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同学们，上午好，我，我，我叫邢力，邢力，力，力力⋯⋯” 要不是亲眼看到这段视频，我怎么也无法想象，电话那头正和我侃侃而谈的通话对象，几年前还是面对老师和同学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利索的“吃友”。所谓“吃友”，是口吃者之间相互的称呼。

这是邢力力2004年参加口吃矫治班，做自我介绍时的一段视频。除了磕磕巴巴的语言外，她的脸上还伴随着极不自然的表情。那时的她，不仅沉默少语，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找工作也频频被拒。现在，她却已经是一位口齿伶俐，表达清晰的口吃矫治师。

口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能够得到有效的矫治吗？

初识“吃友”

对于普通人来说，开口发声前，舌头应该往前还是往后？双唇应该打开还是闭上？这些动作可能从来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口吃者来说，说话这件看起来好像很自然的事情却变得不容易了。口吃是一种言语流畅性障碍，俗称“结巴”，说话者知道想要说什么，但是因为不自主的重复、延长和停顿而说不出来。

令人惊讶的是，口吃者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差不多每100人里就有一位口吃者。”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彭聃龄教授介绍说：“在儿童中，这个比例更大，差不多是成年人的5倍。在中国有超过1300万的口吃者。”这个数据的确很惊人。

口吃者通常对自己的言语问题很敏感。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口吃，也害怕在公众场合说话，从而暴露出自己的问题。他们就像躲进黑暗中寻求保护的孩子，当有人打开灯光，无意中瞥到了他们真实的语言世界，就会把他们晃得睁不开眼。语言上的障碍和困扰常常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了解口吃发生的机制 ,寻找有效的口吃矫治方法 ,是“吃友”极大的期望，也是研究者和口吃矫治师非常关心的问题。

【电影《国王的演讲》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语言矫治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在语言的认知机制这个领域辛勤耕耘了几十年之后，彭聃龄教授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从基础研究走向应用，使普通人都能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受益。1999年，他应邀到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语言系访问。在那里他了解到，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对语言障碍的研究和矫治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相比之下，国内的情况却落后许多。口吃者“救助无门”的情况非常严重。他的一位英国朋友告诉他，当地每两个学校才有一个看病的医生，但每个学校却都有一个语言矫治师。“别看小孩子一个个都会说话，但说话时的毛病多得很。”那位朋友对他说。

从纽卡斯尔回来后，彭聃龄教授想：“我搞语言认知研究20多年了，一直都研究正常的语言，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受到语言障碍的困扰。看来语言矫治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2000年，在教育部的支持和资助下，彭聃龄教授联合纽卡斯尔大学语言系和香港大学言语与听力系，举办了国内第一个“语言的认知神经心理学与语言障碍”高级研讨班，办班的宗旨就是推动国内语言障碍的研究，培养一批从事语言障碍研究的高级人才。2005年在国际口吃日的前夕，他们又举办了“中国首届口吃研究与矫治研讨会”，提出了“关爱口吃群体，推进口吃研究”的响亮口号。

万事开头难。他们没有口吃矫治经验，便从天津和长春请来了矫治师，举办了多届口吃矫治班，并与北京林教授言语训练中心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没有口吃研究经验，便派青年教师到香港大学进修，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学习别人成功的口吃研究经验；他们缺乏口吃研究人才，便连续多年招收了几届博士生，组成了很强的研究团队。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从事口吃研究的卢春明博士，就是当时参加到这个研究团队中来的。看到口吃矫治班一批批学员在语言表达上的明显进步，以及他们的人生轨迹由此出现的变化，彭聃龄教授更加坚定了在这个领域继续研究下去的决心。

【电影《国王的演讲》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吃友啊，你到底为什么口吃？

人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口吃呢？有一种说法是，口吃是因为心理因素造成的。采访中，北京林教授口吃矫治中心的邢力力老师说了这样一句颇为拗口的话：“不是所有的‘吃友’在所有的时候都口吃。”在她所接触到的上百位口吃者中，不少人平时说话很正常，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才“结巴”起来。一位市级领导，平时说话听不出有任何问题，但是只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就会憋得满脸通红，磕磕巴巴。而另一位小学校长，在主持全校大会时，鼓乐队停止演奏，学生们都安静下来等着他说话时，面对话筒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所谓“越紧张越说不出话来”，就是指这种情况说的。

另一种说法是，口吃与发音器官的运动障碍有关。在电影《国王的演讲》中，口吃矫治师让国王含着玻璃球练习说话，就因为当时人们对口吃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发音器官的运动层面，认为只要想办法把口腔打开，口吃就好了。

而彭聃龄教授和卢春明博士在研究中却发现，无论是心理因素，还是外界的环境因素，都很可能只是口吃的诱因。他们认为，在口吃现象的背后，脑功能和脑结构的发育异常可能有更重要的作用。

关于口吃的脑机制问题，以往的一些研究发现，与言语正常的人相比，口吃者在说话时不少脑区会出现过度激活，如运动皮层和小脑等，而在另一些脑区出现激活不足，如听觉皮层。研究还发现，言语正常的人通常是大脑左侧优势，而口吃者会出现双侧优势或右侧优势。还有研究发现，口吃者的皮层下组织，如基底神经节和丘脑的功能和结构也存在异常。

在口吃的脑机制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争论。有人认为，口吃者的脑机制异常主要反映了其发音前的准备不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口吃者的脑功能异常跟其发音器官的运动协调性异常有关。这场争论不仅关系到对口吃发生机制的认识，还关系到如何进行口吃矫治的问题。在彭聃龄教授和卢春明博士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口吃者可能在发音前和发音过程中都存在问题，两者分别与不同的神经网络有关。因此，口吃的诊断和干预不能只关注发音器官的协调性训练，还要关注其内在的语音加工过程。近年来，他们首次提出了口吃的双通路理论，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实验神经科学》上，被编辑部称为“有新闻价值的文章”；国际口吃网站也做了报道，在国际学术界和口吃矫治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矫治口吃，从基础走向应用

基于彭聃龄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口吃矫治训练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例如，在最初的发声器官的训练中加入了说话之前语言学加工过程的训练。这样做，一方面提高了语音准备的效率，加快了语音提取和编码的速度；另一方面又保留和加强了原有的发声器官的训练。

已经不再是“吃友”并成为一名口吃矫治师的邢力力老师有一个梦想，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感染身边每一个“吃友”，给他们以鼓励和希望，也希望普通人能够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口吃。

当更多人用科学研究和实际行动关注“吃友”们时，谁能说他们的世界不会洒满阳光？

此项目由北京市科委科普专项基金资助。

原文发表于 果壳网 心事鉴定组主题站关于口吃，你的观念该更新了

心理学史上最牛的科学探索马上就会有结果了（现在已经结束--编辑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记者对“火星五百天”计划的控制中心进行了独家专访。

当首席工程师康斯坦丁•彻特罗格大步迈进地面控制中心的脚步声，在一刹那终结了所有的窃窃私语，只剩下滴滴答答的电子仪器运行的声音。这是原定520天的计划中的第334天，彻特罗格团队的飞向火星计划遭遇了困境。

他在五台显示器前坐下，屏幕上显示了生存支持系统的图解。一盏警示灯正在闪烁，那是正飞往火星的宇宙飞船的洗浴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不容忽视。小故障可能会越来越多，而六位宇航员已经在狭窄的预征飞船舱体内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

这位首席工程师身体向前凑近了联络屏幕和话筒。“伙计们，下午好，”他说，“我们得到消息需要对洗浴舱的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维修。大概在——”他看了看表，“六点钟。”他又说了些什么，然后就终止了这次联络。目前为止，这就是地面指挥中心所能做的一切了。真实情况下记录的信息从此地发出，到达宇航员们的飞船就需要九分钟。彻特罗格转过身来看看我们，我想我们需要等一小会儿了。

彻特罗格参与了有史以来最极端也是最具野心的科学探索：“火星500”。这是目前对那个红色星球的最有现实意义的尝试了。六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男宇航员组成了一支“探险队员”的队伍。他们有的来自美国，有的来自中国，其他人来自欧洲。在地球上的模拟舱进行了超过一年与世隔绝的训练之后，2010年6月，他们进入了位于俄罗斯生物问题科学研究学院的一系列舱体，当然在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现在还在那里（2011年11月4日实验已经结束）。

这样做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如果我们真的把人送到火星去，那将会是人类尝试过的最长的宇宙空间飞行。在那常人难以想象的幽闭的宇宙飞船当中，宇航员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人的心理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满、争执和误解在过去的短期空间飞行任务与隔绝环境试验当中一直存在。（比方说：随便你怎么叫喊吧，根本没人听得见！）

那么，当“火星500”计划接近尾声，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呢？很多结果要等我们的探险队员们再度过单调乏味的50天之后才能公开。不过《新科学家》杂志得到了关于这些宇航员日常联络的独家报道。那些工程师们、心理学家们同幽闭在密闭环境里的宇航员一样，也是实验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宇航员们有绝对影响力的彻特罗格团队一直在试图找出探险队员们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满足的重要因素。到达神秘的红色星球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科学与技术的挑战之一，但是还有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我们真的准备好把宇航员们送入宇宙飞船里了吗？

我拜访火星500实验基地时，试验已经过半三个月了。三个月之前，科学家们模拟了在火星的着陆过程。现在，探险队员们正在返航的途中。通往控制室的走廊里摆放着三位俄罗斯宇宙科学巨人的半身像：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谢尔盖•科罗廖夫、尤里•加加林——在二楼的观察走廊里，可以看见“宇宙飞船”的全貌：一系列相连的圆柱形舱体。这些舱体没有窗子同时隔绝声音，气体和水可以通过管道输入其中。6名在里面的“志愿者”只能吃自己携带或者自己种植的食物。他们通过一个气阀丢弃垃圾，当然会连同记录着无数试验结果信息的闪存硬件和记忆卡。这些东西每天都会有专门的技术专家收集和分析。丢出的一切都不会回到“飞船”中去。

实验的控制中心在这个复杂建筑的二楼，由三支小分队24小时轮流值班。在一幅巨大的加加林像对面，是一面屏幕墙，检视器显示了舱体内部的各个角落，包括所有的锻炼设施、一间厨房、实验车间和“温室”。控制室的窗台上由一枝鲜红的花，那曾是要在先期训练中带入实验舱内的。而在我们头顶上方的地面上就是涌动着的莫斯科的车流：标准的都市景象。

在彻特罗格发给他的“探险队员”们信息40分钟后，一串电话铃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是来自火星的消息！好吧，是来自“火星”的消息。彻特罗格接收了飞船指挥官发来的回复录像。舰长表示洗浴间的排水按钮不起作用了。彻特洛夫抚摸了一下他的小胡子，关闭了信息，和高大而有着银色山羊胡的值班工程师弗拉迪米尔•戈尔巴乔夫（Vladimir Gorbachev）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戈尔巴乔夫抓起了对讲机和手电，然后他们一起出门进行调查。

虽然地面控制中心的团队随时掌握着内部情况，帮助解决技术难题，更换氧气罐等等，但在真实的任务里，勇士们需要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与当前为短期宇宙航行准备的地面控制室不同，“火星500”地面团队极少与宇航员们接触。就算与“勇士们”联系，也不会给出“命令”，而只是“建议”。

在环绕地球轨道上的空间站给了我们这方面的经验：“火星500”的团队成员之一、IMBP的心理学家范迪姆•古斯因（Vadim Gushin）说，长期太空工作的宇航员很难接受地面的“命令”。国际空间站中工作的宇航员一般每周会有两天的休息时间，他们在休息期间会有一些“附加小任务”，如果他们想的可以进行一些实验或者做一些杂务之类，不过这并非要求。

从类似“火星105”计划（2008年历时三个月的关于宇航员心里的实验）和NASA的水下极端环境任务模拟操作项目这样的关于宇宙飞行的仿真实验中研究得出，从地面控制中心得到的影响少有时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让宇航员们保持轻松的心态完成任务。另外，在地球轨道以外的太空中旅行时，宇航员与地面是不可能进行实时联络的，所以，飞船中的成员们就要学会自己处理所遇到的问题，自主掌控研究进度。

比如说在二月份的一次“火星表面行走”中，一位“探险队员”在执行一项十分复杂的操作时向地面控制中心发出了求助信息——当然他不会立即收到回复（因为信号从火星传到地球需要9分钟时间）。心理学家表示，这位宇航员随即看起来失去了工作动力。

寂静的旅程

相应的，“火星500”团队的研究员们随后测试了“勇士”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模拟了一周地面控制中心与飞船失去联系的情形，值班医生迪莉娅•亨斯特迪诺娃（Dilia Husnutdinova）告诉我们，其实宇航员们做得很不错。“有的时候他们会把遇到的困难制作成大海报挂在摄像机上以此显示他们遭遇了技术难题。”亨斯特迪诺娃如是说。但是因为任务无生命危险，控制室决定无视他们的举动。“我们无视他们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就算是很平常的一天，宇航员们从两次持续两个小时的与地面控制中心进行视频沟通之时，也不过是交流一些官方的数据，像工程需求、实验进度或者是和家人进行通话。相比国际空间站上的俄美宇航员来说这都过于严苛了，在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可以随时给家里打电话联系而且经常一天打两次。“火星500”计划中的所有信息则是先传输到一个本地服务器上，然后根据“轨道的变动”和“与地球的距离”，延迟最多12分钟发给“勇士”们。

据心理学建古斯因所说，则是有史以来实验中关于交流时间要求最严格的一次。在“火星500”之前，IMBP之前做过另外一次模拟实验，那时“试验品”和研究员们每天通过鼓动一个连通的气泵来相互打招呼。然而心理学家们表示，真实的火星旅行中，宇航员是不可能频繁地与地面进行交流的，更不可能通过传感联络了，一个严格的实验必须能够模拟这样真实棘手的全封闭情形。

古斯因说，人们最终都会适应这样的联络缺失。他说：“关于交流的需求最终会消退。”例如，在IMBP的1994和1995年的空间飞行模拟研究中，地面控制中心与宇航员的信息交互随着实验的进行而逐渐减少。一名“火星105”的研究院说，与前面的实验结果相同，探险队员们在最初与地面控制中心保持着频繁的联络，不过当他们适应了与世隔绝的情形之后，他们的留言就变短了，情绪报告少了，而且关于他们的工作的要求也少了。

持续地与家人或朋友交流有时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压力。“每多一句问候，每多一份担忧，对于宇航员们来说都是一种刺激。”古斯因如是说。在缺乏交流较长时间之后的一次长时间沟通会对宇航员的情绪调节起一定副作用。“就好比一个人饿了好久，突然请他享用满桌丰盛的大餐一样，”古斯因说，“那样不好。”

对于这个观点，“火星500”团队心理学家队伍的带头人奥尔加•舍甫琴科表示同意。她对自己的责任毫无疑虑。就算宇航员也不是只能惯着，相反，心理学家的任务是根据任务需求平衡宇航员的心理。她这样表达她的观点：“我们的职责最重要的是确保实验进程不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要让宇航员不担心地面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在他们可以随时申请提前退出的时候引导他们坚守岗位。

舍甫琴科已经是一位50多岁的女士了，深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好，戴着眼镜，似乎随时都准备发出几声尽管比较尖锐的大笑。我们来到了她位于三楼的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办公室。尽管一只装有生日鲜花的花瓶装点了小小的侧桌，但是这间办公室仍然略显空旷。一包香烟和一只烟灰缸孤零零地呆在办公桌上。这里，远离了控制室各种机器喋喋不休的烦扰，舍甫琴科控制着所有传递给实验舱中“探险队员”们的信息。自从实验开始以来，她还没有休息过一天。

舍甫琴科女士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视频的方式与勇士们进行交流，并且无论面对他们的疑虑、询问还是需求，都要保有一张“值得信任的脸庞”。她是勇士们了解新闻、书籍、甚至是电子游戏，总之一切的外面的生活的渠道。她也会和宇航员的家属以及朋友们呆在一起以确保这些人提供给宇航员的信息对他们自己和实验都有帮助。

这可不是什么让人舒坦的工作。她每天三次从电视和报纸上收集总结新闻，发送到本地服务器上，当宇航员问起时还要加上有趣的科技、汽车或者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她每天会给每一位宇航员通过私人频道发送一封私人电子邮件，虽然她本人不能读到宇航员实际收到的版本，不过如果有坏消息的话，她一定可以收到。如果她发现某个宇航员受了某种刺激，她就会和宇航员的家人谈话，教他们怎样用恰当地告诉宇航员发生了什么。

在IMBP研究封闭环境心理学的这15年里，舍甫琴科也为俄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的建设提供帮助，关于有的话必须说有的话不能说，她已深谙此道。比如，有时她会刻意去掉新闻中有关犯罪的部分。犯罪活动会让人情绪低落，同时也如她所说，太空中的勇士们对地球上的事毕竟无能为力。

同样的，关于炸弹或者坠机一类的消息必须要谨慎处理。例如，在之前的“火星105”实验期间，两架法国空中客车飞机坠毁了。一名实验的参与者曾经是空中客车飞机的领航员，所以在把这则消息提供给宇航员们的之前，心理学家们试图求证他是否与某个遇难者相识。

而当今年（2011年）一月份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后，舍甫琴科一直等到确认所有的宇航员家属都安然无恙时才将消息告诉他们。不过与此同时，参与实验的俄罗斯的宇航员已经从他们的欧洲伙伴那里得到了消息——欧洲小伙子们早就从他们的私人信件中获悉此事——并质问为什么他们迟迟得不到消息。

严苛的爱

舍甫琴科认定她做了最好的选择。“我们没有权利把这样的信息作为如此敏感的事实告诉他们。”她升高了音调，又点起了一支烟。这样做是有先例的，1978年苏联宇航员乔治亚•格列奇科（Georgy Grechko）的父亲在格列奇科完成太空之旅的时候辞世了，那时因为担心会影响格列奇科正在进行的任务，禁止向格列奇科透露他父亲的死讯。在格列奇科返回地球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离他而去。

不过现在，关于宇航员家里的信息是可以谨慎地透露的。在任何一种可能给宇航员增加负担的情况下，无论是孩子生病了还是家乡附近发生了地震，舍甫琴科都会尽其所能搜集信息，并且询问宇航员的家属和朋友对于这样的情况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正所谓“因人而异”。

她朝着天花板吐了口烟圈之后身子前倾，“因为我们都明白，”她接着说，“在实验进程中，每个人都会有担忧，而且担忧很多不同的事情，因为对于外面的世界你什么也做不了。个人太渺小了。”

当我回到控制室的时候，已近黄昏时分。值班工程师戈尔巴乔夫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漫漫长夜做准备。戈尔巴乔夫需要一直工作到明天上午十点钟，但他现在情绪却很高涨。他们已经破解了“洗澡间抽水机失灵”之谜：原来在过去的两周里有三位探险队员剪了头发，所以当他们洗澡的时候，发丝就堵塞了下水管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戈尔巴乔夫说，“但是我们一直从中学到同一个道理，处理平常的不起眼的小事也是这个实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到目前为止，IMBP的研究人员表示，“火星500”计划的勇士们做得很出色，没有明显的人际关系问题，勇士们的身体和心理水平也都在基本线以上。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了，戈尔巴乔夫说着，扫了一眼屏幕墙，就像他每谈到宇航员们都会看监视器屏幕一样。“看！”两个人在厨房里一边谈话，一边大口嚼着草莓。“如果他们仍然可以留在模拟实验室当中，仍然可以微笑着跟彼此说话，仍然可以坐在一起，”他说，“那么一切就都还好。”

当然，心理学家古斯因指出，和谐相处并不意味着互相讨好。到目前为止，勇士们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和活是可能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可以过得好，也不意味着过得轻松，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他说。

为了到达火星，我们需要合适的宇宙飞船，需要防护宇宙射线的装备，需要良好的发动机。但还有一个来自人自身的难题与这些巨大的困难同在——适应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恰当地处理争执，当然，还要处理堵塞的洗浴间下水道之类。值得庆幸的是，“火星500”教给我们的已经足够支持真正的探险队员们踏上奔赴火星的征程。用舍甫琴科的话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总体上说宇航员们相处的都不错，不过有几件事却很过分。

1973年，NASA的天空实验室项目的成员，对地面任务控制中心“造反”了。所有第一次升上太空的宇航员，发现地面指挥中心要求的任务量实在太大，他们集体关闭了信号接收器一整天，并且拒绝谈话。当然他们的努力很快见效：工作量减少了，他们也顺利地完成了实验任务。

1982年再一次全程记录的太空飞行任务中，两名俄宇航员惹怒了彼此，他们一气之下在全程211天的礼炮号空间站的工作中，绝大部分时间不跟对方说话。

在1999年一项叫做“空间站国际成员飞行模拟（SFNCSS）”的实验项目中大家表示压力很大。和“火星500”差不多，这项研究也以研究不同国家的队员如何合作为目标。不过结果并不理想。加拿大志愿者朱迪丝•拉皮埃尔（Judith Lapierre）声称，她在新年晚会上被一名俄藉队员违背她的意愿亲吻了。这次意外导致的结果就是那名俄藉队员被关了禁闭。拉皮埃尔一直坚持到试验完成，不过有一位日本藉的参与者却选择了提前离开。

作者：Lithium

你也许曾被苹果前CEO乔布斯（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所鼓舞：“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在重复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那说明你活在别人设定的条条框框里。”人们推崇创新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一项涵盖1500名CEO的调查显示，他们认为在未来成功组织中最重要的领导能力，正是“创造力”[1]。

但现实却给出了近乎矛盾的答案。许多伟大的创意，都曾遭受过同时代人的嘲笑与摈弃。相信你也曾有过费尽口舌展现创意，却被他人无情否定的经历。这到底是因为创意本身不靠谱，还是人们对于创新的态度，本就表里不一？

不确定让人们排斥创新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珍妮弗•穆勒（Jennifer Mueller）等人，发现人们有一种反创新的倾向[2]。他们设计了两个实验。在第一个实验中，参与者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能获得随机的奖金。这种方式被证明能唤起这部分参与者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而在第二个实验中，两组参与者首先分别撰写一篇小短文，来支持观点“对于每个问题，有多种正确的解决方式”或“只有一种正确的解决方式”。研究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能激发参与者去主动减少不确定的感受。

在两个实验中，研究者除了直接询问参与者对于创新和实用的态度，还采用了一种“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挖掘参与者自己可能也没有察觉到的潜在想法。参与者要按要求将表示创新（如新奇的、原创的）、实用（如有用的、建设性的）、好（如彩虹、阳光）、坏（如呕吐、丑陋）的这四种词分到屏幕上呈现的词对中。通过比较他们将词分到“创新／好”、“创新／坏”、“实用／好”、“实用／坏”这四种词对的反应速度，就可判断他们对于创新和实用的潜在态度。

【图说】如果参与者潜意识地认为创新好而实用坏（和左边屏幕呈现的两个词对“兼容”，和右边正好相反），那么他在左边情况下的分词速度就会更快，在右边则慢。

结果显示，面对创新，人们常常口是心非。直接询问参与者，并不能看出他们对创新或实用有什么偏好。但内隐联想测试却表明，当人们体会到没把握的感觉，或是想要减少不确定性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排斥创新而倾向实用。

类似于种族、性别或年龄歧视，人们对于创新这种意味着变革、风险和不稳定的事物，也有内在的偏见。这种偏见尽管难以察觉，却会让人们对新想法或新产品产生抗拒。在第二个实验中，那些想要减少不确定性的参与者，对某个具体创意（如采用纳米技术自动调整材料厚度的跑步鞋）的创新性评价更低。

创新，抵不过实用

在心理学研究中，创新常常在实用面前败下阵来。在格罗宁根大学的一项研究中[3]，参与者既要从原创性和可行性两方面对50条改进心理系教学的建议做出评价，还要从中选出四个“最具创意”或是“最好”的主意。分析发现，那些考虑“最具创意”的参与者，其选择遵循着原创性的标准。但需要选择“最好的”建议的人，却更加关注主意的可行性。所以，当在实际做决定时，人们还是着眼在计划的实用价值，而并未将创意作为考核标准。

这种对于创新的偏见，甚至在一向标榜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课堂中也不例外。美国联邦学院的一项调查让老师们评价他们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学生品质[4]。结果那些被认为代表创造力的特点，诸如“坚决的”“爱冒险的”“个人主义的”，并不受老师欢迎。相反，代表着实际倾向的品质，如“实际的”“容忍的”“善解人意的”，却是老师心目中的理想学生。俄勒冈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课堂讨论中，教师更喜欢那些与主题有关，而不是独特的回答[5]。

创新，和挑战共舞

当然，这样的研究并没有否认创新无可替代的价值。知道创新与生俱来的劣势，践行者反而更有可能武装自己，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当你在老板或同事面前展现自己绞尽脑汁的创意却得不到积极反馈，或在风险投资人面前口若悬河却换来一个冷眼，也许情况没那么糟糕。听众可能只是没有理解你的想法（1999年新浪在摩根斯坦利面前谈到未来的战略是建设“门户网站”时，一位高层却嘀咕：“他们要个门干吗”），他们排斥的仅仅是创新本身。既然创新常常抵不过实用，那么详实的计划、可行的措施和具体的实践，一定能为创意增分不少。

正如一位特立独行的美国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所说：“如果你不是经常遇到挫折，这表明你做的事情没有很大的创新性。”所以说，当你选择创新的时候，也就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险象环生的道路。创新不仅需要创造者的灵光乍现和奇思妙想，还需要他们运用毅力和技巧，去挑战人们蕴含在潜意识中对创新的抗拒。

参考文献
[1] What Chief Executives Really Want
[2] Mueller J S, Melwani S, Goncalo J A. (2011). The bias against creativity: Why people desire but reject creative ideas.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3] Rietzschel E, Nijstad B, Stroebe W. (2009). The selection of creative ideas after individual idea generation: Choosing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mpac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0(1-23).
[4] Westby E L, Dawson V L. (1995). Creativity: Asset or burden in the classroom?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8(1), 1-10.
[5] Beghetto R A. (2007). Does creativity have a place in classroom discussions? Prospective teachers’ response preferences.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1), 1-9.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小红猪]对伪心理学说不之如何捕捉头脑中的小精灵（上）

[小红猪]对伪心理学说不之如何捕捉头脑中的小精灵（中）

想法不值钱

Stephen Jay Gould

先前关于检验世俗智慧的讨论，将我们引向了可证伪性原则的另一个有趣推论：想法不值钱。说得更准确些，我们的意思是某些类别的想法不值钱。生物学家和科学作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1987）对此有所阐述：15年的月刊专栏写作生涯，让我收到各个科学领域非专业读者的海量来信……我发现一个常见的、同时是压倒性的错误观点。人们会告诉我他们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理论，它会拓展科学的边界。这些理论通常以单倍行距打印在几张纸上，内容通常是对最深层的终极问题的猜测——什么是生命的本质？宇宙的起源？时间的起点？但是，这些想法不值钱。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在早饭前想出几个这样的念头。科学家们自己也很容易就能想出来。但我们不这样做（或者说，我们只让它们留在自己脑子里），因为我们不能找到方法来验证它们，以决定它们的对错。一个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可爱想法，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古尔德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用。”古尔德这里所说的廉价想法正是我们早先在对卡尔·波普尔观点的讨论中提到的那些：包罗万象、复杂、“模糊”、能够用来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这种理论的建构更多是为了提供情感支持，因为它们没打算被改变或抛弃。古尔德告诉我们，这种理论对于科学目标是无用的，无论它们多么有抚慰功能。科学是创造性的过程，但是这种创造性需要让概念结构符合实验数据。这并不容易做到。那些如实解释真实世界的想法一点儿也不廉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好的科学理论很难提出、而不可证伪的伪科学信仰体系泛滥的原因，因为后者容易建构得多。

科学理论与世界紧密联系。它们是可证伪的，并能做出明确具体的预测。事实上，形成真实的、科学真正可以解释的理论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是，理解科学运作的一般逻辑并没有那么困难。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版了不少专为儿童撰写的关于科学思维逻辑的书籍（ Kramer，1987；Swanson，2001，2004）。

科学中的错误：逼近真理

在解释可证伪性原则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勾勒出科学进步的简单模式。提出理论、并从中推导出假设，然后假设接受各种技术或方法的检验——我们将在本书余下的部分讨论这些技术。如果假设通过了某些实验的检验，该理论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证；如果假设被实验证伪，这个理论就得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或者被一个新理论所取代。

当然，虽然科学上的知识是暂时性的，由理论得出的假设可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拿来检验一番。科学中有很多理论已经被确认过无数次，它们被称为“公理”，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被未来的实验推翻。我们不大可能在某一天发现，血液不是循环的，或者地球并没有在环日轨道上。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不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假说。它们也不是科学家们的兴趣关注点，因为它们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科学家只对已有知识范围之外的问题感兴趣：它们并不是确定无疑的。

科学实践的这一面——科学家侧重于已知事实的前沿，而忽视那些已经被充分证实的问题（所谓的公理）——对大众来说很难理解。科学家们似乎总是更强调未知的事物而非已知事物。这千真万确，而且科学家有很好的理由这么做。为了推进知识的进步，科学家们必须一直身处已知的前沿。当然，这里是很多事情都不确定的地方。但科学进步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来实现的，即试图在已知的前沿减少不确定性。这种特点常常使得科学家被公众视为是“没谱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科学家们只是对知识的前沿不确定——这使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不断加深。科学家们不怀疑那些被很多研究重复证实的事实。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当科学家通过观察法证伪一个理论或用一个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将先前用以建立旧理论的事实全都扔到一边（我们会在第 8章展开讨论这个话题）。相反，新理论应该能够解释所有旧理论能解释的事实，还能够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理论被证伪并不意味着科学家非得建构一个全新的理论。科普作家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一篇题为《错误的相对性》（The Relativity of Wrong，1989）的文章中很好地说明了理论修正的过程，文中谈到我们对地球形状的理解是如何完善的。他首先提醒我们，不要以为“地球是平的”这一古老信念是愚蠢的，在平原上（大部分有文字的人类文明都发源于平原），地球看上去相当平坦。阿西莫夫要求我们试着对不同的理论进行定量的比较，看结果会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们能够将不同理论表述为它们预测地球表面每公里曲率的大小。“地平理论”会说每公里的曲率为 0。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很接近真理。正如阿西莫夫（1989）所述：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一个世纪，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埃拉托塞尼斯（Eratosthenes）指出，太阳在不同纬度上投射不同长度的影子（如果地球是平面的，所有的影子应该一样长）。根据影子长度的不同，他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为 2.5万英里，那么这个球体曲率是0.000126度 /英里。正如你所见，这个数值非常接近 0……这从 0到 0.000126的差别解释了为何我们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放弃“地球是平的”这一观念，并转而相信地球是球状的。提醒你一下，即使是像 0~0.000126之间这样细小的差别也是至关重要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这点小差别没有被考虑到，如果地球被认为是一个平面而不是一个球，那么我们将无法精确地绘制地球上大面积区域的地图。（pp. 39-40）

当然，科学没有止步于“地球是球状的”这一理论。我们早先讨论过，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尽量改进他们的理论，并挑战当前知识的局限。例如，牛顿的引力理论预言地球并不是完美的球形，这个预言确实被证实了。现在已经证明，地球在赤道附近略微凸起，而在两极附近略微扁平。这是个被叫做“扁球体”的形状。地球从北极到南极的直径是 7 900英里，赤道直径是7 927英里。所以，地球的曲率并不是一个常数（像一个理想的圆球那样），而是在每英里上有约 7.973英寸到 8.027英寸的微小变化。正如阿西莫夫（1989）所言：“从球体到扁球体的修正比从平面到圆的修正要小得多。因此，虽然‘地球是球状的’这一理解有误，但严格地说，它没有错到‘地球是平的’那种程度。”阿西莫夫关于地球形状的例子为我们展示了科学家们使用错误、误差和证伪这些术语的不同情境。这些术语并不是说被检验的理论错得一无是处，这些理论仅仅是不完善的。所以当科学家强调说理论是暂时性的、可能被未来的研究发现所修正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就是例子当中的情形。当科学家相信地球是球状的时，他们认识到在未来某一天，这个理论需要在细节上进行修正。无论如何，从球体到扁球体的变化维持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大体正确性”。我们绝不会在某天醒来突然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立方体。临床心理学家斯科特·利连费德（ Scott Lilienfeld，2005）向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介绍了阿西莫夫的观点：当向学生解释心理学知识本来就是暂时性的、可以被修正的时候，有些学生会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在某些后现代主义圈子里非常流行，它忽视了对不同确定程度的知识的区分。虽然绝对的肯定在科学中无法实现，但一些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已经被极好地证实了，而其他一些理论，如支持占星术的理论，已经遭到了有力的驳斥。还有一些理论，如认知失调理论，仍处在科学争议当中。因此，科学理论是个确定程度不同的连续体：有些已经成为了确定的事实，另外一些则被完全地证伪了。对于科学问题，方法论上的怀疑主义并不产生完全确定的答案（原则上说，这些答案可能会被新的证据推翻），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知识是不存在的，只是说知识是暂时性的。

小结

科学家们提到 “可解的问题”时，通常指的是“可检验的理论”。“可检验的理论”的定义在科学上是非常明确的：这个理论是有可能被证伪的。如果一个理论不可证伪，并且和自然界的真实事件没有关联，那么它就是无用的。心理学里一直充斥着不可证伪的理论，这也正是心理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好的理论能够做出具体的预测，具有高度的可证伪性。相比于一个不精确的预测，一个明确具体的预测如果得到证实，会为产生这个预测的理论提供更大的支持。简言之，可证伪性原则的一个含义就是，并非所有理论的验证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可证伪性越高，预测越具体，得到证实的理论就越受青睐。即使预测并没有得到证实（比如它们被证伪了），可证伪性对于理论的发展也是有用的。一个被证伪的预测说明，原有理论要么应当抛弃，要么需要进行改变以解释不一致的数据。正是通过这种由被证伪的预测所引发的理论修正，像心理学这样的科学才能逐步向真理逼近。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小红猪]对伪心理学说不之如何捕捉头脑中的小精灵（上）

小精灵 

如果人们能够从所研究的问题里跳出来，尤其是，如果人们能以史为鉴的话（如本杰明·拉什的例子），就不难识别出那些不能证伪的概念体系。当其例证明显是编造的时候，也很容易察觉其不可证伪性。举例来说，大家还不知道，我已经发现有一种大脑机制在控制行为，你很快就会在随处可见的八卦杂志上看到这个发现。我发现在大脑左半球的语言区附近住着两个小精灵，它们有能力控制大脑许多区域中的电化学过程。而且，长话短说，它们基本上控制了一切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阻止我们看到它们，那就是小精灵有能力发现任何对大脑的侵入（外科手术、 X光等），一旦觉察到外界的探测，它们就会消失（我忘记说了，它们具备隐身能力）。

毫无疑问，我在这里是用一个更适合小学生的例子来侮辱你的智慧。很明显这个例子是我捏造的，但我对小精灵的假设永远无法被证实是错误的。然而，考虑一下。作为心理学导论的讲师和公开演讲者，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不讲授在过去几年里在超感官知觉（ESP）和通灵学方面取得的那些惊人的新发现。我不得不告诉这些提问者，他们所获悉的大多数相关信息，无疑都是来自于大众媒体，而非科学界所承认的信息来源。事实上，一些科学家曾关注过这类说法，但没能够重复这些发现。我要提醒各位读者，要将一个研究成果认定为确定的科学事实，可重复性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研究结果与以前的数据或现有的理论相矛盾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坦率地说，许多科学家对ESP研究已经失去了耐心。原因当然与此领域充斥着欺诈、江湖骗术和媒体炒作有关，但令科学界觉醒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1972）所谓的“ESP研究第22条军规”。其运作方式如下：一名“信奉者”（在开始调查之前就相信 ESP现象存在的人）声称已在实验室证明了 ESP。一名“怀疑者”（质疑ESP存在的人）被邀请证实这种现象。通常，在观察实验情境之后，怀疑者会要求信奉者进行更多的控制（我们会在第6章中讨论这种类型的控制），虽然这些要求有时候会被拒绝，但通常善意的信奉者们会同意他们的要求。当加入了实验控制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再出现了（见Alcock，1990；Hines，2003；Humphrey，1996；Hyman，1992，1996；Kelly，2005；Marks，2001；Milton & Wiseman，1999）。怀疑者会对这种失败做出正确的解释——早先对这个现象的证实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实验控制，因此结论不能被接受。但他们往往吃惊地发现，信奉者并不承认早先的证明是无效的。相反，他们搬出超感知的“第22条军规”：

他们坚称，心理能量是很敏感的、微妙的，并容易受到影响。怀疑者的“负面感应”是瓦解这一“超感官能量”的罪魁祸首。信奉者认为，怀疑者的“负面气场”被移开后，这种心理能量无疑会回归。

这种对无法在实验室中证实ESP的解释方式，在逻辑上与我编造的小精灵的故事相似。

ESP的运作就像小精灵一样。只要你不侵入性地仔细观察它，它就在那儿。如果你观察它了，它就不见了。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解释，那么向怀疑者证明这一现象就变得不再可能。这种现象只为信奉者现身。当然，这种说法在科学领域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没有磁力物理学家和非磁力物理学家之分（即磁场只对前者存在）。以这种方式解释ESP的实验，使得ESP的假设变得像小精灵的假设一样不可证伪。正是这种解释方式，将 ESP排除在了科学殿堂之外。

不是所有的证实都等价

可证伪性原则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一个理论的证实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就是被多次证实的理论。他们假设，被证实的次数是对理论进行评价的关键。但是，可证伪性原则意指，理论被证实的次数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原因在于，正如“敲门节奏理论”所展示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证实都是等价的。证实能否令人信服，取决于预测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暴露在可能被证伪的情境下。一个非常具体的、可能被证伪的预测（例如，一位女士，30岁，5英尺2英寸高，左手拿书和挎包，用右手敲门），比20个不可证伪的预测（例如，一个小于100岁的人）拥有更强的说服力。

因此，我们不能仅关注理论被证实的数量，更要关注验证本身的质量。将可证伪性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就可以使那些使用研究结果的人抵制不科学的、全能理论的诱惑。这种全能理论会不可避免地妨碍我们对世界和人类本质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事实上，这种理论的死角也正是最魅惑人的地方，因为它们永远不能被证伪。在纷繁多变的现代世界中，这种理论千年不变。

卡尔·波普尔（图片出自维基百科）

波普尔经常指出，“这些（不可证伪的）理论拥有巨大的心理吸引力，其秘密在于它们能够解释一切事情。预先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你都能理解它，不仅给你智力上的掌控感，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你拥有应对这个世界所需的安全感”（Magee，1985，p. 43）。但是，这种安全感的获得并不是科学的目标，因为对这种安全感的追求是以知识发展的停滞为代价的。科学是一套不断挑战原有信念的机制，在这种机制里，原有信念以一种能够被证伪的方式接受实证检验。这一特点往往使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与所谓的世俗智慧或者常识直接发生冲突（正如我们在第 1章中所讨论的）。

可证伪性和世俗智慧

心理学威胁到世俗智慧所提供的安逸感，因为作为一门科学，它不能只提供无法被反驳的解释。心理学的目标是对各种行为理论逐一进行实证检验和筛选。某些世俗智慧表述得很清晰，经得起实证检验，这当然是心理学所欢迎的，而且其中许多已经被纳入了心理学理论。然而，心理学并不追求那类事后能解释一切，但事先无法做出任何预测的理论，不追求这种解释系统所带来的安逸感。它不接受那些被设计得永不可变、并代代相传的世俗智慧体系。试图向学生和公众隐瞒这一点无疑是自毁长城。不幸的是，一些心理学指导教师和普及者觉察到了心理学对世俗智慧的威胁给一些人造成的困扰，于是他们有时会通过传递错误信息来试图安抚这种情绪，如“你会学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别担心，心理学不会挑战那些你深信不疑的观点”。这是一个错误，它对“什么是科学”和“什么是心理学”都会造成混乱。

科学寻求概念上的变化。科学家试图描绘世界的真实图景，这个图景可能与我们的固有信念正好相反。现代思潮中有一种危险的趋向——认为应避免让一般大众知道世界的真正本质，一种无知的面纱是必要的，以防公众面对真相时手足无措。心理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拒绝向人类隐瞒真相的观点。生物学家米希尔·吉瑟林（Michael Ghiselin）进一步宣称，当知识不能广泛普及时，我们都会蒙受损失：如果我们有健康的邻居，那么我们会过得更好，而通过垄断药品的供应使自己变得比他们更健康的做法是愚蠢的。知识也是如此。我们邻居的无知和不健康对我们一样有害，而无知很可能正是造成他们健康问题的原因。工业的进步和我们所有人都受益于技术性劳动力的供给，我们依赖于他人的技能和专门知识。

同吉瑟林一样，心理学家也认为，当我们被那些对人类行为有误解的人们所包围的时候，大家都会蒙受损失。公众对于教育、犯罪、健康、生产力、儿童福利和许多其他重要问题的态度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如果这些态度源于错误的行为理论，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受到伤害。

承认错误的自由

科学家们发现，可证伪性原则的一个最具解放意义和最有用的启示是：在科学上，犯错并不是罪过。被证伪的假设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信息，他们可以用来调整理论，使理论更紧密地与数据相一致。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 Daniel Dennett，1995）曾说过，科学的本质就是“在公众面前犯错”（p. 380）。当数据与理论不符时，通过对理论进行不断地修正，科学家们最终构建起能更好地反映世界本质的理论。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可证伪性原则的话，我们生活的质量将会大大改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节的第一句话中使用“具有解放意义”这个词的原因。它包含着一种个人化的期许，即此处产生的理念能够同时对科学之外的领域有所启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切，当我们的信仰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冲突时，我们最好是调整信仰而不是否认事实和坚持错误的想法，这样我们将会少遇到一些个人和社会问题。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认为：每个人在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时都要学会这一点，当他回顾过去时会说“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想明白”。生活中的人们也需要这种能力，即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当时搞错了。”而科学能让认错每时每刻都发生。你注意到某些东西与你已经思考了很久的事情相冲突或不一致，它会触动你改变想法。这与人们没完没了地去寻找一些合理说法来为自己先前的错误辩解的做法完全不同（Dos Passos，1964，pp. 150-151）。

当你与某人激烈地争论的时候——也许就是当你给出一个有力的反击来捍卫你的观点的时候——有多少次你会突然意识到你搞错了某个关键事实或论据？这时你会怎么做？你会收回前面的话并向别人承认错误，同时承认别人的解释现在看起来比你的更合理吗？或许不会。如果你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一定会“没完没了地寻找一些合理说法来为自己先前的错误辩解”。你试图在拒不承认失败的情况下使自己从争论中全身而退。你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错了。这样的话，你和争论对手都会更加疑惑：到底哪一种信念更接近真理？如果争论不能成为公共性的（如在科学中那样），如果正确和错误的信念以同样激烈的方式争辩，如果争论的结果不能得到正确的反馈（如本例），那就没有更可靠的机制使信念与现实相吻合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私人和公开的对话令人困惑，为什么相比所谓的常识或世俗智慧，心理科学在解释人类行为的原因方面更加可靠。

在科学中犯错是正常的，对于科学进步来说，真正的危险是人类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即避免让其信仰暴露在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情境之中。许多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诺贝尔奖得主彼得·米德瓦（Peter Medawar，1979）写道：在能够被更好的假设所取代的情况下，错误的假设尽管是情有可原的，但它们确实会对曾经深信它们的科学家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些人深深地热爱他们的假设，因而不愿意接受否定的实验结果。有时，他们不让自己的理论假设接受严格的检验，而是绕过这类检验，仅仅让假设中无足轻重的部分接受检验，或不断寻求一些边缘化的证据来支持假设，而不愿冒可能被彻底推翻的风险。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科学家，没有比这再好的忠告了：一个假设在何种程度上被确信为正确实际上与其是否为真无关。（p. 39；原文为意大利语）心理学界许多最具声望的科学家都遵循米德瓦的建议。在一篇报道实验心理学家罗伯特·克诺德（Robert Crowder）职业生涯的文章中，引述了他的一位同事马扎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的话：“他是我认识的最不维护自己理论的科学家。如果你发现一种方法证明他的理论有漏洞，或者他的实验发现有局限性或有缺陷，他会非常高兴，并和你一起计划如何推翻该理论”（Azar，1999，p. 18）。艾泽（Azar，1999）描述了克诺德如何提出了一个叫做“前分类听觉存储器”的记忆成分理论，然后又仔细地设计了一个实验研究证伪了自己的模型。最后，进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 John Tooby，2002）在一篇精彩的评论中提到是何种态度使达尔文对科学做出不朽贡献：“达尔文比他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因为他并没有受缚于‘让宇宙符合自己预期’的冲动”（p. 12）。

哲学家乔纳森 ·阿德勒（Jonathan Adler，1998）则采用了另一种说法：“一个真正开明的人愿意跟随证据的引导。开明的人愿意听从公正的调查，而非他自己的预测。科学方法是对世界的印证，而不是对我们自己的印证”（p. 44）。

但是，要让科学发挥作用，并不需要每位从事科学工作的科学家都具备证伪的态度。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1973，1977）在他的许多文章中指出，科学那种揭示世界真知的独特力量，并不产生于科学家们独特的德行（即他们是完全客观的、他们在解释研究结果时从来不带偏见等）。实际上，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会犯错的科学家们身处一个证实与平衡的程序中。在这个程序中，总会有其他科学家提出批评并发现他们同行的错误。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annett，2002）提出过相同的论点：不是每位科学家都必须表现出罗伯特·克诺德的客观性。正如布罗诺夫斯基和丹尼特所强调的那样，科学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容易犯错，但认识到他们及其所属团体的犯错根源之后，他们设计出精巧的系统来约束自己，努力防止自身弱点和偏见影响自己的研究结果（p. 42）。心理学家雷·尼克尔森（ Ray Nickerson，1998）以一种更为幽默的说法道出相同的观点：科学家们的虚荣心实际上在科学进程中起着作用，“科学家对自己的想法抱有的批判性态度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学的成功……更真实的情况是，每个科学家都积极地想要证明某些科学家所持有的观点是错误的”（p. 32）。这些作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科学家的德行，而是源于他们不断交叉检验彼此的知识和结论的这一社会过程。

1793年，一场严重的流行病——黄热病袭击了费城。当时，这座城市里有一位顶尖的医生名叫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在灾难过程中，拉什是少数几位确实治疗了几千例黄热病的医生。拉什信奉一种医学理论，认为黄热病必须用大量放血的方法治疗（用手术刀或水蛭吸血的方法使血液离开身体）。他为许多病人实施了这种疗法，当他自己感染这种疾病的时候，他也如法炮制。评论家指责他的治疗方法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危险。然而，随着疾病的流行，拉什对他的疗法却更加自信了，即便曾有几个病人死去。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这么总结拉什的态度：“一方面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效的方法对治疗效果进行系统研究，因此他将每个好转的病例都归为治疗方法的功效，而将每个死亡的病例都归为病情的严重性”（Eisenberg，1977，p. 1106）。换句话说，如果病人情况好转，就被作为放血疗法有效的证据；如果病人死掉了，就被拉什解释为病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对拉什的批评是正确的了：他的治疗方法和黄热病本身一样危险。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讨论拉什错在哪里。他的错误为阐明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提供了样本，而这一原则在评估心理学理论时尤其有用。

本章中，我们关注第 1章中已经讨论过的科学的第三个基本特征：科学只研究可解的问题。科学家们所说的“可解的问题”通常是指“可检验的理论”。科学家要确认某个理论是不是可检验的，采取的方法就是确保该理论是可证伪的，也就是说，理论对应着自然世界中的真实事件。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为何所谓的可证伪性标准在心理学中如此重要。

理论和可证伪性标准

本杰明·拉什在评估其疗法的效果时跌入了一个致命的陷阱。他的评价方法根本就不可能让人得出其治疗方法无效的结论。如果说，病人的恢复是对他治疗方法有效性的肯定（对其医疗理论的肯定），那只有当病人的死亡是对其治疗方法的否定时才算公平。但事实上，他却把这种否定合理化了。拉什解释证据的方式，违反了科学理论建构和检验应遵循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他令自己的理论不能被证伪。

科学理论的表述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从中得出的预测有可能被表明是错误的。因此，对某理论的新证据进行评价，必须使新的数据具有证伪该理论的可能性。这项原则通常被称为“可证伪性标准”。一位叫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的哲学家一直致力于强调可证伪性标准在科学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的文章被现在仍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们广泛阅读（ Magee，1985）。

可证伪性标准主张，一项理论如果有用，它所做出的预测必须是明确的。理论必须两面兼顾，也可以说，这项理论在告诉我们哪些事情会发生的同时，应该指出哪些事情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项理论有问题：它可能需要修正，或者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个全新的理论。不管哪种方式，我们将最终有一个更接近真理的理论。相反，如果一项理论预测包括了所有可能观察到的数据，那么它将永远不能被修正，同时我们将被禁锢在当前的思维方式中，失去了取得进步的可能。这就是说，一项成功的理论并不是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这样的理论本身就丧失了任何预测能力。

在这本书的余下部分，我们会经常涉及理论的评估，因此我们必须澄清一个关于理论的常见误解。这个误解体现为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哦，这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这句话代表了外行人使用“理论”这个词时通常所指的意思：一项未经证实的假设，一个纯粹的猜想或直觉。这意味着一个理论与其他理论并无优劣之分。 “理论”这个词在科学上绝对不是这么用的。当科学家说到“理论”的时候，他们指的不是未经验证的猜想。

科学上的理论是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它们能对一组数据做出解释，并对未来实验的结果做出预测。假设是从理论中产生的具体预测（理论则更加普遍和全面）。目前可行的理论是那些产生了一些假设，并且其中许多已经得到了验证的理论。因此这种理论的理论结构与大量的实证观察相一致。然而，当观察数据开始与理论中提出的假说相矛盾的时候，科学家们会尝试构建一个能为数据提供更好解释的新理论（或者，在更通常的情况下，只是修正已有的理论）。因此，目前在科学范畴内所讨论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证实了的、所做出的预测并没有与现有的数据相矛盾的理论。它们并非纯粹的猜想和直觉。

外行人和科学家们使用“理论”这个词时的这种差异，经常会被一些试图将神创论纳入公立学校教育的虔诚的正统基督教徒所利用（Forrest & Gross，2004；Scott，2005；Talbot，2005）。他们的论点通常是“进化论毕竟只是理论”。这种观点试图借用外行人对“理论”术语的用法，蓄意将理论歪曲为“只是一个猜想”。然而，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不是外行人所理解的“理论”（相反，在外行人的理解中，它应被称之为“事实”，见 Randall，2005），而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是由一系列庞大而多样的数据支持的结论（Maynard Smith，1998；Ridley，1996，1999；Scott，2005）。它并不等同于其他任何猜想，不是一个纯粹的猜测。相反，它与从属于其他学科的知识紧密相联，这些学科包括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各个分支。著名的生物学家西欧都萨斯·杜赞斯基（ Theodosius Dobzhansky）（1973）在他的一篇题为《生物学中除了进化论以外，别无他物》（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的著名文章里就阐述了这一观点。

敲门节奏理论

下面假设一个例子来展示可证伪性标准是如何起作用的。一个学生在敲我的门。跟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有一套“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节奏敲门”的理论。在我开门之前，我的同事预言门后是一位女性。我打开门，这个学生确实是女的。事后我告诉我同事，他的表现令我惊叹，但这种惊叹程度非常有限，因为，即使没有他所谓的“敲门节奏理论 ”，他也有 50%的正确几率。他说他的预测能高于随机水平。另一个人来敲门，我的同事预测说，这是个男性，而且不到22岁。我打开门，果然是个男生，而且我知道他刚从中学毕业。我承认我有点被震撼了，因为我所在的大学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大于22岁的。当然，我仍然坚持说校园里年轻的男性相当普遍。见我如此难以被取悦，我的同事提出做最后一次测试。在下一个人敲门之后，我的同事预测：女性，30岁， 5英尺2英寸高，左手拿书和挎包，用右手敲的门。打开门后，事实完全证明了预测，对此我的反应截然不同了。我不得不说，如果我的同事不是使用诡计事先安排这些人出现在我门口的话，我现在的确非常震惊。

为什么我的反应会不同呢？为什么我同事的三次预言会让我产生三种不同的从“那又怎么样？”到“哇哦！”的反应？答案与预测的具体性和精细度有关。越精细的预测在被证实的时候会给我们越大的触动。要注意，不管怎样，精细度的变化和可证伪性直接关联。预测越具体和精细，有可能证伪它的观测现象就越多。例如，有很多不是 30岁和 5 英尺 2英寸高的女性。请注意这里的暗示：从我截然不同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个能够预测出最多不可能事件的理论最容易将我征服。

好的理论做出的预测总是会显示自己是可证伪的。坏的理论不会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它们做出的预测是如此笼统，以至于总会被证明为正确的（例如，下一个来敲我门的人会是100岁以下），或者，这些预测会采用一种能免于被证伪的措辞方式（如本杰明·拉什的例子）。事实上，当一种理论被置于“不可被证伪”的保护下，那么可以说它已经不再是科学了。事实上，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正是由于试图界定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标准，才会如此强调证伪原则的重要性。这里的讨论和第 1章中我们有关弗洛伊德的讨论，甚至与心理学之间都有直接的联系。

弗洛伊德与可证伪性

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波普尔一直在探寻，为何一些科学理论似乎导致知识的进步，而其他一些则导致智力停滞（Hacohen，2000）。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发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例如，从一个遥远的恒星发出的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发生弯曲），恰恰是因为它是这样建构预测的：许多事件或现象一旦被证实与之相矛盾，就可以证伪该理论。

波普尔指出，一些使知识停滞的理论却并非如此，并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作为例子。弗洛伊德的理论使用一个复杂的概念结构，在事后解释人类行为，但并不做事前的预测。它可以解释一切，但是波普尔认为，也正是这个属性使得它在科学上无用。它不做具体的预测。精神分析理论的拥护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用他们的理论解释人类所有已知的活动——从个人的怪癖行为到广泛的社会现象，但他们在使这个理论成功地成为事后解释的丰厚资源时，也剥夺了其所有的科学实用性。如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激发文学想象方面比在当代心理学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Robins，Gosling，& Craik，1999，2000）。它在心理学中的地位日益下滑，部分原因就是未能满足可证伪性标准。

这种不可证伪理论的存在会导致实际的危害。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不正确的但被广泛传播的有关心理的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声望一度被人为地抬高，令社会上许多有疾病及遗传缺陷的人拒绝有效的治疗，转而从个体早期经历中寻找自己现有痛苦的根源”（Crews，1993，p. 65）。以抽动性秽语症为例。这是一种以身体抽搐和痉挛为特征的紊乱，并伴有言语症状，如嘟囔、吠叫、模仿言语（无意识地重复他人的话）和秽语（强迫性重复淫秽词语）。抽动性秽语症是一种器质性的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并已经成功地被药物治疗所攻克（Bower，1990，1996a）。纵观历史，抽动性秽语症患者一直遭受着迫害，早期被宗教统治者视为妖魔，近代又被认为是鬼怪附体，要被强制驱魔（ Hines，2003）。更重要的是，在1921至1955年之间，对这种病的解释及疗法一直被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体系所把持，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此病成因及治疗的理解（见Kushner，1999）。有关这种病症的不可证伪的精神分析解释层出不穷。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

所造就的概念泥潭蒙蔽了这一病症的实质，也阻碍了对其进一步的科学探究。例如，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抽动性秽语症是）精神分析导致脑部疾病研究发生倒退的典型例子。勒 ·图雷特（La Tourette）将疾病归因于大脑的退行性变化过程。而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由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盛行，对这种病的关注偏离了大脑……这一倒退的结果使病人往往被转到精神科医生（通常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医生）而非神经科医生那里，因此没有接受生理检查和研究（Thornton，1986，p. 210）。

夏皮罗等人（Shapiro et al.，1978）提到，一位精神分析师认为，他的病人“不愿意放弃抽动，因为这成了她性快感的源泉和潜意识性欲的表达”。另一位精神分析师则认为，抽搐“等同于手淫……与生殖器快感相联系的力比多转移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第三位认为抽搐是一种“肛门施虐的迁移症状”。第四位认为，抽动性秽语症的患者具有“强迫型人格以及自恋倾向”，病人的抽动“代表了一种情感症状，对想表达情感的压抑性防御”。夏皮罗等人（1978）对这类理论现状的总结，很好地说明了忽视可证伪性标准的有害影响：

精神分析这种理论化的方式简直面面俱到。抽搐是迁移性的症状而非歇斯底里症、肛门的而又是性欲的、受意志控制的而又是强迫性的、器质性病变同时又与原始心理动力有关……这些心理标签、诊断和治疗被不幸地强加在病人及其家属身上，而且是以一种毫不谦卑、相当武断、伤害巨大的方式。因为其随后的广泛影响，这些观点为对此病症的认识和诊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pp. 39-42，50，63）

当研究人员承认精神分析的“解释”对治疗该疾病毫无用处的时候，对抽动性秽语症的认识和治疗才开始获得进展。那些毫无用处的解释是诱人的，因为它们似乎能对事情进行解释。事实上，它们都是在事后对所有事情做出解释的。然而，它们提供的解释不过是制造了理解的幻觉。由于总试图在事后解释一切，它们也就堵死了前进的大门。只有当一种理论并不预测所有事情，而是提出具体的预测——提前告诉我们哪个特定的情形会出现时，该理论才会出现进步。当然，从这样的理论推导出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优势，而非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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