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对历史事物的印象需要依赖文字或影像来映照。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文字述史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传承的精髓，而影像往往在述史这一事件上作用甚微。例如，有着近六百年历史的北京古观象台，不缺少数百年延续下来正史小传的文字描述，却鲜见活灵生现的影像纪录。本文试图从“版画”这一角度为您还原一个20世纪之前“鲜为人知”的北京古观象台早期影像纪录。

有证可考的观象台最初图像纪录是从版画开始的，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技术成型于七世纪隋唐时期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就图像印刷而言，秦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等即是中国古代图像作品的先驱代表，至唐宋期间，书籍及其插图的印刷工艺已经相当娴熟，民间木刻年画十分盛行。有趣的是，无论历史更悠久的墓室画、壁画、绘画，还是木刻版画，古人似乎关注“图像写意”及“文字写实”，泾渭分明。立著建史的核心工具当然是文字，以图像纪录历史的观念不能说没有，但作用及影响力相当有限。七百多年之后的十五世纪，传播到西方的泥活字印刷技术演变为凸版印刷等现代印刷术，而图像印刷首先需要刻版，最早的铜版画应运而生于1446年。十六世纪初大航海时代的开辟及十七世纪工业革命的强烈刺激使印刷工艺完成飞跃式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画报等现代传播业在西方迅速萌育发展，极具现场效果的图像报道对公众传播影响巨大，因此，以版画为主的图像印刷兼具美术效果和知识传播两大功能，成为记载世界风情及历史事件的最好载体，整个世界从此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将时间前移四年，视线从西方萌芽中的铜版画艺术回到中国京城。明正统七年（1442年），明英宗下令钦天监利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旧址修建观星台（清代后改名为观象台），并在城下建紫微殿等房屋，将铸成的浑仪、简仪、浑象放在台上，将圭表和漏壶放在台下，我们今天所称谓的北京古观象台及其附属建筑群，大体就在这一年初具规模，以后就主要就是仪器、位置、数量等有所变化。遗憾的是，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写实性图像资料，我们只能通过史料的文字记载来推断这些房屋的方位和仪器摆放的位置，如南怀仁（Ferdinnd Verbiest,1628-1688）在《灵台仪象志》中曾文字描述明代古台的仪器布局。

再将时间前移两百年，十三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造访中国，根据他的访游经历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随着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完成环球航海旅行，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商品贸易、探险未知世界的欲望等刺激了西方世界的商业、航海和工业，“到神秘的东方去”成为西方世界最有成就感的一种挑战。然而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度，外国人被视为“异类”，沿海实施“海禁”，零星来华的外国旅行者被严格限制在广东沿海一带活动，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来到北京也不可能见到观星台，这样的局面直到传教士入华后才有所改变。1582年8月7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抵达澳门，他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成就带入中国，并与徐光启大学士精诚合作，为后代传教士在政府立足奠定了基础。

1644年清朝建立后，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携《西洋新法历书》进献顺治皇帝并获得信赖，由此开启西方传教士执掌钦天监长达194年的历史。1669年，康熙皇帝命传教士南怀仁设计和监造新的天文仪器，历时五年，至1674年，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六架仪器造成，并置于观象台上，明制仪器搬至台下，废弃不用。此后，1715年，另一位传教士纪里安（kilianus Stumpf,1655-1720）建造了地平经纬仪，1744年，玑衡抚辰仪造成，自此，观象台主要仪器均已到位。

康熙十三年（1674年），南怀仁刊印《灵台仪象志》十六卷。此官刻本采用木板雕刻印刷工艺印制，首先以图像形式描绘了观象台台景全貌及六架天文仪器图，即第十五卷“仪象图”首图，堪称观象台“出生照”。如将时间再前推十年，康熙三年（1664年），南怀仁曾酝酿了观象台上仪器的摆放位置并画出草图，刊印于《灵台仪象志》甲辰初稿本，由于此时仪器尚未建造更无安放到位，此图可算“设计草图”。南怀仁在中国建造了六架天文仪器的消息于1687年在欧洲传播开来，观象台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典范开始声名远扬，《灵台仪象志》及其图稿可能就在此时随回国传教士传入欧洲。

1674 来源：“新制灵台仪象志”，作者：南怀仁，1674年，出版于北京。 1.甲辰初刻本，1664年 2.甲寅官刻本，1674年

回望西方世界是如何描绘中国的，早期途径多用文字为主的游记，这些文字表述除了来自西方旅行者与中国的直接接触之外，主要通过传闻。在视觉传播方面，素描成为纪录在中国所见所闻的最好工具。17世纪以前，西方画师根据旅行者的文字和素描绘制绘画作品，此时版画还没有成为主流。17世纪以后，具有绘画技巧的西方旅行者、来华传教士或随外交使团出访东方的随行画师，如1656年荷兰出使北京的节使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f,1618-1672）、1792年随英国麦卡尼使团出访北京的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nder,1767-1816）将所见所闻以素描的形式纪录下来，回国后由皇室指定的雕刻师制作成各式版画，这些颇具艺术张力和新闻价值的图像构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原始印象。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18世纪的欧洲，雕刻细腻、纹理清晰、印刷效果精美的铜版画广受书籍出版商和读者欢迎，书籍插页开始采用铜版画配图，版画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典雅的艺术品。欧洲的版画雕刻家们还根据早年留下的大量素描制版印在画报上或印成单张美术品，由此在西方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版画纪录。19世纪中叶，以刊载大量铜版画为特色的画刊盛行，如英国《Illustarted Times》、《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法国《Le Monde illustre》等，观象台的形象很快随着传教士及拜访者带回的图像资料出现在铜版画上并广为流传。早期关于观象台的铜版画从创作来源上看主要有两种，一是20世纪初照片印刷技术成熟之前，根据目击者描述或者旅行者素描刻画的，这类作品往往侧重于展现一定艺术表现空间；另一种是直接根据照片刻画的，比例协调，细节丰富，效果逼真，集中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铜版画晚期时代。相对而言，以水彩画、木版画、石版画等其他材质绘画上表现的观象台较为少见。

1882 木刻版画，手工上色，取自摄影师John Thomson的照片为刻版原型。出自《环球地理新志》（La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la terre et les homes,1882）,全书19卷，作者：Élisée Reclus，1875-1894年连续编著，出版地：巴黎。

目前存世的观象台铜版画多出现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早期画面内容与格局大都类似，以观象台台景为主，只不过在图案纹理结构、仪器方向、使用字体等方面有所变化，应是临摹于南怀仁《灵台仪象志》中刊印的“仪象图”全景，采用素描制版的极少，这与当时观象台象征皇权有着特殊地位而难以访问有关。后期画面内容较为丰富，台景、仪器、龙纹细节通常是西方来华人士关注的重点，例如从台下仰视得到的观象台周边环境的图像能更好还原出“疏柳掩映”“清台突兀”的意境。1860年西方摄影师进入北京拍摄之后，照片开始成为铜版画的重要图像来源，如汤姆逊、查尔德的观象台摄影作品常被制为铜版画。这一时期的观象台版画作者主要来自意大利、英国、荷兰、法国等曾到访过中国及版画技术发达的国家，他们大都带着好奇和崇敬的目光来雕刻中国主题，在他们看来，东方有这样一座宏伟壮观的天文台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事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摄影术已经发明半个多世纪后，高昂的摄影成本和印刷条件的限制仍然使得铜版画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根据原版照片临摹雕刻的铜版画依旧是西方主流报刊的首选，如法国《l'illustartion》、美国《科学美国人》等。1891年，《l'illustartion》刊登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新闻，此后照相印刷和版画印刷并存了一段时期。20世纪30年代，成本低廉、冲印便捷的银盐照片印制技术成熟运用后，铜版画这一充满了贵族气息的艺术表现形式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属于照片的新时代来临了。

1875.9.18 这是由天文学家James Craig Watson带队的一支远征队于1874年12月9日在北京观测金星凌日时所绘制的一组观象台图像。出自画刊“L’illustration”，1875年9月18日出版，素描作者：E.Sovaw 雕刻者：Auguste Tilly和Joseph Burn-Smeeton（署名："Smeeton-Tilly".），出版地：巴黎。

你可以不买邮票不寄信，却不能没有电话卡；你可以不买金币不集钞，却不能离开银行卡。卡，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就和群星时刻在天空闪耀一样如影随形。

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卡”。发工资要有银行卡，消费购物要用会员卡，打电话可以用IC卡，坐地铁、公交少不了公共交通卡，就连游览景点也说不定发给你一张门票卡。现代都市人一打开钱包，琳琅满目的卡跃然而出，年轻的“卡族”潇洒一挥，一不小心就变成“卡奴”。

集卡是一项新兴的集藏品种，是从收藏电话卡发展起来的。第一张电话卡诞生于1976年的意大利，随着通信事业的迅猛发展，迄今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并使用了电话卡，年发行量高达10亿张。电话卡的表面往往印着精美的画面或值得纪念的文字，图案丰富，便于欣赏，不仅具有实际使用价值，更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集卡”便一跃跻身最具群众性基础的集藏品种之列，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最高潮，与邮票、钱币一起成为所谓的集藏界“邮币卡”三巨头。

电话卡的狂热带动了各种卡品的收藏，如银行卡、地铁卡、缴费卡、会员卡、消费卡、门票卡、邮票预订卡等等。卡的种类不一样，功能也不尽相同，但每一种卡都有天文题材可以发掘。我们既可按不同天文主题收集不同类别的卡，也可只收集一种类型卡上的天文题材。如银行卡，中国农业银行1999年发行金穗星座借记卡，该卡以卡通版十二星座为主题设计，深受青少年喜爱，荣获万事达卡国际信用卡组织市场综合大奖。上海银行2008年发行 “十二星座”星运信用卡，以KAGAYA绘制的CG星座艺术为主画面，唯美至极，且每人只限申请一张本人所属星座，增添趣味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收藏难度。值得一提的是中信银行2003年发行的中信STAR信用卡，普通卡名为钻星卡、紫星卡及蓝星卡，分别以昴星团M45、仙女座星系M31（金卡也采用此图）、猎户座大星云M42为图案，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纯天文主题的银行卡，值得收藏。这套卡设计理念以宇宙为主要元素，用充满神秘感的星云代表信用卡新纪元诞生，喻示中信银行为客户提供始终如一的星级服务。

五花八门的小小一张卡，发行历史虽然都不长，但它所蕴含的内容博大精深。请看：长宽符合黄金分割比，大小厚薄适度，手感好，便于整理、欣赏，题材包罗万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人情，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题材，信手拈来都是一篇典故。难怪乎有集藏者感叹，集卡宛如“将世界收藏起来”、“将历史收藏起来”。

下面我们来看看“集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日本磁卡（田村卡）和中国电话卡。

日本磁卡

日本生产电话磁卡的主要有三家公司：TAMVRA（田村）、ANRITSU和HAKUTO，尤以俗称“田村卡”的TAMVRA发行面最广、题材最丰富、收藏者最多，在日本磁卡中最具代表性。田村卡是一张背面有磁性的塑料薄片，每打一个电话，卡上有一个小洞表示剩余金额。目前全世界有21个国家采用过田村卡系统，累计发行超过30亿枚。

日本电话磁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题材丰富、收藏者众。因为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允许企业、个人为宣传自己的产品或纪念事件委托他们生产自己设计的电话卡，比如公司推出一种新产品、乔迁新址、开业纪念、结婚纪念等。所以，即使天文这样一个相当“冷门”的题材，也可以让初集者不用费太大力气就找到成百上千枚，令人大开眼界。在世界上，集卡发烧友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有100多个集卡俱乐部或集卡协会，主要收集品种就是田村卡。

纵观日本磁卡，印刷质量高，画面设计精美，艺术表现力强，很难不让观者产生一见钟情的感觉。看天空中如诗如画的四季星座，是否唤起了你儿时坐着小板凳纳凉数星星的场景？千姿百态的星系星云，不禁让人感叹宇宙艺术大师的巧夺天工；壮观的百武彗星、海尔波普彗星，让我们无比期待21世纪的第一颗大彗星何时出现；“今晚是银河的节日，是半人马节的夜晚”，坐着宇宙列车踏上寻访宫泽贤治的梦幻银河之旅吧，这就是《银河铁道之夜》！星空下的爱情永远是浪漫永恒的，我在地面用望远镜寻找天空的公主，你随着镶满星空宝石的天鹅向着幸福扑来，一张精心设计的结婚纪念卡片让整个世界被我们的爱情感动！在这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上，星空的浪漫与神秘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甚至于恒星周日视运动、太阳在一年中的轨迹等其他藏品中并不常见的天文现象也可以在日本磁卡上找到。

我们可以按照传统的太阳系天体、星系星云、星座、流星、天文建筑等不同主题收集日本磁卡，也可以按照个人兴趣收集，如不同地方的月景、卡通艺术星空、“银河铁道之夜”专题、浪漫星空下的爱情等。得益于庞大的发行数量，收集日本磁卡花费不高。专业卡商从日本批发上千枚只要几毛钱一枚，经过主题筛选后，大部分普通品种只不过几元钱一枚，部分早期品种、量少品种价格较贵，但也多在几十元之内，一般收藏者均可以承受。

中国电话卡

电话卡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只有短短24年，可谓风华正茂。我国于1985年率先使用磁卡电话，此后卡类电话新业务层出不穷，诸如IC卡、200卡、300卡、201校园卡、IP长途电话卡等，到1993年卡式电话遍布全国各地。2000年磁卡退出中国市场后，IC卡成为电话卡的主力军。这些电话卡生逢其时，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成为珍贵的历史回忆。

国内电话卡多数属于官方发行的范畴，设计主题并不象日本磁卡那样可以自由发挥，以记载、反映当时期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经济建设等成就的居多，在天文题材方面涉足领域有限，主要是十二星座、太阳系天体、历史科技名人等方面。

十二星座是相当受电信公司喜欢的一个发行主题，如中国铁通湖北分公司于2003年发行过一套卡通版十二星座的96201电话充值卡、中国电信广西桂林分公司于2006年发行过一套带有魔幻色彩的十二星座201长话卡、中国铁通广西桂林分公司于2007年发行过一套卡通猫形式的十二星座201校园长话卡等等。星座卡的特点是一套枚数多，艺术表现形式多样，画面精美有吸引力，容易引起购买者的兴趣。故星座主题常用于校园卡，受到学生使用者的欢迎。

太阳系天体以反映我们居住的太阳系为主题，如中国卫通2004年发行过一套8枚的“太阳奇观”IP电话卡，采用了NASA太空探测器拍摄的太阳图像，效果震撼。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于2002年发行过一套9枚的“太阳系九大行星”200电话卡，以艺术绘画的形式展现人类想象中的行星世界。随着2006年冥王星的黯然出局，“九大行星”已成历史，收藏这样一张铭记历史的卡片也是别有情趣。

历史科技名人主题上则出现多位我们熟悉的天文学家身影，如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于2000年发行过一套“中国古代科学家”201电话卡，有祖冲之、张衡、僧一行、徐光启等多位天文学家。中国网通天津分公司于2005年发行过一套4枚“世界物理年”IP电话卡，以介绍不同时期的爱因斯坦生平事迹及其成就为图案。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于2005年发行的一套“世界科学家”缴费充值卡开了一个国际玩笑：介绍伽利略的卡片却放了一张达尔文的头像，算是一张哭笑不得的错卡。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有趣的电话卡值得收藏。中国网通江西分公司于2002年发行了一张名为“陪你共道流星语”的异形长途卡，卡片设计成一张听筒的形状，很别致。这张流星主题卡片的设计者不知道是否经历过2001年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灵感突现，很有趣。中国卫通北京分公司在2004年发行过一套10枚“十大天文奇观”IP电话卡，有“乞力马扎罗山上的星光”、“月出西雅图”、“流星与极光”等精彩画面，令人爱不释手。

大多数电话卡发行量较大，价格低廉，易于收藏。比较少见的电话卡包括广州市电信局1995年发行的“彗木相撞”田村卡、北京市电信局1995年发行的“苏颂水运仪象台907周年”田村卡等限量品种，价格较高且不易找寻。

此文已发表在《中国国家天文》2009年第12期

小时候我们都用过火柴吧？划一根火柴，“嚓”的一下，除了对闪出的一团火苗充满好奇，那个小方盒子上贴着的彩色图纸是否引起过你的注意？没错，这就是世界四大平面印刷品收藏之首的火花。现在，就让我们走进火花上的天文世界。

第一排左上、中：瑞典火花，20世纪20年代，贴标，彗星飞过英文字母组成的地球上空。 第一排右上、第二排：瑞典火花，20世纪30-40年代，贴标，三星。 第三排：印度火花，20世纪50年代，贴标，星牌系列，焰火释放的火花和流星雨

火花是世界收藏界公认和邮票齐名的“姊妹花”，它不仅是历史社会的写真纪录，更是对传统时光的一种追忆。有些国家称之为“火柴商标”、“磷票”、“火柴标签”、“火花贴画”、“火柴画片”等，但都不如“火花”富有诗意。说起火花，不能不提它形影不离的同胞兄弟－火柴。1827年，世界上第一盒火柴---约翰·华克牌在英国诞生，作为火柴盒上的贴画，火花也在第一时间呱呱坠地，这比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还早13年，看来火花能够力压邮票、烟标和古玩被誉为四大收藏之首不无道理。火花一向被认为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收藏，瞧，喜剧大师卓别林、美国总统里根都喜欢火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也酷爱收藏火花，而胡适这位一生共获得36个博士学位的大学者，更是被人们誉为“火花博士”。

火花的分类多种多样，既可按照时间顺序分为早期火花（19世纪至20世纪初）、近代火花（20世纪初至中叶）、现代火花（20世纪中叶至今），也可按国内收藏惯例分为古花（清朝火花）、老花（民国火花）、早期花（50-60年代火花）、文革花和现代花等，按品种可分为贴标、卡标、卷标、封标、套标、箱标等，按性质可分为商标火花、纪念火花、旅游火花、宣传火花、广告火花等，倘若要按图案主题区分的话，人物、动物、植物、风景、建筑、文学、艺术等等，基本上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了。

火花的历史简直就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火柴工业开创于欧洲，1833年，世界上第一家火柴厂创建于瑞典卡尔马省的贝里亚城，“瑞典火柴”安全耐用，一度成为火柴的代名词。1865年，火柴开始输入中国，当时称之为“洋火”或“自来火”。在十九世纪，火柴首先以一种新奇商品的身份在市场上出现，价值不菲，使用者寥寥，多为上层人士。这时期的火花图案较为简单，印刷也显粗糙，其内容首先承载了更多厂商意志，代表火柴厂形象的广告商标是图案首选。1877年，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火柴厂－－制造自来火局，中国第一枚火花“马牌”随之诞生。此后，1879年创建的广东佛山巧明火柴厂及其“舞龙”火花，也在早期火花收藏中占有重要地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尤其是20年代“抵制洋货”浪潮的推动，我国民族火柴工业得到迅猛发展，早先作为奢侈品的火柴放下了高贵的身段走进千家万户，开始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出现在每个家庭。为了吸引顾客购买，火柴厂商绞尽脑汁设计出各种五颜六色的图案，并逐渐创新出各种形式、各种主题的系列火花，火柴盒上的小小贴画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媒介。图案漂亮了，品种丰富了，自然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最初的火花收藏者就这样出现了。在早期火花图案中，以风景、喜庆标志、政治事件居多，带有科学宣传性质的科学图案火花在20世纪初期开始逐步出现，包括天文主题火花。

早期及近代火花上表现天文的内容并不多，且形式较为单一，主要反映了原始的天文现象，并抽取出特定意义作为某些象征，如星星、地球、太阳（象征光明）、月亮、白昼黑夜、北斗（象征寿星）、八卦等等。这既是当时科技水平和科学传播深度的一种真实体现，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一个特定时代中天文科学与百姓生活的密近程度。哈雷彗星在1910年的回归曾引起西方世界的巨大恐慌，因为彗尾扫过整个地球，人们担心世界末日到了。有趣的是，被视为历史最佳见证物之一的邮票对此轰动事件竟然没有任何纪录，而火花却做到了，请看上图左上角瑞典“彗星”火花。就中国早期天文火花而言，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号召“振兴中华，实业救国”，大批火柴公司建立，引发了火花的一次孕育高潮。鸿生火柴公司的“八卦”牌、广州星光火柴厂的“星光”牌、济南、青岛振业火柴公司的“日月星”牌、河北泊头永华公司的“地球”牌等应运而生，成为我国早期火花中不可多得的天文题材火花。物以稀为贵，由于年代久远，印制量少，消耗量大，保存至今的早期火花实属不易，上好品相更是凤毛麟角，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中国火花，20世纪60年代，贴标，星球牌火柴，地球、人造卫星轨道和宇宙，在1957-1958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苏联率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对宇宙空间探测的热情，这枚火花生逢其时。广西玉林火柴厂。

在中国，生产火花、收藏火花的鼎盛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大多数天文火花都诞生于这一火花历史上的黄金期。就主题而言，表现最多的是天文学家，从爱因斯坦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国外著名天文学家基本上都在火花上露过面。而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诞生了诸多杰出科学家，擅长表现历史人物的火花自然不会错过这一重要题材，张衡、祖冲之、一行、郭守敬、徐光启、宋应星等等均登上火花。另一个火花常客是星座，尤其是黄道十二星座。美丽的星座形象和神话传说互相映衬，色彩鲜艳，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使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这一时期的各式火花常以套系的形式出现，火柴生产厂家也乐意在正常消耗量的基础上多印刷一些火花出售给收藏者，甚至专门成立火花邮购组为收藏者提供邮购服务，增利创收，一举两得。有实际的消费量为基础，有庞大的收藏者群体为依托，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得整个80年代成为火花的蜜月期，收藏火花堪称当时最时髦的一种兴趣爱好。

90年代以后，打火机和自动点火煤气灶具开始盛行，传统意义上的取火方式发生本质改变，火柴的用武之地大为减少，家家户户备上几十盒火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同时，随着技术水平和审美观念的飞速发展，无论是选题或设计，还是从纸质到印刷，火花都有些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雪上加霜的是，字画、钱币、磁卡、门券等新兴收藏品种日趋活跃，纷纷抢夺火花的市场份额，火花收藏者数量急剧下降，火花只保留了名义上的四大平面收藏之首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夕阳收藏品种，魅力大不如前。此后，虽然每年都有新的火花面世，但失去了实用价值基础的火花几乎成为火柴厂商盈利的主要渠道，动辄一套几十枚、上百枚的大批量、多套数印刷，如此严重的商业化倾向使得火花的收藏价值堪忧。

火花能成为四大收藏之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价格低廉，入门门槛较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多数现代火花的价格不过数元，大多数早期、近代火花的价格也不过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只有极少数早期稀少火花的价格能达到数千乃至万元，这和同类收藏－－邮票（珍罕古典邮票价格可达数百万元甚至更高）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火花价值虽然以时间纵向为序依次递增，但作为主题收藏的横向为序来说，避开价高量少的早期火花，多收集一些价低量多的近现代火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也符合现代收藏的主题化趋势。

以往购买火花的主要途径是从火柴厂商邮购，国内生产火花的厂家最多时有400多家，可现在只剩下了50多家，从厂商邮购已经较为困难。较为可行的购买途径有两条：一是在收藏网站、火花论坛上购买，如淘宝、火花收藏论坛、中国收藏热线等，很多火花藏家都在网上开店、在论坛上进行交流，网络成为火花收藏者最便捷的购买渠道。二是从当地邮票市场、火花展销会上购买，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的马甸、云洲等邮币卡市场里都有专营火花的摊位，部分火花收藏组织还会定期举办火花展销会等交流活动，多留意这方面的信息，必然定有收获。

在一元打火机随处可见的今天，或许很多人已经把火柴遗忘，当然更不会想起火花，这和被城市灯火遮掩的星空是何其相似。成千上万的爱好者之所以钟情于火花收藏，是源自它朴素中透出的淡淡典雅之气、自然中流露的小小情趣之意。喜欢它，收藏它，让火花为我们的天文人生锦上添花。

瑞典火花，20世纪60年代，中标（贴在火柴10盒一小包外包装上的较大贴标），9×7cm，向着太阳走去的儿童。Solstickan是创建于1936年的瑞典慈善机构，它将来自于火柴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儿童。该火花图案由设计师Einar Nerman绘制，图中的儿童形象就是设计师的儿子。（和009构成一组）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和钱打交道，摸出几张纸币买东西，或是从别人那里收到找零。你可曾想过，这纸币上也会有宇宙的身影？没错，星空无时不在我们的身边，即使一张小小纸币也不例外。现在就让我们来探寻一下纸币上的天文学。

如果说邮票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的话，那么货币，毫无疑问地，似乎就是一张更为正式的国家名片。世界上有224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和部分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若以朝代、券别、版次等区分，其数量高达几十万种，主要有纸币和硬币（古钱币）之分。纸币的历史比硬币要短，收藏者也不如收藏古钱币的多，但由于纸币的印刷空间较大，图案丰富，内容多样，不但代表着一个国家当时最高超的印刷技术，还包含着当时社会的风土民情、时代变化、社会发展、历史人物等丰富的内容，有人形容收藏纸币就如同浏览一部百科全书，其言不虚。

流传于收藏界的一个笑话评论西方国家的纸币上只有四种人：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民族英雄，当然，我们知道这只是个玩笑。但毫无疑问，人物是纸币上最常见的图像表现内容，科学是纸币上较为普遍涉及的学科领域。相比较五花八门的邮票而言，纸币的主题图案显然是受到了很大局限，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国货币形象必须考虑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明程度和价值取向，各国货币设计者和决策者的风格和倾向决定了纸币内容。赏玩世界各国纸币得到的感受绝然不同：例如法国是一个崇尚哲学与艺术的国家，所以，在各种面值的法郎上，印有本国作曲家、画家、哲学家的肖像。美国最自豪的是它的制度，而制度的建立者主要靠开明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因此，它就把许多著名政治家的肖像印在了纸币上，如华盛顿、林肯、杰斐逊、格兰特等；美洲以总统为多，也有不少民族英雄和科学家；亚洲、非洲国家则大都以政治领袖、国王为图案；而非洲、大洋洲有着广袤的沙漠、原野、岩石等奇观异境，它们的货币图案会偏爱自然风光和动植物。

作为最古老、最有魅力的科学之一，如果要在纸币上表现科学主题，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天文学，这使得天文学成为纸币上的科学主题中表现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纸币上的天文学主要有这样几种表现形式：天文学家（及其科学成就）、天文仪器、天文建筑和神话传说，尤其以天文学家占绝大多数。能够荣登纸币画面的人物大都是取得卓越成就或对国家有着非凡贡献的杰出人士，因此，纸币上的天文学家很多都是一个国家的骄傲和象征，如哥白尼于波兰、牛顿于英国、伽利略于意大利等等。天文仪器在纸币上的现身，往往是将其作为一种科学领域的研究设备或重要事件中的重要工具，伴随着天文学家或重大事件同步出现，如牛顿和他发明的牛顿式反射望远镜，哥伦布和航海旅行中使用的星盘等，也有单独作为主画面出现的，如伊拉克纸币上的星盘、韩国纸币上的浑天仪、中国纸币上的日晷等，这往往预示着这些天文仪器对该国（包括发钞行）具有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天文建筑主要是指天文台，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天文台更容易出现在纸币上，如东方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韩国庆州古瞻星台，欧洲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丹麦哥本哈根圆塔天文台等。当然，为了表现国家在科学领域取得的先进成就，现代天文台也有机会登上国家名片，如亚美尼亚的比拉干天文台就有幸如此。神话传说主要集中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希腊出现，宙斯、阿波罗等希腊神话中的代表人物纷纷成为希腊纸币的座上宾。

以上四个方面大致构成了“纸币上的天文学”之主要内容，此外，也有特别事件如1999年日全食登上罗马尼亚纪念钞、一战后德国无政府状态下发行的地方代用币等锦上添花的纸币。除去太阳、阳光、星月符号等装饰性图案，单就直接表现天文主题而言，花花绿绿的各式天文纸币几乎全部来源于外国。要说起中国有没有天文纸币这个话题，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使然，天文学较难涉足我国货币，目前所见，唯有民国时期的中南银行纸币例外。中南银行是由印尼华侨黄弈住于1921年创办，系民国时期著名的“北四行”之一，纸币发行量仅次于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其纸币一元、五元、十元等券采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明代日晷作为主图案，乃取一心向“南”之意，用意深远。作为我国古代利用日影测量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日晷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天文的精髓之一。天文国粹得以留存纸币流芳百世，吾辈之幸也。上述纸币所反映的天文学内容，大都涉及到天文学发展历史上或对某一特定对象（国家、银行等）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人物或事件，很多已通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体宣传等途径广为人知。而在代表国家形象、使用频繁的纸币上采用天文学主题，不但体现了一个国家对科学的重视和尊敬，还密切了科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其意义颇为重大。

相较于需要一定财力和学识研究深度的古钱收藏来说，纸币收藏并非阳春白雪；但相较于入门简易、价格低廉的邮票、火花收藏来说，它也不是下里巴人，算是收藏领域里面的“中产阶级”，爱好者可尝试但并非适合每个人。就成本而言，多数天文学纸币的价格还算平易近人，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只有个别高面值纸币和特殊性质纸币属于高价格、高难度的收藏品种。如斯洛伐克1999年发行的5000克朗币，正面是天文学家斯特凡尼克(Milan Stefanik,1880——1919），背面是北斗七星，目前市价是250美元/枚。德国1960年发行的1000马克币，正面是天文学家约翰内斯·舍恩那(Johannes Schöner,1477-1547)，目前市价是1200美元/枚；韩国于越南战争期间（约1970年）发行的一种军用代币券（编号M22），5元面值券的背面是庆州古瞻星台，但世界权威的纸币目录干脆没有标价格，因为太罕见了，以至于无法给出公允价值。其他纸币再贵总还能买到，遗憾的是，拥有这枚天文主题的军用代币券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要为高昂的价格吓住，收藏的魅力就在于保值升值，实质上是在积累一种财富。出于特殊的货币性质，纸币不同于一般的收藏品，多年来始终处于缓急相间的升值通道之中，尤其是已退出流通的纸币（如欧元流通后欧元区国家的原纸币均退出历史舞台），升值空间更大。如同投资房产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地段、地段、地段”一样，收藏纸币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品相、品相、品相”，这是保值升值的重要前提。一般而言，未流通（UNC）的全新品相是最佳选择，绝大多数流通纸币都可以买到全新品相，但对于一些早期货币和已退出流通纸币，8品以上是可以买入的收藏最低限度，但价格要打一定折扣。注意，纸币一旦退出流通，它的价值只会升值不会贬值，所以，买老不买新，看到合适的机会就下手永远不会错。

国家：波兰 币值： 1000兹罗提 年份：1982 价格：2美元 描述：正面为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Mikolaj Kopernik），1473~1543) ，波兰的国家骄 傲，现代天文学创始人，日心说的创立者，其经典论 著《天体运行论》成为当代天文学的起点。背面是哥 白尼日心说描绘的太阳系运行示意图。

对于有心收藏天文纸币的爱好者来说，只要熟悉天文学领域及其对应国家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使用一本纸币目录进行查找或与纸币收藏者多多交流，稍加用心就可以梳理出一部较为完整的“纸币上的天文学”主题收藏。一些大家熟悉的天文题材可能比较好找，比如波兰的哥白尼，纸币上的日月星辰等一目了然的图案。有些就需要动一番脑筋在早期纸币中寻找，比如丹麦1963年的罗默和圆塔天文台。还有一些则属于高难度的天文题材，单看图案是看不出来的，这就需要仔细核对发行资料和相关信息，比如澳大利亚1992年发行的100澳元，背面图案就是天文学家约翰·特巴特(John Tebbutt,1834-1916)。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宇宙”却在各国纸币上，收集和研究天文纸币的乐趣恐怕也就在于此。对初集者来说，一种图案的天文纸币收集一张，自己品赏把玩足矣，虽然这总有收集到头的时候。如果要更为深入一些，可以按照印刷年份、版次、材质等不同变化的版本收集并加以研究，如前述中南银行日晷纸币有1921年、1931年等四次印刷版本，分别交由美钞公司、华德路公司等不同印刷厂印制，纸币上的地名有上海、汉口、天津、厦门等四地，地名印刷还分“大上海”、“小上海”。。。。。。一张纸币显现无穷变化，引人入胜，那就将是一个纸币收藏者毕生的心血和追求了。

纸币收藏的魅力在于其无容置疑的权威性、精美绝伦的印刷质量和丰富多彩的主题内容，如果让神秘、唯美的天文学与纸币交相辉映，我想这个布满星星的夜晚一定会让我们更加陶醉的。

图片纸币据来自个人收藏

已发表在：《中国国家天文》2009.10

图画是生动的描述，影像是鲜活的历史，本文试图从“影像还原历史”这一角度，通过老照片为您展现北京古观象台的历史。

1871年，蛋白■ 相纸，从玑衡抚辰仪角度看天球仪、象限仪， 这是目前所能考证出的第一张观象台老照片。

“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连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这是元代国子监博士、礼部郎中吴师道写的秋季郊游诗《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纪游》中的句子。诗中所说的那座在“疏柳掩映”之中“突兀天半”的清台，虽然描写的是金司天台，但从中也可以领略到北京古观象台的往昔风貌。历经数百年的沧桑演变，如此优美的诗句难掩我们的遗憾之情：在迄今为止涉及古观象台的大多数文章、专著里面，我们阅读着大段的文字，却难觅些许古观象台的历史影像。

著名的英国早期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曾感叹说：“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毫无疑问地，如果能用更多影像还原古观象台的百余年历史，那么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将散发出更为迷人的魅力。图画是生动的描述，影像是鲜活的历史，本文试图从“影像还原历史”这一角度，通过老照片为您展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北京古观象台。

上图：1875■ 年，蛋白相纸，作品第47号：从城墙上拍 摄的观象台近景。 ■ 中图：1875年，蛋白相纸，作品第49号：院中的简仪 特写，可见紫微殿的窗棂破乱不堪。下图：1875年，蛋白相纸，作品第48号：院中的浑仪特写， 可见远处的观象台台景。

1839年摄影术在法国正式发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摄影进入中国的时间并非如想象中那么漫长：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随着坚船利炮打进国门的，除了洋人，还有他们手中的照相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1877）是迄今所知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1844年，他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来华，并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了两广总督耆英的肖像照、广州码头、澳门街景等照片。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和他本人亲自撰写的文字说明，现大部分保存于法国摄影博物馆。因为照片就是所谓的底版，所以每一张银版照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虽然埃及尔在中国的摄影活动极其短暂，范围也很小，但他毕竟是第一个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3-1907）是第一位来到北京拍摄的外国人。1860年，这位意大利人作为战地摄影记者跟随英法联军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由此来到了北京。出于战争宣传的需要，比托拍摄了大量战争场景的照片，尤其以“失陷的大沽口炮台”系列组照闻名于世。在北京，比特托拍摄了城墙、角楼、雍和宫、颐和园、天坛等建筑群，但并没有观象台的身影。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比托没有注意到，还是某种力量阻止了他，或者说拍摄的玻璃底版损坏或遗失等等，总之，比托错过了观象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从1860年开始，西方人终于获得了到中国境内更广泛旅行和摄影的特权，诸多摄影师纷至沓来，开始向北京进发。究竟是谁，又是哪一张，才是北京古观象台的第一次留影呢？这个问题不但困扰了我，也难住了国内外诸多历史影像研究学者。由于年代久远，拍摄者准备上存在不足，早期摄影的诸多信息杂乱混杂，很少有系统性的档案归集，这造成考证辨识上的极大困难。就目前而言，有确凿作者作品对应关系的第一张观象台照片拍摄于1871年，但毫无疑问地，真正的第一张其实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就诞生了，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无法求证。例如，有证据显示，Paul Champion(1838-1877)在1865-1862年间，Georges Morache(1837-1906)在1862-1866年间都曾在北京地区留下过摄影作品，尤其是后者，他曾在北京逗留期间研习医术和天文。很难想象一位学习天文学的业余摄影者不会拜访观象台并拍摄之，但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尚无法将观象台存世摄影作品的年代和作者与这两位联系起来。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0）是中国摄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西方摄影大师。出生于苏格兰一个烟草商家庭的他，于1868-1872年在中国台湾、内陆拍摄，是第一位广泛拍摄和传播中国的西方摄影家，他也是到目前发现的第一位留下观象台影照的摄影师。和埃及尔、比特不同，汤姆逊的中国行程没有教会任务，没有外交使命，没有军事目的，也没有商业驱动，他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拍摄并出版了六本关于中国的大型画册，很好地推广了中国文化，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四卷本《中国和中国人画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4年，伦敦）。

上图：19世纪80年代，蛋白相纸，院落中的浑仪，有 空心十字形护栏。中图：19世纪80年代，蛋白相纸，这个拍摄角度是摄 影师最喜欢的一个角度，因为可以拍到最多的仪器。下图：19世纪80年代，院中的浑仪。

可以想象，汤姆逊被眼前宏伟的观象台建筑和精妙制造的仪器吸引住了，他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为我们记录了珍贵的观象台早期影像，一共拍摄了六张照片。第一张系两架天文仪器：赤道经纬仪和天球仪。此图先后刊载于《中国和中国人画像》（第四卷，1874年，伦敦）和《透过镜头走遍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第238页，1899年，伦敦和纽约），也在以后的汤姆逊摄影作品介绍中被引用次数最多，可谓是其代表作。第二张系黄道经纬仪龙纹特写，刊载于《马六甲、印度支那和中国海峡》（The Straits of Malacca,Indo-China and China，第516页，1875年，伦敦）。第三张系天球仪和黄道经纬仪。第四张系庭院中的浑仪，此图首先刊载于《中国和中国人画册》（第四卷，1874年，伦敦），并以铜刻图的形式刊载于《马六甲、印度支那和中国海峡》（第518页，1875年，伦敦）。第五张天球仪和黄道经纬仪与第三张角度类似。第六张是庭院中的简仪和汤姆逊的中国助手阿昆（音译，Akum）。除了上述提及之外，第三、五、六张均没有在汤姆逊的画册中出现过。通过《中国和中国人画像》的描述，我们看到汤姆逊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观象台的崇敬之情，并为西方传教士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这也是观象台第一次以照片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出版物上。

1870年5月，又一位杰出的西方摄影师来到北京，他就是英国工程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以系统性拍摄圆明园而闻名于世。现在都认为查尔德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因为他出售自己的摄影作品。然而摄影从来不是他的正式职业，英国海关聘查尔德为工程师，在北京总稽查处负责燃气工作。看来摄影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显然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业余爱好者。在1870-1889年间，查尔德在北京的逗留几乎没有间断过，这使得他可以在其业余时间里创作出大量北京的人土风情照片，包括大量的现今已荡然无存的一般性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查尔德在中国摄影史乃至文化艺术史上的贡献在于，他为北京地区的诸多大型建筑物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摄影图录和专题摄影，保留了完整的北京城市形象资料。同时，他的作品一般会在底版上签有自己的名字，时间，拍摄对象的名称等，这样，大量的特定时间的拍摄地点的状况便被保存了下来，并可用于对其他北京早期照片做拍摄时间考定。查尔德的照片在用光、构图、拍摄时间等方面都比较讲究，有很高的摄影艺术价值。加之查尔德非常富有商业头脑，他进行系统性的拍摄，有系统性的整理，所有摄影作品都被编号出售，每一处标志性建筑群都有一组专辑摄影作品，例如城墙系列8张，紫禁城系列14张，天坛系列7张，明陵系列5张等等。因此查尔德的摄影作品流传广泛，社会影响力巨大。

查尔德在1875年间留下了一组观象台摄影特辑，共9张，在他的作品集中，编号为第46-54号，这些照片都是蛋白片，大小均为26×20厘米左右（10*8英寸），裱嵌在硬纸板上。他之所以比汤姆逊拍摄了更多的观象台照片，首先是因为他的摄影目标更加直截了当，力图反映北京建筑群的全貌，尤其是标志性建筑，例如观象台这样一处融西方智慧于其中的东方建筑。其次是由于他的摄影思想更加关注于拍摄物本身表现出的内在意义，例如龙纹装饰的青铜仪器所蕴含的科学与艺术巧妙结合等等。在查尔德的观象台系列作品中，我们真实地看到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元气大伤的晚清所呈现出的一副破落情景：堂堂国家天文台，昔日清皇室最为仰重的观天通灵之所，却城墙四处开裂，野草丛生，纸糊的窗棂破洞频现，萧零之景无人理管，令人不忍再睹。这一年同治驾崩，光绪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外国军队大举进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再签署，国家陷入政治腐败的内忧外患之中，此组照正是一叶秋而知天下的真实写照。

必须要提及的是，在1880年之前，摄影师采用的普遍是流行的湿版摄影法，相机有1立方米那么大，不仅需要随身携带笨重的玻璃底板，还必须在拍摄现场涂布玻璃底板，现场显影和定影，因此需要随身携带移动暗房（一般是帐篷）、各种药液甚至干净的清水。汤姆逊和查尔德等早期摄影家每次拍摄都需要雇佣8-10名脚夫和驴来背负笨重照相器材，还要应对中国人当时对摄影术的敌视和误解，故所得之照均来之不易。

19世■ 纪80年代，蛋白相纸，放置在院中的简仪

1890年～1900年，从内城墙拍摄的观象台城墙，此角度较为少见

20世纪10年代，该图像中并没有出现纪限仪，观象台尚处在痛苦的20年之中。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开始流行立体相机，这种特制的相机有两个镜头，间距和人类双眼的间距相近，可以同时拍下两张照片，把这两张照片同时置于专门的观片器上就能看出被摄场景的立体效果，堪称立体电影的鼻祖。这种比普通平面照片更加真实的感觉风靡西方世界，一时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为满足西方民众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各大报社和出版商纷纷向中国派出商业摄影师或委派旅行者，将他们拍摄的中国题材立体照片制作成套装出售。在众多到中国旅行的摄影师中，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在北方摄制了大量战争、百姓生活方面的立体照片。1901年，美国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制作发行了利卡尔顿此行拍摄的一套100张立体照片，并出版了《从立体镜头看中国》（China:Through the Stereoscope）一书，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了观象台的身影，即第89-90号作品。这位向爱迪生提供灯泡用竹丝的发明家在书中描述说：“这座著名的天文台，所有介绍北京的书中都会提到，所有渴望看到新奇事物的人都想去那里参观，这些天文仪器都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可见观象台对西方人的诱惑是非常大的。

1900年以后，摄影技术转向效率更高的银盐相纸，那些珍贵的早期蛋白照片开始成为收藏品。1912年进入民国时期，到北京进行摄影活动的摄影师数不胜数，对观象台的摄影纪录更加丰富多彩，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澳大利亚摄影师乔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在10-20年代、德国摄影师汉茨-冯-佩克汉默尔（Heinz Von Perckhammer，1895-1965）在20年代、澳大利亚摄影师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1908-1991）在30-40年代等等。这一时期的观象台摄影作品在职业摄影师那里已不再显得零乱，作者与拍摄年代等数据的整理和归档已井然有序。如果说19世纪末之前，摄影最首要地被看作为记录工具的话，那么走进20世纪之后，当摄影成为新闻或家庭娱乐的补充后，这一传统便消失了。摄影不再像当初那样是少数人的游戏，观象台终于走进每一个人的镜头里，成为我们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段记忆。

对古观象台老照片的探究就此暂告一个段落，目前所能见到的老照片广泛分散在世界各地，从国家档案馆到大学图书馆，再到私人收藏，其数量相信将以万计。就目前来看，社会各界对于老照片的收藏热正在不断升温，1900年以前的早期蛋白照片价格普遍上升至五位数，而查尔德拍摄于1875年的一组六张圆明园老照片集在2008年拍出95.2万元的高价，老照片的魅力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专题化的老照片研究有着丰富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也更容易让研究者体会到一种历史沉淀下来的氛围，一种文化交织的意境。本文对北京古观象台老照片的初步探讨仅作为某种形式上的启蒙，期盼更多的影像史料苏醒，让一个栩栩如生的古观象台成为中国天文最好的形象大使。

文章已发布在《中国国家天文》九月刊

科学编辑：老孙

注释：作者系上海启明星天文爱好者联盟理事，科学松鼠会特约作者。仝冰雪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文中所有照片均来自私人收藏。有兴趣看更多作者收藏图的可以到作者博客

日全食，这一大自然的神奇之作，堪称地球上所能看到的最壮观天象。无数目睹过一次日全食的人如同着了迷般发疯似地爱上了它，不惜一切代价，要做一个满地球追着日全食跑的ECLIPSE CHASER。

2008年8月1日，机会来了!21世纪中国境内首次日全食隆重登场。此次日全食属于沙罗126系列的第47次日食，太阳最高高度为33.5度，食分为1.039，全食最长持续时间为2分27秒。月球的影子始于加拿大北部，掠过格陵兰岛，穿过北极圈，经过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从俄罗斯、蒙古及中国交界的阿尔泰山进入中国境内，途经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在日落时分结束于河南。

包括上海天文台发起的“新疆哈密上海日全食远征队”在内，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1371名天文工作者、天文爱好者和游客云集中国最佳观测点之一的新疆哈密伊吾县苇子峡乡共赏宇宙奇观。

上海远征队的故事，就从2008年7月28日开始……

2008.7.28-29  踏上丝绸之路

 
夜色降临，带着第一次观测日全食的激动和喜悦，上海日全食远征队一行56人踏上T52次特快列车向着梦想的方向飞驰而去。窗外风景不断流逝，车轮和钢轨的亲密接触发出咔咔的声音，整整31个小时，火车就是我们流动的家。

走到别的车厢串门，却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钱汝虎老师也在车上！原来钱老师和我们碰巧同行，到甘肃金塔继续无线电“听”日全食的尝试。谈笑风生间他说起1997年搭乘火车专列至漠河观赏日全食的经历，颇有一番英雄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许再过十年，我们也可以自豪地回忆起“丝绸之路赏日食”的点点滴滴，这可是一个eclipse chaser的成长起点！

2008.7.30  久旱逢甘霖

凌晨3时，列车准点到达嘉峪关，谁也没有想到下火车的第一件事情是打伞，因为下雨了。湿漉的空气，光滑的路面，走起路来都要小心翼翼，天凉，心头更凉。对西北地区来说，雨，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但对我们来说，千里迢迢赶来观赏日全食，却在到达第一天披起雨衣，颇为哭笑不得。当地百姓宽慰我们说下雨会带来好运，一想也就释然，还好日食不是现在发生，否则被这么迎头一浇，只能欲哭无泪打道回府。后来看当地报纸得知，在嘉峪关这个年降雨量只有85毫米的地方，竟然这一天就下了20毫米！

天公不作美，队友也出了点小意外。长途奔波颇为辛苦，一位记者感到身体不适，路面湿滑，一位老师不慎滑倒。全队上下同舟共济，纷纷施以援手，万里远征第一步可不能倒下啊。

度过一个艰难的清晨和一个郁闷的上午，我们一路急行，来到沙漠绿洲－敦煌。天空还是阴沉沉的，不过雨总算停了，心头暖和一些，玩兴大起。骑骆驼，爬鸣沙山，开沙地摩托，在月牙泉边偶遇星星小飞侠PK，侃起他最爱拍摄的“嘉峪关和星空”主题，早上沮丧的心情似乎烟消云散了。

2008.7.31 透蓝透蓝的天

早上被窗外的光亮唤醒，拉开窗帘看到满天的白云层层叠叠，顿时喜出望外。精美绝伦的莫高窟壁画似乎勾不起大家的兴趣，我们迫不及待地向新疆哈密进发。

进疆的路颠簸得厉害，宛如坐上按摩椅，于是消却了打瞌睡的念头，索性关注起天空云层的变化。昨天的阴云悄然隐退，白云粉墨登场，越向西，浓密的白云便越是稀疏，来到甘疆边界的星星峡收费站时，天空已经显现出诱人的蓝色，一小朵一小朵白云点缀在蓝天上，就像小甜点，真想一口把它们全吃掉。

晚上20点抵达哈密，天空透蓝透蓝，不见一朵云彩，心情那是相当地舒畅，仰面长笑：天不负我也。来到火车站旁边的旅馆，匆匆放下行囊，赶去和网络上结识的哈密邮局日食纪念戳设计者见了一面，相见恨晚。想想真是不容易，人海茫茫，为了日全食，为了集邮乐趣，不远万里，相遇相识，顿生惺惺相惜之情。回到宾馆，手写百枚明信片，敲纪念戳，贴邮票，折腾至凌晨3时，虽然手忙脚乱倒也井然。

2008.8.1决战日全食

胡乱睡了几个小时醒来，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那比啃了十只羊腿还兴奋。前进，前进！目的地伊吾县苇子峡！半路上在白石头这个地方小憩，路标指示巴里坤和伊吾，鬼失神差般拍了个特写，就是这一前一右90度，让我们与日全食幸运相会，此乃后话。

日当正午，终于到达此行终点－哈密市伊吾县苇子峡观测基地。但见一排一排的绿色帐篷蔚为壮观，感觉象军营，不知怎的，想起《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连营。此刻心情大悦：烈日如火，烧吧，总比下雨水淹七军好。

抬腕一看手表，日全食倒计时6小时，心情激动得有些紧张，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走路开始一溜小跑，一分钟恨不能掰成两半来用。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寄发日食邮品，我先抱着一大叠明信片来到临时邮局，买了当地印制纪念封，敲上纪念戳，还和国外爱好者交换纪念版明信片。邮局同志看着我带去的各种面值的邮票和这么多自制明信片啧啧称奇，寄国内，寄香港，寄美国，一个都不能少。

回到帐篷小憩片刻，力气大增，于是扛着三脚架和各种设备出发去观测点。正是下午最热的时候，烈日当空，无遮无挡，用那句经典电影台词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走着走着人就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软绵绵的，觉得哪里不对头，一看原来是远足鞋的鞋底抵挡不住滚烫沙地的煎烤，脱落了一半！轻伤不下火线，马上卸下鞋带，绕了一圈又一圈，勉强绑住。此后几天就这样狼狈地“一瘸一拐”，一直坚持回到上海，此鞋可立一等功。

太阳历广场是伊吾县专为日全食观测新造的景观广场，大部分观测者都集中在那里观测。车流如织，观测者众，大炮小炮纷纷架起，直指天空，场景颇为壮观。16时许，进入观测阵地，撑开三脚架，架起相机，万事俱备，只欠月来。闲暇无事，抬起头饶有兴趣地数天空中不时飘来的朵朵白云，单调的蓝天增添些许生动，美景如画。

18时09分，羞答答的月亮现身，宇宙大戏的帷幕终于拉开。按照预定时间表，我一边掐秒计数，一边注视着相机取景器，按照每隔3秒揿一次快门的频率拍摄。

突然间注意到太阳右边出现极其微小凹进，此时有人大喊：“初亏开始了！”多台相机纷纷发出喀嚓声，现场一片欢呼，日全食终于开始了！大家纷纷戴起日食眼镜抬头仰望，此时肉眼还看不出太阳边缘变化，五分钟后再看，已能看到明显的太阳缺口。

除了按部就班地定时拍摄逐渐被月亮吞噬的“缺日”，从初亏到食甚是一个戏剧化般焦急等待的过程。缺口越来越大，可云彩也越来越多，只见大片大片的云朵直扑而来，而且离太阳越来越近，方才欣赏云彩变化的轻松心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顿时紧张起来：万一食甚时刻太阳被云挡住，那可真是莫大的悲剧啊！天公不会这么残忍对待我们这些不远万里赶来观赏的虔诚者吧？

话音未落，一片厚重的云渐渐吞没太阳，后面的云朵一片一片接踵而上，弯弯的太阳在云层中时隐时现。现场顿时阴暗下来，有些起风，明显感到气温下降，蓝色的天空逐渐向深蓝过渡，减光相当明显，不用滤光膜都可以直接拍摄。观测现场一片哗然，离食甚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了，就这最最关键的几分钟，千万不能功亏一篑啊！有人带着颤音大声叫道：“太阳太阳快出来！”，有人着急地打电话询问其它观测点的情况，还有人甚至激动地跪在地上伸开双手祈祷奇迹出现。忽然听到一声鸟叫，一只鸟从旁边瓜地里腾空而起向远方飞去，紧接着另一只也跟着飞走了，难道它们想去驱赶云层吗？

19时05分，太阳只剩一个弯弯的牙。就在这倒计时3分钟的紧要关头，太阳从云层中顽强地钻了出来，最激动的时刻终于要到来！19时08分，细细的一道日牙几近消失，有人大喊：“撤膜！用肉眼看取景器，感觉眼睛可以接受了就按快门！”我迅速拿下滤光膜，狂揿快门，只见贝利珠转瞬即逝，一个奇妙的黑色光球呈现在眼前。

日全食真正的高潮只有两分钟不到，虽然事先心里做好了惊叹的准备，但食甚的一刹那我还是禁不住目瞪口呆，那场景足以一百次震撼我心：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光芒，天空中悬挂着一颗发着白光的黑色光球，左上角是闪耀着光芒的水星和金星，满天翻滚着镶金边的云朵，右边的天际线泛出红色，而左边是白雪覆盖的天山，整个天空从中央的深黑色到两边的深蓝色、浅蓝色逐渐过渡，乃至紫色、浅紫色再到天边的浅红色，整幅画面给我的感觉恐怕只有“魔幻”两个字可以形容！再从取景器里细看，太阳左边有一大片紫红色，右上角一个大大的日珥呈现了出来，一圈日冕慢慢铺展开来。一时间，心跳加速，热血沸腾，微微颤抖的手下意识地不停揿快门，我感觉我已经不属于我了。

现场不断传出惊叹和尖叫声，这一场景我无法找到更合适的语言来形容，除了震惊，还是震惊。目视欣赏有些魂不守舍，猛然想起要用摄像机拍摄现场全景，抄起机器转了一圈360度后又转了一圈，再向相机冲过去，一丝光亮猛然划过天空，生光了！短短两分钟的食甚高潮就这样结束了，实在感到意犹未尽！检查摄像机，发现我刚才竟然没有揿下拍摄键！太激动了？太忘我了？看傻掉了？一阵晕眩，懊恼之情溢于言表，仿佛那时间里我中了太阳施展的魔法！

天空逐渐亮了起来，气温慢慢回升，云层也更加嚣张，只几分钟时间，就索性把表演结束还来不及退场的太阳完全遮住。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欢呼雀跃，如释重负。果然天遂人愿，观测成功！还在拍摄复圆过程的时候，接到友人电话，说巴里坤观测点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食甚两分钟时一朵云正好挡住了太阳。我倒吸一口冷气，暗自庆幸伊吾的棉花糖走得快了些，让我们没有错过食甚高潮。笑了苇子峡，苦了巴里坤，悲喜两重地，一前一右90度，谁知只差百里罢了。

日食结束，留影的留影，喘气的喘气，写稿的写稿，我拖着被大漠烈日晒化半只鞋底的远足鞋一拐一拐跋涉在滚烫的沙砾地上，不断大口地呼吸新鲜的沙漠空气，恨不能把自己粘在苇子峡的大地上，只想多一分多一秒把这景色留住。

晚上就地宿营，凉风习习，羽虫飞扬，此生所见最漂亮的星空欣然登场。根本不用适应黑暗，这是一片纯粹的夜空，满天繁星仿佛触手可得。走出帐篷就能看见一条光带铺在头顶，蜿蜒的结构清晰可见，木星光耀，人马昂首，天蝎傲然，此情此景，怕是若干年内都无福享受了。

2008.8.2　完美收官

在离开苇子峡观测地前，所有队员来到太阳历广场拍摄“全家福”留念，在广场中央一个日晷形状纪念碑上刻着我们观测地的地理坐标：94°50”48.7’E 43°27”09.7’N。

难忘的新疆日全食观测之旅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惊险，完美，此生无憾。

宇宙的神奇力量造就了日全食的磅礴大气，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日全食的壮观之美都是难以穷尽的，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远征的收获都是徒劳的：它不仅比我们想象的美，而且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美。正如两千年前凯撒大帝那句“Veni、Vedi、Vici”一样，我们也可以自豪地大声宣告：“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2008.8.3相约上海
 

回家了，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准时起飞，目的地：上海。飞机在平流层安稳飞行，闭目养神之间却仿佛穿越一场时空旅行，让我的心情再度激动起来。是的，2009年7月22日，长达5分钟的日全食造访上海。这座城市上一次见到日全食是四百年前的1575年5月10日，下一次见到日全食将是三百年后的2309年6月9日，简直又是一个奇迹。

来吧，让我们一起相约上海，不见不散，追逐那五分钟灿烂的黑暗！

（作为2009长江日全食的热身，在此回顾2008年8月1日新疆日全食的观测经历，是为前传。此文已发表在《自然与科技》2009年7-8月号。摄影者：文哲思、林清、周京磊、魏彬武、郭纲、格致中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