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27日，瑞典人诺贝尔签署了最后的遗嘱，将自己的财富用于设立一系列奖项，其中一项就是奖给在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做出最重要发现的人的。从1901年开始到去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已经颁布了100次，共有195人获奖，其中女性10人。其间有9次没有颁奖，分别是1915、1916、1917、1918、1921、1925、1940、1941和1942年。

不算本次，历史上有37 次是1个人获生理/医学奖，31 次是2人获奖，其余32 次是3人分享这一奖项。

本次获奖者Robert G. Edwards于1925年9月27日出生于英国，现年85岁，因为“体外受精发育（development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的工作荣获本届诺贝尔生理医学奖。1978年，Edward与妇科医生Patrick Steptoe等人成功利用体外受精技术孕育了第一个试管婴儿Louise Brown（本该同时获奖的Patrick Steptoe，已经于1988年去世）。

Robert Edwards（右图）于1955年取得博士头衔。2001年，以和本次诺贝尔奖同样的获奖理由，获得医学界大奖艾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Albert Lasker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体外受精”的英文名称是“in vitro fertilziation”，直译的话就是“在玻璃器皿内受精”，这是因为早期的体外受精实验都是在烧瓶、试管之类的玻璃器皿中完成的。今天，“in vitro”已用来指代一切发生在有机体之外的生物过程。口语常用“试管婴儿”一说，但其实体外受精通常不是在试管内，而是在培养皿内完成的，在进行早期的胚胎发育后，再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诞生婴儿。

世界上首位试管婴儿是英国姑娘Louise Brown，她出生于1978年7月25日，四年后她的妹妹也作为试管婴儿出生。1999年她以自然分娩的方式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来源：nobelprize网站10月4日报道

作者：renard

奖牌图片来自 nobelprize网站

在和情侣们捉了几百年的迷藏后，2008年2月人类终于通过超声波第一次抓住了这个传说中的滑头-G点。

意大利拉奎拉大学的艾曼纽•简尼尼（Emmanuele Jannini）明确发现了那些声称有阴道高潮（指不刺激阴蒂而只由阴道前壁刺激引发的性高潮）的女性在身体构造上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差别。答案很明显，那些在插入式性爱中得到高潮的女性在阴道和尿道之间都有一块较厚的组织，这也意味着通过简单的超声波扫描就可以找出那些拥有G点的幸运儿来。

更好的消息是简尼尼有证据表明那些拥有这种厚组织的女性能够在“教导”下获得阴道高潮。在30位被超声波扫描的女性中有8位发现了G点，而这8位中只有5位承认在性爱中曾体会过阴道高潮。不过，当这剩下的3位看到自己扫描图中的G点位置并且得到如何刺激它的建议之后，她们中有2位在性生活中都体会到了阴道高潮的快乐。简尼尼说：“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抽样，也能看出‘阴道超声波'在指导女性获得阴道高潮中的作用。”

而坏消息是那些没有G点的女性无论是在超声波扫描之前还是之后都没能体会到阴道高潮，只能凑合着回到阴蒂刺激的老路上去。2008年11月在罗马，这份结论被提交给意大利男科学及性医学协会。

简尼尼现在正在研究是否毛发多的女性更有可能拥有G点，因为她们体内的睾酮水平更高而阴蒂及G点都对这种激素有反应。

另外一个火爆的问题是一个拥有小G点的女性能否通过经常练习来让它变大。简尼尼对此报乐观态度，“我完全赞同用进废退，经常使用应该能让它变大。”看来，如果你拥有G点而且想要更好地享受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加练习了 。

作者：Linda Geddes，原文
译者：Robot

已发于《瞭望东方周刊》
10月6日早上，从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传出的半分钟宣讲攫住了全世界的目光——半份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被献给了德国海德堡癌症研究所生物学家Harald zur Hausen，他用毕生精力发现并确定了妇女子宫颈癌的罪魁祸首——人乳头瘤病毒（HPV）；另一半则授予了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Francoise Barre-Sinoussi和Luc Montagnier，二人于二十五年前共同抓出了AIDS的元凶人免疫缺损病毒（HIV）。时至今日，三位“病毒”猎手的工作已被无数科研工作者发扬光大，HPV疫苗和对抗HIV的药物纷纷面世。

历史上同一份诺贝尔奖往往多人分享，然而一份奖项颁给两个不相关的项目却是少数。对此，该奖项委员会成员Jan Andersson博士在回答诺贝尔基金会的采访中说：“这些独立工作，每一个都配得上诺贝尔的殊荣。”

毕生坚持，终结硕果
诺贝尔委员会将“标新立异”作为对他的评价，然而这四个字如何能概括zur Hausen博士在科研生涯中所经历过的孤独和失望；他的坚持和奋斗恐怕也只有自己铭记最深。

子宫颈癌是妇女第二大癌症，每年50万人被它困扰，25万人因它失去生命，其中绝大部分在贫困国家。在某些地区，子宫颈癌甚至比乳腺癌的死亡率还高。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在II型疱疹病毒上，几乎已经确认它就是子宫颈癌的致病元凶。

1974年，zur Hausen博士去美国佛罗里达参加一个专为疱疹病毒而举办的会议。他如同一名闯入别人领地的“不速之客”，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报道了一系列结果来证明疱疹病毒同子宫颈癌无关，在科学家众目睽睽之下对他们的宠儿宣布死刑。同时，他列出文献上一些关于HPV病毒的疑点，呼吁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这个陌生的敌人。报告中一片死寂，报告后他的观点直接遭到忽视。更为残酷的是，之后很长时间内，从癌细胞中寻找HPV病毒的所有尝试无功而返，zur Hausen博士的小组拿不出一份像样的答卷来告诉自己这样的坚持是否值得。那时的实验室无法培养HPV病毒，这种病毒也不会利用人细胞产生新的病毒颗粒，也就是说实验人员必须从病人的癌细胞中慢慢寻找病毒存在的线索。五年过去了，HPV病毒家族的两个成员终于在zur Hausen博士的实验室中浮出水面，然而其致癌作用却被研究人员自己相继否定。

转机出现在十年之后，zur Hausen博士将HPV16和HPV18呈现给世人，这两种HPV病毒在未来将被证明与70%的子宫颈癌相关。然而此时的研究仍然履步维艰：美国财政部门驳回了他的基金申请，制药公司也在进行市场调查之后中止了对HPV疫苗研究的投资。有些人称zur Hausen博士“一生只钻研一件事是愚蠢的”，一些早期同他并肩作战的同行纷纷背转身去。

时间终究可以证明一切。随着新技术的开发，大量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验证了HPV病毒对子宫颈癌的直接作用，人们对HPV病毒的态度由试探变为肯定。今天我们知道，在已知100种HPV病毒中，40种侵染人的生殖道，15种使妇女面临子宫颈癌的危险。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开发出子宫颈癌疫苗，该疫苗能100%地抵御HPV16及HPV18感染；2005年，默克制药公司也宣布，他们的疫苗能够阻止4种HPV病毒对人体的入侵，有效率达90%。芝加哥大学微生物学家Lucia Rothman-Denes说：“他绝对应该早点受到别人的承认，这样那些疫苗也就可以早几年被开发出来。zur Hausen博士的口碑非常好，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诺贝尔奖几乎像一个终身成就奖，它试图给科学家一生的追求盖棺论定。然而经过这许多辛酸与波澜，恐怕后人评说和任何头衔都不再重要。通知电话打来，zur Hausen博士正坐在办公室里，对自己获奖一无所知。记者提及二十年前工作刚有转机时，博士曾将最重要的实验试剂（杂交探针）慷慨地给予所有向他张口的实验室，成就了他人的若干专利，博士只是报以轻轻一笑。

现在，在诺贝尔官方网站有一项投票：“你是否知道子宫颈癌是由病毒引起？”在第一天的近6000名参与者中，四分之一对其一无所知。正如zur Hausen博士所说：“这次诺贝尔医学奖可以唤起人们对感染性病毒致癌作用的认识，这将推动疫苗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世界上最需要它们的贫困地区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排除在免疫之外。”

HIV发现者之争
相对于zur Hausen博士的低调与宁静，HIV发现者获奖的消息则如同石子入水，在媒体和学术界激起了涟漪。评论家、科学家纷纷表态，各国媒体将公正与否的争议摆上头条，势头甚至盖过了对发现HIV本身的赞扬，这无疑为今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带来了一抹尴尬色彩。

时间倒流至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道了几名同性恋男子所患的“无药可治”的肺炎病例，当时的医学界立即对此产生了种种猜测，但终究逃不脱“男同性恋”这个关键词——艾滋病对人类的进攻从这一刻拉开序幕。1982年，一个20个月大的婴儿因输血死于相似疾病，人们惊恐地看到没有人能对这种可怕的绝症产生免疫，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艾滋病，AIDS）于这一年定名。1983年，几名妇女及更多血友病患者相继染病，人们越来越确信血液中某种感染性病原体使人得上了艾滋病。同年，一种疑似致病的新型病毒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被科学家分离出来——研究带头人便是今年诺贝尔医学奖的主角Barre-Sinoussi和Montagnier博士。第二年，美国癌症研究院Robert Gallo博士也从巴斯德研究所寄去的实验材料中分离到了一种病毒，他最终确认了这种病毒和艾滋病之间的联系并宣布自己独立完成了此项发现。随后，Gallo博士的实验室摸索出了艾滋病的血液检测法，这种方法至今仍对艾滋病控制功不可没。其后的科研结果层出不穷，然而人们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AIDS束手无策，到目前已有2500万人因此失去生命，还有3300万人正在同它斗争。

尽管后来Gallo博士和巴斯德研究所分离出的病毒被证明为同种——HIV，但其发现权之争却从未停歇：1987年，美法两国首脑为了结束争论，宣布病毒为两方共同发现；1989年，《芝加哥论坛报》指出Gallo当年的发现涉嫌剽窃和隐瞒；1991年和1994年，Gallo博士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先后宣布HIV发现权归法国所有；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二人，加拿大国家新闻社总结式地列出“主人之争”时间表，称该奖项“终于为之画上了句号”。

然而更大的风波随之而至。《科学美国人》杂志在当天的新闻中写道：“诺贝尔委员会的程序从来都是臭名昭著地秘密进行……当然，崇高的（noble）诺贝尔奖（Nobel）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公正的，然而总有一些事例会突显出来。”《新科学家》杂志随后撰文称：“我们早在1991年的文章中就明确撰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对Gallo盗窃菌株行为的调查。”

科学家们关心的则并非体制与官司。哈佛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田萌对Gallo博士的落选非常惋惜：“所谓‘不正当行为’不是最重要的，他用一辈子时间为HIV研究做了那么多本质工作，是他第一个将HIV和AIDS联系起来，不肯定他的贡献是不公平的。”

八十年代曾在Gallo博士带领下完成了许多HIV重要实验的Robin Mukhopadhyaya博士对本刊记者表达了他对Gallo博士的敬意，但他同时表示，委员会恪守了将奖项发给“第一发现者”的宗旨，并不是要权衡谁究竟贡献更大。这次诺贝尔医学奖肯定了两个重要人类病毒的发现，有了这些发现才有后边一系列对策，那些贫困国家的医疗负担才逐渐得到了缓解。

正反辩论沸反盈天，正在非洲参加国际艾滋病大会的Montagnier先行表态，Gallo也应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他很高兴人类与HIV这场“未完成的战斗”得到了委员会的承认，“在非洲有许多人没钱进行一辈子的治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先治疗后疫苗’的综合疗法，让这些已遭感染的人们永远不发病”；如今年逾七旬，仍担任马里兰医学院人类病毒学院院长的Gallo则通过电子邮件对本刊记者声明：“我很高兴我长期的合作伙伴Montagnier和Barre-Sinoussi获得了荣誉，我也很高兴诺贝尔委员会终于用这个奖项对艾滋病的重要性做出了肯定。”

来自灾区的新闻有时也会带给我们欢笑，比如在地震的废墟下掩埋了36天的朱坚强。这只本来体重150公斤的猪被刨出来的时候瘦得只剩下50公斤，给它做检查的兽医说，多亏了自身囤积的脂肪，不然它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维持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朱坚强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我想这条新闻至少可以给我们两个感悟：第一，要坚强；第二，没事不要减肥。

但是且慢下结论，因为在减肥的事情上有些研究会展示截然相反的证据。来自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就宣布说，根据对千名患者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他们发现做过减肥手术的人罹患癌症的风险会大大降低。这项发表于美国新陈代谢与减肥手术学会年会的报告称，对于体重超过标准45公斤以上的肥胖人士而言，做过减肥手术之后患乳腺癌和结肠癌的几率会降低70-85%，象胰腺癌、皮肤癌、子宫癌等等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要太瘦也不要过胖。要记住过犹不及的道理。

（友情提示，以下内容含有有可能令人不适的照片，请酌情点击）

转回来继续说猪。其实只要不被搬上餐桌，猪的正常寿命可以达到120年，和人类差不多。另外和人类差不多的还有它们的循环系统和代谢系统。据说猪的DNA中有98%与人类相同。针对这一点，有些人就在考虑是否能将猪的心脏移植给需要的患者。因为人口的老化使得对于新鲜器官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所能得到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在猪这种繁殖量比较大的物种身上做文章好歹也算是一条出路。美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就认为到2010年——强调一句，今年是2008年——人类便可以移植猪的心脏。理由是他们给一头狒狒体内移植了猪的心脏，过了100天后这头狒狒依然存活。不过到底人不是狒狒，而且有些研究显示接受心脏移植的人会在某些方面与变得捐赠者相似。那么如果捐赠者是猪的话……

不多说了，还是让我们来看些更加震撼的东西。不久前比利时的医生们拍到了有史以来最清晰的女性排卵照片。他们在给患者做局部子宫切除手术的时候刚好遇上了这名患者的排卵过程，于是便停下手术拍了十五分钟的照片——最后这句话是我臆测的。有些人认为这些照片没有什么实际的医学意义，但是亲眼看看这些揭示人类生命起点的照片，也许你也会和我一样感到震撼。有些场合，不管多华丽的语言也没有一张照片来的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