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

懵懂不通世情如同谢耳朵一般的Geek或许是万年不遇的“头彩”。相形之下，身着黑呢长大衣，肩披大红纯色围巾，佩戴花型闪亮胸针一枚，和YY亲切交谈着的于吉红教授绝对是“把学习当成自己最大爱好”的女geek中最优雅的样本之一。

——松鼠会办公室实习生淳子

于吉红：我喜欢一切美的事物

文/杨杨

于吉红一直觉得，从小有个兴趣非常重要。她的儿子今年读高一，从小也跟着母亲在实验室做实验，潜移默化地，做科学（科研）也成了他的理想。有一次，小男孩捡到一块有孔的石头：“分子筛！”

结构中密布着纳米级孔道的分子筛是于吉红研究的主要领域，除了日常的教学与研究，她现在还担任着分子筛专业领域杂志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a《微孔与介孔材料》的亚洲编辑。

“学习是我的特殊爱好”

至于她自己的兴趣，于吉红的答案是：“我有个特殊的爱好——学习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做科研也是如此。因为可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会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如果没有选择化学的道路，于吉红很可能去做个医生。看看她的履历，一路翻查上来，就知道她是那种顺风顺水的好学生：爱学习，成绩稳定，名列前茅——数目比例一定属于极少数派，但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总会认识或知道一两位这样的好学生样本。

1985年，18岁的于吉红被保送进了吉林大学化学系。化学是自己选的，因为数理化一直是自己的拿手，而化学相对来说更为实用，可以多做点事情。

在于吉红自己看来，对科学真正有所感悟正是在上大学后：“学习的过程中，在一些老师的影响下，才真正培养了对科学追求的思想。”

4年后，于吉红又被保送到本校读研，再3年后，读博。“在这期间，受到了导师徐如人院士的影响。他高尚的人品、对科学执着、奉献的精神和在科学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工作可以enjoy”

1996年到1998年，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9年，回国，并晋升为化学系教授，成为吉林大学前卫校区最年轻的教授。

这些年来，于吉红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组数量词：

200多篇——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Acc. Chem. Res., Chem. Soc. Rev., Angew. Chem. Int. Ed., J. Am. Chem. Soc.等发表SCI检索论文200多篇；

20余次——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做大会特邀报告20余次；

4家——除了分子筛专业领域内的《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她还担任美国化学会Chem. Mater、Current Chemical Biology和Solid State Sciences等专业杂志的国际顾问、编委或编辑；

1项——此外，她还是国际分子筛领域最高奖Breck奖的评审委员会委员。

2007年，于吉红获得了两年评选一次的“中国青年科技奖”。关于她的颁奖词这样说：

“近年来，在微孔晶体分子工程学研究-微孔磷酸铝的分子设计与定向合成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合成了二十余种结构和组成十分新颖的一维链状，二维层状和三维微孔磷酸铝化合物，并在大量合成的基础上，总结规律，结合结构和计算科学知识，开拓了定向设计与合成具有特殊微孔和层孔结构磷酸铝化合物的理论和实验方法。”

于吉红只是觉得，无论做什么，自主的心态很重要：工作可以enjoy，“回到家里温馨，和朋友一起开心”也是同等重要。

出国留学那年，孩子才3岁，3年中很少见面。于吉红有点遗憾，自己错过了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但这并不妨碍母子间思想上的交流。虽然儿子从小受她影响，钟爱科学，长大想做动物学家保护生态，但两人一起时很少谈学习，更多是如朋友一般，谈音乐、电影，谈他喜欢的一切事情。

作为高校教师，硕士生和博士生她一共带了将近30人。于吉红和学生间交流也很多，“每次学术活动都不仅仅像个学术沙龙，更像一场茶话会、联欢。”

“我喜欢一切美的事物”

大部分时间穿梭于实验室和教研室之间，于吉红平时基本不化妆。

但这和对美的追求不矛盾。 

这种美可以关乎精神但却务实，比如她心心念念的无机材料合成：

“我的专业通常是这样，先合成，得到合成的结果后再研究：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它有哪些性能？我始终追求的，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我，而我知道这样的材料是最好的，然后将它设计出来，这样会比较高效，这就是我追求的：可控、合成再组装。”

即使遭遇一个天马行空科幻般的提问：“如果更高智慧的生物光临地球，给你一个机会可以知道一个终极领域的答案，你会选择了解什么？”

她也恪守自己的领域：“就是希望研究可以为人类造福。希望可以有一种材料、催化剂，能将石油转化成汽油的效率提高。”

也可以关乎物质却似务虚：

比如每次出差，都会抽空去逛逛街、转转景点，爱尔兰、布拉格都是她心仪的地方。

领奖这天，她穿的是酒红色套装，白衬衫的尖领和项链搭配相宜，准备了两枚胸针，都是繁复的花型。她说自己喜欢这些，喜欢一切美的事物。胸针一枚别在上装，一枚别在大衣上，室内的温度用不着大衣，其中一枚便借给了另一位同时获奖的老师。颁奖典礼结束，对方过来递还给她：“谢谢你。”

Q：看您的履历，发现您是不折不扣的吉大人。您是吉林人吗？

A：不是。名字中的“吉”只是个巧合，也可见，我和吉林真的很有缘。

Q：您怎么看待“女科学家”这个名称？

A：其实，我认为女性科研工作者和男性并没有差别，也许两者思维方式会有些不同。但都需要具有智慧的头脑和……很大的投入，最终都会大有作为。

Q：长春不是一线城市，地域性的差别会为科研工作带来不便吗？

A：相对来说，东北的自然环境和其他地方相比，可能有些不理想。但近年来，国内的条件也越来越好。虽然不是普遍的条件都得到改善，但至少对重点学科的投入增大了。很多国外的专家来看，都觉得惊讶。我觉得，我们的硬件条件并不比国外差，不管是国内国外，关键都要看个人的能力。

另外，我的导师徐如人先生就是一直在吉林大学工作，在那儿奋斗多年，他使我们的实验室很有凝聚力。而且，和国内外其他同行交流也很多。在分子筛合成方面，我们实验室可以说是与国际接轨的，在国际上也占据一席之地。

Q：大学的化学课程设置中，无机化学总是最先讲授，这是为什么？

A：因为无机化学是分支最早、也是最基础的二级学科。它涉及到元素周期表所有元素，覆盖面最广，综合性最强，所以，大学中先需要先将无机化学这门基础打好。

Q：您的研究也属于基础研究吗？

A：我做的主要是基础研究。不过，基础研究也要面向国家需求，解决问题。要想将材料应用到实际，要面临很多关键、甚至是瓶颈的问题，解决了才能有突破。

Q：可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下分子筛？

A：分子筛，顾名思义就是筛选分子。不同空间，不同形状、尺寸，可以对大小、性质不同的分子进行筛选，有些分子可以进去，有些分子留下来，对选择性吸附、分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和分子筛的大小、性质、孔道内壁的极性都有关。

我们合成与制备分子筛，就是控制结构，使其具有特殊的孔道，比如控制孔道的大小，或者形状，比如，孔道大一些，或是具有交叉孔道或螺旋孔道、孔道形状、结构不一样，对性能具有直接的影响。

现在的石油工业（炼制裂解）早已超出“精馏、分馏”的阶段。分子筛应用到石油工业中，简单说，就是大分子进去，在孔道里的活性中心裂解、催化，变成小的分子出去。

Q：您如何看待女性美，或者美？

A：我认为，男性有男性之美，女性有女性之美。美是一种追求，内涵，修养，气质，是多方面，是一种综合的考量。……要善良。

【于吉红获奖感言】

我非常高兴得到这个奖项，这不仅是对我们几位工作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广大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肯定和鼓励。其实，我们和许多其他的职业女性一样，科研是我们的工作，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这样使得我们对家庭的关照可能会比较少，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要感谢吉林大学、感谢我的恩师对我的培养，感谢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和我的朋友们对我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今天我不可能站在这个讲台上。谢谢大家。

【于吉红简历】

现任吉林大学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1985年至1995年在吉林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6-1998年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晋升为吉林大学化学系教授，2007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分子筛多孔晶体材料的定向设计与合成方面开展了系统的开拓性工作，为无机多孔晶体材料的分子工程学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背景链接】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和创新性科技成果的女性青年科技工作者，激励广大女性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鼓励引导更多的女性从事自然科学工作。该奖每年评选一次，从今年起获奖者年龄不超过45周岁，名额不超过6名，其中至少1名为在西部地区工作的女性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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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驼：太好了，你可以采访我，采！访！我！（踊跃地）

（一周后）

YY：瘦驼，你躲去哪里啦？差点耽误了采访！（气极败坏地）

瘦驼：嘘……没办法，欠稿太多，我隐身了……（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提示下面是正文的分割线———————————–

我们都是拖延症

拖延小组的成员纷纷跟帖，公布自己曾经因拖延付出的代价：有人错过了出书的机会，有人错过了高薪的工作机会，有人因为玩”空当接龙”游戏错过了对国足队员的采访，甚至有人因此失掉学业、丢掉文凭。

将近凌晨一点，26岁的小苏终于修改好了他的信用卡信息，包括账单地址和工作单位。打电话到人工服务台，几分钟就完成，他却足足拖了两个月。前一天是周日，他刚刚参加了医药代表的职业资格考试。事实上，他直到周五才开始温习。上学的时候他就习惯考前突击，幸运的是，成绩一直还过得去，于是习惯就此沿袭下来。

两个月前，他好奇自己有多少同道，键入关键词”拖延症”，搜索到了豆瓣网小组”我们都是拖延症”，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拖延和焦虑有关

“明明知道那么多事情堆在眼前：摊开的文件、散乱的衣橱，或者只是一个该打的电话、一封该发出去的邮件，还有自己焦急不安的小心脏，我们还是边咬着手指甲，边也许只是发呆地说，再呆一会儿，就一下下……”

这一段介绍是成员加入小组后首先看到的文字。2007年5月，在一家杂志负责市场工作的Fisher建立了小组，初衷源于她对自己的琐碎拖延产生的主观感受：”天黑了又白了，心情愈加沮丧却伴随偷来欢愉般的戏谑。”

个人生产力专家戴维·艾伦曾总结过工作生活中引起拖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很多烦人的小任务，它们会中断生活，但影响不大，比如收拾一个乱七八糟的房间；另一种则属于超出能力的控制范围，甚至可能让人害怕、或对当事人生活影响非常大的任务–两种情形都和焦虑有关，而不是懒惰。

“拖延症，好像就是在说我！”每天平均有30人加入到这个小组。的确，在人们看来，拖延（Procrastination）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郑涌则认为：”现象具有普遍性，’症’则带有临床色彩，不具普遍性，并有相应的诊断标准。”目前而言，”拖延”只是一种现象，还算不上”病症”。

根据美国芝加哥德保尔大学心理系副教授费拉里1996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有70%的大学生存在学业拖延的状况，正常成年人中也有多达20%的人每天出现拖延行为。

在1988年出版的《现在就做》一书中，心理学家尼尔·弗瓦尔说：”人们拖沓的主要原因是恐惧。”该书的副标题是”克服拖延，享受无罪的玩乐”。

Procrastination一词的拉丁原文procrastinatus，取意”将之前的事情放置明天”。该词的最初亮相是在爱德华·霍尔出版于1542年的书里。几乎是相同的年代，正处于明清交替的中国，一位名叫钱鹤滩的学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圣经从希腊文翻译为英文的过程中，拖延更多被译成”罪过（sin）”，直到工业革命后，拖延才逐渐具有了现在的含义，被视为”以推迟的方式逃避执行任务或做决定的一种特质或行为倾向，是一种自我阻碍和功能紊乱行为”。

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看来，”拖延”这种推迟执行任务的行为是人们对抗焦虑的一种办法，而焦虑大多来自做出决定或开始、完成一项任务。个人的拖延行为往往缘于压力、犯罪感以及个人效率的降低–这些感觉综合起来，往往又加剧了拖延行为。一般来说，一定程度内的拖延行为都属正常，但长期的拖延则很可能是心理或者生理失调的一个表现。

拖延是与自我控制对立的冲动

初进小组的新鲜过后，小苏发现，组内的发言更多是个人经历的列举，没有太多专业人士的指导。一个月后，他决定求助心理诊所，并打算将全部治疗过程记录下来。他很认同心理医师的话：”拖延就是缺乏对自我的管理，从情绪到时间。”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心理系教授詹姆斯·马则认为，拖延是”与自我控制对立的冲动”的特殊形式。他还发现，当需要在两个任务之间作选择，研究对象往往宁愿选择不太紧急的那一个–虽然那项任务更繁重，但拖延更有愉悦感。

“外在的环境对我有一个要求，而我会有自己的想法，做事时会推迟。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对拖延的愉悦感，到后来形成了习惯，若不拖延还会有焦躁等负面感受。”跟随心理医师精神分析式的引导，小苏渐渐对自己的拖延有了这样的认识。

他原本在南京，读书，工作，上司是一位和蔼的老人，轻易不斥责下属。小苏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工作报告经常迟交，几天，一周，直到一个月，上司不再沉默了。加上在买房的事情上一直拖延，女友误会了他，两人分手，小苏在悔恨中离职。”离职的时候，还有两万元的发票没有报销呢。”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群男孩总是喜欢到某处草坪踢球，草坪的主人屡屡劝止无效，想出一个主意。他对男孩们说：”如果你们每天来踢球，我愿意给每人每天一块钱。”男孩们欣然同意。第二日，主人说：”以后，我只能给你们五毛钱。”男孩们勉强接受。第三天，主人不再发钱，男孩们忿忿离开：”以后谁还愿来这儿踢球呢？”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则故事寓含了一种普遍现象：即使与之前的意愿相符，个体也会对强加的要求有逃避的倾向。为获得自主的控制感，对外来的任务采取拖延回避，不失为便捷的途径。

更何况，有时拖延甚至是被鼓励的。大部分拖延者在接受开放式访谈的过程中，都会提到相似的经历：拖延并不曾真正带来危害，赶在最后一刻抢闸完成了任务，同时满足了虚荣心–只用很短的时间却能取得不错、甚至比别人好的结果。无形中，”自己最适合短期高压的工作状态”的心理得到强化，并对今后的工作产生暗示。如此周而复始，反复循环。

有时拖延是为了追求完美

在一篇人气很高的帖子中，拖延小组的成员纷纷跟帖，公布自己曾经因拖延付出的代价：有人错过了出书的机会，有人错过了高薪的工作机会，有人因为玩”空当接龙”游戏错过了对国足队员的采访，甚至有人因此失掉学业、丢掉文凭⋯⋯

按照安吉拉的理解，这些”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情形”属于消极的拖延。安吉拉是哥伦比亚大学组织心理学系的教授，在《对拖延的再思考：态度和行为中”积极拖延”的正面效果》一文中，她将拖延区分成两种状态：消极拖延和积极拖延，相比之下，后者往往更喜欢在压力下工作，这样他们可以做出更深思熟虑的决定，并更及时地实行。

“时间紧迫往往逼得我才思泉涌”。在去年12月的一篇博客中，知名写手柏邦妮记录了她的一次紧张经历：7小时的剧本会后，分秒必争地赶回家，编辑们全体在等她的封面文章，趴在电脑前一口气写了5000字才作罢。

除了焦虑和逃避控制，常与拖延联系起来的，还有完美主义。费拉里教授认为，某些拖延行为并非拖延者缺乏能力或不够努力，而是某种形式的完美主义或求全观念的反映，他们共同的心声是”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可以做得更好”。

拖延小组中，除了小苏，还有一位成员备受关注。在一篇《攻克拖延症》的热帖中，她记录了自己与心理医师交流，并根据医师的引导分析自身拖延的缘由、读心理学书籍的心得，甚至详尽到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到教室的日常规划。她的昵称是”完美是个梦”，英文ID是”perfectionism”（完美主义）。

关于”拖延”的研究也处在”拖延”中。郑涌教授表示，国外对”拖延”的研究也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国内则一直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关于”拖延”的界定，一直没有一个研究者普遍接受的定义，也从未形成一个全面的理论。但拖延无时不在。

关于拖延的生理学根源研究，目前大多围绕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这个脑区负责大脑的执行功能，比如计划、冲动的控制和注意力，还起到过滤器的作用，降低来自其他脑区分散注意力的刺激。前额叶皮层的损伤或者低活动性，会导致过滤杂扰刺激的能力降低，进而使处理任务的组织能力变差。

由于工作时间的安排，小苏原定为期六周的治疗才进行了不到三分之一，但他觉得效果还是挺明显。至少现在，他已经修改好了信用卡信息，并且整理好了发票预备明天报销，他决定，这一次无论如何不会再拖延了。

（已刊于《瞭望东方周刊》。感谢西南大学郑涌教授、蒙茜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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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施静艺、施的导师陈赛娟、兰珍珍））

一周前，循着通知上的说法，找到中科院院部711房间，一堆记者和摄像机的包围中，还是很容易地辨识出施静艺，高挑而清瘦的身材、热闹间略带懵懂的眼神，还有稍稍嘟起而显微倔的嘴唇。

再一周前，施静艺脱下日常的休闲打扮，换上中式礼服。32岁的她，作为本届唯一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在巴黎被授予了第十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莱雅“世界青年女科学家奖学金”，并在颁奖典礼上发言，向全世界阐述了中国在白血病研究上的成果以及她个人的主要研究领域。

我们在另一间会议室等待，一会儿，施静艺来了，找了个空位子就坐下。大家围满一个会议桌，不像是传说中的媒体见面会，倒像一个单位的同事们：我们开会哈，谁先说几句？

一场会议中，先发言的一般是领导。照片中，这位身着灰色套装的女士是欧莱雅中国区的副总裁兰珍珍女士，脸上满是热情又从容的笑意。因为有要务赶去机场飞赴巴黎，她站在桌前匆匆讲了几句，言简意赅：目前国内的女性科学家还是相对较少，希望能将她们最动人的女性美尽量多地展示给公众。

俩人的窈窕身材很搭吧？

贾鹤鹏老师跟她开玩笑：巴黎机场罢工结束了么？

已经踏出门外的兰珍珍转回来：如果他们还在罢工，我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吃午饭。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对外交流及公共事务部总监杨晴红先为大家展示了一个漂亮的PPT。

这个主题为“人们对科学和科研事业认知的全球情况”的PPT，是欧莱雅公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成的，在全球10个国家分别采集了1千个样本。

第一个问题是“科学是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全球84%的被访者回答为“是”，其中，中国有94%的人都认为“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而另一方面，44%的被访者对科学表示担忧，或者害怕。他们觉得科学是让人很畏惧的一个事物。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最低，只有22%的中国人认为“科学让人畏惧”。最高的是南非，63%的人对科学有恐惧感，另外，这一比例在美国、英国也非常高。

至于那些对于科学表示担忧的人，科学对他们代表了什么呢？69%的人认为科学是完全未知的世界，45%的人认为科学会带来危险的结果。

以下哪个形容词描述对科学的感觉？57%的人认为科学“有启发性”，49%认为“有意义”。

在中国，觉得科学有启发性的人占到69％——他们觉得科学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曾经梦想成为科学家吗？64%的中国人都梦想成为科学家，小时候老师问大家将来的理想是什么，大家那个时候都非常有激情要成为科学家，64%的比例就是这么来的。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英国只有24%左右的人想成为科学家，美国的也不高。

你会不会鼓励自己的孩子成为科学家？十个国家的平均值是71%，中国的为78%。这一道题目中，反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答案比例会更加高，而发达国家比例相对来说低一些。

——你认为对于女性科研工作是理想的职业吗？

——90%的被访者认为，科研工作对男性和女性没有区别。

从这一简单的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性，大部分人还是觉得科学与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但同时，公众对科学又缺乏了解。

杨晴红给了这样的总结：“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组织媒体的专访会，是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把我们科学的知识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让大家觉得科学不是那么令人畏惧的，科学是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虽然很艰难，但是还有趣味，对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对未来的期望，可以看到许多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科学家。更多的信息沟通，借助媒体的力量，可以提高科学的可接近性，同时我们树立优秀科学家的榜样，通过榜样的力量，将科学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我们简单的调研结果分享。

————————————分割线需要理由吗？————————————

施静艺来了～

另外，敬请自动忽略YY拙劣的摄影技术。再另外，对不起，相机故障，因此只拍到这一张。

施静艺的开场白——

这次法国之旅，参加这个组织得非常高效和细致的开幕式，对我来说，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开阔了眼界，能够有机会接触其他国家那么优秀的女性科学工作者，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一些人性光辉，除了她们取得的科研成就，以及她们看科学问题的角度，包括他们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担忧，以及他们采取的一些方法和手段，能够积极地面对和探索，我觉得收获很大。

欧莱雅通过举办这次活动，传递给我许多的信息，接下来，我有义务把这些信息继续传播下去，让从事科研的女性工作者，和想选择这个职业的女性更多的参考、建议，让她们能够更有信心、更快乐地投入这个事业中，不断成长，不断有所收获。

（画外音：哎呀～好客气～）

PS：我要说，真的很喜欢听她说话，思维缜密，嗯啊之类的语气词很少。

好，现在进入群访时间！学术的、时尚的、专业的、八卦的……施静艺，接招吧！

YY：你刚刚说到，与国外的女科学家进行了交流，会有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你可以讲一件具体的例子吗？

施静艺：五位获得大奖的女科学家都让我觉得很钦佩，她们工作的那些领域，一些是男性占主导的，而且在中国，也不是有许多的女性从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南非的获奖者，她给我的感觉是，或许她的国家和研究氛围，各方面的环境不是很好，甚至还处于困难的阶段，但是她非常乐观，她对一些科学的见解也非常独到，她说到一个问题，科学这个东西不是等思想意识形态形成了以后才认识它，而是从小就应该有一个认识，从点滴中认识。生活是科学滋养的土壤，而不是长大以后接触学科，说那是科学，不是这样的。在很小的时候，早到女孩子刚刚出生，有了对外界的认识，就应该灌输科学对她意味着什么，会对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她鼓励她的孩子去创造、破坏，再鼓励她把它们拼接起来，组装起来，他觉得这个过程就是科学。这个想法与国内不太一样，国内有另外一种教育方式，老师和家长会对孩子说，这个东西大家都要爱护它，尽量不要破坏它，但是从分析的角度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各有各的优势，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她们的角度不一样，对她们起到的影响也不一样。

YY：你会采用这种教育吗？（穷追猛打地）

施静艺：我觉得非常好。（……太极推手）

插播八卦时间（感谢其他提问者，抱歉无法精确标注姓名了。）：

Q：你有孩子吗？

施：我还没有。

Q：你有男朋友吗？

施：我结婚了。

Q：除了你平时的想法和科研工作，平时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你也喜欢逛街吗，毕竟爱美是女性的天性，你从事的工作更多与数据、仪器打交道。工作中的你对这方面的要求多吗？

施：我与其他的女孩子差不多，有机会也会出去逛街，受制于时间的限制，我现在发现上网买东西更方便一些，与别的女孩子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就算你不在那边操作，也需要阅读文献，去想，所以这些时间花的比较多。

Q：怎么平衡你的工作，支持你的工作？

施：与我同一个专业的，他是临床医生。

Q：他在你的科研中起了什么作用？

施：我们两个人很像的。对许多问题的想法也挺像的，我们有许多的共同话题，我们探讨一些科学的问题，不为人知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欣宇：你典型的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施静艺：根据实验，有时候是处理数据，有时候是操作。操作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想问题，但是必须要有思路。并不是每天就在那边不停地操作，自己也需要体力和能力。

贾鹤鹏老师：我问点和你专业相关的吧。你的研究提到了陈竺和陈赛娟联合治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和慢性细胞的白血病，你的研究在他们研究基础之上有哪些提高？

第二，现在陈竺和陈赛娟的研究主要在摸索全反式维甲酸与各种砷剂的尝试，你现在是基因甲基化的观察，这与砷剂的药物使用有什么关系，通过你的研究会合理的指导砷剂与其他药物交替使用的合理性？

施静艺：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学的时候，许多原来的工作在基因组方面寻找一些染色体和基因突变，以及急性髓系和慢性髓细胞的情况。

因为基因组整个遗传信息上面有破坏，有异常。这种异常是很难用药物直接干预或者把错误的信息纠正过来的，可能通过下游的药物抑制它。表观遗传学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基因序列不存在错误，只是一个错误的修饰，好比在写字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标注，如果你一旦找到他以后，可以用一些方法擦掉摸掉。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研究一个问题，这样对问题的理解会更深入和全面。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尝试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共同作用于一种疾病，希望对疗效有所帮忙，和用砷剂和一些化疗药物，以及维甲酸就是通过药物组合，减少一些药物的毒副作用。砷剂为什么要与别的药一起用，是本身有毒性。希望这样最大程度地发挥砷剂的作用，又尽量避免其副作用。

通过表观遗传学，能够做到一些小分子的干预物，通过不同的组合机制用药，使药的作用最大发挥。中西药的结合，对治疗非常有帮助。

贾鹤鹏：找到的这个小分子是补充进现在的药物中，还是独立做出有基因表达功能？

施静艺：独立研究已经有一些作用，发现与其他的药合用的话，药效可以最大地发挥。

贾鹤鹏：陈竺与陈赛娟老师的研究中，除了比较明确向三氧化二砷等，这些药物的就比较复杂了。砷是中药中比较少的部分，能够有这么明确的单一成份？

施静艺：我们现在通过各种方法，尽量把中药的成份摸索清楚。如果这个中药成份不适合被人体应用的话，我们希望改造它，希望能够被病人使用。

我们也在尝试砷剂，甚至原来在化疗中效果特别好的一种中药成份，我们也希望通过找寻这些机制，许多中药的机制不明确，到底通过什么通路起作用，我们还是希望通过细致的研究，找到真正起效的机制通路，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因为中药现在目前来说，药物成份各方面不明确的话，是阻碍应用的最大难题。

Q：你从导师陈赛娟身上学到什么？

施：她们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她们的那种艰苦精神，我们现在很难听到的，偶尔听说一两件事的时候很震撼。当时艰苦到那样的程度，我很难想象，换成我在当时，我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比方说，现在的科研条件硬件非常好了，想作任何实验，各种仪器都在手边，对她们当时来讲，她们要在低温的情况下取一个样本，她们要骑自行车走很远才能取一个样本，骑自行车到像机场那么远的地方拿到低温的东西，我觉得难以想象。就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她们需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而我们现在制冰机就在实验室的水槽边。而她们需要走那么长的路。太不容易了，我们现在没有太提出什么各式各样的理由说这个做不了，那个做不了。

YY：但又有说法，创业难，守业更难。你在研究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新的或更大的压力吗？

施静艺：她们的首创辉煌对我们来说是激励，也是压力：我们如何有更新的突破呢？因为不能躺在原来的成果上，国外在你的发表结果上再研究，可能水平比你高，我们就要想怎么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YY：这种压力是来自同行竞争吗？

施静艺：主要因为我们要较一把劲。要比他们做的更好，一些东西是我们原创的，如果我们最后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出更多的结果的话，我们也会汗颜，这是我们做工作的动力，要把原来的东西守住，把已经有的东西尽可能提升上去。

YY：大多数女性科学家获奖的领域在生物、化学，似乎物理、天文比较少？你和其他获奖者在一起讨论过这些话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施静艺：这个话题我们09年获奖者在一起讨论过这个话题，每个国家的获奖者也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有一个认同感，似乎是社会上给大家一个强加的意识，认为女性从事那些方面比较好，那些方面比较适合，从男性生理等角度来说，从事那方面的研究比较好。

其实这个想法应该是可以被突破的，有一个阿根廷的获奖者提到，当初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和各方面给她施加的压力，你是女孩子，应该怎么样，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比较适合你。她的父亲说，你可以摈弃一切想法，只要你愿意，你有兴趣，就可以朝着一切的方向努力。

……

好，本次QA节目先放送到这里。更多精彩问答敬请期待稍后的人物专栏！

接下来，我们跟着施静艺去了一个更好玩的地方——杨澜的会客厅，也就是《天下女人》的演播室。

对于很少接触电视台工作的同学，比如没见过世面的YY来说，这是个很新奇的经历。

热烈感谢《天下女人》节目组提供现场花絮照片，特别是梁萌和贝贝两位MM的热心帮助～！

为了上镜效果更理想，最好换上色调更暖更柔和的衣服。再次看到施静艺，她化了妆，换上了粉红色衬衫、奶茶色长裙，还有淡米色的尖头凉鞋。

松鼠会的两头特派记者欣宇和YY没有坐观众席，宁可站在拍摄范围外的一小块空间，也不愿忍受聚光灯的烧烤。疲惫的俩人人不时蹲下、站起、蹲下以调节身体，一面不忘交流各自观察所得：长裙没有熨好，有些皱，但施静艺的风度坦然从容，尤其在那么耀眼的灯光下还镇定自若……

YY正在YY着传说中的“腹有医书气自华”……

节目录罢，施静艺绕过幕布下台，揪着衣襟向我们比划：你看，后背上全是汗！

在之前的交流中，施静艺曾提到受父亲的影响最大，父亲在医院工作，但不是医生。

“他因为在医院工作过，知道医院的环境和体系。平时的话都是点滴的鼓励，希望我尽量地努力做，有新的突破，能把我经过高等教育学习的知识，转化成一些实践，能够实际应用。甚至有时候从他的角度，他会提一些建议，那些建议许多不可行，他只是提出一些想法，让我借鉴，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启发。”

在《天下女人》节目现场，杨澜也同施静艺聊起了父亲的话题，说起往事：作为厨师的父亲，每次看望女儿都带去美食。

杨澜：“那你还怎么这么瘦？”

施静艺：“……其实做实验压力很大的。”

一面跟随这些温情的花絮神游，一面惋惜这么八卦又问到人心坎里的问题怎么不是自己问出来的一面感叹：要不怎么她才是杨澜！

其实，那天下午有两位女科学家坐到了杨澜的客厅。在化妆间与演播室间的走廊上，施静艺遇到一位已化好妆的女士，中长的卷发，花枝团绕的旗袍，蝴蝶图案的高跟鞋反射着古雅的光泽。

听施静艺和她聊天，才突然意识到：噢！这就是传说中的侯亚梅女士了。

【新闻背景资料】

“2000年，侯亚梅的文章登上了美国权威科学杂志《Science》的封面，文中驳斥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东亚的直立人比非洲直立人缺少智慧和适应能力。由此引起国际轰动，促使考古研究不得不对亚洲人类文明起源进行重新评估。”

先一场录制节目的侯亚梅女士是中科院古脊椎生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2004年“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学金的获得者。据报道，当年她“挂着鲜艳的橘色大耳环，穿着同样色系的灯笼裤，挎着时髦的小坤包去了组委会下榻的宾馆。就连见多识广的中国日报记者都表示，惊讶得下巴快要掉了……”

其实，风吹日晒的野外奔波、发掘……侯亚梅的工作性质非常不利于女性保养。但是我相信，她的美丽并不止于她的卷发和旗袍，还有她面对古老的发掘物时的深思苦索。

就像施静艺身着中式礼服站在奖台的潇洒，还有她手持试管的凝眉。

就像杨澜端坐聚光灯下沙发上的淡定，还有她阅读采访对象资料的悉心。

我愿以这段对话做个收尾——

有记者问施静艺：你如何看待美丽这个概念呢？

施静艺说：“对于女性来说，美丽可以很外在，散发自内心的气质是美丽真正的体现。我在法国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身边的女性，包括欧莱雅的同事，他们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高雅、特别的美丽，不是在于过多的修饰，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以及对于工作的积极状态，这是散发美丽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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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水果好吃？让它们拥有正常的性生活。

——小姬

（桔子、史军对此句也有贡献）

要是你觉得这题目让人怪不好意思，没关系，其实刚刚写下这字眼儿的人也是脸红忸怩一面揪搓着衣角儿一面莫名兴奋又忐忑犹疑。就像两百多年前的科学家——

“植物是这样柔弱的东西，怎能跟淫亵的‘性’扯上关联？”

1793年，当德国科学家Christian Konrad Sprengel首次将植物分出性别，其他科学家就发出类似的嚷嚷。

202年后，一部叫做《植物的私生活》横空出世，引领我们环游植物的奇妙世界。

再14年，桔子回来了，带着《植物私生活3——开花（Flowering）》，坐在奇遇咖啡馆中，邀请我们一同观赏各种植物如何传粉，如何进行事先张扬的性生活。[小姬看片会回顾]它们大肆张扬的性生活

————————————不带分割线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照例要有暖场表演，本场表演者是自家鼠妞，或曰虎妞——出生于1987年、目前为止松鼠会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悠扬。顾名思义，她是要唱歌的。

《写一首歌》和《Memory》，这是她选唱的曲目，原唱者分别是顺子和莎拉布莱曼，前者是创作型的才女歌手，后者更是有“月光女神”之誉的音乐剧天后，基本上，两位都是赖在高音不肯下来的女歌手——她们的歌，悠扬唱得气定神闲。

小姬不着痕迹的过渡主持，和悠扬神仙画画般的滑音有得一拼。出来吧，桔子！

【快问快答时间】

玫瑰花用什么来传粉？

桔子：玫瑰花虫媒风媒都有，比较随便，花粉量比较大。

花粉是从哪儿来的？

桔子：开始是没有花粉的。

就是原来一个小苗，本来只有叶子，后来从无到有长出一个花序轴（就是支着花儿的那根杆儿）。

然后顶端一些细胞再分化，变成花原基，花原基里边不同细胞将来会变成花的不同部件，其中一部分就要分化成雄蕊，当然一根雄蕊，其中还包括各种细胞，有一种就会变成3细胞的花粉。

花蜜会不会坏？有保质期吗？

桔子：花蜜如果一直待在花朵里，会坏。不过一般来说，花蜜都会被小虫子或小兽吃掉，或者风吹雨淋流掉，所以是时常更新的。

保质期我不知道……可能花知道。

【史军的小结】

相比之下，还是风比较无私，虽然植物不好看，还是兢兢业业为它们传粉。我们平时看到很多花长得漂亮，那是为了勾引传粉生物，比如昆虫、爬行或哺乳动物。而作为传粉的回报，这些生物会得到花蜜。

有的植物比较阴险，它们不肯送出花蜜（或者没有），甚至仅靠鲜艳的颜色或香馥的气味来吸引传粉生物。

而再阴险一些，它们干脆长成传粉生物……的配偶的样子。这样昆虫被吸引来为它传了粉，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比如兰花，它们将自己的体态变成雌蜂的模样，吸引公蜂。

现场做了个很有趣的小实验：

分别请上了一位大三的心理系MM和一位小朋友。蒙上他们的眼睛，请他们品尝一片梨子，但桔子悄悄在他们的鼻子下方送上了一片苹果。

小朋友：吃的是梨子。（Bingo！）

心理系MM：吃的是苹果。（这正是小姬希望出现的答案，为此，她还激动地搂了这位MM一下。）

【云无心的越洋解答】

在闭上眼睛的前提下，人对食物的综合感觉来自气味、味道和口感。要通过这些来分别吃到的是什么水果，取决于被试者以前的记忆。

或者可以这么说，一份食物，除了气味，我们吃到嘴里的就是基本味道（酸甜苦咸，也许还有些鲜）以及口感——在英语中，以“mouth feel”指代“机械强度和颗粒感等物理刺激带来的感觉”。

每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敏感性不同。如果一个人鼻子很灵，气味在他作判断的时候占的比重就要大一些；如果一个问完全闻不到味道的人，比如楚留香，就只能依靠味道和口感。

显然，这位小朋友对于味道和口感的记忆更为敏感，虽然受到了另一种气味的混淆干扰，仍然根据尝到的甜味以及梨子的颗粒感辨别出自己吃到了什么。

————————————这就是一道单纯的分割线————————————

其实，我总希望，你看到的松鼠会不只是一个能看到好玩文章的网站，在这背后，都是一群热血奔流五彩斑斓真真实实的人。（强烈感觉此处应该插播花儿乐队：小小的人儿呀，风生水起呀……）

又其实，大部分的现场记录是来自录音笔，要在一群女声中辨识桔子，就是最嘶哑的那个了。

之前小姬叮嘱说：多表扬表扬桔子啊，带着感冒来讲片的。

小姬曾经无意中说起，丫米你知道吗你拉着桔子去欢乐谷其实是桔子早就去过她那次就是为了陪你呀……

嗯，其实十三你知道吗，你希望桔子尝尝某店的麻辣香锅，桔子悄悄附过来说，其实这里我好像来过呵呵算啦算啦不要告诉十三了他是好心……

哈哈，再一次。桔子突然无厘头地在街头一指：“那个好看，我们去看那个吧！”其实，她是想转移开两位朋友的注意力，那两位当时在为了一个问题，声调一波高过一波。桔子希望他们不要继续下去，又不愿意简单粗暴地打断，所以她一指：“那个好看！”

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尼姑妙玉最闪光的一次：

此时的贾府已呈现出寂寥衰落的景象，中秋夜，林黛玉和史湘云坐在水池边：我们联诗吧。两人的诗句一句比一句凄凉，直到林黛玉默默吐出了“冷月葬花魂”，一直旁听的妙玉走了出来，建议她们不要做此颓败之词，接着，一挥而就几句绮丽的续作，企图以谶纬的力量，至少，先把眼前两位女朋友拉回闺阁的芳情雅趣——以智慧的方式将事物引到积极的方向，这一直是我赞赏的态度——桔子就是这样的。

红楼梦组曲中，妙玉的判词开门见山地点出：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呐，现在看来，这说谁呐～说谁呐？（满脸用力暗示/四下顾盼做托儿状～）

（照片说明：这就是曾经写出锦绣如画的“芝大生物考”、“雪花史”、“玫瑰，以爱情的名义讨伐你”等一系列文章的桔子。）

今天是水瓶座的最后一天，桔子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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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新知客》2008年12月。感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罗劲研究员、张文彩博士，BOBO对此文的帮助。)

一束激光打在志愿者的右手背上，照出一个直径2.5毫米的光斑。激光束的强度可大可小，要使接受测试的志愿者感觉到不同程度的疼痛，又要避免对皮肤造成伤害，这一切尽在张文彩的掌握之中。

一场神奇开始了。

32位志愿者的平均年龄是20岁，全部是来自高校的学生。在签署了符合心理所伦理原则的知情同意书后，他们被分成4组。首先要经过6－7次由低到高的激光刺激，度过一段痛觉适应期。

接下来，他们的身体会被连接上一部“穴位磁疗仪”。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博士张文彩告诉志愿者，仍然会对他们施加一个痛觉刺激，但同时，如果用这部机器对他们受刺激的手的合谷穴施加磁疗，就会有明显的止痛作用。作为对照，施加痛觉刺激时，只有第一、三组的磁疗机器在工作。

果然。仍然是220mJ的激光，但接受“穴位磁疗”的两组志愿者觉得：疼痛感确实降低了。

这是魔法吗？当然不。所谓的“穴位磁疗器”不过是一台普通的生理记录仪罢了，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两个组的同学觉得痛感降低，那是因为痛觉刺激真的降低了——张文彩悄悄地将一、三组的激光强度降到了120mJ。

这是欺骗吗？当然不。这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安慰剂效应可迁移实验”的一部分。

关键是建立信念

那么，最初的“穴位磁疗降低痛感”的现象就是安慰剂效应吗？也还不。这只是心理学家制造“安慰剂效应”的第一步：建立“信念”。

如果说“安慰剂效应”形容为心理因素对生理的影响，那么在获得这个效应之前，首先要以生理变化的事实在被测者的心理层面“建立信念”。在这个实验中，张文彩希望痛感的降低，使这些志愿者建立“磁疗仪器真的可以有效降低痛感”的信念，而她成功了，换句话说，志愿者（至少大部分）相信了。

然后，志愿者被告知，如果将磁疗仪器连接到他们颈后的大椎穴，还可以缓解负性刺激诱发的不愉快情绪体验。张文彩分别给他们看了200张图片，包括蛇、昆虫和残缺的肢体，同时记录他们的脑电成像，“在有施加‘磁疗’，也就是‘安慰剂’的时候，大脑中代表情绪波动的活动确实减弱了。”

“信则有，不信则无”。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人们习惯在困境中祈祷的时候如此安慰自己，久而久之，听起来更像一种有关拯救的缥缈传说。但现在，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种“心诚则灵”的现象是在他们的实验中切切实实发生了！——虽然很遗憾，在目前所有关于安慰剂效应的研究中，比较有把握的还仅仅是在“痛觉研究”的领域。

顺便提一下，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任何现象都不会孤立存在，疼痛也不例外。不舒服的痛觉还会引起情绪上的不适，因此在脑成像的图片上，当人感觉疼痛时，活跃的不只是感觉区域，还包括和情绪有关的认知区域。

简而言之，在痛觉研究中，“安慰剂效应”便是指“不愉快的感觉或情绪降低了”。研究表明，使用安慰剂确实促进了鸦片类物质的产生，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分析，这些物质是我们幸福感的源头，比如内啡肽。

至于安慰剂是如何促进了鸦片类物质的产生，一般认为有两种方式。

一是条件反射。1889年，在俄国一家军事医学院里，年轻的助教巴甫洛夫做了那个著名的实验，将狗分泌唾液与进食的铃声用“条件反射”的概念关联起来。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安慰剂反应”也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一种。以痛觉的安慰剂效应为例，当止痛片与止痛反应多次伴随出现后，止痛片便成了止痛的信号，不管这药片中是真正的药物还是安慰剂。再比如来自医生的关怀、白色床单营造的安宁氛围等等，这些环境也可以在广义上被称为“安慰剂”。

“但这种条件反射尚属于大脑无意识的范畴”。在张文彩看来，更重要的还是“预期”，也就是“建立信念”。在1962年Goldstein提出的“预期理论”中，心理学家假设“安慰剂效应”与患者“对病情改善的预期”有关。

一般地，要建立这种预期有两种途径：言语预期和强化预期。前者可以仅仅通过言语信息的方式，告知患者接受的治疗具有显著的止痛作用，而后者则是秘密操纵患者能感觉到的疗效。比如张文彩在实验中告诉志愿者“穴位磁疗”确实有止痛的疗效，便属于“言语预期”的范畴；至于悄悄降低激光刺激的强度，使志愿者相信痛觉的降低来自磁疗，就是“强化预期”的方法。

换个角度看，“建立预期”尤其是“言语预期”像一种说服传播，效果如何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可说服性，包括自信心、社会不安全感系数等因素。因此，“安慰剂效应”的程度也要因人而异。张文彩的实验中，能获得不错的安慰剂效应的比例一般在三分之一以上，但每次总会遇到一两位志愿者，安慰剂在他们身上基本上不发生作用。

同样需要建立信念，和“安慰剂效应”比起来，更有趣的是“反安慰剂效应”——戏谑点说，后者简直像一则披着学术外衣的诅咒。“如果我告诉你，要给你施加的刺激会令疼痛增加——你就会真的感觉更痛了。”这情形看着眼熟，让人联想起周星驰电影里，那个一听说自己中了“化骨绵掌”，便走得倾斜歪扭的韦小宝。

吵吵闹闹安慰剂

“痛觉”是安慰剂效应的研究最为成功的领域，但不是唯一。

1938年，安慰剂（placebo）这个词汇被首次用于实验处理，研究内容是“胶囊是否起到预防感冒的作用”。研究者(Diehl, Baker, & Cowan, 1938)将学生分成两组，给他们相同的指导语和不同的胶囊——安慰剂组的学生吃下的胶囊中只是乳糖，而非疫苗药物。结果发现，安慰剂组虽然没有接受到真正药物的治疗，却获得了与接受疫苗治疗效果相当的结果。通过这个研究，研究者在治疗感冒方面获得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安慰剂效应。

尽管如此，一直到20世纪中期，人们仍将安慰剂看成不可能伤害患者、对患者有安慰作用的一种低级欺骗。

直到1955年。美国科学家亨利·比彻（Hery·Beecher）第一个深刻认识到，安慰剂这一惰性物质对患者的有治疗作用。他回顾梳理了15个安慰剂控制的临床实验，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强大的安慰剂》，文中提到了他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35.2%的病人在使用安慰剂后病情得到有效改善。”

从这个数字看，假定有一个医学白痴勇敢地决定开拓医药事业，不问求医者所患何病，一律送上淀粉做成的药片——那么，他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可能捞取个“神医”的名声。

然而，这种作用毕竟有限。何况，临床医学上有严格的规定，一种药物的救治效果必须胜过安慰剂，否则不能称之为有效。

安慰剂效应的研究最早源自临床医学，但如今，在临床医学界，安慰剂正面临着巨大的伦理争议。有的研究者，比如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Ezekiel·Emmanue博士就不提倡使用安慰剂，他认为如果医生给患者开的药物不能被证明确实有效，这从伦理上便说不过去。但不少其他的医生觉得“It’s OK”，因为到目前为止，也没能证明它们有害。

除了争议缠身，安慰剂还像一位神秘的两面派：疗效有限，却无处不在。张文彩介绍道：“所有的公开治疗，不论药物为何，都包含了安慰剂的成分。”“隐秘治疗”可以证明这个说法：采用机器注射药物，被测者既看不到医生出现，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注射了药物——在这种情况下，治疗结果往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在一些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比如长期避孕药或抗抑郁症药品中，有很多便包含安慰剂的成分。以治疗慢性疼痛的药物为例，这类药物常含有吗啡，而吗啡多吃又会成瘾。此时，要获得治疗效果，又要尽量减弱副作用，安慰剂就该出场了。

【五花八门的安慰剂】

有没有可能，产生的疗效事实上来自作为安慰剂药物的本身？不会。

一种物质要被称之为“安慰剂”，首先要符合这样的标准：它是在人体内不会引起任何反应的惰性物质，完全不发生作用——至少要对某种特定的治疗完全不发生作用。

研究实验中使用的安慰剂，出于方便获取以及结果准确的考量，液体多为生理盐水，口服药片则多采用淀粉，如果是胶囊，胶囊里装的也是淀粉。

在记载中，最早的安慰剂实验中的主角其实是一根木棍。1801年，John· Haygarth首次报告了“安慰剂控制”的实验结果。在19世纪初，人们常用金属棍放在身体上来治疗疾病，认为人体可以通过接受金属电磁的影响来缓解症状。而Haygarth给5个病人使用了木头仿造的金属棍治疗，发现结果和用金属棍治疗相当，都是有4个人报告了“病情缓解”。事实上，今天我们知道，用金属棍的所谓“电磁效应”治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以今人眼光回望历史，金属棍才是真正的安慰剂，而那根木棍，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它“安慰剂的平方”？

当安慰剂效应泛化到社会文化中，还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现象。比如宗教中的祈祷，假如偶然一次应验后，祷告者便会建立起对“祈祷”的预期，以后再遇到危难仍会将希望寄托其上。再比如，“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如果人们发现某个咒语或神灵在一种情境中灵验，就很容易在其它一些情境中相信它的作用。或者，一旦某个品牌的一种商品在消费者中建立了信任，同一品牌的其他产品就很容易被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品牌……也是一种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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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松鼠负责剥坚果，就有另一小撮坏分子毫不愧疚地将果仁窃取过来，捣切揉碎洒一层肉桂糖霜胡椒面啥的，誓将软化松鼠会进行到底。博一笑，新年倒计时开始！本文已刊于《成都客》2009年1月号。感谢云无心。）

精神的爆竹声渐行渐远，物质的饺子馅历久弥新——对于一位正宗地道的中国人来说，二者可算是关乎农历新年的永恒话题。来吧，先在臆想中放一挂科学的爆竹，煮一锅科学的饺子，八卦一场珍藏的年味，以科学的名义。

放一挂科学的爆竹

年味越来越少啦！很多人如此感叹。什么是年味呢？这看不见摸不着形容起来才发现它有多么抽象的东西，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便是特指爆竹燃放后的徐徐散发的硝烟味——它对人体有害，却让很多念旧的人们缅怀陶醉欲罢不能。

这股“年味”主要源自爆竹里的硝酸钾、硫磺和木炭——三者联合，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黑火药了。作为一位早已习惯各种便捷符号的现代人，有时会揪心于古人对文明成果复杂的记录及应用方式，比如他们如何简识布满宫商角徽的乐谱并将指法换算到琴弦，又比如他们如何发现并描述记录这种而今我们记为KNO3的东西。

据说世界化学史上最早关于钾盐鉴别的记录是这样的：“先时有人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硝大同小异，朏朏如握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硝，云是真硝石也。”这位了不起的记录者是生活在约一千五百年前南朝齐、梁时期的南京人，一位叫做陶弘景的炼丹术士，他笔下的“硝石”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硝酸钾，“紫青烟起”则是钾盐在焰色反应中特有的现象。

在一些相对温和又花哨的烟花炮或焰火中，往往还需要用到镁粉、铁粉、铝粉、锑粉及无机盐——这些粉末想象起来完全不花哨，但其中含有的特定金属元素，经过焰色反应的魔术——由于金属原子结构不同，灼烧时电子跃迁释放的能量也不尽相同，于是，它们发出不同波长的光，产生各种颜色的光芒——就是你看到的夜空之花。

这些金属其实离我们很近，你知道在幻化成节日的礼花之前它们在哪儿？比如洋红色的火焰那是来自锶，它可能躲藏在你每天两次的牙膏里，玉绿色的则是铜，它可能荡漾在夏日的泳池里，黄色的最普通了，是钠，它遍布在家家户户厨房的盐罐里和煮妇辛勤的汗水里。

数年前，一则关于禁止燃放爆竹烟花的通知不知刺痛了多少人的心。比较成文的批评主要针对它产生的各种污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空气、水还有噪声。其实，这种硝烟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诸多有味的没味的、有毒的无毒的甚至带色的没色的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些许粉尘，它们共同的名字叫做可吸入悬浮颗粒物。若春节赶上了雪天，污染物又会随着融雪进入周围的水体。

环保部门曾在春节期间对北京、上海等10大城市进行过监测，发现燃放鞭炮的地区噪声高达135分贝，这比飞机起飞的声音还要多25分贝，远远超出人的听觉范围和耐受限度，而一般地，在夜间人们所能接受的噪音不过才45分贝，也就相当于听取蛙声一片。且不提长时间、高强度噪音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吧，在并不遥远的我们尚热衷观看春晚的年代，窗外，来自别人家的鞭炮声实在让人爱恨参半。

怎么还有参半？有如此多污染我们为何还要乐颠颠地赶去受虐？那当然了。这么多年，请求解禁爆竹烟花的呼声可从未停止过。想想刚刚过去不久的搞笑诺贝尔奖之营养学奖吧。来自意大利特兰托大学的Massimiliano Zampini 和牛津大学的Charles Spence 证明，吃薯片的“咔嚓”声，可以让人感到口中食物比实际的更加新鲜爽脆——推人及己，一年才一次的重要节日，自然也应是多一份“噼啪”，多一分滋味。

煮一锅科学的饺子

很多时候尤其是喜庆的场合，我们习惯为自己的失误罩上一层动人的面纱：伤口流血，叫“见红”，茶杯摔了，预示“岁岁平安”，新年的饺子煮破了，据说有的地方会要求小孩子大喊：“挣了！”

然而，刨除聊博一笑的安慰效应，更多时候，坦诚地说，我们还是更愿意遵从内心更重要是口腹的欲望，享用一份完整的饺子。

很多人怀念家里的饺子，连同惦记团圆的温馨。即使不能回家，呼朋唤友地围坐一圈，你浇水来我和面，你擀皮来我裹馅，每个毛孔里都浸透了暖融融的气氛，身处这样齐心协力的团队中，哪怕你只是个数饺子的，也会感觉与有荣焉。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煮出一锅好吃不破皮的科学饺子，而不是片儿汤吧。

有经验的煮妇可以报菜名一般地为你罗列一堆“如何煮饺子才不破不粘锅”的窍门，流传最广的是在水里加勺盐或几滴油。但在和松鼠会的几只食品学、物理学专家探讨——他们谦虚地拒绝了“请教”这个词汇，而只肯承认“共同探讨”——之后，我羞赧地窥见了自己多么浮躁。

于是，另一个我倏然跳离出来厉声指责自己：仅仅是煮饺子？你这急功近利的家伙！——事实上，为了拥有一锅科学饺子，早在开始和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该做好努力的准备，比如打入一个鸡蛋，可以使饺皮变得更加爽滑，不易粘连。个中奥妙在于鸡蛋中有一项可爱的成分卵磷脂。

对人体来说，足够的卵磷脂则意味着更好的免疫力和代谢活力。而作为常用的表面活性剂，卵磷脂被添加到生产面包或饼干的面团中，可以发挥它的乳化性质改进面团的吸水作用，使面粉、水（也许还有油）更容易混合均匀。据说，在制砖的工艺中，也会加入卵磷脂使砖面更平滑呢。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饺子。

有经验的美食家介绍煮饺子之道：待水沸腾后才把一定数量的饺子下到锅里，一面用勺底轻轻推动将要沉下的饺子。他们会观察到，熟饺子（或者正在熟的饺子）看起来要比生饺子大得多，而出锅一段时间后便恢复原状，这是因为饺皮里不只包有饺馅，还有空气的缘故。

一位作家前辈曾这样大致划分饺子馅的等级：历数他吃过的饺子中，最低贱的是冬日郊区小店里吃得他满头大汗的二十个韭菜饺子（外加一把蒜瓣），最尊贵的则是在某个酒楼里，一钵鸡汤里漂着数只玲珑的海鲜饺子——每逢反刍似的阅读至此，我总在垂涎之余顺带恶意揣度他的势利，继而转念咏叹：空气多么无邪，无论饺馅贵贱，一律等同视之，不卑不亢地跟进，并温驯地随着水温热涨冷缩，不，热胀就足够了。受热后，空气的体积膨胀，感谢阿基米德在澡盆里想出的主意，我们知道，此时饺子受到水的浮力要比它本身的重力大一些，于是，饺子们得以浮在滚水表面逐浪翻飞，和锅壁与锅底接触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

至于煮妇们加油加盐的经验，一份来自物理学的解释是：盐可以改变水中的离子强度，进而影响到表面能。或者这样认为，当面、水、锅凑到一起，沾锅时，主要是面和锅在一起，而不沾则是水和锅在一起。加盐后，情况往往倾向后者，因为造成这种局面所需的表面能更低一些——这就好理解了，说起来，人或事物都难免趋向于更容易的方向，正如能令旁人感觉轻松的人总是更受青睐，无论作为伴侣，还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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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要联想之12月28日小姬看片会回顾

“讲到球菌，我蹲下去鼓起双腮；讲到杆菌，就做一个跳水准备姿势；讲到弧形菌，几乎扭了腰；讲到螺旋菌，我的两条腿编上了蒜辫子，学生不敢看；讲到有鞭毛的细菌可以移动，我翩翩起舞；讲到细菌分裂，正要把自己扯成两半儿，下课铃响了。”

这是王小波在《三十而立》中塑造的王二，一位负责任的生物老师，上得极为卖力的一堂微生物课。我要说，第四期小姬看片会上，我又看见他了。

“为什么要有鸵鸟的奔跑片段？”他情不自禁夸奖了片中那只富有镜头感的鸵鸟演员，就呼哧呼哧跑起来，真格地，有节律地缩着脑袋，“因为鸵鸟和恐龙奔跑时都是同样的……优雅。”

Sorry，错了，这里是古生物课。时间已经是11年后，主讲人是4年后才将而立的邢立达。

————————————还谁不会用分割线呢？————————————

小姬：本科不是学这个吧？

老邢：第一句就开始揭露我了。

小姬：以前学什么？

老邢：本科修金融。

小姬：为什么要研究恐龙？

老邢：研究生读了恐龙。

小姬：为什么转行业？

老邢：学金融是家长所迫……

小姬：怎么想要学恐龙？

老邢：学恐龙是一直的兴趣。

小姬：这些标本是不是过一会儿展示？

老邢：先介绍一下吧。

小姬：能告诉我值多少钱？

老邢：这个是还没有发表的标本。

小姬：真货？

老邢：假的。

小姬：假的你有脸带过来？

老邢：《侏罗纪公园》里有一种小型的恐龙，生有大爪子，跳上去抠啊、抠啊，特别凶的那个。我们最近在甘肃，发现了它的脚印。恰好是两趾着地，另外抬起的大趾，只保留了尾部的小小的圆圆的肉垫。

在很多科学媒体上，会看到很多画的复原图，最初都是来自合理想象和推理。但后来发现的化石，往往可以证明合理的推理。古生物的魅力就在于不断猜想、实现和纠正，这一共性，也是古生物学也成为科学思维一分子的原因。

毕竟古生物学在科学中，还是属于比较边缘的部分，偏重形态描述。比方说，我S后，骨骼分在两个地方，一半受到严重的挤压，一边没有，它们就很可能被古生物学家命名为两个属，成了不同的物种，所以从这点看来，古生物学有时候相当不靠谱。

在现实里，恐龙也是有小有大……

小姬：我越来越不理解，为什么要研究这么不靠谱的东西？

老邢：好玩呐！画人不容易，画鬼还不容易嘛？

小姬：还有要留到片子过后讲的东西吗？

老邢：没啦！

（小姬拿起另外一块小些的化石）

老邢：这个是比较小的恐龙的脚印。

小姬：为什么这么小？

老邢：这个……

小姬：为什么这么小呢？（继续追问）

老邢：因为这恐龙不大！（利落干脆）

（全场笑。幕落。影片放映开始。）

————————————分割线真好用啊真好用————————————

表演嘉宾是张玮玮，创作《米店》的张玮玮。小姬介绍他：张玮玮是松鼠的朋友，他的气场跟松鼠会很合。

历史性画面：小姬为张玮玮举话筒

他没有那些歌手惯常的互动伎俩，只是一首首地唱歌。一共唱了4首，没有悬念的《米店》、意外惊喜的《眼望着北方》、据说流氓的《李伯伯》，还有一首节奏轻快的新歌，写给相交10年的兄弟。

一周前，某门户网站做了号称“史上最长的张玮玮访谈”，访谈里他说：十年了，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淡淡一句，10年的辛酸苦乐尽收其中。看片会现场，唱罢他又说：“你终将成为你理想成为的人。”

透露点背后的故事吧。回去的路上，和另一位松鼠，前资深科学记者吴欧聊了很多，她说起她认识的那个邢立达：“办公室里全是化石，和一张小床。”一位学金融的年轻人，闯进另一片遥远的领域，尚没有获得理想的博士学位，却赢得了专业领域内老先生们的一致评价：“这孩子不错。”

小姬说，张玮玮的声音能带我们去很远的地方。

要去到哪里？这个午后，我们去侏罗纪吧。

化石后来被拿了我们旁边的空桌上，借故在旁逡巡不去，摸来摸去屡次得手。用余秋雨老师的话说：一下子触摸到千万年前的沧桑和厚重，云云。

小姬在海报帖里说：“如果小行星没有撞地球，这群XXXXXL号的生物也许就会坐在奇遇咖啡讨论科学，讨论进化的意义——进化需要勇气，跟松鼠们一起，在你自己科学DNA改造的道路上大踏步的前进吧！”

还好，现在是我们，原子们恰好构成了我们，坐在这间咖啡馆中，看传说的速龙对决怪物甲龙，看著名的暴龙遇上巨大的三角龙，恐龙世界的巅峰之战，在我们面前重演了。

感谢生物力学、电脑图像和特效：利角、液压颌、棒形的尾部，还有剃刀般锋利的爪，吃喝谈笑间，真实的猎物在我们面前被模拟的恐龙撕裂。（严重表扬看片会现场同学，集体展现出良好的心理素质！！）

有个现象挺值得玩味：许多意义深远影响广泛的事件或事物，却往往有一个无关主旨、意料之外的源头。比如饭岛爱，这位据称“永远活在很多人的硬盘里”的另类女神，其实更多人第一次听说她的名字，是因为李宗盛的一曲口水歌《最近比较烦》。

又比如，对于大多数的我们，对恐龙这种古生物的认知，其实是来自一部商业性质的电影，你知道，我在说耳熟能详的《侏罗纪公园》。

台上台下，邢立达都不断强调：侏罗纪太给人误导了。（咔咔，台下帮腔的还有吴欧～）

YY：从专业角度看，这部电影是不是该out？

邢立达：即使从半专业角度，这部电影也该out。

比如恐龙的个头大小。在普遍的印象中，恐龙总是庞然大物，可以有十二层楼高的腕龙，相信是很多专业之外的人心目中标准的恐龙模样。在电影中，就是这头大家伙杀了S胖子——但事实上，腕龙是一种植食性的恐龙，理论上不会出现这样杀戮的状态。

再比如关于恐龙的复制。自电影《侏罗纪公园》第一部上映以来，已经有报道“在恐龙骨中发现DNA并提取出来”，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只发现了极微量的过去特别长的分子链中很短的分子束。

电影中，一种会喷射毒液的小型恐龙——双嵴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真正的双嵴龙是相当大型的家伙，体长可达6米。

不只呢。其实，电影中出现的恐龙大部分并不是生活在侏罗纪，他们都是生活在白垩纪末期的恐龙。影片的主人公霸王龙和迅猛龙是在白垩纪繁盛的肉食恐龙，那个长得像犀牛的三角龙也是生活在白垩纪的恐龙。影片中只有那个脖子很长的食草恐龙梁龙才是在侏罗纪出现并繁盛的。

……

两位小朋友合影：一位伟人说过：“科学要从娃娃抓起”

看片会后，《侏罗纪公园》在恐龙话题讨论里，是否该告一段落了？就像有人评论王小波的小说：“年轻时他用有趣吸引你写作，用智力蛊惑你蔑视，估计过两年会忘掉他。”在某些特定的关卡，我们需要一位引路者，然而终有一天，我们或许就要与其作别，继续向前。

现在进入提问时间：

（注：以下两枚问题，邢立达本人都赞叹：“很好的问题！”“哎呀吗呀～”南方小伙冒出了东北腔……）

Q：生态学上有所谓趋同进化，就是不同种类的生物在同一生态位生存，由于承受相同的自然选择压力，所以会向同一个方向进化，甚至会长得很像。那么你的飞龙头上有帆鸟也是飞的 为什么头上就没有帆呢？（来自松鼠的朋友栩栩）

A：嗯，很好的问题。这都是因为鸟儿有飞羽，飞羽等羽毛能够非常高效的控制飞行。翼龙没有羽毛，只有毛，只有翼膜，翼膜机动性肯定没有飞羽灵活，所以它可能需要发展一些另外的手段来弥补，比如头帆（夸张脊冠的一种）。

Q：经历了这么多年，那些脚印如何保存下来？（来自那位从天津赶来的妈妈）

A：我还可以同时回答“为什么骨骼化石和足迹化石不会在同一处”。

恐龙的足迹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保存下来。比如，在干硬的地面上，恐龙走过后只能留下浅浅的印痕，很快便消失了；在过软的地面上，恐龙足迹会很快被周围流动的泥沙埋没；只有在泥沙的温度、粘度、颗粒度都很适当的地面，恐龙足迹才能被保留下来，而且，这些足迹要及时地被外来物所覆盖，这个及时是指“足迹比较成型”的时候（时间取决于具体的气温、泥土的湿润程度），过早或过晚都不能形成足迹化石。

而骨骼化石和足迹化石的保存条件并不一致，骨骼化石大都需要非常快的被沉积物覆盖，与外界隔绝。

相比之下，足迹化石形成的条件要求更高，因此也更少。

小苗苗：速龙、甲龙、暴龙、三角龙，哪个最厉害？

邢立达：暴龙。

小姬：你就这么简单敷衍他了？

邢立达：你看，他很满意。

————————————啦啦啦，不小心又冒出来的分割线——————————

邢立达在提问前强调：“两个问题不能问，一是恐龙灭绝原因，二是恐龙能不能克隆。”

宇宙、大脑、弦理论……这次是恐龙，看片会再次染指一个充满未知、无法定论的问题。

那，我们能确认的还有什么呢？王小波的黄金年代在11年前。张玮玮长邢立达6岁。侏罗纪比2008年12月28号的小姬看片会早了6500万到21500万年。

啦啦啦，我又在牵强附会，又忍不住自作多情：这化石，这恐龙，这侏罗纪，是否都只是上苍埋下的一处伏笔，只为静静等待，等待一个不同的时代和两个好玩的人，焕发出无数可能，如瓦力和伊娃在太空船外穿梭出的两道光影线，都在今天，这个略带阴霾的午后，从奇遇咖啡馆始发，交织着穿越去侏罗纪，在那里吻合成一则喜谶——

再穿越回来，听这咖啡馆里不时爆出会心的笑声和感叹：“这些科学家和实验，都好有喜感噢！”

新年啦，新年快乐。

邢立达和钱烈宪：据说是失散多年的松鼠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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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在轰鸣，维持着现场4盏500瓦的灯光。如之前你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这是一副标准的废墟模样，水泥板散乱地堆积着。穿橘色服装的搜救队员来回奔忙，他们的名字叫“西萨”（CISAR，中国国际救援队）。

突然，警戒的红线被人扯开，闯进来几位中年男女，直冲向正展开搜救工作的废墟，一部分队员跑来阻拦，双方几乎在撕扯。其中一位中年男子喊到最后几乎嘶声：“谁是你们负责人？让他出来和我说话！我的孩子在里面！她一定就在这片废墟底下，你们快到这边来救人，不要在其他地方搜来搜去浪费时间！我的孩子出了事，你们谁来负责？”

一位在执行任务的小伙子别过脸去擦了擦眼泪。

其实孩子根本不会在这里——根据规划，正在进行搜救的废墟，是一片机关的办公区域。有搜救队员过来劝慰他，并轻声解释。他不断挣脱，又不断再被拖住：“我不信任你们！”

这是角色脚本上没有的台词。

为准备一年后的国际救援队伍评估，2008年11月24日开始，在北京凤凰岭脚下的培训基地，中国地震局举行了为期5天（包括36小时不间断救援作业）的地震救援综合演练。参加演练的75多名搜救队员中，有60％是从半年前的灾区现场归来。

想象不到的难

和周围几座堆积杂乱的废墟不同，有一座废墟看起来很特别。它的楼体看起来整洁且无损，只是底端一部分塌陷得厉害，整个楼体向南倾斜了19度。

“砂土液化”是构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地震发生时，摇晃很容易使固体状态的土壤（尤其是黏土或细砂质的土壤）与水混合，转化成泥浆状态。上层的人工建筑失去了支撑，便会发生瞬间的移位或塌陷。

在搜救队员们看来，这座平常被他们简称“斜楼”的废墟是搜救难度最大的。

晕眩。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很难想象到，进入斜楼内的第一感觉居然是“晕眩”。在这里，要维持运动平衡，并不像在普通斜坡上那般容易。之前就有一位参观者在这里发生过事故，沿着走廊一路踉跄到底，在末端的墙上撞破了额头。

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在科技馆里的“倾斜屋”中体验到。经过漫长的进化，人对方向的感知，已是一个器官高度协调的复杂过程，包括来自视觉和内耳的效应。人在倾斜的楼体行走时，内耳中的液体也会随之运动，毛细胞与盖膜之间的位置变换使盖膜产生对运动方向的感觉，并向大脑传递出“正沿着倾斜方向行进”的信号；但是，根据周围参照物的上下区分，来自视觉的信号仍然令大脑认为我们处于头上脚下的垂直状态。两种信号有了差异，神经中枢便无所适从，干脆发出晕眩的指令，减缓甚至终止正在进行的运动——这无疑给灾难中的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

经过训练，搜救队员在这里行走自如。在这普通人挪动一步都要紧抓栏杆、犹犹豫豫的地方，他们用担架抬着伤病员奔走。

在打通通向幸存者的通道时，一件必不可少的利器是凿岩机。大多数的时候，搜救队员匍匐在仅可容身的通道里，嗡嗡的钻头在前面的硬壁上凿出一个又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最后用液压钳剪断周围关连的钢筋，通道又朝幸存者接近了一段。

但有时，这个通道并非水平向前，而是向上，难度又增加了。在这次演练的设置中，斜楼是一座儿童医院，三楼上困着众多患病的儿童。搜救队员在二楼的房间架起了长梯，在天花板上凿开洞口，双手撑住边缘进入三楼——他需要维持在上跃过程中的身体平衡，注意动作的幅度以免影响长梯的稳定，还要小心躲开身旁钢筋的断茬。

营救

斜楼外，墙体上用橙色油漆喷出一个大约一米见方的标识，正方形框里写着“CISAR”，下面是一行数字是队伍进入废墟的时间，通知后来经过此处的同行：“CISAR正在这里面工作”。待工作结束，他们会再起一行添上离开废墟的时间，以及救出的幸存者及死者数目等项目。

这是在国际搜救惯例中通用的“结构评估标记”，然而，在“5.12”的四川现场，却并没有派上用场。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曾提到他在四川的见闻，有很多队伍执行搜救任务后，未留下任何标识就离开，后来的队伍便可能做重复的工作。

斜楼的西北侧，“办公区域”的废墟墙体上，则有醒目的“V2”字样，意思是“这里有两名幸存者”，旁边一个向下的箭头指示出大致的方位。不同的是，字体外面被加上了一个圆圈，表示“此处搜救执行完毕”，幸存者已经被救出了。

清晨6点左右，首批执行搜救的两处废墟几乎同时传出捷报。6点一刻左右，共有5名幸存者被救出，最后一名幸存者被救出时，先从通道中匍匐出来的是举着吊瓶的医疗队员，而后是被拖出的担架。此时，离正式的搜救启动过去了12小时，而离虚拟的地震发生过去了36小时。

时间向前追溯一天半，11月23日晚上7点多，搜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据国家台网测定，11月24日18时34分，在土卡斯坦共和国发生6.9级地震，北纬44度18分，东经53度42分。”经过紧急商定安排，第二天中午12点多，为数6人的先遣队伍先期抵达了“土国首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当地LEMA（地方应急事物管理机构）接洽并共同商讨搜救方案。

“由于地震发生的时间正是在下午下班的高峰期，超市、办公楼里都有大量人员被困，幸运的是，学校已经放学，学生被压埋的情况不多。”先遣队员听LEMA工作人员介绍了大概的受灾情况，包括当地队伍的搜救结果。而后提出自己的要求，都是搜救工作基本必需的，比如饮用水、交通工具、燃料、翻译、向导等支持，另外，“行动基地要建在受灾区域附近”。而后，LEMA工作人员陪先遣队员去勘查了废墟现场。

下午4点，其余搜救人员及10多名医疗队员抵达。晚上6点，天色已完全黑下来，搜救正式开始了。

“有人吗？还有人在吗？”两名搜救队员爬上了废墟喊话，发电机的轰鸣声中，将耳朵紧贴在废墟表面，尽量捕捉来自乱石堆下的微弱应答。没有应答。

放狗了。本次演练出动了9条搜索犬，全部经历过四川地震搜救的考验，品种主要是拉布拉多、牧羊犬还有金毛犬。它们在成为搜救犬前，要通过复杂的考试，除了搜救能力，还要对包括对驯犬员的忠诚度、对环境的敏感性甚至各自的性格特点在内几十个指标进行综合考察并打分，一条合格的搜救犬起码要90分以上。

成为搜救犬后，纪律愈加严格，甚至包括不能与当地犬接触——它们必须时刻处在驯犬员的控制之下。搜救人员常说，驯犬就像养孩子。“站好了！”“休息！”……在队伍行进或休整的过程中，驯犬员对搜救犬的命令听起来倒更像与老友的交流。“靠！”正蜷在地上休息的搜救犬立刻站起，紧靠住驯犬员的左腿边。

分配到“办公区域”废墟的搜救犬有3条，其中2条先窜上了废墟。搜救犬发现幸存者主要通过对人体汗液的嗅觉，寒冷的天气对它们的工作有些不利。但不多时，它们还是发出了令人欣喜的吠叫声。经过第3条搜索犬的确认，搜救队员大概掌握了幸存者的被困方位，在废墟中间偏东的方向。

当天正好遭遇了一场降温，夜里的最低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搜救人员穿上了厚厚的长棉大衣。天气的极端热冷，都会为搜救工作增添障碍——炎热时出汗过多容易导致缺水，寒冷则让人筋骨难舒。不过，相较之下，大多数搜救队员情愿选择后者，至少他们在挖掘出的通道中匍匐前进时，身体的保护又厚了一层。

演练刁难，真实障碍

接下来，轮到生命探测仪进行更精确的定位了。

半年前的地震中，这种从前少有人知的仪器变得令人瞩目。最常用的是光学生命探测仪，它就像是废墟中的“胃镜”。一名队员控制着柔韧的主体——前端设有红外探头的蛇管，小心将其探入废墟的缝隙，一名队员戴着耳机，手捧接收部分，屏幕上幽暗的画面显示着废墟下的状况——不过这一次，生命探测仪并没有探测到幸存者的画面。

但搜救队员仍然决定执行搜救，按照方才搜救犬确认的方位。有一把特殊的钳状工具大显身手，它通过胶管与一台液压泵连接起来。需要剪断钢筋，它便是剪切钳，在液压泵的带动下，发挥人力所不能及的力量，剪断钢筋；需要挪开叠压的石板，钳体又向外扩张，石板被抬高出足够的缝隙，供搜救人员垫上足够的木块作为支撑——在现场，最安全有效的支撑物是不易发生形变的木材。

然而，灾难现场从来都在理论之外。以生命探测仪为例，在有自然缝隙的地方，可以将仪器直接放入其中，但对孔洞直径小于5厘米的废墟，需要先钻孔。台湾救援队带队官郭恩书形容他在四川受灾现场的见闻：“由于缺乏耐震措施，很多钢筋力量不足的预制楼板垂直落下，形成的空隙很小，连楼梯处都塞得很密实。”

考虑到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本次演练的策划者设置了种种刁钻的考验。在机场通关时，队伍曾耽搁了十几分钟，原因出在搜救犬——队员没有携带搜救犬的健康证明，另外，其中4只犬没有被植入芯片——芯片上存有犬的血统、检疫情况等信息，相当于它们的身份证。

不只一位搜救队员或演练的组织者表示，在真正的搜救经历中，一般不会遇上这些刁钻的状况。这样设置，只是为了锻炼队员的心理素质和协调应变能力。

困难不只来自搜救过程。在现场，有时候“离开”是最困难的。由于沟通得不理想，队员和装备被扣下的状况都发生过。卢杰说这些状况都太常见了，“地震救援不只看设备和技术，真正优秀的队伍应该是搜救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样出色。”卢杰是搜救中心的救援教官，5月16日凌晨，他和队友一起救出了“可乐男孩”。

黄健发认为，从管理角度看，搜救过程中人力很重要。“到了某处，最好先找当地人了解建筑物的情况，包括建筑作用、里面人的活动规律、生活习惯等等。这样可以缩小目标，有目的的搜索。”但事实上，在现场，情绪激动的居民常常会埋怨商讨计划的队员，认为他们在拖延时间，或干脆拿锄头等工具自行刨挖，这往往使震后摇摇欲坠的建筑更加危险。

首批搜救开始不久，发生了小意外：一块正被扩张钳抬高的水泥板突然倒下，砸起一阵尘土，并将扩张钳牢牢压住——幸好只是仪器，每块板都有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的重量。

在演练的启动仪式上，黄健发回顾起在地震搜救现场的经历，忍不住拍了桌子：“什么是现场？这就是现场！”

（已刊于《新知客》2009年1月刊。感谢空错和B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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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V.S宗教

活动结束后，我鼓足勇气做了件上学那会才做的勾当。Steed说：“你知道你这行为在古代算什么？揭榜！”眼下，活动海报就贴在我房间的门后，饶毅的唐装范儿很摄人，让人冲动横生，作揖不止：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童子何知，躬逢盛饯。

然而，既然最后诸位老少嘉宾都提到了“开心”，但愿这感想也轻松一点——于是，我想起了另一句话——

“一次四个大的！”

记忆“呼啦”一下重合去了两年前。那是我在广告杂志上翻看到的一则获奖案例，据说负责文案的编辑饥肠辘辘地灵光一闪，呼喊出这句广告词，而后欢天喜地跑去吃午饭。这张图片是“馕篇”，另外还有“西瓜篇”和“羊肉串篇”，油亮亮的烤肉块上分别印着四位专家的名字，那个案例是也是为了宣传一次高端论坛，举办地在新疆。

没错，这次的科学传播论坛就是让我想起了这句话。

海报左起：饶毅。龙漫远。赵致真。姬十三。四位嘉宾的身份毋需赘述。现场照片上有5位老师，左起第二位是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的吴国盛老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临时插进来的”，这是他自谦了，饶、龙PK的过程中，他做了很棒的小结。

现场的气氛温和有序（画外音/广告位：不如松鼠其他线下活动热闹，例如小姬看片会～），然而，俯拾便是珠玑。

贴几段饶毅和龙漫远老师的关于“科学和宗教信仰”的辩论，智慧的火花四下飞溅，精彩得让人差点忘记：我们本是去听人探讨有关“科学传播”的呀！

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科学到底有没有可能，为形成一种信仰的状态提供一条出路呢？”

龙漫远：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从开始从事研究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答案。

一般的看法认为，自然科学本身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为人提供一个信仰体系，这是大家公认的，但它可以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因此又不是完全不搭界。因为，在人的生活当中，有些事物像坐标系一样，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世界的真实状态有所理解，另一方面，作为自觉的人，我们又希望能在之上解决一些信仰问题，二者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又担负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这就是为什么罗马教皇会组织邀请霍金等科学家来，听他们对科学的看法。总而言之，人类生活有不同的需求——要用科学取代信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要用信仰取代科学，那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美国的两位老师，其中一位就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彼此独立的，担负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另一位则认为，我们要科学就足够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神学家。以上可以算是针对你的看法，我的同行们的一般看法。

饶毅：这是典型的美国的害怕宗教的科学家的看法，他们从来不敢跟宗教正面冲突，使得他们这样说。

在我看来，宗教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对人生的解释和安慰作用，人自何而来又向何而去，人都希望自己的到来不是一个随机事件，最好来得有点目的、去得也有价值。另外一个作用则是道德约束。如果你的行为不对任何人负责，宗教会起到一个威吓作用：即使你去世后也会有人找你算帐。

怎样体会呢？我们需要两个例子。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敢声称自己不信仰宗教而去竞选总统，那他一点机会都没有。除了有过一个天主教徒竞选，其余全部是新教徒参加竞选——宗教对他们影响如此之大，我们不能理解。另一个是我自己观察到的笑话：一群西方人在开会，好奇日本人会信仰什么东西。后来看到日本人在旅馆抽屉里随意丢着一本《圣经》，便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信这个。我心里真是笑死了。在我们这些东方国家，随意丢一本圣经并不能代表我们非常笃信这些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文化差别。

亚当斯说过，如果没有宗教，少了道德约束，大家都因出于利益的驱使，做无道德的事情，因此宗教一直保留下来。

但我认为，宗教的存在，在短时期内有好处，但在长时期内是一剂毒药。第一，关于人类的起源及去往，科学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第二，作为一个中国人，道德约束来自“我们要无愧于祖宗和后代”。我认为，科学完全能够代替宗教的两项功能。

龙漫远：无愧于祖宗和后代，自然科学有哪里可以为你提供这样一个信仰的准则？在生物界，很多生物甚至会吃掉自己的父母。因此，科学事实本身，包括你自己正处在的理论体系，都不能为你提供这样的准则，在信仰上没有基础，在逻辑上没有可能。

吴国盛：饶老师是一位很典型的中国式人物。正像他说龙老师是美国式的一样。

科学和宗教的问题是一个西方化的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就像饶老师说的一样，中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但并非通过宗教来实现。在我们的文化里，人的意义在哪里？“彪炳史册”，通过个体对历史时空的超越，奠定自己的人生意义；道德约束又在哪里？一个是“人言可畏”，再一个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是在一个没有宗教的前提下奠定自己的道德体系，因此，在中国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那么，西方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并非是道德冲突。西方宗教提供了一幅世界图景，但后来，这个话语权却被科学抢走了，才发生了冲突。但中国的道德体系不依赖于世界图景，地球是方是圆，不影响我们孝敬父母。而宗教不同，开始规定了世界和人类的起源，规定得很刻板，但科学推翻了宗教的说法。因此，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缘于他们对话语权的争夺。

但在中国，这些没关系。对世界图景的研究和具备道德与否，彼此是没有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宗教的中国反而更具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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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其实也不乏“没有的事情！”、“我是把他们看穿了！”这样滴咏叹。看牛人前辈情急之下带着委屈的口气辩解“某某你不懂……”着实是一件好玩的事。湘云这样豪爽面对黛玉的刻薄：“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听下来，与其说是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争论，不如说是中国式思维和已被西化的学者的思想碰撞。

饶毅在对比东西方科普事业的差别时，提到亚里士多德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知识分子有三件事情必做：了解世界、了解人类、在文字表达上有很好的素养”，至于国内，他引的是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想起了最近一场围绕松鼠会新书序言的争论。

公共关系学里有这样一句话：“公共关系就是做得好加上公开它。”但在我们的文化传承里，三四百年前，朱子通过一篇家训叮嘱过我们辨人的注意事项：“善欲人见，实非真善。”

我们的爱呀，要哪方走？

2、让科学流行起来

就在姬十三同学在为了两小时后的演讲手脚冰凉脑门满汗兴许还一边念叨着我叫不紧张然后学着连战走错了厕所的时候（对的，我除了联想，还擅长恶意揣度）——另外10来只松鼠们正在他的楼上三层某间电教室中，为了某卫视几分钟的新闻节目拍摄进行艰苦卓绝的脑力劳动。

甩墨点儿、摔瓷碗儿的构想不幸夭折，取而代之的是悠扬买回来的一把挂面，大家一根根掰“瞧！每一根都会断成三截以上”；

听了谁的主意，成舸老师牺牲了自己的肺，对着羊白的指星笔晃出的光幕不停地喷香烟来渲染飞尘；

小蓟对着镜头发表了长长的一段主题为“平视”的演说，关于“松鼠们怎么看待科学”，登时感动全场；

安婆婆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回答主持MM的“为什么冲手呵气会暖，而吹热汤汤却会变凉”时，一句机智俏皮的结尾赢得了全场唯一一次自发掌声；

为了烘托气氛引出“塑料袋为什么会响”，一向沉稳的Gerry甚至不惜给自己捏造了从小就偷家里糖果的名声……

编导姑娘问Gerry，你也是通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进松鼠会的吗？Gerry老实回答，毛，他进松鼠会那会儿还没有评议小组……编导不抛弃不放弃地：你们有谁是通过那个严格的程序层层审批进来的？

众松鼠叫得欢：丫米！丫米！这个问题丫米最有发言权啦！叫丫米过来，她摇摇头，缩在角落里累了。

小时候看过一则故事：

故事奶奶把故事包进了粽子，请山谷里的小动物们来吃。小狗吃下了粽子，肚里就有了一个故事，小兔子吃下了粽子，肚里就有了一个故事，小狐狸也吃下了粽子，肚里也有了一个故事，可是它们都没有办法把故事讲出来。

直到来了采蘑菇的小姑娘（友情提示：此处可联想一则带色笑话）。她吃了故事奶奶的粽子，就有了一个故事，她把这个故事将给所有的小朋友听，大家听得可开心啦！

这是令我念念不忘的可爱故事之一。

当安婆婆游记一般地记述她在实验室的见闻；当Gerry端坐屏幕一旁，深沉地解说着《10的次方》，对所有抛来的或古怪或变态的精灵问题都稳稳接住；当Steed说起Big Bong少有人知的八卦一样的名字来历（首期小姬看片会）；当桔子信手拈来芝大的植物名称并用文字织成锦绣如画；当地震发生后，一篇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扔上来，关于动物预报地震、关于地震是否可以预测、关于震后的心理干预……我想说，这些反应贵在迅捷而准确，这些来自他们/她们的专业底气，这些真的不是百度和维基可以做到的。不得不承认，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到这只有故事的粽子——Sorry，松鼠们叫它坚果。

人总是需要掌握足够的信息来获取对周边环境的安全感，所以才有了传播。但有时候，谁来甄别这信息的正确性呢？当信息芜杂其他量度标准不足凭恃，科学应该成为最后值得信赖的准绳。

不是有人采访问某某某松鼠是不是文艺是不是小资吗？我想把话题跳跃一下。同样令我念念不忘的还有爱尔兰女总统在哈佛毕业典礼的致辞，她勉励同学们to contribute for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再跳跃一下，曾看过一本访谈录《最后的文化贵族》，那么，什么是我心目中的贵族呢？——他们乐意contribute，然而更重要的，他们要有能力contribute，并且在contribute的过程中，因为与生俱来的底气，不会被外来的噪音干扰心境——只不过，有人在于物质，有人在于精神。

今天MSN群里说，QQ又做了关于“科普作者该谦卑吗？”余波未了呵。

在论坛现场，吴国盛老师说得好：“‘科普’一词中，隐含着单向传播的不对等性，在这样的传播情境中，将传播者塑造成了专家、权威、知识的所有者，而受传者则成了无知者。这和现在民主社会中的平等意识是相悖的。科学传播中的‘传播’原词是‘communication’，可以翻译成很多次，包括交通、通讯、交流、沟通和传播，包含着交互的意味，是在同一种文明的底色和共同的理念背景之下的一种行为。现在很高兴看到年轻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很迷恋从前看过的一句：且纵歌声穿林去，剥撒果仁一路行。

后一句是我胡诌的，不好看（野驴来帮忙对句更好的吧？），但作为松鼠YY，这是我能YY到的最YY的场景了。

我们不辨不吵不生气，松鼠只管揣着坚果一路剥撒，一路歌唱，一路前行。

附两则13的答观众问——

Q：你创办松鼠会的原则是，希望爱好科普创作的人聚在一起。如果有两种人，一种是具备一定科学素养，但更爱好的是参与活动，另一种是有创作冲动，但本身写作能力不强。我想知道，松鼠会对这两类同学有怎样的区分，他们也可以成为松鼠会成员吗？

A：之前我们的活动更多是在线上进行写作的交流，你刚才提到的两类人可能不太容易参与进来，但我们今后会做一些努力。

不久前，我们刚刚组织过了两次看片会，接下来在上海还会有走进博物馆的活动，然后筹备中的还有读书会。这些都是线下的活动，大家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如果你具有不错的活动组织能力，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骨干。

另外，如果有同学暂时写得不够出色，但有创作冲动，我们也很愿意帮助他。接下来，我们会翻译一本国外的科学写作教程，供线下的交流之用。当然，除了写作教程，我们还会举办类似座谈的交流活动。但是囿于时间的缺乏，我们有很多计划都未能实现，所以我们也很欢迎能有志愿者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做事情。

Q：网络科普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关于未来，你有什么大计划吗？

A：我认为，大的计划都是小的计划堆起来的。在目前，我们的作者还只有一百位，而且分散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由于精力和人员的限制，我们仍然只能做一些小活动或小计划，包括刚才介绍的线下活动。

等到我们的作者有两百位、三百位或五百位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会是大计划。

论坛尾声（画外音：就剩一句了？发自肺腑的？）——

姬十三：希望这个新的科学传播学会能为松鼠会多输送一些会员。

吴国盛：希望这个学会多多传播自由的科学精神，也就是从非功利、审美的态度看待世界的“玩”的精神。

饶 毅：多在中国读者中间，传播科学好玩的精神。

赵致真：我非常羡慕你们，嫉妒你们，你们也让我感觉自己变年轻，也希望有机会从你们这里汲取营养。

龙漫远：希望这只松鼠继续长大，希望这只松鼠不会有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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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

“你的恋爱可能会谨慎过度，导致进展速度缓慢得像乌龟。”

这情节你我都不陌生。时下，五花八门的心理测试题遍布我们的生活，各种心理报刊、娱乐杂志附送的小别册、社交网站上的投票活动、或是门户网站上跳出来的网络对话框，它们在问你：“呶，你选哪个？”

很多人也乐于做各种各样的心理测试以消遣。从主题到选项五花八门，你尽可以把婴儿的肚子换成其他各种禽鸟或走兽，甚至一把水壶、一盏台灯或一只花瓶。揭晓的答案有时在意料之外，有时又在意料之中，它不声不响、却权威般地为你总结：

因为选择了一组数字“7105”，它认为我想结婚，甚至，我选择从陌生的吉普赛人手中抽取一张红心扑克牌，它告诉我：我未来的伴侣是位比我年长的辣妹！

我们都是测试狂

“测测你是《奋斗》里面的谁？”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里，黄端坐在电脑前，点开页面。《奋斗》是时下正红的一部青春偶像剧，剧中有不少外形抢眼又个性十足的年轻人。

依次答完了包括“作为前男友/女友，你还会去他家喝可乐吗？”“你买股票赔了还是赚了”在内的15道题，回车，结果出来了：“华子”（剧中角色之一，对朋友极尽宽容的男孩）。更详尽的分析是：“你这样的人经常从一个避难所逃到另外一个避难所，总是被命运推着走，回头又不能接受命运。”

作为心理测量专业的博士生，黄端坦言遇到这类题目也会忍不住做做看，权当放松。一位写手曾这样形容趣味性的心理测验：“如果说这些题目也像一次考试，那考官下发考卷时就需要声明——这不算真实成绩。”

海衣（网名）一直强调这些心理测试的娱乐价值，这篇人气颇高的“《奋斗》测试”正是出自她手。海衣是新浪星座频道的特约作者，不过，她更愿意将自己比作一位设计游戏的工程师：“我的设计，是为让大家尽情欢乐。”

海衣把趣味性的心理测试和专业测试比做可乐和感冒糖浆——都是水质，可以解渴，但后者具有医疗效用，而前者主要用来满足感官享受——而可口可乐最初也是由感冒糖浆衍生来的。一百多年前，美国一家生产感冒糖浆的药房中，糖浆里被误加进了苏打水，结果诞生了一种可口的碳酸饮料，这便是日后风靡全球的可口可乐。

一个流传甚广的治感冒偏方是“可乐煮姜”，很多人觉得效果不错——同样，趣味性的测试题目中，也能窥到些专业测试的影子。虽然只是游戏，海衣和她的同仁依然用心，如果读者反馈不佳，她们会集体研究，对题目和分数段的设置进行修改。“可乐可能也有一些相关疗效，但更多还是满足人的感官享受。我很清楚这一定位，并没有把可口可乐当成果感冒药来卖。”

除非有心理学的教育背景，我们一般称之为“心理测试”或“小测验”，少有人会提起“心理测量”这个看起来更专业的名称。但在黄端看来，“心理测量”和“心理测试”不过是名称不同，日常所见的趣味性测试，确切地说正是心理测量的一种——“人格测量”。

一份测试可不可靠，要以“信度”来衡量。信度即多次（至少相隔两周以上）进行同一测试，所到结果的一致程度。比如上面的“摸婴儿”，就像一份“恋爱速度量表”，不同选项代表答题人在“慢——快”这一维度上的差异。但这份量表的信度有待商酌——假如某人选择“摸婴儿肚子”，两周后再来，也许就凭着一时心情摸了婴儿的“脸颊”或“小手”，如此，测试的信度便不理想。

除了信度，效度是另一个衡量测验的指标。在黄端看来，就像量长度要用尺、称体重要用秤，然而，假如用尺子测体重，效度自然不佳——除非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试测和修订，谁能证明“摸婴儿的肚子”和“恋爱速度缓慢”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趣味V.S专业

不过，所谓的“恋爱速度量表”也不过是一份调侃罢了。事实上，一套合格的量表至少应包含5个条目（5道题目），或者题目涉及的每个维度至少包含3个条目。

“心理测量不可能根据一个题目就下结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张厚粲教授认为趣味性测试终归不是科学的心理测验。“一套测验从编题开始，需经过取样，试测，修改，数据计算，制定常模等一系列手续，再按心理测量学原理和统计方法技术检验其信度、效度等指标——那是很复杂的工作。”

上世纪40年代，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S·R·哈萨维和J·C·麦金利编制了一份量表，以区分精神疾病患者于普通人，这便是著名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简称“MMPI”，这份包含了500多道题目的问卷流传使用至今，已经历了5次完善。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对MMPI进行研究并修订，形成了一个中国版本。

在其中一个老版本中，包括“我早起的时候，多半觉得睡眠充足、头脑清醒”、“我每个星期都要拉一、两次肚子”，甚至“有时我真想摔东西”、“我想当一名歌唱家”，这些条目都来自初期心理学家对社会各个阶层的走访，以开放式访谈为主，收集并汇总来的信息，确定下基本的项目库（题库），而后选取对象进行第一次试测。

第一次试测很重要。若将题目的编制比做雕刻，那么第一次试测相当于大刀阔斧的“凿”。对几百人试测后，会删除一些有缺陷的项目，比如很多人不回答，或得分比较集中、区分度不理想的题目。经过第一次的试测，一套问卷便初具形态。

而后，用统计软件进行因素分析，探索出问卷中待测的维度。上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Costa和McCrae提出了“大五人格模型”。在这套被众多心理学家公认为最有前途的人格描述模型中，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将所有描绘人的词汇聚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5个维度因素：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宜人性，责任性，开放性，像开朗或沉闷就可被归入“内向——外向”这一维度。

接下来便是修订——试测——修订的循环，直到各维度上的得分合乎数学上正态分布的标准——就像大多数的测验中，总是少有人获得满分或零分，而大多数人集中在中间的平均分数段，在坐标图上构成一个开口向下的曲线——此时的测验便基本令人满意，并可以依照统计结果制定出常模，以供将来的测验进行对照。

常模就像附在测验后的“标准答案”，对照分数后可以推断受测者的分析结果。以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为例，它包含有十余个量表，分别与疑病、抑郁、精神分裂等指标相关。受测者根据第一反应选择“是”或“否”，而后进行计分。以“社会内向”这一量表为例，分数越高，则说明受测者的性格可能更为内向、守旧、易紧张。而在“轻躁症”这一量表中，分数高则可能意味着更擅长交际、冲动、乐观等等。

黄端认为，和普通测验不同，心理测验的分数高低与结果优劣并无关联。“我们仅仅告诉受测者，你的人格在某一维度上的表现处于何种位置。一般来说，心理测量不做价值判断——比方说，关于‘求知动机’的测量中仅仅是告诉受测者，是哪种动机促使他求知，但对他们的学习成绩好坏不做判断和评价。”

心理博弈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对霍桑工厂的工人进行管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一旦被测者意识到自己被关注，就很可能下意识地改变事实发展的动向，这就是“霍桑效应”。

而类似的现象也会出现在心理测量的过程中。因此，为了获得更接近真实的测量数据，除了在受测者回答题目的时候，为他们创造平和的环境，在题目的编制上，心理学家也煞费苦心。

“我是一个乐天派”，这是一道测试“情绪稳定性”的题目。但心理学家经过考量，还是决定这样表达：“我不是一个喜欢担忧的人”。表达方式有变，一来显得不单调，二来可以模糊题目的测试目的，使受测者更容易做出真实反应。

下一道题目就和“情绪稳定性”无关了。它可能是“我喜欢诗”或“我喜欢捉弄动物”——这也是问卷的玄机所在。试想，假如下一道题目是“我时常发怒”或“有时我真想摔东西”，受测者联想起上下题，不难猜出测试目的，也就难免影响到答题的选择。

心理测试像是心理学家和受测者的一场博弈。心理学家要明确：“我们想测什么？”难免地，受测者也会揣度：“你想测我什么？”为使受测者最大程度的做出第一反应，并诚实反馈，心理学家不断更新题目的伪装以模糊测试目的，要注意将敏感的问题留待最后以免引起受测者的抵触心理；甚至还要注意措辞，题目读起来要简洁明了，因为人们总是本能地排斥更花费精力的事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黄端曾在趣味测试的一道题前停顿了一会。“吃桔子吗？吃，把爱人的皮剥了，不吃，爱人把你的皮剥了。吃桔子吗？”选项包括：吃、不吃、逃。他琢磨了一会儿，选择了“逃”。

（本文已刊于《新知客》11月刊。感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张建新研究员，北京大学心理系张智丰、侯悠扬，新浪星座频道李鼎新、常涛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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