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对伪心理学说不之但是这不是真实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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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理论的应用

一旦我们明白了大部分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理论而不是预测具体环境下的事件，以及大部分研究的结果是通过理论间接应用的，而非在具体环境条件下直接应用，那么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发问：究竟心理学中有多少理论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应用。也就是说，心理学理论的普遍性得到验证了没有？

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以往的记录是参差不齐的。但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与心理学的多样性息息相关。一些领域中的研究确实在应用方面进展甚微，然而，其他一些领域则已经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绩，通过实验已经推导出了许多具有解释能力以及预测效力的原理（见Buss，2003 ；Byrnes，2001 ；Davidson & Sternberg，2003 ；Gazzaniga，2004 ；Hilton，2003 ；Sunstein，2002 ；Wilson & Keil，1999 ；Zimbardo，2004）。例如，在咨询、教育、临床、心理治疗等应用领域，理论导向的基础研究结果也获得了大量实际应用（Davidow &Levinson，1993 ；Garb & Schramke，1996 ；Lilienfeld，Lynn，& Lohr，2003 ；Lilienfeld，Wood，& Garb，2000 ；Mahrer，2000 ；Siegert &Ward，2002）。

想想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这些原理及其详细论述的规律，几乎完全是从非人类被试的实验发展而来的，比如鸽子、老鼠，其实验情境也是高度人为化的实验室环境。然而，这些原理已经成功地用于解决人类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大量事实材料的教学、酗酒和肥胖症的治疗、精神病院的病号管理以及恐惧症的治疗等等。这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应用所依靠的原理之所以能够被准确地提炼出来，是因为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者们能够精确地细化环境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在自然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在自然情境下，许多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同时起作用。至于非人类被试的使用，是因为在许多案例中，从动物的反应得出的理论和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与人类行为非常相近的数据（Vazire & Gosling，2003）。人类研究发现，人类的行为规律与从动物行为得出的规律非常相似。当人类疾病治疗方面的每一次医学进步都源自动物研究数据的时候，这些发现也不应该再让我们感到惊奇了。举例来说，动物研究促进了很多领域的发展，包括行为医学、压力缓解、心理治疗、受伤或者残疾人士的康复、衰老对记忆力的影响、帮助人们克服神经性肌肉紊乱的方法、药物对胎儿发育的影响、药物滥用、失忆、交通安全、慢性疼痛的治疗（Domjan & Purdy，1995 ；Gosling，2001 ；Kalat，1995 ；Miller，1985b ；Zimbardo，2004）。最近，关于狗的研究为理解人类焦虑障碍的基本原理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Groopman，1999）。

事实上，“这不是真实的生活”的批评被错误地用来诋毁动物研究的成果——这种做法经常是由于政治的缘故。例如，那些为重度污染企业效劳的政客们总是否认致癌因素风险评估报告的有效性，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报告是以动物研究为基础的，不能应用到人类风险评估上。然而，一组科学家在1988 年进行的一个对23 种致癌物质（苯、石棉，等等）的研究中发现，由动物研究计算出来的死亡率与由人类流行病学研究计算的结果非常相近（Finkel，1996）。

心理学家对知觉过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从中得出的规律和理论已用于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雷达监测系统、街灯照明以及飞机驾驶舱的设计（Nickerson，1992 ；Swets，Dawes，& Monahan，2000 ；Wickens，1992）。关于衰老对认知的影响，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新的认识（Salthouse，2004），而这些新知识有可能会直接帮助我们设计出帮助认知丧失者恢复其能力的训练方案（Dixon & Backman，1995）。

判断和决策的心理研究已经应用于医学、教育和经济等领域的决策制定（Gigerenzer，2002 ；Gilovich，Griffin，& Kahneman，2002 ；Hilton，2003 ；Kahneman，2003 ；Kahneman & Tversky，2000 ；Swets，Dawes，& Monahan，2000 ；Tetlock，2005 ；Zweig，2001）。一项令人兴奋的发展是认知心理学家更多地参与到法律体系中，这使得在信息搜集、证据评估和做出判决等方面，给认知理论的应用带来了大量机会（Kassin，Tubb，Hosch，& Memon，2001 ；Koehler，1993 ；Kuhn，Weinstock，& Flaton，1994 ；Redding，1998 ；Wrightsman，1999 ；Zimbardo，2004）。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阅读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Rayner，Foorman，Perfetti，Pesetsky，& Seidenberg，2001，2002 ；Snowling & Hulme，2005 ；Stanovich，2000 ；Vellutino，Fletcher，Snowling，& Scanlon，2004）。此外有关儿童在法律程序中提供的证词（Ceci & Hembrooke，1998）和受虐儿童所“ 恢复” 的记忆是否准确（Brainerd & Reyna，2005 ；Bremner，Shobe，& Kihlstrom，200？；Clancy，Schacter，McNally，& Pitman，2000 ；Gardner，2006 ；Loftus，1997 ；Lynn，Loftus，Lilienfeld，& Lock，2003 ；McNally，2003 ；Pezdek & Banks，1996 ；Spanos，1996）等这些公众争论不休的问题方面，心理学家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美国心理学会开设了一个网站：www.psychologymatters.org。你可以在此网站上看到更多有关心理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

“大二学生”问题

许多人质疑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他们过于关注研究的被试，而不关心实验设计的细节。然而，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研究结果更多受到后者的影响而非前者，例如知觉基本过程的研究。在基本的信息加工过程、大脑的基本结构以及视觉系统的特征方面，美国蒙大拿州的人和佛罗里达州的人都非常相似。另外，这些特征和被试的父母是不是修补匠、裁缝或者教授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学科都假设某些因素对最终的结果没有影响。生物学家一般不担心培养皿厚度的细微差异会显著影响里面的细菌。当然，这些差异可能会产生影响——每一种科学假设都不是绝对的——但是生物学家必须把精力放在他们认为更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上面。与此相似，海奇特假设暗适应跟人的宗教无关，因此他不问被试是路德教派的，还是罗马天主教的。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有时人们叫它“大二学生问题”；即，因为大二学生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中做被试，因此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否具有可推广性受到了质疑。心理学家关心这一问题，是因为它在某些研究领域中的确是个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正确地看待它，并且应该知道心理学家对这一批评有几种合理的辩解。以下列出三点：

1.这种批评不能说明研究结果无效，只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理论的可推广性。由于我们先前收集了大二学生的数据，即使从其他人群中获得了相反的数据，从而必须对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只会使理论更加精确，而不会完全否定它。即使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重复的实验没有得出相同的结果，我们也只能说，建立在大二学生数据基础上的理论不够全面，而不能说该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2.在心理学众多领域里，大二学生问题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所研究的心理过程是非常基本的过程（例如视觉系统），几乎没有人相信视觉系统的基本构造跟被试样本的人口分布特征有关。

3.许多研究结果得到了重复，这使我们确信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广到不同的地理分布中，并且在较小程度上，也能推广到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家庭变量以及早期教育经历的人群中去。50年前的大学生被试样本恐怕基本来自于精英团体，如今却完全不同，现在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能够代表各阶层的群体。

然而，不承认大二学生问题在心理学研究的某些领域里的确是个问题，这也是不明智的（Peterson，2001）。尽管如此，心理学家正在尽力矫正这个问题。例如，发展心理学家几乎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这一领域中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将众多用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理论和发现，在其他不同年龄的被试身上重新验证。

用不同年龄组的人做被试并不总是能重复用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结果。要是那样的话，发展心理学就会变得很无聊了。但是一大堆心理学家都致力于在心理学理论中建立一个年龄因素，以证明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确保了心理学的宏大理论不是只建立在从大学生那里收集的有限数据基础之上。

许多发展过程的研究都是以北美儿童为被试进行的，为了评估这些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发展心理学家也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例如，史蒂文森等人（Stevenson et al.，1985）让中国、日本和美国孩子完成大量的认知任务，然后得出结论，“三种文化下的儿童在这些任务中所表现出的认知能力非常相似”（p. 727）。其他认知能力的跨种族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结果（Demetriou et al.，2005 ；McBride-Chang& Kail，2002）。对于其他心理学特征，跨文化研究里有许多例子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例如，Day & Rounds，1998 ；Rozin，Lowery，Imada，& Haidt，1999）。但是，也有不少跨文化研究没有得出与美国大二学生相似的结果（例如，Nisbett，2003）。但是当出现这些差异时，这些研究仍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让人们了解到这些理论和结果会因文化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Chang，1996 ；Menrich et al.，2004 ；Medin &Atran，2004 ；Nishett，2003 ；Yates，Lee，& Shinotswka，1996）。

正如先前提到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了重复验证。信息加工的许多基本规律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人们可能不太知道，如果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获得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那么类似的实验将很快在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大学进行。通过这种检验，我们将很快知道这项结果是不是由于密歇根州被试的独特性或特殊的实验环境所造成的。

教育心理学家也提出过大二学生问题。例如，教育心理学家联合发展心理学家以及其他教育研究人员，构建了测量基本认知技能的内容，这些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准确预测学业成绩，例如阅读习得率。这些内容的预测准确度不受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的影响，也不受地理分布和校区的影响。

大二学生问题和关于代表性的批评大部分针对的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常用大学生被试在实验室情境中进行研究，并试图建立真实社会情境中的社会交往、群体行为和信息加工等理论（Kunda，1999）。

然而，即使在心理学的这一领域，也有证据表明，实验室得出的成果和理论，实际上确实预测出了不同类型的个体在各种情境下的行为。

例如，几年以前，莱昂纳德·伯克维茨（Leonard Berkowitz），威斯康辛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证明了所谓的“武器效应”——如果一件武器出现在手边，会使得某个人更容易做出攻击性反应。这个发现源于实验室，是一个无代表性情境的典型例子。由于这一结果是人为情境的诱导产物，因此常被强烈地批评其具有误导性。但事实是这样的，各种实验条件下得出的结果都一样，用不同的方法测量攻击性所得的结果一样，在欧洲和美国获得的结果一样，研究儿童和成人的结果一样，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场研究中，被试不知道自己是在参与实验，得出的结果也一样（Berkowitz & Donnerstein，1982 ；Turner，Simons，Berkowitz，& Frodi，1977）。研究人员甚至提取出了武器效应背后的认知机制。在语义记忆中，它是一个自动启动的过程（见Anderson，Benjamin，&Bartholow，1998）。这个效应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安德森等人（Anderson et al.，1998）把文章题目定为“是手枪自己扣动扳机的吗？”

认知、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家也研究了人类的各种决策行为。这个研究领域里大部分原始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使用大学生作被试，而且采用高度人为化的任务。然而，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决策行为原则在很多非实验室环境中都得到了重现，包括银行家对股票价格的判断、赌场赌博、精神病医生对病人行为的预测、经济市场预测、军事情报分析、全美橄榄球联赛的下注、工程师对修理时间的估计、房地产经纪人对房价的估计、商务决策以及医生的诊断——这些原则现在也应用于个人理财咨询的实践领域（Bazerman，1999，2001 ；Belsky & Gilovich，1999 ；Goldstein & Hogarth，1997 ；Hammond，1996 ；Tassoni，1996 ；Zweig，2001，2002）。

伯恩鲍姆（Birnbaum，1999）用互联网来解决心理学中的大二学生问题。他在实验室里通过互联网招募了一批参与者，并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决策问题的实验。实验室中得到的结果全部在互联网样本中得以重现，而后者的取样范围要比前者广泛得多——包含来自44个国家的1 224 名参与者（见Jaffe，2005 ；McGraw，Tew，& Williams，2000）。高斯林等人（Gosling et al.，2004）研究了大量互联网参与者的样本（361 703 人使），并将之与发表过的510 个传统样本的参与者比较，发现互联网上的被试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地区和年龄方面有着更广泛的分布。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心理学众多研究领域的研究结果，例如人格理论，用互联网实验和传统方法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非常相似。

这些例子说明，心理学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普遍性程度经常被低估了（Cheng，2001 ；Gage，1996 ；Rosenthal，1990）。安德森、林德西和布什曼（Anderson，Lindsay，& Bushman，1999）对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的效果进行了系统检验。从验证攻击性、领导力、抑郁症等多种主题的研究中，安德森等人（1999）发现了高度的聚合性——几乎所有不同的研究环境总是产生相似的结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都能重现（见Carroll & Nelson，1993）。相反，结果无法重现的实验经常出现，而它们往往比结果可以重复的实验更具指导意义。但是，在认知心理学中，重复实验的失败几乎很少是被试的独特性造成的。相反，大部分是因为实验刺激和方法的细微差异。通过仔细地分析要产生一个现象究竟需要哪些实验条件，科学家们对现象有了更精确的理解，这为建立一个更精确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但是，如果实验结果没有被重现，那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应用？如果科学家们没有在所有的细节上达成一致，知识和理论并不完全站得住脚，那么如何证明这些结果的应用是合理的呢？这种对心理学发现的担心是很常见的，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在其他科学中，结果和理论经常在完全确立之前就开始应用了。当然，第2 章中已经清楚地阐述过，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有可能被修订。如果我们在应用科学研究结果之前必须确定知识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应用就不会发生了。所有领域的应用型科学家尽最大努力使用最准确的信息，同时也会意识到这些信息有可能是错误的。

正确看待“真实生活”和“大二学生”问题

本章提到了几个焦点问题，此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我们说过的，什么是我们没说的。我们证明了对心理学研究的频繁抱怨源自一个基本的误解，不是针对心理学，而且针对涉及所有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看到人们质疑心理学家为什么不在所有研究中都使用随机样本，并且解释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后，我们看到，大二学生问题本来是一种合理的关注，但它有时被夸大了，尤其是当人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不太熟悉时（见第1章）。

尽管如此，心理学家应当始终注意他们的实验结论不要太过依赖于某一种方法或某一特殊被试群体。这一点将在下章讨论。事实上，心理学的一些领域确实被大二学生问题折磨得够呛（Jaffe，2005；Peterson，2001；Wintre，North，& Sugar，2001）。作为大二学生问题的一剂良药，跨文化心理学仍然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然而，研究型心理学家对于自我批评的高度重视，给了我们一个对此持乐观态度的理由（见第12章；Anderson & Gunderson，1991 ；Henriques，2003，2004，2005 ；Jaffe，2005 ；Kimble，1999 ；Machado，Lourenco，& Silva，2000 ；Proctor & Capaldi，2001）。事实上，许多心理学家因为将“批判”作为其本职工作而享誉学界（Leary，2001 ；Robinson，2001）。每年的各类科学杂志上，都会有文章提醒心理学者注意其方法上的漏洞，或是指出大二学生问题。后者在心理学中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没有心理学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尽管我们不应忽视这一问题，同时也应正确看待它。

小结

一些心理学研究属于应用型研究，它们的目标是把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特定情境。在这样的应用研究中，研究的目的是要将结果直接推广到自然情境中，样本的随机化和条件的代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研究结果将会直接得到应用。然而，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不属于这种类型，而是属于基础研究，用以验证有关行为潜在机制的理论。在大部分基础研究中，研究结果通过理论上的修正得到间接应用，从理论产生到应用于某些实践性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种类型的基础研究中，被试的随机取样和情境的代表性不是关键问题，因为这类研究的重点在于验证理论的普遍性。实际上，在用于验证理论的基础研究中，人为的环境条件是有意创设的，因为（正如前一章所描述的）这有助于把研究的关键变量从所要控制的无关变量中分离出来。因此，心理学实验“不像是真实的生活”这个事实其实是一种优势而非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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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快乐有一个开关会怎样？如果开启开关，就会持续的带来快乐，消除痛苦，那么会有多少人，能够控制住自己不断享受的欲望？

哆啦A梦中有一集，大雄偷偷发现了小叮当的一种消除痛苦的机器，使得总是挨打的他不再能够感受到肉体的痛苦。大雄跑去尝试从墙上摔下，被棒子砸，被狗咬，遍体鳞伤的回家却没有任何悲痛。正当他准备跳到一辆飞驰的汽车面前准备展示他的“无痛”特异功能时，小叮当一把将他拽住说：“你会因为感受不到痛觉而丧命的”。痛觉，其实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是躲避伤害的进化选择。

躲避痛苦是为了生存，可追求快乐又有什么错呢？快乐让你忘记忧愁，感觉良好。快乐的感觉就像是6岁的小孩在接受老师颁发的小红花之后的得意，就像大快朵颐之后的满足，就像成功登顶一座山峰的征服。 可是如果这些事情不断的重复，同样的情形为什么不能再带来同样的满足了呢？或者说，如果重复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不断的带来一种快乐，就好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快乐开关”，你会比现在感觉更加良好吗？

感觉这个东西是如此脱离我们的大脑而存在。它似乎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的事物之上的。脑科学家会告诉你，大脑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何时运动，几秒钟反应，甚至发情或者性爱都是各个脑区刺激不同感觉和运动器官，再协同内分泌一齐作用的结果，他们甚至会在你面前稀里哗啦的摆出花花绿绿的一堆核磁共振成像图谱，兴奋而神秘的告诉你，看吧，当你做梦的时候，前额叶大脑皮层在活跃，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下丘脑在不停的“闪光”，当你紧张和恐惧的时候杏仁核在主宰着你的感受。可是你仍旧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大脑无法解释。就好像快乐这件事情。

比如，是什么决定了我们感受到快乐的量？得到一朵小红花与得到十朵小红花所得到的快乐是线性关系吗？快乐会不会饱和？

再比如，爱的幸福感是否仅仅是一种生理反应，是各种神经递质和它们的受体结合后产生的脑电流？你是爱着ta，还是爱着因为ta带给自己大脑和自我的愉悦感？

再再比如，人为什么会有七宗罪？为什么会对酒精和药物上瘾？为什么Tiger Woods拥有了一切荣耀却会贪图性瘾（Sex Addiction）而进入精神修养所接受治疗？

正因为它是如此的不可捉摸，我们会被感觉欺骗，或者说被自己的大脑所欺骗。

100年前，人们还认为大脑是一个整体，有一种类似“气”的东西 在脑壳中游窜，支撑起人的精神世界。后来知道这些“气”实质是微弱的电流，它们在神经细胞间传递，形成了蜘蛛网一样复杂的连接。

总有这么几个好奇心比其他人稍微高一些的人会去再多问一些问题。1953年，两个年轻人Peter Milner 和James Olds，他们当时还是加拿大McGill大学的博士后 ，跟随著名的精神病专家Donald Hebb学习利用电极刺激脑区深部，从而唤醒病人记忆的研究方法。有一天，他们和往常一样，在实验大鼠的靠近脑干的部位植入了一个细细的电极，打开电源，然后记录大鼠的行为变化。 虽然电流很微弱，但这些大鼠很享受这种刺激，他们不断的返回笼子的通电区域，来寻求电刺激。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因为往常刺激其他脑区的时候，大部分产生行为都是躲避行为，很多时候会引起动物的焦虑，紧张，暴躁，愤怒等情绪，但这一次它们竟然表现得很享受。Milner 和Olds又进一步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在笼子的一角设置了一个按钮，只要一按这个按钮，大鼠脑中内置的电极就自动释放电流。这个实验的结果让当时整个神经科学界震惊：这些大鼠不断的按压这个按钮，甚至达到了一小时两千次的频率。雄性的大鼠会不顾旁边雌鼠的发情，雌鼠会放弃照顾自己新生的幼儿，它们甚至会克服重重阻碍，忍住笼子对四肢电击的疼痛，忘记进食和饮水，来为自己进行“充电”。显然，这个小小的按钮已经成为了它们的一切。

如果这样的一种刺激带来的愉悦已经超越了其他感官能够给予大脑的兴奋，那么它和其他感官的刺激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把电极撤掉，将获得的奖赏换成食物，酒精或者可卡因，大鼠们同样显示出重复寻求刺激的行为，只不过没有直接的电刺激产生的效果那么强烈。他们进一步提取分析了这一脑区受到刺激时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发现了同样一种分子，叫做多巴胺（dopamine），而这一脑区，叫做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是大脑中合成多巴胺的主要区域。

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雄鼠不理会雌鼠的发情是因为来自原始冲动的性爱带来的快感能够被直接增加的多巴胺而取代，雌鼠也不能从照顾幼儿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这些几千万年以来通过进化被保留下的原始冲动让我们得以生存，但终究还是因为刺激了大脑中的“快乐中枢”—奖赏系统（reward system）的结果。

鼠亦如此，人又何哉？高级智能的人类也会如大鼠一样沉溺吗？研究人员还真有那么一点点证据。但是这些证据的得来现在看来并不道德。

1950年到1980年，美国图兰大学有一个精神病专家叫做Robert Galbrainth Heath，他当时是精神病科的主任，负责利用大脑皮层深度刺激来治疗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方向的研究。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军方部分资助的，因为实验前并没有完全告知病人实情，且没有征求病人的全部同意，现在还被记录在美国“非道德人类科学研究”档案中，经常作为伦理学的案例之一被拿来讨论。

但是这项非道德的研究的结果却给了科学家关于人类奖赏系统活动的重要证据。1972年，Galbraith在《行为治疗与实验精神病研究》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中隔核电极刺激引发同性恋男性异性性行为的研究》的文章。被试的为一名罹患重度抑郁症和强迫症（OCD）的24岁黑人男性，代号B-19。

研究的思路是，如果刺激人脑奖赏系统能够带来愉悦的感觉，那么在给予一位同性恋的男性电刺激的同时，给予其异性性交画面或者异性亲密行为，就应该能够引发此同性恋男子产生异性恋的性行为。B-19 被推上了手术台，他们在他的脑中9个不同的区域植入了内置电极，然后给予其三个月时间从手术中恢复。实验开始了，研究者开始轮流的启动不同脑区中的电极，只有奖赏系统中的电流刺激使他产生了愉快的感觉。当他们把电极控制器交给B-19之后，他开始不停的按下“启动“按钮，就像一个8岁小孩不停的向大人要糖吃一样。根据研究者的记录，他正在体验“极乐（euphoria）和欣快（elation）感”。

随后，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在刺激B-19的大脑前，他们拿给他看一组15分钟的异性恋的性交录影，身为同性恋的B-19并没有任何性反应，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接着，他们开始刺激B-19的奖赏回路。他开始表现出对影片的极大兴趣，并且开始表现出勃起和手淫等性行为。Heath医生对这个预期中的结果很满意，但是B-19会对一个现实中的女性产生性行为吗？

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一科研提案竟然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地方法院的通过，于是Heath医生请了一名妓女来到他的精神病实验室，让她去引诱B-19。她成功了。B-19和她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性交，并且，引用Heath医生论文里的话，“他甚至克服了连在脑袋上各种线路和机器的障碍（因为他们必须用一台EEG仪记录B-19的脑活动）。”

B-19并没有最终变为异性恋。经过几个月的恢复，他慢慢对异性又失去了兴趣。

这项研究毋庸置疑，引来了各种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的声讨，利用医学的手段，强迫改变一个个体的性取向，是既不道德也不尊重人权及个人隐私的。但是，我们也同时感受到了通过刺激大脑“快乐中枢”改变人的行为的强大力量。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的大脑都被插上电极，快乐也许也就简化为了那一个小小的按钮吧。

图片作者： Michael Burgstahler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庄晞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前两章讲述了实验逻辑的原则，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心理学经常面对的一些批评。比如很多人认为科学实验没有价值，因为它是人为发生的，和“真实的生活”不一样。我们将对这一观点进行详细探讨。由于心理学实验常常遭到类似的批评，因此理解这种批评的不合理之处，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心理学。

为什么自然性并非总是必要的

从第6章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这种批评是不合理的。正如上一章所述，科学实验的人为性并不是一种缺点，事实上，正是它使得科学方法具备了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对世界进行解释。与人们通常所相信的观点不同，科学实验的人为性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科学家故意为之。科学家之所以专门设置一些非自然发生的条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决定事件发生的许多相关变量区分开来。有时候，必要条件已经在自然状态中存在，比如斯诺和霍乱病的例子。但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出现。科学家必须用新异的甚至有时比较奇怪的方法操控事件，比如戈德伯格和糙皮病的例子。很多时候，这些操作无法在自然环境中完成，于是科学家必须把所要研究的现象转移到实验室中，以便实施更精确的控制。例如在有关“重力和运动”的早期研究中，使用了一些特制的物体，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些特殊条件，以便观察物体运动。因此，为了分析一种现象，经常需要创设非自然的极端条件。

事实上，如果科学家完全禁锢在“自然”条件下观察，那么一些现象就不可能被发现。探索物质本质特征的物理学家们建造巨大的加速器来诱发基本粒子之间的碰撞。碰撞中产生的一些副产物是存在时间不到十亿分之一秒的新粒子。然而，这些新粒子的属性却有助于解释原子结构理论。许多新粒子在世界上一般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我们在自然状况下也没有机会观察到它们。因此，几乎没有人质疑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方式。为了对宇宙有更深刻的理解，即使采用一些不常见的甚至是怪异的方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不知为什么，物理学家用起来合理的方法，心理学家使用起来，就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由于公众没有意识到创造特殊条件的重要性，各类科学家都曾遭到过误解，而心理学家是这种误解的最大受害者。许多心理学家在向外行人展示关于某一行为的实验证据之后，都听到过这样的叹息：“可惜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对这种批评的进一步讨论，通常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大众的一些观念，比如，只有研究自然条件才能获得知识，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是怪异的，还不足以成为一门科学。

心理学家使用的许多技术在公众看来是怪异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技术并非心理学领域所独有，只不过心理学家把这些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类行为的研究上而已。事实上，在每一个学科的调查研究中，都能看到人们用一些类似的怪异方式来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心理学家却遭受了双面夹击。对科学方法的无知使得许多人相信心理学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于是，当心理学家像其他所有的科学家一样创造必要的特殊条件来对心理现象进行更有力、更精确的解释时，却遭到了诽谤。

禁锢于真实生活条件会妨碍我们发现许多新事物。例如，生物反馈技术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比如用于控制周期性偏头痛和紧张性头痛、治疗高血压，以及放松训练（deCharms et al，2005；Maizels，2005；Miller，1985a）。研究表明，如果通过视觉或听觉的反馈能够监测到体内正在进行的生理过程，那么人类就能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过程。这项研究促进了上述生物反馈技术的发展。当然，因为人类本身并不具备通过外部反馈来监测自身生理功能的能力，所以, 如果不是在特殊的实验室条件下，人们将很难发现人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理过程。自然条件下的观察是永远无法发现这一点的。

对“随机取样”的误解

然而有时候，类似“这不是真实的生活”的抱怨源于对心理学实验研究目的的另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媒体的宣传使许多人对调查研究开始熟悉起来，特别是选举中的民意调查。

现在人们对选举投票的一些重要特征越来越了解。具体而言，为了保证民意测验的准确性，媒体对随机取样、样本代表性等概念更加关注。这种关注导致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随机取样和代表性是所有心理学调查研究的必要条件。因为心理学研究很少使用随机的被试样本，如果根据外行人所相信的随机取样标准，那么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都会遭到诋毁，那些批评心理学研究无法反映真实生活因而是无效的论点也会受到强化。

但只要想一下其他科学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想法的荒谬。化学家从没尝试过抽取化合物的随机样本，生物学家也不曾用细胞或组织的随机样本进行实验。用于医学研究的老鼠和猴子也不能完全代表其物种。而这些研究都是在与这些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完全不同的实验室中进行的。事实上，这些条件通常很独特。然而，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结果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体生物学。大部分心理学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每一个心理学调查研究都需要使用随机样本。因此，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重点是：随机取样和随机分配不是一回事情。

随机分配和随机样本的区别

随机分配和随机取样两个词里都包含“ 随机”，因此许多人以为它们所指的是一回事。事实上，它们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采用了随机生成数字这一点。然而其目的却大相径庭。

随机取样涉及的是如何选择被试进行研究。如前所述，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要求随机取样，但当它成为必要条件时（例如在调查研究、市场调查或是选举时的民意调查中），我们则需要用一种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个样本，这种方法要确保总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同等机会被选为样本，被抽中的样本就成为随后调查研究中的被试。有一点非常重要，这种随机抽样的调查研究既可能是相关研究，也可能是一个真实验。只有使用了随机分配的方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实验。

随机分配是真实验所必需的条件。实验人员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当每一名被试被分到实验组的机会和被分到控制组的机会相等时，则实现了随机分配。为了达到这一点，常会用到像掷硬币这样的随机化手段（更常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随机化数字表格）——因为它在给被试分组时没有任何偏向。

随机分配和随机取样不是一回事，牢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弄清楚四种组合：非随机分配的非随机样本，随机分配的非随机样本，非随机分配的随机样本，以及随机分配的随机样本。大部分心理学实验没有使用随机样本，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如下一章将讲到的，研究可以检验理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方便取得的样本。如果一个研究中使用了随机分配的方法，那么它就是一项真实验，如果没有使用，那么它是一项相关调查。许多使用随机取样的研究没有使用随机分配，那是因为它们只是调查性研究，旨在寻找关联——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属于相关调查研究。然而，一些研究既使用了随机取样，又使用了随机分配，那么它们肯定是真实验。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异同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阐述了不同类型的研究要求的不同类型的预测。许多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把研究结果直接与生活中的特殊情境联系起来。对应用研究而言，预测必须是：

研究与现实生活有“一对一”，亦即穆克称作“类比”的关系，应用研究的结果必须都能直接应用。选举投票中的民意测验就是应用研究的一个例子。研究目的是预测一个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在这个例子中，就是选举日的投票结果。由于研究结果是要直接应用于现实的，因此，样本的随机性和情境的代表性问题很重要。

然而，把应用型心理学研究看做典型的心理学研究是错误的。心理学（或其他学科，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如此）的大部分研究都有着不同于应用的目的。大多数研究的预测层次是从理论到特定研究情境的预测。

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只能间接通过理论修改而被应用，这些理论与其他科学规律共同应用于一些实践性问题（Nickerson，1999）。简而言之，大部分理论研究追求的是对心理过程的理论验证，而不是把研究结果推广到现实中的某一特殊情境中去。

主要目的为理论验证的研究通常被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把数据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但是基础研究则专注于理论验证。然而，仅仅根据某项研究是否有实践性应用来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很可能会产生错误，因为这一差别常常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消失。应用研究的结果会很快得到应用。但是没有什么能比普遍的、准确的理论更具有实用性了。尽管很多科学家进行理论或实证研究的初衷并非解决具体的实践性问题，但他们发展出的科学理论或研究结果最终都解决了现实世界的许多问题。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

罗伯特·克里斯和尼古拉斯·萨米奥斯（Robert Crease & NicholasSamios，1991）在一个处于领先地位的物理学研究中心——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他们在一篇论文中介绍了一些有关基础研究拥有应用价值的例子。比如威尔赫姆·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故事，他“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当他把荧光屏放在他的仪器附近时，荧光屏就会意外地发光；结果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新现象，他称之为X 射线。三个月之后，X 射线已经被人们用来检查骨折”（p. 82）。再来看霍华德·弗洛瑞（Howard Florey），他和一个同事一起研究抗菌机制。“青霉素是他们所研究的微生物之一，这种微生物是几年前才偶然发现的，但它的抗菌功能一直没有被发现。现在的许多药物都是在一些对应用没有特别兴趣的学术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p.82）

西莫尔·凯迪（Seymour Kety，1974）也谈到了氯丙嗪这一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特效药物是如何在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科学研究中被发现的。凯迪强调，几乎所有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的发现都与精神分裂症毫无关系！历史一再证明，（通过让科学家解决特殊的实践性问题而）试图控制科学发展方向只能阻碍发展进程而非促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急于让科学家们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让其考虑“其他事情”（基础研究）的做法，被证明是最不切实际和目光短浅的。

通向实际应用的道路是非常曲折和不可预料的。为了研究关节炎，德克萨斯西南大学医药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人员试图通过遗传的方式培养一批患有关节炎的老鼠。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老鼠同时也患上了肠炎（Fackelman，1996）。这个研究团队“偶然创造出了有溃疡性肠炎的老鼠，从而为科学家们研究人类疾病提供了动物模型”（Fackelman，1996，p.302）。无论这些科学家是否在关节炎（原本想研究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在溃疡性肠炎的治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简言之，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一些研究是为了直接预测某一特殊情境而设计的，但大多数科学研究仍然是用于验证理论的基础研究。怎样把研究结果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呢？从事应用研究和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者们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前者会这样回答：“直接应用，只要实验情境和将来要应用的情境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就可以了。”因此，被试的随机取样和实验情境的代表性都会影响结果的应用。然而，进行理论检验的研究人员是这样认为的：研究结果不会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将结果用于具体的环境条件。因此，这类科学家并不关心研究的被试与其他群体有多相似，也不关心实验情境是否反映出某些真实生活的环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研究结果对现实世界没有意义呢？不是的。这些研究结果不直接应用于某一特殊情境，而是应用于理论。这种理论，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和其他科学规律相结合，共同解决某一特殊问题。

在心理学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将理论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研究十分常见。例如，许多年前手机刚刚面世，许多认知心理学家立即开始担心安全问题——人们边开车边接听手机怎么办。心理学家立即预测手机的使用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增多——不仅仅是因为接听电话的时候一只手会离开方向盘，此外，他们还担心接听电话会转移司机的注意力。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意识到，心理学家提出这些担忧远远早于真正用移动电话来做的实验研究（见Strayer & Johnston，2001）。心理学家通过理论预测手机事故问题，而这个例子中的注意力有限加工理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如，Broadbent，1958 ；Kahneman，1973）。这一信息加工理论是通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上百个实验室研究）建立起来的，开车使用手机提供了一个机会，正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预测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事实也是如此，后来使用移动电话进行研究，结果证实了心理学中注意理论的预测：移动电话的使用确实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个原因（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2005 ；McEvoy et al.，2005 ；Redelmeier & Tibshirani，1997，2001）。

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1983）就一个例子阐述了心理学中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的观点以及间接应用的性质。20 世纪30 年代，塞里格·海奇特（Selig Hecht）在《普通实验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General Experimental Psychology）（Murchison，1934）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视觉敏感度的研究，谈到了暗适应的现象。你可能有过暂时性“失明”的经历，比如当你走进一个漆黑的电影院时。但是，当你在位置上坐了一会儿之后，应该就能注意到椅子、人以及其他物体慢慢变得可以看见。如果你继续关注这个现象，你会发现视敏度不断升高的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分钟之久。

这种现象叫做暗适应，它会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在进入一间漆黑的屋子时，视敏度迅速小幅度地升高，之后缓慢大幅度升高。海奇特把两部分的升高曲线和视网膜上的两种感光细胞联系起来。密集分布在中央窝中心（视网膜的一部分，用于聚光）的视锥细胞，对红光非常敏感。分布在中央窝外围的视杆细胞，没有那么密集，而且对红光不是很敏感。海奇特根据这些事实建立了一个理论，即暗适应的最初阶段（视敏度小幅地快速升高）源于视锥细胞的适应，第二阶段（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视敏度大幅升高）源于视杆细胞的适应。

穆克（1983）提醒我们考虑一下海奇特的实验环境是完全非自然的。（非随机取样的）被试在暗室里进行反应，根据他们是否察觉到微弱的红色闪光，回答“是，我看得见”或者“不，我看不见”。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对微弱的红光作“是”或“否”的反应。然而由于海奇特并不考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到那些在暗室里对红光做“是”或“否”的反应的个体中去，所以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发生过无关紧要。海奇特所关心的是，如何根据实验室中建立的事实来验证相应的理论，从而能解释视觉系统所特有的一些基本过程，如暗适应。他并不关心他的实验情境是否符合现实世界的情况，而是关注是否能充分分离出他想研究的特殊视觉过程。

海奇特的研究发现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并不是因为他的实验情境的性质是人工的或是自然的，而是因为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建立一个有关基本视觉过程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可以与许多视觉现象相关联。他的研究揭示了人类视觉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功能关系，而这恰恰是因为他的研究情境经过了人为的精确控制。如果这一理论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它应该能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情境，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行为现象，即使所处的情境与发现这一理论的情境完全不同。换句话说，海奇特的研究结果通过对理论的影响而产生了间接的应用价值。例如，海奇特的研究结果促进了对夜盲症的治疗，改善了X 射线的识别问题（Leibowitz，1996 ；Mook，1982）。更引人注目的是，二战期间，英国飞行员在闪电战中等待希特勒轰炸机的夜间袭击时，戴上了红色的飞行眼镜（因为视杆细胞对红光不够敏感，可以保持暗适应；见Mook，1982）。从在实验室里判断小红点到辨别伦敦上空危险物体的移动，这一鸿沟是由理论跨越的，而不是通过把海奇特的实验室改造成喷气式战斗机得出的。

作者：非言语

有人早起早睡，就像百灵鸟一样勤劳；也有人晚起晚睡，就像猫头鹰一样诡异。心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昼夜节律，但是，他们的智力会因此而不同吗？

惊天秘密：晚睡晚起的人更聪明？

猫头鹰跟百灵鸟之间谁更聪明，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需要追溯到1999年的秋天。澳洲悉尼大学心理学家罗伯茨（R. D. Roberts）跟美国空军研究机构的基罗纳（P. C. Kyllonen）合作，招募了400名刚刚训练6周的新兵。两名研究者测量了新兵的昼夜节律得分、记忆力、敏捷性，结果发现越是早起早睡的新兵，他们在记忆力和敏捷性方面都要弱于晚起晚睡的同伴。因此，罗伯茨和基罗纳认为，晚起晚睡的人更聪明。不过，因为样本的特殊性，他们的结论能否得到足够多后续研究的支持，还是一个未知数。

8年后，也就是2007年，来自意大利的研究者发现，在创造思维的所有维度上（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以及跨越性），猫头鹰型的人得分都要高于百灵鸟型的人，尤其在独创性方面两者之间存在实质差距。该项研究中参与者的年龄从19岁到76岁，具有相当宽广的年龄跨度。

除此之外，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心理学家法布里（M. Fabbri）领衔的团队测查了1254名18岁到30岁的大学生，发现猫头鹰型的人更喜欢使用右脑思考，强调直觉和综合，而百灵鸟型的人更喜欢使用左脑思考，讲究逻辑和分析。通常来讲，创造性跟右脑有更密切的关系。

这些事实似乎意味着晚期晚睡的人具有智力方面的优势。——或者，智力高的人更适应晚期晚睡的昼夜节律（这种可能性被很多人忽略了）。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呢？也许对智力起源的探索有助于解释这个疑问。

进化谜题：智力有什么用处？

长期以来，智力起源的问题在心理学界都是一块空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心理学家金泽哲（Satoshi Kanazawa）在综合了早期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之后，对智力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金泽哲，像其他进化心理学家一样，认为心理跟生理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自然选择的环境是距今约250万年前更新世（Pleistocene Epoch）的非洲萨瓦纳大草原。漫长的更新世中反复出现的选择压力，造就了许多内在的心理模块，它们嵌入大脑中，高效而快速地处理许多人类祖先会反复遭遇到的相似问题：觅食择偶、躲避敌害、竞争地位、哺育后代，诸如此类。简单地说，我们具有的心理模块就像一把一把的钥匙，试图打开的是一把一把古老的锁：自然选择把能开锁的钥匙保留了下来，藏在人类的大脑中。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这些钥匙就可以派上用场。

问题来了，要是人们遇到了萨瓦那大草原上不常见或非典型的问题时，该怎么办呢？金泽哲认为，对于萨瓦纳大草原上非典型的事物，如果人类大脑不具有相应的心理模块，就会遇到麻烦。不过，时势造英雄，智力这位英雄就开始登场了。智力也是一把钥匙，针对的恰恰是进化环境中不常见的非典型问题。更进一步，金泽哲提出了他的假设，智力不影响进化环境中典型问题的解决，但是影响不常见或非典型问题的解决。

金泽哲的假设得到了某些研究的支持。来自密苏里大学的心理学家贝利（D. H. Bailey）和盖瑞（D. C. Geary），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希（J. Ash）和盖洛普（G. G. Gallup, Jr.），通过对各自收集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资料的分析，一致发现古人类的脑容量随着纬度增加而增加。除此之外，在2008年，金泽哲[8]采用了更多环境新颖性的指标（包括纬度、经度、以及经纬距离），以192个国家为样本来确定这一因素跟智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所有指标都跟智力正相关，从而支持了智力跟应对新环境或新问题有关的假设。因为新环境跟萨瓦那大草原越不一样，早期迁徙至此的人类遭遇的新问题就越多，智力更高的个体因而具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揭开谜底：聪明人更适应夜生活

金泽哲2009年把自己的智力假设应用到昼夜节律方面，初步解释了为什么聪明人更适应夜生活。

在远古环境中，人类更多地是在白天进行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比之下，夜晚可以说是一个进化上更新颖的环境。金泽哲认为鉴于夜晚是一种进化上的新环境，因此聪明的人更善于在这种环境下活动。在一项对美国青少年的追踪研究中，金泽哲测量了包括15197名18到28岁的学生首次参加研究时的智商，以及最后一次参加研究时的作息安排。控制了性别、年龄、种族等因素之后，结果和预期的一致：无论在周日还是在平时，智商越高的学生入睡时间越晚，起床时间也越晚。这些学生1994-1995年之间的智力水平跟他们2001-2002年之间的作息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不过，金泽哲也注意到，把各种因素控制之后，智商对昼夜节律的影响程度大大降低，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智商对作息时间的回归系数小于百分之一，这意味着假如两个人有不同的作息时间，智商也只能解释两者之间少于万分之一的作息时间差异。因此，这个研究一方面说明了智商的确影响作息安排，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种影响的直接效应是非常小的。

令人惋惜：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过，虽然很多研究都发现晚起晚睡的人在智力和创造性上得分较高，不过这些优势似乎没有对他们的的学习成绩带来好处。相反，晚期晚睡跟学业成绩糟糕之间通常有着密切的关系。2011年，来自土耳其萨卡里亚大学（Sakarya University）的贝索卢克（Ş. Beşoluk）通过对235名17-19岁高中生的调查发现，早起早睡的人能容易升入大学，他们的大学入学成绩更好。这一结果被来自德国特里尔大学（University of Trier）的普瑞克尔（F. Preckel）等人重复验证：对272名德国中学生的调查也显示，早起早睡的孩子成绩更好，他们无论是在平均绩点方面，还是在数学或者语言学科方面，得分都要显著高于晚起晚睡的孩子。这一结果在排除了其他因素之后依然成立，这些因素包括认知能力、责任心、认知需要、成就动机，以及性别。

除了这种小规模的调查之外，普瑞克尔等人在2011年的《学习与个体差异》（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综述。他们千万百计收集了11个探索作息差异跟认知能力关系的研究结果，包括2177名被试；13个探索作息差异跟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结果，包括3220名被试。运用元分析的方法，他们重新计算了作息早晚的个体差异跟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的整体关系，结果发现：晚起晚睡跟认知能力呈正相关（r＝0.08），但跟学业成绩呈负相关（r＝-0.14）；早起早睡跟认知能力成负相关（r＝-0.04），但跟学业成绩呈正相关（r＝0.16）。简单地说，晚起晚睡的人的确似乎在认知能力包括智力和创造力方面更有优势，但他们在学业成绩方面却相对落后，而早起早睡的人在认知能力方面整体而言相对落后，但他们的学业成绩却比较优秀。值得注意的是，作息早晚跟认知能力的相关总体较低，而跟学业成绩的相关总体较高。即便如此，作息早晚跟这些因素的相关整体而言还是非常小的，因此作息早晚只能作为解释学习成绩不同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普瑞克尔等人认为，进化心理学可以解释作息早晚跟认知能力方面的正向关系。陌生的黑夜环境，也许真的就如金泽哲设想的那样，作为一种进化史上的新颖环境，需要具有更高的智力和创造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因而擅长在夜间活动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该如何解释作息早晚跟学业成绩之间的负相关呢？普瑞克尔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同步效应，即作业的环境跟测试的环境一致的话，测试成绩就会比较高。善于早起早睡的孩子因此在白天的环境里学习效率高，学业成绩好。

不过，有的研究并没有支持这种同步效应的假设。于是，第二个可能的理由出场了，睡眠剥夺。晚起晚睡的学生白天没有精神，容易分心，学习成绩自然难以出类拔萃。除此之外，晚起晚睡的孩子容易有各种行为问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适应学校生活和人际关系，这可能也会影响他们对学业领域地投入。

结语：理解晚起晚睡的意义

罗伯茨等人的研究发现了昼夜节律跟智商高低之间的正相关，不过这些相关通常都很低，而且研究者们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给出明确答案。到底是昼夜节律影响了智商高低，还是智商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昼夜节律呢？从金泽哲的观点和研究来看，更准确地说法是聪明的人更擅长在夜晚活动。因此，夜猫子里面智商高的人自然要比一般人多。这个结论反过来就未必对了：晚起晚睡的人并不一定智商高，因为导致晚起晚睡的因素多了去了。鉴于昼夜节律的个体差异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性，这可能意味着百灵鸟很难通过调整自己的睡眠时间变成猫头鹰。当然，他们也更不可能通过调慢自己的昼夜节律而提高智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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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作者 Alex Cherney ，图片来自apod

春雨纷纷，越来越多的关于雨的话题也随之到来。无论是电波中说的天气路况，还是学子口中背诵的清明时节雨纷纷，都为这雨天平添了一抹黯然。在这窗外嘀嗒作响的下午，你是否发现，我们的心思往往都特别容易被这雨水带走，去回忆和感伤往日的情怀。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感觉，也确实是一个事实，每当天气降温、雨水落下，我们的情绪便和这天一样，阴沉起来。

曾经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当时赤道东太平洋水温比往常高出了4摄氏度，而一些沿海国家都承受了大量的雨水天气。像是厄瓜多尔南部和秘鲁北部部分地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竟下了100英寸的雨，河水的流量是正常的一千倍。在这个事件中，全世界有2100人丧生，几十万人被迫疏散，更多的人无家可归。也正是由于这次强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全球性的灾难，各国科学家才渐渐开始重视其厄尔尼诺现象和全球变暖。而不仅仅是环境学家，医生们也从这两年的病例中发现，1982年至1983年的“厄尔尼诺事件”，使得全球大约有10万人患上了抑郁症，精神病的发病率上升了8%，交通事故也至少增加了5000次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这些自古有之的自然现象，我们从出生之日，它们就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还会对我们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

如果想知道这个奥秘，那么我们就得先重新认识一下“雨”。众所周知地球上的水受到太阳光的照射后，就变成水蒸气被蒸发到空气中去了。水蒸气在高空遇到冷空气便凝聚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都很小，直径只有0.0001～0.0002毫米。它们又小又轻，被空气中的上升气流托在空中。就是这些小水滴在空中聚成了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一定知道，当云中水滴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落下形成雨。正是这个过程中，空气中水蒸气的比例迅速增大，整体气体密度就会降低， 而影响气压的因素呢，恰恰就是密度、高度。所以，我们除了会看到乌云密布之外，也会感到气压降低。甚至会看到雷电交加、狂风肆起。

说完“雨”了，貌似这一系列和心情糟糕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刚刚说到，一般下雨的时候，都会阴天，所以才会有阴雨绵绵的说法。这一阴天可不要紧，人体中一个小腺体可就开始活泼起来了，这个小东西就叫做松果体。这松果体呢，深藏在人的脑内，中脑前丘和丘脑之间。通俗一点说，它就在头顶正中央下方，额头的深处，是一个长约5～8mm，宽约3～5mm的这样一个灰红色椭圆形的豆状小体。别看它小，但是它的能力可不小。虽然松果体平日里藏在脑内深处，但是它对于光线的感知还是极其厉害的。当它接受持续光照时，个体就会变小，细胞活动也降低不少。但是一旦外界环境变暗，或者不接受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便会撒欢起来。它一活跃不要紧，大量分泌的松果激素便让整个人体内的其他激素水平都相对降低了，而这些相对浓度降低的激素里，恰恰有让人激发振奋功能作用的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这样一来，我们就相对的容易表现出情绪欠佳，甚至萎靡不振。如果恰逢长期的阴雨季节，那么情绪的低沉便会更加明显了。

除了阳光问题，低温低压也是造成我们情绪受伤的另一个原因。刚才说到，由于下雨水蒸气大量聚集，空气中气压便会降低。如果气压低了，大家都知道会憋气。这一憋气，稍微动一下就需要比平时更多的氧气， 正是所谓的事倍功半。虽然，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也不会有什么切实的“功绩”损失，但是因为身体的不适，必然会造成心理上的不舒服。同时，人体在低压环境下对于温度更加敏感，下雨时空气流动加强，温度自然也随之降低。我们都知道，这温度一低，人就不愿意动。这是由于人体的自身防御机制被启动了，低温条件下许多器官都会受损，所以大脑在处理低温信号时，就会告诉一些运动神经别太活跃了。神经对于各种信号的处理迟缓了，自然心情也会受到影响了。

除了生理上的不适造成的情绪低落，下雨本身的心理因素也是极多的。当下生活节奏太快的让我们都有些应接不暇，所以，各种“简式思想”便在很多人脑中普遍存在。大家都想在生活中尽可能的简化一切繁杂冗余，但是如果一旦下雨就会给我们造成各种不便。比如说，需要准备雨具、道路湿滑、无法参加户外活动、一些计划不能实施等等。这些不便产生的同时，我们心理的自我防御机制中“压抑机制”便会响应。我们会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些不便，强烈的压抑心理自然会应遇而生许多负面情绪，心情自然不会高兴。

当然，这些是造成心情不好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一些原因。但是，在临床心理学中，这一类影响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些情愁仅仅是我们情绪上的不适，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社会功能、生活功能。很多时候，随着遇过天晴就会一挥而散。可是，这样的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累积，并且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便会引发不可小看的后果。像是“季节性抑郁症”、“恶劣天气恐怖症”这些都是由于雨水天气而引发的一种“气象病”。

古谚云：“天昏昏令人郁郁。”自古对于这种气象引发的心理问题就有所关注，“气象病”的发展已经得到很大程度关注，在国外，天气预报每天除了要告诉大家今天具体的温度外，还会针对这一天气提出一些合理性建议。比如今天小到中雨，很可能播音员会告诉大家准备好您的雨具，出行时注意道路湿滑。有心理疾病的朋友，如果感觉不适一定要给您的医生打个电话。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等等。这些“因天制宜”的防范措施和建议都是需要我们认识和知道的，而“因天制宜”的理念也应成为我们日常预防疾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意识的，在熟悉本地天气和气候变化规律的前提下，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如果最近要变天，那么最好提前做好一些生活上的和心理上的准备。以便把对于我们的影响降低到最低。

既然说到了影响，其实天气对于人的影响也是可以分级预警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最简单的可以分三级来对待。首先，当然是轻度影响--轻微波动。这一类影响呢，是当天气发生变化时，我们并没有因此感觉到痛苦，但是，情绪上或者健康状况还是略有波动的。再严重点呢就是中度影响了--也就是不稳定型。容易受这一程度影响的人，一般情况职物神经系统都相对不够稳定，对坏天气的刺激反应比第一种类型的人剧烈，也更早。当天气骤变时，他们会头痛和睡不好，感到疲倦、情绪不好并变得易激动；可能还无法集中注意力；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只喝少量的酒也会在酒后有巨大的反应；开车时反应比平时迟钝。据调查，大约有60％的人觉得自己属于这种类型。第三种程度当然是重度敏感型的了，这种类型的人通常是是伴随着一些其他身体疾病的，他们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风湿性关节炎，或受过伤，如骨折等等。当天气突然变冷或变热时，他们可能会感到伤口疼痛或者慢性病加重。

这种简单的影响分级，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会收到想下雨这种天气的影响。就像是身体素质不同一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心理体质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当面对同一中外界刺激时，不同人所产生的反应也是不同的。这就好像，催眠游戏的现场，催眠师总是要提前和观众做一些交流、甚至游戏，就是为了选出那些容易接受暗示的人，一会儿来配合效果一样。面对阴雨的心理影响，大家也是不同的。有些人好像林妹妹那样多愁善感，但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受到情感暗示的人，那么了解这些影响程度，便可以去学习一些应对这一不良情绪的方法。

像是因为雨季的到来，容易带给许多人凄凉、郁闷、悲哀、忧虑和伤感的情愁，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了解了自己的情况。便可以具有针对性的做出一些选择。不稳定型的人们需要保持愉快乐观情绪的，那么就要从加强体育锻炼、保持营养平衡入手。学会放松精神、寻找适合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办法。在产生情愁的时候，积极的面对，科学的回避。同时，由于松果体的重要影响，美国心理学家诺曼·罗森德博士利用光照疗法对六名随季节行为和情绪反应失调的儿童进行治疗，结果发现，有5名儿童效果十分显著。依据此结论费城杰弗逊大学的拜仁·纳德医生便发明了一种能治疗季节性忧郁症的日光帽，患者每天戴3个小时，便可大大缓解季节性忧郁症的症状。轻度影响的人们，更不必担忧，发现自己情绪低落时，只要注意转移不良情绪，郁闷出现时不妨听听音乐或参加体育活动。同时，可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多去郊外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平时去累积好的心情，当负面情绪出现时及时的为自己找到宣泄途径便可以了。

理解了雨天为什么会对我们的情绪影响之后，大家就应该在较长的阴天寡照日子里，有意识地注意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了。无论怎样的雨天，无论怎样的气候，真正影响我们的其实正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时刻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么就再也不怕这雨这风，反而当春雨骤降的时候，可以静静的坐下来，趁机歇歇脚。好好的去品品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好日子。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见证为伪科学打开方便之门

有时候有人会说，类似刚才所讨论的种种伪科学，只不过是人们给自己找乐子的一种方式，无伤大雅。再者说，我们又何必较真呢？不就是有几个人在异想天开，而另外几个人从中赚点儿小钱吗？

然而，对此问题进行一番彻底的考察就不难发现，伪科学的盛行对社会的危害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在一个复杂的、科技化的社会中，一些能够影响千万人的决策会为伪科学的影响推波助澜。也就是说，即使你并不认同这些伪科学的观念，你也可能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例如，大银行和一些500 强企业雇佣笔迹学家来做人事选拔（Sutherland，1992），即便大量的证据表明，笔迹学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是没有作用的（Ben-Shakhar，Bar-Hillel，Blui，Ben-Abba，& Flug，1989 ；Neter& Ben-Shakhar，1989）。伪科学的笔迹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使雇主忽视了其他更有效的选拔标准，导致的结果是经济上的零效益和对一些人的不公平待遇。如果仅仅因为笔迹中有一个连写的“小圈圈”，就让你丧失了获得一份你很心仪的工作机会，你会作何感受？或者，你求职被拒，只是因为一个“通灵师”从你的“气场”中看到了一丝扰动，你又会作何感受？事实上，这类事情的确发生在一些人身上，一些公司会花钱请人为求职者进行“通灵分析”。例如，苏姗·金（Susan King）是一个所谓的“通灵大师”，公司花钱请她运用“读心术”来为人事决策提供帮助。“尽管一些雇主会请她来参与最后一轮面试，或者在随后的鸡尾酒会上让她去观察一些入围的候选人”，但她宣称她甚至不需要见到这些申请者——她可以从照片或是他们的姓氏中发现问题（Kershaw，1991）。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这是你所期望的决定自己能否获得一份工作的方式吗？

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绝非凤毛麟角（Shermer，2005 ；Stanovich，2004 ；Sternberg，2002）。当伪科学的观念渗透于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即使我们并不认同这些信念。例如，警局雇通灵师协助办案（Marshall，1980），即便研究表明这一举动是没有任何效果的（Hines，2003 ；Rowe，1993）。ABC 电视网络的制作人居然花钱请好莱坞的通灵师帮助他们确定节目内容，要知道电视网络可是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通信科技（Auletta，1992，p.114）。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有个占星师曾受雇于里根时代的白宫，专门为“总统演说的时机、穿着打扮、与州长会面、飞机的飞行时刻表甚至讨论的议题等”这类事项提供建议（Johnson，1991，p. 454）。

如今，类似占星术这样的伪科学是一项巨大的产业，涉及报纸专栏、广播节目、图书出版、网络、杂志文章以及其他各种传播渠道。星相学杂志的发行量要比很多正规的科学杂志大得多。据美国众议院老龄化问题委员会估算，浪费在医疗骗术上的钱已经达到数十亿美金。简而言之，伪科学是个油水颇丰的行当，数以千计的人靠公众的盲信盲从而获得收益。

医学领域中的伪科学话题具有借鉴意义，因为在抨击伪科学，以及把正规的与不正规的医疗实践划清界限方面，医学界的各类组织都比心理学界表现得更为激进和勇猛。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由关节炎基金会出版、曾被美国众议院老龄化问题委员会所引述的一套识别不道德药品推销员的指南：

1. 他或许会提供一种用于治疗关节炎的“特别的”或“秘密的”处方或设备。

2. 他会做广告，用的都是“个案史”和“满意患者”的见证。

3. 他或许会承诺（或者暗示）能够快速或轻松见效。

4. 他也许会声称知道关节炎的成因，并且说能够“清除”你体内的“毒素”，同时促进你的健康。他或许会说外科手术、X 光和医师所开的处方是没有必要的。

5. 他或许会指责“医学体制”故意阻碍了进步，或者迫害了他……但是他不允许他的方法以已有的或已获证明的方法来验证。（U. S.congress，1984，p. 12）

这份清单同样可以作为识别带有欺骗性的心理学疗法和理论的指南。在这里，请注意第2 条，这正是本章关注的焦点。同时注意，第1条和第5 条论证了之前所讨论过的一个观点：科学是公开的。除了宣扬见证叙述作为“证据”，伪科学的从业人员经常以指责他人有意要压制他们所获取的“知识”，以此试图逃避“公开可证实”这一科学的标准。这样，他们就有借口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走进媒体，而不是通过正规的科学出版程序将这些成果公诸于世。通常，这种伎俩在心理学领域中更为成功，因为相比于其他科学领域，媒体通常对心理学的正常科学机制缺乏尊重。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在第12 章中我们将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媒体从来不会考虑去报道物理科学中未经证实的主张，但如果这类主张是心理学方面的，就会被当做正规的心理学话题加以报道，因为新闻记者早就被宣扬“心理学里没有规则”的伪科学洗了脑。然而，消费者必须意识到，电视和纸质媒体只要认为读者有需要，就会报道心理学领域中任何出格的主张，无论这些主张与已有证据之间是多么矛盾。最终的受害者是公众。

有关神奇疗法的宣传助长了人们的错误希望，当希望破灭时，会给人们造成心理上的致命打击。在我关于这个问题所掌握的例子中，其中最卑劣的案例之一就是一篇来自杂货店小报的文章，标题冠以“通灵师展示盲人如何通过超感官知觉看见东西”。人们可能会由于身陷伪科学的重重包围而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知识，通灵外科手术的倡导者暗中怂恿人们把钱花在骗人的疗法上，并且忽视对患者有帮助的传统的“非通灵的”的医疗手段（Angell & Kassirer，1998）。在一个关于医疗保健欺诈行为的市民大会上，“密歇根反健康欺诈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展示了一则骗人的、治疗癌症的小册子，上面写着“本产品不能与其他癌症疗法同时使用”（“听上去像真的”，1990）。类似案例已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算的。

心理学家越来越关注医学骗局在互联网上的蔓延，以及它对健康带来的损害。麦克斯·考皮斯（Max Coppes）博士不得不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了一封信，警告人们注意医学中的伪科学所带来的危害（Scott，1999）。他描述了一个9 岁女孩的案例，这个孩子在经历癌症手术之后，如果接受化疗的话，将会有50% 的机会可以多活3 年。但她的父母找到一种未经验证的、利用鲨鱼软骨的偏方来代替化疗。小女孩在4 个月后失去了生命。

当我正在讲述这个话题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针对我的演讲提出非常中肯的问题：“你不也是正在用生动的个案来阐述你的观点吗——这种做法难道不正是你所反对的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并且它让我有机会详细阐述本章中包含的一些论点间的微妙之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运用了生动例子来阐述观点。但是，是为了阐述观点，而不是为了证明观点。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两点：主张的提出和主张的交流。对于每个主张，我们都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不是基于鲜活的见证？这会产生四种可能的情况：

1. 一项主张基于鲜活的见证，同时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2. 一项主张基于鲜活的见证，同时不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3. 一项主张基于证据而非鲜活的见证，同时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4. 一项主张基于证据而非鲜活的见证，同时不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本章中的一些讨论属于第3 种情况：一项主张基于证据而非鲜活的见证，同时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例如，我引用了很多非见证的证据贯穿整章，就是为了说明：个案研究的证据不能用于建立因果性结论，

鲜活的例子在人们的判断中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伪科学的代价巨大等等。对于这些主张中的每一项，我都标出了引证和参考文献。尽管如此，出于交流的目的，我使用了一些鲜活的案例，将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主张上，并让它们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关键的一点是，支持这些主张本身的并不仅仅是鲜活的见证。比如，我曾使用一些鲜活的例子来阐述“鲜活的例子在人们的判断中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一事实，但是这一主张的证据包含在我所引用的经过了同行评议的科学证据之中（例如，Kunda，1999 ；Lassiter et al.，2002 ；Nisbett & Ross，1980 ；Sinaceur，Heath，& Cole，2005）。

回到这部分的主要观点上并做个总结吧：伪科学的传播所造成的代价是巨大的。需要搞清楚哪种类型的证据能够揭示某种现象中蕴含的道理或理论是否可信，如果搞不清楚这一点，就会大大有利于伪科学的传播。由于见证叙述可以为任何主张提供唾手可得的支持，以及自身所具备的冲击力，见证打开了通往伪科学的大门。对于心理学信息的消费者来说，对它们保持警惕应当是头等大事。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证实某种主张的合理性时，究竟需要哪些类型的证据。

小　结

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在心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有用的，因为此时，寻找有趣的现象和待研究的关键变量很重要。虽然个案研究在早期的、理论形成前的阶段是有用的，但在研究的后期，当对理论进行检验之时，个案研究就毫无用处了。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孤立现象，个案研究的结果遗漏了太多其他可能的解释。为何个案研究和见证证据对于理论检验来说是没有用的？要想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想一想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是指，无论疗法是否包含了有效的成分，人们都倾向于报告任何疗法都对他们有效。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催生了许多关于疗效的见证叙述，致使对一种心理（或医学）疗法效果的证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原因就在于，无论治疗手段是什么，安慰剂效应都会使人们提出证实其疗效的个人见证。

尽管见证证据在检验理论的时候是无用的，但心理学研究指出，由于鲜活性效应，这类证据经常被人们过分地倚重：对于更为生动、并因此在记忆中更易提取的证据，人们会赋予其过高的权重。对大多数人来说，见证证据就是一种格外生动和鲜活的信息，因此，人们在验证某一心理学主张的合理性时，会过度依赖这类证据。事实上，理论主张是否合理，是不能用见证叙述和个案研究的证据来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