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下午，太阳透过单向街书店几棵核桃树叶子的缝隙，照耀着所有参加张撞鹿读书会的人：主持人小庄，3名主讲人刘兵、黄乘明和张劲硕，以及占满了大半个院子的参加者。许多人穿过大半个北京赶来，还有人要先坐火车才能参加，不管怎么说，表达一下迟到的感谢。我们会努力提供更完善的活动和更有价值的内容。

（上图第一排从左到右：张劲硕、刘兵、黄乘明）

在读书会结束的3天后，7月21日，主讲人之一张劲硕转来了《黑猩猩的政治》原作者Frans de Waal得知读书会后的来信。信里中提到，"I am so glad to hear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in China, and sorry to hear that RenMei couldn't be present at the event.Soon, a new book of mine will come out here, see:http://www.emory.edu/LIVING_LINKS/empathy/".

我个人觉得，老W可以找个功夫再来趟北京。到时候我们请他来作他新书的读书会主讲人。

下面是读书会并不完整的文字整理，尽管已经进行了大量压缩，还是有点长——但还是建议，如果有时间，不妨一读，更重要的是，读完之后，也许你觉得有趣，那你就应该去书店里把书买回来读一读。

【引子】在开始谈到书以前，先发生了一段关于黑猩猩研究乃至整个灵长类研究的杂谈。小庄隆重请出几位路人（请对号入座），谈了谈对于黑猩猩的印象——

路人甲：觉得猩猩很懒，一直趴在那儿，要不就是在睡觉，要不就是在这儿挠挠、那儿挠挠。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快要考试的时候，和朋友去动物园，觉得猩猩比人过得幸福，猩猩不用考试。

路人乙：黑猩猩本质很朴实，它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受不用瞒着。

路人丙是个发展心理学的教师，她觉得：研究小孩子跟研究动物之间有一比，而且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她在它们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我猜她指的应该不是长相）。

张劲硕则漫谈了一些题外话：作者弗兰斯在80年代的时候就到过西藏去观察短尾猴、藏猕猴。在国外很多大学，灵长类学者——我们所谓研究猴子的学者，基本都是在心理学系或人类学系，也有一些在动物学系，那些比较顶尖的人类学家或心理学家，实际上就是研究猴子。

（插入人物简介，来自张劲硕——曾经发现了东非人的科学家里奇，指派过3个女性去研究3种大型类人猿，珍·古道尔是研究黑猩猩，丹·古希是研究大猩猩，很不幸，在八十年代被偷猎者暗杀了，她的头颅被偷猎者头砍下来悬挂在树上，因为她一直在为保护大猩猩呼吁。还有比尔德·卡尔，她也是美国人，去印尼研究婆罗洲的猩猩。她们被称为“里奇的三个小天使”。实际上我们对黑猩猩的人性的了解就应该是从珍·古道尔开始的，因为珍·古道尔是最早的一位。）

二、【讨论环节】围绕着《黑猩猩的政治》，小庄陪着主讲人们，开始夸夸其谈（对不起，其实应该是侃侃而谈）——

（文科生刘兵和理科生黄乘明，说话的风格大相径庭）

刘兵：看这本书，就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像是黑猩猩的《三国演义》，讲了很多权谋、政治的概念。书里讲政治权力斗争的部分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后面讲到进一步的分析、性行为的部分反而篇数要少一些。

通过这本书，很惊讶地发现，黑猩猩居然有超出我们想象的聪明，甚至也有很智慧的谋略。即便只拿它当黑猩猩的《三国演义》来看，已经很有意思。如果把它换成一个人的故事，我想大家也会有兴趣。给书写序的田松教授今天上午还给我打电话，他从他的视角去看，试图去比较黑猩猩，看对我们理解人有什么意义。

黑猩猩这些有趣的故事，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启示？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并不独立，黑猩猩的社会与我们那么类似。如果以前我们强调人类社会的伟大，强调人类是最了不起、最自大的，现在我们把视野扩展到动物，甚至包括蚂蚁，就是对人类中心地位的一种削减。

包括这本书在内的许多研究，还是试图按照人的框架去解释、去理解动物。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黑猩猩的研究者观察黑猩猩看到的一个故事的框架。如果让黑猩猩自己去讲这个故事，它们会讲出什么道理来？我猜想这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因为它没有我们人类这样的背景和框架。假设黑猩猩作为观察者来研究人类，看到我们举办科学松鼠会这一个活动，它们会怎么看待我们？如果研究黑猩猩的时候能够用这样的思路思考，也许会有一些启示。

我的专业是历史，史学界有一个规则，对于过去的研究不能只站在今天的立场，因为按照今天的立场去考虑过去的事件就会有很多变形、很多忽略，只选择我们今天看得到的东西，和今天有关的东西，而在当时可能未必是这样。这个目标至少成为很多史学家去追求力图站在当时的人的立场上去看待当时的发展的情况。我觉得，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是不是也还存在的这样的问题？

黄乘明：刘老师说得非常好，我们研究自然的科学家，到野外工作后，还是要回到人类的圈子里，从人文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一下人、认识一下动物，是很有必要的。

这本书描述的是黑猩猩的行为，它的思维、决策，都是通过行为来表现出来的，而这个行为是不是真实地被观察者所诠释，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的研究和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一样，在实验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主观性，得到的结果才可信。在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过分用人的思维去描述动物行为，我们在文学里可以用很多的拟人化的手法，讲一棵小草怎样长、一滴露水有生命，可以这样去描述自然，但是我们在做行为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做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绝对不允许这样。我想，作者观察、研究黑猩猩，他的出发点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作为自然科学研究者来说，客观是最基本的素质。

从亲缘关系的角度来说，黑猩猩是和我们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黑猩猩这个社会里存在着的一系列的现象、行为，和我们人类也非常接近。包括这本书里描述到的权力斗争、联盟、三角关系等等，实际上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我们在自然界里找到亲缘关系最近的一种动物，也看到了人类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

（你猜猜看，张劲硕是怎么从黑猩猩讲到慈禧的……）

张劲硕：我也是在动物园里看到黑猩猩的。有一次，我接触了一只成年黑猩猩，它在笼子里，我在外面接近它，它吼叫着过来，撞在笼子的杆上，使劲摇笼子。过了一会，它跑走，又突然跑过来——原来是从后面水池里喝了满嘴的水，过来喷了我一身。这实际上是一种报复行为，因为动物园如果动物不听话，不能去打，饲养员可以用水枪来冲。但是黑猩猩的记忆是非常好的，它也含一口水，呲我一下，报复一下。

政治是这本书引人耳目的一个噱头。我想，人还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只能用人的思维去解释黑猩猩的社会。人作为旁观者，对所观察的对象的定义，和对象本身是不一样的。毕竟我们还是人，还是要用人类的思维方式去诠释动物的世界。正如不同的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诠释和理解，如果你是企业家，、动物爱好者，或者一个社会学者，都会有自己的诠释和理解。我想，在黑猩猩的社会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我本身也是学动物学的，受的是正规的动物学研究方法的教育，要求我们不能用主观的心理或用一些人类化的感情色彩去描述动物，比如不能给动物起名字，比如只能用it，而不能用she或he去称呼它们。而这本书有一个特点，书里的黑猩猩都是有名字的。珍·古道尔在60年代开展黑猩猩研究的时候，也是给黑猩猩命名的，而且是以F打头的，她认为这个家族全姓F，另外一个家族用别的姓氏。珍·古道尔当年在投她的科学论文的时候，投给《灵长类》杂志，当时的编辑把她用的he、she全改成了it，在当时的概念里，编辑认为动物不能用人的感情色彩或人的角色去命名。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我个人的理解也许有一点叛逆，虽然我是学动物学专业的。

比如she和he的区别。性在性别中所充当的角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女性或男性、动作的雌性或雄性，尤其是在社会化的动物中，所充当的角色完全不一样。拿黑猩猩和猕猴举例，它们的社会都是是母系社会，雌性的地位非常高，虽然不一定能挑战猴王或其他决策者，但有一点像垂帘听政的慈禧，虽然它不发话，谁都怕它。在黑猩猩群体里，新来的黑猩猩不是巴结国王，而是要巴结在这个群体中的女一号人物，这样它就得到了女一号人物的认可，对于它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有点像皇上有好多嫔妃，但是如果巴结好皇后或皇上宠爱的人，同样它的地位也会与日俱增，也会得到很好的待遇。我们常常说这是一种黑猩猩的政治。

大家知道，珍·古道尔在每年10月都会来中国做报告，有人批评她是社会活动家，没有什么好的文章，等等。但是我认为，珍·古道尔做的对我们人类本身的意义通过我们完全通过数据来堆积对动物的了解更感性一点，也许这种感性最终会有一种理性，从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角度去提出一些思考。

（几个人还谈起了题外话，谈到了猴王，并且引申出去）

黄乘明：在很多猴子的群体中都有所谓猴王。我们在观察过程中发现，有两个现象说明，原来我们所谓的“猴王”，并不意味着决策者——猴群在吃东西的时候，它在上面站岗放哨；猴群走的时候，它跟在后面，起到保卫、保护的作用。打架的时候冲在前面，吃东西的时候它在干活，你说它是猴“王”吗？

刘兵：这和书里讲的很像，书里讲到“老大”在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它要在旁边看着。所以，猴王的地位，是该按别人对它的尊敬来算，还是按它的享受来算？

黄乘明：这要看怎么定义。比如猕猴，它的猴王绝对是“王”，一是权力的老大，二是交配的老大。而白头叶猴，从权力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是“王”。但我们不懂白头叶猴的语言，不能把它拽来问问你们到底是谁决策的，只能通过证据来判断。但猴群都是躲在树林里决策的，决策完了就走了，根据经验来推测，也许是猴群里年龄最大的母猴来决策的。

小庄：这本书最后的结尾非常悲惨的，3只雄猴斗争，最后两只联合起来，把另一只干掉了。这也许是一种本能，在争夺权力、争夺交配权的过程中，会对同类做出伤害。我们人类和它们那么相似，战争一直没断过，如果这作为人类本能，我们应该怎么化解？我想到的是用宽容、用爱。

黄乘明：小庄讲的现象，在自然界是不可避免的.对自然界、对动物来说，尽管残忍，但就应该这么解决。在动物社会力，怎么解决领土的争端？那就是打斗，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这种争端。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很不理智地做出行为、举止，很不可思议，像动物一样，就把这种行为叫做“兽性”。人在兽性或是动物思维的基础上有更多的理智，有更多的宽容，来解决问题，他就不一定用杀伤的方式。

刘兵：我想，可能人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更悲剧性的地位。黑猩猩用兽性来解释，该打的时候就打了，该杀的时候就杀了，它天然就是这样的。而人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人似乎发展出各种理论、伦理，认为这是不对的，倡导要和平、要宽容。另外一方面，其实人又做不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类一直在违反着自己的理想化，从来没有彻底实现过特别美好的愿望。我倒觉得人比动物更有悲剧性，他知道什么是好的，又做不到这种好的，还不如干脆连知道都不知道那更好。

三、【提问环节】这样的讨论进行了近乎两个小时，听众才有机会提问（我想很多人是为了获赠一本书才提问的吧……）。其中有一些对话是这样的——
听众小A：研究动物的时候要比较客观，不能加入人的思想感情。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是非常难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做到客观。

黄乘明：只能“尽量客观”，因为本人本身就有感情，人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就有主观因素。在行为学的研究过程中，尽量通过一些数据，比如动物表现的某种活动持续了多少时间，这种活动的频率是多少，来推断这种活动是它使用最多的活动，这样避免我们用人的思维去研究。

刘兵：你说的客观是什么意思？其实对客观这件事，这个概念本身，我们往往默认地接受了很多人们教给我们的东西。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科学共同体、科学家们、行为学的人们一致同意按照这个规则去做是比较合理的，又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反思，认为规则可以有一些调整、观念可以有一些变化，这个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

张劲硕：所谓的客观研究，我自己也是表示怀疑的，因为人既然研究动物，对动物就有干扰。我们研究动物，按照“测不准”原理，永远不可能达到它的真实客观的层面，永远是通过人的转化对它的认识。所以我们搞研究，只能是相对地尽量减少对动物因为人类干扰所引起的行为。

听众小B：人在研究动物的过程中，有没有关注过同一个物种之间的个体差异？比如，在观察黑猩猩的时候，某些个体和某些个体之间会不会像人一样有一些比较高等的差异？比如有的会抑郁一点，有的会活泼一点。

张劲硕：一个社会基本的元素就是个体，所以研究动物行为，除了昆虫，对大的个体来讲，识别个体是第一步。为什么这本书很多动物被命名？因为必须要识别这个个体，才能知道动物之间的关系。必须搞清楚谁是妈妈、谁是孩子、谁是姥爷、姑姑，等等。搞清了个体以后，所有的行为都会通过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

四、【结束时，郑也夫参与讨论】眼尖的人发现，搞社会学的学者郑也夫也来到了读书会的现场，混在人群里，穿着件黑T恤。关于黑猩猩，他这样认为——

（上图：郑也夫）

郑也夫：黑猩猩相当于石器时代的人类，这是德瓦尔的观点，他认为猩猩就是石器时代的人类。他帮助我们更新了一个概念，以前我们说，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能使用工具，实际上动物也可以使用工具，比如猩猩就可以用一个石头来砸碎干果，这就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要知道，砸碎一个干果，首先要制造工具，要有一个合适份量的石头，太大了拿不动，太小了砸不碎，他在三年中就这样没有目的地就乱比划、比划得非常熟练，临近三年的时候才能准确地砸碎把果仁取出来，德瓦尔最后提出，它三年连续比划这个，不能没有目的地瞎比划，而是为了得到群体的认同。

达尔文说人和猿在道德的进化上也是连续的。正如德瓦尔这本书的最后几个章节说到，人的道德不是从上到下而来的，而是从下到上而来的，人类的情感在动物这儿就有，人不要太自高自大，以为知识就可以包打天下。我一直在想，动物群体中是靠什么成为王者的，以前我认为是靠肌肉，现在我越来越认为肌肉是其中之一，但还要靠它的伟大的、发达的、高于其他同类的情感系统，它的情感系统就是决策的组成部分，很可能猴王的决策情感系统比一般的猴子要高得多。

（张劲硕对郑也夫发言的补充，也许可以作为这次读书会一个很好的结语）
张劲硕：实际上，灵长类动物中不只有黑猩猩会使用工具。在南美洲有一种卷尾猴，也可以砸果类。这种卷尾猴能够跨在树上，双手抱着坚果往地下砸，它不使用工具，就像我们砸核桃，往地上一摔。但它学习这个技术也很困难，曾经有当地人发现，有一个雄性卷尾猴在砸坚果的时候把自己的要害部位砸伤，死掉了。

随着人类对动物的了解，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动物的了解太少了，还不知道动物世界有哪些奇特的东西。我们要去揭示它，了解它，也许现在对我们还没有太大的用处，但也许这在以后会增强我们人类自身对自己的了解。

（注：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根据现场发言和录音有所调整。感谢单向街书店提供场地——可惜圆明园店即将撤离了。感谢小庄全程联络专家，组织活动并担任现场主持。感谢松鼠会的许多志愿者忙前忙后。）

在7月，我们会有一次与以往不同的读书会。这一次，读的是一本有趣的译著，名字叫《黑猩猩的政治》。http://www.douban.com/event/10885226/

为了能请更多的朋友来参加这次读书会，我们把地点移到了单向街书店，我们请来了相关领域的几位研究者现场解说，并准备接受松鼠会读者们一贯刁难的提问。

这次读书会场地是开放的，不需要提前报名，不用再因为报名没通过而沮丧。甚至，你可以偶尔放纵一下，不用通读这本书，只用带上好奇心来听就可以——当然，愿意提前读这本书的人，肯定会获得更多。

欢迎参加——

时间：7月18日（星期六）下午3：00
地点：单向街书店（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路圆明园东门内北十二间院第三间院，要问路请猛拨电话010-62570357）
主讲人：黄乘明（中科院灵长类专家）、刘兵（清华大学教授）、刘华杰（北京大学教授）
点评人：张劲硕（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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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撞鹿读书会，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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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猩猩的政治》：

这是一本20多年前写成的书。作者是荷兰人德瓦尔，一个动物学家，一个花了几年时间偷窥黑猩猩群落、并记了海量笔记的家伙。他用有冷静而幽默地剖析大猩猩群体，其实是为了论证一个大胆的并有争议的话题：人类政治中的权力、欲望乃至和解，其实植根于进化链条的更深处。

黑猩猩这个物种和人类一样耐人寻味：它们会形成复杂的“猩”际关系；即使没有生存压力，它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地位明争暗斗；虽然表面看来安详平静，但它们内心也经常波涛翻涌……在书里，科学家想说的是：灵长类围绕权力和性行为展开的竞争和联盟，不是因为本能，而是因为发展出了智慧。

这是人类通过黑猩猩对自身的一次观照：黑猩猩与人类有将近99%的相同DNA序列。虽然几百万年前我们分家了，但在基因记忆的指引下，人类依然没有摆脱和他们的文明理想相左的自私、贪婪，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宽容、和平的向往。

为什么读黑猩猩的故事？没别的，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你可以在卓越网买到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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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读书会由松鼠会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单向街书店共同主办，还会有一堆媒体（光明日报、科学时报、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到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已发表，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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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记录下，北京雨燕是从什么时候起定居北京的。它们实在太寻常了。

专家推测，它们或许已在这里居住了上千年。每年3月，这种小鸟都会从非洲或东南亚跋涉而来，钻进楼宇、庙塔屋檐下的缝隙，生儿育女。除了北京，只有中国北方少数几个城市能发现它们的身影。

直到1955年，一个傍晚，初中生高武路过东直门城楼，还能看见几百只北京雨燕飞在空中，黑压压的，像团云彩。但如今，它们正在离去，这让许多人牵肠挂肚。从官方机构到民间组织，人们纷纷传递着这个消息。

2002年，由官方资助的调查者在65个观测点，数到了3182只北京雨燕。2007年，另一群志愿者在北京四环路以内，统计到的数量已不到2000只。

北京雨燕是北京人最不陌生的候鸟之一。它们住在皇城，很少踏足郊区；它们只栖身在高大的古老城楼里，对低矮的民宅不屑一顾。1870年，英国人温斯侯在北京第一次采到其标本，并命名为“北京雨燕”。但在北京百姓的嘴里，这些“势利”的鸟却有另一个名字——楼燕。

科学家早已替它们洗去冤屈。北京雨燕，属雨燕目雨燕科，因为爪的4趾都向前伸，它们无法在平地站立，一旦落地，不借助外力很难起飞。因此，这些可怜的家伙，只能从半空中跃下，经过滑翔，才能飞起来。

北京雨燕的近亲们，多半住在峭壁的洞穴里。而这座古老皇城的高大建筑，则为它们提供了岩穴之外的最佳住所。从正阳门到报国寺，再到大大小小的箭楼，人们早已习惯在老北京每一座楼台外，看到这些小东西舒展双翅，遮住天空。

因为数量太多，前门附近的许多老人都还记得，小时候常在前门城楼里捡到掉出窝的幼鸟。而在后海边，许多老人至今能一眼分出雨燕和普通家燕的区别。甚至，有人照着它们的样子做成风筝。

这群候鸟，见证过一代又一代王朝兴衰交替：宫殿烧了，城门拆了，又建起来，统治者走马灯一样变换，城市的名字也改了几回，北京雨燕却没离开过。但等它要离开的时候，却格外匆忙。

2
只用了50多年时间，北京雨燕的身影就从北京大多数地区消失殆尽。

50年来，北京城发生了几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城楼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现代建筑。野地和树荫，逐渐被宽阔的水泥马路和规划过的绿地取代。

1965年6月底的一天，北京学者郑光美沿着故宫外围的筒子河，骑自行车慢行，他边骑边数，一路发现了近400只北京雨燕。到2000年7月初，已经是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的高武，沿着同一条路走过，这一天，他见到了80只。

在北京大多数地区，高武已经无法见到北京雨燕的踪影。他目睹了这个种群在北京的盛衰，也目睹了背后所投射的，整座城市的变迁。

自1417年开始建成的城门门楼，一直是雨燕在北京最主要的栖息地。从1950年开始，随着旧城改造和地铁修建，这些栖息地开始消失。

历史记载，1952年，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除，1954年，地安门被拆，遭受同样命运的，1956年是朝阳门，1965年是崇文门和阜成门、东直门，到1969年，是西直门。

但历史没有记载，这些拆除背后的北京雨燕之殇。“与此同时，庙宇、古塔也因各种原因被拆除”，高武说，“北京雨燕栖息地迅速减少，成为其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这在高武的印象里，是北京雨燕群体数量发生的最大一次削减。从此，雨燕漫天飞舞的景象成为许多人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古建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高武发现，许多高大的古建筑得到了细心的修复。为了保护，文物单位采纳专家意见，在古建筑的屋檐下拦起了防雀网。理由是，防止麻雀等鸟类的粪便污染古建筑。

这成为对北京雨燕的又一次重大打击。除了少数雨燕能够钻过防雀网以外，这些残留的栖息地，也已经对它们挂起了“逐客”的牌子。

尽管找不到详细的数据，但高武相信，经过这两次打击，北京雨燕的数量已经锐减到现在的水平，并且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此后，他身处的这座城市，飞速建起了林立的高楼大厦，但那些用玻璃和钢筋水泥搭起的现代建筑，没有给北京雨燕留下任何居住空间。

这些可怜的鸟，搜索着残留的居所。在鼓楼、前门这些残留的城门门楼下，在没有被防雀网封闭的几座高塔和楼宇下，它们继续繁衍生息。

人们还发现，另一些北京雨燕“与时俱进”了。几年前，有人在天宁寺桥、建国门桥这些立交桥的桥洞缝隙里，见到了北京雨燕。再往前10年，几座6层高的现代
楼房檐下，也出现了雨燕的身影，它们钻进破损的水泥洞里栖息。

经过几十年挣扎，这些昔日皇家楼宇里的“堂前燕”终于接受现实，飞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里。

3
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几个关于鸟的意象。一个是矗立在城市北方的“鸟巢”体育场，一个是5个吉祥物中以京燕风筝为原型的福娃“妮妮”。

不过，此后相继传出的消息，让这两个意象颇为尴尬。北京观鸟组织的志愿者在“鸟巢”附近进行的鸟类观测发现，这一区域鸟的数量，比环境相同的区域少。“鸟巢”周围的建筑和宽阔的水泥广场，并不适宜鸟类生存。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鸟巢”，但鸟却正失去落脚之处。

此后不久，另一则新闻提到，被作为“妮妮”原型的北京燕，数量已经极少，需要人们保护。

事实上，早在1999年，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北京雨燕作为世界上飞翔最快的鸟类之一，被选为吉祥物。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北京正在失去这种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

随后，专家呼吁、政协提案纷纷出现，人们甚至规划并建设了一座“雨燕塔”，希望留住北京雨燕，却并未见到明显效果，雨燕塔至今见不到北京雨燕的踪影。
北京观鸟会会长付建平介绍，根据这一组织的观测，发生在北京雨燕身上的命运，同样发生在家燕、金腰燕这些更加寻常的燕子身上。

与北京雨燕不同，家燕和金腰燕多半生活在普通民居里。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登堂入室，将巢筑在普通人家的堂屋房梁上。

北京后海附近的一位白发老妇，仍能描画老北京一幅日常图景：春夏之交，居民们大开房门，捅破窗户纸，燕子们于是自由进出，在梁上欢叫。老人们相信，这些“飞过海才能来到这里”的小生灵象征着吉祥。

现代生活方式统治了这座都市，多数家门不再洞开，多数房梁上也不再欢迎鸟雀筑巢。这几乎断了家燕和金腰燕的活路，到上世纪70年代末，高武发现，家燕和金腰燕在北京“几乎消失了”，只有极个别地方还能见到。

到1990年代中期，改变了生活习性的燕子才重新多起来。它们接受了在屋外筑巢的命运，费力地寻找着每一个灯泡、铁架或者废弃的牌匾。而燕子们“双栖玳瑁梁”的往日浪漫，在这座匆忙前进的城市里，已经不见踪影。

4
通过个人记忆，高武几乎可以构建起一部有些模糊的北京鸟类消亡史。尽管近几年，主管部门在网站和各种公开场合表示“北京鸟类的数量正在增长”，但这位鸟类专家固执地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北京的鸟类数量急剧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同鸟类数量减少背后，有不同的原因。比如，城楼和古建筑的拆毁和保护，是以高楼为家的北京雨燕消亡的主要原因。而家燕和金腰燕的减少，则是伴随着旧城民宅的改造和新住宅的兴建而发生的。

“栖息地被破坏，是鸟类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原因。”这位老人发现，北京鸟类数量的缩减过程，与整座城市的拆迁、改造过程，“基本上重合”。

上世纪50年代，北京雨燕遍布天空的时候，初中生高武站在城楼上，可以看到四处一片绿色。当时，“北京城就是一个大林子”，没有宽阔的水泥广场和柏油路，没有高大的现代建筑。那时候，城市四周都是农田，每个院子里都种着海棠、玉兰和花花草草。

随着城楼被推倒，城市逐渐扩张到很远的地方。高武逐渐发现，城市里几乎找不到未经人工规划的绿地，城市周围也罕有农田和湿地。燕子们几乎找不到可以用来筑巢的泥。

在仅剩的绿地上，绿化部门统一规划，定期打药，割草。结果，鸟雀们作为食物的虫子、草籽迅速减少，这与栖息地减少一起，成为鸟类离开的原因。

“鸟类是环境的指示性动物”，高武觉得，“鸟能不能留下，说明这个环境是否适宜人居住。”他曾经在颐和园的后山进行过调查。起初，那里有20多种鸟。但管理部门为了绿化和美观，将灌木清除，种上一年四季常绿的“冷性草”，他再去调查时，鸟的种类减少了一半。

这位老专家觉得，野生动物保护，“需要和园林、水务、旅游、环卫乃至规划、建筑设计等部门打交道”，但其中的沟通很不够。

这种沟通的缺乏经常导致悲剧发生。两年前，北京天坛祈年殿进行大修，但选的日期，正是燕子繁殖的季节，但事实上，这完全可以避开。

鸟类学家痛心疾首的事情，在古建筑保护者看来，也许不痛不痒。高武曾就安装防雀网的问题，跟某一个公园的管理处进行协商。对方听说他们要保护北京雨燕，觉得很诧异，“那是害鸟”，为什么要保护？

而当鸟类学家建议在新建筑楼房为北京雨燕等留设栖息地时，一些建筑设计师听了觉得很为难：设计成本要增加，谁来出钱呢？

人的纷争，并不能挽留北京雨燕。50多年前，高武在清晨和黄昏的老北京，看见成百上千的雨燕盘旋在半空中，他感受到的是一座城市古老而悠扬的韵味。

如今，走在这座新生的现代都市，走过前门、鼓楼等地，他偶尔还能看见北京雨燕在空中飞，但数量比以前少了很多。很难说，这是不是北京雨燕留给北京的最后背影。

图片来源：apus apus / common swift / gierzwaluw by janGlas

注：图片并非北京的雨燕

很难说《崩溃》是不是一本足够严谨的书。许多人曾经批评作者结论失之简单，相比许多学术作品，它思考大于求真，务虚大于实证。

不过，一本从环境谈到历史，贯通文理的作品，起码是能开启我们思考的敲门砖。

不同的人从中也许会读出不同的东西。环保主义者能看到警告，宿命论者看到循环，爱历史的人也许读到兴亡，关心时政的人甚至会轻松一笑，叹息一句杞人忧天。

如此看来，贾雷德·戴蒙德和他的《崩溃》，足以陪我们穿越一场思考之旅。在张撞鹿读书会的第三期，松鼠会邀请各位一起，阅读它，思考它，然后坐下来谈论它。

请注意：这不是理科生的私人派对。只要爱思考，愿意与别人分享读书的所有苦乐，无论是文科生，理科生，甚至，哪怕你木讷内向，拙于表达，都没关系。在这里，每个人都被欢迎。

时间：6月20日（星期六）下午3：00-5：00

地点：三号会所（地址：北三环双安商场对面，青云公司院内）

报名方式：发邮件到 read@songshuhui.net

（若不介意，请在邮件里留下你的性别、出生年代、专业、行业，并注明是否愿意担任主讲人，因为读书会性质所限，可能很难保证每一个写信者都能参加讨论，我们将根据报名先后等确定）

关于本书：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介绍和讨论。但我个人建议，在读书之前，保持你独立的思考。

你可以在当当网和卓越网买到它们。许多书店有售，但西单图书大厦已经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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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会】

1，每个月，我们会提前吧要读的书公布在网站上。选书的标准是：”与科学有关的人文类书籍”。

2，读书会是开放的活动，面向所有想参加的人。但是为了讨论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将按照报名顺序挑选前10～15个报名者参加。

３，确定参加本月读书会的人，需要自己购买图书，并且在讨论会进行之前把书读完。我们希望，你起码能够通读一次。

4，每个月，我们都会举行一次读书讨论会，只有提前报名并得到确认的人可以参加。我会尽力让更多的人参加到讨论中来，如果这次没有轮到你，请不要介意^_^ 我们会将讨论过程以文字等方式呈现给大家，也将在结束后继续网上的讨论。非常希望没有入选，或没有时间参加讨论的人，也和我们一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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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并不总是轻松的，有时候你需要艰难地阅读。思考并不总是可畏的，有时候你要勇于思考。欢迎参加读书会，阅读是为了发现，你并不孤单。

——张撞鹿读书会第二期总结

第二期读书会举行是在3月14号，距离一年中第4个节气春分还有一星期。当天春寒料峭，杨树还没开花，三号会所外的空地上，只有零星的野草和野菜从墙角钻出，一只贪早的小雀儿在窗台上叫个不停。

13个喜欢自然的人，凑在一起幻想即将到来的春光，并表达自己对于人类的忧虑。回想起来，这是件很不错的事。有老面孔有新面孔，其中，最远是来自浙江的刘勇昇，一个带点文艺气质，但在商业圈里讨生活的男人。其次是来自天津的王雯，一位环境专业出身的女老师，网名白鸟。

因为气温不高，主持人张撞鹿把空调温度开得很高，屋子里很快暖和起来。就在柜式空调的嘶嘶响声中，在宝贵电能被损耗、环境被污染的同时，13个人开始高谈阔论，从记忆中的田野，讲到人类可能被迫迁移的外太空。

一个参加者的家属事后感叹说：“没见过比你们更变态的，一面讲环保问题一面还把空调开这么强。”

这事实上契合了这一次读书会上争论最大的一个话题：为了环保，我们该在多大程度上牺牲自己生活的舒适？

讨论开始了。

关于《沙郡年记》，请参看《春天去哪儿了》

更多花絮，请参看栩栩《张撞鹿读书会第二弹记》

读后感：了解它，欣赏它，然后才会保护它

13个人眼里有13本不同的《沙郡年记》。

文科女生兰菁，学的是心理学。她读这本书，有一天晚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我觉得日子活的太畸形了。”

兰菁自称属于书里说的“把鸟统称为小鸟”的那种人，每天宅在宿舍里浪费生命，除了麻雀、乌鸦和喜鹊，其它鸟一概不识。她开始想，书里写的那种生活，“应该是这辈子应该做的一件事”，自然，是应该见识和体验的一些东西。

生物系毕业后却逃去当记者的邹曦，部分解决了她一直困惑的问题。大学时，她选择学生物，因为看了discovery里特别漂亮的自然。然而，在学校，她学的都是蛋白质、基因、生化，离自然特别远，完全不能“告慰自己选择生物的那点儿灵感”。拿到这本书，邹曦“像是遇见个老朋友”，自己虽然不能再享受自然，但却很享受那种欣赏自然的眼光和心态，这是作者文字给她的感觉。

书的作者李奥帕德，在世时关注环保，连死都是因为沙郡着火诱发心脏病。这种戏剧性，让白鸟感慨不已。最触动她的，是书里虽然也流露出对人们、对政府管理不力、对经济影响环境的不满，但作者没有像一个愤青一样写作（她觉得作者是最有理由做愤青的人，他知道那么多东西被毁灭）。白鸟想，这大概是因为李奥帕德对自然的爱，远远超过他对人类的厌恶，这本书是饱含着一种爱来写的。而正因为他的这个态度，人们反而更愿意看他的书，听他说话。

北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宇镭，专业方向是科幻文学。他被书里所描绘的自然的精妙所折服：下雪时，田鼠竟然可以在草地底下走出那样的迷宫，而作者可以跟着一只臭鼬的足迹漫无目的观察，可以通过砍木，用年轮一年一年把记忆带出，可以看鹬跳舞，观察时间的变化，看河水涨落，看小植物画出怎样的画……

宇镭想，正是因为书里所描写的自然太过优美，人们才会在看到自然被破坏以后感到痛心。

这一点，科学杂志的编辑孔雀也赞同。孔雀发现，书里提到的一些鸟的名字，比如蓝头松鸦，翻译过来，非常生僻，很少有人用，但在国外的语言里其实是很常见的。他觉得，在中国人的日常对话中，类似于“蓝头松鸦喜欢吃什么”这样的话题，都已经退出常用语的范围，人们会觉得这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孔雀说：要有环保这个观念，首先要观察自然，了解自然，要知道杨树的花是什么花序，是什么颜色，在什么时候结果。知道这个季节有什么鸟类，在什么时候飞过来。了解以后，懂得欣赏，才会有保护的想法。

13个人的自然史：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地方，只要你仔细地观察，仍然可以在某一个地方看到自然，看到其中非常美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过与自然有关的日子。哪怕你已经身陷在城市的水泥和车流里，哪怕你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忘记了审美和思考，哪怕你的心灵已经干涸，在你心里一定有一些东西，等待被重新唤回。

宇镭小时候生活在城市边缘，初中以后才搬家。他住的那条街，一边是城市，高楼大厦，另一边完全是乡野。他的小学是在乡野那边读的。每天上学，小宇镭都要顺着河堤走。记忆里，河堤上面是一个锯木场，每天都能看到不知从哪里运来的木头，被电锯撕拉撕拉切成木板。汁水慢慢流下来，润滑了锯子。他一边感到很恐怖，同时闻到树的原始的香味，又感到很迷人。河堤下面，有很高的野草，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苍耳，他经常在那里抓蚂蚱。不过，小学6年级时，城市开始规划，所有那些野草都被烧掉，种上人工草，铺了石子路，放上凳子，看上去是非常现代化的景观，但他再也不想去了。

董晓鹏在北大西门附近住过6年。住处附近有一个胡同，胡同里有一棵树很茂盛。他一直不知道那是一棵核桃树——直到有一天树上结的核桃树掉到他脚下。他羞愧于自己与身边自然的疏离。这样的故事还有，比如后来去长城玩，直到被栗子扎了，他才知道自己吃的栗子，外壳原来是带刺的。

李淼对美丽自然的回忆，则是在美国。他见过美国的野地是什么样子，觉得“那是真正的野地”，非常非常漂亮，水清得让人感到寒意。他见过书里提到的大雁，因为费米实验室就有这种大雁。

这个见闻让他感叹中国的环境破坏太厉害，几乎“不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了。这位小时候见过确实干净的水、干净的草地、干净的杨树的男人担心，“这些我见过，恐怕你们没见过”。

耿冰生活在长白山下一个小城镇，与自然的接触一直比较多。她很羡慕《沙郡年记》里描写的环境，但她觉得，我们虽没有那环境，却也可以在我们接触的自然中发现美。

耿冰的妈妈特别喜欢采山菜、采蘑菇，而她的父亲，年轻时曾做过很出色的猎人，现在退休了，弄了个小农园，种了很多根本不认识的农作物。她觉得，这都是从自然中得到的享受。

小时候，这姑娘看过一本《我的野生动物朋友》，讲一个小女孩的爸妈都是摄影师，在非洲拍摄，她从小在那里长大，并决定自己能听懂动物的语言，她爸爸从小给她拍了很多跟大象、豹子的照片，看上去她和它们就像兄弟姐妹。“我对自己长大的过程还是挺满意的，但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希望能以这样一种方式，特别美好的方式。”点这里看耿冰写的“读《沙郡年记》”

关于这个话题，孔雀推荐了另一本书，名字叫《笔记大自然》。这本书教人如何观察身边的自然，并且用绘画的方式，把每个细节画下来。巧合的是，耿冰也带来了同一本书。她希望人们能告别快餐一样的生活，像书里所教的，用作画的方式记录。那样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安静地去做一个观察者，像李奥帕德一样。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

孔雀说，如果这样做了，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地方，只要你仔细地观察，仍然可以在某一个地方看到自然，看到其中非常美的地方。

经济危机是好事儿？在极端边缘的讨论浅尝辄止

问题是从郑然的发言开始的。这个小伙子当时的工作是设计工业用炉——开玩笑说，这炉子是专门用来破坏环境的。他提到了经济危机。他看到看很多报道称经济危机“蒸发了多少多少万美元财富”，但他觉得，这些所谓的损失，其实只是人类用钱定义的财富，而不是真正的损失。

当然，郑然承认，经济危机损失的那些财富里，也可能有很多很珍贵的东西。不过，他觉得这些损失以及经济停滞，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地球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经济体系本身的崩塌也好，泡沫也好，会让我们在开发自然的时候效率降低，让人们失去开发自然的动力。

这个观点，部分得到了李淼的赞同。李淼觉得，最起码，经济危机可以使人类不那么快递把能源消耗干净。

关于经济危机的浅尝辄止的讨论，是后面即将进行的讨论的一场前奏。不过，白鸟随后用寥寥数语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她分享了自己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消息，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立即拨下4万亿来刺激经济，结果，很多原来在环保部门压着没有做环评，或者环评没通过的项目，不得不加快环评，甚至降低了环评门槛。总而言之，她的意见是，经济危机在这个层面上，反而是增加了对资源的消耗和浪费。

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究竟是自然的平等的一部分，还是高于万物的主宰者

这个疑惑几乎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人类到底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

郑然觉得，人类在自然里很特殊，它是唯一一个物种，去做一些对谁都没有好处的事情的。不过，也只有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么反思自己。他甚至认为，片面地强调污染，而是人类自大的表现。毕竟，人类没有产生超自然的东西，它所做的，所创造的一切，都没有超越物理学等严格的自然定律。

这么说来，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任何事情？因为“人类发展科学，人类利用自然，也是上帝早就规定好了的法律”。

李淼觉得，这肯定是不合理的。他认为，虽然在工业时代到来前，人类的确只是自然的食物链条中的一环，但是目前，人类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这个生态链条，它不再是纯自然的，它绝对居于食物链的最高层，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手里握有多大的权力。看看多少物种因为人类而灭绝，就清楚了。

白鸟反对把人和自然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她觉得，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人当成自然的一部分。她相信，在自然这个系统里，自然会有力量来抑制人类过度地生长。

她举的例子是狼。因为狼跑得快，可以抓老鼠、抓兔子，所以很强大。但是，如果它把所有的兔子和老鼠，乃至鹿，全吃光，那么它自己就会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

这是千百年来一个简单但是有效的自然平衡机制。白鸟觉得，人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机制对它不够有效。因为文明的发达，人可以在吃完兔子和鹿之后，创造新的条件来让自己生存下去。但白鸟并不担心，她坚信，自然的系统最终仍然将对人类产生制约，并使环境恢复平衡。她认为，环境问题之所以这么流行，正是因为人类开始面临自然的制约体系。到最后关头，地球上的其他因素会一起来抑制人这个物种的增长，从而迫使人类学会与自然的平衡相处。

在自然界里，人类是与万物平等的一个成员？还是高于万物的主宰，这直接决定着，人类该用什么样的伦理来支配自己，来决定对待自然采用何种态度。

欲望和信仰的挣扎·我们该不该吃肉和我们该不该开空调

读书会的大管家杨杨同学，一直因为一个问题而矛盾。她经常看到很多宣传素食主义的人，并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她也认为，作为食物链的一部分，人类强行使自己凌驾于食物链顶端，是不对的。

但是，很爱吃肉的杨杨也承认，作为一个有欲望的人，自己一直不觉得吃肉有什么不对。我敢打赌，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曾遇到，甚或都思考过。而且，他们也许和杨杨一样，都没有得到最终答案。

刘勇昇干脆觉得，《沙郡年记》的作者尽管是个环保主义者，但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因为，他一方面为自然被破坏、物种被杀绝而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却热衷于打猎，在书里大篇幅地宣扬打猎的好处和鹿肉的吃法。刘勇昇怀疑：这难道和作者崇尚的自然保护信仰没有什么矛盾吗？

刘勇昇喜欢的一个中国作家苇岸，就做出不同的选择。苇案是个素食主义者，临死前，因为需要给他补养身体，必须给他喂鸡汤。他很难过，但不得以吃了点，直到临死前，都感到很遗憾，因为违背了自己的素食主义信仰。

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转回3月14号那天读书会现场那台海信牌柜式空调，回到关于空调的种种争论上来了。既然谈环保，那么，我们该不该开空调？

如果换作兰菁的爸爸，那么他肯定认为不该开。用他的话说，“咱虽然力量有限，但省点是点儿”。但是，白鸟有意见了：毕竟，兰菁的爸爸是住在山西，气候还能受得了，这要是挪到广州区，那该不该开呢？

看吧，这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话题。但这是个值得反复玩味的话题。

自然伦理·为了自然而保护自然，还是为了人而保护自然

关于该不该吃肉和该不该开空调的争论，事实上已经逐渐逼近了一个核心话题。白鸟把这个存在于环境科学中根本的哲学对立指了出来：我们到底该坚持自然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

换句话说，我们究竟是为了自然而保护自然，还是为了人类保护自然？白鸟觉得，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要发展。因此，咱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要保证生态的恢复对人类的发展有利才行。事实上，她认为，现在存在的绝大多数对于生态恢复、生态健康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环境恢复到可以为人类提供生态价值的水平上。

相反，她觉得，自然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人类是不是该为了环境的保护而自杀？

白鸟觉得，李奥帕地的观点过于理想化。他书里关于湿地保护的观点，要求对湿地完全不开发，即使是现在看起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不现实。

不过，尽管如此，从李淼、到耿冰，很多人仍然认为，尽管无法解决这对矛盾，但自己仍然是略微偏向自然中心主义的。

耿冰出于对于自然的热爱，愿意放弃一些自己的享受。而李淼试图让自己理性地思考，他虽然倾向于自然主义，但并不是绝对要求人类不发展，也不是认为所有人工的东西都不好。他认为，人需要把自己的“快感”和“贪欲”分开，分清楚哪些发展是满足人适度的需求，哪些满足的则是贪欲。事实上，他觉得，物质极大化以后未必就幸福。我们不是要把物质极大化，把享受极大化，而是要把幸福极大化。

就连理智上认为自然中心主义行不通的白鸟，也表示“个人倾向于自然中心主义”。在个人感情和客观思考之间，人往往是挣扎的。

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靠道德还是靠发展

说到素食主义，兰菁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消耗资源的，这就好像人是杂食动物，天性就要吃肉一样，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活在世界上需要消耗一定的能源而感到羞耻。不过，我们该反省的，是我们因为生存之外的原因而消耗能源。

学心理学的兰菁觉得，人的本性是贪婪的，正是因为贪婪，人才能进化成现在的样子。既然人总是要求很多，只要这种本性不改，它总要比别的生物、同胞获得更多。有限的资源资源碰上无限的人的欲望，“结局是必然的”。

兰菁也觉得自己“稍微有点儿悲观”，这个悲观的姑娘相信，也许很多星球出现人这样的生物后已经寂静了，不知道地球什么时候会寂静。地球上既然进化出人这种东西，并让人进化出文明，那么总会灭亡。当然，这个时间可能是几亿年、几万年、几千年甚至几百年，而人类可以减缓这个速度。

那么，怎么减缓这个速度？兰菁觉得，关键之处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点。兰菁开出的药方是道德，她觉得，人类可以控制自己在发展经济时对环境的掠夺，比如，生活习惯有很多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他爸爸一样，少用点空调，扇扇扇子也能凉快。而如果不肯克制自己，把希望寄托在找到第二颗星球上，兰菁想，这有点冒险：万一只有一个地球怎么办？

不过，兰菁说的这些，栩栩认为纯粹是杞人忧天。在他看来，人类和地球的矛盾不需要借助道德，而可以借用科学手段来解决。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人类不断发展科技，不断开发新的能源，就可以解决现在的危机，从而使人类继续生存下去。

栩栩举的例子是1960年前后的“罗马俱乐部”。当时，这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社会团体认为，如果人口继续发展，人类的资源、粮食可能不够养活自己。但是，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这个说法，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能找到新的能源和新的增长方式，从而保证人类继续生活下去，而这个，远比“移民火星”靠谱得多。

下面的故事是栩栩和大家分享的：当时，美国有两个学者，一个是经济学家，支持反方观点，认为经济会继续发展，科技进步会找到新资源，另一个是生态学家，他觉得人口增长会使资源枯竭。两人打了个赌，赌注是几十块钱，赌的是20年后，市场50种自然矿产的价格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到底是涨还是降。

栩栩说，最后经济学家赢了——事实证明，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前几天，他去了一次内蒙。在路上，尽管看到山西和内蒙的煤老板挖来挖去，“冒着浓烟的破车开来开去”，草原破坏很厉害。但他还看到了好的东西：在汽车往锡林浩特走的半路上，远远看去有很多像白色巨人。那都是几十米高的风车。汽车下来后，我看到是一个阵列，就是成千上百的特别大的风力发电站。栩栩觉得，人类要有将来，应借助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道德，这是唯一的方式。

东西方文化里的人和自然

一群中国人读一个外国人，难免发生一些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联想。

李淼觉得，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严重，但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像李奥帕德这样的人出现，算起来，“我们比人家晚了60年，可能还不止”。

学科幻文学的宇镭，联系到中国和西方的科幻小说，感觉到强烈的不同。他觉得，在西方，科幻小说对生态的反思是很多的。著名的《海底两万里》发表时，生态危机还没出现，但作者已经有了生态危机的意识。而在中国，一开始并非如此。当西方开始发现生态有问题时，中国人正对现代化非常热衷，中国科幻小说里主题一度都是政府：征服海洋，征服外星，甚至改造生物，比如给猪打激素，让猪长了几万斤。

宇镭觉得奇怪，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更有生态意识，因为“中国古代诗词里面就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句子，里面虽然有人，但人和自然环境是融合的。到了现代，在生态这方面，中国科幻被西方完全打败了。

白鸟也认为，东方的传统哲学里，天地人是合一的，人本身就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界的环节。而现在因为科学的发展，我们学的是西方的知识。

兰菁觉得，我们在学的时候，把以前的一棍子打掉了，对西方进来的又有点“消化不良”，造成了现在的问题。

不过，孔雀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想当然。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化里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举例说，1830年外国教士来中国时，看到的中国环境破坏已经非常严重，这应该不是西方文明的结果。

另外，他还看过一张照片，是20世纪初的南京，照片上除了明孝陵那里看着有些绿，其他地方看着完全是秃的。所以，他觉得，中国古代虽然的确有很多环保思想，但实施并不好。

“人们在现实里采取一种做法，而文人在精神上向往另一种做法。”栩栩替孔雀解释这个困惑，他觉得，这很正常，“一直都是这样的”。

尾声

By 栩栩

@ 内蒙

在这个世纪，山翻开这页岩石，袒露于苍穹下，我们一行行地走过，阅读雪、马蹄和战火的遗迹。大地布满村庄，天空飘满歌谣，一只鹰落在高压电线杆上。

残雪如大地斑斓的外袍，犹如沉默中饥饿的野兽。

突然间，风止雪霁，夕阳平射大地，一片白茫茫的雪海顿时变得多彩，向阳的雪被镀上金色，阴面和沟壑上的雪散射出道道天蓝色，金白蓝，像极了东正教圣坛上的镶着的花边儿。

西边的群山艰难地吞咽着粘稠的夕阳，大地如同红艳艳的果实，被直通地平线的白色的道路切开，我向前望，向后望，怅惘辽远，景象并无区分。

保时捷、宝马、奔驰，今年又都流行开陆虎，是的，这是在人均寿命不足60，还有很多文盲儿童的偏远地区。他们招摇过市，他们显赫一时，留下的是大地上天窗似的矿井和累累白骨，像失明的眼睛，直直地瞪着天空。没有扔垃圾的清洁工也就失业了，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是他们交的税，供我们做故弄玄虚的研究，写粉饰太平的文章，喝血的我也有份，我不怪他们，我只是在想，只是人对生命的时间概念不同，他们只不过是不会去想10年以后的事情，这也算是把握青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