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对伪心理学说不之但是这不是真实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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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理论的应用

一旦我们明白了大部分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理论而不是预测具体环境下的事件，以及大部分研究的结果是通过理论间接应用的，而非在具体环境条件下直接应用，那么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发问：究竟心理学中有多少理论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应用。也就是说，心理学理论的普遍性得到验证了没有？

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以往的记录是参差不齐的。但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与心理学的多样性息息相关。一些领域中的研究确实在应用方面进展甚微，然而，其他一些领域则已经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绩，通过实验已经推导出了许多具有解释能力以及预测效力的原理（见Buss，2003 ；Byrnes，2001 ；Davidson & Sternberg，2003 ；Gazzaniga，2004 ；Hilton，2003 ；Sunstein，2002 ；Wilson & Keil，1999 ；Zimbardo，2004）。例如，在咨询、教育、临床、心理治疗等应用领域，理论导向的基础研究结果也获得了大量实际应用（Davidow &Levinson，1993 ；Garb & Schramke，1996 ；Lilienfeld，Lynn，& Lohr，2003 ；Lilienfeld，Wood，& Garb，2000 ；Mahrer，2000 ；Siegert &Ward，2002）。

想想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这些原理及其详细论述的规律，几乎完全是从非人类被试的实验发展而来的，比如鸽子、老鼠，其实验情境也是高度人为化的实验室环境。然而，这些原理已经成功地用于解决人类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大量事实材料的教学、酗酒和肥胖症的治疗、精神病院的病号管理以及恐惧症的治疗等等。这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应用所依靠的原理之所以能够被准确地提炼出来，是因为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者们能够精确地细化环境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在自然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在自然情境下，许多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同时起作用。至于非人类被试的使用，是因为在许多案例中，从动物的反应得出的理论和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与人类行为非常相近的数据（Vazire & Gosling，2003）。人类研究发现，人类的行为规律与从动物行为得出的规律非常相似。当人类疾病治疗方面的每一次医学进步都源自动物研究数据的时候，这些发现也不应该再让我们感到惊奇了。举例来说，动物研究促进了很多领域的发展，包括行为医学、压力缓解、心理治疗、受伤或者残疾人士的康复、衰老对记忆力的影响、帮助人们克服神经性肌肉紊乱的方法、药物对胎儿发育的影响、药物滥用、失忆、交通安全、慢性疼痛的治疗（Domjan & Purdy，1995 ；Gosling，2001 ；Kalat，1995 ；Miller，1985b ；Zimbardo，2004）。最近，关于狗的研究为理解人类焦虑障碍的基本原理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Groopman，1999）。

事实上，“这不是真实的生活”的批评被错误地用来诋毁动物研究的成果——这种做法经常是由于政治的缘故。例如，那些为重度污染企业效劳的政客们总是否认致癌因素风险评估报告的有效性，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报告是以动物研究为基础的，不能应用到人类风险评估上。然而，一组科学家在1988 年进行的一个对23 种致癌物质（苯、石棉，等等）的研究中发现，由动物研究计算出来的死亡率与由人类流行病学研究计算的结果非常相近（Finkel，1996）。

心理学家对知觉过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从中得出的规律和理论已用于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雷达监测系统、街灯照明以及飞机驾驶舱的设计（Nickerson，1992 ；Swets，Dawes，& Monahan，2000 ；Wickens，1992）。关于衰老对认知的影响，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新的认识（Salthouse，2004），而这些新知识有可能会直接帮助我们设计出帮助认知丧失者恢复其能力的训练方案（Dixon & Backman，1995）。

判断和决策的心理研究已经应用于医学、教育和经济等领域的决策制定（Gigerenzer，2002 ；Gilovich，Griffin，& Kahneman，2002 ；Hilton，2003 ；Kahneman，2003 ；Kahneman & Tversky，2000 ；Swets，Dawes，& Monahan，2000 ；Tetlock，2005 ；Zweig，2001）。一项令人兴奋的发展是认知心理学家更多地参与到法律体系中，这使得在信息搜集、证据评估和做出判决等方面，给认知理论的应用带来了大量机会（Kassin，Tubb，Hosch，& Memon，2001 ；Koehler，1993 ；Kuhn，Weinstock，& Flaton，1994 ；Redding，1998 ；Wrightsman，1999 ；Zimbardo，2004）。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阅读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Rayner，Foorman，Perfetti，Pesetsky，& Seidenberg，2001，2002 ；Snowling & Hulme，2005 ；Stanovich，2000 ；Vellutino，Fletcher，Snowling，& Scanlon，2004）。此外有关儿童在法律程序中提供的证词（Ceci & Hembrooke，1998）和受虐儿童所“ 恢复” 的记忆是否准确（Brainerd & Reyna，2005 ；Bremner，Shobe，& Kihlstrom，200？；Clancy，Schacter，McNally，& Pitman，2000 ；Gardner，2006 ；Loftus，1997 ；Lynn，Loftus，Lilienfeld，& Lock，2003 ；McNally，2003 ；Pezdek & Banks，1996 ；Spanos，1996）等这些公众争论不休的问题方面，心理学家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美国心理学会开设了一个网站：www.psychologymatters.org。你可以在此网站上看到更多有关心理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

“大二学生”问题

许多人质疑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他们过于关注研究的被试，而不关心实验设计的细节。然而，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研究结果更多受到后者的影响而非前者，例如知觉基本过程的研究。在基本的信息加工过程、大脑的基本结构以及视觉系统的特征方面，美国蒙大拿州的人和佛罗里达州的人都非常相似。另外，这些特征和被试的父母是不是修补匠、裁缝或者教授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学科都假设某些因素对最终的结果没有影响。生物学家一般不担心培养皿厚度的细微差异会显著影响里面的细菌。当然，这些差异可能会产生影响——每一种科学假设都不是绝对的——但是生物学家必须把精力放在他们认为更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上面。与此相似，海奇特假设暗适应跟人的宗教无关，因此他不问被试是路德教派的，还是罗马天主教的。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有时人们叫它“大二学生问题”；即，因为大二学生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中做被试，因此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否具有可推广性受到了质疑。心理学家关心这一问题，是因为它在某些研究领域中的确是个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正确地看待它，并且应该知道心理学家对这一批评有几种合理的辩解。以下列出三点：

1.这种批评不能说明研究结果无效，只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理论的可推广性。由于我们先前收集了大二学生的数据，即使从其他人群中获得了相反的数据，从而必须对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只会使理论更加精确，而不会完全否定它。即使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重复的实验没有得出相同的结果，我们也只能说，建立在大二学生数据基础上的理论不够全面，而不能说该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2.在心理学众多领域里，大二学生问题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所研究的心理过程是非常基本的过程（例如视觉系统），几乎没有人相信视觉系统的基本构造跟被试样本的人口分布特征有关。

3.许多研究结果得到了重复，这使我们确信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广到不同的地理分布中，并且在较小程度上，也能推广到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家庭变量以及早期教育经历的人群中去。50年前的大学生被试样本恐怕基本来自于精英团体，如今却完全不同，现在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能够代表各阶层的群体。

然而，不承认大二学生问题在心理学研究的某些领域里的确是个问题，这也是不明智的（Peterson，2001）。尽管如此，心理学家正在尽力矫正这个问题。例如，发展心理学家几乎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这一领域中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将众多用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理论和发现，在其他不同年龄的被试身上重新验证。

用不同年龄组的人做被试并不总是能重复用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结果。要是那样的话，发展心理学就会变得很无聊了。但是一大堆心理学家都致力于在心理学理论中建立一个年龄因素，以证明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确保了心理学的宏大理论不是只建立在从大学生那里收集的有限数据基础之上。

许多发展过程的研究都是以北美儿童为被试进行的，为了评估这些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发展心理学家也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例如，史蒂文森等人（Stevenson et al.，1985）让中国、日本和美国孩子完成大量的认知任务，然后得出结论，“三种文化下的儿童在这些任务中所表现出的认知能力非常相似”（p. 727）。其他认知能力的跨种族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结果（Demetriou et al.，2005 ；McBride-Chang& Kail，2002）。对于其他心理学特征，跨文化研究里有许多例子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例如，Day & Rounds，1998 ；Rozin，Lowery，Imada，& Haidt，1999）。但是，也有不少跨文化研究没有得出与美国大二学生相似的结果（例如，Nisbett，2003）。但是当出现这些差异时，这些研究仍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让人们了解到这些理论和结果会因文化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Chang，1996 ；Menrich et al.，2004 ；Medin &Atran，2004 ；Nishett，2003 ；Yates，Lee，& Shinotswka，1996）。

正如先前提到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了重复验证。信息加工的许多基本规律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人们可能不太知道，如果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获得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那么类似的实验将很快在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大学进行。通过这种检验，我们将很快知道这项结果是不是由于密歇根州被试的独特性或特殊的实验环境所造成的。

教育心理学家也提出过大二学生问题。例如，教育心理学家联合发展心理学家以及其他教育研究人员，构建了测量基本认知技能的内容，这些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准确预测学业成绩，例如阅读习得率。这些内容的预测准确度不受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的影响，也不受地理分布和校区的影响。

大二学生问题和关于代表性的批评大部分针对的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常用大学生被试在实验室情境中进行研究，并试图建立真实社会情境中的社会交往、群体行为和信息加工等理论（Kunda，1999）。

然而，即使在心理学的这一领域，也有证据表明，实验室得出的成果和理论，实际上确实预测出了不同类型的个体在各种情境下的行为。

例如，几年以前，莱昂纳德·伯克维茨（Leonard Berkowitz），威斯康辛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证明了所谓的“武器效应”——如果一件武器出现在手边，会使得某个人更容易做出攻击性反应。这个发现源于实验室，是一个无代表性情境的典型例子。由于这一结果是人为情境的诱导产物，因此常被强烈地批评其具有误导性。但事实是这样的，各种实验条件下得出的结果都一样，用不同的方法测量攻击性所得的结果一样，在欧洲和美国获得的结果一样，研究儿童和成人的结果一样，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场研究中，被试不知道自己是在参与实验，得出的结果也一样（Berkowitz & Donnerstein，1982 ；Turner，Simons，Berkowitz，& Frodi，1977）。研究人员甚至提取出了武器效应背后的认知机制。在语义记忆中，它是一个自动启动的过程（见Anderson，Benjamin，&Bartholow，1998）。这个效应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安德森等人（Anderson et al.，1998）把文章题目定为“是手枪自己扣动扳机的吗？”

认知、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家也研究了人类的各种决策行为。这个研究领域里大部分原始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使用大学生作被试，而且采用高度人为化的任务。然而，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决策行为原则在很多非实验室环境中都得到了重现，包括银行家对股票价格的判断、赌场赌博、精神病医生对病人行为的预测、经济市场预测、军事情报分析、全美橄榄球联赛的下注、工程师对修理时间的估计、房地产经纪人对房价的估计、商务决策以及医生的诊断——这些原则现在也应用于个人理财咨询的实践领域（Bazerman，1999，2001 ；Belsky & Gilovich，1999 ；Goldstein & Hogarth，1997 ；Hammond，1996 ；Tassoni，1996 ；Zweig，2001，2002）。

伯恩鲍姆（Birnbaum，1999）用互联网来解决心理学中的大二学生问题。他在实验室里通过互联网招募了一批参与者，并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决策问题的实验。实验室中得到的结果全部在互联网样本中得以重现，而后者的取样范围要比前者广泛得多——包含来自44个国家的1 224 名参与者（见Jaffe，2005 ；McGraw，Tew，& Williams，2000）。高斯林等人（Gosling et al.，2004）研究了大量互联网参与者的样本（361 703 人使），并将之与发表过的510 个传统样本的参与者比较，发现互联网上的被试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地区和年龄方面有着更广泛的分布。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心理学众多研究领域的研究结果，例如人格理论，用互联网实验和传统方法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非常相似。

这些例子说明，心理学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普遍性程度经常被低估了（Cheng，2001 ；Gage，1996 ；Rosenthal，1990）。安德森、林德西和布什曼（Anderson，Lindsay，& Bushman，1999）对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的效果进行了系统检验。从验证攻击性、领导力、抑郁症等多种主题的研究中，安德森等人（1999）发现了高度的聚合性——几乎所有不同的研究环境总是产生相似的结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都能重现（见Carroll & Nelson，1993）。相反，结果无法重现的实验经常出现，而它们往往比结果可以重复的实验更具指导意义。但是，在认知心理学中，重复实验的失败几乎很少是被试的独特性造成的。相反，大部分是因为实验刺激和方法的细微差异。通过仔细地分析要产生一个现象究竟需要哪些实验条件，科学家们对现象有了更精确的理解，这为建立一个更精确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但是，如果实验结果没有被重现，那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应用？如果科学家们没有在所有的细节上达成一致，知识和理论并不完全站得住脚，那么如何证明这些结果的应用是合理的呢？这种对心理学发现的担心是很常见的，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在其他科学中，结果和理论经常在完全确立之前就开始应用了。当然，第2 章中已经清楚地阐述过，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有可能被修订。如果我们在应用科学研究结果之前必须确定知识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应用就不会发生了。所有领域的应用型科学家尽最大努力使用最准确的信息，同时也会意识到这些信息有可能是错误的。

正确看待“真实生活”和“大二学生”问题

本章提到了几个焦点问题，此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我们说过的，什么是我们没说的。我们证明了对心理学研究的频繁抱怨源自一个基本的误解，不是针对心理学，而且针对涉及所有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看到人们质疑心理学家为什么不在所有研究中都使用随机样本，并且解释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后，我们看到，大二学生问题本来是一种合理的关注，但它有时被夸大了，尤其是当人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不太熟悉时（见第1章）。

尽管如此，心理学家应当始终注意他们的实验结论不要太过依赖于某一种方法或某一特殊被试群体。这一点将在下章讨论。事实上，心理学的一些领域确实被大二学生问题折磨得够呛（Jaffe，2005；Peterson，2001；Wintre，North，& Sugar，2001）。作为大二学生问题的一剂良药，跨文化心理学仍然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然而，研究型心理学家对于自我批评的高度重视，给了我们一个对此持乐观态度的理由（见第12章；Anderson & Gunderson，1991 ；Henriques，2003，2004，2005 ；Jaffe，2005 ；Kimble，1999 ；Machado，Lourenco，& Silva，2000 ；Proctor & Capaldi，2001）。事实上，许多心理学家因为将“批判”作为其本职工作而享誉学界（Leary，2001 ；Robinson，2001）。每年的各类科学杂志上，都会有文章提醒心理学者注意其方法上的漏洞，或是指出大二学生问题。后者在心理学中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没有心理学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尽管我们不应忽视这一问题，同时也应正确看待它。

小结

一些心理学研究属于应用型研究，它们的目标是把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特定情境。在这样的应用研究中，研究的目的是要将结果直接推广到自然情境中，样本的随机化和条件的代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研究结果将会直接得到应用。然而，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不属于这种类型，而是属于基础研究，用以验证有关行为潜在机制的理论。在大部分基础研究中，研究结果通过理论上的修正得到间接应用，从理论产生到应用于某些实践性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种类型的基础研究中，被试的随机取样和情境的代表性不是关键问题，因为这类研究的重点在于验证理论的普遍性。实际上，在用于验证理论的基础研究中，人为的环境条件是有意创设的，因为（正如前一章所描述的）这有助于把研究的关键变量从所要控制的无关变量中分离出来。因此，心理学实验“不像是真实的生活”这个事实其实是一种优势而非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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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爆炸装置交过手的人都知道，无论你有多么熟练多么谨慎，运气迟早是会消耗完的。能够毫发无损地活着退休绝对是巨大的解脱，可以从此享受平和的生活，遇到的最剧烈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喷嚏。然而他们中有些人退伍后还需要继续与致命装置打交道，战后又为伦敦警察厅干起了拆除爆炸装置的工作。

军队里的拆弹人员现在叫弹药技术官（ATO），不过拆弹小组的组长通常被人叫做“菲力猫”（Felix），就是同名动画片中一只九条命的猫。干这一行想必九条命也不够用。

和前辈比起来，如今的拆弹人员可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且他们还配备了用于侦察的机器人，有些情况下可以远程破解炸弹。需要亲自动手的部分越少，保住双手的几率也就越大。

一旦有 ATO因公殉职，造成事故的装置需要按原样再造，以待确定爆炸原因。之后会公布调查结果，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故。这个工作要说是后人踏着前人的尸体前进，真是没半点夸张。

恐怖分子会把爆炸装置伪装成汽车、信件或购物袋等等。在北爱尔兰的一家军械库，士兵们正在院子里踢球锻炼，看到专门嗅探爆炸物的几只警犬也跑来追着球并表现出极大的不安，他们便把球拆了开来，结果发现里面塞满了绝缘泡沫板和一种叫塞姆汀（Semtex）的塑料炸药。幸好泡沫材料堵住了引火装置。也不是每个嫌疑包裹都有相同的使命。曾有一个扔在布里斯托兵营外的包裹，在一定范围内爆炸后飞出了满天的传单，传单上介绍的是 “如何处理嫌疑包裹”。

由于现在的恐怖爆炸装置有很多是临时组装的，因此更加难以预料，这让处理任务变得更危险。有些可以用闹钟或运动传感器引爆，还可以用手机或汽车钥匙远程引爆。有时，恐怖分子的炮弹手会在远处盯梢拆弹人员，一等他在装置前俯下身子便引爆炸弹。有时，恐怖分子会先在显眼处放置一颗炸弹，再在半路上埋下第二颗炸弹，独自走向第一颗炸弹的拆弹人员若是未能留意到路边垃圾筒里另有险情，往往难逃一死。

每一个 ATO都知道，恐怖分子只消得手一次，而他自己却不得失手一次。冷静而勇敢的人为此需得背负相当的压力。北爱尔兰冲突二十余年，弹药技术官凭借过人的胆识共获175个奖项和勋章。

他们中有些人之所以热爱这份工作，是因为可以感受到运用前沿技术所带来的刺激感，以及与放置炮弹者斗智斗勇的成就感。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在拯救人们的生命。沙场征战的士兵们这样表示他们对拆弹人员的敬佩：“真他妈要命！我可不干他们那种工作！”

拆弹人员想方设法避免爆炸，有位医生却千方百计制造爆炸。他就是卡梅隆·莱特（Cameron Wright）。被朋友们唤作卡姆（Cam）的他，加入了一支由秘密科学家组成的地下队伍，以其才智胆识与敌人作战。他供职于汉普郡戈斯波特郊外的皇家海军生理实验室，那是一排破烂的木屋，后来成了他们的货仓。

卡姆开展的实验是关于 X射线对人体组织——他自己的身体——的影响。后来二战打响，国防部的科学顾问来找他，问他能否在“一些非常非常机密的事情”上帮点儿忙。

巴恩斯·沃利斯（Barnes Wallis）那时设计了一种炸弹，理论上这种炸弹空投下去后能在水面上跳跃然后落到水坝基部爆炸。卡姆的任务是在炸弹试验期间坐在飞机里进行观察。试验可不顺利。一枚炸弹炸裂后弹片击穿了飞机的发动机，另一枚炸弹在投放下水后激起的巨大水柱打坏了机翼。两次试验，飞机都仅能安全着陆。

经过训练，炸弹终于能在水面上弹跳了。但它能不能在水坝上炸出洞来呢？“拉德诺郡有个废弃的小型水坝，”沃利斯提议说，“绝对没有用处了……也没人还会想到那儿。我们可以试着把它炸了。”

于是卡姆就跟着飞去了威尔士。他在飞机上启动马达后，炸弹在转轴上飞速旋转起来。这种圆形炸弹之所以能在水面跳跃，靠的正是旋转。可是，炸弹却没能离开发射装置。它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转轴上冒出了烟。眼见炸弹要在飞机上爆炸，卡姆一把抓住悬在头顶的支杆，把自己吊在炸弹舱上面，朝炸弹踢去。他一脚接着一脚踢着那个旋转的圆球，身子向前倾覆。事后他承认自己当时在想：“这种找死的方法不光是危险，还荒谬得很啊。”猛然间，炸弹被踢飞了，留下卡姆悬在空空的炸弹舱上面，底下的水坝轰然炸响。

爆炸属于卡姆的专长。他的一大乐事是带领新进人员参观研究所，然后带大家参与研究。有一次，他带着一群人来到一个装满水的环形钢槽旁边。

“现在，我要向大家展示水下爆炸的效果。”他像预言灾难似的宣布道，“卷起你们右手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水里。”大家饶有兴致地照做了。“预备，开火！”

砰的一声，水槽中间溅起一大片水花。参与的人还以为自己肘部以下的手臂已经被炸断。

“这，就是区区1.5克炸药引起的效果。”卡姆兴致勃勃地说道，“现在，这里有些套管，拿一个套在另一只胳膊上，然后再把胳膊伸进水槽。”

大家不太情愿地照做了，有的套上了金属管，有的套上了橡胶袖套。

“开火！”

这下，那些戴上金属管的人感觉自己的两个胳膊都像是被炸飞了。可戴着橡胶袖套的实验者却若无其事。“告诉诸位，”卡姆说，“刚才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1000磅，假如你戴了橡胶就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为了证明这里没有什么猫腻，下面请刚才戴橡胶袖套的人再改戴金属管，然后我们就证明完成了。”

卡姆为执行水下突袭任务的潜水人员设计的防护服，可以保护人体免受爆炸的伤害。他成了水下爆炸伤的权威。由于水的可压缩性比较小，水下爆炸形成的冲击波比在空气中传得更远，因此水下爆炸非常危险。

预测深水炸弹对沉船逃生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卡姆和一位名叫贝比（A. H. Bebb）的物理学家一起，合作检查了水下爆炸所产生的两个致命效应，一是冲击波（会把潜水员打得粉碎），二是紧接着的“水锤”效应（会挤压潜水员）。卡姆询问了多名水下爆炸的生还者，一遍遍听他们讲同伴是怎么样一瞬间丧失了动弹四肢的力量，发出急促的喘气声，然后被波浪吞噬。他还去参观了爆炸身亡的士兵的尸检。因为那些严重的内伤往往在外表不着痕迹。

卡姆亲身经历了多次爆炸。为了测试空气垫可能具有的隔绝性能，他穿着充气的救生衣在水中全身放松，同时在身下引发剧烈的爆炸。据说他被冲出去了很远。他的研究课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让实验者——包括志愿的海军潜水员，当然还有他自己——悬浮在海水中，然后引爆 TNT炸药。炸药量一次比一次大，炸药距实验者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近。有位潜水员私下里说“就像被当头打了一棒”。在每人经受了30次爆炸后，卡姆冷静地记录下了大家的症状：“潜水员肺损伤加重，鉴于胸部和耳部的临床表现（肋骨骨折和鼓膜破裂），结论是，勿让受试潜水员在该深度承受爆炸。”

有一个难题困扰着卡姆：有时候距离较远的爆炸反而比一些较近的爆炸造成的损伤更大。“那些显然爆破参数较小但从临床表现上看后果很严重的爆炸，让卡梅隆·莱特医生有点心烦。他在距离200磅炸药2100英尺范围内的地方下潜了50英尺。爆炸后，水下的他遭到冲击波的撞击，无法动弹，后背剧痛，失去知觉，被推上水面。”卡姆被人捞起时身体已经麻痹，口鼻耳血如泉涌。

卡姆一边在医院养伤，一边琢磨起受伤的原因来。从前的几次爆炸，计算得出的冲击波强度要比这次大得多，可是这次受的伤却要严重得多。思来想去，他认为，自己悬浮在海水中时并不是只受到了爆炸本身的一次冲击，而是几乎同时受到了多次冲击。在相对较浅（30米）而海底多岩石的海域，冲击波不仅会直接通过海水，还会在海底和海面之间反射。倒霉的卡姆正好悬浮在不同方向的冲击波汇集之处。身体刚有所好转，他就立刻又投身进了上次的实验，爆炸的其他参数不变，但根据计算结果改变了下潜的深度，可以偏离多次爆炸冲击波的影响。谢天谢地，这一次，他“没有感到任何不舒服”。

几年之后，卡姆计划做场关于水下爆炸的报告，但因为有别的事要忙，就叫一位同事替他去讲。报告中展示了一张胸腔X射线片，不知是哪个可怜人的，X射线片显示肺被炸碎了。同事好奇心起，揭开X射线片角落的标签，看到上面的病人名字：卡姆·莱特。

海军部还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不携带呼吸设备的情况下从深水的潜水艇逃生。但是去尝试这样的任务极其危险：身处深水时，肺容纳的氧气是否够用？上浮过程中人会不会窒息？

莱特的老板认为要完成的实验过于危险，但卡姆还是趁老板外出度假之机干了起来。他把自己浸没在实验室封闭间的冷水里，水压大小调至相当于91米水深，然后一边迅速降压一边吐气。哪怕是闭口一小会儿，肺都会有胀气和爆炸的危险；而吸气的本能更是难以抑制。接着他又重复了一次实验，从100米水深，以更慢的速率（0.6米/秒）上升。按同事的话说，这是“十分勇敢而非凡的行为”。实验的结果是，皇家海军采纳了卡姆的技术方法，从深达180米的水下自由漂浮脱险，而卡姆本人也因为勇敢地亲身实验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表彰。

除了卡梅隆·莱特，还有许多因为良心拒服兵役的人同样是二战期间默默无闻的英雄。在英国，那些因拒绝参军而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的人，如果是出于真正的人道主义原因或由于宗教信仰而拒绝杀戮，就可以选择非战斗性的工作，比如卫生员和救护车司机。这些工作并不是就没有危险。历史上仅有三人曾两次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其中就有两人不是战斗英雄，其一是医务人员，其一是救护车司机。

少数“拒服兵役者”志愿充当医学研究的人类小白鼠。布莱恩·梅格雷思（Brian Maegraith）教授在做检测抗疟疾药物毒性的试验时，试验对象就是他自己、他的同事以及教友会公谊服务会（Quaker Friends’ Ambulance Unit）的志愿者。物色志愿者的还有肯尼斯·梅兰比（Kenneth Mellanby），他是位昆虫学者，对疥疮产生了兴趣。疥疮是种由小小的疥螨引起的皮肤瘙痒症。疥螨啃咬皮肤，在皮下钻打隧道，引起难忍的奇痒。它们排放在隧道的排泄物会造成脓疱感染，导致风湿热以及淋巴管与肾的严重问题。有些人会得一种异常骇人、几乎无药可救的并发症，叫做“痂皮性疥疮”，双手双脚还有胳膊的皮肤会被厚厚的痂皮完全覆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疥疮成灾。很多孩子在整个童年和青春期都饱受疥疮之苦，还因此遭学校拒收。城镇设立了专门给人消毒的“清洁站”。战争爆发时，疥疮病情在军队中已经十分严重，发病率达到了流行病的标准。据估计，有相当于整整两个师的士兵因为疥疮住院，更别提还有多少平民劳工遭受感染。

梅兰比着手研究疥螨的生物学特性，决心弄清楚疥螨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他在谢菲尔德的一座维多利亚式别墅中建起自己的研究机构，召集了12位拒服兵役者作为常驻试验对象。这些人中有做送奶工的，有当数学老师的，有艺术家，有美发师，还有煮海螺的工人。他们心甘情愿参与试验，没有一个早退，全部坚持做完各项试验，甚至还劝说自己的朋友前来加入。尽管报纸上常常把拒服兵役者刻画成懦弱愚昧的人，梅兰比的队伍却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以及特有的幽默感。在他们决定给自己设计一个纹章时，有人提议说，也许可以画上黄色条纹（yellow streak）——代表懦弱胆怯之意。至于纹章上的铭文，就把威尔士亲王纹章上的“我服务”（Ich dien）添上一个字母变成了“痒服务”（Itch dien）。

为了说明人很容易就沾上螨虫，他们睡在病人的床上用品上，还穿上病人的内衣。可是，谁也没有染病。他们觉得上当了。

梅兰比给军官们做报告时提到，刚成熟的雌性会让人得疥疮，听众闻言哄堂大笑。这话指的当然是雌性疥螨，但是回头再想时，他思忖或许另一种雌性也能传播疾病。说不定疥疮还真是一种性传播疾病。疥螨显然会高高兴兴地钻进生殖器的皮肤在里面打起隧道。梅兰比琢磨着是不是可以花钱请染病的女人来和志愿者睡觉。可志愿者会对长满疥疮的肉体发生兴趣吗？出于实验目的的通奸能见容于科学报告么？

幸运的是，还没招募到什么女人，就先发现有两名志愿者染上疥疮了。他们在感染疥螨后的开始几天没有表现出症状，原来疥疮的潜伏期可达两个月之久。

随后，染上疥疮的志愿者开始与未得病的志愿者同床共枕。就算没有实质性的亲密接触，温暖的床本身就提供了理想的感染环境。为了让疾病继续发展，志愿者忍受着病痛，坚持了9~18个月。由于奇痒难忍，他们把睡衣裤都挠成了碎片。尽管如此， 没有一个人要求把试验时间缩短。为了检验个人卫生是否影响疥疮的治愈，半数志愿者被要求定期沐浴，另一半则完全不给沐浴。虽然不洗澡不会恶化症状，不过倒是能大大打击医生给志愿者检查身体的热情。

志愿者的工作破除了当时有关疥疮传播的好几项谣传。有一种人们信以为真的说法是，身上带了螨虫的士兵在休假回家时把病传给了家里人。而事实刚好相反。士兵们会定期接受检查和治疗，但在回家省亲时却再度受到感染。志愿者写了首诗来澄清这一点：

小小螨虫，大有研究

何以得病，起因有谬

返乡归家，搂妻抱儿

温香软玉，伴于床榻

殊不知，旧病待重发

唯有牧师，以德服螨

疥螨虫虱，何以沾身？

于门于车，于厕于坐

他们组建了一支医疗队，测试“治疗”疥疮的各种方法，每周待治的病人有150人之多。

疥疮在志愿者经历的诸多磨难中只不过是其中一项。有了这群乐意帮忙的小白鼠，梅兰比又问他们是否还愿意参加其他试验。他们全部自告奋勇参加了饮食实验。无论食物有多么难以忍受，他们都谨守原则，绝对严格遵守饮食限制。二战期间英国推行一种“爱国粗麦面包”，这种新面包的成分是否会有损人体吸收钙质的能力还不确定，于是志愿者参与了消化吸收性测试。最后没发现这种面包有影响。

他们还参与研究维生素缺乏症。将近两年时间，志愿者忍受着乏味而营养不足的饮食。被剥夺维生素C的实验者得了坏血病，还要参加伤口愈合实验：在大腿上划出伤口，等伤口愈合后用砝码来测量需要多大的力可以使伤口再度开裂。

其他实验还包括“外科休克”。外科休克并非在受伤后立刻休克，而是指受伤之后造成的精神创伤，表现为流汗、血压骤降、脉率加快和昏迷。实验中，先是给志愿者注射化学物质，诱发出上述症状后再在他们身上做许多“心惊胆战的实验”。这些志愿者个个备受折磨。

为了评测新的抗疟疾药物，研究人员给志愿者接种了一种剧毒且有潜在致命危险的病原体。所有志愿者都得了“怪病”。考虑到潜在的危险，研究人员决定提前结束实验，可志愿者却坚持说，因为实验的目的是为人类解除痛苦，所以他们理当挺过实验所要求的那么长时间。

不想参军的话，也不是非得要当拒服兵役者。那些参与机要战备工作的人同样获得了赦免，比如为企业研制新药的科学家。战时对新的抗生素以及其他药物的需求十分紧迫。丹麦一家制药公司 Medicinalco的职员因为受到研究工作领头人的鼓舞，成了热情高涨的自体实验者。他们就像兄弟连，拿自己的健康冒险，推动新药进入市场的步伐。他们称自己为“死亡营”。

这样做既不是出于强制，也不是因为有多少回报。他们因为提供血液样品而得到的报酬或许只是一杯红葡萄酒。在年终尾牙时，那些冒了最大风险的人和经受了最可怕副作用的人获得的奖赏是：一具小小的塑料骷髅——死亡的象征。其中的自豪不亚于任何军事勋章。

此前几年，佩腾科费尔曾把自己痛饮霍乱菌液的举动与战士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我本应视死如归……我应当像战场上的勇士那样为科学而牺牲。”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见证为伪科学打开方便之门

有时候有人会说，类似刚才所讨论的种种伪科学，只不过是人们给自己找乐子的一种方式，无伤大雅。再者说，我们又何必较真呢？不就是有几个人在异想天开，而另外几个人从中赚点儿小钱吗？

然而，对此问题进行一番彻底的考察就不难发现，伪科学的盛行对社会的危害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在一个复杂的、科技化的社会中，一些能够影响千万人的决策会为伪科学的影响推波助澜。也就是说，即使你并不认同这些伪科学的观念，你也可能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例如，大银行和一些500 强企业雇佣笔迹学家来做人事选拔（Sutherland，1992），即便大量的证据表明，笔迹学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是没有作用的（Ben-Shakhar，Bar-Hillel，Blui，Ben-Abba，& Flug，1989 ；Neter& Ben-Shakhar，1989）。伪科学的笔迹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使雇主忽视了其他更有效的选拔标准，导致的结果是经济上的零效益和对一些人的不公平待遇。如果仅仅因为笔迹中有一个连写的“小圈圈”，就让你丧失了获得一份你很心仪的工作机会，你会作何感受？或者，你求职被拒，只是因为一个“通灵师”从你的“气场”中看到了一丝扰动，你又会作何感受？事实上，这类事情的确发生在一些人身上，一些公司会花钱请人为求职者进行“通灵分析”。例如，苏姗·金（Susan King）是一个所谓的“通灵大师”，公司花钱请她运用“读心术”来为人事决策提供帮助。“尽管一些雇主会请她来参与最后一轮面试，或者在随后的鸡尾酒会上让她去观察一些入围的候选人”，但她宣称她甚至不需要见到这些申请者——她可以从照片或是他们的姓氏中发现问题（Kershaw，1991）。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这是你所期望的决定自己能否获得一份工作的方式吗？

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绝非凤毛麟角（Shermer，2005 ；Stanovich，2004 ；Sternberg，2002）。当伪科学的观念渗透于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即使我们并不认同这些信念。例如，警局雇通灵师协助办案（Marshall，1980），即便研究表明这一举动是没有任何效果的（Hines，2003 ；Rowe，1993）。ABC 电视网络的制作人居然花钱请好莱坞的通灵师帮助他们确定节目内容，要知道电视网络可是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通信科技（Auletta，1992，p.114）。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有个占星师曾受雇于里根时代的白宫，专门为“总统演说的时机、穿着打扮、与州长会面、飞机的飞行时刻表甚至讨论的议题等”这类事项提供建议（Johnson，1991，p. 454）。

如今，类似占星术这样的伪科学是一项巨大的产业，涉及报纸专栏、广播节目、图书出版、网络、杂志文章以及其他各种传播渠道。星相学杂志的发行量要比很多正规的科学杂志大得多。据美国众议院老龄化问题委员会估算，浪费在医疗骗术上的钱已经达到数十亿美金。简而言之，伪科学是个油水颇丰的行当，数以千计的人靠公众的盲信盲从而获得收益。

医学领域中的伪科学话题具有借鉴意义，因为在抨击伪科学，以及把正规的与不正规的医疗实践划清界限方面，医学界的各类组织都比心理学界表现得更为激进和勇猛。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由关节炎基金会出版、曾被美国众议院老龄化问题委员会所引述的一套识别不道德药品推销员的指南：

1. 他或许会提供一种用于治疗关节炎的“特别的”或“秘密的”处方或设备。

2. 他会做广告，用的都是“个案史”和“满意患者”的见证。

3. 他或许会承诺（或者暗示）能够快速或轻松见效。

4. 他也许会声称知道关节炎的成因，并且说能够“清除”你体内的“毒素”，同时促进你的健康。他或许会说外科手术、X 光和医师所开的处方是没有必要的。

5. 他或许会指责“医学体制”故意阻碍了进步，或者迫害了他……但是他不允许他的方法以已有的或已获证明的方法来验证。（U. S.congress，1984，p. 12）

这份清单同样可以作为识别带有欺骗性的心理学疗法和理论的指南。在这里，请注意第2 条，这正是本章关注的焦点。同时注意，第1条和第5 条论证了之前所讨论过的一个观点：科学是公开的。除了宣扬见证叙述作为“证据”，伪科学的从业人员经常以指责他人有意要压制他们所获取的“知识”，以此试图逃避“公开可证实”这一科学的标准。这样，他们就有借口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走进媒体，而不是通过正规的科学出版程序将这些成果公诸于世。通常，这种伎俩在心理学领域中更为成功，因为相比于其他科学领域，媒体通常对心理学的正常科学机制缺乏尊重。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在第12 章中我们将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媒体从来不会考虑去报道物理科学中未经证实的主张，但如果这类主张是心理学方面的，就会被当做正规的心理学话题加以报道，因为新闻记者早就被宣扬“心理学里没有规则”的伪科学洗了脑。然而，消费者必须意识到，电视和纸质媒体只要认为读者有需要，就会报道心理学领域中任何出格的主张，无论这些主张与已有证据之间是多么矛盾。最终的受害者是公众。

有关神奇疗法的宣传助长了人们的错误希望，当希望破灭时，会给人们造成心理上的致命打击。在我关于这个问题所掌握的例子中，其中最卑劣的案例之一就是一篇来自杂货店小报的文章，标题冠以“通灵师展示盲人如何通过超感官知觉看见东西”。人们可能会由于身陷伪科学的重重包围而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知识，通灵外科手术的倡导者暗中怂恿人们把钱花在骗人的疗法上，并且忽视对患者有帮助的传统的“非通灵的”的医疗手段（Angell & Kassirer，1998）。在一个关于医疗保健欺诈行为的市民大会上，“密歇根反健康欺诈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展示了一则骗人的、治疗癌症的小册子，上面写着“本产品不能与其他癌症疗法同时使用”（“听上去像真的”，1990）。类似案例已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算的。

心理学家越来越关注医学骗局在互联网上的蔓延，以及它对健康带来的损害。麦克斯·考皮斯（Max Coppes）博士不得不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了一封信，警告人们注意医学中的伪科学所带来的危害（Scott，1999）。他描述了一个9 岁女孩的案例，这个孩子在经历癌症手术之后，如果接受化疗的话，将会有50% 的机会可以多活3 年。但她的父母找到一种未经验证的、利用鲨鱼软骨的偏方来代替化疗。小女孩在4 个月后失去了生命。

当我正在讲述这个话题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针对我的演讲提出非常中肯的问题：“你不也是正在用生动的个案来阐述你的观点吗——这种做法难道不正是你所反对的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并且它让我有机会详细阐述本章中包含的一些论点间的微妙之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运用了生动例子来阐述观点。但是，是为了阐述观点，而不是为了证明观点。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两点：主张的提出和主张的交流。对于每个主张，我们都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不是基于鲜活的见证？这会产生四种可能的情况：

1. 一项主张基于鲜活的见证，同时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2. 一项主张基于鲜活的见证，同时不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3. 一项主张基于证据而非鲜活的见证，同时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4. 一项主张基于证据而非鲜活的见证，同时不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本章中的一些讨论属于第3 种情况：一项主张基于证据而非鲜活的见证，同时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例如，我引用了很多非见证的证据贯穿整章，就是为了说明：个案研究的证据不能用于建立因果性结论，

鲜活的例子在人们的判断中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伪科学的代价巨大等等。对于这些主张中的每一项，我都标出了引证和参考文献。尽管如此，出于交流的目的，我使用了一些鲜活的案例，将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主张上，并让它们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关键的一点是，支持这些主张本身的并不仅仅是鲜活的见证。比如，我曾使用一些鲜活的例子来阐述“鲜活的例子在人们的判断中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一事实，但是这一主张的证据包含在我所引用的经过了同行评议的科学证据之中（例如，Kunda，1999 ；Lassiter et al.，2002 ；Nisbett & Ross，1980 ；Sinaceur，Heath，& Cole，2005）。

回到这部分的主要观点上并做个总结吧：伪科学的传播所造成的代价是巨大的。需要搞清楚哪种类型的证据能够揭示某种现象中蕴含的道理或理论是否可信，如果搞不清楚这一点，就会大大有利于伪科学的传播。由于见证叙述可以为任何主张提供唾手可得的支持，以及自身所具备的冲击力，见证打开了通往伪科学的大门。对于心理学信息的消费者来说，对它们保持警惕应当是头等大事。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证实某种主张的合理性时，究竟需要哪些类型的证据。

小　结

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在心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有用的，因为此时，寻找有趣的现象和待研究的关键变量很重要。虽然个案研究在早期的、理论形成前的阶段是有用的，但在研究的后期，当对理论进行检验之时，个案研究就毫无用处了。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孤立现象，个案研究的结果遗漏了太多其他可能的解释。为何个案研究和见证证据对于理论检验来说是没有用的？要想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想一想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是指，无论疗法是否包含了有效的成分，人们都倾向于报告任何疗法都对他们有效。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催生了许多关于疗效的见证叙述，致使对一种心理（或医学）疗法效果的证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原因就在于，无论治疗手段是什么，安慰剂效应都会使人们提出证实其疗效的个人见证。

尽管见证证据在检验理论的时候是无用的，但心理学研究指出，由于鲜活性效应，这类证据经常被人们过分地倚重：对于更为生动、并因此在记忆中更易提取的证据，人们会赋予其过高的权重。对大多数人来说，见证证据就是一种格外生动和鲜活的信息，因此，人们在验证某一心理学主张的合理性时，会过度依赖这类证据。事实上，理论主张是否合理，是不能用见证叙述和个案研究的证据来判定的。

【图片出处：http://www.chicagonow.com/art-talk-chicago/2011/03/art-newsnews-art-tsunami-art/】

译者：绵羊c

A strong earthquake felt in a low-lying coastal area is a natural warning of possible, immediate danger. Keep calm and quickly move to higher ground away from the coast.

发生在低洼海岸地区且震感强烈的地震通常预示着海啸很快会来临。这时要保持冷静并且快速离开海岸向高处移动。

All large earthquakes do not cause tsunamis, but many do. If the quake is located near or directly under the ocean, the probability of a tsunami increases. When you hear that an earthquake has occurred in the ocean or coastline regions, prepare for a tsunami emergency.

大地震并非一定会造成海啸，但造成海啸的几率很大。如果震中接近甚至就在海底，海啸发生的几率将更大。因此当你听到某片海域或海岸发生地震的消息，就要准备随时撤离避开海啸。

Tsunamis can occur at any time, day or night. They can travel up rivers and streams that lead to the ocean.

海啸可能发生在任何时段，无论白天夜里。它们甚至可以从入海口逆流而上冲进河流。

A tsunami is not a single wave, but a series of waves. Stay out of danger until an "ALL CLEAR" is issued by a competent authority.

海啸并不是只有一个大浪，而是由一连串大浪组成。所以除非看到官方发布“安全”标示，千万不要误以为海啸已经过去而接近危险区域。

Approaching tsunamis are sometimes heralded by noticeable rise or fall of coastal waters. This is nature's tsunami warning and should be heeded.

有些海啸发生前，海岸线的水位会明显大涨或后退。这是海啸即来的一个标志性信号，务必注意。

Approaching large tsunamis are usually accompanied by a loud roar that sounds like a train or aircraft. If a tsunami arrives at night when you can not see the ocean, this is also nature's tsunami warning and should be heeded.

大海啸在逼近海岸时常伴有类似火车或飞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海啸若是在夜里到来，人们无法看到海面的情况，这轰鸣声就是重要的警报，务必注意。

A small tsunami at one beach can be a giant a few miles away. Do not let modest size of one make you lose respect for all.

在这个海岸的小海啸，很可能到了几公里以外就会变成大海啸。千万不要因为海啸暂时看起来并不剧烈而放松警惕。

Sooner or later, tsunamis visit every coastline in the Pacific. All tsunamis - like hurricanes - are potentially dangerous even though they may not damage every coastline they strike.

太平洋的每处海岸都会受到海啸侵袭。正如飓风一样，所有的海啸都具备潜在的危险性需要小心提防，尽管并不是每次海啸都会对所袭击的海岸造成破坏。

Never go down to the beach to watch for a tsunami!

千万不要去海岸观赏海啸！

WHEN YOU CAN SEE THE WAVE YOU ARE TOO CLOSE TO ESCAPE.

当你能够看见巨浪时，就意味着你已经不够时间撤离了。

Tsunamis can move faster than a person can run!

海啸的移动速度比人的跑步速度快得多！

During a tsunami emergency, your loc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police, fire and other emergency organizations will try to save your life. Give them your fullest cooperation.

在海啸警报发出时，你所在地的应急管理办公室、警察、消防队和其他应急组织都会来对你进行救助。全力配合他们的行动。

Homes and other buildings located in low lying coastal areas are not safe. Do NOT stay in such buildings if there is a tsunami warning.

位于低洼地区的住宅和其他建筑都不安全。当海啸警报发出时不要呆在这样的建筑物中。

The upper floors of high, multi-story, reinforced concrete hotels can provide refuge if there is no time to quickly move inland or to higher ground.

如果不够时间向内陆或高处撤离，去寻找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多层酒店，酒店的较高楼层可以暂时充当避难场所。

If you are on a boat or ship and there is time, move your vessel to deeper water (at least 100 fathoms). If it is the case that there is concurrent severe weather, it may may safer to leave the boat at the pier and physically move to higher ground.

海啸来临时如果你正在船上并且时间充足，将船只移动到较深的水域（至少200米）。如果当时天气状况非常恶劣，那么把船留在码头自己向高处移动会更安全。

Damaging wave activity and unpredictable currents can effect harbor conditions for a period of time after the tsunami's initial impact. Be sure conditions are safe before you return your boat or ship to the harbor.

海啸过去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具有破坏性的海浪和难以预测的海流依然能够影响到港口的安全性。因此在驾船回到港口之前务必确认这个港口已经安全了。

Stay tuned to your local radio, marine radio, NOAA Weather Radio, or television stations during a tsunami emergency - bulletins issued through your loc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and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offices can save your life.

海啸发生时跟踪收听当地的广播、海事广播、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天气广播或电视上的报道——当地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和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新闻快报很可能会救你一命。

为什么见证叙述毫无价值：安慰剂效应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几乎每种产生于医学和心理学的疗法都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并且总能催生出一些发自内心认可其疗效的人。医学文献记载了猪牙齿、鳄鱼粪便、埃及木乃伊的粉末，以及很多更富想象力的东西都曾经具有疗效 ^{（Harrington，1997 ；Shapiro，1960）}。事实上，人们早已熟知，仅仅暗示正在接受某种治疗，就足以使许多人感觉病情好转了。

无论治疗是否有效，人们都会报告某种疗法曾经对他们有所帮助，这种倾向被称为安慰剂效应 ^{（Christensen，2001 ；Ernst & Abbot，1999 ；Harrington，1997 ；Kirsch，1999 ；Russo，2002 ；Stewart-Williams & Podd，2004）}。安慰剂效应的概念在电影《绿野仙踪》中有绝佳的阐述。仙女并没有真的给铁皮人一个心脏，没有给稻草人一个大脑，也没有给狮子以勇气，但是他们都感觉更好了。实际上，直到近一百多年，医学才发展出较多具有确凿疗效证据的治疗方法，因此有人曾经这样说：“本世纪以前，整个医学史只能说是安慰剂效应的历史罢了” ^{（Postman，1988，p. 96）}。

我们可以通过对生物医学研究的考察来说明安慰剂效应这一概念。在生物医学研究中，所有的新药研究程序都必须包括对安慰剂效应的控制。一般来说，如果在一组病人身上试验一种新药，就要组建一个患同样病症的对等组，给他们服用等量不含任何药物的药剂 （安慰剂）。两组病人都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药。这样，两组进行比较时，安慰剂效应——即给予病人任何一种新的治疗都会使他们感觉好些的这种倾向——就能得到控制了。仅仅报告百分之几的病人吃了新药后症状得以缓解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控制组的数据，就不知道报告症状缓解的病人是由于安慰剂效应还是药物本身的疗效。

安慰剂效应在抑郁症治疗中是29% （即29％的病人服用安慰剂后报告症状缓解了），在十二指肠溃疡中是36%，在偏头痛中是29%，食道炎是27% ^{（Cho，Hotopf，& Wessely，2005）}。一项研究 ^{（Bower，1996b）}建议，将安慰剂效应与当下流行的抗抑郁剂百忧解结合起来，将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自身的作用。安慰剂效应的效力是很强的，以至于曾有报告说有人对安慰剂成瘾 ^{（Bok，1974 ；Ernst & Abbot，1999）}，这些人需要服用剂量越来越大的安慰剂来保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当然，在有关药物治疗的实际研究中，安慰剂控制并不只是一个什么都不含的药片，而是含有当前认为最有效的药用成分。实验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新药是不是比当前最有效的药还要好。

你每次吃处方药时都会得到安慰剂效应的提示信息，下次吃处方药的时候 （如果你非常健康，就看看你祖母的药吧!），仔细查看一下药物附带的说明书 （或者登陆药品制造商的网站浏览一下），你将在药物问题说明里看到安慰剂效应的信息。例如，我吃一种叫做Imitrex （琥珀盐酸）的药物来缓解偏头痛。此药附带的说明书告诉我：控制研究已经证实，在服用一定量的药物之后，57% 的病人在两个小时之内其症状得到了缓解 （我就是这幸运的57% 之一！）。但是说明书同时告诉我，同样的研究显示，这类偏头痛中安慰剂效应是21％——有21% 的人在服药后两小时内症状得到缓解，即使他们服用的药物里是中性材料而非琥珀盐酸。

安慰剂效应在心理治疗中也很常见 ^{（Wampold et al.，1997）}。许多有轻度和中度心理问题的人，在接受心理治疗后说他们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控制研究证明：这一康复比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安慰剂效应和时间推移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时间推移通常被称为自然康复现象。大多数有效的治疗都是由于治疗效果和安慰剂效应以某种不为人知的组合而产生的效果。正如多兹 ^{（Dodes，1997）}指出的：“即使严重的疾病也有恶化和缓解的时候；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癌症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p. 45）}。他同时也警告说，对于安慰剂的积极反应并不意味着病人的病是虚构出来的，他还警告，与流行的观念正相反，安慰剂可以是有害的：“安慰剂效应能够通过证实或强化想象中的疾病来‘诱发’慢性病。病人会对那些利用安慰剂效应的非科学从业者产生依赖。” ^{（Dodes，1997，p. 45）}

在关于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中，怎样合理地对待安慰剂效应控制组，往往令人颇费周折。但是，这些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理解研究者为什么要将药物治疗的真实效果与安慰剂效应及自然康复区分开却很重要。高登•保罗 ^{（Paul，1966，1967）}关于治疗效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例子，告诉我们这类研究结果揭示了什么。保罗调查了几组学生，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话时会产生不适和焦虑”。

实验组接受了针对语言紧张问题的脱敏疗法，85% 的被试表现出显著的改善。安慰剂组拿到了一些药片，他们被告知这些药片是有效的镇定剂，但实际只是一个碳酸氢钠胶囊。在该组中，有50% 的人表现出明显的好转。第三组根本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仍然有22% 的人表现出明显的好转。这样看来，对于这一特定问题来说，自然康复比例为22%，另外28% 表现出的改善产生于安慰剂效应 （50% 减去 22 %），脱敏疗法所具有的真实疗效则高于安慰剂和自然康复加起来的效果（85% > 50%）。

和保罗的研究类似，其他研究也显示，心理疗法确实优于只用安慰剂所产生的效果 ^{（Hollon et al.，2002 ；Lipsey & Wilson，1993 ；Nathan & Gorman，1998 ；Shadish & Baldwin，2005）}。但是， 使用了安慰剂控制组的实验也表明，仅报告有多大比例的人感觉自己有所好转，会严重高估治疗的实际效果。问题就在于，得到见证叙述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 ^{（Thomas Gilovich，1991）}指出：“人类拥有如此容易自愈的身体，即使医生不做任何事情，很多寻求医学帮助的人也将体验到积极的疗效。如此一来，当自然康复的比率很高的时候，即使是毫无价值的治疗手段也能显得有效” ^{（p. 128）}。简言之，无论干预的效果如何，只要运用治疗干预，潜在的安慰剂效应就会显现。问题在于，安慰剂效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论某个人使用的疗法多么荒唐，只要是被应用于一大群人的话，总有一些人会乐于为它的效果做出见证 （清晨头部击打疗法，每天使用让你神清气爽！给我寄10.95 美元，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特制的、经过医学测试的橡胶锤）。

但我们确实不应该拿这种严肃的事情开玩笑。轻信见证叙述和个案研究的证据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曾为抽动性秽语症做出科学界定——将之定义为器质性紊乱——的研究小组 ^{（Shapiro et al.，1978 ；见第2 章）}指出，人们对于个案研究证据的错误依赖，使得关于该病的、不可被证伪的精神分析理论长期盘踞不去，阻碍了对于该病病理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英国科学期刊《自然》 （Nature）的华盛顿记者史蒂芬•巴蒂安斯基 ^{（Budiansky，1984）}在总结医学领域中的这种现象时说了如下一段话，强调了很多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一些科学的观点：

科学回避个人化的东西。虽然这种倾向常常被归结为科学家所应具备的冷静，但事实上，它确实是20 世纪人类智慧的伟大战利品之一。科学家们深知，要探寻自然界的原因和结果，就必须排除个人的感觉及经验。健康科学曾经有过一个粗糙的阶段，人们生病有许多原因，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论接受何种“治疗”之后，都会有所好转。各类庸医庸术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凭借的就是那些对疗效满意的患者的见证叙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人们要跳出个人经验的束缚有多么困难。 ^{（p. 7）}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篇社论，论述了在医学科学的从业者眼中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的地位。“例如，如果这本杂志收到一篇论文，说一个患胰腺癌的病人在服用了大黄根 （rhubarb）后康复了……我们可能会发表一篇个案报告，但是，我们发表它并不是宣告它为一种新的疗法，而仅仅是推荐它作为一个值得用正规的临床实验进行验证的假设。与之相反，关于各类偏方秘方的轶闻 （通常发表在通俗书籍和杂志上）则没有做出这样的声明，并且这些轶闻本身也不足以作为支持那些疗效的文献。” ^{（Angell &Kassirer，1998，pp. 839–840）}。

“ 鲜活性”问题

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宣告了见证叙述作为证据是无效的，这么做尽管很痛快，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障碍，它阻碍了人们理解这一问题。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人类记忆和决策中的所谓“鲜活性效应” ^{（Kunda，1999 ；Ruscio，2000 ；Sinaceur，Heath，& Cole，2005）}。当面临问题解决或决策情境的时候，人们会从记忆中提取与当前情境有关的信息。因此，人们倾向于利用更容易获得的、能够用来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的信息。对可获得性造成强烈影响的一个因素，就是信息的鲜活性。

问题在于，再没有比发自内心的个人见证更鲜活、更引人注目的了，这都是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是真实的事。个人见证的鲜活性常常令其他一些更可靠的信息黯然失色。购物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前权衡了半天，最后却由于某个朋友或某则广告对于另一产品的推荐，而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己的选择。买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翻看了《消费者报告》中的数千份消费者调查之后，我们终于决定要购买一辆A 品牌的车；又参考了几本汽车杂志之后，看到里面的专家们也都推荐A 牌子的车，这更坚定了我们的选择——直到在一次聚会上，我们遇到一位朋友，他说他一个朋友的朋友买了一辆A 牌子的车，结果是辆残次品，光维修就花了几百美元，而且这哥们决定再也不会买这个牌子的车了。显而易见，这样一个个别案例本不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决定，因为我们是在收集了针对数千名用户所做的调查报告和众位专家的评判之后才决定要买A 牌子的车的。然而，我们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把这个个别案例看得很重呢？

购买汽车的例子说明，鲜活的个人见证所造成的问题并非心理学领域所独有。鲜活性影响人们决策，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难找到。作家迈克尔•刘易斯 （Michael Lewis，1997）描述了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 （George Will）——一个声名狼藉的反对政府干预的人——是如何在目睹了一场发生在其家门口、导致有人死亡的车祸之后，发表专栏文章呼吁强制使用安全气囊的。

设想一下，一个周五的早上，你在报纸上看到下面这样一个标题：“喷气式客机坠毁，413 人死亡”。天啊，你也许会想，多可怕的事故啊！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情啊！继续设想，在接下来一周的周四，你起床看到报纸写道：“另外一场空难，442 人死亡。”“哦，不！”你也许会想。“不要再有任何灾难了，多么可怕啊，我们的空运系统怎么了？”然后想象一下——请尽可能地想象——接下来的周五你起床时看到的是：“第三起空难悲剧：431 人死亡。” 不但是你，整个国家都会抓狂的。联邦政府会被要求尽快调查此事，所有航班禁飞，各种调查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还有海量的法律诉讼被提起。《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将会对此作封面报道，它还会占据近期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头条。电视纪录片将会对此主题做深度挖掘。躁动和喧嚣是巨大而深远的。

这并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问题，它是真实的。每周都有喷气式客机坠毁。也许不是一架巨型喷气式客机，而是很多小型飞机；或者也不是小飞机，而是小型交通工具，这种小型交通工具叫做汽车。在美国每周都会有超过350 人死于汽车交通事故（每年超过19 000 人） ^{（National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2004）}，人数足够坐满一架巨大的喷气式客机的了。

每周在高速公路上死于车祸的人数，相当于一架喷气客机的载员数，但我们对此漠然置之。这是因为，“能坐满一架喷气式客机的人死了”这一信息没有通过媒体以一种鲜活的形式传达给我们。因此，每周死于汽车交通事故的350 人 （加上每周死于卡车或摩托车的330 人），对我们来说不具有鲜活性。我们在餐桌前不会像谈论一架喷气式飞机坠毁并且死了很多人那样谈论这些死于车祸的人。我们不会就汽车出行的安全性和必要性进行争论，但是，如果大型喷气式客机每周都发生坠毁，并且每次都导致350 人死亡的话，我们就会讨论空运交通的安全性。车祸中死亡的这350 人不会上新闻，因为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媒体不会为我们生动地呈现这350 名死者，因为他们并不是死在同一个地方。相反，媒体呈现给我们的有时候是一个数据 （例如，每周350 人）。这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思考了，但是我们对此毫无反应。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任何行为相比，驾驶汽车都是一种极端危险的行为 ^{（Galovski，Malta，& Blanchard，2006 ；National Safety Council，2001 ；Ross，1999 ；Sunstein，2002）}。然而，关于它的风险和相对应的收益，从未有过全国性的大讨论。这对于住在郊外、需要驾车往返的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我们从不去问这样的问题，因为问题还没被意识到，而没被意识到的原因就是：代价和风险没有像空难那样以鲜活的方式呈现给我们。

想想下面这个例子的荒谬之处吧。一个朋友开车20 公里载你去机场，因为你要乘飞机作一次750 公里的旅行。分别的时候，你的朋友很可能会说，“一路平安”，这个临别赠言其实是具有悲伤的讽刺意味的，因为你的朋友在回家的20 公里路上死于车祸的风险，要比你飞行750公里的风险高出3 倍 ^{（National Safety Council，1990）}。这就是鲜活性问题，它解释了A 对B 的安全祝福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因为恰恰是A 正处在更大的风险之中 ^{（Sivak & Flannagan，2003）}。

科尔 ^{（Cole，1998）}报道了这样一个民意测验，在环球航空公司 （TWA）空难事故后，如果飞机能够提高安全系数的话，很多人都愿意为自己的往返机票多付50 美元。同样是这些人，却拒绝为机动车中的安全功能支付50 美元，即使那样会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同样地，很少的人能够意识到，当他们驾车10 公里去买一张彩票的时候，他们在车祸中丧命的几率要比他们获得头奖的几率高16 倍 ^{（Orkin，2000）}!

这些例子并非只是假设，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乘飞机出行的人数锐减，因为人们害怕飞行。当然，人们还要继续外出旅游，而不只是待在家里。他们只是改为其他方式出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驾车。但是，自驾游比飞行要危险得多，从统计学上讲，注定有更多人因转成自驾游而死亡。事实上，研究者估计，在2001 年的最后一个月，有超过300 人由于乘坐汽车而非飞机旅行导致死亡 ^{（Gigerenzer，2004）}。有一个研究团队能够以一种鲜活的统计来传达出驾驶机动车有多么危险。西瓦克和福兰纳根 ^{（Sivak & Flanagan，2003）}计算出，如果驾车和乘坐飞机的危险系数是一样的话，那么“9•11”这个级别的事故将会每个月都发生一次！

在媒体的帮衬下，鲜活性误导个人判断的情况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广泛存在。一项研究 ^{（MacDonald，1990 ；Cole，1998 ；Radford，2005）}调查了父母最担心他们的孩子遭遇哪种风险。结果显示，父母最担心的是孩子遭绑架，而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是1/700 000。相形之下，父母则不太担心孩子在车祸中身亡的危险，然而这种可能性比遭绑架要高出100 倍。显然，对绑架的担心大部分是媒体渲染的结果。这项研究结果说明，由于鲜活性效应对知觉的扭曲，“美国父母所担心的竟是一些不大可能发生的事” ^{（MacDonald，1990）}。一个研究人员哀叹道：将担心聚焦在“当下流行”的事件上，势必会误导父母的注意力，导致他们“忽视了他们本来能够施加更多影响的方面，例如学业成绩、看电视的坏习惯、吸毒和驾车安全等” ^{（MacDonald，1990）}。

作家彼得•鲍耶尔 ^{（Boyer，1999）}描述了支持持枪自由的议员们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培养美国人对危险的错误知觉，他们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放在“入侵者”破门而入的鲜活案例上。这里的潜台词是：拥有一杆自我保护的枪将会降低你的风险。鲍耶尔 ^（1999）指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当真实的统计展示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枪在好人手里”的时候，枪械制造工业却力图关注“枪在坏人手里”。在这个国家，罪犯并不是导致大多数枪击死亡案的原因。饮弹自尽的人数事实上要远多于被枪杀的人数。大多数死于枪支的人都是枪支走火和自杀——这就是为什么有研究指出，把枪支带回家实际上反而增加了家庭的风险 ^{（Miller，Azrael，& Hemenway，2002 ；Samuels，2004）}。

最后，我们对可能患上糖尿病的担心要小于对因感染葡萄球菌而住院的担心，即使前者波及450 万美国人，而后者每年只有1500 人而已 ^{（Fountain，2006）}。这是因为，就个人而言，我们能够对前者做出一些对策 （改变饮食或者锻炼），而对后者却无能为力。

单一个案的压倒性影响

人们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使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信息，人们的判断也常常受到某个突出例子的影响，对此心理学家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威尔逊和布里克 ^{（Wilson & Brekke，1994）}证明了鲜活性问题是多么具有欺骗性，以及它是怎样影响实际的消费者行为的。他们调查了两类信息如何影响人们选择两个不同品牌的避孕套（品牌A 和品牌B）。一类信息是《消费者报告》杂志中的一篇调查报告，另一类则是两个大学生对于偏好的避孕套品牌的观点。首先，威尔逊和布里克调查了一组被试，询问他们更乐于受哪种信息的影响。该组中超过85% 的被试都认为比起两个学生的观点，他们更乐于受《消费者报告》文章的影响。研究者随即招募了一组相似的被试，在研究中，被试被告知他们将会免费得到一些他们自己选择的避孕套。被试被告知可以参考以下两类信息中的任何一类或两类：一类信息是在《消费者报告》杂志中的一篇调查报告，另一类是两个大学生的观点。尽管此组中只有不到15% 的人愿意接受两个大学生的观点，但还是有77% 的人同时询问了两类信息。很显然，被试无法抵御他人见证的诱惑，尽管他们不认为自己会受其影响，但他们事实上却被影响了。当被试同时选择了解两类信息并且这两类信息相互冲突时，接受学生推荐意见的人数比接受《消费者报告》推荐意见的人数多31％。

另外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对鲜活的轶事信息做出不同反应的例子，来自于在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媒体对越战的报道。随着战事的拖延，美军的死亡人数仿佛无休止地增加，媒体开始报道当周美军死亡的人数。

一周接一周地过去了，这个数字在200 至300 之间徘徊，公众似乎已对这种报道习以为常了。然而，某杂志用几个版面的篇幅连续刊登了前一周阵亡者的个人照片。这时公众非常具体地看到了在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一周内逝去的大约250 个鲜活的生命。结果，此举导致了大规模的、针对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的抗议声浪。250 张照片所产生的影响是每周数字报道所远不能及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应该克服这种不相信数字、必须亲眼目睹才去相信的倾向。绝大多数影响我们社会的复杂因素都只有靠数字才能捕捉。只有当公众学会像重视图像材料一样重视以数字形式表达的抽象材料时，公众自己的立场才不会像屏幕上闪过的最新图像那样变化无常。

2004 年，一档叫做《晚间在线》的电视节目在伊拉克战争一周年之际，公布了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700 多名战士的名字和照片，在这一时刻，历史又重演了。这一做法与该档节目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播放受害者的姓名和照片的套路完全相同，当时这些照片的播放都征得了受害者家属同意。然而，死亡士兵的照片还是引发了战争支持者的抗议。有些人控诉节目主持人泰德•考佩尔对这场战事抱有敌意，但是这些指控显然瞄错了对象，因为考佩尔并不反对这场战争。相反，考佩尔说，“你们中的一些人深信我是反对战争的，其实我并不是，但这不是重点。我只是反对那种一直以来的幻觉，即认为战争仅牺牲少数人，不会连累我们余下的人” ^{（CNN.com，2004）}。战死的人数并非没有被报道，这700 多人死亡的消息日复一日地出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份报纸上。但是争论的双方都知道，公众尚未对那些数字进行“加工”——没有计算代价，是因为那些数字还太过抽象。双方都知道很多人在看过这些照片之后，都会从头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并开始真正在意战争的代价。

不仅公众受到鲜活性问题的困扰，在心理学和医学领域，有经验的临床从业者一直都在努力摆脱个别案例的压倒性影响给他们的决策带来的阴影。作家弗兰辛•卢索 ^{（Russo，1999）}描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肿瘤专家威利•安德森面对的两难境地，安德森一直提倡控制实验，并会定期招募一些病人来做有控制的临床测试。但是他仍旧纠缠于自己对突出个案的反应，那些鲜活的个案对他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尽管他相信科学，但仍承认“当真实的人眼巴巴地看着你的时候，你将被他们的期望以及自己对他们期望的期望所包围，这确实非常困难” ^{（p. 36）}。但是安德森知道，有时对他的病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看着你的那个真实的人”，并且遵循最佳证据的指示。最佳证据来自于有控制的临床试验 ^{（将在第6 章表述）}，而不是看着你的那个人的情感反应。评估证据的时候，鲜活性问题是一个我们都要面临的难题。并且，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媒体影像的环境中，对于社会来说，不受影像支配而基于有效的证据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作家巴瑞•格拉斯纳 ^{（Glassner，1999）}讲述了一个特别相似的例子。在1995 年的一场奥普拉秀中，围绕着某一次外科手术而展开讨论 （这里不具体说出外科手术的名字，以免渲染鲜活性效应）。这种手术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一些人声称在手术过程中受到过伤害。来自梅奥临床医院、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证据都显示，这种手术总体上是没有危险性的。就在此时，一位声称受到过伤害的妇女从观众席里跳出来并喊道：“我们就是证明，我们这些坐在这儿的人就是结论！” ^{（Glassner，1999，p.164）}。你认为哪种说法会让数百万电视观众记忆犹新——是来自梅奥临床医院的研究，还是大喊自己就曾受到过伤害的那位妇女？

总之，过于依赖见证证据的问题一直存在。此类证据的鲜活性常常掩盖了更加可靠的信息，并且混淆视听。心理学教师担心的是，仅仅指出依赖见证证据的逻辑谬误，并不足以让人们从一个更深的层次理解这类数据的缺陷。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让人们理解这个概念吗？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法宝——一种与学术方法略有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是以鲜活性来对付鲜活性，是以一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法对付见证证据，让见证用自身的荒谬来击溃自己。这个方法的实践者，就是独一无

二、毋庸置疑的“了不起的兰迪”！

了不起的兰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詹姆斯•兰迪 （James Randi）是一位魔术师，并且是个多面手，他曾经被麦克阿瑟基金会授予过“天才”奖。多年来，他一直尝试着教公众学会一些基本的批判性思维的技巧。“了不起的兰迪” （Amazing Randi，他的艺名）通过揭穿“通灵”骗术和庸医疗法来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尽管他拆穿了很多魔术和伪装的所谓“通灵术”，但最为著名的，还是他拆穿20 世纪70 年代通灵术超级明星尤里•盖勒 （Uri Geller）的把戏的那一回。盖勒靠吹嘘通灵术红透荧屏，他对媒体的蛊惑程度简直可以用无以复加来形容。各大洲的报纸、电视节目和主要的新闻杂志对他争相报道（盖勒仍健在，还在写书；Radford，2006）。兰迪发现并揭露了盖勒经常表演的通灵术“绝活”其实不过是些普通和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魔术把戏，包括使勺子和钥匙弯曲、使钟表开始走动等等，这些对于一个优秀的魔术师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自从盖勒被拆穿以后，兰迪继续将他那非凡的才智用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他不断揭露超感官感知、生物节律、超自然力、 通灵外科手术、天外来客、漂浮术以及其他伪科学的谬误，帮助公众了解真相 ^{（Randi，1983，1995，2005 ；Sagan，1996）}。

兰迪的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去证明，对于任何一个荒谬的事件或无中生有的言论而言，获得见证是多么地容易。他的手法就是，让人们掉进其见证所编织的陷阱里。兰迪常常使用脱口秀这一理想的美国文化载体来实现他的目的。他经常作为嘉宾出现在节目中，但不以真名示人。在几年前纽约的一个节目中，他对观众说，今天早晨开车经过新泽西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橙色的V 形物体飞过头顶飘向北方。几秒钟之内，正如兰迪所说，“电台的接线总机像一棵电子圣诞树般闪烁起来” 。一个接一个的目击者打电话过来证实这一奇异的景象。可他们运气不好，这一“景象”只是兰迪想象出来的，但是打电话的人提供了许多兰迪“忽略了”的细节，包括其实有多个“飞碟”飞过。这个小小的把戏证明，个体关于“某事发生”的报告是多么不可靠。

在加拿大的温尼伯市，兰迪在一个广播节目中以“星相学家”的身份出现。节目一周前，听众被要求提交他们的笔迹样本和出生日期。有三个人被甄选出来，并且进行电话连线，这样兰迪就可以“解读出”他们的性格特征。他大获成功，三位听众在1~10 分的准确性量表上给出的评分分别为9、10 和10。兰迪在节目的最后向听众解释了他的秘诀。他其实只是逐字逐句地读出了占星师希德尼•奥马尔在最近的一个电视节目中给三个观众的“解读”而已。

在另外一个广播节目中，兰迪揭示了另外一种伪科学——生物节律能够如此流行的原因 ^{（Hines，1998，2003）}。一位听众同意每天都记日记，并将日记与一份特别为她准备的两个月的生物节律表做比较。两个月以后，她打回电话告诉听众：生物节律绝对不是盖的，因为节律表预测实际行为的准确率超过了90%。兰迪不得不把他的秘书所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告诉给这位听众，秘书错误地将本该发送给另外一个人的节律表发给了她，而不是她自己的。然而，这位妇女还是同意看一下真正属于自己的表格是怎样的，于是，又一份表格立即发送给了这位妇女，并且请她再打电话过来。几天后，这位妇女带着解脱感打进电话，说她自己的表格也同样十分准确——事实上更为准确。在下一期节目中，大家发现，另一个错误发生了。这位妇女收到的是兰迪秘书的节律表，而不是她自己的！

兰迪的生物节律和占星术小把戏，其实是一种被命名为巴纳姆效应 ^{（Barnum，著名的嘉年华和马戏团的团主，提出了“每分钟都会有人上当受骗”的说法）}现象的范例。这一效应曾被心理学家广泛地研究 ^{（例如，Dickson & Kelly，1985）}，研究者发现，大多数成年人都会认为泛化的个性总结都是准确的，并且都是对自己独特的描述。这里有一个来自谢尔默 ^{（Shermer，2005，p. 6）}的例子：

你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总是及时地帮助别人。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点点自私……有时候你太忠于自己的感受以至于会暴露过多的自己。你善于思考，并且对任何事情，在改变想法之前都希望看到证据。如果你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你会非常小心，直到你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才会充满信心地行动……你知道怎样做一个好朋友，你懂得训练自己，所以在别人看来你都在掌控之中，但其实有些时候你是缺少安全感的。你希望在人际关系中比现在更受欢迎，更加自如。你面对世界表现得很有智慧，这种智慧来源于艰难的体验而非书本学习。

大多数人都发现，这个总结是对其个性非常准确的概括，但是很少有人自发地意识到大多数其他人也同样认为它描述了他们自己！许多众所周知的语句和措辞 （如这个例子）使很多人认为适用于他们自己。谁都能够将其作为一个个人化的心理“分析”提供给“顾客”，而这些顾客常常会为个人化的“性格解读”的“准确性”而感到震惊，却不知道其实每个人的解读都是一样的。当然，巴纳姆效应正是手相学和占星术的基础 ^{（Kelly，1997，1998）}。巴纳姆效应还可以证明产生见证有多么容易，以及为何见证毫无价值。

这就是詹姆斯•兰迪运用这些小把戏努力想要达到的目的——给人们好好上一课，告诉人们见证证据是没有价值的。他不断地证实，形成有利于虚假主张的见证是多么容易。正是这个原因，用见证来支持自己提出来的特定理论是毫无意义的。检验一个主张时，只有来自于有控制的观察中的证据才是足够充分的。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涨砚钧

画面切换到奥普拉秀——过去十年中最著名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之一——的现场。今天的嘉宾是俄狄浦斯人类潜能研究所的所长阿尔弗雷德•庞蒂菲科特（Alfred Pontificate）博士 。这位博士新提出了一个有关出生次序的激进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理念是：个体的生命进程是被家庭互动所设定的，而家庭互动是由出生次序决定的。奥普拉鼓励观众对此理论进行提问。讨论无可避免地由最初的理论关注，转向了为观众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做出解释。这位博士欣然应允。

例如，“博士，我的哥哥是个不要命的工作狂。他对妻子和家庭完全不管不顾，并且把与工作有关的问题看得比什么都重。他有溃疡和酗酒问题，但他拒不承认。他们家在近两年内从没过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假期。他的婚姻也快玩完了，但他似乎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自我毁灭式的生活呢？”

博士反问道：“亲爱的，他在家中排行第几？”

“哦，他是子女中的老大。”

“ 这就对了，”博士说道，“这在生活中比较常见。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这种现象。这类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父母将自身的愿望和挫折都转移到他们第一个出生的孩子身上。通过愿望的这种无意识的转化过程，即使父母从未明确要求过孩子，孩子也在内化这些愿望和挫折。然后，通过这种我称之为‘期望上旋’的动力过程，父母的抱负转化为孩子对于成功的病态的渴求。”

当嘉宾挑战观众的信念时，奥普拉秀的观众有时会提一些尖锐的问题，但当行为“专家”似乎是在印证观众的传统观念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然而曾经有过那么一次，节目因为一位观众质疑嘉宾的主张而显得异彩纷呈。有一位热切而直率的观众当时正身处演播室，“但是请等一下，博士，”提问者开始了他的问题，“我的哥哥也是家里的老大。我的父母把那个笨蛋送到哈佛，而让我去了一个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牙医的两年制专科学校。但他们的‘神童’在一年之后就辍学了，跑到了科罗拉多州的山顶上。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编篮子！我搞不懂你关于‘长子’的说法。”

这位观众使现场气氛骤然紧张，但是博士总是能够逢凶化吉：“哦，是的，我也曾经见过很多像你哥哥一样的个案。是的，我经常可以在我的从业中遇到这样的人。他们的‘期望上旋’的动力过程发生中断，生成潜意识的要求来抵抗父母转化到他们身上的期望。这样的话，个体的生活规划会朝着与传统成就标准相反的方向发展。”一阵肃然的沉默之后，讨论转向了下一个“案例”。

这些场面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只不过又是一个关于本杰明•拉什问题的例子罢了。关于出生次序的“理论”是在没有一个事例能够证明其“不成立”的思维框架下被构想出来的。由于它是一个不能证伪的理论，搬出再多能证明它的证据也没有意义，因为这个理论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的情况。

然而，我们在本章所关注的并非这一理论本身，而在于那些用于支持它的证据。当被迫出示证据时，庞蒂菲科特博士搬出了他的“临床经验”或“个案研究”。这在媒体心理学领域是一个惯用的套路。脱口秀节目和通俗心理学图书中充斥着基于作者临床经验的心理学理论。他们通过这类渠道提供给公众的许多疗法，能够支持这些疗法的，无非是那些曾接受治疗并认为得到了改善或被治愈了的人的个人见证。在本章中，我们将为心理学信息的消费者建立一个非常有用的原则：个案研究和见证作为评估心理学理论和治疗的证据是毫无价值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证明这个原则为什么是正确的，并且还要讨论个案研究在心理学中的正确作用。

个案研究的地位

个案研究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探索在某个特定领域进展到什么程度。从个案研究或临床经验中获得的灵感，在特定问题的早期研究阶段或许比较有用，因为它们可以提示哪些变量需要进一步研究。

个案研究在开启心理学新的研究领域方面起到过关键作用。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工作中就是很著名的例子。皮亚杰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儿童的思维并不只是成人思维的简易版或低级版，而是有其自身结构的。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的部分推测已经被证实，但很多还有待证实（Bjorklund，2004 ；Goswami，2004）。然而，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皮亚杰的哪些思想被证实了，而是要理解，皮亚杰的个案研究尽管没有证实任何事情，但它为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难以置信的广阔领域。第5 章和第6 章中所要介绍的相关研究和实验研究，为皮亚杰个案研究中提出的假设提供了或支持或否定的证据。

然而，当我们从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在此阶段个案研究可能是极为有用的）步入更为成熟的理论检验阶段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由于个案研究在特定理论的检验中不能作为证实或证伪的证据，所以它在科学研究的后期不再有效。其原因就是：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都是所谓的“孤立事件”，缺乏比较性信息，而这种信息对于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来说是必要的。

见证叙述与个案研究相似，因为它们都是孤立事件。依赖见证叙述的问题在于，如果累积起来的见证能够为几乎每一种疗法提供支持，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用来支持任何一种特定的疗法，因为所有相互对立的疗法都有各自的见证。当然，我们想知道的是哪种疗法是最好的，但我们不能依据见证来决定。正如心理学家雷•尼克尔森（Ray Nickerson，1998）在评论我们用以欺骗自己的认知过程时所说的那样，“江湖郎中的骗术往往得逞，是因为他们总能找到一些病人愿意为他们做见证，这些病人总是发自内心地告诉别人，他们自己的确从治疗中获益匪浅”（p. 192）。例如，有大量的见证声称潜意识自助式录音带（用一种低于听觉阈限的信号制作出来的录音带）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甚至提高人的自尊，然而，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显示，这类录音带对记忆力或自尊没有任何改进（Greenwald，Spangenberg，Pratkanis，&Eskenazi，1991 ；Moore，1995）。

“其他可能的解释” 这一理念，对于理解理论检验来说至关重要。实验设计的目标就是构建某一事件或现象，使其只能用某一种特定的理论来解释，而其他理论则解释不通。正如第2 章所说的，只有当我们收集的数据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释时，科学才能进步。科学为理论观点的自然选择创设了条件。有些理论观点经过实证检验存活了下来，而另一些则被淘汰出局，凡保留下来的都更接近真理。但是，这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各种理论观点都必须经过细致审查，以便发现哪些更接近真理。但是这一过程必须有所取舍：为支持某一特定理论所收集的数据，不能同时支持许多其他可能的解释。基于这一理由，科学家在他们的实验中设有控制组，或称为对照组，以期得到比较性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比较控制组与实验组的结果时，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至于实验设计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将是后面几章的主题。

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作为孤立的现象而存在，它们缺少必要的比较性信息，不能证明某一特定的理论或疗法更优越。因此，引用某个见证叙述或个案研究的结果来支持某一特定理论或疗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么做的那些人不指明他们所提供的所谓证据其实也适用于大量其他可能的解释，那他们就是在误导公众。简言之，针对某个现象的孤证具有高度的误导性。安慰剂效应的例子将更清晰具体地阐释这一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