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在这里。作者：José Goldemberg 译者：Linki

译者简介：刚刚从温暖的岭南来到寒风阵阵的北京，开始研一的生活。跟松鼠会各位前辈相比，资历实在太浅，不过我会努力的。大学时选择了一个很迷人的理科专业——生物科学，由此与“科学”搭上了砍也砍不掉的联系。我的博客是http://linki27.blogbus.com.还有另一个刚刚开始弄的“专业”一些的博客，http://sousa.blogbus.com/,内容多是外文科学博客文章的翻译或简介，欢迎指教。

摘要：在几次失败的开局之后，南半球诸国已经做好准备，欲在可更新能源领域大展拳脚。

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可更新能源更多的时候只起着装饰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可更新能源则是能源消费的重要部分。

举例来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富国成员中，可更新能源的消耗量只占全部能源消耗的6%。 在非洲，可更新能源所占比例超过60%，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一比例约为25%。

可更新能源的种类和能原消耗模式一样繁多，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传统”的和“新型”两种。

大型的水力发电站就是一种传统类型可更新能源。与化石燃料能源一样，水力发电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在发展中国家对可更新能源的利用中，占最大份额的是超大型水力发电和传统的生物质能（从农业和森林的废弃产物、散布的木柴以及动物粪便中获得的能源）。 在可更新能源版图的另一面是新型可更新能源——生物质气化能和生物燃料、小型水力发电，地热能、风能、太阳能和海洋能。

1988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或者称为《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中将可更新能源描述为“一种潜在的巨大的一次能源”，能够“永续利用并造福世界上每个国家”。

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可更新能源的展望大部分都还没有实现。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继续消费着传统的可更新能源，另一方面却对开发新型的可更新能源意兴阑珊？

首先，化石燃料是发达国家95%的能源消耗来源，所以扩大能源产量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努力多集中在石油、煤和天然气上面便不足为奇。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鼓励，一心想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原因就是能源专家们已经认为传统的可更新能源太过不可靠，太过低效，以至于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时没有太大的价值。事实上，许多能源专家主张在发展中国家中，可更新能源——如用于做饭和加热的木柴和木炭等——应作为首选的能源。在这些国家中，贫困和专业技能的限制使得可更新能源更有吸引力和易于接受。

其次，能源专家对新型可更新能源经常下的判决是：这些能源太过分散，规模又小，实在难以应付如此巨大的全球能源需求缺口。如同许多传统的可更新能源，专家们认为新型的可更新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中那些偏远的，远离输电网或现代运输系统的农村地区大力推广。

这一切导致了一种错误的两分，不幸的是，这已成为全球能源策略的常态：集中的能源——大部分来自化石燃料——理应为发达国家所用；而分散的可更新能源，包括传统的和新型的，则应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首选能源——在那里，还可以顺便试验一下其可行性。这种态度促成了一些分散地点的许多“示范项目”——主要在非洲——的实施。这些项目后来变成了注定要灭绝的技术“恐龙”，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设计者和操作者都是门外汉。

随着全球变暖议题越来越深入人心，以及石油价格攀升到140美元一桶，这些存在数十年的观念正在迅速地失去市场。全球能源战略正在改变。

在过去十年里，特别是近五年，丹麦、德国、日本和美国政府已经在支持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这些努力促使一些发达国家中出现了可观的太阳能和风能国内市场。事实上，目前这些市场的规模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同类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可更新能源设备分布零散，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很小。而在发达国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已经与输电网联系起来，解决了这类能源固有的不能持续供电的问题，并保证了能源供应者的收益。能源输出的增加也降低了成本。近年来的这些发展趋势，反过来促使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开始发展着眼于国内和国际需求的可更新能源工业。

在发展中国家中，可更新能源的推广并没有单一的策略。相反，更多的选择在不断出现。

例如，传统的生物质能——由于这种能源在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来的丰富，因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比发达国家来的普遍——需要依靠当地居民的经验和专业技能来解决应用中的问题，比如如何改进厨灶的效率等。与此同时，小型水力发电站和地热能源系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为单个居住单元设计的太阳能加热技术在中国已经变得十分普遍。在巴西，生物燃料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一种交通能源。这也成就了巴西在这一可更新能源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中的领先地位。

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促使可更新能源在发展中国家更快地被接受？由巴西发展生物燃料的经验来看，政府的法令相当重要。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实行对太阳能发电的保证收购价格政策（feed-in tariffs）和可更新能源配额制。欧盟的法规规定，到2020年，全部电力的20%要来自可更新能源，交通燃料的10%要来自生物燃料。类似的措施在发展中国家也变得普遍。超过40个国家已经通过为可更新能源生产和利用设定目标的法律法规。现在，许多能源专家相信，这些措施将会比税收抵扣或发放补贴更为有效。

所有这些主动措施，随着化石燃料价格的飞涨以及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环境受到威胁这一问题上不断取得的共识，已经使可更新能源成为发展最快的能源领域。 2001年到2005年，可更新能源产量每年增加11%，而总的能源产量每年只增加1.6%。 如果这样的增长持续下去，到2030年，可更新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将达到大约20%。

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孕育时期。然而，可更新能源或许最终能脱颖而出，成为未来能源供应中的首选来源。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个好消息，对整个世界来说更是个好消息。《布伦特兰报告》中提出的“永久利用的可持续能源”的设想虽尚未实现，却已经初露端倪。经过几十年的徘徊不前之后，世界终于醒悟，开始意识到追求这个目标的必要性。

作者：Indira Nath 译者：BOBO

摘要 发展中国家已跻身卫生与农业生物技术革命前沿

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生物技术时代。

先回顾下我们取得的成绩吧。通过国际间通力合作，科学家已能对人类、植物与动物进行基因组测序，人类及植物的许多疾病也找到了DNA致病位点。抗药细菌及“传播热点”的辨别上亦有进展，流行病的传播中心能被及时发现。

现在，再展望下科学家眼中的未来。一些大项目包括应用DNA设计生物工程电路，探明细胞计算、程序设计与交流的完整机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研究人员已建立长拉伸的DNA与合成病毒，通过类似于计算机工程的方法，将DNA片段连接起来。切换开关、震荡器、模式成型及边缘检测设备亦正设计当中，终将导致生物计算机产生。这种生物计算机能用以检测身体的异常，如发现癌细胞随后对其进行毁灭。

而在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或将革新粮食生产与医疗卫生领域。以农业领域为例，研究者正基于DNA技术，制造适宜不同土壤环境的抗虫害高产农作物。

生物技术也是“生物防治工程”的关键。维生素A缺乏，若不予治疗将引起失明，影响逾一百个国家的上百万人口，而其中大多数均在发展中国家。铁缺乏引起的贫血也是营养不良群体中的常见疾病

为帮助攻克失明、贫血及其他健康问题，生物技术正致力开发富含维生素A、铁、微量营养素、蛋白及抗氧化剂的植物。最著名的例子是富含维生素A的大米（又名“黄金大米”），它于千禧年被开发出来。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菲律宾以及越南，正大力资助增加本国稻米产量的研究。据联合国估计，若避免全球粮食供应紧张，到2015年全球粮食生产量须提高50%方可满足需求。生物技术将是确保这一目标的制胜关键。

生物技术的前进道路上亦有障碍，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首先是知识产权(IPR)问题。相关知识产权多被发达国家的私人、公司及大学占据，若想获得关键技术，经费与时间投入巨大。第二大障碍是，担忧生物技术对健康与环境影响的利益集团，从中作梗予以反对。

总而言之，这些障碍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推广生物技术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黄金大米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黄金大米培育生产中的70项专利技术，被授予发达国家的30家公司与大学，以保护黄金大米生产中使用的相关技术。经历一番努力游说，知识产权持有人才免除转让费，准许需要的人士使用相关技术。然而，仍有一些利益集团反对转基因农作物，担忧其可能向非转基因农作物授粉。这种反对声音近来愈成风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先前的转基因番茄、玉米、大豆在商业化过程中，却未遭遇反对。

新科技能将交叉授粉的问题将至最低。而且，野生型与栽培型水稻常有相互授粉的发生，并未出现生态改变。

毋庸置疑，生物技术（像所有新技术一样）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大量科学研究与评估，我们确信转基因作物对人类是安全的。然而，仍有很多人质疑生物技术的应用。这样的怀疑声音不能——也不应该——被忽视。

生物技术的成果为科学界与社会享用，所带来的另一个担忧是，生物技术可能被滥用，用于制造生物武器并危害社会安全。因此，生物技术研究必须依据严格的国际监管制度。目前，已有至少15项国际准则实施，旨在确保公众健康与环境安全，规范转基因公司的管理和贸易。

因此，为确保跻身于生物技术这辆快车上，发展中国家该有何作为？答案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创造一切可能环境以激发创新潜能，作为终极目标。这意味着，必须培养足够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建设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提供充足研究基金，广泛建立国际通联合作，加强对外开放与沟通渠道。

同时，为确保能从生物技术中最大化获益，发展中国家政府须出台政策，激励企业广泛参与，制造有利于本国人民的产品，如预防儿童疾病的疫苗。此外，政府在激励创新与维护公众利益上，需寻求合理平衡。以印度为例，Shantha生物科技公司以酵母菌为基础开发出重组乙肝疫苗，使其价格从9美元降至0.6美元。通过合理调配学术界与公司潜能，印度、巴西、古巴现均能生产重组药物和疫苗。

路漫漫其修远兮！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前景广阔，但前提是有能力获取并利用好最尖端的科学与技术。

原文在这里。作者：Ismail Serageldin  译者：soyoyo

译者简介：看着80前期的猛男猛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在各个领域都兴风作浪，踩着80年代末端而来的我却还在学校啃书，不甘啊不甘，要爆发！

摘要：科学必须与我们的社会相结合才能体现其价值。

居住面积标准的飙升，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人们将愈加意识到经济和社会的潜力，在这场战争中，发展中国家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培养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项目的能力。（在提高生活条件，以及在未来十年实现自己经济和社会潜能的战斗中，发展中国家有一项当务之急，那就是培养自身的科学研究和专业技能。）一个国家的财富越来越依靠于它所积累的知识及这些知识的应用，而不在于它所控制的资源。“富国”和“贫国”是不等同于“知识阶级”和“无知识阶级”的（掌握知识与否将变为拥有与否的代名词）。

工业发达国家与那些多数国民仍处在贫困中的国家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尽管中国和印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巴西、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重大的进步，然而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非洲的（南非除外）和穆斯林世界。但是，通过一些刺激和果断的行动，这些国家也能转变局面。这并非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新加坡、韩国、台湾和其他一些地区已经完成了转变。哪怕不能达到如此轰动的结果，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至少能尽大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那么他们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

国际科学院间委员会（IAC），一个联合世界各科学研究院的国际性咨询组织，最近在这个主题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报告由一个专门小组完成，我有幸担任主席之一。它建议着重注意发展中国家以下五个方面：国家科学政策，教育改革，COE（英才中心）的建设，个体部门的影响和研究经费。五个方面重点都应放在培养国家引导科学研究和获得技术效益的能力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进步的唯一道路。

迈出的第一步是政府在咨询科学家之后建立起一个鼓励科学与技术的全国一体性框架。这个战略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经验，且应清楚地说明政府应当承担的义务，比如说资金、评价优秀的标准、改革以及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协作。把媒体涵盖其中也是十分必要的，科学若想离开公众的拥护而获得成功是不现实的。想赢得公众的支持是项挑战：在许多社会中存在强烈的反科学倾向，其主要组成为宗教狂热者、不切实际的无政府组织者，以及那些倾向于相信骗术的人。

国家科学、工程、农业和医学研究院能够通过提高公众传播的质量以及国家的科学技术项目的质量而有所助益。国家研究院是以会员制为基础的，独立于政府，由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职业美德推动的自治机构。它们在提升国家的科学技术的质量、引导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做的政策、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上的重要性是尤其显而易见的。

当缺少正式的研究院时，一些政府可能会依靠国家主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来领导一个委员会。这种委员会还可以吸收国际专家的力量，包括那些本国海外学者的意见。在发展科学政策和建设研究国内机构方面，国际科研机构也能发挥很大作用，这些机构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院TWAS（第三世界科学院），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ICSU）和科学院间组织（IAP）。它们在建立高标准、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上的帮助尤其显著。

一旦一个国家的科学战略开始运行，那么科学也将采取决策公示制度——这在发展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只有运用了深入的知识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分析之后才能恰当地解决。比如以下问题：该使用何种形式能源，如何提高农业产量，如何保护环境并提高公众健康。国家研究机构活跃地参与到国家的和国际的在某些问题上的争论是十分必要的，不仅仅要报告这些争论，而且应当使科学的声音为大众所听到。

另外，宣扬“科学价值”可使科研的追求更加活跃。这些价值包括以下部分：合理性，创造性，追求真理，信奉行为准则，以及具有建设性的推翻。科学需要自由：询问的自由，挑战的自由，思考的自由，以及想象无法想象事物的自由。它需要容忍敌对的观点，接受证据和合理性的仲裁。科学工作的实质是讨论什么，而不该注重是由谁所引发，应当忽视科学家的肤色、信仰、出生时所属的民族以及性别。这才是值得维护的社会价值，不仅是为了提升科学追求，还为了营照一个更具有人性化氛围的社会。

在政策之后，第二个关键就是建立一个从幼儿园到毕业为止的科学与技术国家基金以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两门学科上。这不光是开设一门新课程和培训教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感受科学事业中作出各种发现的巨大探索性。比如使孩子们领略数学的优雅和美丽，而且使那些对某个科目有兴趣的孩子察觉到自己的潜力。这也会使人们着迷于对知识的需求。

当试着提高教育水准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会犯这个错误——增加学生受教育的时间，却不注重学习的质量。政府们倾向于相信一个人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越久，他们最终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越大。然而，近期世界银行和其它一些组织的一项长期研究却表明拉长教育时间只会限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相反的提高教育质量却有显著的正面效果。

另外一个教育上的挑战是大学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大学是现代化的发动机，是任何社会的转折处，也是进步的一支生力军。它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正如它在科学和技术中所扮演的一样重要。如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仍然依赖于固定课程的机械学习，在研究生阶段遵循学徒模式。亟须改革！自主学习和定向指导应给予更大力度的重视，而不该只注重基于学生-老师的课堂模式的正规指导。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因“人才流失”而焦头烂额，有才能的年轻人被发达国家所能提供的光明前途和良好的职业前景所吸引。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来吸引包括女性和少数民族在内的人才到各个科学领域，并保留住他们。政府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大学组织有效的联合训练，这样各种研究课题就更容易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其中一部分研究也可在本国进行。另外，应该对那些回国的毕业生提供特殊优惠政策，令他们有可能工作在更好的实验室。然而，有人选择移民是不可避免的，发达的北方国家的医院和机构有着不可抵抗的吸引，这是正起步的南方的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次序与移居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建立具有建设性的联系，将“智囊流失”的局面转变为“人才流入”。这样很有可能建立起合作性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强势的科学研究发展中心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好学校和好大学，还需要“英才中心”——一种致力于自然科学、医学、农学和工程学的尖端研究和训练机构。

英才中心是革新的关键，它的重要性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有一个英才中心来提高科学与技术的承载力。这些中心应该拥有自制权，有能力的领导阶层以及稳定的财政支持，而且应当着重选择研究项目。每一个新的研究项目都应当自己筹集资金，然后由专家仔细审查后，再由它的技术水平和给社会带来的潜在利益来评价。理想情况下，审查专家组应当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

另外一个重要步骤是创造“英才虚拟网络”（VENs），它通过因特网联结全国和第三世界不同区域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使他们能够合作，为科学和工程人才提供沃土，增加可利用的学术资源，共享专家意见。VNEs也需要现实世界添砖加瓦，它需要一个机构或是英才中心来作为网络的基点。世界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由多个国家创建的“ 新干年科学启动项目”(The Millennium Science Initiative)便是一个成功的VNEs的例子。

私人机构对全球研究与发展的推进作用日益增加，不仅只是因为它们极大的投资规模，更因他们选择注资的项目的性质，而且他们的成果对于国际上团体也是共享的。在当今社会，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受在研究与发展的问题上忽略私人机构所带来的后果。全球科研资金的私人注资已经由20年前的30%增加到如今的70%。这巨大的投资额源自知识产权制度以及投资在私人机构上可获得的回报的驱使。然而，在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私人机构扮演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角色。工业化国家私人机构带来的优势并没有在像埃及这样的主要依靠公益基金来进行研究与发展项目的发展中国家显现，反而带来许多问题。他们会逐渐发现，越来越具有干预性的专利条例给行政和经济带来负担，这会对研究造成影响，因为有许多进行实验所必要的原料都是受专利所限的。人们需要开动想象，找到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能受益的研发模式。

国际性的私人机构有很强的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能力，政府与他们的合作能力是个很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财政方面的。它与私人机构所支持的学科以及他们选择攻克难题的性质有关。私人机构是不会资助公共事业的研究的，公共事业的研究资金仍然来自公众。因此，加强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之间的配合和理解是科学与技术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比如互补性最大化以及重复性最小化问题。在私人机构不那么强盛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引导半国营集团享受自主管理权，让混合所有制公司能够扮演起更多的角色。公共-私营的伙伴关系只有在政府参与到科学与技术战略之中才能发展起来。

究竟如何才能使这一切都有资金支持呢？科学与技术发展资金问题最关键的不是提供资金的数目——当然，那也是重要的——而是资金被使用的方式。资金应当优先关注政府的科学战略所指向的研究领域，并且应当由一个基于绩效的有竞争性的评价系统来分配。这是保证所有可利用资金有效利用的两个重要前提。

传统上有几种获得研究与发展项目资金的方法。其中一种就是获得国家部门的资助。巴西就通过对进行研究获得经济效益的企业进行公司税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当然资金的分配决策还是取决与科学家与某个部门的关联度。学术界、政府和工业部门三者应该共同管理国家部门的基金，其中的一部分应当供于基础学科和基础设施的需求。

科学与技术研究资金获取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区域网络直接获得资金，邻近的国家在共同关心的问题应当互相协作。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正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如今已经有一些基金，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到巴西、印度和中国去工作。这些项目虽小，但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未来合作播下了种子。区域网络还可以作为与发达国家建立合作的交流平台。

另外还有两种可能获得资金的途径：一种途径是全球学术基金，它可以为地区的或国家的英才中心提供5年、10年甚至20年的贷款，使中心能够提升科学和工程的研究价值，并创造一个能够进行高质量的研究的环境；另一种途径是全球项目基金，它为特殊的研究项目提供贷款，项目是否值得投资是由国际评审人员来决定的。全球项目基金最好的例子就是研究疫苗的盖茨基金会。

最后，提下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性。数字图书馆使所有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取知识。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查找最新的研究进展常常受限，因为这些前沿多数出现在需要购买权限的期刊之中；查询资料也极其不易，因为大多不在本地图书馆；而各种数据库也往往是私人所有。通过因特网便可进入的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新的途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理应为他们的研究机构提供必要的通信基础设施。埃及亚历山大新建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一次很好尝试。但是这应该是一项区域化和全球化的事业，相对来说，这座图书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利益的道路上很多方面都还是落后的，但是他们对成功抱以了最大的希望。这需要依靠我们和后代们来确保科学的价值能够与我们的社会相结合。这个基础可能是保证我们能够达到更高生活水平的最好途径。有可能也是唯一途径。

原文在这里。作者：Çidem Kaitçibai 译者：小菊

译者简介：小菊是我们的老译者啦，还曾经获得过Dr.You的称号。关于他的详细介绍，请猛击这里。

摘要：科学圈里男性实在太多，而且多数情况下，支配着它的男人们还都很老。

和生活中的情况类似，在科学界，但凡牵扯到性别和年龄的问题都显得没那么简单，并且，还时不时地纠葛进种种令人诧异与费解的矛盾。此外，我们手头数据有限，又给这些矛盾覆上了一层模糊不清的面纱。尽管如此，现有的数据还是明确展现出全球不同地区及文化之间在性别与年龄问题上的巨大差异。

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编辑整理的统计资料，正轻解罗衫般的揭示出女性在科学与学术研究上所处的地位。在拉丁美洲，46%的研究者是女性，远超作为世界平均数的27%。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研究人员中女性只占10%，而亚洲的平均比例为15%。但在不少国家，包括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蒙古等等，女科研者们正享受在一片男女共融的研究环境中。不过在欧洲，实现了这一局势的国家只有5个——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保加利亚以及爱沙尼亚——还一律地属东欧。

在东南亚，科研大军的40%由女性组成，菲律宾的这一比例为55%。而到了缅甸，女性占据高达85%的研究席位，同时，这也是全世界的最高比例。而相反的，日本的研究人员中女性只占12%，是此地区的最小值，甚至可以比肩一些阿拉伯国家。而西欧27%的女性比例相对东欧相对较高的42%，着实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些数字暗示了我们，经济状况、科研编制甚至是桀骜不驯的政治主张都不会主动给科学界的妇女同胞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其他因素同样也应该重视，比如国家的教育政策、发展历史、文化背景等等。

女性与工作

当然，性别鸿沟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远古时期它就已经展露出头角，并且一直坚守到了当代科学界。甚至，某些最为声名显赫的行业也深谙此道。

R. C. Blitz在二十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出类似的失衡。其中披露道，在科技发达国家中，女性在五大精英行业（建筑、牙科、工程、法律以及医药）的雇员中只占5.7%，而中等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为7.25%，但土耳其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却在调查中创下了25%的最高值。无可否认，这些统计都完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前。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一致的刻画出目前全球紧迫的形势。

这些始料不及的发现又说明了什么？发展中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是否就真的比她们在发达国家的姐妹同胞有着稍加广阔的机会呢？事实上，发展中国家飞速的城市化建设激发了它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市民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且，在类似土耳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住地偏远的低学历男性，雇主会更青睐于住地临近城市的高学历女性。

与此同时，在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的精英行业以及稳定的政府职位正由其提供的高收入与尊贵身份吸引着广大的中产阶级妇女。在女性很少外出工作为传统的社会里，一个工作对妇女“恰当”或“不恰当”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正是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对于妇女来说，当工程师和教师一样司空见惯。当然，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就业之路不得不说充满荆棘。然而一旦她们破笼而出，便不用面对所谓“妇女职业”的禁锢。

换种方式来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在于“工作的”与“闲置的”女性间存在的差异。与之相对，在美国等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始终是社会工作中的卓越份子。这些国家的社会意识一直将女性定位于教育与医疗护理领域（所谓强调关怀给予），而工程与科学研究领域（所谓强调竞争与技巧）则是男人的江湖。起码到最近为止，这都是不变的事实。

再者，在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诸如Matina Horner的学者甚至发现，一种“对成功的恐惧”深植于美国女性的内心：当她们规划自己在“男性”行业中的职业生涯时，会暗暗担心，一旦创出骄人的事业，自己就会尝到被男性世界放逐的恶果。而这一类的心理敏感性在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却从未成为左右职业女性的关键因素。

最后，在发展中国家，家庭规模持续扩大，再加上许多中产阶级都市家庭都可以更容易地通过花钱获得上门帮助，女性们开始凭借其她姐妹同胞（比如母亲、亲姐妹、旁系姐妹以及女佣）的帮助来攀登自己的教育与事业之巅。理所当然，她们的丈夫们并不用承担那些被社会认定为“女性”职责的事务——比如照顾孩子。而只要确保丈夫们传统的男性地位不被动摇，他们都很高兴自己的妻子对于职业生涯有着更高的追求。

过去三十年间的妇女解放运动，尤其在美国或欧洲，对拓宽女性自我发展的机遇可谓帮助良多。但眼前的事实却是，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岗位女性比例比发达国家更高。以土耳其为例，它的女性正教授比例（23%）比其余的欧盟（EU）成员国都要高。在德国，此数字仅有4%，而丹麦为6%，瑞典为7%，英国则是10%。

尽管专业领域的女性大获全胜，土耳其却拥有欧洲大陆最低的女性劳工比例（所有雇员中女性只占23%，相比德国为41%，法国为4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UIS）给出的数据还表明，土耳其的女性识字率以78%位列全球最低，而欧洲的平均数为98%。

此外，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还刻画出某种特权阶层。这引发了另一种隔阂：一种由社会阶层差异，以及城市与农村间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所形成的女性之间的隔阂。

事实上统计显示，在发展中国家，这类“性别内”隔阂的影响也许要比各种“性别间”隔阂显著的多。至于这一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却还是一个留待考证的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社会的西方化进程正引导着一系列性别差异的产生。比如在学术上，女性们的努力正逐渐趋向艺术、教育以及人文领域，对于工程与科学领域则开始疏远起来。

纵观全球，只有区区四分之一的研究者是女性。而女性在全球科研领域的现状还有另外两个特点。首先，相比男性，她们更倾向于从事公共部门而不是私立部门的工作。其次，她们更少出现在行政管理职位。

从比较积极的角度思考，由于没有了行政管理工作的负担，她们能在教学与研究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但从消极面来看，无可避免的，这都牵扯到权力与威望的树立问题。女性在涉及到政策制定、预算安排、经营管理以及升迁晋级的事务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当然，类似的劳动力限制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并不局限于发展中世界。再者，这也可能被多种因素所驱使，比如女性倾向于在家庭以及子女身上投入更多时间，而相比管理与经营，她们反倒是对于教学与科研有着更多单纯的渴求。无论原因如何，却都殊途同归：女性掌握的权利始终相对较少。

目前，也许美国遭遇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形，根据美国教育理事会的数据，在目前的长春藤大学联盟中，女性以校长的身份占据半壁的江山，其中包括哈佛，以及总数中四分之一的大学与学院。然而，在全美范围内，女性在大学教授中所占比例仍旧低于20%。与之类似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女性还只是停留在学术界的最底层，而很少成为管理角色，更别提什么校长了。非洲以及阿拉伯地区更是如此，虽然目前当地女性也已开始进入中等管理职位，比如院长和系主任。

当心你的年龄

与性别隔阂类似，在科学及研究领域，年龄上的鸿沟已经成为一种挑衅普遍规律的全球化忧虑。

当你莅临科学与学术界，年龄的的确确占有一席之地。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种年龄分布形势下，如何确保既能充分利用年长学者及科研人员经验、学识、智慧上的优势，同时又能给年轻学者提供机会？

如果太多年长的科学家及学者充当了年轻一代成长之路的绊脚石，大学生们就会不惜转向商业、医药与法律行业寻求发展空间。如果想让学生们在要求苛刻且耗时漫长的科学与学术生涯中追求超越，那么有助其成长的个人成就至少不能遥不可及。

然而，要达到研究学者的层次依旧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自我牺牲，并且，任何一个保持着狂热与高产的老一辈学者离开自己的岗位，都令人扼腕痛惜。鼓励大学与研究机构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不论对科学还是对社会都有其内在的价值。特别是对智力资源紧缺，却又对其有着大量需求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对于科学界年龄分布的统计资料甚至比那些性别分布的资料更为有限，而专门针对发展中世界的数据更显得稀疏。

新的一代

作为人口发展趋势不断扩大的一种体现，发达国家正面临着由不断衰老的研究学者为标志的未来。由于医疗水平的进步以及禁止强制退休的法令颁布实施，越来越多60余岁甚至超过70岁的研究学者依然在岗位上挥洒着青春。统计显示，在1995至2000年间，美国的大学中年龄超过70岁的科研人员数量翻了3倍。哈佛大学前校长Lawrence Summers曾提醒说：“因该挑战那种思潮，不要认为给70岁以上而不是40岁以下的人授以终身席位就是促进创造性思维、培养年轻人或者在科研团队中引入新一代人才最好的方法。”

相比之下，在印度，员工必须在年满60之后退休。于是，学术界“鬓发渐灰”的趋势显得没有发达国家那么明显。但印度那相比个人功绩更偏重于人际关系的低效晋升政策却引发了许多的忧虑，而更多的，则是抱怨。

虽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晋升政策不尽相同，其中许多却沿袭自殖民时代过时的评选方法。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由于高等教育的极速膨胀而不得不雇用大量青年教授的局面。比如在中国，30%的雇员在20-40岁之间，超过60岁的员工只有3%。然而，在45-50岁间却出现了一段“雇佣真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科学界以及知识分子的迫害。

在1990年，世界范围内估计有6800万学生进入大学深造。到了2004年，全球学生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32亿，并且根据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会增至1.5亿。而这一增长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越多的学生，当然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各个大学以及公共资助的研究所并不是唯一能见到学者及科学家的地方。越来越多的研发中心正在私人领域崛起，并恳切的寻找着那些有着丰富分析技巧的年轻毕业生。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局面都是如此。

简而言之，年龄是全球科学与学术界都要面临的问题。但发展中国家年轻化的人口，伴随着大学以及研究中心的空前壮大，意味着年轻科学家以及学者们将享有相比发达国家的同行更为丰厚的发展机遇。然而，要实现这一切，还要求雇佣、晋升的手续能进一步摆脱它累赘的包袱，并能更方便的执行。年轻一代无疑将在发展中世界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至于他们是否会被妥善对待，仍有待全民范围的行政改革措施。

何去何从？

正如以上所提及的，涉及到性别以及年龄的问题都显出其特有的复杂与多元性。直觉与现实之间显出了迥然不同的差异，同时，对此类问题的解答相比最初也愈发不明朗起来。

对于牵扯到性别分布的问题更是如此，由历史及社会的力量所定型的文化价值并非是朝夕之间就能改变的。

而无论是在科学界、学术界，还是社会的其他领域，为了达到完全的性别平等，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来对此类文化价值做出根本上的转变。在等待这也许遥遥无期的文化革命时，政府可以通过一些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来缓解各个性别及年龄之间与生俱来的隔阂。对于这类措施，他们或许可以考虑诸如某些强调性别平等在道德以及经济发展上重要性的教育计划。同时，也可以制定一些鼓励妇女在科学及学术界追求更高学历与业绩的政策。

处于对智慧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中国家能以充分调动女性能动性的方式获得大量回报。令人振奋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在高薪精英领域有着相对较高的专业女性比例，从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拨得了头筹。而如今的挑战，在于如何为城市、乡镇以及农村地区那些较贫困、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提供更多的机遇，以及如何让更多女性突破“玻璃天顶”（glass ceiling，直译为玻璃天花板，暗示女性职员在升迁过程中会遇到的某种无形障碍，阻止其达到更高阶岗位，译者注）的限制，从而获得管理与领导席位。

至于在年龄因素上的失衡，必须制定出某种能保护经验与学识丰富的员工，同时又不会阻挠莘莘学子们踏入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革命性政策。比如说允许老一辈专家们以无薪资、无行政职务的形式继续在团队中挂职——从而允许其完全自由地制定自己的研究或是授课进程。这将使年长的学者继续保持活跃并发挥余热，却不会因此打断年轻学者们的事业之路。同时，这也会鼓励年轻与年长的学者间开展跨年龄层次的思想交流与研究合作。当然，这一切都还都得等待完善的养老金制度、自觉自愿的退休态度以及强制性的退休法令能够一一成熟。

在发展中世界，性别平等的达成以及平衡化的年龄结构，应该与创建世界级实验室以及培育一种鼓励创造革新的整体环境的目标提到同样重要的高度。

作者Çidem Kaitçibai （荣获2006年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年度外籍院士头衔）是一名就职于土耳其伊斯坦堡考契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原文在这里。作者：Dilip Ahuja 译者：一一

译者简介：一一，大三学生，在上海，学广告。爱科学，爱自然，爱生活，爱小猫（小猫叫张若虚）。

摘要:世界上有20亿人无法打开灯照亮他们的黑夜，无法利用能源来抽取干净的水，也无法打开收音机了解外边的世界。五条建议改善这一局面。

过去，世界也曾面临过能源危机，但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在眉睫。过分依赖矿物燃料给全球气候带来了严重后果。与此同时，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口——预计超过20亿——仍缺乏至少一种形式的基本能量使用权，比如电、干净的煮食燃料或是适当的交通条件。对此，在世界正向清洁的低碳能源供给转变的同时，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人，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呢？

目前，就初级能源的平均消费量而言，发展中国家居民仅为OECD（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居民的六分之一。（初级能源，即能源在未被提炼或转化成另一能源前的初始形态）

许多贫困家庭的生活质量可在能源消耗上大大提高一个等级，即便如此，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对很多人来说，能够使用哪怕一点点电量，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抽取干净的水、收听电台并在夜晚阅读。

基本家庭服务，同其他社会活动场所——比如农村诊所和学校——一样，平均每人每年仅可分配到50千瓦时的电量（不包括烹饪与交通）。每年，向全球16亿电力匮乏者提供这一水平的基本电力将增加全球需求量800亿千瓦时，而这只是全球年电力生产量的0.5%。

尽管向人们——尤其是那些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安全可靠且价格合理的能源非常重要，但任何新能源的供给都必须是清洁、低碳且可持续的。

环境的挑战则更为复杂。来自电厂、汽车工业和重型设备工业的排放物已导致空气污染指数常常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规定的健康标准。用于做饭和取暖的传统燃料所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将数十亿人口暴露在罹患重大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危险之下。尽管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气候变化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但全球变暖的重担却似乎不成比例地压在了发展中国家身上。努力为世界能源系统去碳化，是发展中国家为自身及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做的至关重要之事。

各种技术能为一个低碳的未来世界服务，其中，可再生资源与发展中国家尤为相关，因其适于农村地区，而在这些地区接入电网往往代价高昂。数十年来，大多数形式可再生资源的价格已大大削减。例如，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仅水力发电可与常规发电厂竞争；自那以后，风能和地热能发电也颇具竞争力；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尽管价格昂贵，却能在电网无法到达的地区发挥作用。在未来十年时间里，鉴于这一市场的需求量不断扩大，所有可再生资源技术的费用极有可能大大降低。

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但他们可以为此做些什么呢？以下五条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能源生产会有所帮助。

首先，要加快改变传统烹调方法，转而使用清洁、高效的炉子做饭。这一目标看似狭隘，却有必要提及，因为改良过的炉灶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提供极大的健康和福利。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由诸如木材和粪便提供的燃料所引起的室内污染，平均每年导致全球多达160万人的死亡，其中大多为妇女和儿童。此外，燃料的堆积可导致当地环境恶化。

第二，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对那些与全球标准相比消费量是如此之少的国家来说，提倡节约能源乍看起来似乎毫无效果。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减少经济上的浪费行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积少成多的提高效率也会带来巨大收益。

第三项任务是：改革能源补贴。在发展中国家，对矿物燃料行业的补贴仍然高达数百亿美元，通常的理由是：他们需要帮助。因此，受益最大的往往是那些消耗能源更多的较富裕家庭。同时，该种补贴扭曲市场，导致低效率的消费水平，从而遏制了可持续能源供给的发展。

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资源领域，补贴才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给发展中国家的第四条建议。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使用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机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急需政府的支持来使这一切做到最好。

第五项建议是，发展中国家可向发达国家寻求支持，以获得先进的能源技术。一条有希望的潜在途径在于：发展区域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可向地方组织提供基本的技能培训及替代技术的独立评估。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改变它们的能源系统在诸多方面都比发达国家更为困难，但同样也有优势。它们可以借鉴别国过去的经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直接跃向更清洁、更高效的技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迎接这一挑战共同努力的程度。当涉及到能源问题时，归根结底，我们有着相同的命运。用有利于我们的方式共同承担这一命运，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

原文在这里。作者：Mohamed Hassan译者：青闪

译者简介：流行病学博士在读,现在北京,时常眼高手低,日子就在羡慕sheldon们和做自己琐碎平凡的课题中度过.

摘要：科学在过去的25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进步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怎么做，才能确保知识与发展能为大众分享呢？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国际上有很多大事发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毫无疑问，它们改变了世界。看看新闻头条们吧：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柏林墙倒塌、英特网诞生、艾滋等新传染病流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担忧与日俱增、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基地组织制造的911事件以及其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除了这些醒目的大事件，世界同时也在体会着另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它们同样有力，并可能有更加持久的影响，但却往往很少被关注，直到它们的影响巨大到人们无法忽视。

其中一项意义深远而又少有人注目的变化即是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前沿科技和新发明方面的发展。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前，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度，印度被视为一块贫穷贫瘠之地，还有着众多的营养不良人口，巴西是一个由专政军事政府统治的不平等国家，韩国仅只是个GDP稍稍超过尼日利亚的地方，新加坡则是个刚刚迟疑地迈出了发展第一步的闭塞小港口。

这些国家为了改善民生，提高国际地位，都不约而同做出了一项相同的决议，即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求发展。其后，走上了这条道路的国家越来越多，包括智利、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卢旺达、南非和越南等。结果就是随着南北半球科技研发中心的广泛增加，以往以欧美为主导的两极世界正逐渐变成多极世界。

新的现实

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的创始人阿布杜斯·萨拉姆（Abdus Salam）教授经常说：“科学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为此，他把目光投向了时间长河的两端，从巴格达和亚历山大处于世界科技中心的过去，到全人类都能共享科技进步的未来。

在TWAS建立25周年、萨拉姆教授逝世10周年之际，，他的展望正日益变为现实，，科学知识确实正在全球化范围内发展。

例如，中国，已经在很多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纳米科技方面，，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同行评议国际期刊上的文章数量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中国研究者也参与其中，，并且在2003年最先分离出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分。基于这些成就，，中国目前在国际生物技术及基因工程研究领域均占据稳固地位。

印度，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GT)中心也已逐渐崛起。整个世界都因印度的电话客服中心和低技术含量编程工作而将其视作“办公后台”。同时，印度的优秀科学家们也日渐在需要世界级的教育和技术水平的高端科技研究方面发挥作用。

印度的通信公司Infosys，建立于1981年，当时只有7名创始人和250美元现金，现在则拥有超过90，000名雇员，每年创收超过40亿美元。另一家亚洲最大通信公司之一Tata公司，创建于1968年，已在47个国家设立机构，员工总数达10，000人。微软、英特尔、思科都看中了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低廉劳动力，在印度设立了研发中心。上述这些发展都根植于印度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研究能力优势，这些优势除通迅业外，也同时表现在生物技术、制药、和纳米科技研发上。

巴西，其努力增加农业产量的计划被认为在促进该国生物燃料的研发上极有作用，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提高国家科研能力的承诺和决心。1987年，巴西本土大学仅有872个博士毕业，而现在，这一数字则达到了每年7000人，同时还有25，000名硕士。

中国、印度、巴西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建立本国科研能力的良好样板。这三个国家最近都迈过了一道重要的门槛，它们用于研发的资金都超过了GDP总值的1％，并且都计划将这一比例提升到2％－3％，达到经合组织（OECD）中一些国家的水平，其中包括日本、韩国、瑞典，和美国。

上述这些国家的经济都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取得了空前进步，这一点也不让人吃惊。据追踪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杂志《科学观察》（Science Watch）的报道，在同行评议类期刊上，至少有一位中国作者的发表文章数从1990年的828篇增加到了2007年的80，000多篇，也即是在过去的15年里增加了100倍，仅次于美国作者发表的文章数。同时，至少有一位印度作者的文章数量在2000到2005年间也增长了45％，从每年15，000篇增加到了25，000篇。巴西的年科研产出则翻了几乎三倍，从90年代中期的3，500篇每年变成了2005年的11，000篇。

除了中国、印度和巴西，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都积极探索以科技为基础的发展策略。例如马来西亚，正成为高科技制品的主要出口国，并将自身定位成了区域科技知识集散中心，其首都吉隆坡现在是南南合作组织国际科技中心的所在地。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也正加大其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投入，以期未来成为世界级的科技中心。例如卡塔尔就在首都多哈创建了科技公园，美孚公司、壳牌、劳斯莱斯、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都在其中设有重要机构。阿联酋则计划将首都迪拜的国际学术城打造成教育中心，并将阿布扎比的智慧广场和创新城打造成科技中心。沙特阿拉伯正斥资100亿美元在吉达兴建阿布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

非洲

上述都是好的现象，但在全球科技投资增大的同时，那些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仍然黯淡。

除了少数国家有所进步之外，非洲大部仍存在许多问题。较好的国家如南非目前研发投入已达到GDP的1％左右，也已在天文学、生物技术、和纳米科技方面建立了强有力的科研团队。卢旺达，将科研视为其经济发展的核心，投资了GDP的1.6％用于研发。同样的趋势在肯尼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乌干达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在重要研发项目的基础设施方面，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缺陷仍广泛存在。非洲大陆上有太多国家在科研能力构建和经济民生发展上进步极小。

世界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5个在非洲。70％的非洲人日消费额低于2美元。超过2600万人身染艾滋，导致每年250万人的死亡，每年尚有近100万人死于疟疾。40％的人口没有安全的饮用水，70％的人用不上电。教育情况近来虽有好转，但仍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可信赖的医疗卫生服务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可及。

因此，直到最近才有国际发展机构认识到以下不足：由于上述的困难，非洲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科研能力去应对它面临的挑战。更糟的是，对于它最急需的知识创新能力，非洲也没有足够的组织架构去完成。

减少贫困、保证食品和能源安全、充足的医疗卫生服务、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应对环境恶化和保持可持续发展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各自独特的处理方式才能成功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需要有强大的本土化科研力量。

所以，帮助非洲的最被边缘化国家需要对其最有生产力的人民投资，采用平衡策略，一面满足当下的经济社会需要，一面发展科技研发能力是关键。那绝不容易，然而我们别无选择，非洲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同时做到这两点才能有较好的远景。

亚洲

亚洲，如上所述，则是另一番景象。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亚洲国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经济发展方面都是好消息，如中国，其年GDP在过去的5年中均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印度则是8％－9％。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有超过5亿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史上最多最快的脱贫记录。其他亚洲国家的成功经历虽没有那么显著，却也极为相似。例如越南的GDP，在过去3年中，保持了8％以上的年增长率，马来西亚也达到了5％－6％。1970年，马来西亚的贫困率为50％，今天据估已少于5％。1993年，越南的贫困率接近60％，现在则在20％以下。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亚洲占全球的GDP比例将从现在的30％，升高到2040年的50％。

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也面临着环境和能源的双重挑战。在本世纪末，亚洲可能会失去其75％的森林和40％的生物多样性。1992－2005年间，亚洲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增加了70％，仍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的2／3。中国和印度的能源消耗仍将翻番。其他亚洲国家也希望通过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早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急速发展的结果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亚洲已失去了一半的森林，1／3的农耕地面临退化，并且按照日本全球环境策略研究所的报告来看，世界15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3个位于亚洲。

另外，印度本来拥有除美国外世界上最多的耕地，但是在过去数年中，随着农业绿色革命进程的影响减缓以及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和财富的增加，现在印度的粮食需求已超过了其大米和小麦的生产能力。类似的情况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有发生。

未来的挑战

自从25年前TWAS建立以来，我们的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确实已有了很大变化。科技的显著进步，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缺乏信心的国家们现在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欧洲和北美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化进程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农业集约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气候的变化，然而现在看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在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

这些都意味着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应当是未来全球科技发展的中心，如果我们想要一方面避免世界上最贫困和最边缘化人群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一方面改善区域和全球的环境污染情况，那么这两点就是重中之重。

这些全球化挑战将决定着未来TWAS的主要研究方向，应对这些挑战不仅仅可以反映TWAS的持久价值，而且它们正是TWAS建立的初衷。正如25年前TWAS建立之时的认识一样，本土化科研能力不仅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更是我们能成功地为自己和世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