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情界，紧急避孕药大约可以算是救火队长，出了意外，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它。然而在福州，这位神勇的救火队长却受到了限制，非要当事人把个人信息悉数登记备案方能出场。管理部门称，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打击非法终止妊娠，二是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这样的规定引起了许多争议。抛开隐私问题不谈，紧急避孕药的危害真的到了“限制级”的程度吗？避孕又是怎么和非法终止妊娠扯上关系的呢？

就算要截去我的腿， 我也绝不使用氯仿。我永远不想放弃我自己。——— 巴尔扎克

约翰·亨特明确指出，手术是没办法的办法。这也正是病人一贯的想法。过去的手术可谓有计划的暴力行为。躺在手术桌上是痛苦的煎熬，好像一脚踏进了鬼门关。病人嗷嗷惨叫的恶习分散着医生的注意力，痛得打滚的惨状则让刀功精准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那么，让病人不省人事怎么样？

13世纪有个内科医生给病人开一种猛剂，以鸦片、莨菪、毒芹、曼陀罗花（一种有毒的茄属植物）等混合制成，他声称这药能让病人陷入“死一般的沉沉昏睡，被刀切割也毫无知觉”。病人可不是在装死，是真有可能死了。实践经验更丰富的医生则用放血的方法让病人昏迷，或者把他们掐到失去知觉，再或者干脆放个木碗在病人头上然后抡上一棍把他们敲晕。

到了18世纪晚期，医学专家已经掌握了应对手术剧痛的方法。规则简单易行：

1 把手术室设在其他病人听不到的地方；

2 充分理解可怜的外科医生的悲惨遭遇；

3 把病人捆牢放倒；

4 让病人咬住医生的拐杖；

5 下刀要迅速。

外科医生非得是经验丰富的壮汉不可。约翰 ·亨特就在伐木场练就了一身执刀握锯的技艺。他哥哥威廉管外科医生叫作“用刀武装起来的野蛮人”。但至少有一点，他们动作麻利。切泽尔登（William Cheselden），约翰的门生之一，摘除膀胱结石不消一分钟；李斯顿（Robert Liston），伟大的英国外科医生，截一条腿只用28秒。手术室不愧是他的舞台，每场表演前他都要冲着观众大喊：“给我计时，先生们，计时！”在奋力打破自己纪录的过程中，李斯顿不仅截掉了病人的腿，还顺带切下了病人的一个睾丸，以及助手的两根手指。

英国女作家范尼·伯尼（Fanny Burney）这样描述乳房切除术的可怕经历：“当恐怖的钢刀刺入乳房——沿着静脉、动脉、肉、神经切下……我大声尖叫起来，整个手术过程一直不停歇地尖叫……那种剧烈的极度痛苦……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我感觉到刀在胸骨上——刮擦着它。”

日本的外科手术原本也贯穿着不相上下的剧痛，直到后来一位名叫华冈青洲（Seishu Hanaoka）的外科医生有了番作为。他从欧洲的书本上习得外科技术，为控制疼痛又转求中医。他做了二十年动物实验，然后觉得掌握了植物提取物的正确配比，既可以钝化疼痛又没有危险的副作用。他信心十足地在自己妻子身上试验。她变瞎了。

不屈不挠的他继续研究，最后终于调制成功，其中的成分我们今天知道有镇静、止痛和肌肉松弛的效果。1804年，他为一名乳腺癌妇女无痛切除了肿瘤，此后又完成了150例无痛手术。可惜的是，当时的日本闭关锁国，华冈青洲的麻醉术一直是个秘密。

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医生正热切地吸入各种新发现的气体，想看看它们是否会有什么疗效。有一个人对此深信不疑，那就是英国医生托马斯·贝多斯（Thomas Beddoes）。这人有点儿不同寻常，他把母牛送进病人房间让病人吸取动物呼出的“恢复性气体”，但他只成功地毁掉了病人卧室的地毯。他在温泉小镇布里斯托建了一所气体疗养所（Medical Pneumatic Institution），打出广告说气疗包“治”百病，从性病到瘫痪，有多种气体可供吸取，包括氧气、二氧化碳甚至后来成为自杀者最爱的一氧化碳，因为一氧化碳会给脸颊增色。

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疗养所的研究主管是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时至今日，人们记得的他的最大成绩就是发明了矿工安全灯，但他在有生之年那可是赫赫有名。他有天才的表达能力，把科学作为致富的工具卖给实业家。借此，他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戴维到气疗所时才二十一岁，可他很快确定那些气体的好处只是夸大其词。他亲自尝试了许多蒸气。呼入一氧化碳后他“坠入虚无，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刚够从隙开的嘴唇中拔出接口管……说真的，要是我吸了四口或五口而不是三口，它们会让我登时毙命”。他赶紧呼吸纯氧才捡回一命。但他的热情没有被惊恐打倒。一星期后，他又去闻一种挥发性的溶剂，造成会厌灼伤，人也窒息了。在这些严酷的考验中，哪怕觉得已经快不行了，他还在冷静地测量着自己的脉搏数。

戴维的同事们每次在第二天一早看到他都会松一口气。有人评价他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就好像他还有两三条备用命以供不时之需”。

看到有人说一氧化二氮是 “接触传染之源”，动物接触后会立即死掉，戴维打算试试是不是这样。“我知道这个实验有危险。”他承认。一氧化二氮会醉人，此外，当时即便是最无害的气体也因为混杂有其他气体而有致命的可能。他一点点加大剂量，最后达到一周内每天吸三四次的程度。

幸好没有不良作用。实际上，这种气体给人以一种“十分愉悦的悸动……我脱开了与外界的一切连接：我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脑子里是各种新奇的念头。理论，想象，发现，围绕着我”。戴维沉醉在理论的世界里，每天的吸入量很快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25升。他觉得这种气体还有助于他诗兴大发（事实上没有）。他将气体馈赠给朋友，包括以编写同义词词典闻名的罗杰（Peter Mark Roget）、诗人骚塞和柯勒律治[①]。骚塞写道：“它让我哈哈大笑，从头到脚兴奋不已。戴维确乎创造了一种新的欢愉……我肯定这种创造奇迹的快乐气体就是天堂的空气。”而快乐，正是富裕的布里斯托人寻觅的东西，光顾疗养所的人与日俱增。

机缘巧合向来是研究人员的好朋友，这一次同样发挥了作用。因为长智齿的缘故，戴维牙龈发炎正痛得不行，可是吸入一氧化二氮后，疼痛竟消失了。总能一眼发现应用价值的戴维写道，由于一氧化二氮“看来能够铲除肉体的疼痛，它也许可以有效地用于外科手术”。这正是每个病人梦寐以求的奇迹：无痛手术。叫人费解的是，戴维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尽管有许多医学生将一氧化二氮奉为欣快感的使者，把它看作实用的止痛剂却是四十年后的事。

一氧化二氮，戴维所称的笑气，成了派对必备。博物学家舍拜恩（Christian Schönbein）参加了一次花园派对，看到笑气助兴下，宾客滑稽荒唐地将花坛蹂躏得一片狼藉，他沉思道：“也许，将来晚宴的最后，我们的社会风俗不再是饮香槟而是吸笑气，而假使那样的话，气体工厂肯定少不了。”今天的派对也还是老样子。2007年7月， BBC新闻报道说俱乐部会员的最新风潮乃是从气球中吸取一氧化二氮。

笑气还成了游乐场的最爱。就像时下有催眠师哄骗志愿者上台，让他们在催眠的作用下出丑一样，过去的表演者从一阵阵气体中制造出逗人乐的滑稽动作。志愿者要捏住自己的鼻子，从一个袋子里吸气。袋子拿走后，看到他呆坐在那儿“仍然捏着鼻子，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么好笑的姿势会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而那个醉了的家伙会猛地从椅子上跃起，然后满舞台地东蹿西跳，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1844年，自称“教授”的考尔顿（Colton）把这种乐趣带给了美国康涅狄格州娱乐匮乏的哈特福德人。当地一名牙医霍勒斯·韦尔斯（Horace Wells）也在观众当中。韦尔斯曾对假牙做了些改进，可是没能如愿发财，因为要安假牙就得先把残存的烂牙根拔掉。那时候拔牙是桩剧痛难忍又鲜血淋漓的事，往往见上一眼牙医，牙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在考尔顿的表演中，有个东蹿西跳的志愿者撞到了小腿。他回到座位后，韦尔斯问起他的腿怎么样。伤虽然严重，那人却什么感觉也没有。韦尔斯立刻悟出是这种气体钝化了疼痛。他说服考尔顿第二天把装置带到他那儿。考尔顿给韦尔斯来了点一氧化二氮，另一个牙医则拔掉了他的一颗牙。韦尔斯欣喜若狂地喊道：“这是迄今最伟大的发现。我觉得还没有被钉子戳一下来得痛。”他觉得自己能够驱逐疼痛，最终为牙医带来福音。

接下来的几天内，韦尔斯毫不费力地给15位病人拔了牙。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在医学界面前证明无痛拔牙。于是，没过一个月，他就被安排在波士顿很有威望的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演示。不过为时太早啦。他还不知道没有知觉不必然等于对疼痛不敏感，也没意识到不同的人也许对同样剂量的气体有不同的反应。围观演示的医学系学生焦躁不安，做介绍的外科医生沃伦教授（J. C. Warren）则明显表露出怀疑。“这位先生，”他宣布，“自称（pretend）他有能消除外科手术疼痛的东西，想要告诉诸位。”“自称”一词让韦尔斯紧张起来。可以理解，参与演示的病人也紧张起来，一失手把器械打翻在地，观众哄堂大笑。韦尔斯匆匆麻醉了病人，拔去了牙。尽管没有往常的尖叫挣扎，病人一声响亮的呻吟却回荡在大厅。观众报以嘲笑与“骗术”的大声斥责。

由于韦尔斯施加的气体太少，病人没有被完全麻倒。这是一场灾难，公众的羞辱让韦尔斯从此一蹶不振。他的余生在后悔与责难中度过，并且一直靠闻一氧化二氮寻求慰藉。原本能让他赚钱的气体却毁了他的人生。

讽刺的是，一氧化二氮后来成了牙科麻醉的特选。到1883 年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表兄乔治开的坡氏化工厂（Poe Chemical Works）向全美的5000位牙医提供一氧化二氮，其中一位克里夫兰的热心人士订了4000加仑（相当于1.5万升）。

除了愤慨，让韦尔斯更感到侮辱的是，让公众注意到麻醉的人是他以前的同事，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莫顿是一名牙医，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从前的化学老师杰克逊医生（Charles Jackson）建议说硫化乙醚（硫酸与乙醇混合后得到）也许比一氧化二氮更有可能成功。

随着禁酒运动高涨，酒类销售受到打击，抿一点乙醚成为流行。社会上有一种常见的“乙醚乐”（乙醚狂欢会）活动。一位伦敦名医治疗过的慢性乙醚中毒者包括“受过教育的有修养人士……大多是妇女；男子则均为医生”。莫顿把乙醚称作“教授与学生的玩物”，乙醚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也让莫顿相信它是安全的。或许他忽视了小到呕吐大到死亡的无数并发症。又有人说乙醚蒸气会引起爆炸——这在靠明火照亮的世界里可不理想。于是莫顿吸入乙醚然后对着火焰呼出来。幸好没有爆炸，只是点燃了细蜡烛。

在活人身上检验效果之前，莫顿决定先在可以任他摆布的东西上试试——他太太的宠物狗，还有她养的金鱼。结果是，它们以及他的婚姻都经受住了考验。接着，他出去寻找乐意被麻倒并被拔掉一颗牙的志愿者，他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坏处。一点不奇怪，一个都找不到，哪怕有五块钱的报酬。于是，莫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用一块浸泡了乙醚的布塞住自己的嘴。乙醚这东西很容易过量，吸一次就可能有危险。转眼间莫顿倒地不支，眼见性命难保。幸运的是，布从他脸上掉了下来。大约过了8分钟，他苏醒过来。太太听到他的冒险尝试后几近崩溃。莫顿的下一个实验是让他的助手在乙醚的辅助下给他拔牙。刚巧这时有个做薄饼生意的人因为害牙痛前来看病，愿意替他当实验对象。莫顿把他烂掉的前磨牙扳了下来，病人没有感到疼痛。

自信满满的莫顿安排了一场演示，地点还是在韦尔斯曾遭受羞辱的那家医院。过了预定的手术开始时间，莫顿才姗姗来迟。沃伦医生，就是那位为韦尔斯主持悲惨演示的医生很不耐烦，但莫顿很快麻醉好了病人，然后用演员一样夸张的动作宣布：“您的病人准备好了，先生。”沃伦医生切开病人的脖子，摘除了一个差不多有台球那么大的肿瘤。让所有人惊愕的是，病人一声不吭。等到手术结束，沃伦医生大声地喝彩道：“先生们，这不是骗术。”病人也说自己没感觉到痛，仅仅觉得好像有 “锄头在刮着”自己的脖子。

三周之后，一个叫爱丽丝的年轻姑娘成为头一个在麻醉情况下接受腿部截肢手术的人。外科医生干完活后把姑娘唤醒，问：“你准备好了吗？”她说：“是的，先生。”医生回应道：“很好，手术完成了！”边说边挥舞着截下来的腿。爱丽丝惊得昏厥过去。

消息很快传开。莫顿演示之后两个月不到，李斯顿，英国的那个闪电截腿者，用乙醚做了一次手术。他惊呼：“这美国佬的伎俩完全让催眠术一败涂地。”美国作家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给莫顿的信上首创了“麻醉”（anaesthesia）这个词，其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没有感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吸入一点乙醚，我们便带着回程票跨进了死亡的未知世界。”

莫顿这么做是为了钱，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为了“个人权利与利益”。然而麻烦接踵而至。乙醚和 “上帝的阳光一样免费”，他不能拿一种1540年就为人所知的化学物质去申请专利，于是他试图换个新名字“忘川”（忘川水乃是流经冥府的一条河）来兜售他的产品。但医生们很快发觉那不过是以前的乙醚罢了。莫顿不干牙医了，一心想要世人承认是他发明了麻醉术，可其他申请者从四面八方站了出来。佐治亚州的医生克劳福德·朗（Crawford Long）在四年前成功地利用乙醚切除了肿瘤，并且还有此事的正式证明书，而他既没有将其发表也没有让医学界的专家注意到他的发现。

曾建议莫顿使用乙醚的杰克逊也宣称自己才是麻醉术的发现者。不过，杰克逊同时还在申请火药棉的发明权，并且正与摩尔斯（Samuel Morse）打官司，声称电报的主意是他告诉摩尔斯的。亢奋的掘金者也不及他为各类声明下的赌注大。

优先权的争夺严重损害了莫顿的健康，他在读到一篇支持杰克逊的申辩文章后几乎精神崩溃。莫顿在四十八岁时死于中风，彼时一贫如洗，至死也没有获得承认。杰克逊也没有胜利。他变成了酒鬼，在莫顿的墓碑前向死对头咆哮。最后死在了精神病院。

莫顿过去的同事韦尔斯，境况也很糟糕。周围尽是些为乙醚你争我夺的人，韦尔斯因为自己早先关于一氧化二氮的工作被人遗忘而愤愤不平。现在他成了推销员，成日价吸着原是为卖钱的氯仿。他因为向两个女人投掷酸液而被捕，尽管显然是出于摆脱街上烟花女子的目的。狱中的韦尔斯在氯仿的作用下砍伤了自己腿上的主动脉，失血而死，年仅三十三岁。与他疏离的妻子控告莫顿偷了韦尔斯的发现逼得他发疯自杀。而就在听闻韦尔斯死讯的那天，她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巴黎医学学会（Medical Society of Paris）承认他是麻醉术的发现者。今天，韦尔斯仅有的认可刻在他的墓碑上，以及他家乡哈特福德的汉堡王（Burger King）壁挂上。

如今，单单在美国，每年就有500万到1000万病人在手术中接受混有一氧化二氮的麻醉剂。但是，至少就大手术来说，它的时代也许就快终结了。最新的研究显示，用氧气取代混合物中的一氧化二氮可降低致命并发症的发病率。

詹姆士·辛普森/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乙醚尽管也在外科手术中广泛使用，但它又难闻又刺激肺部，病人在被完全麻倒前会剧烈颤动。爱丁堡大学的年轻产科学教授詹姆士·辛普森（James Simpson），闪电侠李斯顿的门生，曾尝试用乙醚减轻产妇分娩的痛苦。但他觉得一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只是目前尚未发现的麻醉剂。于是他开始东闻西嗅一切可以找得到的蒸气。他邀请医生朋友和亲戚参加他的溶剂晚会（solvent soirées）。晚会并非在觥筹交错中迎来高潮，而是大家一起来闻上一次晚会之后他弄来的各种溶剂。由于大家经常对所闻的东西有什么性质以及是否有毒统统一无所知，这种活动十分危险。备选的液体中有现在我们熟悉的洗甲水成分丙酮、火箭燃料的组分硝酸乙酯，以及有毒的强效致癌物苯。这些可怕的东西基本上因为气味难闻、让人头疼或者刺激肺而遭到淘汰。要不然，它们大概就会因为害死了聚会的众人而被载入史册了吧。在1847年的一次闻味聚会中，他们试了试气味甜津津的氯仿。辛普森的第一印象是：“这比乙醚更好，作用更强。”然后，他发现自己躺在了地上。的确，“我们都在一瞬间倒地”。他们又试了一次，结果又倒了一次。他太太的侄女吸入的气体最少，但也激动地大叫：“哦，我是天使！”

氯仿是粗心大意的美国人格斯里（Samuel Guthrie）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时发现的。他是个痴迷爆炸物的发明家，决心要改进火药。按他自己承认的，他的实验造成了成百次意外爆炸，有一次极其剧烈，搞得工作间的屋顶都被掀掉，墙也塌了。格斯里常常不得不逃命，身上无论何时都是东糊一块西焦一块。

1831年，格斯里开始挖掘如今用作杀虫剂的氯化醚的商业潜力，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种兴奋剂。等到化合物炮制出来，没有得到氯化醚，却得到了氯仿的醇溶液——尽管他还不认识。用水一兑它就变成了“极甜极香”的烈酒，于是他在当地卖起了格斯里甜威士忌。此酒大受欢迎，连令人尊敬的老妇人也喝得醉倒路边。格斯里没料到的是，这玩意儿导致遗忘的能力成了它最大的商业卖点。

十六年之后，也就是辛普森头一次闻到氯仿后的第四天，他给一位先前一次怀孕时待产三天还是没保住孩子的孕妇用了氯仿。这位孕妇醒来时无法相信自己已经生产完毕。她为新生的女儿起名叫“麻醉”。几周之内，爱丁堡皇家医院的所有手术都用上了氯仿。

尽管大多数外科医生热爱麻醉，也有少数医生嚷嚷着坚持说疼痛是有好处的。有人给医学杂志写信说麻醉是“诱饵，引诱轻信者像放弃自己的金钱一样放弃自己的感觉”。还有人写道：“外科手术中的刀和痛在病人头脑中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字，必须承认这一必然关联。”最强烈的反对则针对给待产的孕妇施加麻醉。

“疼痛，让母亲安全，”另一位男医生宣称，“少了疼痛就是毁了她。”费城杰佛逊医学院的产科教授美格斯（Charles D. Meigs）则让妇女相信分娩的阵痛是“生命力最可取、有益和含蓄的显现”，并且“疼痛与分娩的力量之间有十分必要和有用的关联，此中的麻烦实在没有想起来那么多”。但另一方面，我想他自己可没生过孩子。他似乎对妇女持有不好的看法，曾扬言她们的头脑“对理智来说基本太小，对爱情来说大小刚好”。

怀疑者怎么说无关紧要，孕妇们开始强烈要求使用氯仿。她们受到了名人显要的鼓舞。例如作家狄更斯在太太凯瑟琳接受无痛分娩后写道，氯仿“使用之安全正如其效果之神奇”。而维多利亚女王在氯仿的帮助下产下最后两胎，并称其“无可估量地令人愉快”，此类评价确保了氯仿的流行。

没有比辛普森教授在爱丁堡的住所更受人欢迎的地方了，那儿“每位嘉宾受到的招待并非音乐舞蹈……而是无知觉王国的一趟旅程”。据当地一个内科医生的遗孀后来回忆，在她年轻时，“教授常常拿我们家女孩试他的氯仿实验，母亲毫不害怕，但凡有必要，她十分乐意为科学奉献一两个女儿”。

辛普森成了氯仿的使徒，甚至将上帝归结成第一个麻醉师。因为上帝在抽取一根肋骨创造女人时，“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辛普森一有机会就大力赞美氯仿的效果，对它的缺陷则视而不见。一个年轻姑娘因为脚趾甲内生需要做手术，用了氯仿后不到两分钟她便死了。可辛普森对归咎于麻醉剂的提法置之不理。他“确信”那是安全的——毕竟，他拿自己试过了嘛。

但死亡率有增无减。最终，一篇综述在调查了80多万例施加麻醉剂的手术后揭示，氯仿造成的死亡率比乙醚高4.5倍。许多死者几乎是瞬间毙命，就像被一枪打中了心脏，甚至有些强健的年轻人也难幸免。过了好多年，医学界才确定了氯仿的麻醉剂量和造成心脏衰竭的致死剂量之间的细小差别。

虽说乙醚和一氧化二氮又渐渐回温，辛普森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推举氯仿作为首选，哪怕它有可能杀死他十分之一的病人。他还进一步拿自己做实验，继续危害自己的健康。他后来写道： “为了获得其他有益于治疗的制剂，我昨晚呼吸了一些实验的蒸气，现在病了，快撑不住了。”仆人发现他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很为他的生命担心。他搞不懂，辛普森“再也不会发现比‘三氯’更棒的东西了”，为什么还要冒那么多险。他不知道，强迫症是许多自体实验者的特点。

据估计，有超过10万人死于医疗用的氯仿。辛普森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为了控制自己的心绞痛而使用氯仿。1870年，辛普森去世，工作过度和献身实验耗尽了他的生命。能活到五十九岁已实属幸运。

麻醉革新了外科手术。它让病人不用再承受可怕的煎熬，不用再坠入李斯特（Joseph Lister）所说的“致命的休克”。当时有些人认为，病人还是会和以前一样承受那么多疼痛，只是在醒来后忘记了。麻省总医院的沃伦医生，第一个执行麻醉手术的外科医生，对病人会有何感觉有着不寻常的见解：“本该想象刀在娇美的脸上哧啦划开的人，有可能产生一种纯粹的愉悦感么？当器械在最为敏感的膀胱上转来转去，你有可能同时做着充满欢乐的美梦么？”

有了麻醉术，就可以尝试花费时间更久、创伤面更大的手术了。但是，还要再等四十年才有首例局部麻醉的出现。可卡因，最早是为了治疗吗啡成瘾而受到推广。它也是早期可口可乐中的一种成分，而那时可口可乐是作为治疗抑郁和癔病的药物来销售的。无疑它也吸引了许多新顾客。说来不可思议，人们居然曾经对强大的毒品也有生腻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著名的哈罗兹精品百货公司提供“为我们在国外的朋友准备的礼品盒”，里面包含小瓶的吗啡和带着注射筒的海洛因。

年轻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带着他自己所谓的“探索者气质”开始测试可卡因作为兴奋剂和催情药的效力。试验之后他大赞可卡因的功效，很不明智地向读者打包票“就算重复用药也不会产生继续使用这种兴奋剂的强迫性需求”。这一点成了他事业中的一项大谬。后来他让自己还有他的好几个病人都上了瘾。

不过，他的确注意到可卡因会让舌头麻木，并向一位眼科医师提到了这一点。要是弗洛伊德肯花时间继续研究这一现象，这世界将会节省多少精神分析的时间，减少多少俄狄浦斯情结的发作啊。说奇怪是奇怪，有那么多医师都留意到了可卡因的麻痹效果，可没人充分意识到它可能的重要性。弗洛伊德的眼科医师卡尔·科勒（Carl Koller）想试试可卡因是不是也有可能麻痹眼睛，方便手术。于是他和同事都往眼睛里滴了一点可卡因溶液，用钉子戳了戳角膜，除了有压力外其余感觉一概没有。科勒把可卡因确立为了眼科手术的理想麻醉剂，人称他为 “可卡科勒”。

也许正是受此鼓舞，纽约的两个外科医生理查德·霍尔（Richard Hall）和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相互给对方的四肢与牙龈注射可卡因，想要让身体局部对疼痛不敏感。

不幸两人都染上了可卡因瘾。霍尔斯特德为“治疗”对可卡因的依赖转而吸上吗啡，在吗啡瘾中度过了余生。1886年，医生们头一次用腰椎穿刺的方法来抽取活人的脑脊液。德国外科医生奥古斯特·比尔（August Bier）想到，也许可以把可卡因注射到脊髓，这样一来，支配注射点以下部位肌肉的神经就会被阻滞。于是他的助手奥古斯特·希尔德布兰德（August Hildebrandt）用空心针扎穿比尔脊髓的保护膜，刺入下面充满液体的空腔。由于他笨手笨脚地给针头接上了一个尺寸不配套的注射器，比尔的脑脊液滴到了地上。吓坏了的助手在堵住漏洞后成了下一个小白鼠。这次注射很成功。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比尔兴致勃勃地用羽毛挠希尔德布兰德的脚底板，用带钩的镊子掐他的皮肤，用柳叶刀扎他的大腿一直扎到腿骨，拔他的阴毛，把点燃的雪茄摁熄在他皮肤上，用沉重的锤头砸他小腿，最后还使劲拽他的睾丸。比尔还真是考虑周到，一个部位都没落下。幸运的是，希尔德布兰德的整个下半身对疼痛没有了知觉——直到可卡因的效力消退。这个实验改变了在下半身上实施的手术。比尔名垂医学史，希尔德布兰德则作为被他拽过睾丸的家伙而留名。

如今，不大会令人成瘾的合成物取代了可卡因用于医学和牙科目的。可离开牙医诊所，我们就对成瘾版更为中意了。英国大约有八成的流通纸币被可卡因或海洛因沾染过，伦敦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每年，为了保护不嗅吸毒品的民众，要毁掉价值1500多万镑的钞票。

鉴于没有十足安全的麻醉剂，外科医生仍然需要迅速地完成手术，而不能让病人长时间处于麻醉状态。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些方法，可以减少麻醉剂量但又能满足放松肌肉的需要。或许，一种非麻醉剂堪当此任。解决之道来自南美的土著部落，他们打猎用的箭和镖的尖端都有箭毒。它几乎能在瞬间将猎物杀死——又称“见血封喉”，说明其不大能在手术中派上用场。但当地人也知道，尽管这玩意儿刺破皮肤后会致命，吞下一丁点却通常没有大碍。欧洲有动物实验显示，箭毒会麻痹呼吸肌但不会让心脏停止跳动；利用人工呼吸，动物能够恢复。

1944年，宝威药物公司[②]分离出箭毒的活性成分——筒箭毒碱。临床研究主管弗雷德里克·普雷斯科特（Frederick Prescott）不反对以身试新药。他曾服用吗啡和甲基安非他明（又叫“速度”）的混合物来测试它们是否如理论所说，有助于控制血压。事实上，试验之后普雷斯科特的血压飙升到了正常值的两倍，他不得不去住院，才让重躁症平稳下来。

不屈不挠的他自告奋勇了解箭毒是否有可能有益于手术。他也同样甘当人类小白鼠。兴许，他只是没料到将会有多大的危险。

从最初的试验中完全看不出后面将会发生的劫难。普雷斯科特先是为了检验箭毒是否可以缓解疼痛，而从身上剥下一大块一大块胶布，他说这个试验“相当痛”，箭毒显然没有麻醉作用。

接着，该来真的了。为了确保营造出一种又舒适又真实的气氛，普雷斯科特躺在手术室的桌子上接受了筒箭毒碱的注射，就跟中了医用毒箭一般。在两周多的时间内，由医生和一位麻醉师负责对他间歇注射，剂量逐步增加。最后一次试验刚开始两分钟，普雷斯科特的脸、脖子以及四肢就统统瘫痪，无法动弹了。

一分钟后，他的呼吸肌还处于麻痹状态——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我觉得我要淹死在自己的唾液中了，因为我既咽不下去又咳不出来……我感到窒息。”他能听到同事们聊天，可是指头乃至眼皮都无法动弹一下。他又无助又害怕，陷入了昏迷。

尽管团队中的其他人一直在监测普雷斯科特的血压和他超快的心跳，却没有人察觉他的惊恐。由于他们不断在挤橡皮囊给他推气，他也没有脸色发青。最后他们觉得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数据，便给他打了一针解毒剂消减箭毒的作用。可是剂量太小。又再做了漫长而心焦的七分钟人工呼吸之后，普雷斯科特才能够自己呼吸。半个多小时之后他才能说话，过了四个小时他才能正常看东西。其余副作用持续了好些天。

虽然试验之前做了仔细的计划，但是他们没有建立一个系统，让人类小白鼠能够在陷入痛苦后发出信号。在新近的试验中，研究人员会在志愿者的胳膊上绑一条止血带来隔离系统中的箭毒，好让志愿者通过预先设定好的手指信号与团队交流。

经历了此番考验后，普雷斯科特又志愿参加了另一项长达45分钟的试验。他犹豫了六个星期，给自己打气，做心理准备，但最终还是决定参加试验。其结果是，经他试验的那种类似箭毒的化合物，今天被普遍用来配合麻醉剂使手术中的病人失去行动能力。

麻醉先锋中有四位对他们测试的药物上了瘾，更多的人则是过早郁郁而终，未能等来他们自认为理应得到的承认。相反，弗雷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是个没指望从同事圈之外获得赞誉的谦让之士。他的大部分家人只是在多年之后读到他讣告的细节时，才了解到他的冒险经历。

自木棍敲脑袋起，麻醉走过了长长的路，而今仍是棘手问题。在美国，据说每天不止一百个病人会在手术刀下恢复知觉。

不久前，卡罗尔·怀赫勒（Carol Weihrer）在一次眼球摘除手术中“醒来”。为此她建议手术室要配一个清醒监测器。“我一点都不疼，”她说，“但我感觉得到可怕的牵拉。医生要费很大的力气使劲拧眼球才能把它弄出来。”

“孩子聪明不聪明？”可能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智商测试准不准，家长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孩子有个高智商。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影响智商？智商是先天决定好的呢，还是和我们的教育有关呢？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先天PK后天吧！

正方：先天因素影响大

• 聪明父母的孩子也聪明

统计表明，父母每一方的智商和孩子的智商都有相关性。相关性是衡量两个因素之间存在联系的量化水平，取值可从-1到+1。一个人自己测多次智商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很强，可达0.95左右。而一个人的智商和父母每一方的相关性大约都是0.4左右。如果把父亲和母亲的智商数平均起来的话，这个相关性就更强，可达0.7以上。不仅如此，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他们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而他们的智商水平相关性可高达0.86！这说明，智商这东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的父母给你的基因。

• 基因决定大脑结构，头大的娃聪明

说大脑是人身体里最为重要的器官一点都不夸张。有数据显示，人脑的能量消耗在全身器官中占首位，可高达20%左右。和其他动物比较，人类的大脑重量和体重的比例也远远超出，独占鳌头。大脑的地位决定了人的智慧，更决定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大脑既然是身体的一部分，它的结构也是由先天基因决定。基因里含有表达大脑结构蛋白质的重要信息，父母将这个信息传到孩子身上，孩子的大脑根据这个信息一步一步搭建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智力个体。人的大脑里约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想象一下，如果你每秒钟数一个神经细胞，那么你要不吃不喝，夜以继日的数上3000年才能把一个人的神经细胞数清楚！）在孩子没出生之前，大部分神经细胞就已经形成了，并且它们会相伴一个人一生。还有一小部分神经细胞会在海马体和嗅球里等区域生长出来，但是它们对于一个人整体的智力水平来说贡献有限。所以后天环境对神经细胞的形成并来说远没有先天重要。还有大脑成像研究表明，脑子的大小和智商水平也有着直接联系，其相关性约在0.4左右。也就是说，智商高的人大脑也有偏大的倾向 （有大头娃娃的妈一边偷着了乐去了）。所以先天因素对人智商的影响是相当关键的。有个好基因才能有个好智商！

反方：后天因素影响大

• 环境影响基因表达

首先，正方辩手在引用统计数字的时候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父母和子女的智商相关性为0.4是基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基础上的。统计还发现，如果父母和子女分开生活的话，这个相关性就会降低为0.2。而在领养的家庭里，即使孩子和父母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他们的智商相关性也为0.2。这说明，后天因素对智商的影响至少可以和先天因素持平。

另外，正方辩手在讨论基因决定大脑结构的时候也忽视了一个问题：基因表达的时候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环境可能导致基因表达的结果大相径庭。科学家在小鼠和兔子身上做实验发现，饮食和温度对它们控制外观的基因表达过程会产生很大改变，它们的毛皮甚至能变成不同颜色。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比如有研究显示，生活在都市和山区的人来说，一种白血球基因的表达就有很大差异。所以，虽然一个人的基因编码是爹妈给的，不能改变了，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环境却依然能起到调控的作用。

• 环境影响神经系统发育

正方辩手提出了，在人出生的时候，大部分神经细胞已经形成。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细胞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神经细胞具有着非常强的可塑性，后天的环境变化对神经系统的发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你也许听说过富鼠与穷鼠的实验。实验者把一起出生的两组小鼠放在不同的环境里。富鼠住着宽敞的笼子，有梯子轮子等好多玩 具。穷鼠则住在狭小的笼子里，而且里面空无一物。几个月后，两个小鼠进行各方面的实验游戏，富鼠在各项实验里都更胜一筹。然后科学家仔细察看了这些小鼠的大脑，他们发现，富鼠的视觉皮层等脑区发展出复杂的神经网路，比较之下穷鼠神经路径显得稀疏多了；同时在海马区，这个负责学习记忆的区域，也是很少的几个能产生的新神经细胞的区域里面，富鼠新细胞产生的速率也加快了。

对人类来说也是类似的。早期的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神经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最极端的例子有一辈子无法融入人类社会的狼孩，还有缺少爱不能与人交流的罗马尼亚孤儿，都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生长在错误的环境中。即使一个人天资再好，绝顶聪明，在恶劣的早期环境下也一样逃不过厄运的手掌。

总结陈词：

其实正方和反方都没有错，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对一个人的智商影响都很大，可以说，它们两者是相互合作，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神经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一个人的先天基因决定了其智力发展上限，而后天培养决定了他能有多么接近这个上限。有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智商这个问题上，“米”就好比是先天的基因，“巧妇”就好比是好的环境影响。要想做出一顿美味佳肴，既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又要有厨艺精湛的厨师；而想要培养出聪明的宝宝，既要有优秀的基因，又要配合高质量的后天培养，缺一不可。

最后要说的是，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智商水平不是绝对因素，情商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对智力水平比较低的人来说，有研究表明，如果他的情商高的话，他最终的发展和成就将赶上甚至超越智商水平比他高很多的人。这可以说是，智商不足情商补！

发表于《时尚育儿》2011年12月刊，有删改。

肺炎指由不同病原体或其他因素导致的肺部炎症，是一种相当古老的疾病，在公元前1200年的埃及木乃伊上就找到了此病存在的证据，在抗生素出现之前的时代，据估计罹患肺炎者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将难免一死。抗生素的出现虽然使肺炎的死亡率大大地下降，但时至今日，作为儿科常见病的肺炎，每年仍可导致约140万儿童死亡（其中99%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是儿童死亡的第一病因，故我们称其为儿童第一杀手绝非虚言。

小儿肺炎有多种分类方法，按病因来分可分为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及支原体肺炎等，在发达国家以病毒为主，而在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则以细菌为主；按病理类型可分为支气管肺炎和大叶性肺炎等，支气管肺炎是小儿时期最常见的一种，全年均可发病，以冬春寒冷季节为多。营养不良低体重儿先天性心脏病等则更易发病。

肺炎发生时，支气管粘膜水肿而官腔变窄，同时肺泡内充满炎性渗出物，炎症加重时，可使支气管腔更为狭窄甚至堵塞，引起患儿缺氧，这时候患儿会出现口唇青紫，为了代偿这种情况，患儿的呼吸开始加快心率也加快，这时家长可以观察到患儿的鼻翼开始扇动，喘气很费力的样子，除此而外，患儿还可能伴有烦躁、嗜睡、前囟隆起，呕吐腹胀等情况。然而早期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症状乃是发热和咳嗽。

普通感冒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可以自愈，治疗均为对症治疗，比如退热之类；而属于下呼吸道感染的肺炎则必须进行对因治疗。由于发热跟咳嗽也多见于普通感冒，可作为没有医学常识的家长，仅凭这两种症状，其实很难区分这到底是普通感冒还是肺炎早期肺炎。如果是将普通感冒误会成肺炎，那最多是多往医院折腾了一次，但要是把肺炎早期当成了普通感冒，而没有及时正确处理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建议，当患儿的发热咳嗽渐进性加重，且一般状态逐渐变差时，及时就医方是明智之举。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发热的患儿，玩耍和进食都不受影响，精神头也挺好，可以在家先按感冒处理，如果上述症状顺次出现，那就别再犹豫了。

就医时，经由护士量完体温之后，医生除了要对患儿进行望触叩听等基本检查以外，还会详细询问患儿的病史，儿科门诊通常看病的人很多，要注意听清楚医生的问题，做言简意赅的针对性回答，当你的叙述被医生打断时，说明你说的信息对医生的诊断并无帮助，就别再说废话了。此外，血细胞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检查，结合医生的查体，尤其是对肺部的听诊，医生可能得出一个初步判断：如诊断为感冒，可能就要打发你回家了，或者在门诊肌注退热药物以后再让你回家；若考虑到肺炎的诊断，通常需要做一个胸部的X线片。不少家长对X线的副作用颇有顾虑，但和漏诊肺炎可能造成的危险结果相比而言，这一点儿辐射伤害的代价是值得的。

住院治疗后，还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检查，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病原学方面的检查，可能是血液培养痰液培养或咽拭子培养。为什么说这个检查最有价值呢？因为一旦培养出阳性结果，比如查出是肺炎链球菌，就可以针对肺炎链球菌做药敏实验，选出最敏感的药物进行精准打击。有些家长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比如住进医院之后，由于爱子心切会要求医生使用最贵最好的药物，其实，对治疗来说，只有敏感药物才是最好的，而这个药物却未必是最贵的。

可问题是，一则病原学方面的检查未必都能得到阳性结果（阳性率的高低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是否已经应用过抗生素，该医院的技术水平等等），二则即使有结果也需要时间，那么在这个结果出现之前怎么用药呢？

世界卫生组织和很多儿科学教材都将青霉素推荐为肺炎治疗的一线用药，可实际上除极特殊原因而外（药敏结果提示青霉素敏感或穷的除了青霉素啥也用不起），临床医生不会贸然使用青霉素的，以我们医院微生物室2011年10月份的抗生素耐药情况通报来看，青霉素的耐药率排名第一，耐药率高达61%。所以一定要尊重临床医生的治疗建议，不要因为自己的一知半解干扰治疗，毕竟，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处理肺炎，即使在没有药敏结果的情况下，他们的经验用药也是胜多败少。

必须要说明的是，同一种药物用在两个不同的患儿身上，可能造成并不一致的治疗结果，这是因为两者的致病细菌可能根本不一致，假若一个对该抗生素敏感，而另外一个属于耐药，那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已经痊愈出院，另一个还在继续治疗的局面。另外，不同的病原体造成的肺炎，治疗周期有所不同，像葡萄球菌引起的肺炎治疗周期就稍长，这是因为这种肺炎比较顽固，容易复发及产生并发症。治疗期间还要保障患儿的营养，饮食应富含蛋白质及维生素，对有些进食有障碍的重症患儿，还可能需要静脉营养治疗。

如治疗后期需要改为口服抗生素，一定要听清医嘱，因为小儿的用药更需要相对准确的计算，用量小了不足以治病，用量超了，则可能有危险。有一个经常被老医生提及的段子是这样的，某患者缴费取药，问药局怎么喝，回答：喝一道儿（瓶上有一道一道的刻度，喝一格的意思），结果患者回家的路上喝了一道儿，到家整瓶都没了（有网友说这是马三立的段子）……这段可供一乐，可要真的发生在哪个糊涂家长身上，孩子要是喝超量了，那就谁也乐不出来了。

通常，如能及时治疗，多数肺炎可以痊愈，但好多被延误治疗的，或者是由难治性耐药细菌导致的肺炎，就可能出现种种并发症，甚至可能需要外科介入，进行胸腔插管救命或者开胸进行病灶清除，这是任何家长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但为了救命却不得不如此，好在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关于肺炎疫苗，只简单说一下：

目前，国际市场上有两种肺炎疫苗，一种是 7 价多糖蛋白结合疫苗（PCV-7），另一种是涵盖 23 种血清型的非结合疫苗。23 价疫苗不能用于 2 岁以下的儿童，PCV-7疫苗批准用于 5岁以下儿童，包括小于 12 个月的婴儿。——但这只能预防肺炎球菌引起的肺炎，并不会让宝宝百毒不侵，因为肺炎球菌只是引起肺炎最主要的病原体，却不是唯一的一个。其他如病毒性肺炎及支原体肺炎这个疫苗就防不住了。

• 如读者想了解更多有关肺炎疫苗的问题，建议阅读《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用于儿童免疫意见书》

已发表于时尚育儿

今天的我们对“抗体”这个词应该并不陌生。大家小时候接种的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年岁稍大的朋友还种过的牛痘疫苗等等，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诱导人体产生抗体。相信大多数人都对抗体的印象颇好：因为有了它，就意味着自己从此对某种特定的病原微生物产生了免疫，也许终生都不会再得这种病了。

不过，关于这些抗体究竟是如何在体内清除病原微生物、发挥保护作用的，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其实科学家们也是近二三十年才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弄得较为清楚。而在上世纪初，人们甚至还没有“抗体”这个概念。自从贝林成功地利用免疫血清治疗白喉患者之后，医学界只是知道某些病原微生物会产生很厉害的毒素，而免疫血清中则含有能够“中和”这些毒素的物质，贝林将其命名为“抗毒素”。抗毒素的发现使人们认识了体液免疫（当时称之为抗毒素免疫）。

抗毒素对白喉、破伤风等病的良好疗效令人们印象深刻。于是当时的人们纷纷去寻找针对其他病原体的抗毒素血清以求治愈更多的感染性疾病。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的良好意愿去发展，很快大家就发现，虽然通过免疫动物能够得到想要的血清，但是这些血清的治疗效果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1894年，德国细菌学家 Pfeiffer通过针对霍乱的动物实验描述了关于抗毒素免疫的一些疑点。

Pfeiffer首先向已被免疫的豚鼠腹腔内注射霍乱弧菌，发现这些细菌的移动力减弱，不久后就消失了；接着，Pfeiffer又向未经过免疫的豚鼠腹腔内同时注射霍乱弧菌和该菌的抗毒素血清，结果这些细菌的反应与第一次相同；而当Pfeiffer向未经免疫的豚鼠腹腔单独注射霍乱弧菌时，动物不出意料地死亡了。从以上事实来看，抗毒素血清似乎的确具有保护作用。然而，当Pfeiffer把霍乱弧菌的毒素提取出，并用抗毒素血清进行处理时，却发现抗毒素血清对这种霍乱毒素毫无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以上疑问，细菌学家朱尔斯•博尔代（Jules Bordet）做出了完美的解答。1870年6月13日，博尔代生于比利时苏瓦尼，1892年他于布鲁塞尔完成医学学业。1894年，博尔代赴法国巴黎，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直到1901年回到布鲁塞尔建立比利时巴斯德研究所。在研究霍乱弧菌抗毒素血清时，他发现只有新鲜的霍乱免疫血清具有杀菌作用，而当将其久置或稍微加热到56度时，霍乱血清就不再具有杀灭效果。若此时再向其中添加一些新鲜的、未经加热的普通血清（非免疫血清），原先的血清又能够恢复杀灭霍乱弧菌的能力。据此博尔代推测，除抗毒素（抗体）外，霍乱免疫血清中也许还含有某种不耐热的有效成分，而免疫血清的治疗效果必然依赖两种成分的协同工作。这种不耐热的成分存在于正常的动物体内，且不随着免疫过程而增长。人们将这种物质命名为“补体”（complement），意为“补充抗体发挥溶细胞作用的物质”。

后来的研究证实，补体与抗体类似，是一大组具有酶活性的蛋白质。抗体与补体相互联系，共同发挥杀灭靶细胞的作用。简单地说，当病原微生物或异种细胞（抗原）进入人体后，首先激活免疫细胞产生抗体。抗体虽然能够与抗原发生特异性结合，但无法清除它。不过这种抗原-抗体复合物能够激活补体系统。强大的补体因子在经过一系列活化反应之后，形成一种称为“膜攻击复合物”（MAC）的强力武器，MAC能够在细胞膜上打孔。胞膜穿孔的病原体或细胞无法抵御细胞膜外凌厉的理化环境，很快就死亡了。这才是霍乱弧菌灭亡的真正原因。

除补体之外，博尔代还发现引入异种细胞同样能够使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过去人们为了得到免疫血清，多是将细菌等病原微生物注射给动物，这种方法效果不确定，因为活的细菌繁殖很快且人们对它不甚了解，得到的免疫血清质量也难以保证。博尔代将异种红细胞注射给动物，得到了更为安全稳定的免疫血清，并且这种免疫反应更容易观察：红细胞在受攻击之后裂解，会产生溶血现象，而人们通过肉眼就能判断是否发生了溶血，也就能间接获知是否发生了免疫反应。这个发现的影响也甚为深远。后人借助补体反应和红细胞免疫的溶血现象发明了有名的“补体结合试验”，用以检测梅毒病原的存在。

为了检测样本中是否含有梅毒螺旋体，可以首先将其与梅毒免疫血清混合（后者含有梅毒螺旋体抗体，并且已经过56度加热30分钟充分灭活补体），然后向该混合物中加入豚鼠抗绵羊红细胞血清（含补体），这种血清能够使绵羊红细胞发生裂解。最后再将已经致敏的绵羊红细胞加入反应体系内。这样，如果样本中含有梅毒螺旋体，在加入豚鼠血清后，豚鼠血清中的补体就会被消耗掉，从而无法使后来的绵羊红细胞发生溶血，反之，一旦发生溶血，则可说明原样本内并无梅毒病原体。这种方法非常敏感，其原理正是来源于博尔代的贡献。

从1915年起，诺贝尔医学奖由于战争原因中断评选。而1919年提名的人选又未能获得卡罗林医学院的认可。直到1920年博尔代被提名，空缺四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才又迎来了自己的第15位获奖人。博尔代在免疫学，尤其在补体的发现上做出的贡献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一战后第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A4M在国外忽悠得差不多了，开始挺进中国。大概没想到这么快就声名鹊起，因为主打的“抗癌药物”被科学作者们揭露得一览无余。其他骗子们被揭批之后都装聋作哑，闷声发大财，而A4M不仅出动水军四处“灭火”，叫嚣“起诉”威胁科学作者，而且继续玩弄普通公众无力分辨的科学名词来愚弄公众，果然是有“世界级忽悠”的气势。

其实那个“抗瘤酮”只是A4M的众多忽悠产品之一。A4M的全称是“美国抗衰老医学科学院”，其核心业务是“抗衰老”， 2012年还要在上海主办“世界抗衰老医学大会暨再生生物科技博览会”。他们自称“以科学为基础”，在微博上也说“任何评论都有有证据”（原文如此——作者注），那么我们就请君入瓮，来看看他们是如何以“科学”的名义忽悠的。

A4M宣称“坚信与正常衰老相关的能力丧失是由于生理功能失调所致，而这些生理功能失调绝大多数可经治疗改善，这样将延长人类寿命和提高个人生活质量。”这个理想当然很美好，不过“坚信”一词已经暗示了缺乏科学基础，所以只好靠“信则灵”来支撑。

他们最核心的“抗衰老疗法”是补充激素。人体的生命活动离不开激素的参与，随着衰老，很多激素的含量不断下降。所以，人们想通过促进激素产生或者直接补充激素来“抗衰老”，也不算异想天开。不过，一直以来，也没有发现哪种物质或者激素能够实现这样的作用。所以，这种想法也就只停留在想法的阶段。

199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对照研究。研究者给12位60岁以上的健康男性注射生长激素（GH），每周三次，并用9位状况相似的人作为对照。半年之后，发现注射生长激素的人体内的类胰岛素生长引子I （IGF-I）的含量上升到了青年人的水平，而且肌肉和皮肤厚度增加，脂肪下降了。

生长激素是人的脑垂体分泌的一种激素，会刺激IGF-I的产生。而IGF-I直接负责促进生长。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体内的GH和IGF-I的含量很高，成年以后逐年下降。这项研究说明补充的GH确实发挥了作用。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项研究极为初步。首先观察到的变化有什么价值并不清楚，其次这么短的时间和这么小的样本量，并不足以评价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就象很多其他的科学文献一样，只要稍加“引申”，就能够唬住普通公众。这篇论文迅速被解读为“注射GH可以抗衰老”，并产生了一大批“抗衰老专家”。许多“专家”宣称检测“生物学年龄”，然后补充GH，就可以让你保持年轻的“生物学年龄”。

在这些“抗衰老专家”中，最成功的就是罗伯特·高德曼（Robert Goldman）和罗纳德·科莱兹（Ronald Klatz）。他们在1993年创建了“美国抗衰老医学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nti-Aging Medicine），简称A4M。1990年那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丹尼尔·卢德曼（Daniel Rudman）看到自己的研究被如此滥用，极为气愤，一直声明用GH来抗衰老是“不成熟”的。遗憾的是，到1994年去世，他的呼声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此后他的遗孀试图把他的名字从“抗衰老疗法”的推销材料中去掉，但是收效甚微。在1997年，科莱兹出版了一本鼓吹"用GH抗衰老"的书，还宣称“献给卢德曼”，把他作为GH抗衰老的先驱。如果卢德曼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站起来。

2003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采取了谴责滥用这项研究的行动。他们把全文放在网上供人们阅读，其主编指出：这项研究在生物学上很有意思，但是非常清楚其结果“不足以作为推荐成为疗法的基础”。

A4M宣称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支持他们的主张。后来确实有一些研究重复了卢德曼的结果，即补充GH可以增加肌肉、减少脂肪。不过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功能变化，比如力量的增加。与此相对的是，通过锻炼可以增加肌肉，这种增加会转化为力量的增加。此外，并没有观察到补充GH使身体发生了其他有价值的变化。也就是说，补充GH所带来的肌肉增加和脂肪减少并没有改善身体机能，能否健康长寿就更加无从讨论。所谓的“抗衰老”，也就只是浮云。2004年，波士顿大学医学中心的托马斯·泊斯（Thomas Perls）指出：虽然一些人宣称“有2万项研究支持GH用于抗衰老疗法，但实际上没有一项设计严谨、不带偏见的研究支持这一用途”。对于这样的指控，A4M的回应是那些支持“GH抗衰老”的研究才是科学的，反对的研究和评论都是对他们的“打压”。

因为GH明显而重要的生理作用，科学界对它的研究也非常多。2007年，斯坦福大学在《内科医学年鉴》（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发表了一篇综述，系统地总结了健康老人使用GH来“抗衰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他们收集了2005年底之前Medline 和 MBASE数据库中涉及GH抗衰老的论文，总共有18项研究，31篇高质量论文。根据这些研究，注射GH可以导致脂肪下降、肌肉上升，但没有发现有实质意义的指标发生变化。副作用包括软组织水肿、关节痛、男性乳房发育以及糖尿病风险等。他们的结论是：虽然注射GH会导致身体组成小幅改善，但同时副作用的发生率也增加了，所以GH不能被作为抗衰老疗法推荐。

2009年，比A4M成立更早、致力于GH研究领域信息交流的机构“生长激素研究会”（Growth Hormone Research Society，简称GRS）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对GH的研究现状和方向进行讨论。会议做出的结论是：在临床上把GH用于老人，不管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激素组合使用，都不能被推荐。

许多人认为GH是人体自身也会产生的东西，所以补充了也不会有害。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斯坦福大学那篇综述中提到的副作用，1999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杂志上还发表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研究，很值得关注。研究者共找了五百多名处于重症监护状态的老人，给他们注射GH或者安慰剂。结果，258位注射GH的病人中，去世了108位，而注射安慰剂的264人中，去世的是51位。在那些挺过了重症监护的病人中，注射GH的组所需要的住院时间也要更长。

因为美国FDA没有批准GH用于“抗衰老”，这一用途的实践是非法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有好几家公司因为非法使用或者销售GH而受到严厉处罚。但是，为什么A4M能够生存下来，并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忽悠中国的有钱人呢？

这是因为确实有一些人不能正常合成GH，称为“生长激素缺乏”。这样的儿童不能正常发育，而成人也会有各种症状。他们使用GH的好处就大大超过了可能的风险。此外，还有一些疾病，使用GH也会获得比较大的好处，比如艾滋病。所以，GH被FDA批准作为处方药，在医生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

在美国，医生还可以对药物进行“off-label”的使用。就是说，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把药物用于FDA没有批准的用途。“Off-label”的使用有很大的灰色空间，FDA监管起来也不容易。想要用GH来抗衰老的人，也就有了空子可钻。

A4M用GH来“抗衰老”已经忽悠了近20年。但是，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都还依然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要确认或者否定这种“想法”，还需要更多设计严密、数据可靠的研究。不管将来的结果如何，通过注射GH来“抗衰老”，在目前的科学证据之下，都无异于花巨资让自己充当小白鼠。

除了GH，还有其他的一些激素被用于“抗衰老”，比如雌激素、睾丸酮、脱氢表雄甾酮（DHEA）等。这些激素跟GH一样，安全性和有效性都缺乏科学支持。不管A4M之类的机构如何忽悠，大家都应该记住：迄今为止，所有号称延缓或者逆转衰老的疗法，都没有科学证据的支持。对那些号称“科学”却又宣称被科学界“打压”的“抗衰老疗法”来说，“科学”不过是他们的一块幌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