正确率高达99%，可一旦身处群体之中，这些号称从不从众的独立人士，居然有37%的人跟从了错误答案。最关键的信息在于，很多盲从错误的个体，在更改决定时，表现出身处压力的情绪。很明显，是群体压力促成了这种盲从行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规范影响”。

    归根到底，个体的从众行为大概有两种出发点：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会议室里的哈欠连天，可能是出于氧气不足的暗示，也可能只是对无聊议题的一致抗议。无论如何，盲从，似乎的确情有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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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开，道德来了。

    但道德观察家们不太情愿，他们认为盲从是对人的独立性的侮辱。考虑到他们总是将社会性凌驾于自然属性之上，这种自以为是竟然显得如此的理所当然。

    在青春影片《死亡诗社》中，麻辣教师基廷在草场上导演了一幕经不起推敲的实操课程。一群起初各自踏步的孩子逐渐统一步调，周边同学不自觉地同步拍掌。基廷以此告诫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对于荷尔蒙暴涨的青春少年，特立独行的教师自然让人心生敬仰。不过要想打动更多冷静的头脑，基廷必须做到不顾街头仰望人士的蛊惑，目不斜视昂然前行－－哪怕被飞石砸中那乱蓬蓬的发顶。

拓展阅读：

1.美国David G. Myers的《社会心理学》教材对于从众心理有详细的论述。该书的第八版已经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虽然翻译水平十分一般，而且错谬连连。

2.美国Hock R. R. 的《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探索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已经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阿什的群体压力影响从众行为的研究名列其中。

3.www.nd.edu/~alb/Clap/index.htm列举了有关同步化掌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