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共卫生官员主要依靠体温（检测发热）来筛选可能感染H1N1的患者。例如，在大流行期间，在机场的常规筛查依靠体温扫描仪来检测乘客是否有发热。但是，这篇研究论文的作者发现，对于判断是否感染，咳嗽是一项比发热更可靠的指标，因为将近一半的轻度感染患者可能没有发热。

由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Sang Won Park医学博士领导的团队研究了2009年大流行早期住院并隔离的H1N1确诊病例。研究结果显示只有45.5%的患者有发热。轻度感染而无发热的患者有可能从机场或医疗预检单位的检测中漏过，从而使感染链得以继续。

“我们的研究发现发热对于病例的确诊来说是不可靠的，尽管发热被认为是确定流感感染的关键因素。”Park博士说，”我们知道其他研究显示只有31%的流感患者有发热。我们发现最敏感的指标的咳嗽。”

Park博士补充道：”筛查应考虑到任何一种呼吸道表现。”

来源：sciencedaily网站8月10日报道

图片来自 《自然》网站

崔略商 编译，renard 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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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2008年就做出过正式结论：来自“克隆肉”可以食用。许多人难以理解：克隆动物出现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人类不可能进行过“两三代人的食用试验”，只经过短短十来年的科学研究，FDA凭什么就敢于下“克隆肉没有安全问题”的结论呢？

在动物克隆技术取得成功之后，FDA就认识到，克隆动物及其制品会实现商业化进入食品领域。2001年，他们发布公告：克隆动物及其后代不得进入食品供应链。同时，他们着手对“克隆肉”的安全问题进行论证。2006年，经过广泛评估，他们完成了一份报告初稿，认为来自健康的克隆动物及其后代的肉、奶与来自非克隆动物的没有区别。初稿公布之后，FDA收到了超过30000条意见。针对其中重要的意见，FDA组织了11个专门小组进行分析，并公开答复了这些意见。2008年，这份报告长达近千页的终稿发布，评估了克隆动物及其后代各方面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来自健康的克隆动物的食品与来自传统动物的食品没有区别，可以安全食用。

FDA是基于什么理由做出这个判断的呢？事实上，动物克隆技术并未涉及基因的改变。所以，对于从这样的动物及其后代身上得到的食物，可以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如果一头动物是健康的，各项生理指标正常，那么它的肉以及其他产物（比如奶）就可以食用；二是如果来自于克隆动物及其后代的产品在组成上和来自于非克隆动物的没有差别，那么也就不会有安全性的差别。

在这两种的思路指导下，FDA广泛审查了相关研究，发现克隆的牛和绵羊在出生前后出现异常的几率比非克隆动物要高。不过，克隆牛羊所出现的所有异常症状在非克隆牛羊身上都可能出现。只要这些动物能够长大，它们的健康状况和生理指标跟非克隆牛羊也就没有了实质意义上的区别。

现代分析技术已经可以把食品中各种成分分析得非常精确。既然未发现“克隆肉”和“非克隆肉”存在有实际意义的差异，所以FDA决定，来自克隆动物的食品不必做出标识。这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但如果做出这样的标识，实际上是暗示消费者“克隆肉和非克隆肉是不一样的”。这种暗示是错误的。当“知情权”“选择权”与正确的认识发生矛盾的时候，FDA通过牺牲公众的权利来保证公众获得正确信息。

报告终稿公布之后，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对克隆动物食品感到“不舒服”。不过，这并没有转化成激烈的反对意见或者行动。毕竟，那个报告经过了两年的征求意见期，任何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而严肃的意见都得到FDA的尊重并且进行了答复。最终报告也在网上公开发布了。这种公开透明的评估决策，也是减少公众的疑虑一个重要方面。

文字编辑：拇姬

已发表于新京报新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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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健威猛的虎头纹身，在手术台上绽开。确切点说，那位年轻人宽厚脊背上的虎头，精美程度不亚于《越狱》里米帅的文身。遗憾的是，父母强烈反对，女友摆出“有它没我”的脸色，年轻人只能求助外科医生——挨刀割掉，然后植皮。

这残忍的一幕，正是我要说道文身的缘由。

———我是控诉残忍的分割线————

文身（tattoo），被认为源自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指在皮肤上烧或刻有颜色的符号和标记。文身最早出于宗教认同、装饰需要，有崇拜与驱魔的目的。即便现今的塔希提岛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仍把文身作为财富和社会地位、阶级差别的象征。也有说法称，中国古代越王勾践那会便有文身出现，称为“刺青”。不过，这些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

历史学家发现，最早的文身多在人体的自然通道—口唇、鼻与外生殖器周围，起到“门神”的作用。在古代，文身需要忍受巨大的躯体疼痛，是勇气的证明。如今，文身秀的是另类美，甚至是潮人标识。有报道称，美国30岁以下人群中有超过1/4人群至少文有1个图案。而NBA球员胳膊上，早被形款不一的文身占据。去年，火箭队新签的球员拉沙德·麦坎茨就是个文身狂人，左肩文“Never Scared”（从不畏惧），右肩是 “Always Ready”（时刻准备）。

文身类似于注射

1891年12月，英国人塞缪尔·奥赖利（Samuel O’Reilly）从爱迪生的一款打印机中突获灵感，制造出文身机。一百余年的发展，现代文身机的基本构件几无变化：消毒针头、管道系统、电磁振荡器及脚踏板。

最近国内上映的一群肌肉松弛的老硬汉电影《敢死队》里，米基·洛克饰演的角色托尔，开办了一家文身店，这里也正是硬汉们的根据地。片中，洛克为史泰龙的背部绣文骷髅标志，成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画面。洛克手中的道具，正是文身机的一部分。

针头以50-3000次的频率在皮肤上刺孔，深度约一毫米，每针就是一小滴墨水，直达真皮层浅层。从医学角度看这就是注射，比如用玻尿酸和肉毒杆菌素来祛皱美容，其实就是注射在皮肤真皮层。差别在于，没有温柔专业的护士为你扎针，注射的还是颜料。

现代美容产业多是涂脂抹粉，在皮肤表面做文章。文身却“得寸进尺”，深入到皮肤里面。当今世上最牛的文身人非英国72岁老太太伊泽贝尔·瓦丽（Isobel Varley）莫属。她全身93%均被文身占满（仅脸部除外）。去年，她还在自己左后肩上文上绿色蜥蜴，最近她还荣膺吉尼斯世界纪录—文身最多的老年人。（注：如果搜索Isobel Varley的名字，会发现更多惊艳抑或惊悚的照片！）

文身或被限制献血

玩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不是一般人。一般人通常会在文与不文中纠结。没错，阵痛过后就是立等可见的漂亮图案，但背后到底有无安全隐患呢？

首先，色彩绚丽的颜料或文身师神秘的自制墨水，是否具有医疗卫生部门许可，能安全用于人体注射，是个大问题。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美容行业监管严格，在文身这件事上却松泛得有些出人意料。有些颜料虽已获得FDA批准，但是否适用于文身并无明确管理措施。其次，颜料大多含有溶剂、铅、汞等金属及部分杂质，作为打印机墨水或汽车喷漆完全合适，可要注射入人体时，仍然很值得商榷。

最重要的是，文身作为一种有创操作，涉及皮肤的穿刺甚至出血，无疑具有传播疾病的风险。据美国FDA网站介绍，文身的主要风险包括感染、文身去除困难、过敏反应、肉芽肿、瘢痕疙瘩形成等。过敏反应和肉芽肿，正是机体对外界颜料或损伤所作出的反应。

目前，尚无因文身而传染艾滋病的记载。但未经消毒的文身过程，依然有导致梅毒（由梅毒螺旋体引起）、乙（丙）型肝炎（由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引起）、某些细菌感染的风险。鉴于上述风险，美国有不少州规定，在文身12个月后方能参与献血。原因不言自明，担心乙肝传播。

文身不易，除掉更难

抛开上述不谈，文身的最大风险在于后悔。贝克汉姆左前臂上，文有古印度语“我爱维多利亚”，很可惜却把老婆姓名拼错，一时传为笑谈，因为“文身”这个紧箍咒一旦戴上想要脱掉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卫生科学中心马瑞娜·阿姆斯特朗（Myrna Armstrong）博士研究发现，超过50%的人文身不久后却希望自己回复皮肤完好无损甚至从没文过身的状态，尤以女性为甚。

据其发表于2008年7月《皮肤科档案》（Archives of Dermatology）的调查结果显示，文身虽换来一时新鲜，但心情转换后带来的问题却更大：穿着问题、尴尬、文身会对工作和职业产生不利影响的忧虑。

换句话说，文身是一时光鲜，随时光流转后大多江河日下，终而被厌弃。

要知道，注射入真皮层的墨水，绝非想洗就掉。出于防护性目的，颜料颗粒将被纤维组织包裹，并成为皮肤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当你想除掉文身时，或许只有外科医生能帮得了你——通过外科手术切除文身的皮肤或对皮肤深层磨削，一旦文身面积过大，还必须进行植皮。这些方法的潜在并发症是，皮肤瘢痕。而从美学的角度上，瘢痕比文身还要丑陋。

而今，另一备受关注的方法是激光照射治疗。听上去简单，却藏有隐忧。美国国立毒理学研究中心发现，激光分解颜料时会激发化学反应，产生致癌物和可诱导突变的降解物，随后会被机体吸收。有德国科学家报道，激光照射治疗后，红色和黄色颜料所产生的有毒物浓度会上升70倍。毫无疑问，对健康无比重视的你我，也会对此皱眉！

你的皮肤你做主，文身属于个人自由，但作为被文身的对象，还是要看文身师的器械和墨水是否过关，是否遵从无菌原则。就我的观察来看，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文身店像是古巫般幽暗深藏，门口无一例外被密密匝匝的文身图案海报围拢起来，非常骇人！

在文身机开动前，再想一下吧！皮肤，天然完美的人体外衣！你真的舍得吗？

(原文于去年刊发于《南都周刊》，此文在其基础上略有添加)

参考资料：

1. http://www.fda.gov/cosmetics/productandingredientsafety/productinformation/ucm108530.htm
2. http://tattoo.about.com/cs/articles/a/blood_donation.htm
3. http://archderm.ama-assn.org/cgi/content/abstract/144/7/879
4. http://emedicine.medscape.com/article/1124433-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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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吹起，蚊虫的攻势仍然不减。各种灭蚊产品也在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热销，冒烟的蚊香、无色无味的电蚊香液、驱蚊贴、驱蚊手环不一而足。在日益注重生活的消费者看来，除了灭蚊驱蚊效果，还要够安全够健康。网络上宣传的驱蚊产品对健康的影响究竟是真是假？那些宣传中的纯天然从植物中提取的灭蚊剂是不是更安全呢？

对蚊子的蛋白质痛下杀手

首先要明确一点，我们目前市场上能杀灭蚊虫的药剂，无论是固体的还是液体的，里面的有效成分都是“××××菊酯”。你要是觉得它名字有个菊字，就以为是植物精华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初的天然除虫菊酯类物质，确实是从菊科植物除虫菊中提取出来的，不过这种结构复杂的化合物，一到空气中就会发生变化，丧失作用。在上世纪中叶，化学家人工合成了具有类似化学结构且杀虫效力相当的物质，这些物质更稳定，结构更简单，适于大规模生产和应用。因为，“相貌”相似所以沿用了“菊酯”这个名字。

虽说是人工合成的，并且杀虫速效，但是对人的影响却不大。其中奥秘还是要看它的攻击原理：拟除虫菊酯是一种神经性毒剂，它可以与细胞膜上掌管钠离子进出的蛋白质结合，从而让这些细胞丧失传递神经电信号的能力，最终导致昆虫麻痹死亡。听起来是个挺恐怖的过程，不过，同昆虫的蛋白质相比，人体细胞膜上的蛋白对拟除虫菊酯的敏感度要低得多。有实验表明，药量增加到对昆虫剂量的4500倍左右时，人体细胞膜的蛋白才会做出反应。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安安心心的点着蚊香看世界杯了。当然，有些劣质的蚊香中添加了DDT、六六六之类的违禁杀虫剂，那就要当心点了。

除了灭蚊，驱蚊花露水和驱蚊贴也是异常火爆，其中的主要成分是同样无色（或者有淡褐色）无味的驱蚊胺（DEET，N，N-二乙基-3-甲基苯甲酰胺）。这种成分并不是什么新产品，它是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作为军用驱蚊剂开发出来的。不过，一直以来对其作用机理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目前，公认度最高的说法是，因为这种物质牢牢掌控了蚊子的“鼻子”（感受味道的蛋白质），从而让它们丧失味觉，无法判断出我们皮肤的方位。至于安全性，在将近60年的使用中，还没有危害报道。只要在合理的使用剂量之内，大可放心。

当然还有一些植物性提取物，比如桉叶油、薄荷脑也会对蚊子产生一定的趋避效应，不过对于同样不喜欢这些味道的人来说，还是选用无味的拟除虫菊酯和驱蚊胺吧。

植物精华能止蚊子叮的痒吗？

任你用了电蚊香，驱蚊剂，电蚊拍，百密一疏，总有漏网之鱼来我们皮肤上小小美餐一顿。况且，跟恋人在月光下、萤火虫飞舞的花园里散个步，中招的几率就更大了。

蚊子吃饱肚子走了，留下的红疙瘩可是让人难熬。在我的印象中，花露水、大蒜汁是祖母对付这种情况的两件法宝。如今，还有号称添加了植物精华的止痒花露水，这些植物的精华究竟能不能解决蚊子给我们的“礼物”呢？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蚊子叮人为什么会引起瘙痒。这难忍的同样不是因为蚊子的嘴巴触碰了我们的神经，也不是因为蚊子释放的毒素在杀伤我们的细胞。实际上，痒的感觉是我们肌体自己敲响的警钟。我们的免疫系统通常对侵入机体的蛋白质或者有害物质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异物，就会释放出大量的组织胺，引起皮肤痒痛，同时加速组织液的分泌，召唤各处的免疫蛋白来消灭入侵者，蚊子释放那些可以阻止血液凝结的唾液就是这样的入侵者。这样看，形成肿块，引发瘙痒倒是人体的自我保护的功能，但是这样的战场多少让人不适，何况有些情况下会持续数周。要想让战争停息，抑制组织胺的释放及其对组织的刺激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好了，知到了痒的根源，我们就可以选择合适的止痒工具，看看植物精华能不能止痒了。首先是大蒜，很遗憾，这里面没有。倒是大蒜素，有时会让我们的破损皮肤感受到一些辛辣刺激，能转移一下我们对瘙痒区域的注意力。但是这不会对瘙痒的根源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常说大蒜能杀菌止痒，能杀菌不假，可惜这跟止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同样的，在花露水中经常用到冰片和薄荷醇，也无法对抗组织胺。不过，这些物质在酒精溶剂的配合下，可以让涂抹区域的毛细血管扩张，影响此区域的神经活动，并达到局部麻醉效果。在这些物质挥发散去之后，神经缓过劲来，痒痒的感觉就又回来了。不过，冰片和薄荷醇可以让皮肤角质层的细胞变得疏松，帮助药物更好地通过，在它们的帮助下有效药物，可以迅速达到目的地。

目前，最有效的止痒方法就是使用抗组织胺药物（很遗憾目前的抗组织胺药物都是人工合成的，并非植物精华）。像无极膏这样的经典药物中，抗组织胺的丙酸倍氯米松就是主角，而我们闻到的薄荷香味的薄荷醇再带来一些清凉，当个好帮手也是不错的。还有些报道是说，用维生素C溶液或者用磨碎的维生素C含量丰富的植物茎叶（如马齿苋）来对抗组织胺，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无可靠的实验数据证实此种说法。在没有不良反应的情况下，试试到也无妨。

还有传闻说，只要让蚊子舒舒服服地吸饱血，它就会把注入我们体内的抗凝剂再吸回去。我不知道这则消息是从那条小道上蹦出来的，事实情况是，注入人体的抗凝剂早都扩散开来，况且引起痒痛的是我们体内自己分泌出的组织胺，这跟跟蚊子的嘴巴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所以，看见蚊子在身上吸血，最好的对策就是先赏它们一巴掌，然后再视情况需要抹药膏吧。

已发表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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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6日到9月12日，卫生部就最新编制的《食用盐碘含量》正式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拟将碘盐的最高含碘量调低一半以上，国家现标准规定的食盐碘含量20毫克/千克-60毫克/千克，将被修改为食用盐中碘含量的平均水平为20mg/kg-30毫克/千克。

网络上，这条新闻很快被解读作:“我们吃碘过量了”。联想媒体去年对碘盐可能致病的相关报道，“究竟是否该实施全民补碘”，又一次成了公共空间中的热门议题。

微量元素中，我们最怕碘，虽然它最不怕过量

对碘盐，一位网友困惑地写到：“小时候老听爸爸说，碘盐一定要快起锅才放，不然碘就挥发，没用了。过了十来年，怎么就变成怕碘，恨不得它蒸发了……”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困惑背后的讨论，是人类认识在发展过程中的常态。人类对碘与健康的认识仍是个发展中的领域，现有的证据告诉我们，碘缺乏可引起胎儿或儿童的神经发育障碍，后果很严重；碘过量，也会有不良后果,但要其严重性逊于前者。目前，我们对后者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碘过量可能会“诱发和促进”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发生和发展”。但对具体人群的致病剂量，我们尚不清楚。另有研究表明，特定情况下，上述症状可在停止高碘摄入后自动恢复。

基于上述事实，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营养状况监测数据库至今仍将碘缺乏与贫血、维生素A缺乏并列，被认为是衡量某地区营养状况的指标。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国际NGO组织——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ICCIDD）至今仍在坚持推广普遍食盐碘化（Universal Salt Iodization）。

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内分泌科教授的Guy E. Abraham在2004年出版的《碘医学史》中写道：“在所有已知影响健康的微量元素中，对碘的误会最多，人们也最害怕碘。然而，迄今为止，在已知对健康起关键作用的微量元素中，碘是最安全的一种。”Guy认为，在所有的微量元素中,碘过量最不可怕。在某些地区，比如日本，因为饮食习惯，虽然没有额外补碘，在日本，人均每日大约摄入900-1900微克的碘,相关研究表明：日本的甲状腺肿发生率低于其他国家，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病率却高于其他国家。

Wolff-Chaikoff效应与“碘恐慌”

缺碘会得“大脖子病”，中国的古书中早有记载。《庄子》中就有关于“瘿病”的记载，这种病以“颈前喉结两旁结块肿大”为特征，晋代的葛洪在《肘后方》中记载了用海藻浸酒治瘿病。上世纪20年代，一位医生在医学杂志上报告了自己利用每日9毫克碘剂治好少女甲状腺肿大的病例，人们开始用碘治病。

最初，为了补碘，人们需要每日服用药剂师开出的药方——通常是稀释的卢戈氏碘液。但这种方式，相当于要求正常人每日服药，非常不便，便有人想到了把碘加到食盐中。盐，是每人每天都会食用的东西，把碘以一定比例加入食盐，公众便可以从饮食中摄取碘了。上世纪20年代，碘盐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当时的一位医生评论认为，“部分原因是宣传工作做得好，才保证了碘盐的普及”。

碘的宣传工作的确做得非常出色，二战前，碘甚至被很多医生当做了可以改善所有人类疾病的万能灵药，直到Wolff和Chaikoff的那个备受争议的实验。

Wolff和Chaikoff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研究人员，1948年，两人发表了他们在大鼠身上的一次的实验。他们给不同状态的大鼠腹腔注射用放射性元素标记过的碘。实验结果显示，当大鼠的血清碘浓度达到一定上限，其甲状腺便不会有放射性，也就是说，血清碘浓度过高时，大鼠便不再吸收多余的碘了。由此，两人得出结论，血清碘浓度过高，阻止了甲状腺激素的形成，从而导致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结节。不过，后来有同行指出，因为两人并未监测大鼠的甲状腺激素浓度，他们的数据只能得出甲状腺不再吸收碘的结论，而且，几只幸运的大鼠并未出现甲状腺结节。

针对最后一点质疑，Wolff和Chaikoff认为“那是因为大鼠是啮齿类动物，大鼠‘幸运地’避开了Wolff-Chaikoff效应。”

无论如何，自Wolff-Chaikoff效应开始，“碘恐慌”在西方世界流传开来。《碘医学史》中也写到：自此以后，在医生们眼里，碘几乎从万能灵药变成了避之不及的瘟疫。

与Wolff-Chaikoff实验有关的断章取义的流言包括碘可以防原子弹的说法。直到冷战时期，很多美国家庭会在家里备几个碘油丸，如果碰上原子弹袭击，迅速吞服一粒，你的甲状腺就不会吸收“带有放射性的碘元素”了。

一个结论，两种解读

上世纪60年代前，各国的碘缺乏防治工作基本上是各自分别进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医学界证实了碘缺乏不仅会引起甲状腺肿和儿童呆小症，其最主要的危害是造成不同程度的儿童脑发育障碍。有研究证实碘缺乏可使人群平均智商降低13.6——碘是个事关人口素质的严重问题。1983年，学术界提出“碘缺乏病”代替过去“地方性甲状腺肿”。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上文提到过的“国际碘缺乏病理事会”，以推进“普遍食盐碘化”(USI)。

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全民食盐加碘开始在各地陆续普及，在当时由国家总理签署生效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中曾明文规定：两部分人群——高碘地区人群和因治疗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疾病）不宜食用碘盐的人群不食用碘盐。这部分人群可到盐业部门专设的商店购买不加碘的食盐。

1996年3月，卫生部颁布《全国碘缺乏病防治监测方案》，5月，国务院颁布《食盐专营办法》，以“保障食盐加碘工作的有效实施”。

自1999年起，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的滕卫平教授开始了一系列关于不同碘摄入量对甲状腺相关疾病的发病率的调查。研究选取了3个典型的地区样本——轻度碘缺乏地区、碘足量地区、碘过量地区，共调查了3761位当地居民。

2001年，滕卫平研究小组的部分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上，文章得出结论：碘超足量和碘过量可促进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和甲减的发生和发展，尿检中碘含量高于每升200微克是“不安全的”。

2002年，天津医科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医科大学碘致甲状腺疾病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商榷》的文章，对滕卫平的论文进行质疑（下文简称《商榷》）。

《商榷》一文指出，滕卫平的研究小组选取的碘过量组地区的地下水中不仅有较高的碘含量，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也较高。该文还指出，甲状腺疾病是一种多因素致病的疾病，“丹麦有人在研究甲状腺疾病危险因素时曾指出，除了碘以外，吸烟、情绪激动、出生时体重过轻、某些药物、感染及其它致甲肿物质也是危险因素，还需注意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针对这篇质疑，滕卫平回应道，他们已在动物实验中考虑了高碘地区的高氟含量的影响——向实验鼠供应高碘无氟的饮用水和高碘高氟的饮用水，结果发现，水中是否含氟对实验鼠的甲状腺功能并无影响。

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滕卫平表示:“尽管大多数正常人可以耐受大剂量的碘，但是碘摄入量增加引起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增高，尤其是高碘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甲状腺癌的潜在关系，促使我们认识到，尽快找到碘摄入的安全上限十分重要。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坚定不移执行普遍食盐碘化政策的同时，地方病学界和内分泌学界联起手来，积极开展碘过量的负效应研究，确立碘的安全上限。”2002年的两会，时任两会代表的滕卫平受“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同仁”的委托，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家尽快重新审视现行的全民食盐加碘相关法规，及早停止在不缺碘地区盲目实行全民食盐加碘.并呼吁,即使在缺碘地区也应根据当地居民尿碘的检测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确定食盐加碘浓度。

2006年，滕卫平的研究组对上述三地持续5年的调查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其实验结论部分写到：“足量及过量的碘摄入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及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这是在中国广受注目，并广被引用的一个结论，国人把它当作高碘有毒的证据，且认为该结论得到了权威医学杂志承认。

但就在当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滕卫平小组长达11页的调查报告结束后，继续后翻15页，便是美国伯明翰妇女医院的Robert D. Utiger博士执笔的评论文章《碘营养——多比少好》。Utiger在文中表示：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大规模人群长期摄入高碘的临床数据，在滕卫平的调查中发现，“过量的碘摄入与亚临床型甲减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5年累积发病率的微增有关联，但并不会导致甲亢或亚临床甲亢。”此外，“在大部分病例中，过量的碘摄入导致的两种症状，临床上并不显著，且并不会持续。”

根据滕卫平小组的调查结果，Utiger得出结论，我们勿需担心高碘摄入，“考虑到碘缺乏所致的严重不良后果，长期过量碘摄入导致的小风险是划算的。”

食碘安全线

碘是生产甲状腺素的原材料，甲状腺素在甲状腺中合成。1个甲状腺素包含4个碘原子。其他一些由甲状腺产生的激素，也需要以碘作为生产材料。为了生产这些激素，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70微克碘，考虑到碘在消化吸收时的损耗，以及其他一些碘损失，WHO推荐成人每日摄碘150微克，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则为200微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仅仅是推荐值，并非过量就会有害的“安全线”。

根据《碘医学史》，为了验证这个补碘“安全线”，1969年，美国曾利用监狱犯人进行过一次强制补碘实验——他们给犯人供应含碘量为1000-2000微克/升的饮用水，实验进行了5年，受试者并无异样。

今天，这个安全线在全世界各国家地区或组织机构中，大致相似却又不尽相同，世卫组织认为，每日碘摄入量在1000微克以内，是安全的；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人的碘摄入量安全线设为每日1100微克；欧洲的食品科学委员会推荐的碘摄入安全线为每日600微克；在我国，通常采用的数值为每日800微克——这个数值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张万起教授利用健康志愿者进行的过量摄碘实验。

国际碘缺乏病防治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提到，美国曾一度因面包炉清洗剂含碘，导致很多民众每日摄碘量长达10多年处于日均500微克以上，该委员会就此得出结论：“从这件事上看，（碘过量并非威胁公共卫生的紧迫问题），我们有的是时间，好好策划，小心解决这个问题。”

沿海地区是否该补碘?

这次事件中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沿海地区是否需要补碘？

诚然，自然界的碘大多来自于海洋，但仅靠吃海产品我们能获得的碘仍非常有限。在区分缺碘、适碘和高碘地区时，通常的依据是当地饮用水的含碘量，比如：青海大部分地区的水碘含量为每升0.7微克，属于缺碘；上海地区则为适碘，水碘含量为每升20微克；渤海湾的部分地区水碘含量可达每升1000微克，是不折不扣的高碘地区。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告诉本刊记者，“非碘盐放开呼声最大的是沿海地区，他们认为自己食用海鲜就不缺碘。其实，海鲜中含碘量很有限，只有一种海产品，就是海带类含碘较多。”

陈君石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根据卫生部7月公布的委托该委员会做出的《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下简称《食盐加碘风险评估》），在北京、福建、浙江、上海、辽宁五省中，碘盐对居民每日碘摄入量的贡献率在57%-97%之间。其中，碘盐对上海居民碘摄入的贡献率为63.5%。在这些地区，如果不食用碘盐，当地居民的碘摄入就无法达到安全水平。

成立于2009年12月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由来自医学、农学、食品、营养等领域的42名专家组成。该委员会成立章程中规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依据本规定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章程独立进行风险评估，保证风险评估结果的科学、客观和公正。”《食盐加碘风险评估》是该委员会首次就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潜在风险作出评估。

碘致甲状腺癌？

关于碘盐的一个重要的疑问是：它是否会致癌？近期的甲状腺癌症高发，是否与这些碘盐有关？

陈君石否定了“甲状腺癌高发”的提法，他认为，“乳腺癌、结肠癌等所谓的高发，是有流行病学数据支持的，但目前，并无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处于甲状腺癌高发期。”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看到的癌症病例多了，“更多地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

根据《食盐加碘风险评估》，“碘摄入过量与甲状腺恶性肿瘤发生的关系已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去年8月，《激素》杂志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中，作者详细回顾了30年来全球各地就碘与甲状腺癌的关系所作的研究，最后指出，据现有结果看，碘缺乏地区危险性较高的滤泡状癌的发生风险高，碘摄入过高地区危险性较低的乳头状癌的发生风险高。

对于这个结论，研究者不无谨慎地提醒到：该结论仅表示甲状腺癌各类型发生的比例变化，例如随着碘摄入的增加，乳头状癌发病率会明显增加，滤泡状癌发病率则会降低，却并不意味着碘摄入过多会引起乳头状癌，过少则引起滤泡状癌。

上文的作者总结说，全球各地甲状腺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碘摄入量会影响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在给本刊记者回信中，国际碘缺乏病防治委员会的科学部主任汉斯（Hans Burgi）教授表示，“我不认为碘过量与甲状腺癌之间有任何关联。”

如果放开无碘盐……

对中国的现状，汉斯教授表示：“大部分缺碘的国家都有高碘的地区，但一个由政府精心策划、食盐企业精确执行的普遍食盐碘化方案，并不会带来碘过量——我们的甲状腺有专门适应碘摄入量变化的强大的生理机制。”

但问题随之而来，其他国家的人都怎么吃盐？

一位居住在美国南部沿海的网友汇报说：超市碘盐和无碘盐同时供应，价钱也几乎相同，无碘盐上醒目地标注了“此盐不含碘,而碘是种重要的微量元素。”——他不知道超市售卖无碘盐，是否因为他居住的是高碘区。

在法国生活的fwjmath则告诉记者：这里的法规详细规定，“允许加碘，范围在每克盐15-20微克”。他解释道：“可能你会觉得这种‘允许’的规定比较奇怪，这是因为对于食用盐的规定里边有一条是，没有允许的东西就不准加。”法国的超市供应各种规格和价格的碘盐和无碘盐，其售价主要跟品牌有关，与是否加碘关系不大。

而在中国，如果放开供应无碘盐会怎样呢？

陈君石院士对此表示担忧，“以现在这个舆论形势，一旦放开，只要无碘盐价钱不是特别高，必然会有很大一批人专买无碘盐。从而导致十几年普遍食盐碘化的成果化为乌有。”他断言，如果放开，“2-3年内就会发现，“大脖子病”重现出现，也许还会有呆小症。”《食盐加碘风险评估》中曾指出：2000年，印度迫于民间压力暂停食盐加碘政策，在随后的几年内，碘缺乏症又在各地重现。2005年，印度政府再次实施食盐加碘，禁止销售无碘盐。

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学博士云无心也认为：目前的舆论已给公众造成了“碘过量非常有害，我不要吃加碘盐，不卖非碘盐是为了垄断利益”的印象。其结果就是，越不放开非碘盐，公众的这种认识就越深，质疑声就越强烈。而如果放开，就会被媒体当作一种争取政治权利的胜利来宣扬，而公众中会有更多的人不顾自己是不是需要补碘，而去“享受”斗争胜利的果实。

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本次碘盐事件评论说：“卫生部也是承不住压力，把问题抛给了地方。好在这次只是下调了上限，20毫克/千克的下限，始终没变。”一位年轻医生则向记者表示，“是否放开无碘盐成了一个死结。最近决定下调盐中的加碘量，实际上是一个和稀泥的做法，对于碘盐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本文删节版已刊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主要参考文献：

Effect of Iodine Intake on Thyroid Diseases in China， NEJM, 滕卫平等，June 29, 2006；

Iodine Nutrition — More Is Better， NEJM, Robert D. Utiger, June 29, 2006；

普遍食盐碘化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 滕卫平，《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1；

中国医科大学碘致甲状腺疾病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商榷，钱明、王栋，《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2年10月第18卷第5期；

对钱明、王栋医师《中国医科大学碘致甲状腺疾病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商榷》一文的答复，滕卫平，《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2年10月第18卷第5期；

碘摄入量增加对甲状腺疾病影响的五年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滕卫平为通讯作者，《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6；

内分泌疾病百科全书/甲状腺分册，Elsvie 2004年出版，科学出版社2008年引入；

The History of Iodine in Medicine，Guy E. Abraham, 2004；

High Level Forum on Elimination of IDD in China——Celebration of the 17th National IDD Day，ICCIDD,2010；

Excessive Iodine Intake——A short guideline，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ICCIDD, Hans Bürgi；

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2010。

另外还有一些，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一点采写说明：

采访细节上，碘盐问题有关的一个重要研究者，滕卫平本人，我并没有联系。2003年，滕升任辽宁省副省长。我认为，一方面，他的官员身份不容易联系和采访；另一方面，我很警惕官员科学家，我想，他科学的一面至少会在论文中。相比一个官员的口述，我更信任经过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论文。

我认真阅读了滕1999-2002之间的大部分跟碘盐有关的学术论文；读了他2006年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NEMJ,也读过了他在最近（2010年）的一篇“碘营养与甲状腺疾病”，在2010年的新的文章里，他说“建议国家卫生部成立由地方病学、内分泌学和盐业部门共同参与的监测体系， 定期交流信息 ，及时修改政策。发挥我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保证我国防治碘缺乏病的事业健康发展”——这好像是他始终的观点。

致谢：

感谢云无心和BOBO精心为我修改最后的成稿，并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意见；感谢Fujia在精神上给我的鼓励；感谢小方同学，特意为我跑了一趟法国超市，并查证了很多法国资料；感谢odette为我送书；感谢田不野同学帮我下载论文以及查证日本的资料；感谢其他参与讨论的朋友。另外，感谢本刊专题编辑郑小郑同学，他逼迫我写稿，已经精心进行后期编辑，母鸡同学该觉得鸭梨啦…最后，感谢维基图书馆和Google大学。没有上述帮助，这篇文章的完成将是不可想象的。（汗，好官话，其实是实在话。）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感谢国家…

扩展阅读：

碘盐争议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与争论焦点

碘盐，有了“选择权”又如何？

“碘盐致癌”有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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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性激素能导致女婴性早熟。但能导致女婴性早熟的却不仅限于雌性激素，还有一些东西具有雌性激素效应，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可以模拟雌激素的生理作用，因此也被统称为“类雌激素”。无论是雌性激素，还是类雌性激素，都不像三聚氰胺，可以优化产品的检测数据；也不像DHA之类的添加剂，可以让产品卖个好价钱。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像生长激素，能刺激婴儿生长，反而会导致骨骺线提前闭合，影响孩子的身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难想象生产商在婴幼儿奶粉中主动添加这些东西。不过，如果奶粉中检测出含有类雌激素物质，我也不会吃惊，因为它们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受到污染所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婴儿奶粉中都含有极其微量的二恶英、多氯联苯、有机氯农药等环境污染物的残留。而这些环境污染物大多数都是“类雌激素”。

二恶英和多氯联苯是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而有机氯农药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应用广泛。这几种污染物都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很难降解，半衰期长，而且容易在生物体的脂肪组织中富集。在高浓度下，这些污染物有致癌作用，因此目前各国都在大力治理二恶英和多氯联苯，大部分有机氯农药也早已被禁用。然而，环境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难以降解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它们会通过食物链进入我们人体，在我们体内的脂肪组织里蓄积。当它们在人体内积累到一定浓度，就可以模拟激素作用，干扰人体正常的内分泌功能，导致各种内分泌疾病和异常，比如儿童性早熟。婴儿和儿童正处于发育期，对环境污染物也更为敏感。因此近年来儿童性早熟的病例不断增加，与环境污染不无关系。

各国的科学家通过毒理学实验，研究各种环境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并找到无危害的最低剂量。政府部门则根据这些毒理学数据，对食品中的各种污染物残留制定严格标准，在这个标准范围之内，被认为是安全的。例如，目前欧盟对婴儿配方奶粉中的二恶英残留量的限制是3ppb（也就是万亿分之三）。根据2003年欧盟对市场上婴儿配方奶粉的抽查，二恶英和多氯联苯的含量均低于1ppb。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在如此低剂量下，是没有激素作用的，也不会对健康有显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新闻报道来看，出现性早熟情况的女婴大都接近或者超过1周岁。考虑到儿医通常提示在婴儿满6个月后开始添加辅食，而婴幼儿辅食中，鸡蛋、水果所占比例又较大，这些食品成分也会含有一些环境污染物的残留，因此亦有可能是类雌激素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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