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松鼠会 » seren http://songshuhui.net 让我们来剥开科学的坚果 Sat, 26 May 2012 04:36:21 +0000 en hourly 1 http://wordpress.org/?v=3.3.2 危境存印，往事留痕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61733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61733#comments Wed, 09 Nov 2011 06:51:00 +0000 seren http://songshuhui.net/?p=61733 本文作者：seren

你是否想过，在你记忆稀薄的混沌时期——胎儿期与幼儿期——所发生的一切，竟能悄悄书写你命运的篇章？许多在生命早期经历了不幸的历史事件的孩子，在医学与流行病学的研究上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供学者们研究并重新思索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环境如何左右人群的健康？生命早期的某些经历何以影响一生？

早早写下的命运？

要探究早期生活与一生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就不得不从南安普敦大学的戴维•巴克尔（David Barker）教授说起。正是他首次发现：某些成年、甚至老年的疾病也许与胎儿期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86年，巴克尔在整理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出生与死亡记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上世纪二十年代婴儿死亡率高的地区，到了六七十年代后，也正是心血管疾病致死率高的地区。他于是大胆推论：既然高婴儿死亡率往往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出生于这类地区的人们很可能在人生早期就经历了营养不良，而这就成为了他们成年后心血管疾病高发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类无法细究到个人的笼统研究，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巴克尔却为此着迷，继续探寻下去。

巴克尔与同事追踪了五千多名出生于1911-1931年的英国婴儿，发现那些出生重量轻的孩子[1] ，在成年后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概率特别高。这篇文章发表在著名杂志《柳叶刀》上，被广为引用。由于出生重量常常被看作是胎儿在母体内营养状况的指标，巴克尔认为这证明了慢性病与生命发展最早期的营养状况息息相关。他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前行，将研究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一系列疾病。正是由于这些研究，“都哈理论”开始引人注目。（都哈理论：DOHaD，Developmental Origin of Health and Diseases，“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理论）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家受此启发，近入此行，做出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

然而，此类研究也受到许多质疑。有人认为他们所用的统计方法有重大谬误，有人则指出实验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还有人指责巴克尔爱对研究结果进行过分解读。此外，母亲的营养状况毕竟只是影响出生重量的诸多因素之一，要从巴克尔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得出“胎儿期营养不足导致后天慢性疾病风险增高”的因果结论，实在勉强。然而，若要证明因果关系，流行病研究中的“金标准”是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可是，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都不可能将怀孕的母亲作小白鼠般对待，分组进行营养配给管制的实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不幸的历史事件却成为难得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饥荒：持续的影响

对于阿姆斯特丹的人民，1944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严酷。

秋天，在解放荷兰南部后，盟军北上阿姆斯特丹的步伐受阻。荷兰流亡政府策划铁路工人大罢工，支持盟军，而纳粹德国则对荷兰西部食物运输进行了管制。十一月，限运刚有缓解，寒冬就毫不留情地袭来，冰冻运河水面，运输船只无法通过。此时，由于战争，荷兰的农业与运输业都一片凋敝。阿姆斯特丹城中，饥荒开始了。

十一月下旬，食物配给额跌到每人每天1000卡，到了来年二月，这一数字几乎折半，进一步降到580卡(根据西方现代标准，一名健康的普通女性在维持正常运动水平的情况下每日至少需要1800卡的能量)。饥荒在初春渐有缓和，到了五月，阿姆斯特丹终于解放，食物供给迅速恢复正常，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上万人未能熬过寒冬，死于营养不良。正如巴克尔的研究所暗示的，那个悲惨的冬天在那些不幸（或有幸？）出生在饥荒中的上千婴儿的体内书写下了特殊的印记。

[这本书讨论的正是荷兰饥荒]

有关荷兰饥荒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发表在1976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者发现，在三十万名参军入伍的荷兰男青年中，那些母亲在怀孕早期经历了饥荒的人更易得肥胖症，有趣的是，那些在胎儿后期或者在出生后才经历饥荒的人中，却没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这首次提醒人们：也许在怀孕期间，某些时期的胎儿对营养状况特别敏感。2000年，又一批研究者发现，在胎儿发育早期经历饥荒的荷兰人中，冠心病的普遍程度达到从未经历饥荒人群中的三倍之多。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家们对这一人群的研究从未停歇。他们发现，在胎儿期经历饥荒与许多成年后的慢性疾病都有联系，其中包括：血糖不耐受（与糖尿病有关的指标）、高血压、高血脂、甚至乳腺癌、精神分裂与认知衰退。所涉疾病之广，令人惊叹。

荷兰饥荒研究，恐怕是类似研究中最密集也最著名的一类。然而，某些学者以二战中列宁格勒所经历的饥荒为研究对象，就未能发现相似的结果。虽然这一研究在样本大小和设计中都有为人诟病的缺陷，似乎不足以对荷兰饥荒的研究结果提供有力的挑战。可是，若对特定人群的研究结果不能在其他人群中被重复验证，就很难在科学上站稳脚跟。

在荷兰饥荒结束的十五年后，一场现代史上的空前灾难降临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一系列全国性的重大政策失误之后，加上局部地区受到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各地出现大面积农业减产。在全国各处，尤其是农村里，田园荒芜，饿殍满地，“万户萧疏鬼唱歌”。在其后的三年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虽然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总是数以千万计。

近十年中，随着出生于那段历史中的婴儿步入中老年时期，关于中国三年饥荒的研究也开始慢慢浮现出来，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提供了对荷兰饥荒研究的支持。曾有不同的研究小组，或使用全国性人口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的数据，或对某一个地区的医疗记录进行调查，都发现出生于、或在生命早期经历饥荒三年的人比那些生于饥荒之后的人更易肥胖。而且这一现象在女性中尤其明显，并且几乎仅限于受灾严重的地区。而另一项研究发现，在重灾区，出生于饥荒中的人群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可以达到生于饥荒前、后的人群的2-4倍。饥荒的作用不仅限于代谢相关的疾病，一项在安徽芜湖的研究显示，出生于那三年中的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可以达到出生于饥荒前、后的人的两倍以上。

这些数据固然触目惊心，可是科学家们却并不满足于找到相关性，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

预测与现实的鸿沟

让我们再次回到巴克尔，他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英国，随着上个世纪人均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持续上升。可是令人难解的是，如果它真是一种“富贵病”，那为什么这种疾病却在英国的贫困人群中更为普遍呢？这富裕与贫困之间，有着怎样的微妙联系与共同作用呢？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国家往往有着极好国家公共卫生系统，以及覆盖全民的出生、死亡、以及长达一生的健康疾病的记录，为流行病学家研究人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巴克尔从医院中找来三千多名生于上世纪初的男子的出生档案，并在他们的小学文件中获得每年的身高体重数据，又根据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在国家死亡记录中找到死于冠心病的那些人。在对这些海量数据的分析中，一些有趣的现象浮出水面。

巴克尔首先证实了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出生重量轻的婴儿死于冠心病的可能性更高。然而，进一步将小学的身高体重数据加以考虑后，他发现，那些出生时轻而小的婴儿，如果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迅速成长，体重指数（BMI）很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同龄的孩子，而这些人成年后死于冠心病的风险尤其的高；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是出生时重量较轻，却一直保持低体重的话，他的冠心病风险并不比那些出生重量正常的孩子高上太多。

相似的现象，在对饥荒研究中一再被证实。在饥荒与慢性病的关系中，胎儿期的经历只是拼图中的一片，要加上后天的环境与成长才可窥见全图：出生于荷兰饥荒且成年后患有肥胖症的人，与仅出生饥荒却保持苗条或未经饥荒却患肥胖症的人相比，糖尿病的风险都有提高。相似的，在出生于中国三年饥荒且成年后经济条件富足的中国农民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竟达到仅生于饥荒、或者仅享受成年后富足生活的人群的4-2倍。

为何后天良好的环境反而会恶化胎儿期不良环境对人体健康的负作用？

针对这一困惑的研究发现，巴克尔在1995年提出“节约表型学说”（The thrifty phenotype）。他认为，如果一个生命体在胚胎早期因为各种原因发育不良，它就会以为自己一生都将面临这种恶劣的条件。为了适应环境，这个生命体往往会发育出一些节省或高效利用能量的性状，以期获得生存的优势。这本来是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利器，然而如果恶劣的后天环境并未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测之间的失衡不但使得那些“高效”的性状毫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了危害我们健康的凶器，让我们变得肥胖臃肿、无法有效调节血糖、最终患上心血管疾病。巴克尔预言，当占有大半世界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得到发展、并开始采纳高油脂高热量的西方食谱与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后，已经生而具有“节约表型”的人群，将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

而且，胎儿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营养和代谢。正如荷兰于中国饥荒的研究告诉我们，饥荒还有可能导致神经上的病变。许多神经与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生命早期的经历对人的行为与心理的影响都相当巨大。在这个领域，又有一项重要的研究基于罕见的人间惨剧：在对怀孕时经历了911的美国妇女以及她们的后代进行检查时，科学家们对那些在911之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女性与911之后并未发展出任何心理疾病的女性相比，发现前者所生孩子的唾液中皮质激素水平明显高于后者，而皮质激素是一种对应心理压力的激素。这就暗示着也许通过某些机制，孕妇能把自己的“压力”传递给孩子。

从巴克尔的假说出发，这一结果似乎也有合理之处：如果怀孕的母亲感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令自己感到不安的压力，她很可能也向胎儿传递了“这个世界很危险”的信号，而后代多分泌一些对应压力的激素，自然是对抗这个危险世界的最好方法之一。至于皮质激素的长期升高，在高压力高强度的现代社会里会带来多少健康问题，却是自然选择机制无暇顾及的问题了。

种种初看来似乎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其实正透露亿万年来，物种如何适应自然、延续自身的一线天机，也为人类反思自己应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提供了关键的信息：了解先天与后天营养、生长之间的关系，明了胎儿时期的经历并非决定因素，有助于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毕竟，即便我们无法改变出生前已经经历的一切，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健康的饮食、控制体重的增加、进行适度锻炼，防御慢性疾病。我们的命运里关键的一环，依然握在自己的手中。而那些有着不幸经历的人们，在环境为他们的人生刻上印记的同时，也为我们不断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纵深关系，添上了无法抹杀的一笔。

[1]. 实际上，巴克尔的这项研究也调查了一岁时的婴儿重量，发现它与心血管疾病有相似的关联。

]]>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61733/feed 16 害怕让我们变“迟钝”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7432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7432#comments Mon, 25 Jul 2011 21:28:48 +0000 seren http://songshuhui.net/?p=57432 本文作者：seren

“如果你是一条狗，把另一条狗的叫声当做狮子吼是一件可耻的事，你可能因此失去一个朋友；但是将一声狮子吼当做一声狗吠，则可能要了你的命。”

从很早开始，科学家们就知道，对危险的恐惧和对奖励的期盼会长久性地改变我们的大脑。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总是不断地从或好或坏的经历中学习、成长，并获得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那些厄运与好运教给我们的事情，常常至关重要。

　　在这种学习中，异常关键的一环是学会识别与危险或奖励相关的那些信号，譬如深夜旷野上传来的数声嚎叫，也许意味着狼群的出现；而随风飘来的一缕香味则很可能暗示着有美食在近旁。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更是求生的本能。既然这种识别与学习是如此意义重大，应该越准确无误越好吧？

　　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并非如此。在某些时候，千万年的物竞天择，替我们选出的，也许正是那些得低分的“后进生”。这样有利于我们这个物种生存发展的机制，有时候却会给个体带来痛苦的困扰。　　

　

　胆小的实验室猴子

　

　在实验中，猴子对待可能的奖励，看准条件才出手，而对待可能的惩罚，则是绝不掉以轻心。


　　　　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杂志上的一篇不到一页的文章，记录了一个有趣的实验。美国华盛顿的一位神经心理学家艾略特·赫斯特（Eliot Hearst）对五只猴子进行了训练，使得它们学到两项重要的“实验室技能”：它们必须每十秒钟按一次杠杆，才能避免电击；而同时，如果它们不停拉拽天花板上垂下的一根绳子，则可以得到食物奖励。在学习奖惩制度时，实验室的光照条件，一直在最亮的一档。

　　当猴子们学会这套技巧后，科学家改变了实验的条件——他开始调节实验室的灯光，而且，当室内光照低于最高亮度时，无论猴子是否摆弄杠杆和绳子，都不会有任何后果。赫斯特发现，猴子很快明白了“光线变暗时，不管怎么样都没有东西吃”，所以，它们只在强光下才不断地拉绳子。

　　然而，对于电击与杠杆和光线强弱的关系，猴子却似乎无动于衷，不管光线强弱，它们都保持了按杠杆的习惯。

　　换言之，这些猴子对待可能的奖励，讲求的是看准条件才出手，可是对待避免惩罚的态度，则是过分谨慎，绝不掉以轻心。

　　也许是限于篇幅，赫斯特并未对这种现象的含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只是简略地提及在临床上，患有焦虑症的病人往往对身边各种刺激信号都显得高度敏感，与害怕电击的猴子做法，似乎有相似之处。

　　当然，赫斯特的实验对象并不是人，而且光照条件更是背景环境，而非引发奖惩的刺激，要想把这一实验结果推到人类身上，似乎还远远不够。　　

　　

恐惧误导了感官

　　研究发现，被试者将声音频率与香臭联系在一起之后，他们对与臭相关的声音的辨别能力大大下降，将许多相似但是频率不同的声音都归为“臭”类。

　　去年，以色列科学家罗尼·帕兹（Rony Paz）的实验小组在国际神经学权威期刊《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新研究。他们发现，在相似的心理训练中，被试者对奖励和惩罚的学习“态度”，果然大不一样。

　　这一次，他们的实验对象是39名健康的年轻人，而实验分为培训和检验两个阶段。在培训阶段中，被试者会听到频率分别为高（700赫兹）、中（500赫兹）、低（300赫兹）的三种声音，而这三种声音分别与“罚钱”、“没有后果”和“发钱”联系在一起。

　　科学家同时向被试者提供了两个按钮，当他们听到“罚钱”音时，如果快速按下正确的按钮，就可以避免损失；而当他们听到“发钱”音时，也必须要按下另一个按钮，才能获得奖励。如果是“没有后果”的声音，则什么也不用做。实际上，损失和奖励的金额都不大——每次只约合人民币一元钱。

　　通过培训，被试者掌握了按钮和声音高低的关系，在他们的头脑中，特定的按钮、音频和经济得失被联系在了一起。现在，实验进入了检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被试者将听到许许多多频率高低不同的声音（从100赫兹到900赫兹不等），而且在他们面前，除了原先的两个按钮之外，又多出了一个新按钮。

　　被试者被告知，如果听到刚才学习到的“罚钱”音，就要赶快按下“罚钱”键，而若听到“发钱”音，则需按下“发钱”键，如果听到既非罚钱也非发钱的声音，则按下新的按键。在这个阶段，只要他们按下正确的按键，就会得到奖励。

　　实验的结果显示，被试者对“罚钱”音的分辨水平，远远低于他们对“发钱”音的分辨水平。他们常常把频率与“罚钱”音相差甚远的声音也错认成惩罚的符号，按下了“罚钱”键，而这种错误，在听到“发钱”音时则较少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项研究的检验阶段里，无论被试者听到的是“罚钱”音还是“发钱”音，只要按对键，结果都是奖励，所以科学家认为，被试者对不同声音的不同反应，不能用“害怕丢钱”来解释，而是因为他们在学习阶段，将与惩罚有关的刺激信号大大泛化了。

　　同一个小组的心理学家，在今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里，也得到相似的结果。这一次，刺激信号依然是不同频率的声音，但“奖惩”却与金钱无关，而是宜人或恶臭的味道。而且，在培训阶段，被试者无需做出任何判断，只是单纯地听到声音后便闻到味道，直接地将“好”、“坏”与声音信号联系在一起。

　　这是心理学中最常见基本的一种训练，广泛地使用在恐惧相关的研究中。这项研究发现，被试者将声音频率与香臭联系在一起之后，他们对与臭相关的声音的辨别能力大大下降，将许多相似但是频率不同的声音都归为“臭”类。

　　这些相似的实验结果，都显示了不同的结果——奖励或惩罚、好运或厄运——会影响大脑的学习、识别能力。那些与坏结果相关的经历，往往会让我们的大脑变得“迟钝”，失去对线索、信息的精确判断能力，把一大类似是而非的信号都笼统地划归在一起。

　　有趣的是，科学家认为，这种能力，也许恰恰对我们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

　　

　

　硬币的两面

　

　“宁可错认一百，也不放过一次。”这种神经机制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但对于那些焦虑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来说，并非好事。


　　　　前文提到的罗尼·帕兹在去年那篇文章的开头，提到一个颇有启发性的类比：“如果你是一条狗，把另一条狗的叫声当做狮子吼是一件可耻的事，你可能因此失去一个朋友；但是将一声狮子吼当做一声狗吠，则可能要了你的命。”

　　正是因为危险信号对我们是如此重要，忽略它将导致格外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的神经系统在学习识别时，才本着“宁可错认一百，也不放过一次”原则，不但把最初经历牢牢记住，而且将它的特性提炼、泛化，让它的边界变得模糊。

　　话说回来，你7岁时听到的那声狼嚎，很可能和27岁时听到的那声颇有差距，你所需要辨别的，是所有狼嚎的特点，而不是那一只特定饿狼的骇人音色，为了这样的目的，哪怕是把邻家的狗吠误听成狼嚎，也在所不惜。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千百万年来的进化之中，自然选择为我们留下了那些因为害怕而变得“迟钝”、能够成功泛化危险信号的那些先祖。

　　可是，像大多数“正常”生理特征一样，如此有用的神经机制，如果越过边界，也会变得异常有害。

　　科学家发现，对于那些本来就具有特定心理状况，譬如焦虑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来说，这种泛化信号的学习识别过程会被过度发挥，以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仿佛布满暗雷。

　　一位退役军人曾这样告诉心理学家：“每一次我闻到放焰火时的硝烟味，或者听到火警长鸣，我都似乎又回到了战场。”甚至，在他去加油站的时候，汽油的味道都会让他感到危险，进而产生恐惧和惊慌。

　　这样的个体描述，在科学家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在去年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以塞缪尔·利塞克（Shmuel Lissek）为首的美国科学家报道，患有恐慌症的病人泛化危险信号的能力，确实比健康人要明显得多。

　　在他们的实验中，被试者面前的屏幕上会出现或大或小的两种圆圈，小圆圈出现后风平浪静，可是大圆圈的出现却伴以一次轻微的电击——它虽然无痛无害，却足以让被试者觉得“不舒服”。

　　当被试者把大圆圈和电击的危险联系在一起之后，只要一见到大圆圈，就会因为惊恐而产生眨眼反应。在实验的检验阶段，被试者的屏幕上可以出现十种圆圈，直径都在最初的大、小圆圈之间。随着圆圈大小不同，被试者的惊恐眨眼程度也会不同。

　　研究者发现，当圆圈的直径小于大圆圈的80%时，健康人群的眨眼反应都不会有显著升高；可是，对于恐慌症患者而言，直径一旦增加到大圆圈的60%，就足以让他们的眨眼反应显著升高。这就说明，恐慌症的患者对判断危险信号的阈值，要比健康人低得多。

　　找到心结，往往有助于解开心结。塞缪尔·利塞克等人就在文章中提出，了解到恐慌症患者在认知学习中与健康人的区别，也许会帮助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特定的药物，或者加强心理训练，提高人脑对不同信号的辨别精度，从根源上治疗那些与焦虑、危险、惊恐有关的心理疾病。

]]>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7432/feed 43 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相关仍待检验，因果更有争议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5541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5541#comments Tue, 07 Jun 2011 13:24:07 +0000 seren http://songshuhui.net/?p=55541 本文作者：seren

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文章，确实是因为最近果壳网和方舟子争论射精和前列腺癌的关系而写的。但是，本文的作者无意参加任何口水战，也无意评定任何一方的对错得失。这篇文的目的，只是想综合地介绍一下在流行病学这个领域，目前学界对男性性生活（包括射精、性病、和雄性激素水平）与前列腺癌风险有哪些研究成果，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因为近乎综述，文章较长。如果你没有耐心看完，可以只看摘要。如果你对方、果之战里那两篇有关射精和前列腺癌的文章特别有兴趣，可以重点看文章倒数第二部分“射精次数愈多，前列腺风险越低？”其中有一些分析和阐述。如果你对争论最初的缘起“手淫对健康影响如何”这个话题有兴趣，则可以看看李清晨的这篇《手淫 • 早泄 • 性技巧》，简言之就是“有关性生理学方面的研究足以充分证明手淫是无害的”。

摘要

男性性生活和前列腺癌的风险，是流行病学界一个研究热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有人提出猜想：性生活频繁度过高的男性得前列腺癌的风险也大。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关系并未得到证实。之所以学者们会提出这一猜想，并非因为他们相信性生活本身会导致前列腺癌，而是因为他们猜测感染性病和雄性激素水平高这两个与性生活紧密相关的因素，很可能同时也是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之二。然而，关于性病和雄性激素水平与前列腺癌风险的研究，依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果。近年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科学家却又分别得出了与原始猜想完全相反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平均每月射精次数高的的男性得前列腺癌的风险不升反降。然而，由于研究结果的复杂性与尚未有大量其他研究支持这一论断，要得出射精频率高降低前列腺癌风险的结论，实在是为时过早。总之，男性性生活与前列腺癌是否有关，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没有结果的话题。

正文

性生活与前列腺癌：
关系扑朔迷离

前列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有近百万人被诊断为前列腺癌患者，是男性中第二常见的癌症。虽然前列腺癌的高发区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近些年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有逐年上升之势。为了弄清它的发病因素与风险因子，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是，前列腺癌的病因也像大多数癌症一样复杂多样，涵盖了先天的遗传因素与后天环境因素，难以厘清。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官方网页上，一共列出了十一条“可能的”风险因素，除去年龄、家庭史等少数项目以外，其他诸如饮食、锻炼、吸烟、肥胖之类的风险因素无不被标上“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标签。

在所有可能的风险因素中，有一项受到了科学家们的长期关注：男性性行为。对于一种发生在生殖器官上的癌症，科学家们性生活上入手进行研究，显然是合情合理。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假说：不同种族中前列腺癌发病率的不同，也许与不同文化里男性性行为不同有关。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少流行病学家在人群中进行调研，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确实发现了蛛丝马迹：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与未得前列腺癌的人相比，患上前列腺癌的病人更经常回答自己有更多性伴侣、或者性生活更为频繁、或者曾有性病史。这一结果，首先由加拿大的一项小型调查报道出来，数年后，在美国加州进行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

那么，是否性生活频繁就一定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相关呢？不！根据两三篇、甚至六七篇文章就要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为时过早。正如后来许多流行病学者在综述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早期研究有着致命的方法局限：首先是取样数量太小，其次它们几乎全部是回顾式研究（retrospective study），要求研究对象回忆在过去的某个阶段性生活的情况，导致所得结果不太可靠，最后许多研究都没有把其他相关因素考虑进去。果然，在后期研究中，五花八门的调查结果相继出现，一些研究能够证实早期发现，有的却不能。

面对这些充满争议的文章，研究者们祭起了法宝：整合分析（或综合分析，meta-analysis）。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它利用特殊的统计手段，把各个不同的研究结果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其结果往往比单独一篇或数篇文章的结果更为可靠。200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学者Leslie Dennis和Deborah Dawson在《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杂志上发表了整合分析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分析显示，性伴侣数量与前列腺癌无关，性生活频率高也许和前列腺癌风险有一点关系，但是由于过去的研究差异太大，从而无法得出清晰结论。其他类似的整合分析或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另一种综合不同研究结果的分析行文方法）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性生活频率、性伴侣数量、第一次性生活的年龄、婚外性伴侣个数等性生活“指标”与前列腺癌风险没有确定性的关系。

然而，有不少学者依然认为性生活与前列腺之间的关系也许并非虚妄，虽然各条线索在互相矛盾的研究中时沉时浮，并不明晰，但也许它们暗示着某些重要的机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为什么要关心性生活？
真凶：性病耶？激素耶？

让我们退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研究证明，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真的有关系，这能说明是过多或过少的性生活导致前列腺癌风险升高或降低吗？我们应该鼓励男人改变做爱次数，预防前列腺癌吗？显然不能！因为有许多其他因素与性生活相关，而可能正是这些因素导致前列腺癌。换言之，罪魁祸首很可能并非性生活本身。

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极少有学者认定是性生活本身导致前列腺癌，他们之所以研究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的关系，其实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两个可能导致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性病与性激素。当然，着眼于性生活来研究这两个嫌犯，也是情理之中：性生活频繁、性伴侣多的人感染性病的风险也大，另一方面激素水平很可能影响性生活的数量。现在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的关系未明，直接研究这两个嫌犯，是否会为我们提供新的线索？

性病耶？

感染某些病原体可能导致癌症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乙肝病毒能导致肝癌，长期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会导致胃癌，这些都是学界认可的事实。与前列腺癌同属生殖系统癌症的宫颈癌，也有一个铁板钉钉的致病因素——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而且，科学家还据此研究出预防宫颈癌的疫苗。不止一位科学家指出，目前文献里，男性性生活与前列腺癌风险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和当年研究女性性生活与宫颈癌的早期结果颇有相似之处，也许正暗示着某种如人类乳头状瘤病毒一样的病原体正是前列腺癌的元凶。这样的想法颇有市场，譬如，在2001年《流行病学综述》杂志（Epidemiologic Reviews）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Howard Strickler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Janmes Goedert就共同撰文，认为虽然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的关系不清不楚，传染性病原体在前列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却值得科学家们大力研究。

从九十年代以来，确实不时有研究报道性病史与前列腺癌之间的关系。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研究，是2000年发表在《英国癌症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上的一篇文章。这是一项大型的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包含了两千多名研究对象，而且研究者们还对这些人的血样进行了生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回顾性研究不客观不准确的缺陷。这项研究发现梅毒和淋病史以及其他一些性病高危因素确实与前列腺癌的风险增高有关。

然而，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能重复这一发现。近五年来，数篇整合分析与系统综述也分别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果：有的认为性病是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有的却并不支持这一论断。而且，要最终确定感染与前列腺癌的关系，必须发现病原体，可惜，几十年过去，这位想象中的元凶从未露面。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传染性的病原体像人类乳头状瘤病毒导致宫颈癌、乙肝病毒导致肝癌或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胃癌那样，能确定无疑地导致前列腺癌。

激素耶？

表过性病，再来说激素。激素与癌症的关系，也不是什么陌生的话题。激素本来就掌管机体、组织、和细胞的生长代谢，它们当然也能对某些癌症的生长推波助澜。雌激素水平就被证明与一系列女性生殖系统癌症有关，包括乳腺癌与卵巢癌。事实上，针对前列腺癌的常规治疗方法里，就有激素治疗一条。科学家们发现，雄性激素可以刺激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发育，而采用各种医疗手段降低病人体内的雄性激素水平，往往可以抑制癌症的发展。然而，癌症的发生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事件，雄性激素是否能在健康人体内刺激前列腺癌的发生，却是一个未解的问题。

比较起性病领域，激素甚至更受关注，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大型、长期跟踪的前瞻型研究（prospective study）。然而与性病领域相似的是，关于雄性激素与前列腺癌的关系，学界依然是众说纷纭。譬如，1996年，哈佛医学院的学者们发现，与雄性激素处在最低区间的人相比，那些激素水平在最高区间的人患前列腺癌的风险要高上两倍有余。然而，200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却没有发现前列腺癌与雄性激素或者其受体有任何关系。整合分析的结果也是争议百出：2000年发表在《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上的一篇文章声称雄性激素水平高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有很强的联系，然而2008年发表在《国立癌症研究所杂志》（Journal of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上的另一篇整合分析文章却显示两者并无关联。

无论是性病还是雄性激素，目前无法被证明是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这一领域，疑云重重，真凶依旧在逃。

射精次数愈多，
前列腺风险越低？

好像唯恐局势不够扑朔迷离，在男性性生活与前列腺癌风险这一领域，近几年来，又有了全新的发现。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焦点，却不折不扣的是性生活本身：2003年澳大利亚的一组科学家在《英国国际泌尿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项病例对照研究中，作者调查了上千名前列腺癌病人与对照，发现那些在年轻时，尤其是二十来岁左右平均每日射精次数较多（包括性生活、自慰与梦遗等）的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反而更低——比射精次数少的人低上约40%。这一结果与过去流行病学家所持有的性生活频繁者风险也更高的假设全然相反，令人大跌眼镜。

无独有偶，2004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上的一篇文章也对射精次数与前列腺癌发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结果与前者颇有相似之处。而且，这篇文章由于是前瞻性研究，而JAMA又是鼎鼎有名的大牌杂志，立刻引起了不少关注。文章的作者们利用了美国的一项大型健康调查，研究中包含了近三万男性。1992年，他们填写了一张调查表，其中的一项内容分别询问了人生不同年龄段的每月射精次数。在填表时，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癌症记录，而其后八年里，被诊断为前列腺癌者被悉数记录在案。2000年，这项跟踪告一段落，学者们分析了这些人的射精记录与其后的前列腺癌记录以后发现，对比起每月平均射精4-7次的男性来说，那些射精在21次以上的男性被诊断为前列腺癌的风险要低33%。

然而，这能否说明每月射精次数越多，前列腺风险越低呢？ 澳大利亚的学者在文章最后评价说，自己的发现显示如果健康的年轻男性压制自己的性行为，有可能增加前列腺癌风险，然而机理不明。可是，美国的学者似乎更加小心翼翼，譬如，他们在摘要中“结论”部分，只肯声称自己的研究“显示射精频率与前列腺癌风险升高没有关系”，却不提可以降低风险。为什么这些作者如此谨慎？

让我们以JAMA的文章为例，看看应该如何解读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报告。首先，如果将目光放在研究结果上，就会发现文章的结果远不是一个清晰简单的故事。事实上，与每月平均射精4-7次的男性相比，除了射精次数最多的男性以外，射精次数最少的那些男性（每月平均在3次以下）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也略有降低。此外，射精次数多并不是降低所有前列腺癌的风险，每月射精次数最多的那些人，被诊断出进展期前列腺癌的风险更大。面对这样复杂的结果，作者们下结论时当然要费一番思量。另外，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各种方法学上的局限性，JAMA文章的作者在讨论部分针对每种可能的缺陷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展示出做学问应有的谨慎求实的精神。然而即便在排除了所提到得局限之后，仍然可能有其他因素存在。在文章最后，作者谨慎结语：“总之，我们的在主体为白人男性的人群中取得的结果显示，射精频率与前列腺癌风险升高无关。高射精频率也许与降低所有前列腺癌（包括局限期与进展期癌症——作者注）、或局限于器官上的前列腺癌风险有关。”（ “In summary, our results among predominantly white men suggest that ejaculation frequency is not related to increased risk of prostate cancer.High ejaculation frequency may possibly be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risk of total and organ-confined prostate cancer.”）[注：此句翻译由编辑游识猷修改时有误，后seren重订正了本句译文。]

正因为每篇文章都会有缺陷，学术界下结论才讲究“孤证不立”，也就是仅凭一两篇文章，不下结论。可惜，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两项研究以外，几乎再也没有任何关于射精和前列腺癌的有影响力的文章出现，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整合分析或者系统综述。最后，要通过流行病学的观察结果建立因果关系，很重要的一步是要找到合理的生物学机制。虽然JAMA文章的作者在讨论部分提出了几条非常有趣的猜想——射精也许会直接改变前列腺的生理机能（包括前列腺液的成分、前列腺结晶体的形成以及免疫应答机能），或者通过帮助男性释放压力，从而降低癌症风险。

但正如作者自己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有其他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之前，这些充满灵感的点子，只会是猜想。

不管怎么说，这两篇文章，为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研究领域又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指出了新颖的方向。可是，男性性生活与前列腺癌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任何定论，这就是为什么本文最开始所列出的美国国家癌症中心的网页上，并没有把性生活列为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之一。千千万万的研究者们，还需要在迷雾中继续前进，

那么，我们呢？

学术研究：
我该怎么相信你？

如果你有耐心把这篇文章看到最后，也许你会满头雾水，甚至有些气愤地想：这个作者写了这么多，就为了告诉我这事情根本没有答案？抱歉的是，无论你喜欢与否，在流行病学研究的绝大多数阶段，对于绝大多数研究问题，学界的立场都是这样的模棱两可，相比堆积如山的文献，科学家们能够拍着胸脯给出的靠谱建议，真是少得可怜。每一个如今看来仿佛是常识的结论，背后都有无穷的文章报导，都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医生、教授、学生、博士后反复提出猜想、收集分析数据、求证或推翻假设，以及在学术界内外，数不清的争执和讨论。而眼下，面对每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作为一个科普文章的作者，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展示这个领域的的现状，而非简单地回答非黑即白的是与不是。

如果这让你感到遗憾和茫然，不要紧，上百年来，现代医学和流行病学虽然步履迟缓，但毕竟还是为我们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话说回来，正因为我们现在远比祖先们活得更长，才会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担心那个叫前列腺癌的小东西。

参考资料

网络资源

参考文献（只包括直接引用了研究结果的文献和重要综述，按出现在文章中的顺序排序）

性生活与前列腺癌：关系扑朔迷离
综述文章：

原始研究文章：

为什么要关心性生活：捕捉真凶
性病耶
综述文章

原始研究文章

激素耶
综述文章

原始研究文章

  • Gann PH, Hennekens CH, Ma J, Longcope C, Stampfer MJ. Prospective study of sex hormone levels and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J Natl Cancer Inst. 1996 Aug 21;88(16):1118-26.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8757191
  • Platz EA, Leitzmann MF, Rifai N et al. Sex steroid hormones and the androgen receptor gene CAG repeat and subsequent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in the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era. 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 2005 May;14(5):1262-9.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5894683

射精次数愈多，前列腺风险越低？
原始研究文章

]]>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5541/feed 99 [特别专题]每个环节，作者都有功夫可下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4165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4165#comments Fri, 06 May 2011 08:24:11 +0000 seren http://songshuhui.net/?p=54165 本文作者：seren

文/色人（作者为科学松鼠会成员；松鼠会“基因”征文优胜奖获得者）

2009年1月，我的第一篇科普文章献给了松鼠会。两年来，我从一个科学写作的新手出发，慢慢积攒了一些心得，其中许多都来自于松鼠会里朋友的帮助。现在把它们写出来，希望对其他有意进行科学写作的人有用。其实我也在摸索之中，很多“心得”都很粗浅，而且由于我写的文章主要是介绍生物医学方面比较新的研究成果、读者对象一般定位在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可能有的内容也不适合有着其他写作兴趣的人。

“为什么要写科普？”这是我多次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与松鼠会的大多数作者相比，我并不是一个“对科普有着悠远而浓厚兴趣”的典型作者。实际上虽然从小就喜欢写文章，我写的大多数都是游戏文字——小说、游记、散文，各种风花雪月华而不实的博客。在知道松鼠会之前，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成为一个严肃的科普作者。

我的第一篇科普文章是2009年初参加松鼠会第一届征文时写出来的。那一次征文的题目是“基因”，我正好几天前在《自然》杂志的广播里听到了关于猛犸象基因测序的新闻，其中一个小细节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些科学家是在ebay上面买来测序所用的猛犸毛发的。虽然这在后来成文时只是淡淡的一笔，但确实是这个有一定故事性的情节，让我产生了深究下去的好奇心。据此我想，真正促使我提起笔写科普的动力，除了多年来理工教育让我能理解、欣赏科学之美以外，恐怕还是自己内心深处对写作的热爱——这些科学探索发现中或灵光一闪的趣事，或发人深省的思维方式，或广泛深远的历史意义，书写起来就令人激动，而在行文时将自己所理解欣赏的东西表达出来，想到有人会看，有人也许会像我一样感到激动，就更让我觉得异常满足。

科学写作像任何写作一样，需要作者花大量功夫在材料取舍、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面。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所需要反复询问自己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己想通过这篇文章讲清一个什么问题，传达什么样的知识，或表明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而另一个问题则是：自己心中的读者是谁，他们想从这次阅读中得到什么样的体验，又会从字里行间看出什么样的意思？整个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在作者的期望和读者的实际体验之间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让双方交流愉快而有效。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觉得作者在选题、搜集资料、构思、动笔、以及写完后修改等阶段，都有许多功夫可下。

选题

我记得有位美国的科学写作者说过，科学写作是容易的，因为科学发现里有着最好的新闻故事。可我觉得，无论要找到合适的题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题目必须是自己了解的，最好是自己的专业。科学写作，尤其是科普，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科学的准确性，如果这一条无法达到，整篇文章也就没有价值，趣味性可读性都无从谈起。如果让一个人写自己一知半解的题目，要达到专业水平的准确，恐怕比较困难。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把科普文章当作博士论文来写，事实上，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觉得那些处于自己大领域之中、小领域之外的题目，往往最有趣。举例来说，我的大专业是生物，博士研究是青蛙肌肉细胞对神经细胞发育的影响，而我最爱写的却往往是有关人脑认知、遗传、进化等方面的题目。在动笔前，我对这些领域的了解往往并不不如对自己的研究领域那么深入，反而有一种新鲜感，而且不至于被过多的技术细节埋没，能够以一种半个外行的眼光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写出更加通俗易懂的文章。但同时，因为我有生物研究的基础、能看懂这些领域的专业学术文章，能深入理解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对保证科学性准确性有信心，才敢涉笔。

在确定选题的时候，我往往会问自己：首先，这个选题我是否感兴趣？其次，这个选题的内容是否已经广为人知？如果是，那我的文章是否可以推陈出新？如果选题很新，那是否有足够的资料供我参考？这一领域在学界是否还有广泛争议？我的文章会不会起到误导作用？以及，这个选题是否有着重要的科学或者社会意义？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不但可以确定自己是否要写这个题目，也对以后行文有所帮助。

如何找到有趣的选题呢？如果想找科学热点，Nature Science这类网站上的科学新闻往往是最新也最有影响力最有趣的研究，而且报道者相当专业，内容翔实可信，看到以后自己再加以了解，比较容易写出扎实的文章。其他好的科普网站，譬如科学美国人，The Scientist等网站也相当不错。

搜集资料

我个人认为，不看原始的研究文章，是很难写好科普文章的——起码在生物和医学这个领域。如果仅靠其他人的报道来写二手文章，一是内容往往不够准确，二是容易落入窠臼缺乏自己的声音，三是可能错过一些有趣的素材。

我一般选好题目之后先看这个方向较新的、发表在好杂志上的学术综述文章（review article），这些文章帮助我把握这个题目现在的研究水平如何、有些什么热点之类。然后我会从中挑出自己想要重点写作的方向。挑好重点之后我会有针对性地看相关的原始研究文章（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虽然很多技术细节在写作时用不上，但会帮助作者权衡、决定究竟什么应该放进文中。

在对科学内容有了比较好的把握之后，我往往会看一些相关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往往会涉及研究的意义、重要性、历史进程等，有时候还会提供有趣的花絮和漂亮的引言，都能成为非常不错的素材。我对科学发展中的个人故事特别感兴趣，虽然它们往往并不是文章的中心，但在科学内容之中间或夹杂一些叙事的成分，往往能让文章增色不少。当然，这些新闻报道自身的写作方式手法也往往对有启示意义。 

在看资料的时候，我头脑里写作提纲能大致成形。资料繁多时，我会copy-paste一些重要内容到某个部分下面，当搜集资料的任务完成之后，这份提纲对写作很有用。

动笔

 

科普的文风因人而异，有的风趣，有的严肃，有的轻快，有的厚重，但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必须意识到大多数情况下，科普的文风是为文章服务的，不能以辞害义，有时候写得太花俏，反而令读者不喜。如果一个作者写作不多，刚刚入门，可以摸索多种文风，直到找到自己的声音为止。

我往往觉得写文章最难的是开头。开头怎样才能够抓人，值得多费心思。比较常见的讨巧方法是用叙述性的开头，譬如一个研究中的小故事、一段实验的进程、一个历史事件等等。有时候，有趣的引文、名言也能成为好开头。

开头写好了，就可以根据提纲往下写。写作如同烹饪，必须注意主料与辅料的搭配，既不能过于单调，又不能喧宾夺主。而一个作者如果在动笔前对自己文章的写作目的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就能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什么才是需要注意的——主料是否不够，或者是否要加点辅料。要注意内容平衡，要是一大段都是写枯燥或者深奥的理论，下一段不妨轻松一点，这个松紧的节奏可以帮助读者看下去。此外，写每一段时，都要注意与上一段的衔接与过渡，避免太过跳跃。

写科普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如何引文。科普写作中往往会需要引用原始文献或者其他相关的新闻报道，但引用多少，引用哪些，是直接引用还是概述，都是非常值得考究的事情。有的作者不加取舍地大段直接引用，或者阅读了英文文献后，直接用中文把意思不加改变的转译出来。这种做法，哪怕是使用了合理的引用格式，也是不可取的。

我一个个人心得是，我想引用的这部分文字，我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并且讲得更符合自己的语言习惯和读者的需要？如果回答是“是”，那我不会引用。实际上，绝大多数描述研究过程、科学结果的内容，都不需要直接引用，因为这是基于事实的，每个作者都应该有能力根据自己的读者群来描述这些内容。但是有些生动有趣、或者深刻、有启发性的语言，却应该原文引用。举例来说，我不会引用“蛋白ABC通过XYZ机制对这一基因进行了复杂的调控”，但我会引用：正如某某学者所说，蛋白ABC对此基因的调控“像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一样和谐动听”。

修改 

 

写完以后放几天回头去看，往往是很有益的经历——当然这对广大有着拖延症、最后一秒种才交稿的同学可能有些困难。写作的时候，忽略一些东西在所难免，放一段时间之后，能够用新鲜的眼光去看自己的作品，会发现一些以前发现不了的东西。有的作者习惯先把头脑中所想到的东西都写下来，写完之后再大举修改，或调整结构，或进行增删，有时候这也是个好方法。就好像把建筑材料都堆到工地，在根据材料来修建房屋。 

如果能请朋友家人看看，往往会很有帮助。如果有研究自己所写题目的人，往往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提出建议，但请非专业的人看，可以找到解释不够清楚的地方，对科普来说，就特别重要。我在请其他松鼠对自己文章提意见时，往往能从本专业和其他专业的松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文章也能越改越好。

最后的话

我这人就是啰嗦，何况是讲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过去两年中，因为松鼠会，我找到了新的写作方式，为自己的专业与爱好之间建立起一条奇妙的纽带，让我感觉十分美好。如果你喜欢科学，又有心写作，不妨给科普一个机会。

]]>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4165/feed 19 有时候，孤独是一种“病”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4131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4131#comments Fri, 06 May 2011 05:03:48 +0000 seren http://songshuhui.net/?p=54131 本文作者：seren

孤独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有时是夜深人静对影成三人时汹涌而来的无力感，有时是宾朋满座喧哗笑语中的片刻失神。对有些人来说，孤独感来去匆匆，而对另一些人，它却如影随形。

 

孤独感在少年和老人中特别普遍。有几项基于西方的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少年（18岁以下）和接近半数的老人（65岁以上）在日常生活里都会“有时感到孤独”。而15%—30%的人会长期性地感到孤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孤独的滋味并不好受，而有些研究者却认为，就像疼痛的烧灼感让我们避免玩火，或者腹泻的记忆让我们远离腐败的食物一样，这种“不好受”的孤独感提醒我们融入人群、呼朋唤友、寻找配偶伴侣、并与自己的亲人保持联系。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拥有良性的社交圈对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发展、繁衍、壮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可是，短暂的孤独感也许像适度锻炼一样对我们有益，长期淹没在孤独感受中却如同长期从事繁重不堪的劳动，会让我们的身体的许多系统油尽灯枯。

社交网与健康
关于社交或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生理健康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对德国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人群的自杀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后，在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中指出，社交或人际关系整合度对自杀率有很大影响，整合较弱的人群中自杀率更高。虽然一个世纪以来，迪尔凯姆的这项调查从内容到研究方法都饱受争议，而且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社交关系脆弱者易寻短见”更像是常识而非新知，可正是从迪尔凯姆之后，许多社会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将目光投向了人际社交与各种健康与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中叶，许多研究者发现，单身、离异或孤立与人群之外的成年人死亡率较高，也更容易患上肺结核或精神疾病。相反，那些从自己的社交网里得到较多支持的人群则患病风险较低。然而，这些结果远不能说明孤独感对人体健康有影响。首先，这些研究往往对个人的社交和健康状况同时进行调查，以至于我们无法判定因果关系：譬如，究竟是与世隔绝导致疾病，还是病人容易自我封闭？此外，研究者仅仅调查个人的婚姻状态、朋友多寡，这就无法辨清究竟是一个人心中孤独的感受与疾病相关，还是客观上从其他亲朋好友那里得到的物质支持对人的健康状况有所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人群进行长期性的跟踪研究、并且在研究设计时将主观感受和客观支持尽量分开。所幸的是，过去三十年内，这样的研究不断涌现。在一篇篇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里、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以及在对各种不同的疾病的调查之间，孤独感与疾病的关系慢慢浮出水面。人们开始意识到，孤独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广泛而深远，几乎涉及到全身各处的组织，且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体现。

孤独与疾病
美国麻省的弗莱明翰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开展时间长，后续跟踪完全，调查项目完备，恐怕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长期流行病学人群研究之一。1992年，一项基于这个人群的研究发表在美国流行病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调查了弗莱明翰的七百多名女性的心理状况，其后又跟踪她们二十年，对她们的心脏疾病进行记录。他们发现，那些在研究开始时声称自己感到非常孤独的女性，后来二十年间发生心肌梗塞或者死于冠心病的概率远远高于那些认为自己不孤独，或者只是略感孤独的人。在美国另一项全国性的健康与营养调查研究（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中，也有相似的发现：在具有高度孤独感的女性中，她们在跟踪调查的19年间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比轻度或没有孤独感的女性要高上76%。当研究者把一些相关因素，譬如年龄、种族、经济状况、婚姻状况等条件加以考虑之后，孤独感依然与高发病率相伴而行。

这样的现象不但出现在心血管疾病多发的中老年人身上，甚至在年轻人群里也有体现：在新西兰，一些研究者对一千多名新生儿持续调查，发现那些在孩童时代感觉受到孤立的孩子在年满26岁时更容易肥胖，或具有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脂等不良健康状况。研究者们认为孤独感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很可能对人体带来相似的负面影响。

而这样的影响，到了垂老之年就格外引人注目。九十年代初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了一项有关衰老的长期研究。研究者发现在近三千名老者中，那些在研究开始时有很强孤独感的人在接下来为期29个月的跟踪调查中死亡率比其他人高出近一倍。在另一项美国的研究中，同样的结果浮出水面：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中，那些长期孤独者的死亡率比不孤独的人高了约80%。日本一项为期三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孤独感对老人主观上对自己健康的感受，以及客观上所患慢性病的程度都有相关。不出意料的是，那些社交活动较多，或者得到社交网里的人们支持较多的老人健康程度更好，死亡率也更低。而孤独感与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并不仅仅限于心血管相关的状况，许多研究指出，怀有孤独感的人认知衰退与记忆力下降的速度更快，也更容易患上老年痴呆。

孤独的身体和心灵

心理状况与疾病健康之间的关系屡屡被研究证实，但是孤独这种抽象而飘忽的感觉，究竟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呢？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社会神经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基于大量的生物学与流行病学研究，提出“孤独模型”，试图对此加以解释。

卡乔波教授认为，人感到孤独从本质上来说等价于感到“不安全”。可以想象，当我们的远祖在丛林中生活时，环境里危机四伏，如果与同伴一起，凡事有照应，还可以稍稍放宽心怀；一旦落单，情况就格外危险，需要加倍打点精神、提高警惕，才能求生自保。所以，孤独的感觉让人们对危险和压力格外敏感，体内的压力激素水平上升，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而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已经证明，长久的压力和危机感对人体健康的损害非常大。

在人体中，下丘脑-垂体-肾上腺“三点一线”，形成人体的“应激反应轴心”。在遇到危机时，它们分泌激素（尤其是皮质激素），让人变得紧张、警觉、清醒，能够迅速做出判断与应对。同时，这些激素往往会重新调整身体中的“资源”分配情况，抑制消化、免疫等系统，将重心放到心脏供血、肌肉运动中去——显然，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能否逃出那只狮子的魔爪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能跑得多快，或投掷石矛的力度有多大。可是，如果长期压力激素的水平居高不下，人体的免疫系统将受到抑制和破坏，心血管系统也可能因为长期负载过高而变得更加脆弱。此外，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往往睡眠节律与睡眠质量都会受到损害，而睡眠不但是人体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重要机制，也对人脑的认知、学习、记忆、以及情绪调控起到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具有深度孤独感的人确实更容易睡不香甜，在白天也更易感到疲惫失神。有趣的是，孤独的人并不比其他人睡眠时间更短，这就暗示着睡眠质量的降低，以及睡眠对机体恢复的作用减少。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孤独的人在现代社会比比皆是，那我们如何减少孤独感，或者降低孤独感带来的健康隐患呢？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与社会工作者确实尝试过许多方法，来降低孤独感受，他们大多着重于提供社交机会、或者增加社交支持、改进社交能力。然而，并不总是有效。卡乔波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努力过于强调提供外在机会，却不够重视改变人的内心。事实上，人类是如此主观的动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都生活在“自己所以为的”那个世界里，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态度。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我们可以在一点实际意义上的互动都没有的‘社交’中感到心灵的联系（譬如看电视、读书或者与上帝对话），相反的，我们也可以在面对大量社交活动时依然感到孤独，只因为我们缺乏驾驭自己的社交生活的能力。”

那要如何才能改变孤独者的内心？卡乔波教授认为，孤独感与危机感会形成负反馈的怪圈：因为孤独，所以潜意识里感到危机，因为感到危险，孤独的人更容易以对周围的人产生警惕防备的心理，甚至带着偏见躲避社交机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孤独的感受。减少孤独感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打破这一怪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为孤独者提供社交的机会和手段并不能改变孤独者内心深处的防备感、以及对社交的戒心，而只有为孤独者提供特定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改变他们对人际关系的负面看法，才能从根本上将孤独感消弭于无形。

]]>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4131/feed 33 百岁老人的秘密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2841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2841#comments Sun, 17 Apr 2011 08:15:01 +0000 seren http://songshuhui.net/?p=52841 本文作者：seren

“个人基因测序服务又添新产品：想知道您能否长命百岁？只需要刮取少量口腔上皮细胞，我们将为您解读命运的天书！”

面对这样的广告，你是急不可待，跃跃欲试？还是绞着手帕，万般纠结？若属后者，令人心安的是这样的产品远未上市；而对于前者，则有捷报传来——科学家们向此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

波士顿大学生物统计系的保拉·萨巴斯蒂亚尼（Paola Sebastiani）与医学院的托马斯·波尔斯（ThomasPerls）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声称通过分析150个遗传基因的记号，可以预测个人活过百岁的概率。“预测模型的正确率达到77%。”这是否意味着已经炙手可热的个人基因测序业务将很快提供该项服务？波尔斯澄清：“作为文章作者，我们并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此外，除了预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这项研究是否意味着科学家们成功定位一百五十个“长寿基因”，进而很快就能弄清了长寿的生物机制，甚至可以利用医药或者基因工程的方式来促使人人长寿？萨巴斯蒂亚尼却冷静地告诉记者：“此刻所做的一切只是统计分析而已，若想要了解其中的生物机制，以及这些基因记号究竟为（人类长寿）做出了多大贡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这只是第一步。”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项科研的意义？且从这150个遗传基因的记号从头说起。

百里挑一的差异

我们绝大部分的遗传密码，记载在细胞核内二十三对长链般的DNA上，而每条长链由四种核苷酸分子组成。你可以将核苷酸看做四色的珠子，千万颗乃至上亿颗这样的珠子串在一起，它们的颜色和顺序，记载了我们从双亲那里继承而来的遗传信息。如果从北京街头随便抓来两个毫无亲缘关系的陌生人，他们体内每条长链99.5%以上的部分都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俩人之间，平均每上百颗珠子里，只有一颗的颜色不同。

如果在在一小段DNA里，只有一颗珠子在人群中有不同颜色（通常只有两种颜色），这颗珠子所在的位置，就被称作“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缩写SNP,读音snip）位点。纵观人类基因组，平均每一百到三百个核苷酸里会出现一个SNP位点，而我们个体基因组中90%的花样，都以SNP的形态存在。可以说，每人都有一套颜色特异的SNP珠子，它们虽然相对数量不大，却使得我们遗传密码个性鲜明，并为个体差异起到可观的决定作用。

既然SNP如此关键，近年来，运用一种叫做全基因组关联（genomewide association, 缩写GWA，读音giwa）分析的特殊研究手段，从众多SNP位点中找到与特定健康状况“有关”的那些，成为遗传界炙手可热的领域。简而言之，这样的研究通常找来两组人群，一组有特定健康状况——譬如患有某种疾病，而另一组没有。科学家们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手段，确定每个被试个体体内一组SNP珠子的颜色是红是绿，再通过统计方法，计算红色（或绿色）珠子是否特别容易出现在患有疾病的被试体内，如果答案卫士，该SNP就被判为与这种疾病“相关”。

预示长寿的密文

过去五年里，利用GWA，科学家们已经先后发现成百上千个SNP，分别与四十多种疾病相关——其中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自闭症、癌症等常见疾病。而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研究者，则找来两组已过世的老人的血样：一组特别高寿，终年在95岁到119岁；而另一组则与广大群众差别不大，终年在53岁到90岁之间。研究者先从二十六万个SNP中，找出数十个各自与长寿相关的单个SNP位点；又建立统计模型，找到一套“具有预测性的”SNP，共有150个。通过确定每一个被试体内这套SNP的颜色，他们可以计算出该个体活过百岁的概率——如果超过一半，就被定义为“很可能高寿”。由于被试的寿命都已知，把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情况一比较，发现77%的百岁老人都确实被模型预测为高寿者，这，就是“准确性达到77%”的来源。

那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有人对你体内这150个SNP进行测定，就能以77%的准确度预测你能否活到百岁呢？显然并不是这么简单。首先，GWA手段很容易受到被试的特定遗传背景（譬如所属人种）的影响，利用GWA手段所得到的类似研究结果，都需要在不同人群中得到多次重复确认，才能被学界认可。而预测的准确性，也很容易受到影响。事实上，波尔斯他们也在研究中重复过两次，每次的准确性都不相同。

其次，“统计是最大的谎言”虽然是一句行内人的笑话，但也说明对统计结果的解释，需要格外谨慎：用任何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代表概率或准确性的结果，严格来说，都只在统计学本身的范畴里有意义。在科学家们做出进一步的功能性实验和分析之前，这些结果并没有显著的生物学意义。事实上，GWA所找到的大多数SNP，都很可能与长寿毫无关系，只是因为误差、实验设计的特点，或者这些SNP正巧和导致长寿的基因做了近邻，才被找了出来。另外，这150个SNP远未涵盖所有与长寿相关的遗传密码——在异常高寿的老人中，有三十位被模型判断为“活到百岁希望渺茫”，而他们之中不少人却有着悠久的长寿家族史，这就暗示着还有其他促进长寿的遗传因素并未被发现。

最后，科学家们最担心的，则是如果这项研究被直接用于个人基因测序，会对每个接受测序的顾客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暗示——如果你知道自己基因优良，会不会纵容自己抽烟酗酒？又或者如果你发现自己活过百岁的可能性不大，会不会自暴自弃，变成一只沙发土豆？事实上，虽然遗传密码对我们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外界环境的影响却绝对不容忽视——在很多情况下，环境的作用甚至远远大于基因。过于强调基因的作用，而忽略健康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人，都将是一场灾难。有研究表明，基因对我们是否能活到85岁，只起到20-30%的作用。而就在这项研究之中，有15%的未活到百岁的被试却被计算机定位为“高寿者”。换言之，他们很可能继承了优秀的长寿密码，却因为其他因素而无缘高寿。

刚刚起步的探索

对于生物医学研究者，统计概率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恐怕是怎样利用这些统计结果，来摸清生命现象之下的生理基础，并进一步探索能为人类健康服务的道路。这些年来，GWA研究之所以风起云涌，则在于科学家们认为，它能有效地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提供枪靶。在GWA之前，为了找到疾病的遗传根源，遗传学家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家族连锁分析。这样的工作，相当费时费力，并需要研究者提出预设猜想——猜测致病基因在DNA上的大致位置。而且，大多数常见疾病的罪魁祸首都可归结于多个基因的共同作用，可传统的遗传连锁分析却对多基因分析效果不佳。而GWA相对简便快捷，不需要任何关于基因位置的预设，可以同时分析数以十万计的遗传基因位点，一举找出多个与疾病有统计相关性的基因密码，自然备受研究者的青睐。

GWA找到的与健康状况相关的SNP位点中，有两种对生物医学研究意义重大：一种能直接影响基因功能的SNP位点。这些位点是红是绿，往往可以决定该基因所制造出来的蛋白质的序列、功能，直接影响生理。2005年，科学家们曾经利用GWA一举发现导致老年性黄斑变性（age-relatedmacular degeneration，一种在老人中极为常见的致盲因素）的基因“补体因子H”（ComplementFactor H）。这个基因与炎症相关，似乎和视力风马牛不相及，若非GWA研究，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它是重要嫌犯之一。另一种SNP位点，本身并不影响到任何基因的功能，可是却因为与嫌犯在DNA上位置接近，被GWA发现。科学家们于是可以顺藤摸瓜，通过这些地图标识般的SNP，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恐怕大多数的GWA研究所能找到的SNP，还是属于这后一种情况。

萨巴斯蒂亚尼和波尔斯的研究中所找到的与长寿相关的SNP，有一些似乎确实在衰老机制中有着一席之地。这些SNP曾在过去的遗传相关性研究中被发现，与老年痴呆、肌肉萎缩、骨骼代谢、免疫应激等方面相关。今后，它们将会作为备选基因，供研究衰老的科学家细细省视。另外，当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分析那些两千多个已知的、与老年疾病相关的SNP位点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SNP的分布，在长寿组与对照组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这可能预示着，长寿的秘诀不在于免于继承那些致病基因，而在于拥有一批“健康基因”，能延缓老年疾病的发作——事实上，大多数百岁老人，在他们九十来岁时，还相当健康，少有病痛。

不过，这样研究结果的复杂性意味着：想通过一两个基因来全面解释为何有人能特别长寿？这样的努力不太可能“结出硕果”，英国纽卡斯特大学衰老与健康研究中心的主任托马斯·柯克伍德（ThomasKirkwood）说，“我们不是在寻找那几个设定生命时钟的基因。事实的真相，当它被揭露时，将会异常繁杂。”

参考文献：

原文：

其他参考论文:

  • Cordell HJ, Clayton DG. Geneticassociation studies. 2005 Lancet366:1121-31.
  • Dawn Teare M, Barrett JH. Geneticlinkage studies. 2005 Lancet 366:1036-1044
  • Klein RJ et al., Complement Factor HPolymorphism in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2005 Science 308:385-389
  • Pearson TA How to Interpret a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2008 JAMA 299:1335-1344
  • Psychiatric GWAS ConsortiumCoordinating Committee, Cichon S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history, rationale, and prospects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2009 Am JPsychiatry. 166:540-556

参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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