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声电影的声音。”

——汤玛斯·爱迪生，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凝固的声音

书写在纸上的文字，只对认识这种文字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只要有一套已成共识的符号系统，就可以传递任意的想法。这些符号是什么并不重要——福尔摩斯侦破的《跳舞的小人》一案，就已经做了很好的诠释。文字并不是最方便的方式，的确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速记法。

一百七十年前，巴黎的一位印刷商和书商就这么想。他还是一名兼职发明家，名字叫爱德华-莱昂·斯科特·德马丁维尔。大概是出于职业敏感，他对快速记录很有兴趣：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专注于如何能够让速记技术变得更有效率，写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还出了一本书，谈到速记法的历史。

但是很快，斯科特不再满足于速记。这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能够直接将声音转化成文字，会更高效。这是个了不起的突破——之前人们没有想过还有这种可能。这就像是打字和语音识别的区别一样。

于是，他花了八年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步。1857年1月，斯科特向法兰西学院提交了一份设计图，两个月后获得了一项专利。世界上最早的留声机，就在这项专利中。

这台留声机所用的存储介质很特别，是用煤烟熏黑了的纸。声音从大喇叭状的接收器传进来，空气的震动推动一支短而轻的针尖，在运动的纸上刮下煤烟，留下浅色的波纹状线条。声音的震动终于转成了图像，就像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声波图，只是表现方式不大一样。唯一的问题，是这种记录下来的声音不能被还原。它只是能记录，能储存，仅此而已。

不过这对于斯科特来说也已经够了，毕竟他发明这种设备，是为了研究声音的特征。1860年4月9日，他录制了一首已经有悠久历史的法国儿歌《在月光下》。2008年，人们终于借助计算机技术将这首歌还原了出来，可以在www.firstsounds.org收听或下载。请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段还原自一百五十年之前的录音噪声很大，几乎听不出曲调；但是它是迄今为止，跨越时间最长的人声。

斯科特将声音记录视作转为文字的中介，并不认为单纯地保存声音有太大的价值。甚至直到晚年时他也依然认为，另一名发明家所发明的留声机误解了记录声音的根本目的。而被他指责的那名发明家完全不以为意——他叫汤玛斯·爱迪生，听力不大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到斯科特的言论。

从铝箔到虫胶

今年2月11日，Google的logo又变了。这次是一幅gif动画，上面有一盏白炽灯慢慢闪烁。这是为了纪念汤玛斯·爱迪生而设计的；那天，是他诞辰164周年。

做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始人和作品最多的发明家之一，爱迪生是一个传奇人物。1876年，他在新泽西州的门罗公园建立起了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第二年的12月，便在改进电话送话器的过程中，顺手发明了留声机。这款留声机的思路和斯科特的留声机有些相似，而区别在于爱迪生使用的存储介质是柔软的铝箔——针尖在铝箔上刻下凹痕，这些凹痕能够在重放时，重新把针尖的颤动还原成声音。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爱迪生流传下来的第一段录音也是儿歌。现在没有人会听到这段仅有八秒长的爱迪生版《玛丽有只小羊羔》，因为铝箔的柔软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用很少几次。爱迪生当时并没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能够把声音录下而且播放，就已经是项惊人的成就。

八年以后，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和他的堂弟奇切斯特·贝尔推出了更耐用的蜡辊式留声机，爱迪生也很快开始生产同样的设备。又过了两年，出生在德国的美国人埃米尔·柏林纳获得了碟式留声机的专利。用一片碟片录制声音显然更有优势：它意味着可以容易地复制。1892年，柏林纳以镀金的铜模做为母盘，以硬蜡为原料，成功实现了声音的大规模复制。唱片工业就此诞生。

即使是爱迪生本人，可能也没有预料到留声机会有这样的发展。他改进的微声器被用在各式各样的留声机上，唱片的材质也从硬蜡变成了虫胶——紫胶虫的分泌物。1925年，贝尔实验室开发的电气化录音方式终于由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商业化，大众录音时代到来了。

1929年11月，在经济大萧条中，爱迪生退出了留声机界。他所坚持的蜡辊式留声机无法与新式唱片竞争，虽然当时的一张标准唱片最多只能存储10分钟声音，但是它体积更小，更容易制造，声音效果也更好。

两年后的10月18日，爱迪生以84岁高龄走完了一生。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留声机已经变成了电唱机，走进了千家万户。也许他不会预料到，在一片繁荣的唱片工业的阴影中，一种新的存储技术正在慢慢成形，并且将会彻底埋葬电唱机和唱片。而为唱片的坟墓掘起第一锹土的，正是他创立的通用电气公司。

二进制的经纬纵横

1715年，曹霑在南京出生。这个孩子自然不会预料到他将会以一部小说而名留后世，也不知道家族世代经营的事业正如夕阳般坠下。当时的江宁织造已由曹氏家族执掌了五十年，辖下五万余名织工继续用流传了数百年的技术织出云锦，这种灿如云霞的锦缎只供皇家使用；而织工们按照传统挑花结本，把复杂的织物花纹转成一串用线存储的二进制代码，再依照这些代码，织出龙袍妆花。

在织布机上，预先固定好的竖线是经线，而用织梭从中穿过的则是纬线。纬线从经线上方还是下方穿过，就决定了织物的花纹。繁复的花纹需要多种颜色的丝线，更需要准确无误的操作。而单凭人脑来记忆几十种颜色的纬线应该如何穿过经线，无疑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早期的织匠们制出了图纸——结本。做为纸上花样和织出锦缎的中间步骤，这些打了结的线条会告诉织工，每种纬线穿过时经线应当提起还是沉下。配合口诀，织匠们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效率。

十五世纪，南京云锦艺人制造出了云锦妆花环形花本大花楼织机。这种庞大的提花机高达四米，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楼上的拽花工唱出口诀提升经线，楼下的织手根据提起的经线，投梭打纬妆金敷彩。大花楼织机再没有过太大的变化，可以认为已经达到了人工织锦的效率极限——然而，这也不过意味着每天只能产出几厘米的成品而已。

寸锦寸金，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元明清三代，都设置了江宁织造以供应宫闱之内的锦缎需求，形成了容纳数十万人的产业。到了曹雪芹出生的康熙乾隆年间，正是云锦的鼎盛时期，秦淮河畔织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

十二年后的雍正初年，曹家被革职抄家而没落，而提花机依然不紧不慢地唧唧作响。此时，在遥远的法国，已经有人开发出了更方便的提花机，只需再过一个世纪，织花锦缎就不再是奢侈品。提花机学会了认出纹样，靠人工记忆的口诀也失去了用武之地。

识字的机器

欧洲游历和学徒的传统，造就了许多城市独特的支柱产业，例如威尼斯的玻璃业和法国里昂的丝织业。1725年，里昂的织匠鲁修做出了开拓性的发明：他用打孔纸带控制经线的提起和放下，从而让织出花样成为了一种半自动的工作。

做为一个乐器工人的儿子，鲁修把家学和自己的工作结合得很好。然而，柔软的打孔纸带不能织出太宽的织物，这是它的致命伤之一；而纸带依然需要有人照看，每穿过一次纬线，纸带就需要向下移动一格。鲁修提花机的最大贡献，在于实现了花纹的二进制存储——以机器能够识别的方式。历史上第一次，机器能够读出存储介质中的内容，并且照其行事。

三年后，鲁修的合作者部分地解决了这种提花机的问题：他用打孔的硬卡片取代纸带，每片卡片上记录几行纹样内容，然后将这些卡片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大环。这样就能够织出更大的幅面，也能免除在循环的纹样中更换纸带的工作。又过了将近二十年，发明家沃康松制造出能随着织物的进程而自动进动的纸卡输送装置，进而革新了纺织工业，全自动提花机就此诞生。

虽然沃康松的提花机还有些缺陷，但是的确能够提高纺织的速度。然而，迎接这位发明家的，却是失业的纺织工人迎面扔来的石头。机器抢夺了人们的工作，人们就把怨气撒在机器的发明者身上——这在那个资本主义发展不久的时期，十分常见。

纺织工人的怒气并没有阻挡提花机发展的进程。1805年左右，法国人雅卡尔终于发明了堪称完美的提花机，可以用打孔纸卡控制花纹，完全自动，而且效率是之前的二十五倍，就像一台计算机一般。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专程来参观这台机器，赠与雅卡尔终身奖金，还允许他从每台卖出的提花机中提取五十法郎。仅仅过了几年，欧洲就有了一万余台雅卡尔提花机。

雅卡尔提花机，可以算是现代计算机的起源之一。几十年后，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一位女性——谦逊地把第一台可编程数字计算机与雅卡尔提花机相比，而这位女程序员，正是诗人拜伦的女儿。

开篇

假设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五岁开始，把每天浓缩成两千字，一直写到一百零五岁。那么，你一共写了七千三百万字，相当于一百部《红楼梦》。

这样，一万三千个你的一生，也只不过刚好能填满薄薄一片存储器，它只有指甲盖大小，只有半克重，一旦丢失，就可能再也找不到。如果有人想要在一百年内读完这块小小存储器中的文字，他需要不眠不休，并且每秒钟扫过三百字才行。

我们用一个更轻飘飘的单位来描述它，说它容量2TB。这个个位数的描述，却意味着五十万首MP3歌曲，或者七十七部高清蓝光电影，亦或者六十七万张一千万像素照片。这是五百年前最博学多识者也无法想象的庞大信息量，现在却能闲闲放在我们的指尖，一不小心就会乘风飞去。

在这片数年之内即会面世的存储装置面前，浩如烟海不过是往事，汗牛充栋早已成笑谈。它足以记录一个人毕生的所学所想，并可以容易地传诸后世。

人们一直试图为后人留下些记忆，而从公元前一万五千年的岩洞壁画开始，这种设想才逐渐成真。文字的发明是一大革命，它让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经验与知识简单方便而明确地放在身外，让它有机会一代代传承。岩石、金属、泥陶、骨骼、皮革、布帛、竹木都曾被用于记忆的传递更替，而人们也一直在寻找更轻更快更好的载体，能够将所有在险恶生涯中艰难累积的智慧记录下来，不致遗失。

从纸张、印刷术到磁、光、半导体存储设备，存储密度变得越来越高，存储设备也越来越复杂。今天的人们可以以很少的代价，将自己的记忆完全交给这些不会忘记的金属、半导体和塑料，解放自己的大脑，让它去做更擅长的工作。无论是对机器还是对人来说，这可能都是最好的分工。

2010年10月，西部数据公司的执行副总裁Jim Welsh谈到，到2014年，每户家庭平均会存储1TB的数字内容，而迄今已有近六十年历史的硬盘，依然将会是最主流的存储设备。人们依然会对云存储心怀疑虑，毕竟它看起来并不如手边的硬盘看起来可靠和安全。而随着带宽的迅速增长，使用者对光盘这类存储介质的需求会下降，下载的便利性让DVD和其他光存储设备的价值逐渐趋近于零。

这也许只是一家之言罢了，毕竟这种论调出自世界上最大的硬盘生产商之一。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就是我们永远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Gartner咨询公司认为，世界上数据存储量正在以每年40%的速度递增，几乎每两年就会翻一倍。这又是一个相互纠缠而发展的范例：当我们拥有更多存储设备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更多的内容需要存储；而这又使得我们不得不添置更多存储设备。这像是一条不归路，而也许正是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今天的存储设备已经能够达到惊人的效率，但是人们仍不满足。研究者们依然为更高的存储密度、更低的能耗而努力，试图创造出堪称完美的存储设备。它应该容量巨大，应该体积微小，应该成本低廉，应该访问迅速，应该能够长久保存，甚至直到世界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当这种介质被发明出来的那天，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群体记忆，将会与人类这个物种延续最少同样长的时间。

在这系列文章中，我将会和大家一起回溯历史，回顾我们将记忆逐渐从脑中剥离的历程。我们会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存储手段，从古老而原始的刻木、结绳记事，到纸张和计算机的冲突，再到那些以今天的眼光看起来笨重得可笑的早期设备。我们会看到那些存放于身外的记忆，犹如一个动作迟缓的婴儿般蹒跚学步，直到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足狂奔，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并且裹挟着我们轰然前行。

当然，伴随着这一路历程的，是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人们。他们以天才的想法和不屈的努力为起点，以痛苦失落和奋力挣扎为代价，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成就了今天日常生活的基础，让我们受益无穷。我打算写下这些文字，只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阅读。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一

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
——欧内斯特·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

马尔塞利诺·桑托拉，1831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圣米盖尔，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法律系，是一位博学的考古爱好者，生活充实而富足。1875年，一位牧羊人告诉他，在他家族拥有的阿尔塔米拉牧场上，发现了一个岩洞，似乎有人生活过的痕迹。这位考古爱好者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兴冲冲地前往，第一次考察就找到了一些小件文物。但是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直到在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他发现法国南部的一些文物与他找到的文物十分相似，才重新产生了考察的兴趣。1879年，他带着九岁的女儿玛利亚重返故地，再次钻进这个石灰岩洞穴中。

在颤动的蜡烛光下，眼尖的小女孩发现了岩壁天顶上巨大绘画。桑托拉在被震撼之余，很快从马德里大学请来考古学家比拉诺瓦·彼拉，合作对这个洞穴做了深入调查。他们一致认为这应该是旧石器时代的绘画，并且在1880年里斯本的一次国际考古学会议上，发表了调查报告《桑坦德省史前文物调查笔记》。

然而，这项发现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当时的主流学界并不认同他的发现，欧洲人类学和考古学的领袖人物，法国科学家加布里埃尔·莫尔蒂耶和埃米尔·卡太海克认为，旧石器时期的人类不可能拥有如此高超的绘画技艺，认为这些应该是现代人的手笔，认为是桑托拉伪造了这一现场以骗取名誉。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当时的学界甚至不肯派出考察人员去实地考察一下。1888年，桑托拉去世，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还被认定是一个可耻的造假者。

进入二十世纪，更多的有史前壁画的洞穴被发现。直到1902年，人们才确认了这处壁画的真实性。卡太海克考察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并且向玛丽亚保证，一定恢复她父亲的名誉。他发表了著名的《一个怀疑主义者的忏悔》论文，公开承认他先前犯的错误。桑托拉和他女儿的发现终于获得了肯定。

阿尔塔米拉洞穴中的绘画，是用坚硬的石头刻出了浅浅的轮廓，再用木炭、赭石，以及混合动物血和脂肪的颜料涂抹而成。这里一共有超过150幅壁画，被画下的形象包括野牛、野马、野猪、羊和鹿等等，造型真实而优美。这些被叫做克罗马农人的晚期智人在一万多年前像是突然之间达到了一个艺术高峰，至今在考古学上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先兆，就像是突然插进了历史旋律的一记强音，又突然消失。许多在这些壁画中使用的技法，如透视画法、动态感等等，一直到万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才又被重新发明出来。

现在，这个洞穴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受到严密的保护。那些身处冰河时期的人们当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后代会把这处他们栖身的洞穴视为人类艺术的起点，也是人类知识传承的开端。

然而，这些壁画到底有什么作用，人们还只能猜测。我们只能从这些绘画中看到，那个时期的人类与野兽们共同生活的记忆，他们彼此围猎、追逐、搏斗和残杀。当夜幕来临，人类回到他们栖息的洞穴，用手边随手可得的原料，默默地记录起那些惊险、勇敢、生存的快乐，以及死亡的伤痛。

他们选在了在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表达方式来记录他们的记忆和感情，这种方式不需要任何解释，就可以跨越种族的隔阂。这些史前人类以他们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方式记录下他们的生活，这些洞穴里的绘画也许是当时人类的历史，也是他们的生存的记忆与信仰。他们使用木炭和颜料来记录的内容，与今天我们藉由现代存储设备保存的东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的这些绘画保存了上万年之久，而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人工制造的存储设备能与之比肩。

纸张，不过能保存百年而已。软盘只不过能保存几年，光盘的有效期也只有十几年。一次摔落就可能对硬盘中的数据造成破坏，即使是全固体的半导体存储器，也只能保证数十年的记忆。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设备都需要相应的读取装置；就连纸张上的文字，也需要最合适的解读。而最反讽的是，获取读取装置的方法，却刚好被存放在这些记录设备当中，就像是将保险箱钥匙锁进保险箱一样无解。

当另一种生物成为这个蓝色星球上的主宰者的的时候，也许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会依然留存，但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记录，或许已经丢失殆尽，或许再也不会被解读出来。

也许正像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三体：死神永生》中所写到的那样，要将记忆保留下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深深地刻进去。

(待续 本文删节版已发表于《电脑报》)

物理学家最近又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以信息作为能量来驱动纳米机器。

东京中央大学的 Shoichi Toyabe 成功制造了一个以信息作为能量来源的纳米机器：把一个直径287纳米的聚苯乙烯小球包裹上链霉亲和素，放在一个经过严格化学处理的腔体中，用电场制造一个阶梯让这个小球来爬。因为不断地被空气分子撞击，这个纳米小球会做布朗运动，时而爬上一层阶梯，时而往下走一层，但因为往上爬电场楼梯增加了电势能，所以往下一层的概率会大一些，如果我们不干扰这个布朗运动，小球最终就会掉至最低一层。在他们的实验里，一个摄像机会记录下小球的位置，一旦小球往上爬一层之后，这个信息通过反馈控制的方法，会改变电场的分布，在小球爬上的那个阶梯上加一个壁垒，让小球不能再回到刚才低些的一层了。这样小球就会一直往上走，一个纳米级别的“信息热机”就这样成型了。这是齐拉德型麦克斯韦妖模型（Szilard-type Maxwell’sdemon）第一次在试验中实现。

麦克斯韦妖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梦回热力学和电动力学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19世纪。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完整地阐述了热学第二定律，简言之就是热能不能自发的从低温物体传导至高温物体。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的表述则直接击碎了很多民科的梦想：“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第二类永动机指使用一种装置从海洋、大气乃至宇宙中吸取热能，并将这些热能作为驱动永动机转动和功输出的源头，摘自wikipedia）。时间又过了几年，在电磁学中已经大展身手的麦克斯韦步入了中年，兴趣转向了统计力学，建立了粒子运动的麦克斯韦-波尔兹曼分布理论，副产品之一就是那个著名的思想实验：“麦克斯韦妖”。实验的大概内容是说，“一个绝热容器被分成相等的两格，中间是由一种机制控制的一扇小‘门’，容器中的空气分子作无规则热运动时会向门上撞击，‘门’可以选择性的将速度较快的分子放入一格，而较慢的分子放入另一格，这样，其中的一格就会比另外一格温度高，可以利用此温差，驱动热机做功”（摘自wikipedia）。于是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一个看上去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第二类永动机就这么制成了。而且因为中间那扇门的机制实在太过神奇，开尔文戏称控制那扇门的一定是“妖怪”，慑于开尔文男爵的大名，物理学界至今也沿用了这么一个不太雅观的称呼（妖的英文是Demon，即是“恶魔”）。实际上“麦克斯韦妖”这个思想实验并没有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测算分子运动速度这个信息是需要能量的，正如Shoichi Toyabe 教授的纳米机器实验中记录小球位置的摄像机和调整电场阶梯是需要能量一样。

回到这个纳米机器实验，如文中所述，Shoichi Toyabe 教授的实验的给人们提供了无尽想象。用Shoichi Toyabe 教授的话来说，当我们没法直接驱动纳米级别的热机时候，可以通过这种信息为媒介的能量转化往纳米机器中传送能量。这么说吧，因为这个小球能爬梯子完全是由“他自己的位置”这个信息所决定的，我们并没有直接往这个纳米级热机的小球上加任何外界驱动力，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感应系统，于是在感应系统上消耗的这些能量的一部分，通过信息为媒介转化到了小球上。

不过这种技术目前由于摄像和反馈系统较大，还不能够很好地应用。如果能找到小型化的更方便的探测环境并传感驱动的方法，就能更好地应用这种信息驱动的纳米机器了。

消息来源：techonologyreview网站9月30日文章、论文原文

曹书豪 编译，沐右 审稿

译者：Fima  原文见此

“不，漏水可不在议事日程上。”

1985年, Stasser和Titus发表了一项顶级水平的心理学研究。该研究不仅为了解群体如何交流和决策带来了新的启迪，而且令人感到吃惊、困惑和好奇。说也奇怪，一开始，这项研究结果看起来肯定不对，但到后来却似乎明显是正确的，随后，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该怎么应对这类现象。

他们的研究结果相当直截了当，并且与很多决策研究一样，使人类脆弱的自我又一次遭受了打击。他们发现，群体中的成员在做决策的过程中，耗费大部分时间诉说那些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却很少提及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新信息。结果很明显：糟糕的决定。

Stasser和Titus（1985年）研究的参与者刚好需要做一个相对轻松的决定——谁来担任学生会主席，而后续研究则检验了各种各样的其他情景。实验者要求人们选择一份工作的最佳人选（Wittenbaum, 1998年）、投资的最好形式（Hollingshead, 1996年）以及一宗谋杀案的凶手（Stasser 和 Stewart, 1992年）。

实验结果一再显示，人们很难找出最佳人选、做出最好的投资或者挑出真正的凶手。当要求集体做决定时，人们倾向于重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信息，而不是分享那些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的关键信息。

解释原因

这些研究结果乍看起来非常违反直觉。人们当然应该非常积极地在讨论中引入新的信息，而不只是重复老一套，不是吗？不管怎样，如果不能共享信息，这个群体就是在自取灭亡。研究结果对这种奇怪的行为提供了三种可信的解释（Wittenbaum等, 2004年）：

1. 记忆。共享的信息可能在一开始更容易记住，因此较容易被人提及。而且，如果在某个群体中，知道某一信息的人越多（不管是由于容易记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越容易让人在讨论中想起这一信息。
2. 预判。在开始群体讨论之前，人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有了自己的主意。他们产生预判的基础很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信息。随后，当群体讨论开始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人们总是倾向于只提到那些能够支持他们预先判断的信息。想不到啊想不到，大家说的都一样。
3. 焦虑。在会谈之前，人们不确定自己掌握的信息到底有多重要，同时他们也急于得到群体其他成员的肯定。在会谈过程中团队分享的信息通常被认为更加重要，因此被人们反复提到。当人们讨论共有信息而不是独有信息时，他们在别人眼中就更能干（Wittenbaum和Bowman, 2004年）。为保险起见，人们选择反复谈论那些大家都已知道的事情，奇怪的是，别人因此更喜欢他们。

这几点加起来能够初步解释为什么人们很可能无法分享那些他们独有的信息。

训练有素的医生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对实验结果还有第四种可能的解释。也许实验参与者没有接受过如何分享信息的专门训练。毕竟他们大多是在校大学生——或许那些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人的表现会好一些？

这正是为什么Larson等（1998年）决定对一群医生进行测试的原因，这些医生接受过如何汇聚不同渠道的信息以便做出诊断的职业训练。实验请到了25名医生参加，他们三人一组，需要为两个虚拟的病例提供诊治方案。首先，每位参加者单独观看了一段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病人与其医生（由演员饰演）谈论自己的症状。不过，每位参加者观看的录像和其他人相比都略有不同，因此，有些信息透露给了诊断小组的全部三名成员，而有些信息则只透露给个人。

实验经过精心设计，只有在医生们分享那些仅他们本人才知道的有关病人的信息时，整个小组才有可能做出准确的诊断。然而，实验人员发现，经典的一幕再次上演，参加者们将更多的时间用在讨论那些共有而不是独有的信息上。那些未能汇集每个成员独有信息的群体对病情了解得不够全面，因此他们做出的诊断也不够精确。

考虑到实验的参加者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决策者，这样的结果尤具戏剧性。

如何鼓励人们分享

很自然地，自从Stasser和Titus（1985年）首次在实验中发现这一现象以来，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找如何鼓励人们分享独有信息的办法。有些群体的成员之间确实趋向于分享更多独有的重要信息，这些群体拥有以下特点（引自Wittenbaum等, 2004年）：

• 成员之间存在分歧而且团体迷思（groupthink）现象较少的群体更有可能分享独有信息。
• 当人们在会谈之前被要求尽力回忆相关信息时，他们更有可能提到那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事实。
• 应使群体成员知道彼此的专长，这样他们大体知道其他人知道些什么。
• 会谈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们越有可能回忆起从前未经分享的信息。（一声叹息……）
• 在群体中的地位越高的人，就越有可能分享。所以，为鼓励地位较低的成员分享信息，应当特意让群体知晓他们的专长。

下次当你参加决策会议时，试着留意整个群体是否在老生常谈。当会议了无新意时，或许上文提到的一些技巧能够派上用场。

现实如何？

虽然心理学家希望实验场景能反映真实世界的情况，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情况要更加复杂。Wittenbaum等 (2004年)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真实世界中群体决策过程感到悲观的理由，以及两个乐观的理由。

先说坏消息。和实验场景相比，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目标，这些个人目标可能与群体目标相冲突。这可能会直接导致他们不去分享信息，或者导致他们仅以能够推进自身目标的方式来分享信息。这种情况很难遏止。

接下来是好消息。上述大部分研究都假定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信息对于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总是如此。而且，人们可能在群体会议之外直接与其他人分享那些自己不是很有把握的信息。当涉及到的信息比较敏感或其价值不确定时，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

因此，或许现实中的群体决策所受影响并不像实验证据显示的那么严重。尽管如此，我仍然禁不住想起英国情景喜剧《是，首相》中的一个经典片段，剧中的首相询问他所不知道的外交部机密是什么，他的首席私人秘书伯纳德就此回答道：

“我可以澄清一下您的问题吗？您是在问谁会知道那些我不知道您不知道可外交部知道他们知道的事，他们瞒着您，结果您不知道，可他们的确知道，而我们都知道有的事我们不知道并且想知道。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对吗？”

嗯，很对。

【校对stony说：“这个译者真靠谱啊！基本没有知识型错误，只在中文行文上做了些许改动。Fima同学也非常认真，为了一段引用的话特意去Youtube听原文的断句，撒花！”——是给5朵小红花吧～】

隐私，安全

眼看夏天已经过去，可H1N1流感还没有要过去的意思。今年开春以来，这个只有26022个碱基的小东西真把人类折腾得够呛。根据美籍华裔黑客黄欣国的计算，H1N1病毒的基因序列中包含的信息量大约是3200字节，相比之下，人类的DNA则容纳了850000000字节的信息。其实，这种差距还不值得大惊小怪，数数细胞，你会发现更大的区别所在：人体有上万亿个细胞，病毒可连最基本的细胞都算不上呢。然而恐怕正是因为人体的庞大，才更容易受到小小病毒的攻击。一个复杂的系统总有顾不到的地方，只要被瞄到了薄弱环节，表面再怎么耀武扬威实质也是不堪一击的。这就是所谓的木桶原理：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此话听起来拉风，其实和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差不多意思。

很多时候让人头疼的不是没有确保系统安全的手段，而是需要投入极大的成本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上飞机前近乎不近人情的安检大概就能一目了然。日常生活中若是也这么做，讨伐老大哥的声浪估计能把政府大楼推翻在地。所以当英国环境局官员在托里奇河发现一条食人鱼尸体的时候，他们除了无力地呼吁两声“大家不要乱扔东西，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之外，也没办法采取什么更加有力的措施。据说分析结果显示，这条食人鱼一直吃的都是甜玉米（素食主义者？），因此它可能本是一只宠物，大概是因为长得太大，水族箱里放不下，于是被扔到了河里。幸好英国的寒冷气候不适合食人鱼生存，不然大闸蟹可就有伴了。

外来生物的入侵好歹算是已经意识到的问题，但有些领域的安全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8月4日卫生部发布了建立电子病历的征求稿，上海市也正在计划在3-5年内建成覆盖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共享平台，然而如何保证患者的健康档案不被泄露，似乎并没有怎么认真考虑过。有没有堕过胎、有没有整过容、有没有家族病史、有没有传染性疾病……一旦推行了电子病历，一应以上信息都有可能被人轻易看到。实际上目前医疗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确实近乎空白，在医院排队候诊的时候，大屏幕上除了显示号码之外，往往还会把就诊人的姓名一并放出来，仿佛完全没有意识到患者的隐私权一样。这是为什么？谁来给个解释？

（感谢 竹刀鱼 同学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