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对伪心理学说不之但是这不是真实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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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理论的应用

一旦我们明白了大部分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理论而不是预测具体环境下的事件，以及大部分研究的结果是通过理论间接应用的，而非在具体环境条件下直接应用，那么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发问：究竟心理学中有多少理论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应用。也就是说，心理学理论的普遍性得到验证了没有？

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以往的记录是参差不齐的。但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与心理学的多样性息息相关。一些领域中的研究确实在应用方面进展甚微，然而，其他一些领域则已经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绩，通过实验已经推导出了许多具有解释能力以及预测效力的原理（见Buss，2003 ；Byrnes，2001 ；Davidson & Sternberg，2003 ；Gazzaniga，2004 ；Hilton，2003 ；Sunstein，2002 ；Wilson & Keil，1999 ；Zimbardo，2004）。例如，在咨询、教育、临床、心理治疗等应用领域，理论导向的基础研究结果也获得了大量实际应用（Davidow &Levinson，1993 ；Garb & Schramke，1996 ；Lilienfeld，Lynn，& Lohr，2003 ；Lilienfeld，Wood，& Garb，2000 ；Mahrer，2000 ；Siegert &Ward，2002）。

想想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这些原理及其详细论述的规律，几乎完全是从非人类被试的实验发展而来的，比如鸽子、老鼠，其实验情境也是高度人为化的实验室环境。然而，这些原理已经成功地用于解决人类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大量事实材料的教学、酗酒和肥胖症的治疗、精神病院的病号管理以及恐惧症的治疗等等。这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应用所依靠的原理之所以能够被准确地提炼出来，是因为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者们能够精确地细化环境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在自然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在自然情境下，许多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同时起作用。至于非人类被试的使用，是因为在许多案例中，从动物的反应得出的理论和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与人类行为非常相近的数据（Vazire & Gosling，2003）。人类研究发现，人类的行为规律与从动物行为得出的规律非常相似。当人类疾病治疗方面的每一次医学进步都源自动物研究数据的时候，这些发现也不应该再让我们感到惊奇了。举例来说，动物研究促进了很多领域的发展，包括行为医学、压力缓解、心理治疗、受伤或者残疾人士的康复、衰老对记忆力的影响、帮助人们克服神经性肌肉紊乱的方法、药物对胎儿发育的影响、药物滥用、失忆、交通安全、慢性疼痛的治疗（Domjan & Purdy，1995 ；Gosling，2001 ；Kalat，1995 ；Miller，1985b ；Zimbardo，2004）。最近，关于狗的研究为理解人类焦虑障碍的基本原理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Groopman，1999）。

事实上，“这不是真实的生活”的批评被错误地用来诋毁动物研究的成果——这种做法经常是由于政治的缘故。例如，那些为重度污染企业效劳的政客们总是否认致癌因素风险评估报告的有效性，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报告是以动物研究为基础的，不能应用到人类风险评估上。然而，一组科学家在1988 年进行的一个对23 种致癌物质（苯、石棉，等等）的研究中发现，由动物研究计算出来的死亡率与由人类流行病学研究计算的结果非常相近（Finkel，1996）。

心理学家对知觉过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从中得出的规律和理论已用于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雷达监测系统、街灯照明以及飞机驾驶舱的设计（Nickerson，1992 ；Swets，Dawes，& Monahan，2000 ；Wickens，1992）。关于衰老对认知的影响，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新的认识（Salthouse，2004），而这些新知识有可能会直接帮助我们设计出帮助认知丧失者恢复其能力的训练方案（Dixon & Backman，1995）。

判断和决策的心理研究已经应用于医学、教育和经济等领域的决策制定（Gigerenzer，2002 ；Gilovich，Griffin，& Kahneman，2002 ；Hilton，2003 ；Kahneman，2003 ；Kahneman & Tversky，2000 ；Swets，Dawes，& Monahan，2000 ；Tetlock，2005 ；Zweig，2001）。一项令人兴奋的发展是认知心理学家更多地参与到法律体系中，这使得在信息搜集、证据评估和做出判决等方面，给认知理论的应用带来了大量机会（Kassin，Tubb，Hosch，& Memon，2001 ；Koehler，1993 ；Kuhn，Weinstock，& Flaton，1994 ；Redding，1998 ；Wrightsman，1999 ；Zimbardo，2004）。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阅读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Rayner，Foorman，Perfetti，Pesetsky，& Seidenberg，2001，2002 ；Snowling & Hulme，2005 ；Stanovich，2000 ；Vellutino，Fletcher，Snowling，& Scanlon，2004）。此外有关儿童在法律程序中提供的证词（Ceci & Hembrooke，1998）和受虐儿童所“ 恢复” 的记忆是否准确（Brainerd & Reyna，2005 ；Bremner，Shobe，& Kihlstrom，200？；Clancy，Schacter，McNally，& Pitman，2000 ；Gardner，2006 ；Loftus，1997 ；Lynn，Loftus，Lilienfeld，& Lock，2003 ；McNally，2003 ；Pezdek & Banks，1996 ；Spanos，1996）等这些公众争论不休的问题方面，心理学家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美国心理学会开设了一个网站：www.psychologymatters.org。你可以在此网站上看到更多有关心理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

“大二学生”问题

许多人质疑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他们过于关注研究的被试，而不关心实验设计的细节。然而，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研究结果更多受到后者的影响而非前者，例如知觉基本过程的研究。在基本的信息加工过程、大脑的基本结构以及视觉系统的特征方面，美国蒙大拿州的人和佛罗里达州的人都非常相似。另外，这些特征和被试的父母是不是修补匠、裁缝或者教授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学科都假设某些因素对最终的结果没有影响。生物学家一般不担心培养皿厚度的细微差异会显著影响里面的细菌。当然，这些差异可能会产生影响——每一种科学假设都不是绝对的——但是生物学家必须把精力放在他们认为更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上面。与此相似，海奇特假设暗适应跟人的宗教无关，因此他不问被试是路德教派的，还是罗马天主教的。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有时人们叫它“大二学生问题”；即，因为大二学生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中做被试，因此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否具有可推广性受到了质疑。心理学家关心这一问题，是因为它在某些研究领域中的确是个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正确地看待它，并且应该知道心理学家对这一批评有几种合理的辩解。以下列出三点：

1.这种批评不能说明研究结果无效，只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理论的可推广性。由于我们先前收集了大二学生的数据，即使从其他人群中获得了相反的数据，从而必须对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只会使理论更加精确，而不会完全否定它。即使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重复的实验没有得出相同的结果，我们也只能说，建立在大二学生数据基础上的理论不够全面，而不能说该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2.在心理学众多领域里，大二学生问题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所研究的心理过程是非常基本的过程（例如视觉系统），几乎没有人相信视觉系统的基本构造跟被试样本的人口分布特征有关。

3.许多研究结果得到了重复，这使我们确信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广到不同的地理分布中，并且在较小程度上，也能推广到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家庭变量以及早期教育经历的人群中去。50年前的大学生被试样本恐怕基本来自于精英团体，如今却完全不同，现在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能够代表各阶层的群体。

然而，不承认大二学生问题在心理学研究的某些领域里的确是个问题，这也是不明智的（Peterson，2001）。尽管如此，心理学家正在尽力矫正这个问题。例如，发展心理学家几乎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这一领域中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将众多用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理论和发现，在其他不同年龄的被试身上重新验证。

用不同年龄组的人做被试并不总是能重复用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结果。要是那样的话，发展心理学就会变得很无聊了。但是一大堆心理学家都致力于在心理学理论中建立一个年龄因素，以证明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确保了心理学的宏大理论不是只建立在从大学生那里收集的有限数据基础之上。

许多发展过程的研究都是以北美儿童为被试进行的，为了评估这些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发展心理学家也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例如，史蒂文森等人（Stevenson et al.，1985）让中国、日本和美国孩子完成大量的认知任务，然后得出结论，“三种文化下的儿童在这些任务中所表现出的认知能力非常相似”（p. 727）。其他认知能力的跨种族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结果（Demetriou et al.，2005 ；McBride-Chang& Kail，2002）。对于其他心理学特征，跨文化研究里有许多例子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例如，Day & Rounds，1998 ；Rozin，Lowery，Imada，& Haidt，1999）。但是，也有不少跨文化研究没有得出与美国大二学生相似的结果（例如，Nisbett，2003）。但是当出现这些差异时，这些研究仍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让人们了解到这些理论和结果会因文化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Chang，1996 ；Menrich et al.，2004 ；Medin &Atran，2004 ；Nishett，2003 ；Yates，Lee，& Shinotswka，1996）。

正如先前提到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了重复验证。信息加工的许多基本规律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人们可能不太知道，如果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获得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那么类似的实验将很快在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大学进行。通过这种检验，我们将很快知道这项结果是不是由于密歇根州被试的独特性或特殊的实验环境所造成的。

教育心理学家也提出过大二学生问题。例如，教育心理学家联合发展心理学家以及其他教育研究人员，构建了测量基本认知技能的内容，这些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准确预测学业成绩，例如阅读习得率。这些内容的预测准确度不受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的影响，也不受地理分布和校区的影响。

大二学生问题和关于代表性的批评大部分针对的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常用大学生被试在实验室情境中进行研究，并试图建立真实社会情境中的社会交往、群体行为和信息加工等理论（Kunda，1999）。

然而，即使在心理学的这一领域，也有证据表明，实验室得出的成果和理论，实际上确实预测出了不同类型的个体在各种情境下的行为。

例如，几年以前，莱昂纳德·伯克维茨（Leonard Berkowitz），威斯康辛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证明了所谓的“武器效应”——如果一件武器出现在手边，会使得某个人更容易做出攻击性反应。这个发现源于实验室，是一个无代表性情境的典型例子。由于这一结果是人为情境的诱导产物，因此常被强烈地批评其具有误导性。但事实是这样的，各种实验条件下得出的结果都一样，用不同的方法测量攻击性所得的结果一样，在欧洲和美国获得的结果一样，研究儿童和成人的结果一样，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场研究中，被试不知道自己是在参与实验，得出的结果也一样（Berkowitz & Donnerstein，1982 ；Turner，Simons，Berkowitz，& Frodi，1977）。研究人员甚至提取出了武器效应背后的认知机制。在语义记忆中，它是一个自动启动的过程（见Anderson，Benjamin，&Bartholow，1998）。这个效应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安德森等人（Anderson et al.，1998）把文章题目定为“是手枪自己扣动扳机的吗？”

认知、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家也研究了人类的各种决策行为。这个研究领域里大部分原始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使用大学生作被试，而且采用高度人为化的任务。然而，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决策行为原则在很多非实验室环境中都得到了重现，包括银行家对股票价格的判断、赌场赌博、精神病医生对病人行为的预测、经济市场预测、军事情报分析、全美橄榄球联赛的下注、工程师对修理时间的估计、房地产经纪人对房价的估计、商务决策以及医生的诊断——这些原则现在也应用于个人理财咨询的实践领域（Bazerman，1999，2001 ；Belsky & Gilovich，1999 ；Goldstein & Hogarth，1997 ；Hammond，1996 ；Tassoni，1996 ；Zweig，2001，2002）。

伯恩鲍姆（Birnbaum，1999）用互联网来解决心理学中的大二学生问题。他在实验室里通过互联网招募了一批参与者，并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决策问题的实验。实验室中得到的结果全部在互联网样本中得以重现，而后者的取样范围要比前者广泛得多——包含来自44个国家的1 224 名参与者（见Jaffe，2005 ；McGraw，Tew，& Williams，2000）。高斯林等人（Gosling et al.，2004）研究了大量互联网参与者的样本（361 703 人使），并将之与发表过的510 个传统样本的参与者比较，发现互联网上的被试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地区和年龄方面有着更广泛的分布。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心理学众多研究领域的研究结果，例如人格理论，用互联网实验和传统方法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非常相似。

这些例子说明，心理学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普遍性程度经常被低估了（Cheng，2001 ；Gage，1996 ；Rosenthal，1990）。安德森、林德西和布什曼（Anderson，Lindsay，& Bushman，1999）对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的效果进行了系统检验。从验证攻击性、领导力、抑郁症等多种主题的研究中，安德森等人（1999）发现了高度的聚合性——几乎所有不同的研究环境总是产生相似的结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都能重现（见Carroll & Nelson，1993）。相反，结果无法重现的实验经常出现，而它们往往比结果可以重复的实验更具指导意义。但是，在认知心理学中，重复实验的失败几乎很少是被试的独特性造成的。相反，大部分是因为实验刺激和方法的细微差异。通过仔细地分析要产生一个现象究竟需要哪些实验条件，科学家们对现象有了更精确的理解，这为建立一个更精确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但是，如果实验结果没有被重现，那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应用？如果科学家们没有在所有的细节上达成一致，知识和理论并不完全站得住脚，那么如何证明这些结果的应用是合理的呢？这种对心理学发现的担心是很常见的，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在其他科学中，结果和理论经常在完全确立之前就开始应用了。当然，第2 章中已经清楚地阐述过，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有可能被修订。如果我们在应用科学研究结果之前必须确定知识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应用就不会发生了。所有领域的应用型科学家尽最大努力使用最准确的信息，同时也会意识到这些信息有可能是错误的。

正确看待“真实生活”和“大二学生”问题

本章提到了几个焦点问题，此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我们说过的，什么是我们没说的。我们证明了对心理学研究的频繁抱怨源自一个基本的误解，不是针对心理学，而且针对涉及所有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看到人们质疑心理学家为什么不在所有研究中都使用随机样本，并且解释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后，我们看到，大二学生问题本来是一种合理的关注，但它有时被夸大了，尤其是当人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不太熟悉时（见第1章）。

尽管如此，心理学家应当始终注意他们的实验结论不要太过依赖于某一种方法或某一特殊被试群体。这一点将在下章讨论。事实上，心理学的一些领域确实被大二学生问题折磨得够呛（Jaffe，2005；Peterson，2001；Wintre，North，& Sugar，2001）。作为大二学生问题的一剂良药，跨文化心理学仍然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然而，研究型心理学家对于自我批评的高度重视，给了我们一个对此持乐观态度的理由（见第12章；Anderson & Gunderson，1991 ；Henriques，2003，2004，2005 ；Jaffe，2005 ；Kimble，1999 ；Machado，Lourenco，& Silva，2000 ；Proctor & Capaldi，2001）。事实上，许多心理学家因为将“批判”作为其本职工作而享誉学界（Leary，2001 ；Robinson，2001）。每年的各类科学杂志上，都会有文章提醒心理学者注意其方法上的漏洞，或是指出大二学生问题。后者在心理学中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没有心理学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尽管我们不应忽视这一问题，同时也应正确看待它。

小结

一些心理学研究属于应用型研究，它们的目标是把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特定情境。在这样的应用研究中，研究的目的是要将结果直接推广到自然情境中，样本的随机化和条件的代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研究结果将会直接得到应用。然而，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不属于这种类型，而是属于基础研究，用以验证有关行为潜在机制的理论。在大部分基础研究中，研究结果通过理论上的修正得到间接应用，从理论产生到应用于某些实践性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种类型的基础研究中，被试的随机取样和情境的代表性不是关键问题，因为这类研究的重点在于验证理论的普遍性。实际上，在用于验证理论的基础研究中，人为的环境条件是有意创设的，因为（正如前一章所描述的）这有助于把研究的关键变量从所要控制的无关变量中分离出来。因此，心理学实验“不像是真实的生活”这个事实其实是一种优势而非缺点。

图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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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前两章讲述了实验逻辑的原则，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心理学经常面对的一些批评。比如很多人认为科学实验没有价值，因为它是人为发生的，和“真实的生活”不一样。我们将对这一观点进行详细探讨。由于心理学实验常常遭到类似的批评，因此理解这种批评的不合理之处，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心理学。

为什么自然性并非总是必要的

从第6章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这种批评是不合理的。正如上一章所述，科学实验的人为性并不是一种缺点，事实上，正是它使得科学方法具备了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对世界进行解释。与人们通常所相信的观点不同，科学实验的人为性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科学家故意为之。科学家之所以专门设置一些非自然发生的条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决定事件发生的许多相关变量区分开来。有时候，必要条件已经在自然状态中存在，比如斯诺和霍乱病的例子。但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出现。科学家必须用新异的甚至有时比较奇怪的方法操控事件，比如戈德伯格和糙皮病的例子。很多时候，这些操作无法在自然环境中完成，于是科学家必须把所要研究的现象转移到实验室中，以便实施更精确的控制。例如在有关“重力和运动”的早期研究中，使用了一些特制的物体，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些特殊条件，以便观察物体运动。因此，为了分析一种现象，经常需要创设非自然的极端条件。

事实上，如果科学家完全禁锢在“自然”条件下观察，那么一些现象就不可能被发现。探索物质本质特征的物理学家们建造巨大的加速器来诱发基本粒子之间的碰撞。碰撞中产生的一些副产物是存在时间不到十亿分之一秒的新粒子。然而，这些新粒子的属性却有助于解释原子结构理论。许多新粒子在世界上一般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我们在自然状况下也没有机会观察到它们。因此，几乎没有人质疑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方式。为了对宇宙有更深刻的理解，即使采用一些不常见的甚至是怪异的方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不知为什么，物理学家用起来合理的方法，心理学家使用起来，就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由于公众没有意识到创造特殊条件的重要性，各类科学家都曾遭到过误解，而心理学家是这种误解的最大受害者。许多心理学家在向外行人展示关于某一行为的实验证据之后，都听到过这样的叹息：“可惜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对这种批评的进一步讨论，通常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大众的一些观念，比如，只有研究自然条件才能获得知识，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是怪异的，还不足以成为一门科学。

心理学家使用的许多技术在公众看来是怪异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技术并非心理学领域所独有，只不过心理学家把这些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类行为的研究上而已。事实上，在每一个学科的调查研究中，都能看到人们用一些类似的怪异方式来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心理学家却遭受了双面夹击。对科学方法的无知使得许多人相信心理学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于是，当心理学家像其他所有的科学家一样创造必要的特殊条件来对心理现象进行更有力、更精确的解释时，却遭到了诽谤。

禁锢于真实生活条件会妨碍我们发现许多新事物。例如，生物反馈技术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比如用于控制周期性偏头痛和紧张性头痛、治疗高血压，以及放松训练（deCharms et al，2005；Maizels，2005；Miller，1985a）。研究表明，如果通过视觉或听觉的反馈能够监测到体内正在进行的生理过程，那么人类就能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过程。这项研究促进了上述生物反馈技术的发展。当然，因为人类本身并不具备通过外部反馈来监测自身生理功能的能力，所以, 如果不是在特殊的实验室条件下，人们将很难发现人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理过程。自然条件下的观察是永远无法发现这一点的。

对“随机取样”的误解

然而有时候，类似“这不是真实的生活”的抱怨源于对心理学实验研究目的的另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媒体的宣传使许多人对调查研究开始熟悉起来，特别是选举中的民意调查。

现在人们对选举投票的一些重要特征越来越了解。具体而言，为了保证民意测验的准确性，媒体对随机取样、样本代表性等概念更加关注。这种关注导致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随机取样和代表性是所有心理学调查研究的必要条件。因为心理学研究很少使用随机的被试样本，如果根据外行人所相信的随机取样标准，那么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都会遭到诋毁，那些批评心理学研究无法反映真实生活因而是无效的论点也会受到强化。

但只要想一下其他科学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想法的荒谬。化学家从没尝试过抽取化合物的随机样本，生物学家也不曾用细胞或组织的随机样本进行实验。用于医学研究的老鼠和猴子也不能完全代表其物种。而这些研究都是在与这些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完全不同的实验室中进行的。事实上，这些条件通常很独特。然而，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结果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体生物学。大部分心理学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每一个心理学调查研究都需要使用随机样本。因此，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重点是：随机取样和随机分配不是一回事情。

随机分配和随机样本的区别

随机分配和随机取样两个词里都包含“ 随机”，因此许多人以为它们所指的是一回事。事实上，它们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采用了随机生成数字这一点。然而其目的却大相径庭。

随机取样涉及的是如何选择被试进行研究。如前所述，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要求随机取样，但当它成为必要条件时（例如在调查研究、市场调查或是选举时的民意调查中），我们则需要用一种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个样本，这种方法要确保总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同等机会被选为样本，被抽中的样本就成为随后调查研究中的被试。有一点非常重要，这种随机抽样的调查研究既可能是相关研究，也可能是一个真实验。只有使用了随机分配的方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实验。

随机分配是真实验所必需的条件。实验人员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当每一名被试被分到实验组的机会和被分到控制组的机会相等时，则实现了随机分配。为了达到这一点，常会用到像掷硬币这样的随机化手段（更常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随机化数字表格）——因为它在给被试分组时没有任何偏向。

随机分配和随机取样不是一回事，牢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弄清楚四种组合：非随机分配的非随机样本，随机分配的非随机样本，非随机分配的随机样本，以及随机分配的随机样本。大部分心理学实验没有使用随机样本，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如下一章将讲到的，研究可以检验理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方便取得的样本。如果一个研究中使用了随机分配的方法，那么它就是一项真实验，如果没有使用，那么它是一项相关调查。许多使用随机取样的研究没有使用随机分配，那是因为它们只是调查性研究，旨在寻找关联——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属于相关调查研究。然而，一些研究既使用了随机取样，又使用了随机分配，那么它们肯定是真实验。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异同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阐述了不同类型的研究要求的不同类型的预测。许多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把研究结果直接与生活中的特殊情境联系起来。对应用研究而言，预测必须是：

研究与现实生活有“一对一”，亦即穆克称作“类比”的关系，应用研究的结果必须都能直接应用。选举投票中的民意测验就是应用研究的一个例子。研究目的是预测一个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在这个例子中，就是选举日的投票结果。由于研究结果是要直接应用于现实的，因此，样本的随机性和情境的代表性问题很重要。

然而，把应用型心理学研究看做典型的心理学研究是错误的。心理学（或其他学科，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如此）的大部分研究都有着不同于应用的目的。大多数研究的预测层次是从理论到特定研究情境的预测。

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只能间接通过理论修改而被应用，这些理论与其他科学规律共同应用于一些实践性问题（Nickerson，1999）。简而言之，大部分理论研究追求的是对心理过程的理论验证，而不是把研究结果推广到现实中的某一特殊情境中去。

主要目的为理论验证的研究通常被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把数据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但是基础研究则专注于理论验证。然而，仅仅根据某项研究是否有实践性应用来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很可能会产生错误，因为这一差别常常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消失。应用研究的结果会很快得到应用。但是没有什么能比普遍的、准确的理论更具有实用性了。尽管很多科学家进行理论或实证研究的初衷并非解决具体的实践性问题，但他们发展出的科学理论或研究结果最终都解决了现实世界的许多问题。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

罗伯特·克里斯和尼古拉斯·萨米奥斯（Robert Crease & NicholasSamios，1991）在一个处于领先地位的物理学研究中心——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他们在一篇论文中介绍了一些有关基础研究拥有应用价值的例子。比如威尔赫姆·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故事，他“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当他把荧光屏放在他的仪器附近时，荧光屏就会意外地发光；结果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新现象，他称之为X 射线。三个月之后，X 射线已经被人们用来检查骨折”（p. 82）。再来看霍华德·弗洛瑞（Howard Florey），他和一个同事一起研究抗菌机制。“青霉素是他们所研究的微生物之一，这种微生物是几年前才偶然发现的，但它的抗菌功能一直没有被发现。现在的许多药物都是在一些对应用没有特别兴趣的学术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p.82）

西莫尔·凯迪（Seymour Kety，1974）也谈到了氯丙嗪这一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特效药物是如何在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科学研究中被发现的。凯迪强调，几乎所有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的发现都与精神分裂症毫无关系！历史一再证明，（通过让科学家解决特殊的实践性问题而）试图控制科学发展方向只能阻碍发展进程而非促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急于让科学家们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让其考虑“其他事情”（基础研究）的做法，被证明是最不切实际和目光短浅的。

通向实际应用的道路是非常曲折和不可预料的。为了研究关节炎，德克萨斯西南大学医药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人员试图通过遗传的方式培养一批患有关节炎的老鼠。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老鼠同时也患上了肠炎（Fackelman，1996）。这个研究团队“偶然创造出了有溃疡性肠炎的老鼠，从而为科学家们研究人类疾病提供了动物模型”（Fackelman，1996，p.302）。无论这些科学家是否在关节炎（原本想研究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在溃疡性肠炎的治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简言之，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一些研究是为了直接预测某一特殊情境而设计的，但大多数科学研究仍然是用于验证理论的基础研究。怎样把研究结果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呢？从事应用研究和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者们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前者会这样回答：“直接应用，只要实验情境和将来要应用的情境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就可以了。”因此，被试的随机取样和实验情境的代表性都会影响结果的应用。然而，进行理论检验的研究人员是这样认为的：研究结果不会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将结果用于具体的环境条件。因此，这类科学家并不关心研究的被试与其他群体有多相似，也不关心实验情境是否反映出某些真实生活的环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研究结果对现实世界没有意义呢？不是的。这些研究结果不直接应用于某一特殊情境，而是应用于理论。这种理论，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和其他科学规律相结合，共同解决某一特殊问题。

在心理学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将理论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研究十分常见。例如，许多年前手机刚刚面世，许多认知心理学家立即开始担心安全问题——人们边开车边接听手机怎么办。心理学家立即预测手机的使用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增多——不仅仅是因为接听电话的时候一只手会离开方向盘，此外，他们还担心接听电话会转移司机的注意力。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意识到，心理学家提出这些担忧远远早于真正用移动电话来做的实验研究（见Strayer & Johnston，2001）。心理学家通过理论预测手机事故问题，而这个例子中的注意力有限加工理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如，Broadbent，1958 ；Kahneman，1973）。这一信息加工理论是通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上百个实验室研究）建立起来的，开车使用手机提供了一个机会，正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预测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事实也是如此，后来使用移动电话进行研究，结果证实了心理学中注意理论的预测：移动电话的使用确实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个原因（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2005 ；McEvoy et al.，2005 ；Redelmeier & Tibshirani，1997，2001）。

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1983）就一个例子阐述了心理学中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的观点以及间接应用的性质。20 世纪30 年代，塞里格·海奇特（Selig Hecht）在《普通实验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General Experimental Psychology）（Murchison，1934）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视觉敏感度的研究，谈到了暗适应的现象。你可能有过暂时性“失明”的经历，比如当你走进一个漆黑的电影院时。但是，当你在位置上坐了一会儿之后，应该就能注意到椅子、人以及其他物体慢慢变得可以看见。如果你继续关注这个现象，你会发现视敏度不断升高的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分钟之久。

这种现象叫做暗适应，它会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在进入一间漆黑的屋子时，视敏度迅速小幅度地升高，之后缓慢大幅度升高。海奇特把两部分的升高曲线和视网膜上的两种感光细胞联系起来。密集分布在中央窝中心（视网膜的一部分，用于聚光）的视锥细胞，对红光非常敏感。分布在中央窝外围的视杆细胞，没有那么密集，而且对红光不是很敏感。海奇特根据这些事实建立了一个理论，即暗适应的最初阶段（视敏度小幅地快速升高）源于视锥细胞的适应，第二阶段（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视敏度大幅升高）源于视杆细胞的适应。

穆克（1983）提醒我们考虑一下海奇特的实验环境是完全非自然的。（非随机取样的）被试在暗室里进行反应，根据他们是否察觉到微弱的红色闪光，回答“是，我看得见”或者“不，我看不见”。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对微弱的红光作“是”或“否”的反应。然而由于海奇特并不考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到那些在暗室里对红光做“是”或“否”的反应的个体中去，所以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发生过无关紧要。海奇特所关心的是，如何根据实验室中建立的事实来验证相应的理论，从而能解释视觉系统所特有的一些基本过程，如暗适应。他并不关心他的实验情境是否符合现实世界的情况，而是关注是否能充分分离出他想研究的特殊视觉过程。

海奇特的研究发现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并不是因为他的实验情境的性质是人工的或是自然的，而是因为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建立一个有关基本视觉过程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可以与许多视觉现象相关联。他的研究揭示了人类视觉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功能关系，而这恰恰是因为他的研究情境经过了人为的精确控制。如果这一理论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它应该能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情境，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行为现象，即使所处的情境与发现这一理论的情境完全不同。换句话说，海奇特的研究结果通过对理论的影响而产生了间接的应用价值。例如，海奇特的研究结果促进了对夜盲症的治疗，改善了X 射线的识别问题（Leibowitz，1996 ；Mook，1982）。更引人注目的是，二战期间，英国飞行员在闪电战中等待希特勒轰炸机的夜间袭击时，戴上了红色的飞行眼镜（因为视杆细胞对红光不够敏感，可以保持暗适应；见Mook，1982）。从在实验室里判断小红点到辨别伦敦上空危险物体的移动，这一鸿沟是由理论跨越的，而不是通过把海奇特的实验室改造成喷气式战斗机得出的。

和爆炸装置交过手的人都知道，无论你有多么熟练多么谨慎，运气迟早是会消耗完的。能够毫发无损地活着退休绝对是巨大的解脱，可以从此享受平和的生活，遇到的最剧烈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喷嚏。然而他们中有些人退伍后还需要继续与致命装置打交道，战后又为伦敦警察厅干起了拆除爆炸装置的工作。

军队里的拆弹人员现在叫弹药技术官（ATO），不过拆弹小组的组长通常被人叫做“菲力猫”（Felix），就是同名动画片中一只九条命的猫。干这一行想必九条命也不够用。

和前辈比起来，如今的拆弹人员可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且他们还配备了用于侦察的机器人，有些情况下可以远程破解炸弹。需要亲自动手的部分越少，保住双手的几率也就越大。

一旦有 ATO因公殉职，造成事故的装置需要按原样再造，以待确定爆炸原因。之后会公布调查结果，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故。这个工作要说是后人踏着前人的尸体前进，真是没半点夸张。

恐怖分子会把爆炸装置伪装成汽车、信件或购物袋等等。在北爱尔兰的一家军械库，士兵们正在院子里踢球锻炼，看到专门嗅探爆炸物的几只警犬也跑来追着球并表现出极大的不安，他们便把球拆了开来，结果发现里面塞满了绝缘泡沫板和一种叫塞姆汀（Semtex）的塑料炸药。幸好泡沫材料堵住了引火装置。也不是每个嫌疑包裹都有相同的使命。曾有一个扔在布里斯托兵营外的包裹，在一定范围内爆炸后飞出了满天的传单，传单上介绍的是 “如何处理嫌疑包裹”。

由于现在的恐怖爆炸装置有很多是临时组装的，因此更加难以预料，这让处理任务变得更危险。有些可以用闹钟或运动传感器引爆，还可以用手机或汽车钥匙远程引爆。有时，恐怖分子的炮弹手会在远处盯梢拆弹人员，一等他在装置前俯下身子便引爆炸弹。有时，恐怖分子会先在显眼处放置一颗炸弹，再在半路上埋下第二颗炸弹，独自走向第一颗炸弹的拆弹人员若是未能留意到路边垃圾筒里另有险情，往往难逃一死。

每一个 ATO都知道，恐怖分子只消得手一次，而他自己却不得失手一次。冷静而勇敢的人为此需得背负相当的压力。北爱尔兰冲突二十余年，弹药技术官凭借过人的胆识共获175个奖项和勋章。

他们中有些人之所以热爱这份工作，是因为可以感受到运用前沿技术所带来的刺激感，以及与放置炮弹者斗智斗勇的成就感。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在拯救人们的生命。沙场征战的士兵们这样表示他们对拆弹人员的敬佩：“真他妈要命！我可不干他们那种工作！”

拆弹人员想方设法避免爆炸，有位医生却千方百计制造爆炸。他就是卡梅隆·莱特（Cameron Wright）。被朋友们唤作卡姆（Cam）的他，加入了一支由秘密科学家组成的地下队伍，以其才智胆识与敌人作战。他供职于汉普郡戈斯波特郊外的皇家海军生理实验室，那是一排破烂的木屋，后来成了他们的货仓。

卡姆开展的实验是关于 X射线对人体组织——他自己的身体——的影响。后来二战打响，国防部的科学顾问来找他，问他能否在“一些非常非常机密的事情”上帮点儿忙。

巴恩斯·沃利斯（Barnes Wallis）那时设计了一种炸弹，理论上这种炸弹空投下去后能在水面上跳跃然后落到水坝基部爆炸。卡姆的任务是在炸弹试验期间坐在飞机里进行观察。试验可不顺利。一枚炸弹炸裂后弹片击穿了飞机的发动机，另一枚炸弹在投放下水后激起的巨大水柱打坏了机翼。两次试验，飞机都仅能安全着陆。

经过训练，炸弹终于能在水面上弹跳了。但它能不能在水坝上炸出洞来呢？“拉德诺郡有个废弃的小型水坝，”沃利斯提议说，“绝对没有用处了……也没人还会想到那儿。我们可以试着把它炸了。”

于是卡姆就跟着飞去了威尔士。他在飞机上启动马达后，炸弹在转轴上飞速旋转起来。这种圆形炸弹之所以能在水面跳跃，靠的正是旋转。可是，炸弹却没能离开发射装置。它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转轴上冒出了烟。眼见炸弹要在飞机上爆炸，卡姆一把抓住悬在头顶的支杆，把自己吊在炸弹舱上面，朝炸弹踢去。他一脚接着一脚踢着那个旋转的圆球，身子向前倾覆。事后他承认自己当时在想：“这种找死的方法不光是危险，还荒谬得很啊。”猛然间，炸弹被踢飞了，留下卡姆悬在空空的炸弹舱上面，底下的水坝轰然炸响。

爆炸属于卡姆的专长。他的一大乐事是带领新进人员参观研究所，然后带大家参与研究。有一次，他带着一群人来到一个装满水的环形钢槽旁边。

“现在，我要向大家展示水下爆炸的效果。”他像预言灾难似的宣布道，“卷起你们右手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水里。”大家饶有兴致地照做了。“预备，开火！”

砰的一声，水槽中间溅起一大片水花。参与的人还以为自己肘部以下的手臂已经被炸断。

“这，就是区区1.5克炸药引起的效果。”卡姆兴致勃勃地说道，“现在，这里有些套管，拿一个套在另一只胳膊上，然后再把胳膊伸进水槽。”

大家不太情愿地照做了，有的套上了金属管，有的套上了橡胶袖套。

“开火！”

这下，那些戴上金属管的人感觉自己的两个胳膊都像是被炸飞了。可戴着橡胶袖套的实验者却若无其事。“告诉诸位，”卡姆说，“刚才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1000磅，假如你戴了橡胶就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为了证明这里没有什么猫腻，下面请刚才戴橡胶袖套的人再改戴金属管，然后我们就证明完成了。”

卡姆为执行水下突袭任务的潜水人员设计的防护服，可以保护人体免受爆炸的伤害。他成了水下爆炸伤的权威。由于水的可压缩性比较小，水下爆炸形成的冲击波比在空气中传得更远，因此水下爆炸非常危险。

预测深水炸弹对沉船逃生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卡姆和一位名叫贝比（A. H. Bebb）的物理学家一起，合作检查了水下爆炸所产生的两个致命效应，一是冲击波（会把潜水员打得粉碎），二是紧接着的“水锤”效应（会挤压潜水员）。卡姆询问了多名水下爆炸的生还者，一遍遍听他们讲同伴是怎么样一瞬间丧失了动弹四肢的力量，发出急促的喘气声，然后被波浪吞噬。他还去参观了爆炸身亡的士兵的尸检。因为那些严重的内伤往往在外表不着痕迹。

卡姆亲身经历了多次爆炸。为了测试空气垫可能具有的隔绝性能，他穿着充气的救生衣在水中全身放松，同时在身下引发剧烈的爆炸。据说他被冲出去了很远。他的研究课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让实验者——包括志愿的海军潜水员，当然还有他自己——悬浮在海水中，然后引爆 TNT炸药。炸药量一次比一次大，炸药距实验者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近。有位潜水员私下里说“就像被当头打了一棒”。在每人经受了30次爆炸后，卡姆冷静地记录下了大家的症状：“潜水员肺损伤加重，鉴于胸部和耳部的临床表现（肋骨骨折和鼓膜破裂），结论是，勿让受试潜水员在该深度承受爆炸。”

有一个难题困扰着卡姆：有时候距离较远的爆炸反而比一些较近的爆炸造成的损伤更大。“那些显然爆破参数较小但从临床表现上看后果很严重的爆炸，让卡梅隆·莱特医生有点心烦。他在距离200磅炸药2100英尺范围内的地方下潜了50英尺。爆炸后，水下的他遭到冲击波的撞击，无法动弹，后背剧痛，失去知觉，被推上水面。”卡姆被人捞起时身体已经麻痹，口鼻耳血如泉涌。

卡姆一边在医院养伤，一边琢磨起受伤的原因来。从前的几次爆炸，计算得出的冲击波强度要比这次大得多，可是这次受的伤却要严重得多。思来想去，他认为，自己悬浮在海水中时并不是只受到了爆炸本身的一次冲击，而是几乎同时受到了多次冲击。在相对较浅（30米）而海底多岩石的海域，冲击波不仅会直接通过海水，还会在海底和海面之间反射。倒霉的卡姆正好悬浮在不同方向的冲击波汇集之处。身体刚有所好转，他就立刻又投身进了上次的实验，爆炸的其他参数不变，但根据计算结果改变了下潜的深度，可以偏离多次爆炸冲击波的影响。谢天谢地，这一次，他“没有感到任何不舒服”。

几年之后，卡姆计划做场关于水下爆炸的报告，但因为有别的事要忙，就叫一位同事替他去讲。报告中展示了一张胸腔X射线片，不知是哪个可怜人的，X射线片显示肺被炸碎了。同事好奇心起，揭开X射线片角落的标签，看到上面的病人名字：卡姆·莱特。

海军部还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不携带呼吸设备的情况下从深水的潜水艇逃生。但是去尝试这样的任务极其危险：身处深水时，肺容纳的氧气是否够用？上浮过程中人会不会窒息？

莱特的老板认为要完成的实验过于危险，但卡姆还是趁老板外出度假之机干了起来。他把自己浸没在实验室封闭间的冷水里，水压大小调至相当于91米水深，然后一边迅速降压一边吐气。哪怕是闭口一小会儿，肺都会有胀气和爆炸的危险；而吸气的本能更是难以抑制。接着他又重复了一次实验，从100米水深，以更慢的速率（0.6米/秒）上升。按同事的话说，这是“十分勇敢而非凡的行为”。实验的结果是，皇家海军采纳了卡姆的技术方法，从深达180米的水下自由漂浮脱险，而卡姆本人也因为勇敢地亲身实验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表彰。

除了卡梅隆·莱特，还有许多因为良心拒服兵役的人同样是二战期间默默无闻的英雄。在英国，那些因拒绝参军而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的人，如果是出于真正的人道主义原因或由于宗教信仰而拒绝杀戮，就可以选择非战斗性的工作，比如卫生员和救护车司机。这些工作并不是就没有危险。历史上仅有三人曾两次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其中就有两人不是战斗英雄，其一是医务人员，其一是救护车司机。

少数“拒服兵役者”志愿充当医学研究的人类小白鼠。布莱恩·梅格雷思（Brian Maegraith）教授在做检测抗疟疾药物毒性的试验时，试验对象就是他自己、他的同事以及教友会公谊服务会（Quaker Friends’ Ambulance Unit）的志愿者。物色志愿者的还有肯尼斯·梅兰比（Kenneth Mellanby），他是位昆虫学者，对疥疮产生了兴趣。疥疮是种由小小的疥螨引起的皮肤瘙痒症。疥螨啃咬皮肤，在皮下钻打隧道，引起难忍的奇痒。它们排放在隧道的排泄物会造成脓疱感染，导致风湿热以及淋巴管与肾的严重问题。有些人会得一种异常骇人、几乎无药可救的并发症，叫做“痂皮性疥疮”，双手双脚还有胳膊的皮肤会被厚厚的痂皮完全覆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疥疮成灾。很多孩子在整个童年和青春期都饱受疥疮之苦，还因此遭学校拒收。城镇设立了专门给人消毒的“清洁站”。战争爆发时，疥疮病情在军队中已经十分严重，发病率达到了流行病的标准。据估计，有相当于整整两个师的士兵因为疥疮住院，更别提还有多少平民劳工遭受感染。

梅兰比着手研究疥螨的生物学特性，决心弄清楚疥螨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他在谢菲尔德的一座维多利亚式别墅中建起自己的研究机构，召集了12位拒服兵役者作为常驻试验对象。这些人中有做送奶工的，有当数学老师的，有艺术家，有美发师，还有煮海螺的工人。他们心甘情愿参与试验，没有一个早退，全部坚持做完各项试验，甚至还劝说自己的朋友前来加入。尽管报纸上常常把拒服兵役者刻画成懦弱愚昧的人，梅兰比的队伍却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以及特有的幽默感。在他们决定给自己设计一个纹章时，有人提议说，也许可以画上黄色条纹（yellow streak）——代表懦弱胆怯之意。至于纹章上的铭文，就把威尔士亲王纹章上的“我服务”（Ich dien）添上一个字母变成了“痒服务”（Itch dien）。

为了说明人很容易就沾上螨虫，他们睡在病人的床上用品上，还穿上病人的内衣。可是，谁也没有染病。他们觉得上当了。

梅兰比给军官们做报告时提到，刚成熟的雌性会让人得疥疮，听众闻言哄堂大笑。这话指的当然是雌性疥螨，但是回头再想时，他思忖或许另一种雌性也能传播疾病。说不定疥疮还真是一种性传播疾病。疥螨显然会高高兴兴地钻进生殖器的皮肤在里面打起隧道。梅兰比琢磨着是不是可以花钱请染病的女人来和志愿者睡觉。可志愿者会对长满疥疮的肉体发生兴趣吗？出于实验目的的通奸能见容于科学报告么？

幸运的是，还没招募到什么女人，就先发现有两名志愿者染上疥疮了。他们在感染疥螨后的开始几天没有表现出症状，原来疥疮的潜伏期可达两个月之久。

随后，染上疥疮的志愿者开始与未得病的志愿者同床共枕。就算没有实质性的亲密接触，温暖的床本身就提供了理想的感染环境。为了让疾病继续发展，志愿者忍受着病痛，坚持了9~18个月。由于奇痒难忍，他们把睡衣裤都挠成了碎片。尽管如此， 没有一个人要求把试验时间缩短。为了检验个人卫生是否影响疥疮的治愈，半数志愿者被要求定期沐浴，另一半则完全不给沐浴。虽然不洗澡不会恶化症状，不过倒是能大大打击医生给志愿者检查身体的热情。

志愿者的工作破除了当时有关疥疮传播的好几项谣传。有一种人们信以为真的说法是，身上带了螨虫的士兵在休假回家时把病传给了家里人。而事实刚好相反。士兵们会定期接受检查和治疗，但在回家省亲时却再度受到感染。志愿者写了首诗来澄清这一点：

小小螨虫，大有研究

何以得病，起因有谬

返乡归家，搂妻抱儿

温香软玉，伴于床榻

殊不知，旧病待重发

唯有牧师，以德服螨

疥螨虫虱，何以沾身？

于门于车，于厕于坐

他们组建了一支医疗队，测试“治疗”疥疮的各种方法，每周待治的病人有150人之多。

疥疮在志愿者经历的诸多磨难中只不过是其中一项。有了这群乐意帮忙的小白鼠，梅兰比又问他们是否还愿意参加其他试验。他们全部自告奋勇参加了饮食实验。无论食物有多么难以忍受，他们都谨守原则，绝对严格遵守饮食限制。二战期间英国推行一种“爱国粗麦面包”，这种新面包的成分是否会有损人体吸收钙质的能力还不确定，于是志愿者参与了消化吸收性测试。最后没发现这种面包有影响。

他们还参与研究维生素缺乏症。将近两年时间，志愿者忍受着乏味而营养不足的饮食。被剥夺维生素C的实验者得了坏血病，还要参加伤口愈合实验：在大腿上划出伤口，等伤口愈合后用砝码来测量需要多大的力可以使伤口再度开裂。

其他实验还包括“外科休克”。外科休克并非在受伤后立刻休克，而是指受伤之后造成的精神创伤，表现为流汗、血压骤降、脉率加快和昏迷。实验中，先是给志愿者注射化学物质，诱发出上述症状后再在他们身上做许多“心惊胆战的实验”。这些志愿者个个备受折磨。

为了评测新的抗疟疾药物，研究人员给志愿者接种了一种剧毒且有潜在致命危险的病原体。所有志愿者都得了“怪病”。考虑到潜在的危险，研究人员决定提前结束实验，可志愿者却坚持说，因为实验的目的是为人类解除痛苦，所以他们理当挺过实验所要求的那么长时间。

不想参军的话，也不是非得要当拒服兵役者。那些参与机要战备工作的人同样获得了赦免，比如为企业研制新药的科学家。战时对新的抗生素以及其他药物的需求十分紧迫。丹麦一家制药公司 Medicinalco的职员因为受到研究工作领头人的鼓舞，成了热情高涨的自体实验者。他们就像兄弟连，拿自己的健康冒险，推动新药进入市场的步伐。他们称自己为“死亡营”。

这样做既不是出于强制，也不是因为有多少回报。他们因为提供血液样品而得到的报酬或许只是一杯红葡萄酒。在年终尾牙时，那些冒了最大风险的人和经受了最可怕副作用的人获得的奖赏是：一具小小的塑料骷髅——死亡的象征。其中的自豪不亚于任何军事勋章。

此前几年，佩腾科费尔曾把自己痛饮霍乱菌液的举动与战士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我本应视死如归……我应当像战场上的勇士那样为科学而牺牲。”

如果周围人心神不宁时英雄还能镇定自若，是因为英雄其实蒙在鼓里么？——戏仿吉卜林[1]的诗作《如果》

沃纳·福斯曼（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福斯曼的研究生涯因战争而中断，这点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战时是科研活动的高潮期，各国政府都不惜重金想要提高战斗力和拯救病员生命。

福斯曼的诺奖提名词表彰了他敢于尝试危险实验的勇气。事实上，他的勇气还体现在战争期间：当他在野战医院给伤员做手术时，俄军炮兵部队的炮弹就在不远处炸响，而他不为所动继续工作。然而，勇气也会带来麻烦，会让人陷入他人避之不及的境地。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人们无疑会歌颂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猛士，但往往会忽略 在大后方默默展现胆识的勇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数千名国民志愿担任消防、防空、军需以及拆弹等工作，正是他们支持着国家取得了胜利。

二战时期，直到英国多个城市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战争部才意识到还没有人能处理尚未爆炸的炸弹。那时候还根本没有什么拆弹小组。于是当局广而告之招揽愿意尝试拆弹的人士。不畏挑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便挺身而出携手合作。一位设计师志愿报名时铿锵地表示希特勒“正在变成一个残暴的威胁”。有一个新组建受训的拆弹小组，全部的成员包括一位伯爵以及他的秘书官和专车司机。这些人接受的训练十分粗浅。有位受训者回忆说，教官倒是给他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英国炸弹，可德国炸弹他只拿得出唯一的一颗。当他们问外壳上的标记是什么意思时，他也完全说不出来。受训者看过引信长什么样后，就分组出发开始处理未爆炸的炸弹了。

任务实际上十分艰巨。整整八个月，恐怖难挨的八个月，伦敦及其他城市遭到德军大批轰炸机的狂轰滥炸。用一名中队队长的话来说，“德军一望无际”。单单在伦敦，德军每晚投下的炸弹就有1000吨。防空警报一响，市民或逃到地下，或躲进花园中半埋的金属桶内。有时一次空袭要持续12个小时甚至更久，而且，夜复一夜。若是去问操着伦敦土话的妇人她丈夫在哪里，她的回答是：“那个懦夫哇，躲在军队里呐。”

某日清晨，经过一夜轰炸的街巷照例又是遍地狼藉，而散落在某大街的残骸却都敷着一层蜡 ——原来，杜莎夫人蜡像馆也遭到了炮击。令人惊奇的是，造成这些伤亡的主要原因却不是炸弹爆炸，而是伦敦的高射炮。这些高射炮以最大仰角朝着天空砰砰发射。炮手坦白根本打不中敌机，但震耳欲聋的炮声对提高士气大有好处。不巧的是，士气偏偏因此遭受到了打击。那些冲上天爆炸开来然后又纷纷散落的是榴霰弹。发烫的金属弹片将屋顶和路面打得啪啪作响。据估计，死在这些弹片下的人可比死于炸弹的多得多。

“警报解除”的声音响起时，只不过意味着敌机已停止空投，但并不表示炸弹不再爆炸。每天一早，拆弹小组和送奶工一样准时开工。你可别怪他们的工具复杂得过了分：包括一把扳手，一把手摇曲柄钻，一根带钩的绳子，一个照明镜，一捆细线以及一把铲子。那些尚未爆炸的炸弹大多深深地嵌在地里，需要挖上一个大坑才能发现炸弹的外壳和固定引信的螺帽。

很不幸的是，拆弹小组并不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十个炸弹里有一个发射后并不爆炸，可拆弹小组区分得了真正的“哑弹”和未到点的定时炸弹么？但不管是哪种，都没有好事。不确定的 “哑弹”也许看到扳手就一个激灵爆发了，而真正的定时引信到底设定了多长时间也让人难以捉摸，操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这些炸弹是设定在两天以后爆炸还是两分钟内就会爆炸。某军官草草查看了一个 UXB（落地后没有爆炸的炸弹）后就去召集组员。就在他们朝炸弹所在地走去时，轰的一响。幸好他们没开车，到得稍许晚了一会儿，不然全被炸个正着。

除了常规炸弹外，纳粹德国空军还空投一种长约2.5米、粗有60厘米的鱼雷形水雷。这种炸弹带有降落伞，像槭树的翅果那样慢悠悠打着转下落。炸弹内装有三硝基甲苯（TNT），爆炸产生的气浪足以把人抛至400米开外。这种炸弹大部分装着定时引信，有一部分是磁引信，甚至能被附近的铁铲引爆。

理论上，只要拆掉了引爆装置，就算是拆掉了炸弹。实际操作起来，这个工作往往既耗时又危险。到1940年10月时，全英国已经积压了3000枚等候拆除的UXB。

当年有一枚炸弹落到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地基旁边，被人快速地挖了出来，然后装上货车飞快地穿过伦敦东区，最后来到哈尼克尼沼泽（Hackney Marshes）。炸弹在那儿爆炸，留下一个直径30米的弹坑。

正因为拆弹的风险极高，程序上要求保证每次只能有一名拆弹人员处在危险中。进行拆除作业的人员要把每一个动作报告给安全范围以外的后备队员，由后备队员一一记录。这样，一旦有什么“差错”，后备队员就能知道之前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哪一步则是错误的，换他上阵时就可以避免同样的错误。

通常弹药检查人员（Ammunition Examiner，人们一开始这么称呼拆弹专家）是跪在深坑的泥地里工作的。设想一下，巨大的炸弹隐约呈现在他的上方，他要拉紧螺帽用力把它旋松，一旦引信失去固定，他就开始将其轻轻地拆离。只有把引信差不多全部拆出来后，他才知道另一头连着的是什么。敌军还可能给炸弹添加第二根引信，或者将引信与灵敏的传感器相连，这都让拆弹工作难上加难。有时拆弹专家并不是把引信完全拆除，而是采用给炸弹“钻孔”的方法：用手摇曲柄钻在炸弹外壳上打一个洞，然后利用手电筒和小镜子观察黑黝黝的炸弹内部。拆弹专家就像一个过于谨慎的牙医，从不会失手触碰任何不敢碰的地方。他会全面观察引爆装置，然后形成一个拆弹计划。此时，他的双手在颤抖，全身在发热，汗水流入双眼模糊了视线。此刻，他正孤身一人处在这个世界最孤独的地方。

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把拆弹称作“最为凶险的任务”。而当德军开始用炸弹外壳上的数字来误导拆弹人员，拆弹工作更是险上加险。那些数字本来是用于识别引信类型的，德军故意标错数字，让拆弹人员误以为手中正待拆除的引信就是过去成功破解过好几次的类型。而事实上，两者完全不同，并且新的引信更加危险。后来，拆弹小组的一名检查人员在拆除新引信时，引信因为受了潮，噗的一下熄了火，这个幸运的检查人员因此仔细检查了还保持完整的引信。直到此时，英军才识破德军的诡计。这下解决了一个难题。另一位拆弹专家发明的新方法是，利用液氮冻结炸弹电池，从而切断引爆装置的电源。

还有一个拆弹专家记起，十年之前德国一家公司曾经想把自己的引信设计卖给英国空军部。于是他去伦敦专利局翻记录，一查之下，果然发现该公司的专利，里面包含双联电容电路的图纸，而这种可怕的引信当时正让英国的拆弹小组无比头痛。设在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里的英国密码局怎么没人去翻翻加密设备（编译密码的机器）的专利呢，说不定就碰巧查到了转轮密码机ENIGM A的设计细节，从此破译德军密码还不就是一宿的功夫么。

20世纪40年代的拆弹小组，组长的平均工作寿命为七到十周。前面提到的那位志愿者伯爵，在成功拆毁了34枚炸弹后，被第35枚炸弹拆毁。大难不死者背负的重压可想而知。丘吉尔前去劳军鼓舞士气，发现拆弹小组的成员们看上去与其他勇士很不一样：“他们满身疲惫，形神憔悴，面色苍白……我们总是滥用‘顽强不屈’这个词，但只有 UXB拆弹小组才真正配得上它。”

炸弹爆炸时，假如检查人员就在近旁，那么爆炸产生的气浪会冲入他全身上下每一个开口，将整个人炸开。与此同时，炸弹外壳也在瞬间炸成碎片，变成一把把超音速剃刀，使人粉身碎骨。想要埋头俯身，但根本无处可避。

但是，最让人害怕的并不是这种一瞬间的灰飞烟灭，而是不那么严重却让人重伤致残的事故。

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级别相当的乔治十字勋章（George Cross），是用于表彰在大后方为国防勇猛拼命的英雄。这一勋章的获得者大部分是拆弹人员。他们并非不知害怕为何物。有一位曾经在工作时发出惊恐的叫声，最后被人拖出弹坑，原因是他看到坑里有一大群老鼠。

二战结束时，英国有大约200万吨弹药，包括13万吨毒气罐、60万吨德国炮弹，而这些全都需要销毁。德国的军火当时有一部分已被同盟军破坏，弹壳被击碎损坏，因此有难以预料的危险性。烈性炸药全部炸光；推进剂和轻武器弹药60吨一次分批烧毁，烧毁时好像有上千架机关枪在同时开火。那些毒气武器则由17艘船载着，尽数倾入大西洋。

这期间大大小小的事故不计其数。在引爆37吨内装硝化甘油的手榴弹时，3千米外的特劳斯菲尼兹（Trawsfyndd）也有无数屋顶被炸塌。1946年，德国的一列火车正在等待人们往上装运炸药，其中一包炸药突然爆炸，继而引爆了周围的炸药。满载弹药的两辆卡车与29节车厢全部化作炮灰。为了扑灭火焰避免继续爆炸，处理小组奋战了整整一夜。这场事故只有8人身亡，倒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40年代，去世的所有拆弹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的弹药处理工作中殉职的。

如今我们还是时不时会发现 UXB，有时是在花园里，有时是在壁炉上。70年代英国拍了部电视剧，《拆弹组》（Danger UXB），让观众赫然意识到，祖父母留下的传家宝可能是货真价实的杀伤性蝶式炸弹，里面装的是榴霰弹。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给陆军军械队打来电话，要求他们把他在清理已故主顾的财产时收集到的一堆东西统统搬走，包括手榴弹、炮弹、雷管、弹药和地雷。还有一位退役多年的空军中队长，在得了痔疮脱肛后一直拿一枚炮弹当成按摩工具使（按他的说法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直到有一天那东西突然消失在眼前。他在急诊处不仅受到了护士们的照顾，边上还有憋不住笑的拆弹人员。

一周回顾

截止本周为止，小红猪小分队已经连载了《对伪心理学说不》一书中两章六篇的内容，大家都看了吗？如果没有，强烈推荐你点击：对伪心理学说不系列连载。

这六篇文章，将告诉你，佛洛依德虽然在可能是心理学领域最知名的人物，但心理学的如今早已不是他那个年代的样子。心理学不是一门可以解释一切但毫无价值的江湖学说，也不是一座拍脑门想出，的架空而建的理论阁楼。同时，也将为你解释，为什么心理学经常被人误解为伪科学，进而说明心理学为什么是一门年轻但却发展迅速的科学。

本期抢稿

与社交网络试图达到的目的：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相矛盾的是，有研究表明，身处网络世界的人们，却似乎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独感。

本期抢稿：Is Facebook Making Us Lo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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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05/is-facebook-making-us-lonely/8930/

Social media—from Facebook to Twitter—have made us more densely networked than ever. Yet for all this connectivity, new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e have never been lonelier (or more narcissistic)—and that this loneliness is making us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ill. A report on what the epidemic of loneliness is doing to our souls and our society.

【Phillip Toledano】

YVETTE VICKERS, A FORMER Playboy playmate and B-movie star, best known for her role inAttack of the 50 Foot Woman, would have been 83 last August, but nobody knows exactly how old she was when she died. According to the Los Angeles coroner’s report, she lay dead for the better part of a year before a neighbor and fellow actress, a woman named Susan Savage, noticed cobwebs and yellowing letters in her mailbox, reached through a broken window to unlock the door, and pushed her way through the piles of junk mail and mounds of clothing that barricaded the house. Upstairs, she found Vickers’s body, mummified, near a heater that was still running. Her computer was on too, its glow permeating the empty space.

The Los Angeles Times posted a story headlined “Mummified Body of Former Playboy Playmate Yvette Vickers Found in Her Benedict Canyon Home,” which quickly went viral. Within two weeks, by Technorati’s count, Vickers’s lonesome death was already the subject of 16,057 Facebook posts and 881 tweets. She had long been a horror-movie icon, a symbol of Hollywood’s capacity to exploit our most basic fears in the silliest ways; now she was an icon of a new and different kind of horror: our growing fear of loneliness. Certainly she received much more attention in death than she did in the final years of her life. With no children, no religious group, and no immediate social circle of any kind, she had begun, as an elderly woman, to look elsewhere for companionship. Savage later told Los Angeles magazine that she had searched Vickers’s phone bills for clues about the life that led to such an end. In the months before her grotesque death, Vickers had made calls not to friends or family but to distant fans who had found her through fan conventions and Internet sites.

Vickers’s web of connections had grown broader but shallower, as has happened for many of us. We are living in an isolation that would have been unimaginable to our ancestors, and yet we have never been more accessible.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echnology has delivered to us a world in which we need not be out of contact for a fraction of a moment. In 2010, at a cost of $300 million, 800 miles of fiber-optic cable was laid between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and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to shave three milliseconds off trading times. Yet within this world of instant and absolute communication, unbounded by limits of time or space, we suffer from unprecedented alienation. We have never been more detached from one another, or lonelier. In a world consumed by ever more novel modes of socializing, we have less and less actual society. We live in an accelerating contradiction: the more connected we become, the lonelier we are. We were promised a global village; instead we inhabit the drab cul-de-sacs and endless freeways of a vast suburb of information.

At the forefront of all this unexpectedly lonely interactivity is Facebook, with 845 million users and $3.7 billion in revenue last year. The company hopes to raise $5 billion in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later this spring, which will make it by far the largest Internet IPO in history. Some recent estimates put the company’s potential value at $100 billion, which would make it larger than the global coffee industry—one addiction preparing to surpass the other. Facebook’s scale and reach are hard to comprehend: last summer, Facebook became, by some counts, the first Web site to receive 1 trillion page views in a month. 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of 2011, users generated an average of 2.7 billion “likes” and comments every day. On whatever scale you care to judge Facebook—as a company, as a culture, as a country—it is vast beyond imagination.

Despite its immense popularity, or more likely because of it, Facebook has, from the beginning, been under something of a cloud of suspicion. The depiction of Mark Zuckerberg, in The Social Network, as a bastard with symptoms of Asperger’s syndrome, was nonsense. But it felt true. It felt true to Facebook, if not to Zuckerberg. The film’s most indelible scene, the one that may well have earned it an Oscar, was the final, silent shot of an anomic Zuckerberg sending out a friend request to his ex-girlfriend, then waiting and clicking and waiting and clicking—a moment of superconnected loneliness preserved in amber. We have all been in that scene: transfixed by the glare of a screen, hungering for response.

When you sign up for Google+ and set up your Friends circle, the program specifies that you should include only “your real friends, the ones you feel comfortable sharing private details with.” That one little phrase, Your real friends—so quaint, so charmingly mothering—perfectly encapsulates the anxieties that social media have produced: the fears that Facebook is interfering with our real friendships, distancing us from each other, making us lonelier; and that social networking might be spreading the very isolation it seemed designed to conquer.

FACEBOOK ARRIVED IN THE MIDDLE of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and intensity of human loneliness, a rise that initially made the site’s promise of greater connection seem deeply attractive. Americans are more solitary than ever before. In 1950,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American households contained only one person. By 2010, nearly 27 percent of households had just one person. Solitary living does not guarantee a life of unhappiness, of course. In his recent book about the trend toward living alone, Eric Klinenberg, a sociologist at NYU, writes: “Reams of published research show that it’s the quality, not the quant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at best predicts loneliness.” True. But before we begin the fantasies of happily eccentric singledom, of divorcées dropping by their knitting circles after work for glasses of Drew Barrymore pinot grigio, or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with perfectly articulated, Steampunk-themed, 300-square-foot apartments organizing croquet matches with their book clubs, we should recognize that it is not just isolation that is rising sharply. It’s loneliness, too. And loneliness makes us miserable.

We know intuitively that loneliness and being alone are not the same thing. Solitude can be lovely. Crowded parties can be agony. We also know, thanks to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on the topic, that loneliness is not a matter of external conditions; it is a psychological state. A 2005 analysis of data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utch twins showed that the tendency toward loneliness has roughly the same genetic component as othe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neuroticism or anxiety.

Still, loneliness is slippery, a difficult state to define or diagnose. The best tool yet developed for measuring the condition is the UCLA Loneliness Scale, a series of 20 questions that all begin with this formulation: “How often do you feel …?” As in: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in tun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And: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you lack companionship?” Measuring the condition in these terms, various studies have shown loneliness rising drastically ove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recent history. A 2010 AARP survey found that 35 percent of adults older than 45 were chronically lonely, as opposed to 20 percent of a similar group only a decade earlier. According to a major study by a leading scholar of the subject, roughly 20 percent of Americans—about 60 million people—are unhappy with their lives because of loneliness.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physicians and nurses have begun to speak openly of an epidemic of loneliness.

The new studies on loneliness are beginning to yield some surprising preliminary findings about its mechanisms. Almost every factor that one might assume affects loneliness does so only some of the time, and onl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People who are married are less lonely than single people, one journal article suggests, but only if their spouses are confidants. If one’s spouse is not a confidant, marriage may not decrease loneliness. A belief in God might help, or it might not, as a 1990 German study comparing levels of religious feeling and levels of loneliness discovered. Active believers who saw God as abstract and helpful rather than as a wrathful, immediate presence were less lonely. “The mere belief in God,” the researchers concluded, “wa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loneliness.”

But it is clear that social interaction matters. Loneliness and being alone are not the same thing, but both are on the rise. We meet fewer people. We gather less. And when we gather, our bonds are less meaningful and less easy. The decrease in confidants—that is, in quality social connections—has been dramatic over the past 25 years. In one survey, the mean size of networks of personal confidants decreased from 2.94 people in 1985 to 2.08 in 2004. Similarly, in 1985, only 10 percent of Americans said they had no one with whom to discuss important matters, and 15 percent said they had only one such good friend. By 2004, 25 percent had nobody to talk to, and 20 percent had only one confidant.

In the face of this social disintegration, we have essentially hired an army of replacement confidants, an entire class of professional carers. As Ronald Dworkin pointed out in a 2010 paper for the Hoover Institution, in the late ’4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home to 2,500 clinical psychologists, 30,000 social workers, and fewer than 500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s. As of 2010, the country had 77,000 clinical psychologists, 192,000 clinical social workers, 400,000 nonclinical social workers, 50,000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s, 105,000 mental-health counselors, 220,000 substance-abuse counselors, 17,000 nurse psychotherapists, and 30,000 life coaches.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in therapy do not warrant a psychiatric diagnosis. This raft of psychic servants is helping us through what used to be called regular problems. We have outsourced the work of everyday caring.

We need professional carers more and more, because the threat of societal breakdown, once principally a matter of nostalgic lament, has morphed into an issue of public health. Being lonely is extremely bad for your health. If you’re lonely, you’re more likely to be put in a geriatric home at an earlier age than a similar person who isn’t lonely. You’re less likely to exercise. You’re more likely to be obese. You’re less likely to survive a serious operation and more likely to have hormonal imbalances. You are at greater risk of inflammation. Your memory may be worse. You are more likely to be depressed, to sleep badly, and to suffer dementia and general cognitive decline. Loneliness may not have killed Yvette Vickers, but it has been linked to a greater probability of having the kind of heart condition that did kill her.

And yet, despite its deleterious effect on health, loneliness i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ordinary Americans spend their money achieving. With money, you flee the cramped city to a house in the suburbs or, if you can afford it, a McMansion in the exurbs, inevitably spending more time in your car. Loneliness is at the American core, a by-product of a long-standing national appetite for independence: The Pilgrims who left Europe willingly abandoned the bonds and strictures of a society that could not accept their right to be different. They did not seek out loneliness, but they accepted it as the price of their autonomy. The cowboys who set off to explore a seemingly endless frontier likewise traded away personal ties in favor of pride and self-respect. The ultimate American icon is the astronaut: Who is more heroic, or more alone? The price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reliance has often been loneliness. But Americans have always been willing to pay that price.

Today, the one common feature in American secular culture is its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that breaks away from the constrictions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nd, in its greatest expressions, from all limits entirely. The great American poem is Whitman’s “Song of Myself.” The great American essay is Emerson’s “Self-Reliance.”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is Melville’s Moby-Dick, the tale of a man on a quest so lonely that it is incomprehensible to those around him. American culture, high and low, is about self-expression and personal authenticity.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alled individualism “the great watchword of American life.”

Self-invention is only half of the American story, however. The drive for isolation has always been in tension with the impulse to cluster in communities that cling and suffocate. The Pilgrims, while fomenting spiritual rebellion, also enforced ferocious cohesion. The Salem witch trials, in hindsight, read like attempts to impose solidarity—as do the McCarthy hearing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like the famous parable of the porcupines in the cold, from Schopenhauer’s Studies in Pessimism—the ones who huddle together for warmth and shuffle away in pain, always separating and congregating.

We are now in the middle of a long period of shuffling away. In his 2000 book Bowling Alone, Robert D. Putnam attributed the dramatic post-war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the strength and value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to numerous interconnected trends in American life: suburban sprawl, television’s dominance over culture, the self-absorption of the Baby Boomer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The trends he observed continued through the prosperity of the aughts, and have only become more pronounced with time: the rate of union membership declined in 2011, again; screen time rose; the Masons and the Elks continued their slide into irrelevance. We are lonely because we want to be lonely. We have made ourselves lonely.

The question of the future is this: Is Facebook part of the separating or part of the congregating; is it a huddling-together for warmth or a shuffling-away in pain?

WELL BEFORE FACEBOOK, digital technology was enabling our tendency for isolation,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Back in the 1990s, scholars started call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n increased opportunity to connect and a lack of human contact the “Internet paradox.” A prominent 1998 article on the phenomenon by a team of researchers at Carnegie Mellon showed that increased Internet usage was already coinciding with increased loneliness. Critics of the study pointed out that the two group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high-school journalism students who were heading to university and socially active members of community-development boards—were statistically likely to become lonelier over time. Which brings us to a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Does the Internet make people lonely, or are lonely people more attracted to the Internet?

The question has intensified in the Facebook era. A recent study out of Australia (where close to half the population is active on Facebook), titled “Who Uses Facebook?,” found a complex and sometimes confou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social networking. Facebook users had slightly lower levels of “social loneliness”—the sense of not feeling bonded with friends—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family loneliness”—the sense of not feeling bonded with family. It may be that Facebook encourages more contact with people outside of our household, at the expense of our family relationships—or it may be that people who have unhappy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the first place seek companionship through other means, including Facebook. The researchers also found that lonely people are inclined to spend more time on Facebook: “One of the most noteworthy findings,” they wrote, “was the tendency for neurotic and lonely individuals to spend greater amounts of time on Facebook per day than non-lonely individuals.” And they found that neurotics are more likely to prefer to use the wall, while extroverts tend to use chat fea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wall.

Moira Burke, until recently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Human-Computer Institute at Carnegie Mellon, used to ru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1,200 Facebook users. That study, which is ongoing, is one of the first to step outside the realm of self-selected college students and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acebook on a broader population, over time. She concludes that the effect of Facebook depends on what you bring to it. Just as your mother said: you get out only what you put in. If you use Facebook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other individuals—by using the “like” button, commenting on friends’ posts, and so on—it can increase your social capital. Personalized messages, or what Burke calls “composed communication,” are more satisfying than “one-click communication”—the lazy click of a like. “People who received composed communication became less lonely, while people who received one-click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d no change in loneliness,” Burke tells me. So, you should inform your friend in writing how charming her son looks with Harry Potter cake smeared all over his face, and how interesting her sepia-toned photograph of that tree-framed bit of skyline is, and how cool it is that she’s at whatever concert she happens to be at. That’s what we all want to hear. Even better than sending a private Facebook message is the semi-public conversation, the kind of back-and-forth in which you half ignore the other people who may be listening in. “People whose friends write to them semi-publicly on Facebook experience decreases in loneliness,” Burke says.

On the other hand, non-personalized use of Facebook—scanning your friends’ status updates and updating the world on your own activities via your wall, or what Burke calls “passive consumption” and “broadcasting”—correlates to feelings of disconnectedness. It’s a lonely business, wandering the labyrinths of our friends’ and pseudo-friends’ projected identitie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part of ourselves we ought to project, who will listen, and what they will hear. According to Burke, passive consumption of Facebook also correlates to a marginal increase in depression. “If two women each talk to their friends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but one of them spends more time reading about friends on Facebook as well, the one reading tends to grow slightly more depressed,” Burke says. Her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my sometimes unhappy reactions to Facebook may be more universal than I had realized. When I scroll through page after page of my friends’ descriptions of how accidentally eloquent their kids are, and how their husbands are endearingly bumbling, and how they’re all about to eat a home-cooked meal prepared with fresh local organic produce bought at the farmers’ market and then go for a jog and maybe check in at the office because they’re so busy getting ready to hop on a plane for a week of luxury dogsledding in Lapland, I do grow slightly more miserable. A lot of other people doing the same thing feel a little bit worse, too.

Still, Burke’s research does not support the assertion that Facebook creates loneliness. The people who experience loneliness on Facebook are lonely away from Facebook, too, she points out; on Facebook, as everywhere else, correlation is not causation. The popular kids are popular, and the lonely skulkers skulk alone. Perhaps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me that I think Facebook is primarily a platform for lonely skulking. I mention to Burke the widely reported study, conducted by a Stanford graduate student, that showed how believing that others have strong social networks can lead to feelings of depression. What does Facebook communicate, if not the impression of social bounty? Everybody else looks so happy on Facebook, with so many friends, that our own social networks feel emptier than ever in comparison. Doesn’t that make people feel lonely? “If people are reading about lives that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irs, two things can happen,” Burke tells me. “They can feel worse about themselves, or they can feel motivated.”

Burke will start working at Facebook as a data scientist this year.

JOHN CACIOPPO,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ognitive and Social Neuro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s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 on loneliness. In his landmark book, Loneliness, released in 2008, he revealed just how profoundly the epidemic of loneliness is affecting the basic functions of human physiology. He found higher levels of epinephrine, the stress hormone, in the morning urine of lonely people. Loneliness burrows deep: “When we drew blood from our older adults and analyzed their white cells,” he writes, “we found that loneliness somehow penetrated the deepest recesses of the cell to alter the way genes were being expressed.” Loneliness affects not only the brain, then, but the basic process of DNA transcription. When you are lonely, your whole body is lonely.

To Cacioppo,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llows only ersatz intimacy. “Forming connections with pets or online friends or even God is a noble attempt by an obligatorily gregarious creature to satisfy a compelling need,” he writes. “But surrogates can never make up completely for the absence of the real thing.” The “real thing” being actual people, in the flesh. When I speak to Cacioppo, he is refreshingly clear on what he sees as Facebook’s effect on society. Yes, he allows, some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Facebook friends a person has, the less lonely she is. But he argues that the impression this creates can be misleading. “For the most part,” he says, “people are bringing their old friends, and feelings of loneliness or connectedness, to Facebook.” The idea that a Web site could deliver a more friendly, interconnected world is bogus. The depth of one’s social network outside Facebook is what determines the depth of one’s social network within Facebook,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Using social media doesn’t create new social networks; it just transfers established networks from one platform to another. For the most part, Facebook doesn’t destroy friendships—but it doesn’t create them, either.

In one experiment, Cacioppo looked for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oneliness of subjects and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their interactions via Facebook, chat rooms, online games, dating sites, and face-to-face contact. The results were unequivocal. “The greater the proportion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the less lonely you are,” he says. “The greater the proportion of online interactions, the lonelier you are.” Surely, I suggest to Cacioppo, this means that Facebook and the like inevitably make people lonelier. He disagrees. Facebook is merely a tool, he says, and like any tool, its effectiveness will depend on its user. “If you use Facebook to increase face-to-face contact,” he says, “it increases social capital.” So if social media let you organize a game of football among your friends, that’s healthy. If you turn to social media instead of playing football, however, that’s unhealthy.

“Facebook can be terrific, if we use it properly,” Cacioppo continues. “It’s like a car. You can drive it to pick up your friends. Or you can drive alone.” But hasn’t the car increased loneliness? If cars created the suburbs, surely they also created isolation. “That’s because of how we use cars,” Cacioppo replies. “How we use these technologies can lead to more integration, rather than more isolation.”

The problem, then, is that we invite loneliness, even though it makes us miserable. The history of our use of technology is a history of isolation desired and achieved. When the Great Atlantic and Pacific Tea Company opened its A&P stores, giving Americans self-service access to groceries, customers stopped hav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grocers. When the telephone arrived, people stopped knocking on their neighbors’ doors. Social media bring this process to a much wider set of relationships. Researchers at the HP Social Computing Lab who studied the nature of people’s connections on Twitter came to a depressing, if not surprising, conclusion: “Most of the links declared within Twitter were meaningless from an interaction point of view.” I have to wonder: What other point of view is meaningful?

LONELINESS IS CERTAINLY not something that Facebook or Twitter or any of the lesser forms of social media is doing to us. We are doing it to ourselves. Casting technology as some vague, impersonal spirit of history forcing our actions is a weak excuse. We make decisions about how we use our machine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Every time I shop at my local grocery store, I am faced with a choice. I can buy my groceries from a human being or from a machine. I always, without exception, choose the machine. It’s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 I tell myself, but the truth is that I prefer not having to wait with the other customers who are lined up alongside the conveyor belt: the hipster mom who disapproves of my high-carbon-footprint pineapple; the lady who tenses to the point of tears while she waits to see if the gods of the credit-card machine will accept or decline; the old man whose clumsy feebleness requires a patience that I don’t possess. Much better to bypass the whole circus and just ring up the groceries myself.

Our omnipresent new technologies lure us toward increasingly superficial connections at exactly the same moment that they make avoiding the mess of human interaction easy. The beauty of Facebook, the source of its power, is that it enables us to be social while sparing us the embarrassing reality of society—the accidental revelations we make at parties, the awkward pauses, the farting and the spilled drinks and the general gaucherie of face-to-face contact. Instead, we have the lovely smoothness of a seemingly social machine. Everything’s so simple: status updates, pictures, your wall.

But the price of this smooth sociability is a constant compulsion to assert one’s own happiness, one’s own fulfillment. Not only must we contend with the social bounty of others; we must foster the appearance of our own social bounty. Being happy all the time, pretending to be happy, actually attempting to be happy—it’s exhausting. Last year a team of researchers led by Iris Mauss at the University of Denver published a study looking into “the paradoxical effects of valuing happiness.” Most goals in life show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valuation and achievement. Studies have found, for example, that students who value good grades tend to have higher grades than those who don’t value them. Happiness is an exception. The study came to a disturbing conclusion:

Valuing happiness is not necessarily linked to greater happiness. In fac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opposite is true. Under conditions of low (but not high) life stress, the more people valued happiness, the lower were their hedonic balanc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higher their depression symptoms.

The more you try to be happy, the less happy you are. Sophocles made roughly the same point.

Facebook, of course, puts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ront and center in our digital life. Its capacity to redefine our very concepts of identity and personal fulfillment is much more worrisome than the data-mining and privacy practices that have aroused anxieties about the company. Two of the most compelling critics of Facebook—neither of them a Luddite—concentrate on exactly this point. Jaron Lanier, the author of You Are Not a Gadget, was one of the inventors of virtual-reality technology. His view of where social media are taking us reads like dystopian science fiction: “I fear that we are beginning to design ourselves to suit digital models of us, and I worry about a leaching of empathy and humanity in that process.” Lanier argues that Facebook imprisons us in the business of self-presenting, and this, to his mind, is the site’s crucial and fatally unacceptable downside.

Sherry Turkle, a professor of computer culture at MIT who in 1995 published the digital-positive analysis Life on the Screen, is much more skeptical about the effects of online society in her 2011 book, Alone Together: “These days, insecure in our relationships and anxious about intimacy, we look to technology for ways to be in relationships and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 with digital intimacy is that it is ultimately incomplete: “The ties we form through the Internet are not, in the end, the ties that bind. But they are the ties that preoccupy,” she writes. “We don’t want to intrude on each other, so instead we constantly intrude on each other, but not in ‘real time.’”

Lanier and Turkle are right, at least in their diagnoses. Self-presentation on Facebook is continuous, intensely mediated, and possessed of a phony nonchalance that eliminates even the potential for spontaneity. (“Look how casually I threw up these three photos from the party at which I took 300 photos!”) Curating the exhibition of the self has become a 24/7 occupation. Perhaps not surprisingly, then, the Australian study “Who Uses Facebook?” foun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narcissism: “Facebook users have higher levels of total narcissism, exhibitionism, and leadership than Facebook nonusers,” the study’s authors wrote. “In fact,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Facebook specifically gratifies the narcissistic individual’s need to engage in self-promoting and superficial behavior.”

Rising narcissism isn’t so much a trend as the trend behind all other trend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2013 edition of its diagnostic manual, the psychiatric profession is currently struggling to update its definition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Still, generally speaking, practitioners agree that narcissism manifests in patterns of fantastic grandiosity, craving for attention, and lack of empathy. In a 2008 survey, 35,000 American respondents were asked if they had ever had certain symptom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mong people older than 65, 3 percent reported symptoms. Among people in their 20s, the proportion was nearly 10 percent. Across all age groups, one in 16 Americans has experienced some symptoms of NPD. And loneliness and narcissism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wedish women demonstrated a strong link between levels of narcissism in youth and levels of loneliness in old age. The connection is fundamental. Narcissism is the flip side of loneliness, and either condition is a fighting retreat from the messy reality of other people.

A considerable part of Facebook’s appeal stems from its miraculous fusion of distance with intimacy, or the illusion of distance with the illusion of intimacy. Our online communities become engines of self-image, and self-image becomes the engine of community. The real danger with Facebook is not that it allows us to isolate ourselves, but that by mixing our appetite for isolation with our vanity, it threatens to alter the very nature of solitude. The new isolation is not of the kind that Americans once idealized, the lonesomeness of the proudly nonconformist, independent-minded, solitary stoic, or that of the astronaut who blasts into new worlds. Facebook’s isolation is a grind. What’s truly staggering about Facebook usage is not its volume—750 million photographs uploaded over a single weekend—but the constancy of the performance it demands. More than half its users—and one of every 13 people on Earth is a Facebook user—log on every day. Among 18-to-34-year-olds, nearly half check Facebook minutes after waking up, and 28 percent do so before getting out of bed. The relentlessness is what is so new, so potentially transformative. Facebook never takes a break. We never take a break. Human beings have always created elaborate acts of self-presentation. But not all the time, not every morning, before we even pour a cup of coffee. Yvette Vickers’s computer was on when she died.

Nostalgia for the good old days of disconnection would not just be pointless, it would be hypocritical and ungrateful. But the very magic of the new machines, the efficiency and elegance with which they serve us, obscures what isn’t being served: everything that matters. What Facebook has revealed about human nature—and this is not a minor revelation—is that a connection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a bond, and that instant and total connection is no salvation, no ticket to a happier, better world or a more liberated version of humanity. Solitude used to be good for self-reflection and self-reinvention. But now we are left thinking about who we are all the time, without 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who we are. Facebook denies us a pleasure whose profundity we had underestimated: the chance to forget about ourselves for a while, the chance to dis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