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科学部长Lord Sainsbury表示，科学家应当更成熟地与公众对话。他认为公众对一些科学观念的不信任，并不是因为公众不理解这些科学问题，而是因为公众感觉他/她们是被强迫接收改变，这些改变之前没有征询过公众意见，且这些变化似乎不能给大家带来好处。

Sainsbury会在英国科技协会节（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 festival）上发言。英国的这个活动于9月14~19日在英国伯明翰市阿斯顿大学举行，Sainsbury将作为英国科技协会主席作讲话。他将会驳斥所谓英国人反对科学的说法。

不过，根据Sainsbury所说，有一些人忧虑当前的科技进步对政府来说过快了，以至不能保持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他解释说：“当我还是科学与创新第一部长时，有一个倡议叫做‘让公众理解科学’，这基于一个假设，即如果公众对科学了解得更多，那么人们就会对科学印象更好。但是不幸地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若干年前，对当时15个欧盟成员国的一个研究显示，总体上看，对科学理解最差的那些国家对科学最为热心。Sainsbury觉得“我们不应对这个发现觉得惊讶，良好的科学教育会让人们质询科学带来的影响”。

他也驳斥了一些科学家的观点，即公众对新科技、新想法的不信任是因为人们不能理解其中的风险。Sainsbury说“[公众]非常清楚地理解风险，如果对人们没有好处的话，即使风险小，又为什么要冒险？”

Sainsbury说，“我记得前任英国皇家科学会会长Lord May在转基因作物受争议最多的时候曾经说过：‘当一种转基因产品被发明出来，如果你每天早上吃一勺后全天就变得苗条又聪明，那这整个问题就解决了’”。

诚实的辩论

Lord Sainsbury觉得，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效地评估新技术的风险，并让公众知情。“如果公众感觉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或者以任何方式隐瞒情况的话，人们就会非常愤怒”。

在Sainsbury看来，对干细胞的讨论就处理得相当好。他表示，科学界提前发现了潜在问题和伦理争议，并让公众参与了一场公开而诚实的辩论。相反地，对于转基因作物来说，这一技术当时已经被强加给了公众，而当它被拒绝时争论随之而来。

“为了提升争论的层次，我还觉得政府应该要求像皇家科学会和医学科学院这样的机构来公开评估目前转基因作物的处境，这样政府和公众可以基于最好的科学建议来做出决策。”

他认为“如果这能做到的话，我相信植物生物技术将成为另一个新技术帮助世界解决最困难问题的例子”。

消息来源：BBC网站9月14日报道

图片来自 BBC网站

Fujia 审稿

Michael Moore，美国导演，911事件之后拍摄《华氏911》斥责美国政府是罪魁祸首，他在葛莱美领奖台上说：“Shame on you, Mr. Bush.”；三年后拍出《神经病人》，矛头直指美国医疗保健制度，以“让你笑到肚子疼”作为广告词，却没能让美国政府笑出来，反将他立案调查。一个喜欢撩拨政府神经的人拍的片子，我是带着些戒备来看的，结果我却为了一个自己拼命想要逃离的国家的人民忧郁了。

在美国，国家在其四分之一人群中实现了“全民医疗”，这一部分“幸运儿”包括某些残疾人，一些儿童，老兵及家属，以及极度贫困者。对剩下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医疗绝不是一种廉价的东西。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障的五千万人之中有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他不慎锯断了自己的中指和无名指，这个骨子里流淌着浪漫情怀的人舍弃了6万美元的中指，接受了医院的“无名指跳楼价”从而获得了重新佩戴戒指的机会；也有一位工人，是有医疗保险的两亿五千万人之一，数十年前开始颇有远见地投资自己的心脏，终于在六十岁时免费享受了去除血栓的昂贵手术——你可以深谋远虑地仔细保险你的身体，给自己买来平静；或者怀着侥幸的心理，赌自己一直健康，然后在走进医院的霎那“一次性投资”；当然，若衣食不保，“极度贫困”又不够格，你也许就没有上边的两难选择了。

医疗保险又是怎样获得呢？作为一个外来人口，我很幸运地在一所高校读书，并且恰巧年轻健康，尚未患上乳腺癌、糖尿病、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等。像无数口碑良好的单位一样，我的学校为我支付着一年2千500美元的医疗保险。这笔保险金额虽然不高，但拜它所赐，当我进入急诊室或者照X光片或者去找医生聊天，就可以只付那十分之一的几百美元，如果不得不在医院过上几夜，也不至于背上几万美元的账单。身处美国市场，我对物价没有发言权，再加上人人都是一个价，于是我很满意。发达的美国有不少免费大餐，这确实值得称道，但并非人人都能享用：不是所有单位都有能力承担员工的医疗保险费用，这时候冒险与否的权利便又交回到了个人的手上。医疗保险也可以更加遥远，美国总有人不幸地比医疗保险所规定的“正常体重”过胖或过瘦，总有人患有保险条款上上千种“高危疾病”中的一种，这一长串疾病名录里苛刻地列入了目前完全可以治愈的某些癌症或心脏病，但这个人也就与医疗保险无缘了；即使买保险在先，保险公司一样有可能将乳腺癌诊断为“无需治疗”，或者痛陈患者没有上报的细小病史，继而盖上deny的印章。而让人无奈的是，患者的怨声载道，执行人员的忏悔背后却并不纯粹是条款的惨无人道，它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正是保险公司在其惨痛的发展历史中为抵御某些“病人”的敲诈应运而生。

在美国另一个广受赞扬同时让人三思而往的地点便是急救室。世界顶级的设备和医疗技术使美国人引以为豪，里边的事迹更不是一部连续剧所能涵盖。在这个特殊的场所，医生必须随时待命，他们也要为自己的医疗事故买高昂的保险（malpractice insurance）从而让自己能够放心行医，护理和打扫卫生人员需要特殊培训，正是这些因素保证了美国急诊水平的高端，但也导致急诊室的高价不是一个没有保险的穷人能够轻松承担。另外，由于急救室是唯一一个不能将病人拒之门外的地方，许多没钱看病却并非得了急病的穷人会在急救室排队，更加剧了急救室的负担。许多美国人告诫我，不是要死人的病，不要去急救室凑热闹，那里动辄要等5、6个小时。然而最近，“不能拒绝病人”这条铁打的规矩也被撼动了，几段穷人在急救室被置之不理的录像广为传播——“如果我有钱”，“如果我是白人”……可是，似乎不论这个系统如何取舍，结果对一些人总会是不公平的。

有金钱交易就有办法存在功利。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富有而“纯粹”的美国同样无法逃脱这一魔咒。在美国，病人先去咨询“初级医生”（primary doctor），在必要的情况下被转给专科医生，不论哪个医生开药，病人都需自行去药店掏钱买药，药店的药剂师可以对医生开药量大小进行监督，驳回过分的药物——于是医生开出电饭锅的事情绝不会发生；但他们却可以选择开药的种类。今年有报道曝光了默克、诺和诺德等制药公司通过网络记录下医生所开药物，以此为据给医生提成的故事，金额高达数十万美元。如果你非常善良积极，就可以想象，这种不是很道德的事情也许恰恰可以刺激不愿意行贿的药厂去研发更强大和更占得住市场的药物；但如果你稍微挑剔阴暗，便定会担心这一萌芽也许能生长到不可收拾，将带来不公平竞争和药物的垄断甚至高价。我想美国人有一天将不会对它袖手旁观。此外，将定价之大权交给药厂，也是另一矛头所指，对此美国已经花费几年时间致力于钻研“药效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这是一种不依赖药厂主观判断，通过建立大规模病人数据库，综合考虑药物研发花费和药物成效，为药物客观定价的方法。在中国的医药制度改革中似有提及，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愿望，实施起来任重道远。

言归正传，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医疗机会不平等。为此，Obama许诺给每个美国人最基本的医疗保险，McCain也曾信誓旦旦一年给每人发5千美元作为医疗费用自由支配。现在，Obama赢了，对他的承诺及其效果，我们拭目以待。

导演Moore是个再典型不过的美国人，不论他的政治倾向展现得多么淋漓尽致，不论他曾经如何贬低和嘲笑美国当前制度，终究藏不住那理直气壮的自信和荣耀感——他在最后引用了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一句话：“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没有犯过错误，而在于知错能改。”

然而美国人看过他的片子就真的会调转船头，全民向着英法加的模式进军么？

在人口相同，经济实力相同，国人性格相同的情况下，英国法国加拿大的医疗保健制度也许确实比美国和中国完善许多。其中法国采取的是同工作性质相关的社会保障形式，而英国和加拿大是全民医疗。以英国为例，他们的“国家健康服务”是全世界第一个全民医疗系统。在二战之后的1948年，国家几乎一无所有，然而英国工党仍然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将此制度推行开来；最初几年，雏形的“国家健康服务”也曾遭到实际花费远远超过预算的打击；但今天，它那“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已经为它赢得了全世界最好的口碑。对于一般人来说，医疗保险公司可以完全略去。不用顾虑误工，看病一律免费，药物不论种类和数量（甚至包括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药）统一定价6.95英镑，医院设出纳台专门用来给病人报销看病往返车费。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医生不满足收入而流向美国，也有的医生接受富人的“心意”而为不平等的救治开放绿灯，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总有医生不是以赚钱为唯一目标——片中一位英国医生听说美国会将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拒之门外，他说：“我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还有人评价，在这种体制下，病人不管大病小病都去就医，造成医院人满为患，效率低下。当然，若你是顶级巨富，不论你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一定能得到最好的救助；所以这种制度关乎的是穷人的问题，它比的不是效率而是公平。穷人在英国等一个月，这自然不是一种天堂的方式，但换在美国或许要等无穷久。Moore有一句话说得挺好：“评判一个国家，要看她如何对待最底层的人。”

其实，全民医疗的概念不是没有在美国出现过。它曾是罗斯福新政中重要的一条，只是最终没有通过议会；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国家医疗改革再掀波澜，成为了第一夫人希拉里最核心的工作，只可惜她提出的改革条款得不到人们理解，使得这一想法再次败北议会。“全民医疗”的制度在美国为什么行不通呢？

加拿大的医疗系统与英国类似，被问到征税如此之高是否不公，一位加拿大人说：“我很愿意交税。今天我的钱帮助别人，他们总有一天也会帮到我。”但是美国不同，她是一个相信privacy的国度，强调私有财产，相当多的人信奉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实际上美国人对加拿大唏嘘的一点便是其高昂的税收，而这正是社会高福利的源泉。现在，美国富人已经被拿走高达收入75%的所得税，他们不一定不认同花钱救助穷人，而是更愿意控制自己的钱去做了什么。比如，富人希望自己把钱交给钟爱的医疗所，或资助自己最关注的疾病，而不是选择这笔钱被通过征税拿走，送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给不知道的谁（甚至被送到战场上去）。对自己，他们也会一视同仁地不买医疗保险，大可放心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支付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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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又与上述不同，她在各阶段采取的制度是本国各种力量协商和妥协的结果。

建国后中国的三级卫生医疗制度曾经以很低的成本显著改善了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它将全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从1950年的三十二岁提高到1985年的69岁；在乡村，那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级——赤脚医生系统——尤其为全世界所瞩目，197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乡村80-90%的人口处在三级医疗体系的保护之下。随着公社的消失，它所保障的赤脚医生系统随之瓦解，这些医生纷纷另谋生路，医疗队伍出现空缺，几年内农村被医疗系统所保护的人口减半，同时看病也变贵了。（当然，市场竞争模式带来的还有“以药养医”，医疗资源有限等等问题，不是本文着重讨论的内容，我就略去不说了。）

我们曾经痛恨计划经济，“均等”这个概念给人心中留下的痛楚大于甜蜜，我们坚决地与它告别，才进入市场经济，直到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已经把它看作一种理所应当而继承下来。重新“计划”，或者像加拿大那样以高税收养活高福利，恐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前两年才有了国家补助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在，范围更广的医疗制度改革也正在开展。

长篇累牍地描述了别的国家的医疗制度，不疼不痒地点了点中国的名字。好在制定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这样一个北京户口、远离疾病、沉浸在书本之中的年轻人所能指手画脚的。我想，也许在任何社会中都从来不存在一种完美的制度。在社会这个反应器中，政策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稳态的反应过程吧。

（全文完，“找骂分界线”之下的内容似有简化之嫌，请大家挑剔地看，并且批判我……同时感谢郑凝和她的医药博客，感谢边和、李奕、田萌的意见，感谢被我纠缠的美国、法国和希腊朋友。）

『说明：是一篇采访稿，所以擅作主张把“科学博”这个专利给俺们松鼠会留着啦，把人家科学家的都以“科研博”代之。13说，我们也2.0，我们是要做“科普2.0”！另外，对不住大家，这是一篇不符合松鼠会宗旨的异常严肃文……』

四年前，《自然》杂志顾问编辑Philip Ball在《属于大家的好东西》一文中对“众人拾柴式”科研略作总结，在他的三种模型中，大家的才智汇集在一起用于科学研究，再复杂的事实和再细小的错误也不在话下。不过科研也不能白拿好处，作为交换，它必须付出的酬劳是信息开放。展望毕竟只是纸上谈兵，时至今日，下到亲手操作实验的学生，上至实际掌管科研大权的教授，科学界仍对这一理念各执一词。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出了多远，科学研究对更多人敞开究竟是大势所趋还是个人的乌托邦？

“万众瞩目”下的科研

在历史上，天文曾是最寂寞的学科，天文学家独立计算和观测，漫漫等待才换来零星发现。今天，恐怕再没有一个学科有天文学这样的阵容，全世界志愿者的眼睛已为各种空间搜索计划盯住寥廓空宇，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人肉搜索引擎”。这便是Ball开篇第一模型——“大众分析”。天文学家何以让这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免费工作？诀窍显而易见，第一手科研图片亮出来共享，最终发现权还为志愿者拱手献上。维基百科是另一个众人参与众人获益的资源——每个人都不是万事通，但全世界人一番“七嘴八舌”，最终你握在手里便是一份了得的智慧。

论文共享是科研界著名的群众项目，在Ball的模型中被称为“众人评议”。早在1991年，连互联网都没有普及，高能物理理论研究群体已建起一个电子论文网站ArXiv。人们可以把提交但尚未被接收的文章先在这里发表，在正规的杂志审委会还没来得及说话的第一时间，全球同行便可以“指手画脚”。相比于步骤冗长的审稿过程，这一举措之受人欢迎可以预料。时隔近二十年，数学、计算机、数量生物学、统计等众多学科已纷纷加入，这个网站也发展为近48万篇论文的集散地，自由下载不需权限。2007年网站下载量达到4500万篇，每月新递交5000篇，日浏览量近百万。ArXiv创立者，康奈尔大学物理、计算及信息科学教授Paul Ginsparg说：“网上电子档案成为人们交流信息的首要场所，那些历史悠久的纸杂志一下子就受排挤了。”ArXiv建立十年后，生物界也迈出试探的脚步，开辟PubMed Central为人们免费下载论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更获得参议院批准，要求它资助完成的所有学术论文必须在一年内免费向公众开放。

最近，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开办网络版《PLoS ONE》，它一上来便号称要颠覆四百年传统，实现“真正的同行审阅”，即文章生死大权不再由几位代表掌握，一旦技术细节通过审查，文章即告“发表”并开始接受全球同行公开评审。尽管新制度仍需在批评中磨合，网上审阅的支持者倒也不乏其人。2007年结束之时，1000多篇网上论文成为《PLoS ONE》的周岁贺礼。

总结上述“开放获取的科学”（Open Access Science），Ginsparg说：“它绝不等同于‘免费的科学（Free Science）’，前者还强调了易于搜索和互动交流。”

Ball模型第三种是形式最丰富也最具争议的“合作研究”，它以OpenWetWare（OWW）、UsefulChem以及科研博客的出现为代表，崇尚科研透明，希望由此换来合作。

OWW的创立者来自麻省理工学院Endy和Knight实验室，网站最初建立只是为了跨越物理距离，让不在同一个楼的实验人员即时共享信息，然而此举在同行中的反响却出乎他们的意料。经过三年时间，遍布全球的4100名用户已加入他们的行列，在此交流实验经验。就像原先梦想的那样，OWW确实成就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合作项目。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Barry Canton在OWW网站上发表了一个建立“标准生物学模型”的构想，他原本并没有期望什么结果；谁知九个月后，万里之外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Vincent Rouilly读到了这个帖子，灵感大发并联系了Canton，二人一拍即合开始合作。现在，这个模型已在若干重要会议向世人展示，并吸引了几个具有技术专长的奥克兰学生的加入。作为OWW的核心人物，Endy毫不避讳对“开放”的彰显，他的实验室个人信息网页上便赫然写着：给我发邮件前请做好心理准备，你的邮件可能被公开。

无独有偶，德雷塞尔大学化学家Jean-Claude Bradley也于2005年建立起学术交流网站UsefulChem，该网站三年来一直与OWW并驾齐驱成为开放典范。Bradley甚至于2006年给自己所标榜的开放科学分支单独定名为“开放笔记本的科学”（Open Notebook Science）。顾名思义，你能从他的网站上看到实验室成员如何计划实验、为何成功和失败，能看到每一块蛋白胶和每一张底片。照他自己的话说，其精髓是“毫无内情的实验数据”。说到科研透明化，Bradley如数家珍：“如果未曾公开实验细节，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结识现在的合作者。”

如今，就连博客也被科学家赋予了“合作研究”的潜力，只是展示在这里的不是数据，而是科研感悟。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生态学副教授Rosie Redfield的号召下，实验室几乎每个成员都拥有科研博客。Redfield对促使她做出这些努力的一篇博文津津乐道：“在科研中，被人抢了先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是科学本身的缺陷，我们无能为力。因此便回避竞争，是一种资源浪费；然而不正当竞争，以致采取什么都保密的另一个极端，同样是资源浪费。”Redfield说：“我们希望别人了解我们在做什么。虽然外实验室人员给我们留言的不多，但是我们确实曾从中获益。”尽管教授中浏览博客的不到一成，拥有科研博的少于1%，电子论文网站ArXiv还是于最近新增了链接到相关科研博的功能，组织者希望网站巨大的流量能带动博客浏览量，同时希望留言机制能够鼓励博主写作，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倡导“开放笔记本”的Bradley却对此略有微词：“博文多数只是‘纸上谈兵的闲聊’。只有真正看到原始数据，人们才有权利对研究做出评价。”

如何开放和开放到何种程度在先行者内部尚未达到共识，2008年3月，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Ben Shneiderman却已在《科学》社论中预言：网络改变了我们研究问题的方式甚至内容，在随后的四百年间，科研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处理信任、责任和隐私的关系，让他们更好地为科研服务。“开放获取的科学”、“开放的科学”、“基于网络2.0的科学”、“开放笔记本的科学”，由此被正式纳入“科学2.0”旗下，接受众人审视，其核心是“人与网络”。

谁来保护你

说到科学2.0，人们最大的顾虑是自己的想法和结果被剽窃。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些电子论文网站给出了明确答复，比如，论文一旦在ArXiv出现，即使还未被正式刊物接受，也受版权法保护。正因为此，引用文章时“出自ArXiv”的标签广受认可。但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论坛又如何呢？到目前，已发生过出版商在未经OWW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引用他们贴出的实验方法的事情；另一位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用户Mauricio Bedoya也已向实验室负责人抱怨，如果OWW不能开发一些隐私空间，那么她将把敏感结果单独记录，她的理由是：“竞争对手不公开他们的结果，我们自己则毫无所获，这根本不公平。”连科研博博主Redfield也坦言：“我们不怕别人盗用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的领域几乎没什么竞争对手。”

对此Bradley自信地说，有过剽窃前科的科研人员便得不到信任，因此其实很少有人铤而走险。他还表示，与其受竞争对手偷窥，公开科研结果反而安全。这一点立刻招来质疑，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博士生Laura Satkamp称其过于“理想主义”：“竞争对手偷窥的概率明显小于公开结果的风险，不能不提防贪婪和自私的人。这个时代相信文章，审批基金的时候不是看你在论坛里发了多少言。”而Bradley“公开实验记录不比会议交流更危险”的言论也遭到芝加哥大学细胞生物学教授Benjamin Glick的反驳：“网络交流和会议交流有区别，会议上，你可以选择你信任的人，或者暗示他你给了他信任；然而通过网络，你根本不知道听者是谁。”

对于笃信科学2.0的研究人员，剽窃则似乎丝毫构不成威胁。Redfield实验室几位研究生和博士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相信开放的科学。那么多聪明的大脑结合在一起，整个科研界就会更有效地运作。”一位从事物理研究的OWW用户甚至认为别人“偷走”了他们的想法并提前一步付诸实现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他便可以朝下一个问题努力了，“出色的研究人员通常有许多好主意，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更多人一起探索，终将有利于你的研究。”当笔者就Bedoya关于公平的顾虑进行询问，今日OWW主管Lorrie LeJeune回答：“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却是每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每个研究人员都需自己权衡信息共享的好处和风险。”

有趣的是，选择开放与否还与学科有关。Crotty主编曾讲演并撰长文《网络2.0在生物界为什么行不通》，包括Ginsparg在内的几位科研人员也纷纷提到：在“开放”问题上，生物学似乎总比数理化来得保守。即使大名鼎鼎的《自然》杂志摆出姿态，创建了众人评议论文的Nature Proceeding网站，响应也是寥寥。苏黎世理工学院博士生王立功这样理解：“数理化一般都是比较理论性的东西，一般想法出来证明便也一目了然；而生物学看重实验结果，谁先做出来算谁的，先把想法透露了就失去了优势。”而Ginsparg则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研究基金依学科不同而不同，生物医学研究往往要花费几万美元，而绝大多数物理和数学研究则一分钱也不需要。正如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物理学家只用纸和笔便可以做科研，而生物学家则只需一个垃圾桶。生物研究所要耗费的资源和金钱如此之多，其竞争激烈也不无道理。

同是生物行业，去年二月瑞士诺华制药等研究机构却做出一项惊人之举——将他们基于对上百万人的分析而辛苦绘出的“II型糖尿病基因差异图谱”公之于众。你只要有电脑，能上网，不管是不是专业人士都可以下载原始数据。这幅差异图不仅使人们向破译II型糖尿病的遗传成因迈出极有建设性的一步，也同时展示出广阔的制药天地。当被问到为何放手这一商机，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Mark Fishman说：“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将此项研究所揭示的糖尿病相关基因翻译成新药要全球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大家能争着来实现这一梦想。”这可谓开放的科学最慷慨的一次给予。

来自外界的担忧

今日，主张开放科学的群体内部热情高涨，然而一出那个人群又无人知晓，似乎人们要跨越的，不仅是对剽窃的心理障碍。《冷泉港实验室操作指南》执行主编David Crotty曾为科学2.0列出几大罪状：科研人员没时间浏览成千上万学生博客；网上实验笔记不如各大《操作指南》可信；公开资源不便查找；对增进交流没有实质性推动……芝加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Rita Strack担心，如果人们将未经同行审阅的结果公布在博客和网络笔记上，没有判断能力的大众则很容易被误导；更有甚者，会为了抢占某项发现的优先权而贴出不负责任的信息。看来，“开放”关乎的不只是信息公开者的意愿。

Redfield实验室博士后Maughan认为“存在争议”正是论坛与博客不同于文献的独特之处，读者应该学会判断孰真孰假。Bradley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在科学界不存在所谓的‘确定结论’。现在的科学系统最大的一项漏洞便是需要‘信任’的地方太多。读者必须信任编辑选择了合适的人来审查论文，审查论文的科学家必须信任作者所总结的实验结果，通讯作者还必须信任他们的合作人和做实验的学生给出的数据。哪怕其中一环有个闪失，整个系统便不可信了。如果实验记录公开，我们就不必完全押宝在这么多‘信任’上。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甚至连自己也不信任。”话虽如此，科学家却无法要求浏览网页的外行具有用同样清晰的判断正误能力，这一点确是自由言论的硬伤。

如此看来，面对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公平危机和科研人员社会责任感的不同底线，我们能否坚持科学的绝对共享，实在源于理念差异。已经敞开的科学大门并没有解释一条普适标准，未来的方向，仍待各种观念角力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