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大自然是残酷的。当猎豹冲向正在安静吃草的羚羊，成百上千的羚羊只有自顾自地四散而逃，哪怕刚出生还没站稳的幼仔也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在这样适者生存的环境中，即使是昔日的丛林之王，在无力奔跑的时候也只有饥肠辘辘地等待死亡这唯一的选择。似乎只有人类是个例外，只有人类会向身处苦难之中的同类施舍，只有人类的下一代会回报上一代的养育之恩，也只有人类会为其他同类讨公道。

这些利他行为构成了人类分工合作的基础。在自然界中，除了蚂蚁、蜜蜂和裸鼢鼠这些少数社会性动物，分工合作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跟人类很接近的其他灵长类动物。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类懂得分享分工合作后的成果。我们的祖先不但在捕猎时有所分工，甚至一部分人可以很放心地让另一部分人出去打猎，因为他们知道战利品会被带回来大家分享。而我们的“亲戚”黑猩猩则不同，他们尽管也会群体作战，但是否能够分到一杯羹基本取决于黑猩猩是否参加了捕猎行动，以及分战利品时的战斗力。与其说他们是在分享，不如说是“被分享”。

分享是有条件的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一直是古代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难道真的是因为人天生具有乐于分享的美德吗？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心理学家弗兰斯•维尔（Frans B. M. de Waal）和米歇尔•博格（Michelle L. Berger）在僧帽猴（capuchin）身上同样发现了与合作伙伴分享战利品的行为。

[乐于分享的僧帽猴（capuchin）]

而近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进化人类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凯撒琳娜•哈曼（Katharina Hamann）、迈克尔•托马瑟罗（Michael Tomasello）、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菲利克斯•瓦那肯（Felix Warneken）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动物学家朱利亚•格林伯格（Julia R. Greenberg）联合发表在2011年8月18日《自然》(Nature)杂志上的论文向人们揭示了，人类的分享是有条件的，它与合作分不开。

在他们巧妙的实验中有一组巧妙的装置，只要拉动盒子上的绳子，让板子靠近自己，放在板子上的玩具弹球便唾手可得。儿童一对一对地进入实验室，他们两个之前看过演示，知道必须合作，一起拉绳子才能拉动板子，但在他们拉绳子时，原本一边两个的玩具弹球会有一个滚向另一边。幸运的儿童会得到三个弹球，而另一名儿童只有一个。这时，50％的2岁儿童和75％的3岁儿童愿意分享自己的弹球。但如果不需要拉动绳子，而是一进到实验室便可以看到各自面前放着不同数量的弹球，2岁儿童中就只有四分之一愿意分享了。

因为儿童一进入实验室看到的就是两两分开放置的四个弹球，也许他们就默认应该按照开始的状态分配，所以在最开始的实验中才愿意将自己的所得分给伙伴。为了排除这个原因，研究人员又将四个弹球放在一起作为初始状态重新开始了一轮实验。不出所料，在这种状态下，2岁儿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愿意分享，但仍有3／4的3岁儿童愿意把得到的四个弹球与合作伙伴分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一开始就把四个球放在一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儿童愿意把自己独自获得的战利品分给别人。也就是说，在没有默认每人两个的时候，2岁儿童愿意独吞战利品，而3岁儿童乐于平均分配给同样付出劳动的合作伙伴，而对于没有付出劳动的人，他们都不愿与其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但3岁儿童之所以愿意平均分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合作者，也许还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可以预想到在之后的时间里伙伴会给与相应的回报，或者担心如果自己独吞合作成果以后别人就不愿再和自己合作了。于是在另一轮实验中，研究人员对3岁儿童强调实验只有一次，弹球总共只有四个，他们的测试也表明所有儿童都已经理解这个情况。可是，尽管他们知道分一个给同伴自己就少一个，但仍然有75％的3岁儿童愿意平均分配合作的劳动成果。

而黑猩猩就不会这么崇尚公平。两个黑猩猩同时按动踏板努力获得食物，当看到食物马上就要划入另一只黑猩猩的手中，不走运的黑猩猩常常赶忙踩动踏板，让跷跷板上的食物滚到自己这边，最后不管是谁得到食物，他们都不愿分给自己的合作者。是不是因为黑猩猩不知道该怎样分享呢？研究人员又在装置上加了个机关，一旦黑猩猩要把食物据为己有，食物就会从跷跷板上掉下去，让他们谁也得不到。这时，很多黑猩猩才不得不选择了和伙伴分享。

有人质疑弹球这个玩具太古老，对现在儿童的吸引力太小，他们本来就不想要这些“劳动所得”，当然会大手大脚地分发给别人了。不过，哈曼解释说，弹球对儿童永远有吸引力，最近的研究还证明了这一点。

3岁儿童都懂得要按劳分配而黑猩猩却不懂，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黑猩猩很少会真正合作捕猎，但人类必须学会分享，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以后被选为合作对象。通过这种社会选择机制，儿童才学会了分享。

为何只有人类才会分享？

人类为什么会分享？到目前为止，生物学家并没有在基因上找到答案。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俄斯•费雪贝奇（Urs Fischbacher）曾在《自然》杂志发表的名为《利他的本质》的文章中指出，人类之所以会作出大量其他动物所不会的利他行为，主要是因为人类重视名誉并且懂得互惠。

公平观念已经在人类社会中达成共识，如果谁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人们哪怕自己受到损失也会坚决惩罚不遵守公平规则的人。在德国行为经济学家韦尔纳•古斯（Werner Güth）的经典实验中，A、B两名实验的参与者会得到一笔钱，A提出分成方法，B来选择是否接受。如果接受了A的提议，两人就可以分钱，但如果B不接受，那么谁也拿不到一个子。如果B绝对理性，那么无论A怎样提议，他都应该接受，因为有钱总比没钱好，他需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实际上，只要A分给B的钱少于25％，B就不干了，他宁可自己一无所获也决不接受A的不平等条约。

人类的分享也不全都出于对公平的追求，有时候是由于对别人困难的感同身受。《我们为什么合作》（Why We Cooperate ?）的作者迈克尔•托马瑟罗（Michael Tomasello）认为，人类的分享不光在物质层面，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服务别人和分享信息。

14－18个月的婴儿已经会帮助别人了。他们会帮助手里拿着很多东西的人捡起掉落的物品，但如果手里没有拿别的东西或者故意把东西扔到地上，他们就不会帮忙捡起来了。如果在这之前婴儿就知道这个人遇到了倒霉事，比如刚画好的画被人撕了，他们就会同情地看着他，在之后的实验中对他也格外关照，更愿意帮助他了。

这种行为并不是家长特意教他们的，因为即使在婴儿帮助别人之后给他们奖励，助人行为也不会增加，但如果一段时间以后不给奖励了，他们的助人行为则会减少。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这些婴儿发自内心的助人行为本来是一种内部动机，但被转化为了由外部奖励带来的外部动机，所以当外部动机消失时，他们就不再愿意帮助别人了。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看出婴儿是可以觉察到谁是需要帮助的人，但是黑猩猩则意识不到这一点。托马瑟罗在黑猩猩的笼子里放两根绳子，每根都连着一块放有食物的板子，并且拉动时都需要同样大的力气。唯一不同的是拉动一根绳子只会给自己的笼子添食，而另一根绳子会给自己和隔壁笼子都添食。这种举手之劳还可以惠及邻居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但黑猩猩并不会主动拉给两个笼子都添食物的绳子，他也不会故意不给邻居做好事，拉哪根绳子对于黑猩猩来说完全是随机的。

难道他不知道两根绳子的区别吗？托马瑟罗把黑猩猩的邻居带走，留下空笼子，并把两个笼子连接起来，这样参与实验的黑猩猩就可以自由来往于两个笼子，居住面积一下子翻倍了。这时黑猩猩都会主动拉给两个笼子都添食物的绳子，让自己的食物也翻倍。看来黑猩猩知道拉动两条绳子的区别，只是不知道该给自己的邻居也分享一些。

活在明天的动物

分享在短时间内对自己是一种损失，但从长远看来，分享是一种潜在的收获。人类从来不是活在当下的动物，从我们的祖先颤颤巍巍地抬起前肢试图看得更远的那一刻起，到现在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飞向外太空，今天的困难不算什么，对明天的向往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不过为明天生活的前提是，估计自己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参考文献

• Fehr, E., & Fischbacher, U. (2003). 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 Nature, 425, 785-791.
• Hamann, K., Warneken, F., Greenberg, J. R., & Tomasello, M. (2011). Collaboration encourages equal sharing in children but not in chimpanzees. Nature, 476, 238-331.
• Tomasello, M. (2009). Why We Cooperat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Waal, F. B., & Berger, M. L. (2000). Payment for labour in monkeys. Nature, 404, 563.

（本文已发表于《科学世界》）

原文在这里。作者：Mohamed Hassan译者：青闪

译者简介：流行病学博士在读,现在北京,时常眼高手低,日子就在羡慕sheldon们和做自己琐碎平凡的课题中度过.

摘要：科学在过去的25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进步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怎么做，才能确保知识与发展能为大众分享呢？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国际上有很多大事发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毫无疑问，它们改变了世界。看看新闻头条们吧：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柏林墙倒塌、英特网诞生、艾滋等新传染病流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担忧与日俱增、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基地组织制造的911事件以及其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除了这些醒目的大事件，世界同时也在体会着另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它们同样有力，并可能有更加持久的影响，但却往往很少被关注，直到它们的影响巨大到人们无法忽视。

其中一项意义深远而又少有人注目的变化即是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前沿科技和新发明方面的发展。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前，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度，印度被视为一块贫穷贫瘠之地，还有着众多的营养不良人口，巴西是一个由专政军事政府统治的不平等国家，韩国仅只是个GDP稍稍超过尼日利亚的地方，新加坡则是个刚刚迟疑地迈出了发展第一步的闭塞小港口。

这些国家为了改善民生，提高国际地位，都不约而同做出了一项相同的决议，即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求发展。其后，走上了这条道路的国家越来越多，包括智利、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卢旺达、南非和越南等。结果就是随着南北半球科技研发中心的广泛增加，以往以欧美为主导的两极世界正逐渐变成多极世界。

新的现实

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的创始人阿布杜斯·萨拉姆（Abdus Salam）教授经常说：“科学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为此，他把目光投向了时间长河的两端，从巴格达和亚历山大处于世界科技中心的过去，到全人类都能共享科技进步的未来。

在TWAS建立25周年、萨拉姆教授逝世10周年之际，，他的展望正日益变为现实，，科学知识确实正在全球化范围内发展。

例如，中国，已经在很多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纳米科技方面，，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同行评议国际期刊上的文章数量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中国研究者也参与其中，，并且在2003年最先分离出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分。基于这些成就，，中国目前在国际生物技术及基因工程研究领域均占据稳固地位。

印度，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GT)中心也已逐渐崛起。整个世界都因印度的电话客服中心和低技术含量编程工作而将其视作“办公后台”。同时，印度的优秀科学家们也日渐在需要世界级的教育和技术水平的高端科技研究方面发挥作用。

印度的通信公司Infosys，建立于1981年，当时只有7名创始人和250美元现金，现在则拥有超过90，000名雇员，每年创收超过40亿美元。另一家亚洲最大通信公司之一Tata公司，创建于1968年，已在47个国家设立机构，员工总数达10，000人。微软、英特尔、思科都看中了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低廉劳动力，在印度设立了研发中心。上述这些发展都根植于印度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研究能力优势，这些优势除通迅业外，也同时表现在生物技术、制药、和纳米科技研发上。

巴西，其努力增加农业产量的计划被认为在促进该国生物燃料的研发上极有作用，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提高国家科研能力的承诺和决心。1987年，巴西本土大学仅有872个博士毕业，而现在，这一数字则达到了每年7000人，同时还有25，000名硕士。

中国、印度、巴西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建立本国科研能力的良好样板。这三个国家最近都迈过了一道重要的门槛，它们用于研发的资金都超过了GDP总值的1％，并且都计划将这一比例提升到2％－3％，达到经合组织（OECD）中一些国家的水平，其中包括日本、韩国、瑞典，和美国。

上述这些国家的经济都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取得了空前进步，这一点也不让人吃惊。据追踪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杂志《科学观察》（Science Watch）的报道，在同行评议类期刊上，至少有一位中国作者的发表文章数从1990年的828篇增加到了2007年的80，000多篇，也即是在过去的15年里增加了100倍，仅次于美国作者发表的文章数。同时，至少有一位印度作者的文章数量在2000到2005年间也增长了45％，从每年15，000篇增加到了25，000篇。巴西的年科研产出则翻了几乎三倍，从90年代中期的3，500篇每年变成了2005年的11，000篇。

除了中国、印度和巴西，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都积极探索以科技为基础的发展策略。例如马来西亚，正成为高科技制品的主要出口国，并将自身定位成了区域科技知识集散中心，其首都吉隆坡现在是南南合作组织国际科技中心的所在地。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也正加大其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投入，以期未来成为世界级的科技中心。例如卡塔尔就在首都多哈创建了科技公园，美孚公司、壳牌、劳斯莱斯、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都在其中设有重要机构。阿联酋则计划将首都迪拜的国际学术城打造成教育中心，并将阿布扎比的智慧广场和创新城打造成科技中心。沙特阿拉伯正斥资100亿美元在吉达兴建阿布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

非洲

上述都是好的现象，但在全球科技投资增大的同时，那些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仍然黯淡。

除了少数国家有所进步之外，非洲大部仍存在许多问题。较好的国家如南非目前研发投入已达到GDP的1％左右，也已在天文学、生物技术、和纳米科技方面建立了强有力的科研团队。卢旺达，将科研视为其经济发展的核心，投资了GDP的1.6％用于研发。同样的趋势在肯尼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乌干达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在重要研发项目的基础设施方面，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缺陷仍广泛存在。非洲大陆上有太多国家在科研能力构建和经济民生发展上进步极小。

世界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5个在非洲。70％的非洲人日消费额低于2美元。超过2600万人身染艾滋，导致每年250万人的死亡，每年尚有近100万人死于疟疾。40％的人口没有安全的饮用水，70％的人用不上电。教育情况近来虽有好转，但仍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可信赖的医疗卫生服务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可及。

因此，直到最近才有国际发展机构认识到以下不足：由于上述的困难，非洲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科研能力去应对它面临的挑战。更糟的是，对于它最急需的知识创新能力，非洲也没有足够的组织架构去完成。

减少贫困、保证食品和能源安全、充足的医疗卫生服务、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应对环境恶化和保持可持续发展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各自独特的处理方式才能成功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需要有强大的本土化科研力量。

所以，帮助非洲的最被边缘化国家需要对其最有生产力的人民投资，采用平衡策略，一面满足当下的经济社会需要，一面发展科技研发能力是关键。那绝不容易，然而我们别无选择，非洲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同时做到这两点才能有较好的远景。

亚洲

亚洲，如上所述，则是另一番景象。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亚洲国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经济发展方面都是好消息，如中国，其年GDP在过去的5年中均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印度则是8％－9％。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有超过5亿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史上最多最快的脱贫记录。其他亚洲国家的成功经历虽没有那么显著，却也极为相似。例如越南的GDP，在过去3年中，保持了8％以上的年增长率，马来西亚也达到了5％－6％。1970年，马来西亚的贫困率为50％，今天据估已少于5％。1993年，越南的贫困率接近60％，现在则在20％以下。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亚洲占全球的GDP比例将从现在的30％，升高到2040年的50％。

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也面临着环境和能源的双重挑战。在本世纪末，亚洲可能会失去其75％的森林和40％的生物多样性。1992－2005年间，亚洲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增加了70％，仍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的2／3。中国和印度的能源消耗仍将翻番。其他亚洲国家也希望通过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早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急速发展的结果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亚洲已失去了一半的森林，1／3的农耕地面临退化，并且按照日本全球环境策略研究所的报告来看，世界15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3个位于亚洲。

另外，印度本来拥有除美国外世界上最多的耕地，但是在过去数年中，随着农业绿色革命进程的影响减缓以及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和财富的增加，现在印度的粮食需求已超过了其大米和小麦的生产能力。类似的情况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有发生。

未来的挑战

自从25年前TWAS建立以来，我们的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确实已有了很大变化。科技的显著进步，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缺乏信心的国家们现在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欧洲和北美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化进程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农业集约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气候的变化，然而现在看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在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

这些都意味着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应当是未来全球科技发展的中心，如果我们想要一方面避免世界上最贫困和最边缘化人群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一方面改善区域和全球的环境污染情况，那么这两点就是重中之重。

这些全球化挑战将决定着未来TWAS的主要研究方向，应对这些挑战不仅仅可以反映TWAS的持久价值，而且它们正是TWAS建立的初衷。正如25年前TWAS建立之时的认识一样，本土化科研能力不仅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更是我们能成功地为自己和世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基石。

最近读到CMU教授Manuel Blum在给研究起步者的忠告一文中写到的内容，有些话语很有感触，摘录出来放在下面。

1. 阅读：阅读的同时，用笔写下所读的内容，特别是在面对一些晦涩材料的情况下。
2. 学习：写作和记录有助于提高你的能力和记忆力。
3. 思考：遇到困难，自己完全有能力给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理论束缚人的思想，实践解放人的思想。
4. 方法：拿小的例子做实验，或者将问题放在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案之中。
5. 态度：无论你做什么，你得喜欢做它，以至于你可以在无人跟进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独立思考并研究它。
6. 知识：应该对任何东西有所了解，并对某个东西彻底了解。
7. 研究：专注于可以狭小到可以彻底理解的题目，然后坚持下去，就会越来越意识到，研究题目实际上已经包罗万象。
8. 答案：往往我们不会得到预期的答案，答案可能是肯定或否定之外的其他东西。
9. 困难：我们很难预料问题的答案。有时可能会被问题拖着，走向另外一个无法预料但正确的方向上。
10. 盲点：所有人眼中都有盲点，但也会帮助塑造我们的智力和思维。
11. 写作：首先要有东西可说，其次把它说出来，第三说完即止，最后拟一个正确的题目。
12. 导师：并非所有导师都能阅读并读懂你的论文，但要保证同行可以读懂你的论文。

注：Blum教授是理论计算机学大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成员，同时感谢东北大学郝宪文的翻译提供参考。

相信很多人对这样一句话体悟甚深——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牙痛的滋味，确实使人难以忍受。而人之一生，换句话说也是疼痛的一生。痛是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与心理感受，有时我们被削笔刀割伤，伤口强烈的锐痛让人难忍，有时恋人和你说bye时，内心则是另一番酸楚的痛苦。

疼痛如此普遍，人们不得不惊呼：疼痛万不可小觑。那什么是疼痛呢？1979年，国际疼痛学会把疼痛的概念定义为：疼痛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伴随着现有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疼痛是主观性的，每个人在生命的早期就通过损伤的经验学会了表达疼痛的确切词汇，它是一种身体局部或整体的感觉。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也将疼痛列为了除体温、呼吸、脉搏、血压四大生命体征之外的第五大体征。相较于前四项体征，疼痛又是一种奇怪的体征。其特别之处在于，现今依然没有客观的生物学仪器检测疼痛，描述疼痛的程度。而对于体温，温度计可以告诉我们是否发热，热度多少。对于血压，血压计便能告诉你血压的数值，是否血压升高？

疼痛测量的窘境，并不说明科学还不够发达。而是因为，疼痛是一种太过个人化和主观化的体验，因此很难有客观的工具衡量疼痛。比如，劳作的老农被草叶划破手指，可能并不在意，也不觉疼痛。但若换作是一个初次户外的MM，则可能大呼痛的要命。再比如，美国及西欧是世界上人均消耗镇痛药最多的，可东方人对镇痛药的使用则不足他们的1/6。刨除经济及医疗因素外，东方人的任怨和忍耐精神大有干系，而西方人则一般喜欢夸大自己的疼痛感觉，甚至毫无顾忌地呻吟哭叫。

喜欢测量是人的天性。可远古人类对疼痛知之甚少，教宗和巫师们甚至将其妖魔化，故也没有关于疼痛测量的可靠史料记载。随着19世纪科学家对疼痛机理的认识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疼痛是复杂的，想要测量疼痛，不仅要靠疼痛时身体的生理反应，还得依赖痛者的心理感受，记录其对疼痛的语言描述。

一般说来，疼痛会让人们表现出一些行为和举止的改变，因此记录这些变化能反应一定程度的疼痛。在疼痛时，人的表情可能极其惊恐或不断的呻吟，为了减轻疼痛，人可能产生自发的保护性反应，如踮脚走路、抚摸疼痛部位，或者将疼痛部位固定保持一种姿势。就像肚子疼时，我们通常都会弯着腰，抱着肚子做痛苦状。

但诸如上述的记录并不够客观，人们希望能够量化疼痛。换句话说，用数字来描述疼痛的剧烈程度。加拿大神经生理学家罗纳德·麦尔扎克（Ronald Melzack）便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父母是工人阶级的犹太人，一生致力于痛觉的研究。1971年他和另外一名研究者首先建立了一种说明疼痛性质强度的评价方法，被称为即麦-吉痛觉调查表（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 MPQ）。

 MPQ能记录疼痛的性质、特点、强度和伴随状态，还能记录疼痛治疗后病人所经历的各种复合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调查表内项目繁多，单单描绘疼痛的形容词就有78个。自MPQ问世以来，它在众多的急、慢性疼痛实验研究中大放光彩。实验结果证实其方法实用可靠且有效。

 但这种方法也有诸多不便。由于调查项目繁多，表中词类比较抽象甚至灰色，所以有时病人难以理解准确意涵，何况为了弄清楚疼痛的方方面面，没有病人愿意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

 另外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应运而生，叫做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之所以简便易行，是因为无须填写繁杂的调查表，只需看着一把“痛尺”，然后说出0-10之间的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貌似也很复杂？其实不然。这种方法的主要道具“痛尺”其实是一把长约10厘米的游动标尺。尺的一面标有10个刻度，两端分别为0分端和10分端。而0分表示没有疼痛，10分代则表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的疼痛，从0到10依次表示疼痛的程度在不断增加，愈来愈难以忍受。在测量疼痛时，向病人说明这把尺的含义，然后将有刻度的一面背向病人，让病人在直尺上标出能代表自己疼痛程度的相应位置，医生再根据病人标出的位置为其评出分数。

如果分数在3分以下，那么恭喜你，你虽然感觉到疼痛但并太严重，不太会影响你的睡眠；但如果你的分数在7分以上，oh~my god！你很不幸，你现在肯定疼痛难忍，极需要医生给你用一些镇痛药物来帮助你度过痛关了。

VAS法现今已成为疼痛测量的最常用方法。当然，VAS方法现多用于外科手术的患者，评价他们手术后切口的疼痛程度。如果你曾做过手术，相信你对此并不陌生。不过，它让疼痛者说出自己所认为的疼痛程度，并非完全的客观指标评价。此外，对于小朋友，为了让他们说出痛的程度，图画式的方法则更简单直接，一个笑脸意味着不是很痛，一个哭脸则代表着痛的厉害。

(简略版内容见《新京报》2008-6-8 B10版新知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