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沐右

磁铁悬物法

这两三年，汶川、海地、玉树地震等给灾区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公众脆弱的安全神经一次次被牵动，关于地震的种种讨论也因而变得很热门。一方面，大家突然发现，从事地震研究的科学家居然不仅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甚至连不准确地预报地震都做不到。另一方面，网络上除了各路大仙依据各种理论预测“马上要发生大地震”之外，也流传种种预报地震的偏方。然而它们并不怎么靠谱，最近我在论坛和QQ群上就看到了一个颇为“先进”的地震预测方法，是这样讲的：  

“据国际组织预报今年地球将进入地球地震年，所以，在这里给朋友们推荐一种地震预报的方法是：把一块磁铁用绳子挂在高处，下面正对地板砖或一个铁盆，磁铁上粘一块大铁块。地震前地球磁场发生剧烈变化，磁铁会失去磁性。铁块掉下来，落在地上或盆上，发出响声。此法在房屋没有晃动前就会提前预警。提前时间10分钟至几十秒。如果掉下来了，必发生大震。”

这段话看起来很像懂行的人的建议，尤其是有的版本前面还套用了一句话的“中新网4月14日电”关于玉树的新闻，看起来就更显得靠谱了。咱们姑且不论到底是什么“国际组织”这样的做好事不留名，试问一句，磁铁在地震之前真的会因为失去磁性而预报地震吗？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磁铁为什么会有磁性。磁铁内部含有很多金属离子（比如铁离子），由于这些离子内部独特的电子结构使得它们带有磁性，因此可以看成一个个强度不变的“小磁铁”（见附录）。在不同的温度下，“小磁铁”的方向分布不同，磁铁表现出来的磁性也不同。当磁铁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磁铁内部的原子振动很厉害，这些“小磁铁”就会杂乱无章的指向各个方向，如下面左图所示。这种情况下，外加的磁场会使得“小磁铁”向外加磁场的方向略微偏转，对外表现为微弱的磁化强度（如下面第一张图所示），属于顺磁行为，通俗地解释，就是“小磁铁” （在很小的程度上）顺从外加磁场的方向。要知道，一般需要数百个特斯拉（地球磁场的数百万倍以上）才能够把“小磁铁”都约束到同一个方向上。

高温下“小磁铁”杂乱的分布示意图

高温下在外加一定的水平向右方向磁场的示意图，“小磁铁”略微倾向于水平向右的方向。

当磁铁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小磁铁”之间的相互作用克服了热振动的扰动，基本上沿着同一个方向，对外则表现为很大的磁性（如上图所示）的磁铁，这种行为被称为铁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高温和低温的界限被称为居里温度，是由居里夫人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在研究磁石的物理性质时发现的。然而，在没有外加磁场的情况下，所有的“小磁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状态对应的能量比较高。实际上大块的磁铁会形成很多不同的被称为磁畴的部分，每一个磁畴内部的“小磁铁”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但是不经过磁化过程的话，不同的磁畴指向的方向不同（如下面右图所示），平均起来看，磁铁对外并没有磁性。一种将磁铁消磁的手段就是将其加热到居里温度以上，然后在没有外加磁场的环境下冷却。我们日常见到的磁铁的居里温度都在数百摄氏度以上，除非发生大火，拴在空中的磁铁的周围的大气温度肯定达不到那么高。因而，磁铁绝对不会在地震中因为这个原因被消磁。

低温下“小磁铁”在相互作用下指向同一方向

没有外场作用下低温磁铁自发地分成不同取向的磁畴示意图。

那么，磁铁是怎么被磁化的呢？在外加强磁场的作用下，一个磁畴内部的“小磁铁”会一起转向磁场的方向，或者方向和磁场吻合的磁畴会慢慢变大，磁铁会被磁化，磁性随着磁场的增强慢慢变强，表现为下图中的A-B-C的样子（磁化曲线）。当磁场慢慢减弱的时候，磁化强度并不会落回到A-B那条线上去，而是会比A-B要大一些，这样到外磁场为零的时候，磁铁仍然有一定的磁化强度。不断的改变磁场的强度，可以得到图中B-D-E-F-E-G-B的曲线（磁滞回线），磁化强度不会回到零的位置。磁滞回线的存在，显示了磁性材料的磁化会由外磁场强度和磁化的历史共同决定。对于磁铁之类的永久磁化的磁体（永磁体），要改变它们的磁化状态，外加的磁场要接近图中的HCM的大小才行，这一般需要一个特斯拉或者更高的磁场才行[1]，相当于地磁场的数千倍乃至数万倍。如果施加的外磁场比这个HCM小很多，磁铁的磁化状态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强磁材料的磁化曲线（A-C）和磁滞回线（B-D-E-F-E-G-B）：磁化强度（M）随着外磁场（H）的变化。

在地震发生的前后，由于地层内快速的地质变化而导致地磁场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常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观测到的。观测到的地磁场异常的位置和地震震中的位置有的时候有一定的联系[2，3] 。但是，这种地磁场异常的量级都在0.000,000,001特斯拉的量级上[2-4]，比地球磁场（0.00005特斯拉）小很多。作为比较，一百米之外的普通输电线产生的磁场一般在0.000,001特斯拉的量级，是地震有可能产生磁场变化的一千倍。地震产生的磁场变化在日常环境中几乎无法探测，也根本不可能对磁铁的磁化状态产生什么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简易的预测地震的“偏方”不具有任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铁块并不会因为地震的原因从磁铁上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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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离子的磁性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电子的轨道磁矩，从经典的角度可以这么理解，电子围绕原子核作的圆周运动形成环形电流，环形电流会产生磁场；二是电子的自旋磁矩（如右图所示），电子本身带有一定的磁矩。电子遵循特定的规则排布在原子核周围，它们的轨道磁矩和自旋磁矩组合的结果就是离子的磁矩。电子排布是很稳定的，除非在极端的高温环境，或者极强的外部的磁场或电场下，离子的磁矩总是恒定不变的。这样的话，一个磁性离子就可以看作一个强度不变的“小磁铁”。

电子的自旋磁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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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mic（地球物理学博士），感谢松鼠空错的协助。

2010年2月27日智利8.8级大地震之后，同样的灾难接二连三又在各地上演了多场，很多网友对这个阶段密集来临的地震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地震间可能产生了有如“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太平洋火圈已经被点燃了！联系到此前在国内产生不小轰动的灾难电影大片《2012》，不少人“心有惴惴”。

东太平洋海岸一只普通的蝴蝶，不经意间扇了扇翅膀，导致其身边的气流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这股气流随之破坏了更远的气场，由此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引发了西太平洋的一场风暴。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大意是指微小的扰动可以导致结果的极大差异。很多人会立刻表示质疑：一只蝴蝶怎么可能会引起飓风呢？蝴蝶才多少重量？但这种研究令无数科学家着迷，地球物理学家们也希望能从中得到启示，为此还专门召开国际会议探讨这种非线性的混沌理论。

蝴蝶真能引起飓风吗？如果我们把7.3级的海地地震释放的能量作为1，那么8.8级智利地震的能量算下来就有178，能量相差很是悬殊。如此看来，海地地震看起来倒是像一场小挠痒痒？

则两者到底有无关联？这个问题，要从地震触发谈起。

不容易不等于不可能

地震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又叫做地震触发，也就是说一次地震发生后，会引起一定距离范围内的某个地方或者多个地方发生新的地震。如果用中国人擅长的系统论思维研究地震触发问题，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地球是一个系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地震与地震之间应该存在关系。但若要科学论证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容易了。

不容易并不等于不可能，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求找到这种关联的理论与原理。

1992年6月28日，美国南加州的Landers发生了7.3级地震，而在之前的4月23日，Joshua Tree发生过6.1级地震，而Landers地震之后的3个小时又发生了Big Bear的6.5级地震。随后美国科学家根据相关理论计算了地震发生引起的应力/应变变化结果，认为Landers地震对Big Bear地震具有触发作用。因此，关于地震触发的这种现象得到了观测事实的肯定。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与地震触发现象有关的科学问题成为地震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问题。如果这个现象普遍存在，那么，它将为地震预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这无疑为地震预报科学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突破方向。

静可动，动亦可动

实际上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有些地震后产生了新的地震现象，而有的地震发生后没有产生任何新的地震现象。这里还涉及了地震发生的临界现象问题。临界状态的意思好比：一头不堪重负的骆驼，再增加一根稻草就能压垮它，同理，一个地方本来就处于快要发生地震的边缘了，也就很容易被激发。

在Landers地震之后，善于建立模型和寻找理论的西方科学家，根据日本研究者提供的不同断层面特征，设计了相应的模型和计算程序来模拟地震后所产生的应力/应变变化。向程序提供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和地震发生造成的破裂面形态与规模，以及地震所在地区的介质特征参数，就可以得到地震破裂直接产生的应力/应变变化（被叫做静态应力/应变变化）。

根据弹性半空间下的断层模型和理论，可以发现这种地震直接引起的应力或应变的大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与距离的3次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当位置从震中变到震中距为x的某处，作用在x处的应力变化就减小为震中附近应力/应变的1/x³。由此可见，如果不是一个地区的能量积累到临近发生地震的状态（即临界状态），单凭发生了一个地震，所能引起的另一个地震的范围非常有限。通过各个专家计算的结果总结，认为能够触发地震的应力最小值是0.02MPa。由这类静态应力/应变引起的地震触发叫做静态触发。而且通常是大地震触发小地震。按照这个说法，海地地震是不可能触发智利地震的，因为能量差别太悬殊了。

这并非唯一的解释，有人又发现，地震发生后被人们感受到的地震波是一个不应该忽视的因素。Gomberg等计算出地震波作用所能产生的瞬间应力大小，可达到比上面计算出的静态应力高数倍的水平。那么，很显然，一个地震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有可能通过地震波作用而使另一个地震波可以到达的地区发生地震。这类地震触发现象叫做动态触发。这也是国际上公认的地震触发现象。这类触发可以是很远的地区，只要地震波到达得了的任何地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动态触发的地震之间时间间隔不能太长，太长了就不能被叫做直接的动态触发。最近的例子是2004年苏门答腊地震后，远在1万多公里外美国的一个火山区的地震活动却突然增强了。如果这些遥远火山区的地震活动是由苏门答腊地震直接作用触发的（静态触发），那么这个距离就太远了。但距科学杂志报道，苏门答腊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围绕地球跑了几圈，而且还激发了地球的自由振荡现象。显然，科学家们支持苏门答腊对这个火山地区的地震产生了动态触发。

以上的静态触发现象和动态触发现象各自只解释了部分的地震触发问题。静态触发给出了地震触发所需要的最小应力值，但不能解释远距离的触发问题；而动态触发可以解释远距离触发问题，但不能解释远距离内地震发生数日或数月后才发生的新地震。

美国的科学家纽凤林博士及其小组在圣安德烈斯断层的超深钻孔内进行试验，他计算了地震发生导致断层应力增强的过程，同时发现了在这个增强过程中断层带孔隙和裂隙中存在的流体流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些理论现在还属于比较前沿的领域，没有被大多数的主流科学家所接受。观测事实表明，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能够被广泛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积累更多的观测资料。尤其在那些观测台站很少的地区，建立更多的观测台站就是首当其冲的任务了。

按照这个观点，智利地震可能还受到了琉球地震的动态触发。这一点需要智利科学家提供观测结果予以检验。但是，如何理解海地地震与智利地震的关联呢？按照单一断层理论，智利地震距离海地地震那么远，而且在海地地震发生很多天后的那么长时间，海地地震与智利地震之间没有直接可以作用的断层关系，海地地震怎么能作用到智利的那个位置？

单一断层模式VS块体动力学

回过头来，再看此次对海地地震和智利地震的关系的有关言论。主流科学家认为，海地地震和智利地震的发生无关。比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地质物理学院主任卡洛斯・巴尔德斯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这两次地震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原因是“海地地震是加勒比板块同北美洲板块碰撞造成的，而智利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这次地震是由纳兹卡板块同南美洲板块碰撞摩擦造成的。”（连接）。

上述观点其实是源于地震孕育发生的单一断层理论。

虽然这种说法目前被大多数西方科学家所接受，但并非无懈可击。有了挑战，就有了机遇。

中国科学家在板块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大陆的地震活动性特点，正式提出了“地震孕育的块体动力学思想”，这个理论认为，几条断层边围成了一个构造地块（好比三条线圈成的一个三角形块块，4条线圈成的一个四边形块块，这个小的块块儿就犹如一个小的构造板块）。一个构造地块在大陆漂移过程中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着，地震不是某一条断层的单独作用问题，而是与该断层有关的多个地块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地块的某一边（一条断层或断层带）发生地震后，可能引起这个构造地块产生一个整体的运动，从而导致地块的其它边（其它几条断层或断层带）发生地震。这种思想使人们对地震孕育过程的理解变得更加符合实际，似乎也可以用来更好地解释地震触发问题。

回到此次智利地震。尽管海地地震是加勒比板块和北美板块之间的事情，智利地震是纳兹卡板块和南美板块之间的事情，但块体动力学思想告诉我们，南美板块和北美板块之间通过加勒比板块相联系，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至于作用力多大，取决于板块之间相对运动的速度。于是又落到需要根据观测资料来说话。最直接的观测证据可能来自GPS给出的地表位移场和震源机制解，或者来自智利这边的钻孔应力/应变变化的实际观测结果（目前还不知道智利这边是否有这些观测，有待将来更多数据的获取和分析）。

如此一来，有人会问：如果海地地震能够引发智利这个更大的地震，那岂不是智利地震会引发更大的某个地震吗？

这一点就有必要再回到观测资料上来。

根据前面的静态触发和动态触发的特点以及断层带上流体压力的大小等观测资料，可以诊断智利地震可能引发未来哪些地区的地震活动。这些工作相关部门正在进行。

完备观测系统，可解后顾之忧

既然地震之间可以通过各种内在的因素存在关联，那么是不是所有大地震之后就可能导致新的大地震发生呢？从前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知道，当然不是！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地震触发的条件，即临界状态。

有很多地球物理手段可以观测到这种临界状态，例如地表断层的跨断层形变，钻孔应变/应力，全球定位系统GPS给出的板块或块体的地表位移，大地电磁，地下水，一个区域的小地震活动特征等。

目前，全世界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开展以上的观测，比较广泛开展的观测是GPS和地震活动性观测。中国是唯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上述全部观测方法的国家。我们有关的科学家正在加紧处理这些观测资料。如果真的存在可能的临界状态的地区，应该可以有所察觉。至少在中国大陆有观测能力的地区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一些观测效果好的台站也往往是地热资源丰富的地区，这些台站正受到地热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开发的强烈影响。这为准确判断临界状态的区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也是地震预报面临的瓶颈之一。

地震触发问题是极具有挑战的课题，目前现象被肯定，但触发的原理还正在探索中。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发生在不同断裂上的地震很难触发，但在块体动力学思想的框架下，也不能排除海地地震与智利地震之间的关系。同时，静态的触发不能解释，但动态的触发导致海地地震附近的流体流动增强也很难排除，而且智利地震发生还可能受了琉球地震的动态触发，以及地球、太阳、月亮及火星的特殊关系得影响。这需要未来密集的观测资料，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所以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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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其实一直挺频繁

通常认为，全球每年发生约500万次地震，平均下来每天有1万多个，只不过绝大多数不被人所察觉。据美国地震学联合研究会统计，全球6级以上的强震平均每年近200次，7级以上的平均每年近20次，8级以上的平均每年近3次。地震级数越大，数量就越少。看看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所做的2000～2009年全球5级以上地震数量统计可知，每年的大地震数目没有规律，但大致来说2007年倒可以算是其间地震较为频繁的年份。2010年以来的地震数量并未显示出数量上有异常，即使数目上有小差异，也不过是地震的随机性所致。

表1  2000～2010年USGS对各年份地震频度的统计（来源，2010-03-01数据）

注：2008年中国的汶川地震，中国定为8.0级，USGS定为7.9级，故该表2008年无8级以上地震。

绝大多数地震都发生在板块边界，其中全球地震的70%分布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其次15%分布在“欧亚地震带”；还有5%在大洋中脊；最后约有10%分布在板块内部。这是统计学上的规律性。但因为科学家们至今尚不清楚地震的产生机制和原理，所以下一次地震将在哪个地点和哪个时刻发生，尚无法准确预测。所以科学家又认为地震是随机的。

再来看看今年以来发生的几次大地震，所罗门群岛、琉球群岛、智利都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海地也位于板块边界，因此这4次大地震的发生是完全合乎地学原理的，是正常的地震现象。

再来点心理因素

一些人认为：地震变频繁了。其实地震还是那些地震，它有规律又随机地发生着，但它从来不管降临的地方是人烟稠密还是人口稀少。只不过，因为近年来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的大地震让我们对地震比以前更关注了。

2007年，全球8级以上地震达到了4次，是21世纪以来8级以上地震最多的一年。从数字上看，比较异常，但谁听说过这些地震呢？当时谁可曾担心过它的异常呢？至于国内的地震，谁还记得2001年11月14日发生在青海昆仑山的8.1级地震呢？这次地震是中国近半个世纪来最大的一次地震。但正因为它发生在人烟稀少的西部地区，人员财产伤亡小，所以未被大众提及。

从心理因素上看，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汶川地震造成的灾难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人们对“地震”一词高度敏感，开始注意各种与地震有关的信息，原本并无异常的地震，也因此看起来越来越密集。公众在8.8级智利大地震后，产生种种猜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同样一个地震，发生在环太平洋人口稀少的阿拉斯加地区，就未必会引来这么多强烈的反响了。

百度贴吧中，有人在智利地震前一个月就“预测”到了。针对这个现象，我认为他主要是根据地震的发震概率（地震主要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而1960年智利曾发生最大的一次9.5级地震）而猜测到的，除非他拿出确切的证据。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预测不准，何来预报），没有一个国家说自己突破了这个难题。但我们的网上却到处有“高人、大仙”在预测地震，一旦中了彩票，就被到处吹捧。对于这些所谓预测，作为大众，我们要问：证据是什么？证据科学吗？拿出科学的证据来！而作为预测者者、谣言散布着，要问问自己的良心：你敢负责吗？山西地震谣言造成的群众坐等地震现象，在世界也是非常罕见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现在几乎就不作地震预报。

2010年初的地震确是大地震，也产生了大灾难。但大震未必有大灾，小震也未必只能引发小灾，关键在于地震发生在哪里。地震活动是否异常，属于地震的频度的统计学问题，我们并不要因为关注的地震多了就理解为地震活动有异常，不可把灾害频发等同于地震频繁。总的来看，目前的地震发生地点是正常的，频度在统计学意义上也是正常的。

在经历了痛苦的汶川地震之后，我们比以前更加关心自己的栖息之地———地球了。中国虽不是地震最多的国家，却是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我们在关心地震之际，掌握更多实用的地震应急知识，学习如何在地震中保护自己。

文字编辑：拇姬

已刊发于：新京报《新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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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12日那天，北京有震感，传闻还有人员死伤。其实，北京的震感顶多像个坐在超小型海盗船里面，而且还是简单模式的，怎么还会有人死伤呢？究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害怕，地一晃，心里打鼓，着急往外冲，摔了个七荤八素。地震的破坏力很可怕，然而比地震更可怕的是，我们在地震面前的无知和惊慌失措。这样的教训，地震带上的人们都有深刻体会。1989年的旧金山7.1级大地震， 1995年的日本7.2级阪神大地震， 1999年的中国台湾7.3级大地震，这些天灾就如同像撵着屁股后面跑的狼狗，督促着当地的人民和政府在抗震路上更努力奔跑。我们也曾经有类似的教训，1976年唐山7.8级大地震，唐山人民学到了，2008年汶川8.0级大地震，四川人民学到了；但是，我国23条地震带上其他城市的人们呢，总不能让一场接一场的地震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吧。

那么，让我们假设一场地震正在爆发，我们的家园就要变成废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地震给生活带来的危害降到最小？

时间：0时0分。

地震发生了，你正在房子里，感觉到房子在晃，有点头晕，一两件小东西掉到地上。也许你正在睡觉，一下子被晃醒了。过了一小会，晃动加剧了，房子如同台风天里在怒海上的一夜扁舟，似乎随时都要解体。花瓶啪地一声砸在地上，书架上的书噗噗地倒在地上，冰箱里的东西也都稀里哗啦地抛了出来。你惊恐地开始大叫，怎么办，抓住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往外冲？还是找一个桌子钻进去？

地震学家说地震分三六九等，我要告诉你一种新的分法。如果只是感到房子在晃，大物件们都安安静静的，而你能像鸭子一样摇晃着走路，那是有明显震感的4到5级地震，我管这个叫“站得住”地震。别担心，一般的房子都能经受住这种地震。不放心的话，去把门打开，关掉煤气，然后找个最结实的桌子下窝着。如果你叫“不紧张”，这一系列步骤可以轻松完成。如果是6级以上大地震，在地动山摇的时候，你站都站不住，我管这个叫做“得趴下”地震。地震发生的时候，你需要赶紧蹲下，降低自己的重心，防止摔倒，用双臂或者柔软的东西（比如枕头）保护好头部。如果身边有固定的东西，那么紧紧抓到它，这可以起到一个类似安全带的作用，防止在晃动中受伤。如果没有，那就靠住墙壁，用手遮挡住头部和脖子。而你选定的位置，一定要远离窗户、悬空物件、镜子、高大家具、家电和装有重物的橱柜，总而言之，远离那些有可能砸下或者倒下，把你压在下面的物品。日本中越地震中，有一半的人的受伤原因是被家里的家具或者玻璃器具所伤。钻桌子也是一个可行的举动，但是一定要确保这张桌子是很坚实的，然后抓住桌子腿，防止桌子移动。千万不要试图离开房间，因为在房间晃动的时候，你从房间到建筑的那一小段路，就像电影古堡里充满机关的暗道一样，砸下或者抛出各种各样的古怪“暗器”，那可能是一本书，一只水杯，或者是吊灯，结果是只有少的可怜的人可以走到安全地带。在能确保自身安全的时候，试着把门或者窗子打开一点吧，这对后面的逃生非常重要。

预防对策：

我们已经回顾了在地震刚开始时候的情景，也分享了一下心得体会。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地震之前，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去降低地震的危险。

首先，大多数的人都是第一次遇到地震。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下引发的地质灾害，人不自觉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会让人做出一些傻事，比如遇到地震就直接从窗口跳出去。在地震多发的国家，比如日本和美国的部分地区，政府和公益组织会组织一些活动，让人们亲自体验一下虚拟的地震，以降低人们的恐惧和紧张感，以便在地震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反应。这种有意思的玩具叫做地震体验车。日本的地震车里面模拟了一个正常的房间，房间里有各种常见的小家电和家具，包括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每次有可以由四个人上去，坐定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指定你在地震初发是应当如何反应：按住桌子，不要让它移动，尽量让自己保持稳定。地震体验车可以让人体验到从6级以下的横波和纵波带来的震感。为什么不让人玩6级以上地震呢，因为6级以下还是“坐得住”的地震，6级以上太危险，想玩的话去游乐场玩过山车吧。

再者，既然地震的时候，很容易被花瓶砸到，被家具压下而受伤，那么把花瓶和家具固定住，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日本有这样的一些小商品，可以把电视桌，电视和显示器等容易倾倒的东西固定在地上，或者是在高的家具顶上用铁杠子撑在天花板上。这些不太难的小创新，就能大大地降低地震带来的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另外一个被广泛推广的方式是使用安全头盔，这也是简单却能带来安全保障的措施。

时间：0时2分

现在，大地停止了它的摇滚。你已经度过了最恐怖的几分钟，但是最危险的阶段还没有过去。惊恐万分的你可以站起来，幸运的是只受到些轻伤。房子里是一片狼藉，仿佛所有的家具家电刚开完一场疯狂的party。电力这个时候已经停了，如果是在夜晚，周围将一片漆黑，没有灯光，也没有声响。你想给亲人朋友打电话求助，但是电话一直不通。你快速地找到你所珍惜的东西，一推门，推不动，才发现在强烈地震下，门框都变形了，不那么容易打开。于是砸开窗，从窗外爬了出去。不幸的是，你在五楼，跳还是不跳？

人潜意识的行为都是尽快逃离，但那是不完全对的。

当地震停止的时候，只可自保的时间也已经过去。首先要做检查周围有没有人员受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后检查周边的环境，关键就是两点，电力和燃气。如果嗅到燃气泄漏的味道，必须第一时间关闭燃气阀。阪神大地震之后，导致伤亡最多的灾难并不是地震，而是地震次生灾难之一的火灾。火灾的起因是在地震之后，日本电网立刻供电，遭遇到已经泄漏的煤气管道，然后“嘭”地冒出了火龙。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地震后需要照明，一定不要使用明火。接下来，可以准备逃离的物品了：水，食物，手电筒，保暖衣物等等。如果无法走出房间，可以呼救，请周围的人给你帮助。这时候一扇已经打开缝隙的门或者窗的作用就非常大，那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逃生机会。打电话给亲人朋友的时候，请在最短时间内说明问题，防止网络阻塞，给别人留下机会就是给自己留下机会。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幸运地可以从容报平安收拾行李。运气不好的会被埋在废墟里。美国旧金山市的防灾信息网站72hours.org建议埋在废墟里的人先可以尽量小范围的移动，同时用手帕或者衣服掩住口鼻。因为大举动容易带起尘土，引起不必要的呼吸障碍。用敲打管道或者墙壁的方式来吸引营救人员的注意，如果身边有哨子，那就更好。大喊大叫只能作为最后的求助方法，因为大喊大叫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

预防对策：

针对这一阶段，我们有最多的东西可以去准备了，就像是准备一场至少三天的郊游，或者说野外生存活动。不同在于，你需要的是一个极端精简版。日本市场上就有这么一种地震百宝包。这种防灾应急包不大，里面东西可以满足幸存人员的最低需求，最大限度的延长等待救援的时间。一个简单的应急包大概包括以下几个物品：1，用于自救的棉线手套；2，应急的食物和水，都是罐头装，方便安全地长时间保存；3，用于照相的蜡烛，火柴或者应急灯；4，超薄保温雨衣一件，这种银色的雨衣可以有效防止身体热损失，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来盛水；5，用来装所有应急物品的高强度尼龙袋一个。其他可以选配的物品，还包括尼龙绳，高频哨子，防灾头巾，口罩，水壶，药品和收音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淘宝上买到了。

在地震后的几分钟里，公众媒体的信息快速公布非常重要，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信息公开在四川大地震上中后期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让所有中国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四川赈灾，喊出了“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的声音。能让大家打心底里认同这句话，媒体功不可没。但是在前期，地震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地震过后兴奋中的年轻人还百无聊赖地传播着各种笑话和猜测。在美国和日本，地震监测机构会在震后第一时间公布图形化的地震动态。电视和网络媒体从这些地震监测机构中得到信息，及时传播各地的地震信息，清楚地指明时间，震级，震中，有震感的区域，是否可能引发海啸等等。这些信息大大减轻了非震中地区人们的焦虑，加速了进一步的救灾行动。

时间：8时0分

大地震已经过去，你成功地逃生。虽然不时还有些余震，但是已经处乱不惊了。和最开始的慌张不同，你必须要自己开始找事情做了。肚子有些饿，喉咙有些渴。食物还好解决，房间里还有储备的粮食，但是水越用越少，尤其是干净的水。家里似乎并不安全，你应该呆在哪里？晚上风凉，去哪里睡觉？亲人和朋友们会在哪里？在哪里能找到组织？

越发达的城市，是越脆弱的地方。高耸的建筑，随处可见的广告牌，用来装饰的灯管和玻璃和悬在空中的电线，这些在地震中都是一个个可怕的杀手。密密麻麻的建筑物，就像是一串爆竹一样，一旦点燃引线，就是引爆了一串。这个时候，空旷的公园，广场，学校操场和体育馆，就成为避难的绝佳选择。你可以和其他幸存的人们一起，得到必要的帮助。而人们的聚群便于组织管理和传递消息。当然，你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为受灾更严重的人们尽一份力。

预防对策：

抗灾的工作已经超出了个人的能力，需要国家，地方和社区的共同努力。抢救生命，保证让活下来的人继续存活，这些问题丝毫不比逃生轻松。越充足的准备工作，越能增加生存下来的可能。

地震多发地区的经验是在城市里建立应急避难所。应急避难所往往建立在上述所提到的空旷场地，并备有一定的相应物质，在危急时刻，可以给灾民，尤其是伤员提供救助。早在1973年，日本就把1公顷以上规模的公园都建成为防灾应急避难公园。应急避难所除了为受灾群众提供庇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分割越来越拥挤的城市，用空间开阔的空地把可能连成一片市区分开，提高城市的抗灾能力。在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中，神户市1250处大小公园对阻隔火势蔓延、安置灾民避难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当然，再详细的准备工作，都不如一场演习来得实在。美国加州是地震频繁的地区。或许是受到四川大地震的启发，2008年11月13日举行了据说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演习，所模拟的震级为里氏 7.8级。而在日本，政府吸取阪神大地震后，因交通瘫痪，传统的陆地消防车无法阻止城市大火的教训，地方自治体和军队经过多次空中消防试验，成功地把原先只能用于森林火灾的直升机灭火方式搬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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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在轰鸣，维持着现场4盏500瓦的灯光。如之前你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这是一副标准的废墟模样，水泥板散乱地堆积着。穿橘色服装的搜救队员来回奔忙，他们的名字叫“西萨”（CISAR，中国国际救援队）。

突然，警戒的红线被人扯开，闯进来几位中年男女，直冲向正展开搜救工作的废墟，一部分队员跑来阻拦，双方几乎在撕扯。其中一位中年男子喊到最后几乎嘶声：“谁是你们负责人？让他出来和我说话！我的孩子在里面！她一定就在这片废墟底下，你们快到这边来救人，不要在其他地方搜来搜去浪费时间！我的孩子出了事，你们谁来负责？”

一位在执行任务的小伙子别过脸去擦了擦眼泪。

其实孩子根本不会在这里——根据规划，正在进行搜救的废墟，是一片机关的办公区域。有搜救队员过来劝慰他，并轻声解释。他不断挣脱，又不断再被拖住：“我不信任你们！”

这是角色脚本上没有的台词。

为准备一年后的国际救援队伍评估，2008年11月24日开始，在北京凤凰岭脚下的培训基地，中国地震局举行了为期5天（包括36小时不间断救援作业）的地震救援综合演练。参加演练的75多名搜救队员中，有60％是从半年前的灾区现场归来。

想象不到的难

和周围几座堆积杂乱的废墟不同，有一座废墟看起来很特别。它的楼体看起来整洁且无损，只是底端一部分塌陷得厉害，整个楼体向南倾斜了19度。

“砂土液化”是构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地震发生时，摇晃很容易使固体状态的土壤（尤其是黏土或细砂质的土壤）与水混合，转化成泥浆状态。上层的人工建筑失去了支撑，便会发生瞬间的移位或塌陷。

在搜救队员们看来，这座平常被他们简称“斜楼”的废墟是搜救难度最大的。

晕眩。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很难想象到，进入斜楼内的第一感觉居然是“晕眩”。在这里，要维持运动平衡，并不像在普通斜坡上那般容易。之前就有一位参观者在这里发生过事故，沿着走廊一路踉跄到底，在末端的墙上撞破了额头。

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在科技馆里的“倾斜屋”中体验到。经过漫长的进化，人对方向的感知，已是一个器官高度协调的复杂过程，包括来自视觉和内耳的效应。人在倾斜的楼体行走时，内耳中的液体也会随之运动，毛细胞与盖膜之间的位置变换使盖膜产生对运动方向的感觉，并向大脑传递出“正沿着倾斜方向行进”的信号；但是，根据周围参照物的上下区分，来自视觉的信号仍然令大脑认为我们处于头上脚下的垂直状态。两种信号有了差异，神经中枢便无所适从，干脆发出晕眩的指令，减缓甚至终止正在进行的运动——这无疑给灾难中的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

经过训练，搜救队员在这里行走自如。在这普通人挪动一步都要紧抓栏杆、犹犹豫豫的地方，他们用担架抬着伤病员奔走。

在打通通向幸存者的通道时，一件必不可少的利器是凿岩机。大多数的时候，搜救队员匍匐在仅可容身的通道里，嗡嗡的钻头在前面的硬壁上凿出一个又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最后用液压钳剪断周围关连的钢筋，通道又朝幸存者接近了一段。

但有时，这个通道并非水平向前，而是向上，难度又增加了。在这次演练的设置中，斜楼是一座儿童医院，三楼上困着众多患病的儿童。搜救队员在二楼的房间架起了长梯，在天花板上凿开洞口，双手撑住边缘进入三楼——他需要维持在上跃过程中的身体平衡，注意动作的幅度以免影响长梯的稳定，还要小心躲开身旁钢筋的断茬。

营救

斜楼外，墙体上用橙色油漆喷出一个大约一米见方的标识，正方形框里写着“CISAR”，下面是一行数字是队伍进入废墟的时间，通知后来经过此处的同行：“CISAR正在这里面工作”。待工作结束，他们会再起一行添上离开废墟的时间，以及救出的幸存者及死者数目等项目。

这是在国际搜救惯例中通用的“结构评估标记”，然而，在“5.12”的四川现场，却并没有派上用场。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曾提到他在四川的见闻，有很多队伍执行搜救任务后，未留下任何标识就离开，后来的队伍便可能做重复的工作。

斜楼的西北侧，“办公区域”的废墟墙体上，则有醒目的“V2”字样，意思是“这里有两名幸存者”，旁边一个向下的箭头指示出大致的方位。不同的是，字体外面被加上了一个圆圈，表示“此处搜救执行完毕”，幸存者已经被救出了。

清晨6点左右，首批执行搜救的两处废墟几乎同时传出捷报。6点一刻左右，共有5名幸存者被救出，最后一名幸存者被救出时，先从通道中匍匐出来的是举着吊瓶的医疗队员，而后是被拖出的担架。此时，离正式的搜救启动过去了12小时，而离虚拟的地震发生过去了36小时。

时间向前追溯一天半，11月23日晚上7点多，搜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据国家台网测定，11月24日18时34分，在土卡斯坦共和国发生6.9级地震，北纬44度18分，东经53度42分。”经过紧急商定安排，第二天中午12点多，为数6人的先遣队伍先期抵达了“土国首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当地LEMA（地方应急事物管理机构）接洽并共同商讨搜救方案。

“由于地震发生的时间正是在下午下班的高峰期，超市、办公楼里都有大量人员被困，幸运的是，学校已经放学，学生被压埋的情况不多。”先遣队员听LEMA工作人员介绍了大概的受灾情况，包括当地队伍的搜救结果。而后提出自己的要求，都是搜救工作基本必需的，比如饮用水、交通工具、燃料、翻译、向导等支持，另外，“行动基地要建在受灾区域附近”。而后，LEMA工作人员陪先遣队员去勘查了废墟现场。

下午4点，其余搜救人员及10多名医疗队员抵达。晚上6点，天色已完全黑下来，搜救正式开始了。

“有人吗？还有人在吗？”两名搜救队员爬上了废墟喊话，发电机的轰鸣声中，将耳朵紧贴在废墟表面，尽量捕捉来自乱石堆下的微弱应答。没有应答。

放狗了。本次演练出动了9条搜索犬，全部经历过四川地震搜救的考验，品种主要是拉布拉多、牧羊犬还有金毛犬。它们在成为搜救犬前，要通过复杂的考试，除了搜救能力，还要对包括对驯犬员的忠诚度、对环境的敏感性甚至各自的性格特点在内几十个指标进行综合考察并打分，一条合格的搜救犬起码要90分以上。

成为搜救犬后，纪律愈加严格，甚至包括不能与当地犬接触——它们必须时刻处在驯犬员的控制之下。搜救人员常说，驯犬就像养孩子。“站好了！”“休息！”……在队伍行进或休整的过程中，驯犬员对搜救犬的命令听起来倒更像与老友的交流。“靠！”正蜷在地上休息的搜救犬立刻站起，紧靠住驯犬员的左腿边。

分配到“办公区域”废墟的搜救犬有3条，其中2条先窜上了废墟。搜救犬发现幸存者主要通过对人体汗液的嗅觉，寒冷的天气对它们的工作有些不利。但不多时，它们还是发出了令人欣喜的吠叫声。经过第3条搜索犬的确认，搜救队员大概掌握了幸存者的被困方位，在废墟中间偏东的方向。

当天正好遭遇了一场降温，夜里的最低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搜救人员穿上了厚厚的长棉大衣。天气的极端热冷，都会为搜救工作增添障碍——炎热时出汗过多容易导致缺水，寒冷则让人筋骨难舒。不过，相较之下，大多数搜救队员情愿选择后者，至少他们在挖掘出的通道中匍匐前进时，身体的保护又厚了一层。

演练刁难，真实障碍

接下来，轮到生命探测仪进行更精确的定位了。

半年前的地震中，这种从前少有人知的仪器变得令人瞩目。最常用的是光学生命探测仪，它就像是废墟中的“胃镜”。一名队员控制着柔韧的主体——前端设有红外探头的蛇管，小心将其探入废墟的缝隙，一名队员戴着耳机，手捧接收部分，屏幕上幽暗的画面显示着废墟下的状况——不过这一次，生命探测仪并没有探测到幸存者的画面。

但搜救队员仍然决定执行搜救，按照方才搜救犬确认的方位。有一把特殊的钳状工具大显身手，它通过胶管与一台液压泵连接起来。需要剪断钢筋，它便是剪切钳，在液压泵的带动下，发挥人力所不能及的力量，剪断钢筋；需要挪开叠压的石板，钳体又向外扩张，石板被抬高出足够的缝隙，供搜救人员垫上足够的木块作为支撑——在现场，最安全有效的支撑物是不易发生形变的木材。

然而，灾难现场从来都在理论之外。以生命探测仪为例，在有自然缝隙的地方，可以将仪器直接放入其中，但对孔洞直径小于5厘米的废墟，需要先钻孔。台湾救援队带队官郭恩书形容他在四川受灾现场的见闻：“由于缺乏耐震措施，很多钢筋力量不足的预制楼板垂直落下，形成的空隙很小，连楼梯处都塞得很密实。”

考虑到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本次演练的策划者设置了种种刁钻的考验。在机场通关时，队伍曾耽搁了十几分钟，原因出在搜救犬——队员没有携带搜救犬的健康证明，另外，其中4只犬没有被植入芯片——芯片上存有犬的血统、检疫情况等信息，相当于它们的身份证。

不只一位搜救队员或演练的组织者表示，在真正的搜救经历中，一般不会遇上这些刁钻的状况。这样设置，只是为了锻炼队员的心理素质和协调应变能力。

困难不只来自搜救过程。在现场，有时候“离开”是最困难的。由于沟通得不理想，队员和装备被扣下的状况都发生过。卢杰说这些状况都太常见了，“地震救援不只看设备和技术，真正优秀的队伍应该是搜救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样出色。”卢杰是搜救中心的救援教官，5月16日凌晨，他和队友一起救出了“可乐男孩”。

黄健发认为，从管理角度看，搜救过程中人力很重要。“到了某处，最好先找当地人了解建筑物的情况，包括建筑作用、里面人的活动规律、生活习惯等等。这样可以缩小目标，有目的的搜索。”但事实上，在现场，情绪激动的居民常常会埋怨商讨计划的队员，认为他们在拖延时间，或干脆拿锄头等工具自行刨挖，这往往使震后摇摇欲坠的建筑更加危险。

首批搜救开始不久，发生了小意外：一块正被扩张钳抬高的水泥板突然倒下，砸起一阵尘土，并将扩张钳牢牢压住——幸好只是仪器，每块板都有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的重量。

在演练的启动仪式上，黄健发回顾起在地震搜救现场的经历，忍不住拍了桌子：“什么是现场？这就是现场！”

（已刊于《新知客》2009年1月刊。感谢空错和B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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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是冷血动物，为什么会被岩浆烫死？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偏远的小城里，在乏人问津的孤儿院里，会有一个孩子拉着我和我探讨科学，而且这个孩子还是来自北川的地震孤儿。

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距离“5·12”正好半年了。6个月过去了，志愿者撤走了，媒体撤走了，遥远的地球的另一端正在发生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还有谁在关心着他们？还有谁再为他们努力？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而不是怜悯，走进正在废墟中重生的四川。

我看见整座山塌下来填平了山谷，我看见公路变成了湖泊，我看见废弃的工厂里扭曲的钢架和黑洞洞的窗户，我看见北川中学的废墟上漂浮的灵魂。

我看见没有了下半身的男孩划着轮椅向我走来，我看见一个孩子手臂上的烂肉结成的褐色伤口，我看见一个跨过自己同学头顶逃生的女孩内心定格的血红色画面，我看见失去一条腿的小伙阳光灿烂的笑容，我看见高位截瘫的漂亮小姑娘床头放着的童话书。

我的心却在绵阳市梓潼县儿童福利院的长椅上定格。

一个叫做赵国栋的10男孩，睁着大眼睛问我：“恐龙是冷血动物，为什么会被岩浆烫死？”

在这里的70多个孩子都是孤儿，其中有10个是地震孤儿，他们在5月12日那天失去双亲。

赵国栋来自北川，当我问起他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在上班的时候呗。”

他管福利院的所有照顾他的阿姨都叫“嬢嬢”（一声，四川话，指有血缘关系的阿姨）。

他的“罗嬢”说，地震后曾经来了50多个孩子，因为北川县属于绵阳市，但是很多人都被亲属接走了，漂亮的健康的也被领养走了，剩下的都是确实是有残疾的或者有病的。

“他就是有癫痫，”罗嬢指指赵国栋说：“抽起风来止都止不住，吓死人了。”

罗嬢接着说：“他的病是先天的，不是地震造成的。而且这孩子脑子还有点不好，学习非常差。他看书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着，她把手掌举到眼睛跟前，学者赵国栋的样子眼睛斜着看书。这样的表情让任何人看到都是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是有智障。

张国栋说：“我有一个姐姐。她被送到青岛去了。”他说他再也没有见过姐姐，他很想她，很想很想。他不知道是谁送姐姐去了青岛，也不知道姐姐任何的联系方式。

他跟姐姐是双胞胎，一前一后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一个健康，一个却疾病缠身。上天是如此不公。

“姐姐的所有钱都有人掏，她肯定能考上大学。”说到这里，他笑了。赵国栋的瘦长的小脸很白皙，眼睛大大的，很明亮。

我问他：那你也想上大学吗？

他说：“想啊——但是我不能。”他指指自己的脑袋：“我这里有病。我没办法。”

我说，带我去看看你住的地方吧。

他就挽起我的手，小手冰凉，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只一下，他就什么也没说，把手插在裤兜里，带着我往他们宿舍走。很快地，就忘了，或者说是故意遗忘了这点不愉快，拿起我的相机问我他能不能看看。

他学得太快了，一个尼康D70他马上就会用了，对着能看到的所有东西一阵乱拍，仿佛在相机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他拍的照片，另一个智障的孩子，6岁，名叫唐俊豪。

他们俩和8岁的杨书豪，三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杨书豪是脑瘫，膝盖向外打着弯，没办法上下楼，上学也跟不上老师，问他问题他只会摇头。

我心里恶毒地想——他的父母是真的去世了还是不想要他了？他们是不是想再生一个健康的？我搂着杨书豪，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很大很漂亮。”他都没有对我笑。

三个人一起喝豆奶。左是赵国栋，中间是6岁的唐俊豪，右边是8岁的杨书豪。他们看起来都比正常孩子瘦小得多。在三个人中间，赵国栋年龄最大，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另外两个责任，他见我拍照就要跟他俩合影，拿起一瓶饮料就要给两个弟弟也倒上。

这三张小床并排放在一起，铺着蓝色的床单，上面印着黄色的小星星。我还以为进入了小矮人的世界。

三个米奇小书包胡乱放在桌上。我打开赵国栋的书包——你猜不到我看到了什么——一本封面丢了的恐龙科普书。

那种红色和绿色字的印刷，一看就是盗版厂商印的书。

在赵国栋的作业本上很多题都没有做过，很多题答案是错的，但是在这本书上，他认认真真在恐龙的名字和外形描述上画上了下划线。整本书皱皱的，好像看过很多遍。

我问他，这本书是在上课偷看用的吗？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一把抢过去，塞进书包。

我说：“是谁送给你的吗？”

他说，“不，我是我从福利院图书室借的。” 

福利院的孩子们，有的智障，有的残疾，有的仅仅是被遗弃。最后那个个子最高的就是赵国栋，装作恐龙的样子，张牙舞爪的。在他的心里，他应经变成了一个远古时代的凶猛生物，不会被外界轻易伤害。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恐龙？”

他说：“因为恐龙凶残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喜欢的恐龙：霸王龙、雷龙、剑龙、三角龙、梁龙、赤龙、翼龙——

他说，食肉恐龙的牙是尖的，吃草的恐龙的牙是钝的。他说霸王龙有20吨重，是最凶猛的，可吓人了，它的牙很尖很尖——说着，他给我画了一个侧面的霸王龙的头，前面一排短小的尖牙，最后一颗很长很长，但是这头霸王龙有一双很圆很乖的眼睛。

接着，他问我：“你说，火山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一惊，以为他要问地震的原因。就从大陆板块讲起，讲到地核地幔，讲到板块漂移，讲到地质运动，讲到岩浆，在讲到地震。听到地震两个字，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然后他问：“恐龙是冷血动物，为什么会被岩浆烫死？”

我看着他看了好久，始终没有想明白这里面的逻辑。

我问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他说：“因为书上说，恐龙是因为这个死光的。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它们为什么会死。”

我开始用我十分有限的知识给他讲解：因为岩浆很烫很烫，能熔化金属，恐龙都是肉做的，所以会被熔化。

他看了我一眼，不能信服地勉强点了点头。

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我说我要走了，你要乖，要好好学习，你很聪明的。

他眼神明亮，说：“是吗？真的吗？——姐姐你别走，我喜欢跟你说恐龙。这是我的小秘密，我们班没有人知道我喜欢恐龙。”

我想，在偏远的地震山区，在大灾过后的废墟之上，在成人的精神世界纷纷折腰的灰暗世界里，有一个孩子，在用他受到伤害的心灵和一颗智商没有达到正常水平的头脑，思考着远古时代生物的生物特性和命运。

我艰难地站起身来，他挽起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臂弯里，用手拍轻轻着我的手臂，说：“姐姐，我很喜欢你。”他的头很轻，浅浅地靠着。

“我想给你写信。”他对我说，认真地摊开我的名片，就像罗嬢描述的那样，把名片贴在离眼睛很近的地方，看了起来。 

这张还是赵国栋拍的。他说：“姐姐我要给你拍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虚了，可是我很珍惜。

我想给他寄几本关于恐龙的书。

你们谁来替我回答题记里面这个问题。 

我给最小的孩子拍照，另一个就挤过来抢镜，这张就拍虚了。但是我看到两双摄人心魄的大眼睛。他们也需要知识，需要懂得科学的你，为他们打开另外一个世界——一个远离痛苦远离伤害的世界。

另附另外一些让人难忘的大眼睛：  “5·12”半年祭：那些花儿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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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美国的加拿大人Doug·Copp似乎从来都是一个新闻制造者：自诩全世界最有经验的救援队队长，自称在894个大楼废墟间攀爬，救出125000条人命，上过50000份报纸，任联合国减灾小组编号为UNX051的专家，在委内瑞拉为数百名儿童治皮肤病，拯救印度人民于瘟疫的水深火热，在世贸中心倒塌救援中中毒以至须向政府索要65万和100万美元补偿；然而与此同时，墨西哥红十字会请求他不要继续慌称接受了该组织资助，联合国声明Copp所说的编号是电子邮箱ID，美国政府两次为诈骗和造假对他进行诉讼和调查，本刊记者按他指出的网站却没有找到可求证的获救者信息……Copp利用网络传播的地震“生命三角求生法”是他在美国学术界激起的最大骚动之一，灾难应急服务协调员们在短时内发现自己被与此相关的疑惑重重包围。2004年，美国红十字会、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和地震专家纷纷发文，对“生命三角”的不合理性进行论证和声讨，加上法律纠纷，Copp面临信誉危机。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Copp的求生法又在中国卷土重来，论坛、博客甚至官方网站纷纷转载，人们看到了与天斗的希望，Copp被标榜为英雄。对此，当年在美国参与论战的专家再次声明：“我们四年前的反驳直到今天仍然适用。”Copp却放出彪悍之言：“‘生命三角’是唯一活路，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也不懂的官僚，对他们来说处理死人当然比处理受伤的孩子便宜。”双方谁都不肯松口，“生命三角”究竟是希望还是神话？反对方给出的策略又是什么样呢？

可遇而不可求的“生命三角”

1996年，Copp带领他的小组在土耳其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片中，他们将二十具人模型分别放置于一座楼内的桌子底下和旁边，接着炸毁了那座楼房。现场清理报告指出，桌子底下的10具模型均被掉下的房顶“砸死”，而旁边10具全数“生还”，原因是桌子将房顶支起，在其旁边形成三角锥形空间，“生命三角”由此得名。Copp撰文，洋洋洒洒十大建议，大致是说地震来时，要到桌子、冰箱、沙发，甚至报纸堆旁蹲下，在床上的则要翻身下床，如果可能还要尽量接近外墙，伺机逃出；同理，在车里的人要立刻出去坐在或趴在车边，才能避免被上边塌下来的公路砸扁。他说：“我早年就是躲在摩托车旁的三角空间里才在地震中活下来的。”

略懂几何的人即可想象高大家具如何撑起这个三角锥，然而爆破实验本身却引起了抗震减灾专家Marla Petal博士极大的质疑。曾对1999年土耳其7.8级大地震进行详细调研的她一语道破Copp实验的症结所在：由于炸药位于承重柱内部，爆破时柱子一折房顶就会像一张大饼一样平塌（pancake collapse）下来；而真正地震中房屋的倒塌却与其有本质区别。地质学家和抗震工程学家都会告诉人们，房屋受到地震波袭击，可能依各种走向平晃，坍塌本身也分房顶平塌、墙体外倒、墙体内倒和房顶M形向下弯折几种。Petal博士说：“震动停止后废墟中确实存在‘三角’，但地震过程中房顶却可能从四面八方顺不同方向砸下来，根本无法预料哪里是那个最终的救命三角。”何况你本想用来帮你支撑的重型家具完全可能由于晃动先行倒在你身上。Petal博士就曾在一段日本振动台试验录像中亲眼看到一个巨大的冰箱划过整间屋子，翻几个跟头把一个“儿童”挤扁在一张桌子和柜橱之间。她半开玩笑又略带遗憾地说：“没人去研究一座冰箱的倒塌方式。”至于Copp建议的报纸堆就更不知将飞向何处了。

即使未卜先知地知道哪里会是那个稳固的“三角”，你究竟能不能在地震中赶到那里呢？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证据都说明，震动来得太快，实在容不得反应。当年主力辩驳Copp的美国红十字会灾难教育部前总管Rocky Lopes博士今日仍无不感慨地说，Copp没有进行过任何科学的工程学研究，他造成的误导之一便是让人们认为有太多选项，在一种情况下怎么做，找什么地方躲，换一种情况又要做什么动作。“在剧烈晃动下，人们根本记不得那些复杂选项，如果记得，后果也许还要更糟。”美国地震最频繁的加州开展公共健康调查，结果显示：人们跑来跑去找地方躲或者犹豫不决，便增加了被飞在空中的东西打中的概率。这也许恰恰解释了Petal博士从加州和土耳其地震中得到的令人费解的统计结果——对于地震时在床上的人来说，那些最后没事的多不是翻身下床，却是睡着而什么措施也没采取的人。

你也许从网上看到地震过后汽车旁形成“生命三角”的照片，也许觉得沉重的汽车会一直呆在原地。Petal博士却说：“地震中汽车很容易跳起来甚至翻倒，而你头上却并不总能掉下来一根高速路，如果人趴到车旁边，最有可能的后果不是等来一个三角，而是葬身车轮之下。”

地动山摇，小心飞来横祸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告诫人们，地震时要赶紧钻到桌子下边或用靠垫捂住最脆弱的头部，手牢牢抓住桌子腿并做好桌子大幅度移动的心理准备，美国地震局和红十字会将之归纳为避震口诀：伏地、遮挡、手抓牢（Drop，cover and hold on）。记者请Copp评价何时可以躲在桌子底下，他却干脆地一口回绝：“没什么好分析的，‘生命三角求生法’适用于所有情况，等同于生；‘伏地、遮挡’（Duck，cover）是必死的代名词，冷战时期苏联搞出原子弹，美国作战部用这方法来安抚歇斯底里的人们。”记者不解地询问红十字会前总管Lopes博士。“Copp把冷战时应付核袭击的口诀和今日避震口诀搞混了。”博士颇为无奈地回答，“二者字面貌似，实则毫无联系。”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在网上做些功课，便不难找到Copp所抨击的美国五十年代“伏地、遮挡”短片，一只猴子用钓线将一小枚原子弹伸到乌龟Bert背后，白光一闪，Bert立刻倒地缩作一团，自然，这种掩护不管面对核袭击还是地震都是自欺欺人；但“伏地、遮挡、手抓牢”却曾在地震中救人性命。Lopes博士反复强调，加州对地震生还者所作的综合统计显示，地震中伤人最多并非倒塌的屋顶，却是四处乱飞的家什和碎玻璃，地震口诀正是针对此项。

对此，曾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工作的研究生Laura Satkamp深有感触。她的实验室曾被1989年加州Loma Prieta大地震搞得底朝天，在当年留下的照片上，壁橱里所有药品，包括所有抽屉都倾倒出来，有的学生因为没来得及钻到桌下而被砸中。在那之后，学校实验室开放式壁橱一律加设隔挡，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实验架。Satkamp还说，在加州的生活让她养成每日查看地震记录的习惯，就像关注天气预报一样，她说着便打开美国地震局网站，点开中国，甘肃、广元的地震细节历历在目。

Petal博士曾亲自向1999年土耳其地震幸存者取经。这场里氏7.8级的地震导致近两万人失去生命，五万人受伤。Petal博士直言：“尽管掌握这么多信息，我仍然没有办法更细致地告诉你如何躲避，因为在我得到的答复中没有一种情况占到大多数。我只能说‘伏地、遮挡、手抓牢’的原则是尽快缩小目标并使身体保持在结实的屏障之下，以免被击中。”1999年是多灾之年，继土耳其之后雅典也发生了5.9级地震，二国因而形成了互助的“希腊-土耳其地震外交”。回忆当时情景，希腊博士后Sanny还真切地记得地下呜呜的咆哮，她抱着午饭盘子直接钻到桌子底下，但是盘子立刻就被晃飞了，她下意识地抓紧桌子腿。当记者讲解“生命三角”，她吃惊不已：“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橱柜里的瓶瓶罐罐全砸在我旁边的桌上和我自己头上么？”在该地震中，一座工厂破碎坍塌；若干建筑沦为“黄色”或“红色”的危房。这促使政府正式开始了加固楼房的工程。四天后，暑假结束，小学生脖子上挂着口哨重回学校。

当记者反复追问房子塌下来时是不是该赌一把“生命三角”，Petal博士说，10年前土耳其地震有3%的房顶整个拍下来，一般按照标准兴建的房子在大多数地震中也不会塌，不能为了提防小概率事件而将人们置于另一种更大的风险之中。不管‘伏地、遮挡、手抓牢’还是其它种种抗震掩护对策，防的都是屋里四处乱飞的物件。坦率地讲，如果你住在一栋你觉得可能倒塌的建筑里，那么唯一正确的建议就是另寻住处。而不是在每个房间放报纸来撑住掉下的楼板。”

Lopes博士明确表示将10年前土耳其建筑和当今美国建筑相比实为“桔子比苹果”（orange-to-apple comparison，即没有可比性）。那么，中国建筑是桔子还是苹果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四川退休市政工程人员说：“中国近年修建的七层以下居民楼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的砖混结构，更高的则采取框架结构，也是现浇的，这些房屋的屋顶不会掉下来。”

未雨仍需绸缪

在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四川大地震》中，抗震工程学家指着中国百年来地震名录说，从1920年海原地震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间隔五十年，76年至今又三十载，人们难有切身之痛，主持人听得唏嘘不已。曾在日本留学六年的北京大学苏都莫日根教授对记者感慨，地震多发的日本专设防灾日，上至机关学校、下到家庭主妇统一演习，人们都知道房间里哪里可以作掩护，知道不能靠近外墙，大家绝不慌忙外逃，一切井然有序。然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如此，美国地震局《抗震清单》向全国明确建议一年举行两次地震演习，但除了加州的小学，其它地方罕有执行。

在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建筑抗震规范曾被用来监督健忘的人们。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法典上赫然写道，谁建的房子砸下来把人砸死了，建房子的人就是死罪。二十世纪以来，血的教训使建筑抗震规范在美国逐渐变成法令。1971年加州San Fernando大地震，第二年该州即立法，明确划出不许兴建房屋的断层，规定附近除木架构和钢结构的两层以下住宅之外，所有房屋选址需地质学者提供书面评估，建成后还需经受抗震审核。毕竟，地震中最可信的终极避难港不是一顶结实的桌面，也不是虚幻的“生命三角”，而是你头上的屋顶。

但世界上更多抗震规范却面临着被忽视的共同困境。一个洛杉矶乐团曾来芝加哥演出，主唱以新奇的口吻说：“在这里居然见到了二十年代的砖砌房。”频繁地震的选择使洛杉矶的钢筋混凝土经优胜劣汰存在下来，芝加哥百年老房却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记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中国同样如此，要用改革开发后才普及的抗震规范来约束先于它建成的大量房屋，需要的不仅是资金，还有人们的配合和理解。北大建筑学中心研究生杨兆凯也基于自己的观察向记者展现了另一方面的事实：“中国民间建筑本有许多抗震精华，比如炕设在两根大梁之间，而非梁下方，再者，传统木构本身由于其结构的天然弹性，对形变有较强的抵抗力；然而，如今农村越来越多的人一味模仿城市建筑，丢掉了传统的智慧，建造时除了一些想当然的模仿外没有考虑地震来临时房子会怎样。这种房子一旦倒塌，比土坯房还要危险。”

汶川地震十天后，日本紧急推行中小学抗震补强工事，他们的专家直言不讳，称日本四成小学需要加强；近日，北川县委书记宋明表示，新城选址，只望安全。这些似乎回应了Petal博士多年前的一句话：地震来袭时，通常已经晚了，一切抗震工作都是在震前做的。

附：Marla Petal博士，现任非政府灾难减灾教育组织（Risk RED，Risk Reduction Education for Disasters）创会合作主管。曾任土耳其Bogazici大学Kandilli观测站及地震研究所项目主管和专家，国际地质灾难协会（GeoHazards International）社会减灾项目主管，曾为或正在为许多组织担任社会减灾顾问，它们包括：世界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世界银行灾难防御协会（ProVention Consortium），剑桥大学马丁建筑中心（Cambridge University，Martin Centre），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世界地方自治联盟中东及东地中海地区部分（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Eastern Mediterranean Middle East），路德世界救济会（Lutheran World Relief/American Board Heyati）等等。在采访中，Petal博士请求记者将她的email公开（mpetal@imagins.com），并表示她愿意全力支持在四川进行减灾或地震研究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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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屁牛同学已经很客观地介绍了一下地震预警系统，这里就是做一些补充。

目前世界上建立的地震预警系统主要有这么几个，墨西哥城地震预警系统SAS(Seismic Alarm System)，日本的地震早期预警系统EEW（Earthquake Early Warning），罗马尼亚地震即时预警系统，美国加州的地震预警系统CISN（California Integrated Seismic Network），此外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哥斯达黎加、台湾、立陶宛、伊朗等地也都建立了自己局部的地震预警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这里面只有墨西哥城的SAS系统是直接面向公众的一个地震预警系统。简单点说，就是说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只有这个系统是直接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通过电台、电视、手机等手段让民众第一时间得知。而其他的大部分预警系统主要是面对政府相关部门或者大型公众设备，水坝、核电站、高速铁路等，而从政府部门反应到发布到公众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反应很容易就耽搁掉好不容易赢得的几秒救命的时间。

为什么大部分的地震预警系统不直接面向公众？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地震预警系统仍然处于摇篮阶段，虽然它很有效，但是毕竟它处于还研究阶段，还需要提高它的准确性和速度。

由于对数据的分析时间太短，获得的数据不完整等等很多问题，导致误报的可能性很大。日本的EEW系统和墨西哥的SAS都证明存在误报现象。要知道，作为社会影响重大的地震，一次误报会造成巨大社会恐慌和损失；更严重的是，误报会严重伤害地震局、政府的公信力，就像小时候听过的那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地震局误报几次，将来即便是预报正确，民众也不相信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小屁牛的文章中已经提到了，这个系统的先天不足在于，越是地面运动强烈的极震区，能够提供的预警时间越短，那些对预警需要并不是很强烈的地区，反而能够获得更长的预警时间。地震地点太近的话，很多时候预警是来不及反应的 。2004年日本中部有一次6.5级的地震。当时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向该地区的一列高速火车发出预警警报，火车大幅减速，结果因为时间太短，结果火车还是出轨了。这就说明了我们还需要更快的分析时间，更快的反应速度，才能有效地发出预警。

地震预警系统的基础是庞大而密集的地震台网，其数目越大，获得的资料越丰富，震中和震级的计算越准确，预警也越迅速。而我国的这项基础工作还有待完善，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数字台网建设不足。以强震台为例，日本的覆盖密度为1323台/万平方公里，美国为53台/万平方公里，而我国为0.3台/万平方公里。而只有打好了基础才能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最后就是小屁牛文章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如何利用有限的经费在昂贵的基础建设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做出最好的分配，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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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供图 日本岩手县地震后的警告牌

2008年6月14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里氏7.2级地震。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这次地震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还有10余人下落不明。日本气象厅表示，在首次监测到地震波后第4秒，地震预警系统便发出了首个预警信息；然而，距离震中约500公里的东京居民，仅仅在感受到震动的前几秒，才得到了姗姗来迟的预警信息。在应对随后的余震时，日本地震预警系统表现还算正常，包括成功对一次5.6级强余震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么，什么是地震预警？它与地震预测和预报有何不同？地震预警是如何实现的？它的效果如何？中国需要这样的系统吗？在本文中，你将找到上述问题的解答。

全文请看我发表在博闻网上的 什么是地震预警系统一文

参考资料:
http://www.elarms.org
地震之初十秒
Quake warning system fails again
效果与质疑，地震预警是否可行？
中国缺乏地震预警系统
Some Countries Are Betting That: A Few Seconds Can Sav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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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海城地震预报过程由于刻意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

与其说其成功在临震预报上，倒不如说其成功在良好的防震知识普及以及合理的传统建筑结构，或许再加上少数人的勇敢上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徐超】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除了唐山，还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反复被媒体和公众提起，那就是海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海城县（当时是鞍山市下面的一个县，现为县级市）发生7.3级地震。按照地震后到当地进行考察的时任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预测部门负责人巴里·瑞利(Barry Raleigh)估计，这样一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一般来说应超过10万”。而实际上，在海城地震中，直接和间接死于此次地震的总人数只有2041人。
　　正是由于此次防震减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海城经验”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衡量标尺。
　　然而，“海城经验”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重现历史
　　衡量一次地震预报是否成功的标准，对政府官员和地震预报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区别。
　　在地震预报工作者看来，要验证地震前做出的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下称四阶段预报）是否与地震时间、震中和震级相符。同时，地震前和地震后都要验证为四阶段预报提供参考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只有这些都符合或者说基本符合了，才能算成功。
　　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说，死亡数字的多少，往往是衡量地震是否预报成功的关键因素，甚至说决定性因素。
　　若以后一个标准为依据的话，海城地震无疑是世界上至今惟一一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当时，新华社的诸多报道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宣传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到底海城地震的预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于这个问题，由于保密原因造成当时诸多档案和文件都被尘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一直没有答案。
　　2004年，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院王克林、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陈棋福、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和辽宁省地震局王安东开始收集资料、走访各方当事人，希望从学术角度来重现这段历史。
　　这一研究成果，最终以英文论文《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形式，发表在2006年6月份出版的《美国地震学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
　　该论文作者之一、孙士鋐研究员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自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他一直搜集关于海城地震预报方面的资料。到了2004年，根据中国的保密法，许多当时的关键资料都已解密。
　　这些资料，大体被分为七类：1、国家或多省会议的总结材料和授权转发这些材料的政府文件；2、地震工作者给辽宁省政府的各类报告；3、省政府的通告；4、地方政府的文件；5、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议讲话或口头指示；6、地震办公室或地震观测台站的值班记录或记事本；7、其他文件。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1966年至1969年，华北地区发生的三次6级以上地震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1970年，全国首次地震预报工作会议召开。
　　此后，1971年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72年冬，全国第一次地震形势会商会在山西临汾召开。全国地震形势会商会由国家地震局组织，一般每年组织一到两次，对全国或某些地区未来一两年的地震作出预报。当然，在特殊时期，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5月12日到6月11日），则提高到每天两次。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地震形势会商会，地震预报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在这次会议上，定出了华北、东北范围内有六个区域，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较大地震的危险，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预报”的“渤海北部”。而实际上，也只有这一地区发生了破坏性地震，其余五个区域均没有地震发生，预报成功概率是16.7%。
　　不过，资料显示，即使这个1/6的中期预报成功率，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据《财经》了解，在原总结材料中，这一渤海北部区域指的是指金县-大连地区，距离海城震中实际上还有200公里的距离。

错进错出
　　在这次地震形势会商会结束后，当时作为国家地震局主管单位的中国科学院认为情况严重，于是把会议总结修改为报告，并上报到国务院。
　　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那时人们的最高信条就是“要听毛主席和党的话”，而国务院则被老百姓视为“毛主席和党的代表”。“既然国务院把这当回事，那一定是件大事”，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文件本身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独特的方式，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地震警觉性。
　　据悉，国务院在收到中科院报告14天后，就于6月29日以第69号文件的形式，向有关省份下发了这一内容。其中，就包括海城县所属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被视为海城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做出的（按重要性由强到弱排列）：1、小震活动频繁；2、海平面数据；3、地磁异常；4、水准变化异常。
　　但从事后的调查来看，小震活动频繁区域是指辽西傲汉旗的一个震群，现已归属内蒙古自治区，距离海城震中十分遥远。潮汐台记录的海平面明显变化的数据则被证明有误，在会商会结束后就很少再提到。地磁异常，在1974年6月便停止，与海城地震亦关系不大；至于水准变化异常，则明显没有考虑到附近纺织厂抽取地下水带来的误差。
　　不过，在会商会结束半年后，1974年12月，辽宁本溪发生了5.2级地震。作为69号文件发出后第一个较大地震，这次地震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辽宁省革委会于是要求省地震办每天汇报震情，并布置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不过，根据1975年1月份国家地震局的考察结论来看，这次地震是由水库引起的，属于人为地震/工程地震，与后来的海城地震实际上关系不大。
　　就在辽宁本溪地震次日，辽宁省革委会发布了由地震办起草的一个通报。这个通报根据辽宁本溪地震，提出了三个短期预报，但随后证实这三次预报都是误报。其中的第三个短期预报称，辽宁本溪地区将再次发生5级左右地震，时间是1975年1月5日前。
　　由于预报的地震发生地是同一个，作为当时辽宁省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下令组织震前演习。尽管这次预报后来被证实为误报，但演习和其他应急措施，客观上对一个多月之后的海城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5年1月13日，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在北京召开，顾浩鼎代表国家地震局沈阳大队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被称为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报”。然而，全国会商会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一预报，大会结论把顾浩鼎的“半年甚至一两个月内，会有6级地震”的估计，改为“一年内会有5至6级地震”。
　　根据中国的定义，这已经属于中期预报了。而在全国会商会结束后，辽宁省地震办则完全接受全国会商会的结论，没有坚持顾浩鼎的短期预报。

“以革命之名”
　　直到2月3日傍晚，营口-海城一带小震活动骤然增多，才引起了辽宁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至2月4日晨8时，当地已先后监测到200多次地震；其中最大的，是4日晨7时50分发生的4.7级地震。
　　而在另一个记录海城7.3地震前的地震表格中，《财经》记者注意到，自2月3日18时38分到2月4日17时39分，共发生地震33次；其中2级到2.9级地震9次，3级到3.9级地震8次，4级到4.9级地震2次。
　　辽宁省地震办主任朱凤鸣在2月4日零时30分向省政府提交的《地震情报》第14期中，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这些被宣布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
　　这份临震报告被称交给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华文要比朱鸣凤紧张得多，他立即要求后者“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县市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而实际上，据说在朱凤鸣那里，预计较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一两个星期之内，而非“马上”。
　　但就是华文的行政决定，阴差阳错地实现了海城地震的省级预报。
　　当天11时，作为辽宁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李伯秋将军，向下辖市、县发表了四点指示：把地震范围划清楚，包括确定震中多大；在地震中心划个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要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高压线等要加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而实际上，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频繁地震，一些山墙和烟囱已经倒塌。所以，一些公社和个人在没有收到上级要求的时候，已经自行疏散了。
　　造成海城地震伤亡人员较少的原因，据《财经》了解，除了政府官员行为构成的临震预报之外，或许还和另外两个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首先，位于营口县附近石硼峪地震台，在海城地震前几年内，曾制作、散发十多万份地震知识宣传资料，并播放了一百多场地震教育电影和幻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众对于地震知识的启蒙。
　　其次，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值傍晚，再加上辽宁南部当时遍布木结构房屋，这些也都极大地降低地震造成的伤亡。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即使在没有组织疏散的地区，实际上死亡人数也很少。
　　在《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结尾有一段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核实了美国代表团1976年访华时得知的海城地震大事记，但仍然有着重大差异。
　　第一，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理想的“长、中、短、临”四阶段预报模式，特别是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官方并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第二，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实。例如，说省政府于1975年2月4日“得到该日将于海城附近发生强震的预报”与实情不符。第三，公布和告诉国际上的预报过程由于可以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第四，对国际上和公众做的报道，夸大了业余微观异常监测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或许，它更有价值的遗产恰恰在于，如何通过良好的抗震防灾教育以及合理的建筑，来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对临震预报的单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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