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进耶鲁大学心理系，因为在一周之前看到他们寻找被试的广告——不但可以亲身参与科学实验，而且还有一些报酬——于是你就来了。前台负责接待的同学准备带你坐电梯到四楼的实验室。他打算一边上楼一边记录下你的基本信息，但是他手里拿着一杯热咖啡，一个记录板和两本教科书，于是他请你帮他拿一下热咖啡。

题记：它是宅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则传说是这样的：大多数男人的性幻想对象是陌生的异性，而女人，恰恰相反，她们60%以上的性幻想是发生在和熟人之间。这一点说明，性幻想是一个用来甄别男女性心理差异的绝好模型，研究情爱心理学的人往往会在调查问卷中设置若干有关问题，有些结果让人忍俊不住。比如15%的女人会于这种时刻在脑海中添上栩栩如生的浪漫场景，海滩啦，瀑布啦，高速公路什么的，而只有不到4%的男人才会花那个心思，要命的是他们有很多比较中意办公室。

在T型台上，一个个骨感模特飘然而至，而时尚杂志封面上，则是一个个电眼美女，向读者亮出精致的五官。伏尔泰说，魔鬼眼中的美，就是一对角，四只爪子，和一条尾巴。按照他的观点，美是相对的，因此一个几内亚人的美是黑得油亮的皮肤、深陷的眼睛和一个扁平的鼻子。

很多恐怖电影中，一个好好的人忽然之间会成为一个难以束缚的狂暴之徒，还对自己的言行毫无知晓。是真的吗？真有人格分裂吗？

如果想不再受伤，就去寻找一位AVPR1a抗变异性良好、腹侧被盖区功能超常的男人吧，戴安们。 戴安，80年生大连美女，我密友中最有斗志的一位，总有办法遇上各类不靠谱的男人，不管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搞艺术还是搞IT，和她耗下来，不出半年准鸣金收兵。周末下午，约我喝茶，那对虚焦游离失魂落魄的眼神，不问也知：又一次战成了独角将军。 她的经典提问通常也是我俩之间频率保持在两个月一次的见面的惯用开场白：“告诉我，男人的爱为什么都那么短暂？”

爱上爱情 Q 为什么我不是在恋爱就是在失恋？我似乎已经意识到，我爱的不是或不仅仅是那个人，而是爱情本身。即使婚姻都不能让我安分。为什么？ ——Scarletp A 如同Scarletp所说，我们爱的确实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他给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神魂颠倒的不是那张英俊或美丽的面孔，也不是体贴而温柔的眼神，而是大脑由此制造的你的体验。

译者， Sunny，她的其它译作请见这里，那里。 战争究竟是可逾越的抑或是我们天性中永恒的一部分？约翰·霍根将给你答案 乐观主义者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终结战争的战争。”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持不同意见。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断言道：“唯有死者能见到战争的终结。”当然，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正确。随后到了现在，几乎已经无人相信人类有一天能够跨越战争所带来的暴力和流血。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进行着大量的调察，询问人们是否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男女、开明或保守、年老或年轻，大多数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当我问我大学中的学生“人类有一天能停止战争吗？”超过九成的人答道“不可能。”很多人为了佐证自己的论断还加上了战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或是“它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这样的话。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译者， Sunny，她的其它译作请见这里，那里。 战争究竟是可逾越的抑或是我们天性中永恒的一部分？约翰·霍根将给你答案 乐观主义者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终结战争的战争。”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持不同意见。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断言道：“唯有死者能见到战争的终结。”当然，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正确。随后到了现在，几乎已经无人相信人类有一天能够跨越战争所带来的暴力和流血。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进行着大量的调察，询问人们是否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男女、开明或保守、年老或年轻，大多数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当我问我大学中的学生“人类有一天能停止战争吗？”超过九成的人答道“不可能。”很多人为了佐证自己的论断还加上了战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或是“它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这样的话。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的观点看上去无疑与最近关于战争本源的研究不谋而合。就在几十年之前，很多学者都还相信在文明建立起来之前，人类都是与彼此和自然相处和谐的“高尚野蛮人”。（注：noble savages，认为人类未受文明的污染前纯净却原始的状态，维基词条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Noble_savage）而现在不再如此了。人种研究和一些考古学的证据暗示出，早在拥有正规军队的国家出现之前，部落群体就至少会不时的卷入有死伤的族群冲突中。同时，同一群落的雄性大猩猩有时会将从另一群落中来的猩猩殴打至死这一发现也鼓舞了“战争是人类生物学遗传的一部分”这种流行观点。 来自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瑟斯曼提出了一种观点，他称之为人类天性的“五点新闻”，而那些关于我们祖先和灵长类表亲中暴力事件（参看猿类的攻击）的发现使人对这一观点坚信不移。就如晚间新闻向来遵循如下格言播出一样，“有流血，则头条”，如此多有关人类行为的报道都在强调着冲突。然而，瑟斯曼认为广泛关注暴力和战争的行为有失偏颇。“按统计数据来说，人类彼此协作，试图融入群体的行为应该比彼此抗拒合作、相互充满攻击性要普遍的多。”他说。在这一观点上，他并不孤单。持相同意见专家的人数正在增加，他们现在主张，进行战争的冲动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人类已经朝向让战争成为历史的方向前行。   在这些颠覆派中，有来自于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卡罗琳和梅尔文·安伯，他们认为光用生物学并不能解释已有记载的战争模式。他们通阅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一份记录着过去和现在360个文化信息的数据库。超过九成的社会卷入过战争，不过有一些是时常进行争斗，另一些很少发生，还有一小部分从未有过战争记录。“在任一特定时间环视世界，你会发现在不同地区，战事的频繁程度不尽相同。”梅尔文·安伯说道，“这暗示我，我们所在研究的并非什么基因问题或是生物习性。” 来自于芬兰土尔库市，阿布学术大学的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赞同他的观点。在他的《超越战争》一书中，他指出了74个“无战文明”反驳战争无处不在这种观点。他列举了包括非洲的西贡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以及因纽特人这样的游牧集猎族群。弗莱说，这些例子至关重要，因为从大约两百万年前人属种群出现一直至不到两万年前出现了固定居住地和农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被认为是在过着游牧集猎的生活方式。这个时间长度占据了人类进化史的百分之九十九。 弗莱并没有否认破坏性的暴力行为很可能也在我们的游牧集群祖先中发生过，但是他又强调说，现代的集猎族群几乎很少或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人为战争——指有组织的竞争族群间的战斗。相反，他说道，多数的暴力是由独立的侵略性行为造成的，通常是两个男性为了一个女性所进行的打斗。这些争斗偶尔会造成两伙朋友或是家族之间的世仇，但是这种敌对通常要付上不小的代价，所以很少能长久持续。他称，人类“有一种非暴力解决冲突的重要能力。”一个团体可能会简单地“用脚投票”然后离开另一个团体。此外，第三个组织也可能促成调解。或者，在某些极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极富侵略性又暴力，那么这个部族中的其它人将会驱逐甚至杀掉他。“在部族社会中，没有人是暴徒。”弗莱说。 当战役打响 布莱恩·弗格森来自地处新泽西州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他也相信在化石和考古学记录中并没有任何东西支持对于我们祖先在成百上千年中——甚至百万年——一直相互之间发动战争的指责。第一个非单独性侵略而是群体间暴力对抗的明确迹象出现在大约14,000年前，他说。证据的表现有：成堆骨架的掩埋地——要么颅骨破损，要么其上有着劈砍的痕迹和被物体砸掷所造成的凹痕，澳大利亚、欧洲和其它各地的石壁画——描绘了使用长矛、棒锤、弓箭的战役，以及明显为了抵御攻击而加强了保护的人类定居地。（参见“战争的诞生”）   当人类的生活方式从游牧转变 为定居并且普通依赖于农业时，战争出现了。弗格森说。“随着从土地、食物储存、尤其是丰富的渔场中获益，人类就不能再逃避纷争了。”而且定居之后，农作物有了盈余，一些珍贵并具有象征性的物品也可以通过贸易获得了。突然之间，人类比他们游牧的祖先们多了许多能够失去、并需要为之争斗的东西。 由此看来与其说战争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个产物，倒不如说它的出现似乎更应归责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在文明之间挑动战争以及经受时间的验证过程总是充满了变数。安伯夫妇已经发现了战争频率和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干旱、洪水和其它自然灾害明显能影响资源并激起对于饥荒的恐惧。与此类似，来自于位于罗根的犹它州立大学的派屈克·兰伯特在丘马什人中发现了干旱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丘马什人早在欧洲人到来之间就已经在南加州海岸生活了几千年。 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朗说，战争并不是生物学冲动，而是对于人口膨胀和食物供应减少等等类似的环境状况的理性反应。他指出，一些北美部落在欧洲人登陆之前就会为了土地和其它资源进行野蛮的争斗。不过他也说，由于生态或文化的改变，战争也会突然“刹车”。在他的“持续的战役：我们为何而战”一书中，勒布朗描述了像霍皮人一样好战的当地北美部落在外来者将和平强加于他们时，他们是如何接受的。“对于文化影响，我们绝对是敏感可塑的，”他说道，战争“并不是顽固到无法终止。” 没落的战争 没错，也许来自于战争研究方面最振奋、最惊人的消息就是，整体看来人类比从前要少暴力许多了。与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社会的人们死于战场之上的可能性要小的多。比如，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其它所有的恐怖冲突中死亡的人数仅小于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根据来自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劳伦斯·基利所说，这个比例与跟典型原始社会中死于暴力的男性相比要小一个数量级，而那些先人的武器仅仅是大棒、长矛和弓箭而非机械枪和炸弹。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性战争相对而言较少发生，并且发达国家之间从未发动过战争。大部分的冲突是由游击战、暴动以及恐怖活动组成的，或者说“战争的残余品”——约翰·穆勒，一位来自于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如是称之。他解释道，民主国家很少赞成彼此之间发动战争，由于战争在过去的50年间的减少——至少部分地区是这样——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国家的数量大幅增长——从20个增长到大概100个。他说“战争的持续减少似乎将成为一个完全合理的前景。”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暴力已经衰退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尔赞同说。举例来说，在现代欧洲凶杀的比率比中世纪时低了十多倍。平克尔又提示道，人类的天性并不能解释在这样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战争和凶杀减少的原因。原因一定落在文化改变和态度的改观上，他说。 平克尔给出了几个原因来解释现代暴力行为的总体减少。第一，产生了拥有有效法律系统和警备力量的稳定国家。第二，日益增长的预期寿命使我们不再那么愿意在暴力中拿生命冒险。第三，日益增长的全球化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它们增长了我们身处的直接“部落”之外的相互依存感和共鸣。“现代化力量让事情越变越好。”他说。 然而，即使战争不是必然的，和平却也不是当然的。这世界上的国家们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军火库，包括大杀伤性武器，而且武装冲突还在蹂躏着很多地区。和平的主要障碍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不包容，这不仅会引发冲突，更常常引起女权压制、全球变暖，而由此产生的实致性犯罪更可能成为引起社会动乱和暴力行动的星星之火；人口过多，尤其是这问题会产生一群过剩的未婚无业男青年；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类很容易倒退回战争中。”平克尔警告说。 幸运的是，理解了环境状况会促使战争的发生也暗示出了限制战争的方式。勒布朗指出现代人类竞争——以及可能随之发生的战争——的焦点已经从食物、水和土地转移到了能源之上。他提出和平的两个关键点，就是人口控制和可替代化石能源的廉价、清洁、可靠的新能源选择方案。促进民主国家数量的增长也不会有任何害处。 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洛汗姆却在沿着另一个方向思考，并且提出了女权的例子。众所周知，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出生率随之下降。人口的稳步下降将对政府和医疗服务、自然资源和——引申之下——减少社会动乱及冲突提出要求。由于女性比男性的暴力倾向要低，洛汗姆希望这些教育和经济的趋势将会将推动更多的女性进入政府机构。 这些难道都是些遥不可及的理想吗？毫无疑问，任何对于战争终结的宣告都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我们能够肯定的拒绝那些说战争是与生俱来的宿命论了。那种论调假想“我们似乎会自动地，头脑中丝毫不经考虑地，在好战基因的驱使下像行尸般拿起刀枪互相攻击。”平克尔说。战争不存在于我们的DNA中。那么，既然战争不是天生的，它也自然不是无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