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 近日一则帖子在各大论坛和微博上广为流传，内容为一女性自称通过“每天在他水杯里下黄体酮(一种雌激素)”、“经常买有助于杀精的食物，如香菜，可乐”来报复自己出轨的丈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他那根终于举不起来了”。
真相： 尽管报复行为不可取，但这种奇特的手段吸引了许多网友的目光。这样的手段究竟会对男性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报复又能不能顺利实施呢？

黄体酮是什么？对男性有什么影响?

帖子中对黄体酮的注解是“一种雌激素”，这一点是错误的。事实上，黄体酮是一种孕激素，人体自身即可产生。黄体酮的主要生理作用是帮助子宫准备并维持妊娠，同时也对受精过程有重要作用。正常状况下，男性体内也会产生少量黄体酮，生理水平下不会抑制男性性功能。在医疗中，黄体酮主要用于治疗女性因内分泌失调导致的闭经和子宫异常出血，预防流产，也可与雌激素共同用于更年期激素替代治疗。

服用额外的黄体酮会对男性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黄体酮作为一种药物，并没有批准用于男性的适应症，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给一名男性患者长期口服黄体酮的情况，因此很难找到这方面的临床数据。

不过，同属孕激素类的其他一些药物，如环丙孕酮、去乙酰环丙氯地孕酮则被用于男性前列腺癌的治疗。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来推断同类药物黄体酮对男性造成的影响。

在接受环丙孕酮等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常见的与性功能相关的药物副作用包括性欲减退、精子减少，以及勃起功能障碍。这是由于较大剂量的孕激素可以抑制男性体内的促性腺激素的分泌，从而抑制精子的产生。而且孕激素还可以阻止雄激素与其受体结合，从而拮抗雄激素的作用。

由于药理剂量的孕激素可降低男性性欲，这类制剂被用于对性犯罪者进行“化学阉割”（关于化学阉割参见《化学阉割？没那么恐怖》）。

化学阉割所使用的孕激素包括长效醋酸甲羟孕酮和环丙氯地孕酮等，它们是人工合成的孕激素类药物，作用与黄体酮类似。不过，这些孕激素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同样的剂量，对一些人性欲抑制作用较大，对另一些人则影响轻微，服药后也不是一定会发生勃起功能障碍。

由此可以推断，长期服用黄体酮造成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及精子减少是可能的。其影响程度因人而异。

不过，与避孕药对女性生殖功能的抑制类似，这种影响也不是“毁灭性打击”，随着停药和体内激素水平恢复的过程，性功能可逐渐恢复至正常。

黄体酮可以偷偷下到水杯里吗？

黄体酮是一种脂溶性物质，它的结构与胆固醇类似，物理性质也差不多，都易溶于油脂而在水中几乎不能溶解。而且，黄体酮的口服制剂并非药片，而是将油状药物包裹起来制成的胶丸。这样的制剂很难完全溶解在水中，而残余未溶解的油状物质势必会引人注意。

当然，或许流言中所指的“黄体酮”是临床上更为常用的另一种药物“安宫黄体酮”（醋酸甲羟孕酮，一种人工合成的孕激素，作用与黄体酮类似）。安宫黄体酮为片剂，碾碎加到杯子里不会有惹人注意的油滴出现。但这种药物的水溶性依然很差，同样面临难以溶解的问题。

因此，想要在水杯中偷偷下药并不容易。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黄体酮没跑到老公的肚子里，却被洗杯子的洗洁精带进了下水道。

“杀精食物”靠谱吗？

流言中提到了香菜和可乐两种“杀精食物”，不过，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常吃香菜或常喝可乐会对精子数量和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关于可乐杀精的流言解析参见《可乐本就是杀精药？》。

类似的“杀精食物”的说法并不少见，但这些说法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例如流传广泛的“杀精食物”芹菜和大豆，虽然有一些动物试验提示它们对雄性动物精子质量有所影响，但这一结论从未在临床研究中获得证实。而且，这些动物试验采取的都是长期大量喂食的方法，和人的一般饮食有较大差别。理论上说，这些食物中含有一些物质，有类似于雌激素的作用（如大豆异黄酮），而雌激素与孕激素一样，在大剂量时可以抑制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因此，大量食用时，不排除这些食物有影响精子质量的可能。不过，一般饮食很难摄入如此大剂量的类雌激素物质。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这种影响，也只是暂时的，随着体内激素水平恢复影响就会消失。

结论： 黄体酮不是雌激素，也不能溶到水，要靠往食物、饮料里投放这类药物来害人，得花很多心思不让受害者发现才能做到。长时间摄入此类物质对男性性功能的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停药后体内激素水平一旦恢复就会好转。而至于“杀精”，大剂量孕激素可暂时造成精子减少（停药可恢复），但没有证据表明可乐和香菜对此有影响。

参考资料：
[1] Living with hormone therapy： A guide for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
[2] Hormone drug: Cyproterone acetate
[3] 贾悦，崔毓桂，狄福松。孕激素与男性生殖
[4] 相关药品（黄体酮、环丙孕酮、去乙酰环丙氯地孕酮）药品说明书

本文已发表于果壳网 谣言粉碎机主题站 《报复小三，化学阉割你老公？》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消化道是如何工作的？消化腺又是如何分泌消化液的？这些分泌和调节又是身体的哪部分、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调节的？当我们不慎割伤了手臂，局部的血管和正常情况下又有什么不同？血液为什么会凝集，又为什么有时会血流不止？心脏为什么会不断跳动？睡眠时为什么呼吸不会停下？......生命活动中的种种现象总是人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然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囿于技术水平落后或陈旧观念的束缚，类似上述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回答。生理学的大发展，仍然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而对于以解除伤痛为天职的医学来说，没有“知其所以然”的生理学成果，也就谈不上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诺贝尔奖将生理学和医学并列，也应是出于这种考虑。

1921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由于没有出现满足遗嘱要求的候选人而空缺。一年之后，这项荣誉被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两位科学家分享。他们所研究的课题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生理现象：肌肉收缩。有趣的是，获奖人阿奇巴尔德•希尔（Archibald Vivian Hill）和梅耶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在这一问题上分别走了截然不同的研究之路。

人体在静息状态下，内脏是产生热量的主要部位。此时肌肉产生的热量与脑组织的产热量大致相当。而当机体运动和劳作时，由肌肉产生的热量可达全身总产热量的九成以上。在寒冷的冬季，我们往往有“瑟瑟发抖”的经历，这正是肌肉作为产热器官发挥保暖作用的时刻。既然肌肉收缩能够带来热量，那么从研究肌肉产热规律的角度入手，也许就能发现肌肉收缩的深层机理，这便是希尔的科研思路。不过，大量肌群的频繁收缩虽然产热量可观，但具体到一小块肌肉，例如实验用的蛙肌，其产热量就不容易测定了，好在前人已经针对这个难题做了充分的工作。1910年，希尔第一次利用Blix设计的热电偶检流计检测肌肉产热的规律。在实验中他发现，肌肉产热并不简单，产热量随着时间推移有着相应变化：一部分在初始时产生，还有一部分延迟产生。对此，希尔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观察，他分别测定了肌肉在各种状态下（收缩或舒张）的产热情况，并将肌肉收缩分为几个时相。在机械活动早已停止的最后一个时相中，热量仍在产生，若此时断绝肌肉供氧，则这种产热将不再出现。这个现象很有启示意义：众所周知，肌肉的收缩或者抽搐并不依赖氧气供应，没有氧并不妨碍肌肉完成动作；希尔发现的这种机械活动完成之后的、依赖氧的产热过程暗示了肌肉收缩后的一个恢复性氧化反应，尤其在肌肉疲劳时，这个反应更为明显。由于希尔的发现，研究者们开始更加关注静息和疲劳时的肌肉。

针对发生在肌肉收缩时化学反应的研究也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有人发现离体肌肉在经过反复刺激后会变酸和变得僵硬。后来人们发现，这种令肌肉变酸的物质是乳酸。在希尔之前，已经有两位科学家发现离体肌肉不仅能产生乳酸，还能转化乳酸，后者取决于肌肉是否得到了足够的氧。可见，乳酸并非像之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代谢副产物”。希尔推测，在肌肉的代谢活动中，乳酸很可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学物质参与反应，肌肉中乳酸的产生与氧供没有关联，但乳酸的转化和燃烧则需要氧气的支持。

希尔关于乳酸和肌肉代谢的论断被另一位获奖者梅耶霍夫证实了。1918年，梅耶霍夫在研究组织的呼吸作用时将重点转向了肌肉组织的氧化代谢。在对肌肉组织的代谢情况做了一系列测定后梅耶霍夫发现，在肌肉收缩恢复期，氧气消耗要比同时发生的乳酸代谢高出1/3到1/4，同时这种氧气消耗也要大于实际产生的恢复期产热量。梅耶霍夫还对各时期肌肉中的碳水化合物与乳酸的含量进行了测定：当乳酸在肌肉中蓄积时，糖原等碳水化合物便消失了；而当乳酸减少时，碳水化合物同时增加，且增加的数量相当于消失的乳酸与氧化燃烧掉的乳酸的总和。实际上，在肌肉恢复期，大部分乳酸并未被燃烧掉，而是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储存了起来，转化与燃烧的比例大约为3/1。在缺氧的条件下，反复收缩的肌肉会不断蓄积乳酸，直至在两次收缩之间仍无法恢复，肌肉进入强直疲劳状态。

至此，有关肌肉收缩时的代谢细节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在良好设备的帮助下，希尔利用物理学的办法找到并详细分析了肌肉产热的规律；而梅耶霍夫则从化学角度入手，经过仔细计算和定量实验阐明了乳酸在肌肉活动中的氧化和向糖原的转变。难得的是，两位获奖者在大多数时候并非协作的关系，而是分别独立地做出了自己的发现。研究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却殊途同归，最终结果相互印证，堪称佳话。

对新手父母而言，没有比孩子生病更令人揪心的事儿了。与成人疾病相比，儿童往往起病急，症状变化快，更需要准确而合理的应对。因此，家庭常备一些应急药物十分必要。不过，在药物的选择和使用方面，目前的流行观念仍存在不少误区。前不久网传一个“90后妈妈的常备药箱”，里面推荐了不少家庭常备药物，详情如下：

这份详尽的药单据称来自作者的“吐血整理”。然而在我看来，该药单谬误甚多，并不适宜家庭常备。那么，小儿的家庭应急药箱究竟该如何准备呢？

小儿疾病的特点

在准备药物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小儿疾病的特点。通常，我们将小儿按照年龄划分为婴儿（0-1岁）、幼儿（1-3岁）、学龄前期（3-7岁）和学龄期（7岁至青春期开始前）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小儿的成长发育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疾病谱也有所不同。父母首先要对孩子当前阶段的成长特点有所了解，才不至于在疾病到来时手足无措。

婴儿期的孩子飞速成长，体格、动作和智力发育最为显著，由于喂养失当而造成的营养不良和消化紊乱比较常见。随着从母体继承的抗体逐渐减少加之自身的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婴儿在6个月之后逐渐对细菌、病毒易感。

幼儿期孩子发育减缓，但认知能力继续增长，对周边事物的好奇心增加。此时的孩子除了易患一些感染性疾病外，还可能由于看护不严而发生一些意外，例如创伤或中毒。

学龄前和学龄期儿童活动范围更广，与社会接触更为频繁，社交范围继续扩大，发生意外事件（外伤、中毒）的几率也更高。此时儿童的免疫系统已较为成熟，计划免疫已基本完成，消化道和呼吸道常见病菌的感染较为常见。一些常见的流行病也容易于这个时期在孩子们之间流行（例如流感、流行性腮腺炎，结膜炎等）。

如前所述，小儿疾病往往发病急，变化快，症状比较明显，应对得当的话痊愈也比较迅速。因此，对于各个时期的小儿，常备应急药物也应具备针对性。

小儿应急药物的使用原则

总体上说，家庭使用应急药物的目的在于缓解症状。对于轻症而言，缓解症状辅以休息和营养将有很大可能使患儿和家长免去求医之苦，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应对合理的基础之上。对于重症而言，家庭应急是为了减轻病痛对患儿的进一步伤害，为求医争取时间。因此，准确判断孩子的病情轻重是用药的前提。家长们最应该掌握的是区分哪些情况应该立即送医，哪些情况可以在家暂时观察。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药物清单混淆了症状和疾病，自以为是地列举了一些病名和治疗药物，模糊的中医观念混杂其间，完全没有任何实用意义。

与成人一样，判断小儿病情轻重也应从四大生命体征开始，即体温、脉搏、呼吸、血压，同时加上神智和精神状态。病情严重时小儿往往会精神萎靡，相反，精神状态良好、玩闹如常的小儿即便体温很高，家长也不必过分担心。脉搏在体温升高时会相应加快，如果体温下降而脉搏很快（100次以上），家长应立即送医。食欲和二便情况也很有用，重病孩子的食欲不会很好。生病期间父母应关注孩子的大小便情况，尤其是小便的次数和量，因这是反映孩子肾功能和循环状况最直观的指标，少尿的孩子不应在家继续观察或用药。

如何选择和使用应急药物

婴幼儿期的孩子常见腹泻和便秘。对于腹泻（每日大便超过4次），治疗主要以防止脱水为主。为补充足够的水和电解质，家中应备有口服补液盐，以备必要时冲饮服用。腹泻次数较多时应马上送医，不可自行服用止泻药。急性肠胃炎往往表现为上吐下泻，其处置方法与前面类似。如果呕吐严重无法进水则应立即送医。小儿便秘多数可经调整饮食缓解，如果长期不解大便，可用少量开塞露帮助排便。

无论是呼吸道感染还是消化道感染，都可能伴随小儿体温升高。体温低于38.5度时不用退热药，可用温水擦拭身体帮助降温。物理降温无效体温继续升高时可选用一些针对小儿的退烧药，如布洛芬（如美林）或对乙酰氨基酚（如泰诺林），必要时可交替使用。高热、退热药效果不佳或热退后迅速回复高热的立即送医。

小儿呼吸道感染及感染后往往伴随咳嗽。咳嗽的处理也应区分对待。在疾病尚未明确前，家长不应自行使用镇咳药物（如止咳糖浆等）。流鼻涕，打喷嚏，发热以及咳嗽往往是感冒的表现，市场上有很多针对儿童感冒的OTC（非处方药物），其主要成分大同小异（主要含美沙芬，伪麻黄碱，氯苯那敏等），因此可于家中常备此类药物用以应急。但应提醒家长的是，某些小儿用药并非适合所有小儿，例如惠非宁（小儿）就不应用于2岁以下的幼儿，在服药前应注意阅读药品说明书。一些患儿在感冒治愈后会遗留长时间的干咳，对此类咳嗽，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止咳药物。感冒时鼻涕多为清涕，如遇黄色脓涕伴头痛则说明患儿并发鼻窦炎，此时应送医院就诊，不可自行服药；咽痛伴高热往往提示扁桃体炎，此类急性细菌感染均不宜在家自行服药，应以医生处方为准，更不宜自行使用抗生素。

小儿外伤很常见，家中应备有必要的消毒药品。常用医用酒精和碘伏（碘伏稀释后使用）。伤处尽量不用红药水或紫药水涂抹，因其颜色可能影响医生判断伤情。药店出售无菌纱布、棉球和绷带，家中可常备以止血、覆盖用。

结论：网络流行的家庭常备药物清单并不科学。家长应对小儿成长各阶段可能出现的疾病有必要认识，有针对性地准备自己的应急药箱。用药前应判断小儿病情是否需要立即送医，再考虑使用应急药物。应急药物以缓解症状为主，避免滥用抗生素和成分不明、禁忌证不明的中药，以免贻误病情。

本文已发表于果壳网谣言粉碎机主题站

在写下这个标题，自己都觉得自己像是要引出一段非常“知音”的情感故事来。我想写的,其实是止痛药。

当坐在药物化学那有些无聊的课堂上时，我就曾经幻想过，若把每一种药物都比作一个人，他们会有怎样的故事呢。若是抗肿瘤药物，那就是暗夜中的杀手，嘴角浮出一抹魅惑的微笑，如一片黑色的暗影为肿瘤细胞印上死亡之吻……若是镇静催眠药，那就是柔美宁静的女子，用母亲般的双手抚过我们疲惫的额头……而止痛药在我心中的地位最高，他是纯白的天使，在人们挣扎在黑暗的泥沼中时带来希望的光芒，他站在我面前温柔而坚定地对我说：

我可能帮不了你什么忙，但至少我可以给你活下去的勇气。

其实，止痛药也算不得什么灵丹妙药，不要说包治百病，不客气的说这位天使真是不管人间烟火事，什么病都不治。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他不重要，那一定是因为他还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疼痛。疼痛不仅是一种肉体的痛苦，也影响着人情绪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疼痛面前，人甚至连尊严都没有。不仅如此，疼痛也会影响疾病的进程，严重的疼痛还会引起休克。因此，在临床治疗上，减轻疼痛和根治疾病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治疗目标，我们还是不能没有这些天使的帮助。

那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天使吧。

止痛药的作用机制不止一种，其中最为直接而强势的一群是直接作用于中枢的止痛药。这一类药物的故事要从吗啡说起。吗啡是一种天然的生物碱，来源于大家都很熟悉的植物罂粟。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吗啡的化学结构：

吗啡以及同类药物的作用机制是作用于中枢的阿片受体相结合，激动该受体，发挥镇痛作用，还可以产生欣快的感受。

痛觉信号通过脊髓初级感觉神经传至脊髓后角，换神经元后再上行传至大脑皮质和边缘系统，引起痛觉。痛觉传入的神经递质包括P物质等。机体同时存在着抗痛系统，上传到中枢的痛觉信号又会将信号沿抗痛系统的神经元向下传播。抗痛系统的神经递质包括内啡肽等，这些递质即是阿片受体的内源性配体。当抗痛神经元突触接收到了抗痛的信号，就会释放内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作用于痛觉传入通路，兴奋初级感觉传入神经突触前膜上的阿片受体，抑制传递痛觉的神经递质的释放，或者兴奋初级感觉传入神经突触后膜的阿片受体，阻止痛觉信号传入，从而达到减少疼痛的目的。而吗啡等中枢镇痛药的作用机制与抗痛系统的递质相同，通过抑制痛觉递质的释放和抑制痛觉递质的痛觉信号传入突触后膜而发挥药效。

附自制示意图一张：

吗啡有着强大的镇痛作用，另外还有镇静、止咳等药理活性，至今仍然在临床上有应用，可以算得上对付严重疼痛的最终兵器。当然了，强大的药效不代表他是一剂良药，原因相信大家也心知肚明，那就是成瘾性。

为了改善吗啡的成瘾性，科学家做了很多尝试。早期的尝试主要是在吗啡的分子不同位置上取代一些基团。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成功的并不多，常见的情况是，改造后如果镇痛作用增强，毒性和成瘾性往往也增强;而如果毒性减弱，则镇痛作用也减弱。这其中我个人认为最失败的一次尝试就是把吗啡的3位和6位的两个羟基乙酰化。这个无意中的尝试诞生了现在仍然让社会头痛不已的毒品——海洛因。血液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血脑屏障，对于亲脂性强的物质更容易透过，乙酰化后的吗啡分子加大了脂溶性，更容易进入中枢。因此，海洛因有着比吗啡更强的中枢镇痛作用，却也有着令人发指的成瘾性，几乎可以达到一次成瘾，并且极难戒除（顺便说，海洛因当年是真的进过临床的……好可怕……)

后来，为了能够适应大量生产的要求，逐渐产生了从吗啡的结构基础上简化而来的合成镇痛药。除了关键的核心结构保留以外，对药效没什么帮助的结构被一一去掉。虽然研究过程没有这么顺利，不过发展过程大致可以总结为：

其中哌啶类和氨基酮类的代表药物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分别是哌替啶（度冷丁）和美沙酮。相对于早期的止痛药，这些药物在不良反应等方面都有所改善，其中美沙酮的口服溶液还用来进行吗啡类毒品的戒毒治疗。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一类药物始终无法完全摆脱毒性和成瘾性，因此这类药物都属于管制药品，决不能随意流入市场，更不能轻易使用。一旦滥用，他们几乎个个都有成为魔鬼的潜质。

单就止痛效果而言，当然是以上的中枢镇痛药最为强大，但这些药物无一不缠绕着成瘾的梦魇，无法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这些强力的止痛药大多是针对癌症晚期等疼痛十分严重的时期，对日常的止痛显然就不适合了。这时候，就轮到更为温和亲民的一群小天使出场了。

他们的名字是解热镇痛抗炎药，属于三合一型的复合人才。之所以三项全能，是因为发挥这三种作用实际上都是作用在同一靶点上的，这一靶点就是环氧合酶（COX）。在人体内，花生四烯酸经过环氧合酶的催化形成前列腺素，而前列腺素正是重要的炎症介质，与引发疼痛、炎症和发热都有关系。而解热镇痛抗炎药就是环氧合酶的抑制剂，通过抑制该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从而发挥药效。

该类药物的开山祖师是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是历史悠久的经典老药，早在1853年夏尔，弗雷德里克·热拉尔(Gerhardt)就用水杨酸与醋酐合成了乙酰水杨酸；1898年德国化学家菲霍夫曼又进行了合成，并为他父亲治疗风湿关节炎，疗效极好；1899年由德莱塞介绍到临床，并取名为阿司匹林(Aspirin)。迄今为止，阿司匹林已在临床上应用了一百多年时间。这位祖师爷作为经典药物有着诸多优点，疗效确切，安全，结构简单（一步就可以合成），价格也低廉。而且，阿司匹林还有着抗血栓，预防结肠癌等一般解热镇痛药所不具备的疗效，可谓是老当益壮，丝毫不输给“年轻人”。除了阿司匹林外，这类止痛药中的熟面孔还包括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常说的扑热息痛）和布洛芬（常用药芬必得就是布洛芬的缓释制剂）等。

除了单独使用外，一些解热镇痛药还可以协同使用，发挥更强的药效。例如为大家所熟悉的APC片，就是由两种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非那西丁以及辅助药物咖啡因构成的复方制剂。A、P、C就是这三种药物的拉丁名首字母。

以上所说的这些天使都会温柔的带走人们的疼痛，但是……

别被他们的温柔所伤。

尽管止痛药能迅速让人脱离疼痛的苦海，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明确，那就是：止痛药始终只是一种对症的治疗药物，对控制疾病的发展和治疗疾病都起不到作用。千万别被痛苦消失的假象骗了，疾病可能并没有得到控制，而在悄悄的恶化。而且，如果在医生诊断病情之前患者就自行使用止痛药，还会干扰医生对病情性质和严重程度的判断，可能会造成误诊。此外中枢止痛药造成的成瘾和药物滥用问题也十分突出。

很多人会觉得既然有这么多问题，那止痛药也根本称不上天使。不过我认为，这些问题其实更多的在于我们是不是正确的使用这些药物，而不在于药物本身。身为一个切身感受过疼痛的人，我真心感谢世上有这些天使的存在，并为他们写下赞歌。

PS：至于说英雄刮骨疗毒，麻醉药使用不当是会有很多不良甚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但是不使用麻醉对一般人来说做不到的，疼痛本身也会造成不良的后果。何况只要严格控制麻醉药的用量就是安全的。那位英雄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也无从知晓……人体自身在疼痛时确实会产生一些镇痛的物质，如内啡肽等，它们也作用于阿片受体，镇痛并产生欣快。也因此有人会有一种比较恐怖的爱好——人体悬挂，也就是用钩子穿过皮肤将自己挂起来……我看过这个的电视直播，据进行悬挂的本人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快感……难道刮骨疗毒也如此？

另外麻醉药和止痛药不是同一类型的药物，作用机制也不一样，即使说麻醉药不好也不能推断出止痛药不好……

和爆炸装置交过手的人都知道，无论你有多么熟练多么谨慎，运气迟早是会消耗完的。能够毫发无损地活着退休绝对是巨大的解脱，可以从此享受平和的生活，遇到的最剧烈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喷嚏。然而他们中有些人退伍后还需要继续与致命装置打交道，战后又为伦敦警察厅干起了拆除爆炸装置的工作。

军队里的拆弹人员现在叫弹药技术官（ATO），不过拆弹小组的组长通常被人叫做“菲力猫”（Felix），就是同名动画片中一只九条命的猫。干这一行想必九条命也不够用。

和前辈比起来，如今的拆弹人员可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且他们还配备了用于侦察的机器人，有些情况下可以远程破解炸弹。需要亲自动手的部分越少，保住双手的几率也就越大。

一旦有 ATO因公殉职，造成事故的装置需要按原样再造，以待确定爆炸原因。之后会公布调查结果，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故。这个工作要说是后人踏着前人的尸体前进，真是没半点夸张。

恐怖分子会把爆炸装置伪装成汽车、信件或购物袋等等。在北爱尔兰的一家军械库，士兵们正在院子里踢球锻炼，看到专门嗅探爆炸物的几只警犬也跑来追着球并表现出极大的不安，他们便把球拆了开来，结果发现里面塞满了绝缘泡沫板和一种叫塞姆汀（Semtex）的塑料炸药。幸好泡沫材料堵住了引火装置。也不是每个嫌疑包裹都有相同的使命。曾有一个扔在布里斯托兵营外的包裹，在一定范围内爆炸后飞出了满天的传单，传单上介绍的是 “如何处理嫌疑包裹”。

由于现在的恐怖爆炸装置有很多是临时组装的，因此更加难以预料，这让处理任务变得更危险。有些可以用闹钟或运动传感器引爆，还可以用手机或汽车钥匙远程引爆。有时，恐怖分子的炮弹手会在远处盯梢拆弹人员，一等他在装置前俯下身子便引爆炸弹。有时，恐怖分子会先在显眼处放置一颗炸弹，再在半路上埋下第二颗炸弹，独自走向第一颗炸弹的拆弹人员若是未能留意到路边垃圾筒里另有险情，往往难逃一死。

每一个 ATO都知道，恐怖分子只消得手一次，而他自己却不得失手一次。冷静而勇敢的人为此需得背负相当的压力。北爱尔兰冲突二十余年，弹药技术官凭借过人的胆识共获175个奖项和勋章。

他们中有些人之所以热爱这份工作，是因为可以感受到运用前沿技术所带来的刺激感，以及与放置炮弹者斗智斗勇的成就感。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在拯救人们的生命。沙场征战的士兵们这样表示他们对拆弹人员的敬佩：“真他妈要命！我可不干他们那种工作！”

拆弹人员想方设法避免爆炸，有位医生却千方百计制造爆炸。他就是卡梅隆·莱特（Cameron Wright）。被朋友们唤作卡姆（Cam）的他，加入了一支由秘密科学家组成的地下队伍，以其才智胆识与敌人作战。他供职于汉普郡戈斯波特郊外的皇家海军生理实验室，那是一排破烂的木屋，后来成了他们的货仓。

卡姆开展的实验是关于 X射线对人体组织——他自己的身体——的影响。后来二战打响，国防部的科学顾问来找他，问他能否在“一些非常非常机密的事情”上帮点儿忙。

巴恩斯·沃利斯（Barnes Wallis）那时设计了一种炸弹，理论上这种炸弹空投下去后能在水面上跳跃然后落到水坝基部爆炸。卡姆的任务是在炸弹试验期间坐在飞机里进行观察。试验可不顺利。一枚炸弹炸裂后弹片击穿了飞机的发动机，另一枚炸弹在投放下水后激起的巨大水柱打坏了机翼。两次试验，飞机都仅能安全着陆。

经过训练，炸弹终于能在水面上弹跳了。但它能不能在水坝上炸出洞来呢？“拉德诺郡有个废弃的小型水坝，”沃利斯提议说，“绝对没有用处了……也没人还会想到那儿。我们可以试着把它炸了。”

于是卡姆就跟着飞去了威尔士。他在飞机上启动马达后，炸弹在转轴上飞速旋转起来。这种圆形炸弹之所以能在水面跳跃，靠的正是旋转。可是，炸弹却没能离开发射装置。它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转轴上冒出了烟。眼见炸弹要在飞机上爆炸，卡姆一把抓住悬在头顶的支杆，把自己吊在炸弹舱上面，朝炸弹踢去。他一脚接着一脚踢着那个旋转的圆球，身子向前倾覆。事后他承认自己当时在想：“这种找死的方法不光是危险，还荒谬得很啊。”猛然间，炸弹被踢飞了，留下卡姆悬在空空的炸弹舱上面，底下的水坝轰然炸响。

爆炸属于卡姆的专长。他的一大乐事是带领新进人员参观研究所，然后带大家参与研究。有一次，他带着一群人来到一个装满水的环形钢槽旁边。

“现在，我要向大家展示水下爆炸的效果。”他像预言灾难似的宣布道，“卷起你们右手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水里。”大家饶有兴致地照做了。“预备，开火！”

砰的一声，水槽中间溅起一大片水花。参与的人还以为自己肘部以下的手臂已经被炸断。

“这，就是区区1.5克炸药引起的效果。”卡姆兴致勃勃地说道，“现在，这里有些套管，拿一个套在另一只胳膊上，然后再把胳膊伸进水槽。”

大家不太情愿地照做了，有的套上了金属管，有的套上了橡胶袖套。

“开火！”

这下，那些戴上金属管的人感觉自己的两个胳膊都像是被炸飞了。可戴着橡胶袖套的实验者却若无其事。“告诉诸位，”卡姆说，“刚才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1000磅，假如你戴了橡胶就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为了证明这里没有什么猫腻，下面请刚才戴橡胶袖套的人再改戴金属管，然后我们就证明完成了。”

卡姆为执行水下突袭任务的潜水人员设计的防护服，可以保护人体免受爆炸的伤害。他成了水下爆炸伤的权威。由于水的可压缩性比较小，水下爆炸形成的冲击波比在空气中传得更远，因此水下爆炸非常危险。

预测深水炸弹对沉船逃生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卡姆和一位名叫贝比（A. H. Bebb）的物理学家一起，合作检查了水下爆炸所产生的两个致命效应，一是冲击波（会把潜水员打得粉碎），二是紧接着的“水锤”效应（会挤压潜水员）。卡姆询问了多名水下爆炸的生还者，一遍遍听他们讲同伴是怎么样一瞬间丧失了动弹四肢的力量，发出急促的喘气声，然后被波浪吞噬。他还去参观了爆炸身亡的士兵的尸检。因为那些严重的内伤往往在外表不着痕迹。

卡姆亲身经历了多次爆炸。为了测试空气垫可能具有的隔绝性能，他穿着充气的救生衣在水中全身放松，同时在身下引发剧烈的爆炸。据说他被冲出去了很远。他的研究课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让实验者——包括志愿的海军潜水员，当然还有他自己——悬浮在海水中，然后引爆 TNT炸药。炸药量一次比一次大，炸药距实验者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近。有位潜水员私下里说“就像被当头打了一棒”。在每人经受了30次爆炸后，卡姆冷静地记录下了大家的症状：“潜水员肺损伤加重，鉴于胸部和耳部的临床表现（肋骨骨折和鼓膜破裂），结论是，勿让受试潜水员在该深度承受爆炸。”

有一个难题困扰着卡姆：有时候距离较远的爆炸反而比一些较近的爆炸造成的损伤更大。“那些显然爆破参数较小但从临床表现上看后果很严重的爆炸，让卡梅隆·莱特医生有点心烦。他在距离200磅炸药2100英尺范围内的地方下潜了50英尺。爆炸后，水下的他遭到冲击波的撞击，无法动弹，后背剧痛，失去知觉，被推上水面。”卡姆被人捞起时身体已经麻痹，口鼻耳血如泉涌。

卡姆一边在医院养伤，一边琢磨起受伤的原因来。从前的几次爆炸，计算得出的冲击波强度要比这次大得多，可是这次受的伤却要严重得多。思来想去，他认为，自己悬浮在海水中时并不是只受到了爆炸本身的一次冲击，而是几乎同时受到了多次冲击。在相对较浅（30米）而海底多岩石的海域，冲击波不仅会直接通过海水，还会在海底和海面之间反射。倒霉的卡姆正好悬浮在不同方向的冲击波汇集之处。身体刚有所好转，他就立刻又投身进了上次的实验，爆炸的其他参数不变，但根据计算结果改变了下潜的深度，可以偏离多次爆炸冲击波的影响。谢天谢地，这一次，他“没有感到任何不舒服”。

几年之后，卡姆计划做场关于水下爆炸的报告，但因为有别的事要忙，就叫一位同事替他去讲。报告中展示了一张胸腔X射线片，不知是哪个可怜人的，X射线片显示肺被炸碎了。同事好奇心起，揭开X射线片角落的标签，看到上面的病人名字：卡姆·莱特。

海军部还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不携带呼吸设备的情况下从深水的潜水艇逃生。但是去尝试这样的任务极其危险：身处深水时，肺容纳的氧气是否够用？上浮过程中人会不会窒息？

莱特的老板认为要完成的实验过于危险，但卡姆还是趁老板外出度假之机干了起来。他把自己浸没在实验室封闭间的冷水里，水压大小调至相当于91米水深，然后一边迅速降压一边吐气。哪怕是闭口一小会儿，肺都会有胀气和爆炸的危险；而吸气的本能更是难以抑制。接着他又重复了一次实验，从100米水深，以更慢的速率（0.6米/秒）上升。按同事的话说，这是“十分勇敢而非凡的行为”。实验的结果是，皇家海军采纳了卡姆的技术方法，从深达180米的水下自由漂浮脱险，而卡姆本人也因为勇敢地亲身实验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表彰。

除了卡梅隆·莱特，还有许多因为良心拒服兵役的人同样是二战期间默默无闻的英雄。在英国，那些因拒绝参军而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的人，如果是出于真正的人道主义原因或由于宗教信仰而拒绝杀戮，就可以选择非战斗性的工作，比如卫生员和救护车司机。这些工作并不是就没有危险。历史上仅有三人曾两次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其中就有两人不是战斗英雄，其一是医务人员，其一是救护车司机。

少数“拒服兵役者”志愿充当医学研究的人类小白鼠。布莱恩·梅格雷思（Brian Maegraith）教授在做检测抗疟疾药物毒性的试验时，试验对象就是他自己、他的同事以及教友会公谊服务会（Quaker Friends’ Ambulance Unit）的志愿者。物色志愿者的还有肯尼斯·梅兰比（Kenneth Mellanby），他是位昆虫学者，对疥疮产生了兴趣。疥疮是种由小小的疥螨引起的皮肤瘙痒症。疥螨啃咬皮肤，在皮下钻打隧道，引起难忍的奇痒。它们排放在隧道的排泄物会造成脓疱感染，导致风湿热以及淋巴管与肾的严重问题。有些人会得一种异常骇人、几乎无药可救的并发症，叫做“痂皮性疥疮”，双手双脚还有胳膊的皮肤会被厚厚的痂皮完全覆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疥疮成灾。很多孩子在整个童年和青春期都饱受疥疮之苦，还因此遭学校拒收。城镇设立了专门给人消毒的“清洁站”。战争爆发时，疥疮病情在军队中已经十分严重，发病率达到了流行病的标准。据估计，有相当于整整两个师的士兵因为疥疮住院，更别提还有多少平民劳工遭受感染。

梅兰比着手研究疥螨的生物学特性，决心弄清楚疥螨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他在谢菲尔德的一座维多利亚式别墅中建起自己的研究机构，召集了12位拒服兵役者作为常驻试验对象。这些人中有做送奶工的，有当数学老师的，有艺术家，有美发师，还有煮海螺的工人。他们心甘情愿参与试验，没有一个早退，全部坚持做完各项试验，甚至还劝说自己的朋友前来加入。尽管报纸上常常把拒服兵役者刻画成懦弱愚昧的人，梅兰比的队伍却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以及特有的幽默感。在他们决定给自己设计一个纹章时，有人提议说，也许可以画上黄色条纹（yellow streak）——代表懦弱胆怯之意。至于纹章上的铭文，就把威尔士亲王纹章上的“我服务”（Ich dien）添上一个字母变成了“痒服务”（Itch dien）。

为了说明人很容易就沾上螨虫，他们睡在病人的床上用品上，还穿上病人的内衣。可是，谁也没有染病。他们觉得上当了。

梅兰比给军官们做报告时提到，刚成熟的雌性会让人得疥疮，听众闻言哄堂大笑。这话指的当然是雌性疥螨，但是回头再想时，他思忖或许另一种雌性也能传播疾病。说不定疥疮还真是一种性传播疾病。疥螨显然会高高兴兴地钻进生殖器的皮肤在里面打起隧道。梅兰比琢磨着是不是可以花钱请染病的女人来和志愿者睡觉。可志愿者会对长满疥疮的肉体发生兴趣吗？出于实验目的的通奸能见容于科学报告么？

幸运的是，还没招募到什么女人，就先发现有两名志愿者染上疥疮了。他们在感染疥螨后的开始几天没有表现出症状，原来疥疮的潜伏期可达两个月之久。

随后，染上疥疮的志愿者开始与未得病的志愿者同床共枕。就算没有实质性的亲密接触，温暖的床本身就提供了理想的感染环境。为了让疾病继续发展，志愿者忍受着病痛，坚持了9~18个月。由于奇痒难忍，他们把睡衣裤都挠成了碎片。尽管如此， 没有一个人要求把试验时间缩短。为了检验个人卫生是否影响疥疮的治愈，半数志愿者被要求定期沐浴，另一半则完全不给沐浴。虽然不洗澡不会恶化症状，不过倒是能大大打击医生给志愿者检查身体的热情。

志愿者的工作破除了当时有关疥疮传播的好几项谣传。有一种人们信以为真的说法是，身上带了螨虫的士兵在休假回家时把病传给了家里人。而事实刚好相反。士兵们会定期接受检查和治疗，但在回家省亲时却再度受到感染。志愿者写了首诗来澄清这一点：

小小螨虫，大有研究

何以得病，起因有谬

返乡归家，搂妻抱儿

温香软玉，伴于床榻

殊不知，旧病待重发

唯有牧师，以德服螨

疥螨虫虱，何以沾身？

于门于车，于厕于坐

他们组建了一支医疗队，测试“治疗”疥疮的各种方法，每周待治的病人有150人之多。

疥疮在志愿者经历的诸多磨难中只不过是其中一项。有了这群乐意帮忙的小白鼠，梅兰比又问他们是否还愿意参加其他试验。他们全部自告奋勇参加了饮食实验。无论食物有多么难以忍受，他们都谨守原则，绝对严格遵守饮食限制。二战期间英国推行一种“爱国粗麦面包”，这种新面包的成分是否会有损人体吸收钙质的能力还不确定，于是志愿者参与了消化吸收性测试。最后没发现这种面包有影响。

他们还参与研究维生素缺乏症。将近两年时间，志愿者忍受着乏味而营养不足的饮食。被剥夺维生素C的实验者得了坏血病，还要参加伤口愈合实验：在大腿上划出伤口，等伤口愈合后用砝码来测量需要多大的力可以使伤口再度开裂。

其他实验还包括“外科休克”。外科休克并非在受伤后立刻休克，而是指受伤之后造成的精神创伤，表现为流汗、血压骤降、脉率加快和昏迷。实验中，先是给志愿者注射化学物质，诱发出上述症状后再在他们身上做许多“心惊胆战的实验”。这些志愿者个个备受折磨。

为了评测新的抗疟疾药物，研究人员给志愿者接种了一种剧毒且有潜在致命危险的病原体。所有志愿者都得了“怪病”。考虑到潜在的危险，研究人员决定提前结束实验，可志愿者却坚持说，因为实验的目的是为人类解除痛苦，所以他们理当挺过实验所要求的那么长时间。

不想参军的话，也不是非得要当拒服兵役者。那些参与机要战备工作的人同样获得了赦免，比如为企业研制新药的科学家。战时对新的抗生素以及其他药物的需求十分紧迫。丹麦一家制药公司 Medicinalco的职员因为受到研究工作领头人的鼓舞，成了热情高涨的自体实验者。他们就像兄弟连，拿自己的健康冒险，推动新药进入市场的步伐。他们称自己为“死亡营”。

这样做既不是出于强制，也不是因为有多少回报。他们因为提供血液样品而得到的报酬或许只是一杯红葡萄酒。在年终尾牙时，那些冒了最大风险的人和经受了最可怕副作用的人获得的奖赏是：一具小小的塑料骷髅——死亡的象征。其中的自豪不亚于任何军事勋章。

此前几年，佩腾科费尔曾把自己痛饮霍乱菌液的举动与战士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我本应视死如归……我应当像战场上的勇士那样为科学而牺牲。”

如果周围人心神不宁时英雄还能镇定自若，是因为英雄其实蒙在鼓里么？——戏仿吉卜林[1]的诗作《如果》

沃纳·福斯曼（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福斯曼的研究生涯因战争而中断，这点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战时是科研活动的高潮期，各国政府都不惜重金想要提高战斗力和拯救病员生命。

福斯曼的诺奖提名词表彰了他敢于尝试危险实验的勇气。事实上，他的勇气还体现在战争期间：当他在野战医院给伤员做手术时，俄军炮兵部队的炮弹就在不远处炸响，而他不为所动继续工作。然而，勇气也会带来麻烦，会让人陷入他人避之不及的境地。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人们无疑会歌颂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猛士，但往往会忽略 在大后方默默展现胆识的勇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数千名国民志愿担任消防、防空、军需以及拆弹等工作，正是他们支持着国家取得了胜利。

二战时期，直到英国多个城市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战争部才意识到还没有人能处理尚未爆炸的炸弹。那时候还根本没有什么拆弹小组。于是当局广而告之招揽愿意尝试拆弹的人士。不畏挑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便挺身而出携手合作。一位设计师志愿报名时铿锵地表示希特勒“正在变成一个残暴的威胁”。有一个新组建受训的拆弹小组，全部的成员包括一位伯爵以及他的秘书官和专车司机。这些人接受的训练十分粗浅。有位受训者回忆说，教官倒是给他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英国炸弹，可德国炸弹他只拿得出唯一的一颗。当他们问外壳上的标记是什么意思时，他也完全说不出来。受训者看过引信长什么样后，就分组出发开始处理未爆炸的炸弹了。

任务实际上十分艰巨。整整八个月，恐怖难挨的八个月，伦敦及其他城市遭到德军大批轰炸机的狂轰滥炸。用一名中队队长的话来说，“德军一望无际”。单单在伦敦，德军每晚投下的炸弹就有1000吨。防空警报一响，市民或逃到地下，或躲进花园中半埋的金属桶内。有时一次空袭要持续12个小时甚至更久，而且，夜复一夜。若是去问操着伦敦土话的妇人她丈夫在哪里，她的回答是：“那个懦夫哇，躲在军队里呐。”

某日清晨，经过一夜轰炸的街巷照例又是遍地狼藉，而散落在某大街的残骸却都敷着一层蜡 ——原来，杜莎夫人蜡像馆也遭到了炮击。令人惊奇的是，造成这些伤亡的主要原因却不是炸弹爆炸，而是伦敦的高射炮。这些高射炮以最大仰角朝着天空砰砰发射。炮手坦白根本打不中敌机，但震耳欲聋的炮声对提高士气大有好处。不巧的是，士气偏偏因此遭受到了打击。那些冲上天爆炸开来然后又纷纷散落的是榴霰弹。发烫的金属弹片将屋顶和路面打得啪啪作响。据估计，死在这些弹片下的人可比死于炸弹的多得多。

“警报解除”的声音响起时，只不过意味着敌机已停止空投，但并不表示炸弹不再爆炸。每天一早，拆弹小组和送奶工一样准时开工。你可别怪他们的工具复杂得过了分：包括一把扳手，一把手摇曲柄钻，一根带钩的绳子，一个照明镜，一捆细线以及一把铲子。那些尚未爆炸的炸弹大多深深地嵌在地里，需要挖上一个大坑才能发现炸弹的外壳和固定引信的螺帽。

很不幸的是，拆弹小组并不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十个炸弹里有一个发射后并不爆炸，可拆弹小组区分得了真正的“哑弹”和未到点的定时炸弹么？但不管是哪种，都没有好事。不确定的 “哑弹”也许看到扳手就一个激灵爆发了，而真正的定时引信到底设定了多长时间也让人难以捉摸，操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这些炸弹是设定在两天以后爆炸还是两分钟内就会爆炸。某军官草草查看了一个 UXB（落地后没有爆炸的炸弹）后就去召集组员。就在他们朝炸弹所在地走去时，轰的一响。幸好他们没开车，到得稍许晚了一会儿，不然全被炸个正着。

除了常规炸弹外，纳粹德国空军还空投一种长约2.5米、粗有60厘米的鱼雷形水雷。这种炸弹带有降落伞，像槭树的翅果那样慢悠悠打着转下落。炸弹内装有三硝基甲苯（TNT），爆炸产生的气浪足以把人抛至400米开外。这种炸弹大部分装着定时引信，有一部分是磁引信，甚至能被附近的铁铲引爆。

理论上，只要拆掉了引爆装置，就算是拆掉了炸弹。实际操作起来，这个工作往往既耗时又危险。到1940年10月时，全英国已经积压了3000枚等候拆除的UXB。

当年有一枚炸弹落到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地基旁边，被人快速地挖了出来，然后装上货车飞快地穿过伦敦东区，最后来到哈尼克尼沼泽（Hackney Marshes）。炸弹在那儿爆炸，留下一个直径30米的弹坑。

正因为拆弹的风险极高，程序上要求保证每次只能有一名拆弹人员处在危险中。进行拆除作业的人员要把每一个动作报告给安全范围以外的后备队员，由后备队员一一记录。这样，一旦有什么“差错”，后备队员就能知道之前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哪一步则是错误的，换他上阵时就可以避免同样的错误。

通常弹药检查人员（Ammunition Examiner，人们一开始这么称呼拆弹专家）是跪在深坑的泥地里工作的。设想一下，巨大的炸弹隐约呈现在他的上方，他要拉紧螺帽用力把它旋松，一旦引信失去固定，他就开始将其轻轻地拆离。只有把引信差不多全部拆出来后，他才知道另一头连着的是什么。敌军还可能给炸弹添加第二根引信，或者将引信与灵敏的传感器相连，这都让拆弹工作难上加难。有时拆弹专家并不是把引信完全拆除，而是采用给炸弹“钻孔”的方法：用手摇曲柄钻在炸弹外壳上打一个洞，然后利用手电筒和小镜子观察黑黝黝的炸弹内部。拆弹专家就像一个过于谨慎的牙医，从不会失手触碰任何不敢碰的地方。他会全面观察引爆装置，然后形成一个拆弹计划。此时，他的双手在颤抖，全身在发热，汗水流入双眼模糊了视线。此刻，他正孤身一人处在这个世界最孤独的地方。

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把拆弹称作“最为凶险的任务”。而当德军开始用炸弹外壳上的数字来误导拆弹人员，拆弹工作更是险上加险。那些数字本来是用于识别引信类型的，德军故意标错数字，让拆弹人员误以为手中正待拆除的引信就是过去成功破解过好几次的类型。而事实上，两者完全不同，并且新的引信更加危险。后来，拆弹小组的一名检查人员在拆除新引信时，引信因为受了潮，噗的一下熄了火，这个幸运的检查人员因此仔细检查了还保持完整的引信。直到此时，英军才识破德军的诡计。这下解决了一个难题。另一位拆弹专家发明的新方法是，利用液氮冻结炸弹电池，从而切断引爆装置的电源。

还有一个拆弹专家记起，十年之前德国一家公司曾经想把自己的引信设计卖给英国空军部。于是他去伦敦专利局翻记录，一查之下，果然发现该公司的专利，里面包含双联电容电路的图纸，而这种可怕的引信当时正让英国的拆弹小组无比头痛。设在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里的英国密码局怎么没人去翻翻加密设备（编译密码的机器）的专利呢，说不定就碰巧查到了转轮密码机ENIGM A的设计细节，从此破译德军密码还不就是一宿的功夫么。

20世纪40年代的拆弹小组，组长的平均工作寿命为七到十周。前面提到的那位志愿者伯爵，在成功拆毁了34枚炸弹后，被第35枚炸弹拆毁。大难不死者背负的重压可想而知。丘吉尔前去劳军鼓舞士气，发现拆弹小组的成员们看上去与其他勇士很不一样：“他们满身疲惫，形神憔悴，面色苍白……我们总是滥用‘顽强不屈’这个词，但只有 UXB拆弹小组才真正配得上它。”

炸弹爆炸时，假如检查人员就在近旁，那么爆炸产生的气浪会冲入他全身上下每一个开口，将整个人炸开。与此同时，炸弹外壳也在瞬间炸成碎片，变成一把把超音速剃刀，使人粉身碎骨。想要埋头俯身，但根本无处可避。

但是，最让人害怕的并不是这种一瞬间的灰飞烟灭，而是不那么严重却让人重伤致残的事故。

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级别相当的乔治十字勋章（George Cross），是用于表彰在大后方为国防勇猛拼命的英雄。这一勋章的获得者大部分是拆弹人员。他们并非不知害怕为何物。有一位曾经在工作时发出惊恐的叫声，最后被人拖出弹坑，原因是他看到坑里有一大群老鼠。

二战结束时，英国有大约200万吨弹药，包括13万吨毒气罐、60万吨德国炮弹，而这些全都需要销毁。德国的军火当时有一部分已被同盟军破坏，弹壳被击碎损坏，因此有难以预料的危险性。烈性炸药全部炸光；推进剂和轻武器弹药60吨一次分批烧毁，烧毁时好像有上千架机关枪在同时开火。那些毒气武器则由17艘船载着，尽数倾入大西洋。

这期间大大小小的事故不计其数。在引爆37吨内装硝化甘油的手榴弹时，3千米外的特劳斯菲尼兹（Trawsfyndd）也有无数屋顶被炸塌。1946年，德国的一列火车正在等待人们往上装运炸药，其中一包炸药突然爆炸，继而引爆了周围的炸药。满载弹药的两辆卡车与29节车厢全部化作炮灰。为了扑灭火焰避免继续爆炸，处理小组奋战了整整一夜。这场事故只有8人身亡，倒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40年代，去世的所有拆弹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的弹药处理工作中殉职的。

如今我们还是时不时会发现 UXB，有时是在花园里，有时是在壁炉上。70年代英国拍了部电视剧，《拆弹组》（Danger UXB），让观众赫然意识到，祖父母留下的传家宝可能是货真价实的杀伤性蝶式炸弹，里面装的是榴霰弹。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给陆军军械队打来电话，要求他们把他在清理已故主顾的财产时收集到的一堆东西统统搬走，包括手榴弹、炮弹、雷管、弹药和地雷。还有一位退役多年的空军中队长，在得了痔疮脱肛后一直拿一枚炮弹当成按摩工具使（按他的说法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直到有一天那东西突然消失在眼前。他在急诊处不仅受到了护士们的照顾，边上还有憋不住笑的拆弹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