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烯在中学化学里就出现了，不过多数人听到它，首先想到的还是冒着白烟、管道交错的化工厂——没错，它是现代工业中主要的化工原料之一。然而，它又是如何与水果的成熟联系在一起的呢？

乙烯与植物，寻找那只看不见的手

19世纪，美国和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已经利用木炭不完全燃烧得到的气体来点灯照明——人们很早就注意到那些气体在管道输送中会泄漏一部分，1864年，还有人注意到了管道周围的植物长得跟正常的不同，比如枝条更加繁茂。

正如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那样，机遇总是垂青于那些细心和好奇的人。1901年，一个名叫奈留波夫（Dimitry Neljubow）的俄国植物生理学家——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实验室里种豌豆苗。他发现在室内长出的豌豆苗比室外长出来的更短、更粗，不垂直向上长而是往水平方向长。在排除了光照等因素的影响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空气。由于照明气体的存在，室内空气中含有一些室外没有的成分。最后，奈留波夫找出了影响豌豆苗生长的成分——乙烯。而植物“短、粗、横向长”也就成了检测乙烯泄漏的“三项指标”。

科学的车轮滚滚前进，到了1917年，一个叫做达伯特（Doubt）的科学家发现乙烯会促进水果从枝上落下，由此乙烯与水果“催熟”的关系露出了一丝端倪。不过，此前的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外源乙烯的。直到1934年，英国科学家甘恩（Gane R.）才从成熟的苹果中分离检测到了乙烯的存在，乙烯作为一种“植物激素”引起了更多的关注。现在，植物学家、农学家们不仅搞清楚了乙烯如何产生、如何影响水果成熟，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利用它来调节水果的“熟”与“不熟”。于是，本文开头所列的那些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被这只看不见的手联系了起来。不过，水果的生与熟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水果如何成熟

尚未成熟的水果是“青涩”的，一般而言硬而不甜。青来源于其中的叶绿素，涩来自于其中的单宁，而硬主要是果胶的功能，不甜则是因为淀粉还没有转化成糖。等到应该成熟的时候，植物中就会产生乙烯。乙烯一起，水果中的各部分就像听到进攻的号角，纷纷起身，开始了夺取成熟的战斗。那一刻，“它不是一个人”：有酶来分解叶绿素，甚至有新的色素产生，于是绿色消失，而红、黄等代表着成熟的颜色出现；一些激酶分解了酸而使水果趋向中性；淀粉酶把淀粉水解成糖而产生甜味；果胶酶的到来则分解掉了一些果胶，从而让水果变软；还有一些酶分解水果中的特定化合物而释放出某些气体，于是不同的水果就有了不同的香味……

自然成熟的水果，也意味着种子已经成熟。变得香甜可口，客观上是满足了人和其他动物的食欲，对于植物来说是让动物们传播种子而付出的酬劳。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何水果好吃而种子却不能被消化——可以随着动物们的活动而流浪远方，在各个角落里生根发芽。

不知道是为了方便被吃掉，还是为了即使没被吃掉也能够回归大地，不是瓜类的植物也同样会“果熟蒂落”。达伯特发现乙烯会促进这一过程。当乙烯到来时，“蒂”中的细胞就活跃起来。尤其是果胶酶，分解了果胶之后，果实和母亲的联系就变得格外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它们就离开了母亲的怀抱。所以，如果牛顿真的是被苹果砸出了万有引力的灵感，那么实在是应该感谢那一刻附于苹果身上的乙烯们。

遏制乙烯，保鲜的关键

对于科学，许多人关心的只是“对我有什么用”。而许多科学上的发现，对我们还真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用处。不过，乙烯的“植物激素”作用不在此列：明白了它的作用，即使我们不是杨贵妃，也可以吃上万里之外的新鲜水果了。

水果一旦成熟，即使被摘下了，内部的生化反应还是难以遏制。比如说，糖转化成酒精、水果进一步变软……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就是水果“烂掉”了。而且，这个过程发生起来非常迅猛。比如香蕉，只要几天就够了。

既然知道了一切过程尽在乙烯的掌控，那么我们就可以“擒贼专擒王”，控制住乙烯就好办了。比如香蕉，在很生的时候收割下来，放置在乙烯产生最慢的温度下（科学家们已经发现这个温度是13℃~14℃），就可以放置很长的时间而不烂掉。如果包装的箱子或者箱内有能够吸附乙烯的材料，就更有助于把乙烯的浓度控制得更低，大大延长保存时间。到了需要的地方或者时候，把昏睡的香蕉们用乙烯“唤醒”，就可以在几天之内变熟。一般而言，热带和温带的水果对乙烯都很敏感，除了香蕉，通常还有芒果、猕猴桃、苹果、梨、柠檬等采取这样的方式。

我们经常见到高档的水果被纸或者泡沫包着。不过这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或者“高档”。就像人体受到外界刺激会产生防御反应，从而导致某些生理指标变化一样，水果“受伤”了也会刺激乙烯的分泌。在运输过程中，摩肩接踵的水果们难免磕磕碰碰，虽然只是小伤但也足以使得它们产生更多的乙烯，加速成熟和腐烂。而成熟变软又使得它们更加容易受伤。良好的包装减少了这种受伤的机会，有助于减少损失。

产生乙烯，催熟的关键

虽然乙烯与果实的关系被人类认识不到100年，但是对它的应用却有着久远的历史——通常所说的经验，有时候的确蕴藏着科学的机理。

中国古人采下青的梨，会放在密封的房间里对它们“熏香”。不清楚古人们是如何发现这样可以促进青犁的成熟，但是这与今天的水果催熟在原理上是一样的。香是一些植物原料做成的，“熏香”的燃烧不完全，产生的烟气中可能含有一些乙烯成分。

古代埃及人的应用看起来更加“神棍”。他们在无花果结果之后的某一时期，会在树上划出一些口子，说是可以让果实更大，成熟更快。而现代科学研究却证实这种看起来“神棍”的做法是合理的。1972年发表在《植物生理》（Plant Physiology）上的一篇论文证实，无花果结果之后的16~22天，对果树进行划伤处理的一小时之内，乙烯的产生速度会增加50倍。相应地，接下来的三天之中，果实的直径和重量会分别增加到2倍和3倍，而没有划伤的则只有小幅度的增加。在中国农村，核桃结果之后人们也经常在树上砍出伤痕，或许也是同样的原因。

古人的经验是无意识地应用了乙烯与植物生长的关系，而现代农业中则是有的放矢。那些经过保存运输的“生”水果，在分销之前需要进行“催熟”操作。乙烯是气体，使用起来显然不方便。现在一般用的是一种叫做“乙烯利”的东西。它本身跟乙烯是完全不同的化学试剂，最后会在植物体内转化成乙烯。因为它是固体，工业产品以液态方式存在，使用的时候进行高度稀释，所以使用很方便。低浓度的乙烯利安全无害，所以不用担心它“催熟”的水果有害健康。不过，高浓度的乙烯利可以燃烧，对于人体也会有一定损害，废弃之后还可能对环境和水质有一定污染。这也是它倍受“环保人士”和“自然至上者”们质疑的主要原因。

乙烯利的应用不止于此。它还被广泛应用于促进农作物生长和果实成熟，比如在西红柿、苹果、樱桃、葡萄、黄瓜、南瓜、菠萝、甜瓜、棉花、咖啡、烟草、小麦等作物的生产和销售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在某些地方，还有人用电石来催熟水果。电石与空气中的水反应，会释放出乙炔。有研究发现乙炔也有一定的催熟能力，不过所需要的浓度要远远高于乙烯。乙炔本身倒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工业上使用的电石可能含有砷等有毒物质，所以这种“催熟剂”在很多国家是非法的。

如何让家里的水果变软

一般来说，香蕉、苹果、葡萄之类的水果如果是未成熟采摘的，在分销之前都经过“催熟”才上市。但是芒果、柿子、猕猴桃，可能没有经过催熟或者没有完全熟透就摆上了货架。

如果买到的是这样的水果，最简单的当然是耐心地等到它们“慢慢变老”。如果想加速它们的成熟变软，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虽然中学化学里有制取乙烯的实验，不过建议不要在家里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乙烯利等“催熟剂”也不建议使用，一方面不便宜，另一方面高浓度的乙烯利也有一定的危险。为了早点吃到水果而发生事故，哪怕只是把手灼伤，也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所以，还是采取一些天然的、温柔的、完全没有危险性的方法比较好。因为苹果和香蕉都能产生相当量的乙烯，所以把它们和要催熟的水果，不管是梨、柿子、芒果还是猕猴桃放在一起，用袋子装起来，都能起到一定的“催熟作用”。考虑到香蕉比较容易坏，而乙烯主要由香蕉皮产生，也可以吃掉香蕉放香蕉皮就行了。

另外，从理论上说，伤害水果会促进乙烯的释放。在民间，有在柿子上插秸杆促进变软的说法，而西方也有“一个烂苹果破坏一整筐”的谚语。所以，在要催熟的水果上无关紧要的部位（比如蒂上）扎一些伤痕，或者直接在袋子里放敲坏的苹果，或许也有助于加速它们的成熟变软。

“催熟水果”好不好

说起水果催熟，基本上是千夫所指。希望吃到“自然成熟”的水果，本身无可厚非。那些在树上就成熟了水果，也完全可能味道更好。但是，成熟了才采摘的香蕉，运到北京或许只有少数人能够吃得起。而无论再有钱的人，也不可能在另一个季节吃到它们。

所以，把天然成熟的水果和未成熟采摘然后催熟的水果来相比，实在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天然成熟的水果再好，没有的吃也枉然。而现代农业技术所带来的这些“非自然”的产品，至少让寻常百姓也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吃到这些水果。这个待遇，实际上比杨贵妃的荔枝也还要高一些。而且，一旦在心理上适应了，这些“不自然”的水果，也并不是“自然至上者”们所鄙薄的那样难吃。至于营养，且不从生物学上去比较，与没有吃的相比，“不自然”的水果还是要有营养得多。

(发表于《新发现》，文字编辑：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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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食品公司》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所记录的“内幕”让很多人觉得“触目惊心”，一时间对现代食品工业的愤怒再次被点燃。它实际上不是一部“科学纪录片”，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讨伐。但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的观众似乎并不关注“资本主义”，而更在乎借助这个纪录片来判断自己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那么，撇开了政治经济问题，这部纪录片在技术领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影片一开始指出，过去50年中食品生产加工方式的变化比以前10000年中发生的还要大，隐含了“变化就是不好的”的潜台词。这个潜台词忽略了一点：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几乎每个领域在过去50年的变化都比过去10000年的要多。事实上，变化不是问题，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好是坏才是问题。但片子却回避了这一点。很多人一谈到食物的问题，必定追求“自然”。问题是，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一种“非自然”的活动。以我们的各种主粮为例，它们的野生品种没有一种可以被直接食用，所以过去10000年间，这些物种的变化远大于它们在过去1000万年间的情况。古人把新鲜的肉腌制起来，留待以后，这种变化同样非常巨大。再比如，把动物圈养起来，让鸡鸭失去飞行能力，其变化也并不比把它们关进现代化的鸡舍更小。

影片另一个煽情点是工业化养鸡方式：大量的鸡挤在一起，品种与饲料的改良让它们的生长期大大缩短，为了防止大规模饲养带来的流行病，往往还要使用抗生素。为了长肉而改良出来的品种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小鸡被人随意扔来扔去，更让人同情心泛滥。如果影片讨论的是“动物福利”，这些说法应该算是很有力的。可在食品的问题上，我们只需要讨论这样的鸡肉“有没有营养”，“有没有害”，“卖多少钱”……

《食品公司》无心回答这些问题。制作者再一次通过“煽情”来传达自己的“理念”。观众们一旦接受这些煽情，往往会忽略那些本该是基本常识的东西。比如说，在“传统”的食品生产中，与此类似的“不人道”的方式并不罕见，肉畜往往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阉割，它们饲料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常被喂以泔水以及霉烂的食物；禽类被强行灌饲，只为了制作著名的鹅肝和烤鸭……

当然，现代食品工业本身并非毫无问题，但是社会需要的是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反对。当《食品公司》仅仅被当成批判资本主义的样本时，它或许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要靠它来探究餐桌的奥秘，就不太恰当了。

文字编辑：拇姬

新京报《新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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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飞飞出生的时候，护士拿来了一摞“要不要捐献脐带血”的表格。不捐，没关系；要捐，就填表，以便她要根据填好的表格通知接生的医生做准备。

于是，“脐带血保存”这个事情再次进入我的大脑。

1、

几年前飘飘出生，有朋友问我：脐带血保存了没有？按照他的说法，现在到处宣传保存脐带血的重要性，不把这笔钱花了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现在孩子这么金贵，要是不为孩子购买这份“生命保险”，总觉得自己不负责任，甚至多少有点负罪感。

他是个工薪族，保存脐带血的那笔费用虽然可以承受，但也不算轻松。但比起费用，他更关心的是：这个东西有多大用和保存的可靠性有多高。

我说听说过这事儿，不过产科医生和儿科医生都没有提过建议保存，我随便看了一下介绍，也觉得没什么必要，就没有保存。至于可靠性倒不是问题，从技术上说，长期保存血液难度并不大。因为我没有推销个人观点的嗜好，也没有问他最后交了那笔“生命保护费”没有。

我问那位护士那些表格是干嘛的。她说是脐带血库收集脐带血用的。跟献血一样，如果愿意就填表，孩子出生之后产科医生就把脐带血收集起来交给血库。这些血将来会被提供给公众或者科研机构使用。如果不愿意，就不用管了，医生会把脐带直接扔掉。

作为两个在生物医学领域边缘混迹的“科学人士”，孩子的妈妈和我对于建立这样的公用脐带血库是完全支持的。于是填了那一堆表格。

2、

但我感到好奇：美国的医生根本没有向我们推荐为自己的孩子保存脐带血。在飞飞出生之后，我忍不住探究了一下个中原因。

干细胞移植是现代医学中一个极其热门的话题。对于许多血液和遗传方面的疾病，干细胞移植可能是救命的手段。而本来要丢弃的脐带血中含有相当多的造血干细胞，又不存在配型的问题，因此被视作婴儿出生时宝贵的“副产物”。（来自他人的干细胞存在“配型失败”的风险，一个人与兄弟姐妹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是25%，而与其他人配型成功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自己的脐带血永远不会配型失败，保存自己的脐带血，以备将来的万一”成了保存脐带血的“理论基础”，也成了许多商业性保存机构宣传的诉求。

不过，美国儿科学会不推荐自己保存脐带血。他们认为，“保存脐带血”的营销方式主要是在利用孩子出生时父母脆弱的感情来得到认同，却在其中隐瞒了许多事实。

在美国儿科学会的公告中，专家明确指出了：使用自身干细胞来治疗疾病目前还主要是一种设想，而不是现实。

——虽然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一些实验也显示这样的疗法将来可能成为现实，但是这个“将来”有多远？

3、

那些存血机构经常宣称近在咫尺，科学家们却没有这么乐观。

另外，脐带血的数量是有限的，通常只有几十毫升。这几十毫升脐带血中，包含的干细胞数目，只够针对儿童的移植，

这意味着，这份保险要发挥功用，只能在一个有限的有效期内，而这份有效期，并没有商业宣传中形容的那么长。

虽然将来的医学发展有可能减少对脐带血量的需求，但这同样只是一种还没有科学进展支撑的“希望”。最重要的是，目前没有科学数据支持“使用自己的脐带血是有效的”。

商业机构的宣传，着眼点仅是“自己的脐带血没有配型的风险”，却避开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疾病是来自于遗传因素——这在血液病中很常见（比如白血病）——那么自己的脐带血干细胞也会携带同样的基因，因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从逻辑上看，科学家们将来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将来的医学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无法知道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何时实现。但是，商业机构却把“可能”渲染成了“现实”。

基于生物医学发展的现状，世界骨髓捐献协会（WMDA）、美国儿科协会（AAP）以及欧盟都不鼓励普通人保存脐带血以作“生命保险”。这些机构认为，只有当一个孩子具有血液或者遗传方面的缺陷，保存相同父母的其他孩子的脐带血才被认为有现实意义。

有了儿科学会的明确态度，就不难理解医生们不为商业存血机构做推销了。在美国，如果医生不顾科学事实和儿医学会的公告，为商业存血机构做了推销，会被当作违反了职业规范。如果这医生还从存血机构获得了某种利益，那么问题就更加严重。

不管是飘飘或飞飞，从孕育到出生的10个月中，我们没有收到过保存脐带血的宣传。

4、

即使是捐给公共的脐带血库，医院也没有做任何有倾向性的介绍，只是很轻描淡写地通知了我们有这么一回事而已。捐献后，对于个人没有任何好处，只有一张血库发来的明信片。医生和医院也得不到什么利益——血库会为取血的医生提供一点劳务费，不过据说多数医生也放弃了，而把取血的劳动作为一种公益。

事实上，现在世界上有很多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成功的报道，但是这些干细胞，并不是来自自己的脐带血。

这就要说回来：我为什么要捐献脐带血？

因为我知道，建立公用脐带血库的意义在于，让社会上多数的脐带血都进入公用的“脐带血库”，虽然不相关的人配型成功的概率很低，但只要可选的样本量很大，依然存在配型成功的很大可能。这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题：即使异体配型成功的概率低到万分之一，但只要有了10万个可选的样本，配型成功的机会依然可观。

可惜的是，当国外捐献脐带血成为主流的时候，我们还是停留在“为自己留下希望”的虚虚实实的宣传之中。

————————来自另一位新妈妈级松鼠Denovo的非专家连线————————

比起骨髓造血干细胞来说，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最大的优势在于：比较不容易产生排异反应，这是因为脐带血尚未进行免疫分化，因此不容易造成宿主免疫系统的排斥。即使是异体移植，如果配型成功，病人成活几率较高。目前西方的公共脐带血库远远大过中国的，这意味着西方人寻找配型将更容易些。

 而对于自体移植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两点，云无心在文中都有提及：

1，倘若是遗传因素导致的疾病，自身干细胞将无法治疗，因为干细胞中也存在同样的遗传因素

2，脐带血干细胞数量稀少，单份脐带血移植供给成人远远不足。

以我家小松鼠的脐带血为例。收集到的血量一共是49.72毫升，其中带核细胞数为2.99×10^8，即近三亿个。

这个数目看似很高，但成功进行脐带血移植的最低要求是，受体（即病人）每公斤体重需要三千万带核细胞，越多越好。以一位成年人（假设70公斤重），要成功进行脐带血移植，就需要二十亿带核细胞，这数目要比脐带血中的高出一个数量级。

现在，“脐带血干细胞扩增技术”（通俗地说，不断复制脐带血干细胞，以大量增加数目，用于成体移植）是一个热门研究领域。难点在于，干细胞在增殖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分化，从而失去其部分多能性（pluripotency），不能分化为所有的血液细胞，也就无法治疗疾病。而且，现在扩增出的干细胞主要还是靠表型测定来定量，但是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同样表型的扩增干细胞，是否仍然具有原初干细胞同样的分化能力。有一些研究表明，扩增干细胞要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在治疗白血病时，要在一个月之内产生多少白细胞），需要的量比原初干细胞为高，也就是说，扩增干细胞中的确已经有部分失去其多能性。

另外，公共脐带血库收取血样的标准（主要是在血量和干细胞数目上）比商业机构高很多，也就是说，即使是签署了捐献协议的父母，孩子脐带血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后也未必能够进入血库，而商业机构为了满足家长，即使细胞数目较低也会进行保存。

不过，在新加坡，只要签署了捐献协议，不论脐带血是否能够进入血库，将来都有优先搜索使用公共血库的权利。

虽然我叽叽歪歪了这么多，貌似保存脐带血只有千万分之一的意义，但是，在小松鼠爸爸的要求下，我们还是为小松鼠保存了脐带血。用她爸爸的话来说：万一将来扩增成功呢？万一可能用到呢？我不想冒哪怕千万分之一的后悔的风险。不就是交钱吗，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

（我替他补充：可是宝宝的事都是大事！我时常觉得，跟这个亲爹相比，我整个儿就是一后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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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在朋友家玩，她的女儿正蹒跚学步，不小心摔倒了，抬头看着朋友。 

朋友说：“没事儿，没事儿，起来吧”，甚至没有起身去扶的意思。

孩子挣扎着站起来，继续摇摇晃晃朝前走。朋友的解释是：“小孩子重心低，摔了也摔不疼，要是大惊失色地跑去抱她的话，反倒可能让她觉得很严重——孩子摔倒了哭，多数时候不是疼，而是被父母吓的。”

第一次看到影视剧中“有人害怕打雷”的情节时，我很惊奇，甚至有点难以理解：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看到雷鸣电闪，我们还有一些兴奋呢。

渐渐地，我又发现，影视剧中，被渲染成“害怕打雷”的孩子往往生活在“万千宠爱在一身”的环境，于是生了怀疑：对雷电的害怕会不会主是要被大人们强化而成的？——要知道，在农村长大的我们，第一次见到雷电时，往往不会有长辈过来搂抱，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刺激过后，对响雷先天的恐惧淡化了。

2、

1岁多的女儿飘飘成了我的实验对象。有一天，飘飘的妈妈不在家，外面突然开始打雷下雨，我获得了宝贵的实验机会。

第一声雷响的时候，飘飘还是被吓了一跳，我说：“没关系，这是打雷，飘飘不怕，不怕。来，来，来，看看，打雷是这样的，轰隆隆——轰隆隆——”听到我的“雷声”，飘飘开始大笑。

再往后，每当有雷声传来，我就说“听，听，打雷喽，轰隆隆——轰隆隆——”，飘飘就接着乐。

我顺势逗她：“来，飘飘也打个雷吧！”，她便“轰隆隆……轰隆隆……”

我们还热衷这样的游戏：“打个雷吓唬妈妈吧”，飘飘“轰隆隆”，妈妈配合地作出害怕的样子，飘飘哈哈大笑。

有一天在路上，空中有雷声传来。飘飘问：“这是这么声音呀？”

我答：“这是天上在打雷啊。飘飘也会的呀，来，飘飘打个雷吧。”

她又开始“轰隆隆”。

3、

可惜的是，我们住的城市并不经常打雷，关于她到底怕不怕打雷，我没有太多机会验证。

但代号为“车库门的声音”尝试得很成功。

每次开关车库门，会发出“咯咯吱吱”、不怎么让人愉悦的声音。第一次听见，飘飘吓得跑过来：“要抱”。

我说别怕，那是开车库门的声音而已。我抱着她又去摁开关，门再次启动，她还是吓了一跳，不过看得出，已经不象第一次那么严重。

接着，我又让她自己摁开关，车库门开了。当她发现那“咯吱”的声音是由自己摁开关产生的，开始有点兴奋。

如此饶有趣味地玩了几次。有一阵子，只要有事出门，飘飘便主动要求：“抱我去开车库门……”

4、

说回前面那个“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的问题。这一点，我和飘飘妈妈达成了共识：让她自己爬起来。

自从飘飘学会走路后，不管在哪儿摔倒，她都不会望向我们求援，而是自己爬起来。

前段时间，在幼儿体育馆玩耍的时候，飘飘不小心在平衡木上掉了下来。也许是第一次从那么高的位置摔下，趴在地上的时候，飘飘抬起头看着我，一脸“好犹豫、是不是要哭一下”的表情。

我坚持说：“起来吧，没关系的。下次小心，就不会摔下来了。”于是，她自己爬了以来，过了一会儿，又爬上了平衡木，嘴里还念念有词：“飘飘小心点……就不会掉下来了……”

其实，生活中有许多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可能本身并没有多么可怕。只是我们从小被告知“那东西很可怕”，说的多了，也就生了怕。

现在，“早教”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但我的想法是：如果“早教”只是给她创造一个温室般的环境，往她的大脑里塞进汉字、古诗或英文之类的“文化知识”，我宁愿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另类——把她暴露于她所能够应付的“危险”之中，让她逐渐认识一个更加真切的世界。

——————————————非专家连线的分割线——————————————

以下是量子熊猫来自认知神经领域的解读：

有一项小阿尔伯特的实验——那是一个上世纪初的研究，用今天的眼光看，既不规范，也违背了科学研究伦理，但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

小阿尔伯特是一个普通婴儿，一开始，他对毛绒动物没有任何恐惧感，还会和动物玩儿。但是，像其他婴儿一样，他会被巨响吓哭。实验者每次在他接触毛绒动物，如小白鼠或者小兔子时，就突然发出巨响，小阿尔伯特自然哭起来，感到非常害怕。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恐惧行为和毛绒动物产生了“连结”，只要看到毛绒动物，就会大哭。

（最后，小孩被家长领走，我们不知道之后他的行为。）

 是仅就现有的例证，行为主义者就提出：我们对某种事物恐惧等情绪反应，归根结底是形成刺激反应的连结，而我们的各种复杂的情绪和行为，都可以用这种“连结”解释。

后来，这种将复杂行为看作刺激反应连结的思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讦，站不住脚了。

但是，其中一些基本原理仍然可靠。一个例子是，在戒除成瘾行为的治疗中，可以采取将成瘾物和令人厌恶的刺激（如令人作呕的味道）同时呈现的方式。一段时间后，成瘾行为就会与恶心连结，从而降低这种行为的发生。而想要矫正一些不良行为，如恐惧，也可以将产生恐惧的刺激和不可怕的事物反复呈现，参与者可以感到恐惧减轻。

就像文中所描述，云无心用各种舒缓的刺激，比如微笑、家长平静的语调、有趣的情景等，产生它们与新异刺激的连结，使飘飘能够有良好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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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经常来自于不了解。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最担心的还是“这东西会不会不安全”。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绝对安全”的食物根本就不存在，相对于传统食物，转基因食物“有害”的可能性不会更高。在某些方面，它的安全风险甚至较低。

对于引起许多人忧心忡忡的转基因水稻，最常见的疑问是：“虫子吃了会死，难道对人不会有害吗？”与传统水稻相比，目前的转基因水稻不过是转入了一个Bt基因而已。这个基因的作用就是表达出一种蛋白质。它被昆虫吃下去之后，能与昆虫体内的受体结合，从而产生毒性，杀死昆虫。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Bt蛋白相当于“虎符”的一半，而受体是“虎符”的另一半，只有两部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对于人体来说，受体这一半根本就不存在，所以Bt蛋白在人体内不会产生“毒性”。实际上，用细菌生产出Bt蛋白，作为农药喷洒到农作物上的做法，已用了几十年，而且是作为一种“无公害”的“绿色农药”来使用的。转基因不过是让这种“绿色农药”的生产直接在植物体内进行而已。

还有人会担心，这种“非自然”的蛋白质在人体内会不会产生其他的有害作用。其实，所有的蛋白质被人吃了之后基本上都会被分解成单个的氨基酸。来自不同蛋白质的氨基酸对于人体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有一小部分没有分解完全的蛋白质片段（多肽），可能在肠道内引发人体的过度免疫反应，从而产生过敏。在我们的传统食物中，很多都能够导致过敏，比如花生、鸡蛋、海鲜等。转基因作物开发中的规则之一就是避免从这些可能含有过敏原的物种中寻找被转基因。对于转基因作物来说，转进去的基因是明确的，很容易地跟踪它会不会引起过敏。而“传统育种技术”，比如诱导突变筛选所产生的突变基因是未知的，我们很难跟踪它表达出来的蛋白质，也就无法知道它是否会引起过敏。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基因的食品更安全。

还有人担心，转进水稻中的Bt基因会转移到人或者微生物体内。从逻辑上，我们不能说“不可能”，但想想科学家们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一个基因转到另一种作物中，就不难理解：大米中的Bt基因要转移到人体中有多难了。同时，Bt基因已经整合到了水稻中，它转移到人体或微生物中的机会———即使有也不会比其他基因更高。如果它能转移到人体中，那么其他食物所含的基因也能转移进人体。我们为什么不担心因为吃了鸡肉而将鸡的基因引入自己的身体呢？

转基因作物的开发与推广，除了作为食品本身的安全性，还受到其他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比如环境、政治、经济、伦理等等。但就作为食物的转基因作物来说，只要被批准上市了，就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已发表在 新京报《新知周刊》

文字编辑：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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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O曾经问我是不是在厨房里做饭也当实验来做，我说我在实验室里已经做得够多，回到厨房里就懒得再做了。不过有些东西如果当实验来做还是很有趣的，我就想忽悠一些实验党。杨杨在签名档里有一句“喜欢一切一切好玩的”，所以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第一个被忽悠的实验党员。每次想起什么有点意思的厨房实验，我就说“杨杨，有个好玩的实验，想不想做……”。

最近的这个是如何让热咖啡凉得更快，其实是蒂斯在《分子美食学》里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分为两个：一是说如果要在一杯热饮料（比如咖啡或者茶）里面加凉的东西（比如牛奶），我们可以先加进去等它凉，也可以让它先凉一会儿再加，那么哪种方式凉得快呢？二是，我们都知道一边搅拌一边吹气可以让它凉下来，如果只吹气或者只搅拌， 哪种方式更有效呢？

杨杨不愧是实验党的优秀党员，纠结了一阵，说：虽然我很想知道答案，但是为了不让预设的结论影响实验结果，还是先试一下再说吧。

第二天，杨杨说：试过了，结果是搅拌的凉得快……于是乎，事情大为不妙——在蒂斯的书里，他的结果是“吹的情况下每分钟下降6度而搅拌的情况下每分钟下降3.5度”。难道弄凉咖啡也有“水土问题”，要出现“中国特色”的结论？好在定性地做一下这个实验比较容易，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

把两个同样的杯子放在桌子上，倒进大致同样多的开水。一杯用嘴对着水面吹，另一杯拿把小勺不停地搅——好在飘飘睡觉去了，不然非得认为爸爸在发什么神经。几分钟之后，用手拿起杯子已经能够感觉到差别——吹的那杯要凉一些，各自喝一口感觉就更加明显。

其实在边吹边搅的过程中，已经可以想到为什么杨杨的结论与蒂斯不同。一方面，凉得快慢跟搅拌速度有关，也就是说不同的搅拌强度会得到不同的冷却速度；另一方面，不仅吹的强度会影响凉得快慢，吹的角度也会有很大影响，如果杨杨吹得时候要保持着淑女风范——对着杯子轻轻哈气，从语言角度来说也是“吹”，但是咖啡凉得速度就会很慢。

如果是这样，蒂斯的叙述就相当不严谨了。于是我回去重读原文，发现他其实对“吹”和“搅拌”都加了一个副词：vigorously。由此看来，当一个人对于“吹”和“搅拌”都很尽力“剧烈”的情况下，“吹”的效率就足够显示出来了。这再一次说明，即使不是读专业文献，认真仔细还是有必要的。

从理论分析来看，这个结论也是合理的。为了简化，假定杯子保温性能很好，那么咖啡变凉就主要由杯子口的那部分散热速度决定。在那里，水的温度传给附近的空气，空气再把热量传走。在搅拌的情况下，整个杯子中的水温能够快速混合均匀，也就是说搅拌使整杯水的温度总是相同。而在吹的情况下，杯子中的水只能靠自然对流来让表面上变凉了的水下沉，而杯子下面高温的水上浮。这样，杯子中的水混合就不如搅拌均匀。但是，吹气的时候把被水面上方被加热的空气吹走了，再流过来低温的空气。这样带走热量的效率就比搅拌产生的空气流动要高多了。而且，吹的角度越小，热量被带走的速度就越快。在吹和搅都尽量“剧烈”的情况下，吹就胜出了。

而第一个问题就比较好控制。两杯开水，一杯直接加凉水，稍微搅拌一下；另一杯过几分钟在加同样多的凉水，也搅拌一下。这个过程操作情况的影响不大，就容易得到一致的结果。与上面的分析类似，水的变凉主要由杯子上方的散热决定，而散热快慢取决于热水和周围的温度差，以及有效的散热面积。加了凉水之后，水的温度下降了，所以温度差会降低，而有效的散热面积几乎没有变化。在后加凉水的情况下，杯中的热水处于高温，因而温差更大，散热效率更高。当完成与凉水的混合之后，它的温度就比一开始就加了凉水的那杯温度要低。

所以，当你请客人喝咖啡的时候，把煮好的咖啡和伴侣分别端上来，除了方便客人自己掌握伴侣的用量，还可以——让客人早一点喝到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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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复始，日复一日，过不了几日人类喜新厌旧的种子就开始滋生。还在会议室跟公司的人讨论的时候我就想过如何把这活推销出去——想来觉得应该比赵大叔卖拐还是要容易一些。于是跟老板说，你看这实验挺容易的，干脆你找个爱好科研的本科生来，我带着他做得了，这样我还可以去干别的。老板也觉得这实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还是希望我去给他写程序解方程——虽然那也基本上是个体力活，不过老板自己不会，也找不到人手，于是大喜。估计也用不了什么忽悠，就有爱好科研的孩子趋之若鹜——即使对实验没兴趣，作为打工的机会赚点生活费，还能在以后的简历上写“参与过某某研究项目”，吸引力还是巨大的。两天以后，老板那门课的“科代表”就得到了这个机会——近水楼台的优势，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是存在的。

于是每当师妹没课，就来到实验室。我给她几组那天要做的条件，她做完之后再给我数据。我隐隐体会了一下做“老板”的感觉，原来真的不错——难怪，每个人都想做老板。

测试过了许多因素之后，比较明显的因素有溶液进入搅拌器的速度和马达的转速：当进入速度慢的时候，产生的泡沫更加丰富；而马达的转速增加也会增加产生的泡沫量。讨论结果的时候，老板说这个两个因素影响明显，我们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虽然提出了几个可能，但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可能只能是“猜想”而不能作为解释。科学与工程的一个区别在于：工程上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够了，而科学上还需要进一步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虽然在理学院面前，我们是以工程的面目存在的，但是在工业界面前，我们还得摆出科学的姿态来。

我说，如果这个搅拌器是玻璃做的就好了，可以看看溶液在里边是怎么搅的。老板一听，说：要透明的容易啊，你们去车间里找那个技工，让他用透明塑料做一个搅拌容器，你把马达拆下来装进去就成了嘛。

不能不说大学的优势就在于此。系里有一个车间，里边有各种车床和工具。当教授们需要什么买不到的装置，就可以让技工给加工出来。那个技工说起话来很蔫，一口地道的方言英语，我跟他交流实在是有点障碍，就打发师妹去了。

师妹找他回来，说是没有问题，但是需要加工图纸。话说当年，我也是练过画图纸的。刚上大学的那一年，每周都要在那座比我奶奶年纪还大的楼里，趴在专用的绘图桌上修炼几个小时。在被称为蓝旗营技术学院的校园里，故老相传绘图是近百年的传统。我们当然不是一个人，两千来人的一届学生中，据说只有中文这样风雅的专业不用绘图。而我们，则光是削铅笔就要学上大半节课。

不过我们并没有画过实际的东西。而那个容器也不是很规则，拿着卡尺仔细端详，发现需要的尺寸还挺多。看起来要按照当年的训练画出这么个小玩意儿，也还是需要些功夫的。那天中午做饭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如果我的目的是搞清楚饭为什么会熟，就不用执着于锅的细微差别。为了搞明白进水的速度和马达转速跟泡沫的关系，也并不需要做出一个完全一样的搅拌器来。

于是，下午，我把整个搅拌器交给师妹，说只需要做出来的搅拌容器跟现成的这个差不多，并且能把搅拌桨装上就行了。抓住了关键，去掉了细枝末节，那个蔫蔫的技工干起活来还真不含糊，很快就完成了。

后来的一切就变得简单。在水溶液里放了一点染料，于是溶液在搅拌器内的运动变得一目了然。俗话说“有图有真相”，何况师妹还拍了视频。在后来项目总结的时候，那几段视频也成了公司的技术人员最感兴趣的部分。

几十秒的视频，胜过了大段的推测和描述。在搅拌容器内，溶液被搅拌桨搅成气体和液体的混合物，同时搅拌桨象离心泵一样把这些气液混合物打到出口排出去。气液混合物被接到杯子里之后，气泡上升，就在液面形成了一层泡沫。气液混合物排出的速度主要由搅拌桨的转速决定，如果溶液进入搅拌器的速度快，进入的速度就会比出去的速度要快。这样，溶液就会在搅拌器中积累，很快淹没了搅拌桨。于是搅拌桨完全在水中搅拌，产生的泡沫就比较少。如果进入的速度慢，进和出的速度差不多，搅拌容器中的液面在搅拌桨的位置上，正好把空气搅入液体中。马达转速的影响也与此相似：马达转得慢的时候，溶液来不及流出，很快就淹没了搅拌桨，因而产生的泡沫就少。

实验室手记之卡布奇诺的泡泡

实验室手记之卡布奇诺的泡泡（续）

（下次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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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很矛盾，有很多人为了减肥或者保持身材要尽量少吃，有很多人又缺衣少食以至于营养不良。不过对于老人来说，情形又有不同——很多老人是没有食欲而懒得吃。吃得少了，不仅热量摄入不足，更重要的某些营养成分不足而加速身体机能的老化、免疫力下降、甚至促进慢性疾病的发生。

于是许多包装精美、价格高昂，号称有种种奇效的保健品应运而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XXX”成了一句流行语，许多孝顺的儿女也就大包小包往家里搬。一般而言，那些保健品的确含有比较多的某些人体需要的成分。但是问题在于，补充再多的某几种成分并不能带来健康——人体的需求太过复杂，现代科学也只是知道了它所需要的主要成分。保健品可能有助于满足某些特定的成分需求，但是并不能保证均衡的营养。而且，如果保健品那些“富含”的成分从普通食物中获得的量足够的话，昂贵的保健品就只剩下了心理安慰作用。

科学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保持健康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是多吃，在此基础上考虑全面均衡的食谱。在美国和欧洲的调查显示，很多独居的老年人达不到科学推荐的食量，同时食量的不足导致了一些微量影量成分的不足。显然，一个人吃多吃少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主观愿望的影响。除此之外，如果随心所欲，不去有意识地控制改变的话，什么因素会影响吃多吃少呢？

1992年在《生理与行为》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作者找了几十个大学生，进行了一项总共15天的研究。其中5天按照通常的习惯吃饭，5天单独一个人吃，另外5天特意地和别人一起吃。在研究期间，让他们随时记录下所吃的东西、吃饭持续时间、饥饿状态、一起吃饭的人数等等。然后把所有人的数据汇总起来，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发现：当一个人吃的时候，所吃的量比和其他人一起吃得要少。如果只计算按照通常习惯吃饭的那5天，和人一起吃比单独自己吃平均每顿要多出60%。

实际上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虽然实验的设计和具体的数据不一样，但是结论比较一致：和其他人一起吃饭比自己单独吃饭吃得更多。1994年，前面那篇论文的研究者发表了另一项更大规模、实验设计更加细致的研究。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次研究只记录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在7天之内的饮食状况，而不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吃饭习惯。这就使得统计的数据更有现实意义。这一项研究的规模也要比前一次大得多，参加人数达到了515人。数据的分析结果与前一次的一致：和其他人一起吃饭会吃得更多。这次分析数据的时候，还把一起吃饭的人分成了朋友、家人、配偶、同事和其他人，结果发现：当一起吃饭的是家人的时候，食物量增加得更多。

这不仅对年轻人成立，针对老年人的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在2003年的《英国健康心理杂志》上有一项研究老年人饮食喜好的研究。21个年龄在60-79岁的老人三次到实验室尝试不同的食物。最后的数据分析发现，除了食物本身会影响老人们的食量，当和熟悉的人一起吃的时候进食量也会大大增加。

科学家们为了解释为什么有其他人在的时候比单独一个人吃得更多，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机理。有人认为其他人的存在导致人的身体处于一种有利于进食的状态，有人认为多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饥饿感更强，有人认为多人一起吃饭身体会更加放松因而吃得更多，还有人认为多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更长。不过这些解释只是一些假说，并不是科学的结论。这些不同的假说往往可以解释一些实验结果，却又与其他的数据矛盾。至于哪种更加合理，我们可以等待科学家们继续努力。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有一定科学数据的支持就够了。

要保证老人的健康，首先要保证他们充足的营养。这包括吃的量和食物的营养组成。随着年纪的增加，食欲下降，当吃得少的时候营养均衡就更难保证。再“高档”的保健品，都无法提供均衡全面的营养。为了父母吃得更健康，增加他们的食欲是根本的办法。而增加食欲，最有效的办法是——陪着他们一起吃饭！此外，有一些未经科学证实的做法也可以考虑。比如说，使用漂亮的餐具，据说有利于增加吃的兴趣；改善厨房和饭厅的光线，可以让食物显得更加诱人；而避免嘈杂的背景声音，也有利于吃饭时的好心情。

如果我们真的想让父母吃得更好更健康，其实用不着那些华而不实的“高档食物”。最佳的保健品是：常回家看看，陪他们一起，吃那一桌好饭。

（发表于《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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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随手一艘，亚麻酸的广告铺天盖地，其功用跟观音菩萨玉净瓶中的圣水也差不了多少。其中，充斥着大量来源不明的“科学表明”，“某某组织推荐”。而对科学证据的引用，更是不乏曲解、篡改、乃至捏造之处。

亚麻酸来自于植物，是构成亚麻油的脂肪酸部分。因为油的不同取决于其中的脂肪酸，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不区分植物油和脂肪酸。从化学结构上来说，它有两种亚型。被推销的那种叫做阿尔法亚麻酸（简称ALA），是一种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有好几种，通常所说的是EPA和DHA，它们是鱼油的主要成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DHA和EPA的研究非常多。他们对于人体健康的证据也算是比较充分。不过，目前学术领域大家广泛接受的只是他们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影响。

它们对于孕妇和胎儿发育的作用，也有一些研究证据支持。不过与心血管健康相比，就还不算充分。美国NIH（国家健康研究院）和国家医学图书馆图书服务中心做出的总结是“不知道在妇女怀孕和哺乳期间补充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婴儿是否有益”。虽然鱼油也经常被推荐给孕妇，而婴儿奶粉中也经常添加EPA和DHA，主要是因为在通常的补充量下没有发现不良作用，而那些有益的作用“可能真的存在”。但是鱼油也并非“绝对安全”，过多的鱼油可能会导致流血，比如鼻血或者尿血。对于产妇来说，这种凝血困难在分娩的时候是很不利的。所以，哪怕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鱼油，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多多益善的。

因为ALA也具有欧米伽3的化学结构，所以被推测可能也有类似鱼油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可靠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广告中列出的那些“看起来很科学”的功能，大多数除了“推测”就是“想象”，偶尔有一点文献支持的，那些研究在学术领域也只是“很初步”的研究。其意义仅在于说明“此功能可能存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脂肪酸在人体内可以转化。如果ALA能够转化成EPA和DHA，那么补充它也就跟补充鱼油一样了。理论上说，ALA确实能够通过特定的生化反应转化成EPA和DHA。这也是亚麻酸推销中经常鼓吹的一点，甚至暗示ALA是EPA和DHA的母体，从而给人ALA“更加有效”的错觉。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人研究过ALA转化成EPA和DHA的问题，结论是“转化率很低”，尤其是转化成DHA的比例可以忽略。

亚麻酸自身的“保健作用”是镜花水月，而转化成“保健功能”有科学支持的EPA和DHA的效率又非常低，作为“保健品”存在的意义几乎只剩下心理安慰。更为糟糕的是，大量补充它是否有害都还很难说。检测这样的有害作用不能拿人来做实验，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人补充了过多的ALA会有什么样的不良后果。但是动物实验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而根据动物实验推测，大量地补充亚麻酸会刺激月经出现以及其他激素的分泌，这对于孕妇可能是有害的。

有没有用不好说，有没有害也不清楚， 美国NIH和国家医学图书馆的结论是“不推荐在怀孕和哺乳期间使用亚麻或者亚麻油”。而今年9月出版的《营养与代谢年鉴》（Annals of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怀孕和哺乳期间脂肪酸需求的文献综述，结论也是没有证据支持“在正常食谱之外补充ALA”。

广告宣传中还引用国际组织“建议每天摄入1300毫克ALA”来证明每粒1000毫克ALA的保健品是多么必要。其实，即使这个“推荐量”是真的，也完全不意味着需要“亚麻酸保健品”。许多植物油中含有相当量的ALA，比如大豆油有7-8%，而芥花籽油（也有翻译成“卡罗拉油”）中也有1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每天吃十几克这些油的话，也就相当于一颗“保健品”了。此外，许多绿叶蔬菜中也含有一些ALA。《营养与代谢年鉴》的那篇综述也列出了许多地方的人群通过正常食谱摄入的ALA的量，一般也是一千多毫克。

(发表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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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项研究心血管发生风险的研究。起始于1987-1988年，1436名成年男性和1380名成年女性参加了这项研究，他们都没有心血管疾病。在起始的时候，他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比如身高、体重、腰围、腿围、脂肪含量、血脂等等被一一记录，而生活方式比如是否吸烟、运动等等也被分类记录。这里所说的“腿围”，是指右大腿紧挨臀沟的周长。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们的心血管疾病和冠心病的发生情况被跟踪记录，而12.5年中的死亡率也被统计。最后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不论男女，都存在一个腿围的临界值，在那个值之下，腿越细，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越高；而在那个临界值之上，则没有影响。使用不同的统计模型，这个临界值略有差异，大致在55至60厘米之间。所以，研究者把60厘米当作一个分界线，作出了前面所说的结论。

很多人都知道这种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只能说明两个现象有关，而不能证明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在这个例子里，可能腿围和心血管疾病以及死亡率只是互相伴随，而没有因果关系。人们已经知道有很多身体指标与生活因素与心血管疾病有关。在数据分析中，作者剔除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比如抽烟、运动、身体重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腰围、女性更年期、血脂、胆固醇、血压、饮酒、教育背景等等，但是前面所说的结论依然存在。所以论文最后认为，腿围可以用于预测一个人得心血管疾病以及为此英年早逝的风险。对于高风险人群，就可以在生活方式等方面特别注意。

发表这项研究的BMJ是医学领域里个一个权威性非常高的杂志。这项研究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很规范严格，结论也很新颖。从研究的质量上来说，比引起巨大恐慌的“碘盐致癌”要高得多。基于这项研究，时尚女性是不是就要在“健康，还是美丽”的抉择中纠结了呢？

发表这篇论文的同时该杂志还发表了一篇编辑评论，来对这项研究进行专业解读。评论认为，这项研究存在着几个问题：

第一、腿围和心血管发生率以及死亡率的关系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种假象？虽然在统计分析中剔除了人们现在知道的影响心血管疾病的因素，毕竟还可能有未知的因素存在。是不是那些未知的因素导致了这种假象？虽然说总数两千多人的调查也不算小了，但还是需要更大样本量的调查来进一步证实。

第二、在生物学上，如何解释腿围小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率？腿粗的人应该体重更大，而大的体重不利于心血管健康是一个基本公认的结论。虽然作者引用了其他人的一项研究，认为腿围小可能导致下肢肌肉减少，而下肢肌肉的不足对心血管健康的不利影响超过了体重减小的有利影响。评论者指出，这方面的研究毕竟还很不足，这个理由也就不那么充分。

第三、用这个“腿围”指标来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有没有实际价值呢？在健康领域，人们已经提出了几个身体指标来做这种预测，比如身体重量指数、腰围、臀围、腰围臀围的比例、身体脂肪比例、血脂、胆固醇等等。这个新的“腿围”指标是不是比这些已有的指标更加准确呢？评论者的回答是：“不知道”。这项研究结果也还没有经过检验——即拿去对某个人群做预测，然后与实际情况相比较，所以它的预测是否准确也就无从知晓。

第四、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对于某项指标带来的风险，我们除了关心“有没有”，还需要关心“有多大”。而腿围的降低所增加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并不是很大。比如腿最细的那部分人（按人群中的2.5%计算），其发病率也只有腿围在临界值以上的那部分人的两倍多。

最后，还有对于人们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通过人工干预（比如物理训练）让大腿变粗之后，是不是有助于心血管健康？

总而言之，这样一项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上的，非常严肃的研究，在学术同行眼里还有着许多漏洞。在科学上，它还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来证实或者否定。在此之前，时尚女性们大可以只把它当作娱乐，比如腿粗的女性可以这样安慰自己：我腿粗，我健康！而美腿的女性也不用那么纠结：那个结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已发表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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