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荷兰的船起锚时，艾克曼最后看了一眼爪哇岛的椰林树影，心境复杂。他本是作为军医到这里来救死扶伤的，但两年来，恼人的疟疾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现在他不得不暂且放下抱负回国休养。

艾克曼绝对想不到，他下一次来到这里时发生的一切，会成为此后多年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

这是1885年，艾克曼27岁。

重返爪哇岛

克里斯蒂安·艾克曼（Christian Eijkman）出生于荷兰奈凯尔可，他从小立志当一名医生，不过学医的费用太高，他只能曲线救国：入伍当军医，让国家帮忙负担学费。当然，这么做的代价就是，毕业时他被安排到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服役，开始在三宝垄，后来转移到芝拉札。热带岛屿的风光自然不错，可那湿热的气候也让他上岛没多久就染上了疟疾。

克里斯蒂安·艾克曼，1858-1930。图来自nobelprize.org

在家调养的日子是无聊的，自觉元气有所恢复后，艾克曼便闲不住了，他跑去柏林找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科赫（Robert Koch）学习微生物学。

科赫几年前因为发现了结核杆菌等致病原而名声大噪，还研究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提取、培养、接种微生物的方法。他总结说，要确定一种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需要满足一些条件：首先，这种微生物得存在于所有病例中；其次，它们要可以分离，并能在培养基中培养；再次，即使经过多次传代，它们也应该能在健康个体中引起原发性的感染；最后，在因接种而患病的个体中，应该可以再次分离并培养出同一种微生物。

这四句话就是赫赫有名的“科赫法则”（Koch’s postulates），它全面、严谨、具体、可操作，一出现就带着革命性的色彩。有了这件趁手的兵器，关于致病原的研究成果开始井喷，微生物学研究在当时医学界的地位如日中天。就像现在大家都喜欢把疑难杂症的病因往基因上扯一样，那时候，对于难以解释的病症，人们都希望想找到它的致病菌。更重要的是，科赫法则体现的是一种完整的验证思路，这也对其他科学领域造成了启发。

上手之后，艾克曼很快被这套方法深深迷住了。找出怀疑对象，然后用理论和实践来验证，这种侦探似的工作让他乐在其中，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实验室。

潜心学习了一年多以后，艾克曼在科赫的实验室遇到了两个他改变命运的人：由荷兰政府派去学习的佩克尔哈林（A. C. Pekelharing）和温克勒（C. Winkler）。佩克尔哈林很欣赏艾克曼，热情地问艾克曼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完成政府给出的任务。他提到了一个艾克曼并不陌生的病——脚气病，此去即是为了找到致脚气病的细菌，而目的地，正是爪哇岛。

艾克曼应该有过犹豫，一来疟疾的痛苦让他记忆犹新，二来当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刚刚去世，他心情也不好。但这个侦探项目的诱惑力不可抵挡，他太想去实践自己这一年来学会的东西，亲手捉住脚气病菌了。

这样，1886年，艾克曼再次踏上了爪哇岛的土地。

光明的假象

所谓脚气病，和我们现在俗称的脚气（香港脚）完全是两码事。它的英文是beriberi，有一种说法称其来自僧伽罗语，意思是“我不能啊我不能”，完全描摹出了患者那种非常无能为力的状态。这种病来势凶猛，患者起初往往腿部不适（这是它中文名称的来源），最后可能心脏衰竭直至死亡。脚气病在亚洲地区多见，荷兰本地从未听闻，士兵们都是到印尼以后才患病的。尽管荷兰是当时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医生们依然对此束手无策。

当时科学界对脚气病病因的主流猜测有两种。一种说它由微生物引起，是个感染性疾病；一种说它是化学毒物引起的，是中毒。细菌致病说那时很时髦，而脚气病发病有周期性的起伏，只在特定地区发生于特定的气候和天气条件下，且患者腿部有肿胀，——这一切都指向了感染。于是，细菌就顺理成章地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佩克尔哈林希望通过使用科赫法则来找到致病菌，从而对症下药攻克这个病症。经过八个月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已经验证了法则的前三条：证明了患者血液中有种细菌；分离培养出了这种细菌；把培养物注射给兔子和狗，也观察到了类似脚气病的症状。貌似大功基本告成，佩克尔哈林和温克勒很快就带着成果班师回朝，留下艾克曼一个人管理实验室。

回到起点

为了完成全部探案工作，艾克曼需要重复一下之前的实验。他认为佩克尔哈林前期的研究已经很完备，就直接从第三条法则开始工作：同时将细菌培养物和从患病动物身上抽取的血液注射给健康动物，观察结果。不过接种之后，艾克曼等了又等，那些狗和兔子却一直该吃吃该喝喝，并未表现出任何生病的迹象。他又把实验的周期延长，长到有的动物已经死了，可它们到死也没有表现出脚气病的征候。

重复了几次都是类似的情况，艾克曼开始觉得佩克尔哈林的实验大概有问题。但他并未多想，只是认为大概这种感染在兔子和狗身上的潜伏期太长了，得换动物。物美价廉的鸡成了他的新宠。

新一轮实验依然从注射“菌液”开始，但依旧很不顺利。一开始，不管是否接受注射，小鸡都会出现一种叫做多发性神经炎的状况，这和人类的脚气病很相似。可为什么没接受注射的小鸡也会得病呢？艾克曼认为是患病的鸡把健康的鸡传染了，于是就把它们隔离开，每一只都单独饲养。但接下来的实验结果丝毫未变，小鸡们还是全部病倒。艾克曼想，这下坏了，整个实验场所都被污染了。于是他新开辟了一块做过无菌处理的场地，把一部分小鸡转移到那里。

这时，最奇怪的事发生了：还在原实验地点饲养的患病鸡一夜之间全部好转，新实验地的鸡也没有再发生患病和死亡。这简直似神怪所为，完全不符合科赫法则。本来的嫌疑人一下拿出了过硬的不在场证明，所有线索都断了。实验陷入僵局。

咫尺之遥

训练有素的侦探是不可以轻易放弃的，现在至少排除了一些可能，艾克曼静下心来，重新把所有可能的细菌来源一一想过：鸡棚、饮水、鸡食……

等等，鸡食？艾克曼的助手（每一个传奇的科学发现背后都有一位不称职的助手）想起了一件事。有段时间，这位助手从实验室隔壁的军队医院讨剩饭来喂给小鸡吃。后来医院换了位吝啬的新厨师，不再给他提供剩饭，小鸡们才又重新开始吃饲料。而它们吃剩饭的时间段恰恰和全体小鸡发病的时间段完全吻合。

新的嫌疑犯出现了。

多年以后，在领取诺贝尔奖的感言中，艾克曼幽默地说：“他（指新厨师）认为，不该把军方的米饭喂给民用的鸡。”

下面这张表译自参考文献2，详细地记述了艾克曼如何通过简单的实验和严密的推理，找到了致脚气病的疑凶所在。

还有两张图更生动地展现了艾克曼的整个实验流程。

图片来自nobleprize.org

这里提到了一个词，银皮（silver skin），它指的是捣去水稻的外壳后，覆盖着米粒的内层膜。带有银皮的米就叫“糙米”；而经过碾磨（polish）后，银皮会被去除，这样的米就是“精米”。

现在思路基本清楚了，是糙米和精米的区别导致了脚气病。银皮中含有某种东西，吃了它小鸡就健康，没有它小鸡就得病。

——让我们暂时抛开艾克曼来问问自己，实验到了这一步，你会怎么想？你大概会脱口而出：这是一种维生素啊！

少安毋躁，让我们先回到艾克曼的思路里。他此时的结论是，致病菌存在于精米中，而银皮含有可以抑菌的因子。他甚至从银皮中发现了这种水溶性的因子，还为其取名“脚气病病菌解毒剂”。不过这只是艾克曼心中的副产品，他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使用科赫法则缉拿凶手上。不过结果令人沮丧：他总是能在犯罪现场发现替天行道的侠客，但凶手却始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捉不到满足法则的凶手。这到底是为什么？

真不能怪艾克曼死心眼儿，我们上回书（见“圣乔治大战恶龙”）说过，维生素这个概念要到20世纪初才建立，19世纪末的艾克曼深陷于细菌感染的世界，不足为奇。不巧，这时倒霉的疟疾又来骚扰，艾克曼再无心力继续研究，只能再次回荷兰休养。

这是1896年，这次离开后，艾克曼再没回来。

就是你，只有你

老侦探暂时引退，自然有新生代侦探粉墨登场，爪哇岛的实验室迎来了新主人——格里特·格林斯（Gerrit Grijns）。

格里特·格林斯，1865-1944

格林斯家境不错，学业也顺风顺水，刚在乌得勒支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所以会来到爪哇岛，据说是因为爱情——他的新婚妻子是一位海军上尉的女儿，跟随父亲游历过许多地方，对爪哇岛十分喜爱。格林斯于1892年来到东印度殖民地加入了艾克曼实验室，当时他也刚好是27岁，但与艾克曼不同的是他身体健康，又有娇妻在侧，前途一片大好。

艾克曼回荷兰后，格林斯接管了实验室。对待脚气病病因这件事，他大胆地想到了一个推翻前面全部假设的简单主意：逻辑上讲，这事儿有两种可能，一是分别存在致病细菌和抑菌因子，二是只存在一种健康必需品；前者涉及两种物质，而后者只涉及一种——既然凶手一直缺席，也许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并不存在。

显然，这个想法等于宣称，艾克曼从前的缉凶行动只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游戏，这其中，自始至终都只有护卫健康的侠客一人而已。好在格林斯没有避讳挑战前辈，艾克曼也不是固执己见的老古董。书信往来中，被荷兰适宜气候滋养而重获健康的艾克曼逐渐认同了格林斯的想法。两人后来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到精米中缺少一种对健康来讲不可或缺的物质，缺乏此物质可致脚气病或多发性神经炎。

这是1906年，距离维生素概念正式提出尚有6年时间。

此时我们不妨再回头想想科赫法则。表面上看，这个法则似乎囚禁了艾克曼的思路，但事情的结果其实恰恰证明了它的严谨性：正是因为始终找不到满足全部四条规则的致病菌，艾克曼才没有轻易对佩克尔哈林找到的冒牌脚气病菌下定论，不断的探索求证中，才发现了硫铵。倒是佩克尔哈林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学艺不精，得到了不知什么细菌的培养液。

如果……已没有如果

后来的若干年中，经过若干人的努力，治疗脚气病的那种水溶性活性成分最终被分离纯化，并得名硫胺，维生素家族中的第一位终于露出真容。而艾克曼虽然不固执，但相当执着，他终于还是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自己钟爱的微生物学研究。

其实不光是爪哇岛的荷兰人，世界的其他角落也有不少侦探在做着类似的工作，他们甚至早于艾克曼就已将其锁定于食物。

先说亚洲。由于以精米为主食，脚气病较多发，亚洲的这项研究应该具有某些优势。也的确有这么一位名叫高木兼宽的日本海军医生，他在1884年就发现米饭有问题。当然，他错误地认定此病是由于缺乏蛋白质所致，于是简单粗暴地强迫海军将士吃他们不习惯吃的面和肉来防病——这招儿还真管用，他还因此获赠一枚闪亮的封号：麦饭男爵。那时候《仁医》的主角还没穿越回幕府时代给大家讲解维生素的知识，海军上下也只能牢骚满腹地吃面。如果艾克曼在日本军中有个把熟人的话，恐怕早就把疑犯抓获了。

再回到欧洲。其实还有个荷兰人从另一个途径接近了正确答案，他发现了牛奶抗病的妙用，也没有走弯路，直接认为牛奶里一定有些东西，是除蛋白质、脂肪、无机盐以外的生存必需品。这已经极其接近维生素的概念了，可惜他并没有把实验继续下去，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佩克尔哈林！不过，真正创建维生素概念的人倒也没能从他的实验中获得启发，因为他当时只用荷兰语写了一篇文章，别国科学家都看不懂——会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啊！

有错失就有偶得：出于对艾克曼的崇拜，两个挪威人也打算开始研究脚气病，但他们没用小鸡做模型，而是使用了豚鼠，结果歪打正着地建立了维生素C的动物模型。

这只是小插曲，艾克曼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的动物验证实验打开了整个维生素世界的大门。后人正是循着他的足迹，建立动物对照模型，控制饮食成分，才完成了后来所有维生素的分离与确认。说起维生素的发现史，艾克曼常是第一个被提及的人，他能与另一位伟大的人物分享192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毫不意外——那刚好是他去世的前一年。

然而，硫胺在维生素家族里的排行只是“B₁”，老A这个名号分配给谁了呢？且听下回分解。

（衷心感谢八爪、拟南芥、沐右、白鸟等对本文的帮助，着重感谢八爪的高明意见）

参考文献

1. Louis Rosenfeld. 1997.Vitamine—vitamin. The early years of discovery. Clinical Chemistry 43:680–685.
2. Kenneth J. Carpenter, Barbara Sutherland. 1995. Eijkman'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overy of Vitamins. J. Nutr.125:155-163.
3. Christiaan Eijkman-Biography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29/eijkman-bio.html)
4. Marinus C. Kik. Gerrit Grijns. J. Nutr.1957
5. Christiaan Eijkman, Beriberi and Vitamin B1(http://nobelprize.org/educational/medicine/vitamin_b1/eijkman.html)
6. Christiaan Eijkman - Nobel Lecture: Antineuritic Vitamin and Beriberi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29/eijkman-lecture.html)

本文是2009年10月27日晚在风入松书店活动现场的文字实录，由odette同学从现场录音整理而来，做过速记的朋友会明白这是怎样一个艰巨的工程吧。文章首发后龙漫远老师阅后对细节进行了修正，向严谨的龙老师致敬！

明天就是《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纪念日了，热闹的达尔文年接近尾声。终于赶在这天之前整理好了这些文字。

编辑这本书，让我看到自己从前对演化论的了解是多么粗陋；而在发布会上，我们都惊讶于大家的踊跃讨论和高水准提问。不过两位松鼠气定神闲，因为“有龙老师在，我们就安啦。”有神论、同性恋的遗传基础、人类出现的偶然性这些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都得到了绝妙的回答，关于演化与宗教信仰关系的讨论尤为精彩。

发布会活动的论坛里，可以围观到一个回复达到99条的帖子，如果那位固执的楼主能够读读下面提问部分的文字，不知道还会不会那样坚持。当然，也许对于抵死不信演化论的人来讲，列举再多的证据都是徒劳，这本书只为思维开放的人而写。

闲话少叙，上干货。

时间：2009年10月27日晚

地点：风入松书店

嘉宾：龙漫远老师（芝加哥大学）

松鼠叶盛（译者，哥伦比亚大学）

松鼠陈振夏（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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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下背景

主持人：2009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世界各地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也出版了一些纪念性书籍。其中，芝加哥大学生态与演化学系教授Jerry Coyne的Why Evolution is True就是其中一本。这本书虽然赶在这个时机出版，却绝对不是应景之作，它凝结了作者多年的心血。简单来讲，书里讲述的是演化的证据。可能我们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决定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达尔文学说的正确性，不过如果有人提出质疑演化论的观点，我们能不能拿出有力的理由来反驳呢？这本书里就全是这样的理由。

能够有机会把这么一本注定成为经典的著作引入国内，多亏了龙漫远老师的大力举荐，就先请龙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为什么您会给我们推荐这样一本书，不会只是因为Coyne是您的同事吧？

龙漫远老师妙语连珠

龙漫远：我的同事多了（笑）。

我在芝加哥大学12年，这期间一直看见Coyne为公众写文章，写得特别好，他在Science、Nature都写有书评。在美国，我感觉写科学报告比较容易，写书评比较难，难的原因是你不能光讲好话，一定要有批判精神，哪怕最好的书，你也要能讲出它的不足之处。Jerry写那些书评集中表现了他的写作特点。

举一个例子，他在Nature写过一篇书评，讲许多教科书都使用的一个经典例子，叫工业黑化现象。工业化以后，英国空气污染增加，树干变黑了。有一种蛾叫椒花蛾，以前大部分是浅色，在工业化以后，黑色椒花蛾的频率在自然界逐渐升高。一个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声称他真的观察到了鸟类捕食和树干背景颜色对于椒花蛾翅膀颜色的选择作用。当年这个事情被认为是亲眼目睹的发生在自然界的演化例子。成了教科书中经典的例子。

后来这位科学家去世了，留下了许多本笔记，他的儿子出于好奇去念。结果念到有一本提到当年这个事情，他惊讶地发现，他爸爸文章中的重要结果是伪造的！他父亲说：“我受不了我老师那犀利的眼光，每次在剑桥上班，老师就从他眼镜的后面看着我，希望我今天能有重大的科学发现，他的眼神像刀一样在不断割着我，我实在受不了，最后就伪造了这些资料让老师高兴。”

科学家的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新闻界，因为人已经去世了，也不会去追究他的责任。《纽约时报》问Jerry对这件事有什么评价，一般人可能会说：“我很失望”。而Jerry说：“这事让我想起我六岁的时候，我父亲在圣诞节前告诉我：‘以前圣诞老人送你的礼品都是我送的，不是圣诞老人送的！’”他写得平和而幽默。这反映了他写作的一贯风格。我跟他不是所有看法都一样，有时也为某些看法的不一样激烈辩论；但是你读到他写的东西，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作者。所以这个书写出来以后，我就感觉的确不错。今年也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所以我觉得得推荐这本好书。后来这书拿到了科学松鼠会，那边找到了叶盛先生。

另外，美国的《新闻周刊》今年决定把有史以来所有的书做个排名，我在书的序言中提到了，这本书排名第39位。这份名单还包括了威廉•福克纳、惠特曼、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当然，我跟Jerry说，“还要看20年以后，你的书是不是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评价。”但是无论怎样，它对今天西方影响很大，我前一段去了德国几个城市，学者们都在读这本书。

我特别要说的是，Jerry可不是一般的科普作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研究方向是物种分化，就是一个物种怎样分成两个物种。在这个领域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叫Speciation，是一本专业书。由这样一位科学家写出来的作品，取得了让任何专业作家都眼红的成绩。他的文笔和表达的思想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外产生着更广泛的影响。

刚才叶盛先生提到另外一件事，他感觉西方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在写作愿望的传统上不一样。西方的许多优秀科学家都写有很好的科普作品，国内这方面是有差距的。这和我们一直倡导的传统有关，当年孔夫子有一句话，叫“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要善于少讲话多做事。从表面看这句话是挺好的，但同时期古希腊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完全不一样。他说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我不相信一个话都讲不出来的人能够有清楚的思维。

所以从古希腊开始到今天的西方教育，比较看重和训练青年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口语和写作能力。所以在国际舞台上跟别人辩论的时候，我们这边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科学辩论。这也是我们需要逐渐改进的地方，是国内的科学教育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龙老师把这本书交给了同在芝加哥大学的桔子，桔子又找到了叶盛。叶盛的专业是结构生物学，听起来好像跟演化关系有点远，桔子为什么会找到你呢？

叶盛侃侃而谈

叶盛：这就要感谢科学松鼠会了，这个机会完全是因为我在去年年底开始参与松鼠会小红猪的工作。我翻译了一些文章以后，桔子就说：“你有没有兴趣翻译一本书？”我听了以后，最初的原动力非常简单，就是想到自己的东西有一天能这样印成铅字，我想这个机会如果不把握住就没有下一次了。所以当时马上就说“好好好，很有兴趣。”

然而等到真正拿到这本书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本书并不单纯枯燥，而是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在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感受特别深，就是第一章开始引用了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的话：“演化论有个奇怪的特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解演化论。”我们好像都觉得自己知道演化论，不就是生物是一步一步由简单到高级进化而来的么？但是等到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所知的太浅薄，演化论所包含的东西是多么严谨又多么丰富。可以说现代生物学枝枝蔓蔓的许多东西，归根到底都可以用进化论串下来。抱歉，我还是习惯用“进化”这个词。

总之，这本书既可以在理论上让你明白演化论如何能够建立起来，知道它整体的一个逻辑关系；同时你还能在书里看到很多关于动植物的有趣的故事，包括我们人类自己的故事。这都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

在我开始翻译的时候，并不比在座的各位更了解演化论，翻译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书，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主持人：叶盛刚才提到“进化”和“演化”的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介绍龙老师时说他所在的学系是“生态与演化学系”，但是介绍陈振夏时说她是“分子进化专业”。在成书前的最后一刻，是龙老师说服了我们把书里所有的“进化”都改为“演化”，希望今天他也能说服大家。

龙漫远：在芝加哥大学，我们每年上课都要解释，为什么自然界没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必然的进化规律。因为不止在中国，对西方公众而言，这也是长期误导的一个结果。其实这事要回推100年到严复，他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就提出：自然界一方面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所谓的进化过程，但同时也有由复杂到简单的退化过程，这本书当中也有这样的证据。而且现在我们还知道，还有很多生物可以在几亿年间几乎不发生改变，至少不发生明显的改变。自然界没有方向，这是科学研究不断告诉我们的事实。严复1897年翻译《天演论》，他把evolution翻译成发生在自然界的演化（“天演”）。二十多年以后，马君武翻译成了“进化”。

西方也曾相信“进化”是一个客观规律，那是上个世纪社会思潮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许多人希望人类社会能够进步，从低级到高级，这是由我们的价值观所决定的。这些人希望从自然科学中找到支柱。尽管达尔文自己强调过很多次：生物有退化，没有特定的方向性。

科学同政治的交融一直延续到了十多年以前，哈佛大学的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Stephen Jay Gould出版过一本书叫Full House，讲为什么演化没有方向，为什么自然界不存在一个必然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证据凿凿。那本书在西方国家影响很大。我们应该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公众，这是科学出版社的初衷。这是一。

第二，因为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科学文化评论》杂志约我就“演化”这个词写一篇文章。我特意找了国内权威的工具书——《辞海》、《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这些词典都说生物是进化的。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但它的定义就是错的，说“生物总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从简单到复杂”。你仔细想一想，这话是有问题的，“低级”、“高级”是价值判断，并不是科学的描述。什么叫“高级”？现在大家吃饭要到高级酒店去；还有人说要回归自然，到郊外找个茅棚吃饭，那在潜意识里也是高级的。所以，低级和高级跟科学没有关系。而“从简单到复杂”倒是个科学描述，可惜它是错误的。

我又想到，每年我们和Jerry都要就这个问题给学生讲课，假如他知道你们用了“进化”这个词，他就要找你的：“你怎么能用这么个词呢？”他们对书的传播非常在意的。所以我就跟编辑商量用“演化”。

我也希望通过这第一本书，让国内的公众从此得到正确的信息，以后再重编《辞海》、《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之类的工具书或教科书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描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对自然界最重大现象的文字描述定义居然是错的。原来很多人认为这只是约定俗成，但这个约定俗成是和定义连在一块儿的，如果你讲“进化”，你心里就想：“哦，生物的变化是有方向的。”你就错了。所以这个错误已经不是文字语言的错误，是定义错误，描述的错误，对公众的理解有误导。

演化的证据

主持人：回到书上，说到演化证据，可能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化石。大家手上拿到的书签上有两种恐龙，它们都是一位插图画家根据化石还原出来的。站着的是千禧中国鸟龙，睡着的是寐龙，它们的存在是证明鸟类和爬行类之间关系的重要证据。请叶盛讲讲它们的故事。

叶盛：中国鸟龙是演化中的一种过渡形态生物。它有恐龙的骨骼特征，同时由于它形成化石的地质条件非常特殊，形成像印版一样的构造，非常柔软的羽毛也被清晰地保存了下来。这证明这种恐龙已经具有羽毛了。可能大家关于恐龙最直观的印象就来自《侏罗纪公园》之类的美国大片，那里面恐龙的皮肤都是光滑的，颜色是灰暗的。现在，随着古生物的发展，我们关于恐龙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发现以前的观念是错误的。像中国鸟龙这样的恐龙可能不在少数，很多恐龙都长有羽毛，恐龙的颜色也不是那么灰暗，而是像鸟类一样可能具有鲜明的颜色。

寐龙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它的头伸向身体的后方，嘴几乎压在前肢之下，很明显这是鸭子或类似的鸟类的睡姿。可能是这只恐龙在熟睡之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比如火山爆发之类，使它突然死去，得到了这样一个形态的保存。这恰恰揭示了恐龙和鸟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以前知道这种联系往往是从骨骼形状或一些特殊参数上得到的，而寐龙提示了行为学上的联系。

主持人：除了化石，书里对多个领域的演化证据都有详细讲解，其中涉及最少的是分子证据。而今天我们可以弥补这个遗憾，因为龙老师正是这方面的权威。先请龙老师的学生陈振夏介绍一下什么是分子演化。

陈振夏略带紧张

陈振夏：用达尔文的话来说，演化的定义就是“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也就是有演替的变化。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要有相似性、相同性；第二个是要有不同性。相同性是因为物种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不同性是因为不同的物种演化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大家应该对基因组的概念很熟悉，这个概念指的是各个物种一整套的遗传信息，这些信息决定了你未来长成什么样子。说到基因组，最常用的比喻就是“天书”，字符就是ATCG这样的核苷酸，词组可以对应成遗传密码，比如AGC对应一个起始密码，表示一个序列的开始。一个个的基因就相当于一句话或者一个段落。如果比较两个物种的遗传信息，就会很惊奇地发现里面不仅字符一样，词组也一样，甚至一些句子、段落都是相似的，意思也一样，所以我们不得不想象，这两本书是来源于同一本书的不同的版本，只是因为不同的人的摘抄或修改而产生了不同。

还有一个重要证据是，并不是所有的基因都有功能，有些假基因是没有功能的。如果是上帝创造了这些基因，我们不得不怀疑，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出这些没有功能的基因。这些假基因在序列上跟其他物种很多有功能的基因是相似的，标志着这些物种的亲缘关系。

另外，如果我们比较很多序列，就会发现序列之间有很多是相似的，比如人和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5%都是相似的，只有很少的不同。其他的物种也是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基因组的不同，我们可以构建一棵树，这棵树的枝节就是各个不同的物种，而其主干都汇集到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棵树表示的就是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这样一棵树跟其他化石证据、生物化学证据等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更证明了共同起源的论证是正确的。

龙漫远：上次遇到Jerry，我说问他，为什么不把分子证据写进去？他说因为他不搞这个领域的研究。但是上周在北大开会，我们邀请了芝加哥大学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分子演化专家Marty Kreitman，他说：“Jerry把演化证据当中最有趣、最容易理解的一部分介绍给了公众，但是最重要的证据却没有。”如果把分子演化的证据写成书的话，我想比这本书还要厚。不过这本书还是举了一两个例子，我不妨讲一下。

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喝牛奶会拉肚子？（纷纷举手）

有多少人喝牛奶有严重的问题以至于不能喝牛奶？（叶盛踊跃举手）

因为我的实验室的一个中国博士后，我才注意到这件事：国内来的学生不能喝牛奶的较多。为什么有的人喝牛奶会拉肚子呢？因为这些人不能合成一种叫乳糖酶的东西，它可以把牛奶当中的乳糖分解掉，对消化牛奶有重要的作用。这个基因很怪，人人都有这个基因，但只在吃奶的小孩中表达，到了一两岁以后，这个基因的表达就衰减，导致低的表达水平。

可是，大概六七千年以前（在这以前的人类过了哺乳期大概都是不能喝牛奶的）发生了一个事件，非洲北部有个国家叫苏丹，苏丹人那时第一次把奶牛驯化，苏丹离欧洲较近，一旦他们把奶牛驯化，人们就找到了一种新的食品。你可以想象苏丹人的乳糖酶基因有突变，所以可以喝牛奶。欧洲人很快把奶牛引入欧洲，但只有发生那样一个突变，才可以让这个基因在成年人中还能表达，你的肠道里才有这种酶，才能分解利用牛奶。

这个突变大概只发生在六千年前，时间不长，但是今天欧洲90%以上的人却都可以喝牛奶。这就是自然选择的作用。有了这个酶可以利用牛奶，你的营养才更好，身体才好，才有可能生育更多后代。

有科学家甚至做过研究，发现有这个基因表达的人的一生可以生育更多的后代。比如，一个有这样基因突变的人与没有这个基因突变的人，每代大约有30%的生育能力差异，这个比例就让这个新的突变基因在欧洲传播开。

这就通过确实的证据表明：自然选择通过改变遗传的机制，不断地改变人对自然界营养源的使用。

我自己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发现连我们的第二性征——男人的特征也在逐渐改变。大量研究表明控制男性性生殖的基因在自然界的改变特别快。所以男性的性生殖功能在演化过程中是不稳定的，如果生殖发生问题的话，多半是在男性身上。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控制我们人类生殖的遗传机器也在自然界不断演变。

讨论很热烈

话题1：为什么雄性孔雀比雌性孔雀长得漂亮？

观众1：我看过一本书说雌性在生殖过程中付出的努力更大，雄性要去争夺雌性。它举了一个例子好像是蟋蟀，蟋蟀的雌性好像要比雄性大一些，因为在生殖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要大。

主持人：你能说出一个物种两个性别的样子不同这种现象叫什么吗？

观众1：呃……

叶盛：叫性别二态性。我们再深入问一下，从“雌性在生殖过程中付出努力比较大”，到“为什么是雄性争夺雌性”，中间好像还缺了一环。

观众1：确实差了一点……

观众2：我觉得是因为雌性付出比较大，在决策上就要更谨慎一些，这个时候雄性就要展示自身的资源，比如雄孔雀外表靓丽就跟人类的财富类似，可以吸引异性。

观众3：我觉得是因为雌性付出大，死亡率就要高一些，自然界雄性的比例要比雌性高。

观众4：因为雌性能够抚养的后代数目比较少，所以在择偶时选择比较多。

主持人：大家都说雌性付出努力多，为什么呢？

观众5：就拿男人来说，他的精子比较多，而女性一次只有一个卵子。

叶盛：刚才几位同学的答案应该综合起来，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精子和卵子这两种生殖细胞的数量和大小都不一样；另一方面，就像第二位观众所说，但是“谨慎”这个词只是用在人身上，作为动物可能很难说什么叫谨慎，如果是雌性去竞争雄性的话，有一部分雌性的生殖资源就会被浪费，从种群的角度讲，这样的种群在跟其他种群竞争时就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付出多的性别在那儿等着，让那些付出较少的性别去竞争。

主持人：关于性选择，书里专门有一章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描述，感兴趣可以看书。

话题2：人身上的演化残迹。

主持人：其实在人类身上就有一些演化的痕迹，大家能不能举出一个类似阑尾的器官或者功能的例子，就是在祖先中很重要，但现在已经几乎没用了，或者功能发生了变化。

观众6：有的人耳朵可以动，以前这个可以辨别声音方向，避开敌害，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用处了。（靠直觉说一下那块肌肉的名字？）动耳肌？（bingo！）

观众7：尾骨。

观众8：身上汗毛的方向，动物身上的汗毛，上臂是从上往下长，下臂是从下往上长，这在猩猩或者猴子身上很容易发现，主要作用是挡雨，让它顺着毛的方向流下去。但现在这个一点儿用也没有了，我们有伞。

叶盛：这个我有不同意见，哺乳动物体表的毛皮跟我们的汗毛不是一回事。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有孩子，有的孩子刚出生时会有一层绒毛，但很快就会褪掉，那层绒毛才是哺乳动物体表的皮毛。还有个例子是人会起鸡皮疙瘩，所有鸡皮疙瘩都是长皮毛的毛孔下立毛肌的作用。养猫的人会知道，如果猫跟你生气的话会把全身的毛立起来，这就是立毛肌的作用。我们冷的时候会把立毛肌立起来保暖，但我们已经没有那层毛了。

我再说个书里很有意思的例子吧。几个世纪前，航海的船员会得坏血症，后来我们知道得坏血症的原因是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维生素C，必须要从新鲜的水果蔬菜中摄取。实际上所有的灵长类都不能合成维生素C，而其他哺乳动物却能做到。这是因为我们合成维生素C的若干个步骤中某一步的一个酶的基因出现了突变。这个说明所有灵长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出现了这个突变，于是无论是猴子、黑猩猩还是人类就都具有这个突变，所以我们都不能合成维生素C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能存活下来呢？可能因为灵长类平常吃的食物里水果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能摄入足够的维生素C，缺失这个基因也就无所谓了。这是一个分子角度支持演化的证据，同时也是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退化。

龙漫远：刚才听大家对话我感到很高兴，说明演化在大家心中已经逐渐扎下根来。演化在科学领域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22年前去美国留学时，我是出于兴趣选择了分子演化这个专业，我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同学都很关注，认为这个兴趣会坏事儿，因为当年没有几个大学有这个专业，公司里也没有，如果我毕业以后要在美国找一个职业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但没想到到今天，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有演化这个专业，还有很多公司也已经开始做演化方面的研究，比如从演化的角度研究艾滋病对药品的抵抗机制， 发现那是一个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

所以它已经逐渐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在科学中也越来越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几乎所有有像样科学教育的国家都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包括游行、集会，在海滩上喝啤酒等等形式。人类对达尔文的尊重已经超越了演化科学领域，支持诺贝尔奖得主雅克·莫诺的一个观点：演化理论是所有科学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

我最近帮国内一个杂志审稿，一个搞人文科学的人写文章讨论达尔文，引用了雅克·莫诺那句话：“演化论有个奇怪的特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解演化论。”这是一种嘲笑，演化论不是它表面上那么简单，原文中这句话后面还有修饰：“I mean sociologists, I mean philosophers, and so on.”雅克·莫诺的意思是当年在法国搞社会科学的人并没有真正懂得演化，因为他们不懂生物学。后来我建议这位作者不要用这句话。引用文章要读懂原文，不读原文的话，他把你骂了你还不知道。

提问最精彩

观众9：刚才龙老师提到“进化”这个说法，我知道有些学校教授无机生物学，研究无机物向有机物的转变，因为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从宇宙产生开始，先有无机物，然后演变成有机物，从有氨基酸合成以后才逐渐有了微生物，才逐渐有了复杂的生物，比如从简单的节肢动物开始逐渐进化，从冷血动物到哺乳动物这样的温血动物。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个大的过程的演化呢？按照龙老师的意思，世界上的生物可以从简单到复杂，也可以从复杂到简单，那么世界上是不是可能曾经存在过和人类一样或者更高的生命，然后它退化、解体了呢？

龙漫远：从猿猴到人的变化也许可以说是从比较简单到比较复杂，至少在智慧发展的层面上。可是地球上有许许多多的生命，比如细菌在自然界中是以简单的形式存在。尽管进化在人类的产生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不是普遍的必然的规律。

第二，人类诞生以后经历了宗教的情怀，曾经有段时间在我们对自然界了解不多的情况下，相信全部世界是为以人类为中心的，而哥白尼、伽利略这些人不断打破我们的界限，把我们的眼光推向更广的地方，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客观的了解。不能因为我们人类自己是这样，就认为整个生命都是这样的。如果都进化的话，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简单的细菌在地球上存在着？生命自身没有价值观，它只做一件事——设法存在。如果它和它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它就存在。生物学里有一个著名法则，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多重答案，所有的答案取决于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这就决定了生命世界不可能有太多的普遍的、必然的规律。这并没有否定进化，只是说它不是必然的，它只是许多可能中的一种。所以如果你说“我们人从猿猴进化来”，不会有人说你错；但如果说“生命是进化的”，这就是错误的。

观众9：就这个话题我想继续问一下，既然人只是生物众多分支中的一个，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到人，这只是一个低概率事件。神创论就一直质疑：如此低概率的一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世界上会出现人类，真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吗？

龙漫远：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问生命起源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有位前芝加哥大学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研究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概率，有意义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生物是以多大的概率产生的，这是一个0和1之间的数字。偶然和必然是一个比较含糊不清的问题，所以它没有意义。

认为人的产生是低概率事件，这在概率论上是不通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概率的定义，它是说同样一个行为重复很多次后，出现的某种结果会逐渐趋于一个稳定的数，我们称这个稳定的数占总数的百分比为概率。人的出现是已经发生的一次事件，所以不能说它是低概率事件。它是许多演化可能中的一种结果。

这又说到另一件事，人们经常说谁谁谁又挑战了达尔文。其实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我觉得有两个人可以说是真正挑战了达尔文，他们的发现是对达尔文开创的演化领域的一个补充。

第一个人叫木村資生(Motoo Kimura)，1994年去世，他原来专门研究几率对传递后代可能性的影响。他发现有好多分子水平的差异和演化不是由于选择发生的，而是由于某种特定的随机几率的固定。这就是著名的分子演化的中性演化学说，这个理论从60年代提出，到1990年二十几年的时间，争论之激烈真正可以称作挑战。我到美国时刚好赶上了这场有趣的大辩论，相信达尔文的人和相信木村的人甚至不能坐在一个房间里讨论问题，坐在一块儿就要骂架。最后木村反而用他发明的中性演化理论作为一个参照系来检测自然界发生的达尔文自然选择，两个理论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个人是一位女科学家太田朋子(Tomoko Ohta)。她认为，演化过程中，在自然界能够最终被留存下来的，不见得是那个最能够适应环境的（特征），不好的性状，由于机遇，在自然界也有可能被固定下来。这在哲学上告诉我们一件事：为什么自然界并没有因为选择变得完美？国内青年学生常常说：生命是完美的，生命是美妙的。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太田说，不利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演化的最终结果。这系统性地改变了早期达尔文适应性演化给出的世界图景。当然她说的只占一小部分，许多演化还是因为对环境的适应，但这个适应同样没有可能造就一个十全十美的生命，因为我们是被环境创造的。再说，“十全十美”同样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科学描述。另外，自然环境也是不断发生改变的，在某些情况下，环境发生变化，让你的突变刚好适应；但环境和基因组的不断改变，没有可能造成一个最好的生命，这同宗教情怀刚好相反，不完美才是生命的一般特征。

还有人做过一些实验，结果是达尔文不会预料到的，但最后都殊途同归，如今我重新审视过去，就会发现它们互补。从达尔文到木村到太田，让我们对自然界生命演化的理解越来越完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没有推倒达尔文。

观众9：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演化并不一定是随环境变化发生的，也有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基因就变了，以后可能我的后代就变成了新的物种，或者有了新的功能，而跟环境变化没有关系？

龙漫远：刚才我们讲中性演化理论，它是一个随机过程，适用于一个种群。它的下一代的某种特征，由于抽样产生的某种几率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这跟环境没有关系。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是随机产生的。突变产生的过程是有客观依据的，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去追溯。比如是什么样的突变机制刚好让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异。在客观条件下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只是我们人在现有的认知范围没有办法去确切地追寻，所以说它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观众10：我想提一个科学家一般都不太喜欢的问题，相信达尔文是不是必然等同于无神论？

龙漫远：这个问题好，我要从一个故事开始讲。

20年前，我在研究生院快毕业了，要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我拿到考试委员会名单，上面这五位教授将决定我够不够格。我一看大吃一惊：委员会主席是那个大学里最狂热的基督教徒之一！这下我就着急了：我千里迢迢到这里念书，遇到这么一个人，而我下个星期要去证明达尔文演化论的证据，他肯定会把我枪毙掉。我就提前约见他，说：“Jim，you know，next week……” 这家伙何等聪明，他马上就知道我要说什么：“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信教，所以你讲达尔文的时候我就会把你毙掉？”我说“是”。他拍着我肩膀说：“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是有schedule的，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当我走到办公室的时候，我是相信达尔文的；但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信上帝。你答辩那天是礼拜四，你怕什么呢？”

就是这样，他把时间分开了。星期一到星期五讲达尔文，来考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他到教堂去享受他的精神信仰。这是我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后来看到这种事越来越多。

今年，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日子，有一张著名的照片。英国的国教（Church of England）有一个教士手拿大束鲜花跪在达尔文的墓前说：“我对不起你。150年前，我们出于无知，也出于狂妄，用狂热的语言诽谤你，批评你。我们现在非常后悔，我们现在相信你的理论是正确的。”

反过来你要问：这是不是说明这些人放弃了宗教信仰呢？没有。十几年前，当时的罗马教皇公开发表评论说：我们现在发现，达尔文当年说的都是对的，但它并不说明我们的宗教信仰就没有意义，因为人类的许多活动还有超越科学之外的意义，所以我们有存在的价值。犹太教的领道公开说：如果有一天，科学证明我们的教义（某一条）是错的，我会毫不犹豫地修改那一条；但我有我的精神信仰。当然，西方国家还有狂热的教徒，他们完全不给科学留下任何余地，这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美国可能是今天具有宗教信仰最多的人口比例最多的西方国家，25% 的美国人不相信达尔文。这也是Jerry写出这本书的对象之一。

再讲个事情，昨天我开会时碰见一个著名的美国演化科学家。他告诉我，三个月以前，他被梵蒂冈的教皇邀请去参加梵蒂冈举行的纪念达尔文诞生200周年的大会。西方也还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理性思维分开。例如，每周去教堂做礼拜的美国人中，有近四分之一相信达尔文的演化论。 2005年，美国发生了一场最大的争端。宾夕法尼亚一个县教育局的几个人提出来，应该在中学教科学的课上教神创论，要把圣经上的描述放到课堂上。这件事发生以后，十几个学生的家长马上把教育局告上了法庭，说他们违背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即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任何宗教不得同政治混为一谈。因为学校属于政府，所以这是违背美国宪法的。官司一打，全美大哗，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要看谁是谁非。我自己的关于基因起源的研究也在里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发表的科学文章在第一天就被作为原告方的学生家长引用，在法庭上告诉所有人，基因起源都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上帝创造的。后来被告方调查我的个人档案，检查我的可信度，最后同意我的研究工作是可信的。我惊讶的是，官司打了三个月以后，法官判决县教育局违宪，这个案子以这些极端宗教信仰者的失败而告终。 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个案件。有趣的是，法官本人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做出了理性的判决。

所以说，中世纪那样科学与宗教的极端对立的关系，在今天已经有改变。

叶盛：我想补充一点，在书最后我写的译后记中提到了我经历的一个例子。我住在纽约，房东就是一名资深牧师，曾经是一名神学教授，已经退休了，80多岁，但周围的教堂经常会请他去做布道。一开始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翻译这本书的事情，因为怕起争执，我也不愿意去跟他争论这些问题。但是后来还是被他无意中发现了。有次他问我：“书译完了吗？”我说译完了。他很高兴地说：“太好了，演化论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他本人是完全不反对这个的。

我想说的是，宗教信仰还有很大的成分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一种行为上的规范，这些东西与上帝无关。第二，作为科学工作者，很严格地讲，演化论只是否定了上帝创造了所有生物这一点，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其他方面。所以不能说有了演化论就把上帝、信仰完全打倒了。

龙漫远：我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芝加哥大学在我们生态与演化科学领域是全美排名第一的，我刚加入芝大时的生态与演化系的系主任，，我曾经以为是和我一样的无神论者。有一次，我有机会跟我们社区的人坐同一班车去机场，这些人问我干吗的，我说我是哪个学校教授，他说：“哦，你们的系主任是我们教会最好的布道者。” 我当时很吃惊：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演化生物学系的系主任！ 所以这些事情不断告诉我们，要用多元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以往那种对科学和宗教的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看法，太简单，也太堂吉诃德，不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同样需要智慧和理性。

主持人：我也想多嘴一句。我知道有些人怀疑达尔文是因为这会让自己遭遇信仰危机，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没有意义。但是书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叶盛译得也很精彩：“演化只是告诉我们自己来自哪里，而非去向何方。”

观众11：我问一个同性恋的问题：它是有生物学基础、完全由基因决定的呢，还是社会环境、文化的诱导？

龙漫远：这刚好是我实验室的一个研究领域。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过文章，我们把果蝇的基因进行了改造，发现改造之后雄性果蝇就不再对雌性果蝇感“性”趣了，而是对雄性果蝇感性趣。吓我一跳：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可是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是说所有同性恋现象都受基因控制，我是说有好多同性恋现象是有遗传基础的。当然我搞的是果蝇，不是人；但是我知道发生在果蝇身上的机制没有理由不会在人身上发生。当时文章发表以后，我的同事还担心原教旨主义者会对我不利，劝我一定不要写这个和人有关系。

这里可以再讲一个我知道的和人有关的资料。波士顿大学有两位教授，在90年代初曾经汇集了120对同卵双生子的资料，其中有一些同性恋者。他们想知道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双胞胎之一是同性恋的话，另一个是不是有比较高的机会也是同性恋呢？如果是，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的遗传背景是相似的。调查结果是，对于男性同卵双生子，如果一个是同性恋，另一个是同性恋的几率将达到50%以上。他们又去找了一些异卵双生子来研究，发现如果有一个是同性恋的话，第二个是同性恋的几率达到20%以上。最后他们又研究了一些收养的孩子，发现这个比例降低到了11%，刚好是美国社会声称调查到的同性恋的平均数。所以他们总结：随着遗传相似度的增高，同性恋的比例也增高，所以这跟遗传是相关的。而女性同性恋者的比例大约低出5个百分点。

但是人类的现象不能像果蝇那样通过遗传操作，确凿地来讲这个东西是由基因控制的。人们可以争辩说：你这个实验里的同卵双生子都是生长在同一个家庭的，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见得是遗传上有差异，这样就产生了很多争议。后来美国NIH有一个人，叫Dean Hamer，9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他把同性恋基因定位到了x染色体上，这引起全美大哗。后来人们发现他本人是个同性恋者，觉得他的工作是有偏见的。但是前面双生子的资料大家是相信的。

再回到问问题的技巧，说这个现象是不是遗传控制，这是一个比较粗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受遗传控制。所以当我们说它“受基因控制”时，并没有告诉你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只是说最低限度上可能有遗传原因。问问题的时候要问清楚。

观众12：我想问克隆技术的出现对演化研究的影响。

龙漫远：这个我真不知道。有可能有影响，但只有等到他大规模出现以后才能判断。

陈振夏：克隆是一种无性生殖技术，而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么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性生殖的存在。如果克隆技术蔓延，大家都采用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就会影响到人基因库的多样性，有可能造成演化速率的降低。事实上现在有很多技术，包括医疗技术，使演化的速率正在慢慢降低，自然选择作用的力度也在降低。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现在人类演化的速度是在不断变慢的。

观众13：刚说人的演化速率在变慢，我在想，人跟病菌的斗争会导致什么结果？因为感觉上病菌不断在出变种，变得越来越厉害。

陈振夏：从抗药性来说，演化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病菌在演化，另一方面宿主也在演化。虽然由于医学进步，人对病菌的抵抗力有所降低，但人会制造许多药物来增强自己对抗病毒的能力。虽然自然选择对人类的作用在变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会用更先进的方式来对抗自然的压力。

叶盛：病菌的演化和人的演化的确是一场斗争，我想说一个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听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花更多的科研力量去好好研究中医。中医中药现在可能有一些误区，但是中医理论最基本的东西是去激发人体自身的潜能，让你自身的免疫力去对抗病菌病毒，而用药物去压制只能加大它们的演化压力，只能逼迫它们向抗药的方向演化。这是我一个比较个人的观点。

龙漫远：像陈振夏刚才说的，为什么两性生殖有好处呢，因为它能产生更大的变异；变异变大了以后，自然选择选择的幅度会增加。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是，无性生殖的生物在自然界中也改变，也演化，而且速度并不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没有最后定论，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成为一般结论。叶盛刚才谈到中医的事情，假定中医能够帮助人类对抗病毒，其实也是环境对病毒施加的压力，我们还是不知道两种方法哪种更好。我觉得，中医经过几千年，毕竟是经验的产物，它是应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的。

观众14：现在的演化论更多的是研究生命为什么存在，它能否告诉我们人类接下来会演化成什么样子？一个趋势也可以。如果不能，那么研究演化论对未来的指导意义在哪儿？

龙漫远：用Jerry的话讲，演化论只能告诉我们从何而来，而不能告诉我们到哪儿去。因为不同的物种有着高度不同的命运，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地球上99%的生命都已经灭绝了。我有一个同事系统研究了化石，发现所有的物种灭绝的概率都是一样的，不因为一个物种很成功它就不灭绝。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物种可以确切地预知其未来。但我觉得理解本身就是意义。

叶盛：虽然存在其他方式，但环境压力下的演化依然是主要的演化方式。我们有一套成熟的演化论理论之后，无法预期的是今后会有什么样的环境变化。如果能给出具体的环境变化，还是能够大概知道物种演化的方向。问题在于我们无从知道明天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另外，既然这个理论可能不能预测人类的演化方向，那它还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这只是它在哲学上无法回答我们将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它还有很多有现实意义的应用。比如我们和病毒的斗争。青霉素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可以随便用的，但现在抗生素都是处方药，只有医生觉得你需要才可以买。这实际上是演化论的一个应用。再比如我们人类吃的很多植物和动物都是人类育种的结果，这也是演化论的一种应用。

圣捷尔吉

1927年底，时年34岁的匈牙利人奥尔贝特·圣捷尔吉（Albert Szent-Györgyi）已经在剑桥大学霍普金斯实验室呆了大概一年，他醉心于研究人体内的氧化还原作用，此时正忙着从动植物组织里提取一种还原性的物质。但是橙子、柠檬和卷心菜里这种物质的含量太少了，而含量稍高的牛肾上腺又不容易搞到，因此他没能得到大批的结晶样品，但得出了化学经验式C6H8O6，这些已足够他拿到博士学位。

从化学式来看，这似乎是一种糖，于是把论文投给《生物化学杂志》（Biochemical Journal）时，我们这位匈牙利顽童决定开个玩笑，给这东西取名叫“我不知道糖”（Ignose），后来又嫌不过瘾，改叫“上帝知道糖”（Godnose）。可惜编辑不大赞赏他的幽默，最后他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结构叫它“己糖醛酸”（hexuronic acid）。这个名字枯燥无趣，但它现今通用的名字你想不知道都难。

它就是维生素C。

豚鼠奇迹

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那时人们已经知道有一类物质，它们不属于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这些公认的生存必需物，动物也不能自己合成（或者合成的量太少），如果不从外界获取足够的量，就会生奇怪的病，比如夜间看不见东西（夜盲症），掉牙齿、多发性出血（坏血病），皮肤多种病变（糙皮病），等等。1910年，这类物质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维生素。

维生素概念的建立可称营养学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得这些病是因为身体里多了某些“坏东西”，而不是缺了什么“好东西”。

根据概念，每种维生素都应该跟一类特殊的疾病相对应，确认一种维生素也需要从相应的疾病入手，用动物模型来进行验证。做动物实验的时候，人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喂动物吃的饲料，简单讲，假如饲料中缺少某种成分会让动物得某种病，而添上这种成分以后症状很快减轻，就几乎可以说，该成分是这种疾病对应的维生素；至于具体选择什么动物，就要看经验和具体条件了。当时已经确认了抗干眼病的维生素A、抗脚气病的维生素B1和抗糙皮病的维生素B2复合物。抗坏血病的因子尚在研究中，使用的实验动物是豚鼠。

说豚鼠模型是个奇迹并不夸张。因为维生素们虽然拥有共同的名号，但长相、性质却千差万别，在不同物种中的角色也可能迥异。有些物种自身就可以合成其他物种的维生素，那么这种物质对它们来讲就不是维生素。把“维生素”这个词扣在一种物质的名字上，是带有价值判断偏见的举动。
所以，对于可以自身合成足够维生素C的物种来讲，它就不是维生素C，该叫另一个中性的名字——抗坏血酸。现在已经知道，豚鼠恰恰是除灵长类外为数极少的以抗坏血酸为维生素的物种之一——常见的实验动物，像小鼠、大鼠、兔子、鸡等等，都可以自己合成抗坏血酸，如果拿它们当模型，人类发现维生素C的道路恐怕要曲折得多。

这个模型是两个挪威人在1907年建立的，他们本来是想用豚鼠做脚气病的实验，却意外发现了坏血病的症状，于是这个模型在就纯粹偶然的情况下诞生了。

Hello，C

圣捷尔吉也想到了己糖醛酸就是维生素C的可能性。他所在实验室的主管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Frederick Hopkins，维生素概念的创立者之一）建议他向当时维生素C研究界的领头人齐尔瓦（Sylvester Zilva）征求一下意见。圣捷尔吉就给齐尔瓦寄去了一份样品，不久后得到了令人灰心的反馈：“这不可能是维生素C。”

其实此时距离揭开维生素C的面目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圣捷尔吉不迷信权威，亲自花个把月做个动物实验，那么他就可以毫无争议地享受“维生素C之父”的殊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纷争了。但命运总是喜欢戏弄人，圣捷尔吉对齐尔瓦万分信任，听了他的话就把维生素C的想法束之高阁了。
这一误就是4年。

时间来到1931年，圣捷尔吉已经回到匈牙利，在赛格德市（Szeged）继续搞研究。这期间他把己糖醛酸的提取对象换成了家乡的特产红辣椒，得到了较多的产物，拿去测试了化学结构。但关于维生素C的事情却没再被提起，直到某天实验室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生的匈牙利小伙儿来到赛格德，想要和我一起工作，我问他会什么，他说他懂得确认一种物质中是否含有维生素C。我以前分离的己糖醛酸还有大概1克，就交给他来测试维生素活性。我希望他发现这就是维生素C，我对此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但是自己从来没去证实过。我对这方面的动物实验不太熟悉，在我看来，那些东西太无聊了，维生素这东西一点儿理论上的兴趣点都没有。维生素，这个词儿表示它是人要吃的东西，人需要吃什么是厨师应该考虑的事情，与科学家无关。”

这是圣捷尔吉在自传中所写的一段话，常被后人引用，也足够落人口实。看来，人被命运戏弄也自有道理，圣捷尔吉毫不讳言自己对动物实验和食品科学的不耐烦甚至蔑视，正是这一点让他错过了发布成果的最佳时机，导致后来几十年间的一笔糊涂账。

那是1931年的秋天，新来的小伙儿名叫约瑟夫·斯维尔贝利（Joseph Svirbely），他说到做到，马上开始使用豚鼠测试己糖醛酸的活性。只用了一个多月，结果已经很明显：己糖醛酸正是维生素C。

接下来，按照惯例，斯维尔贝利和圣捷尔吉应该准备文章，向一个顶级期刊投稿，然后接受全世界的欣羡目光，落得功德圆满。但是，在他们的文章尚未面世的时候，1932年4月1日，《科学》上竟有人抢先一步报告说自己发现了维生素C。等圣捷尔吉的文章在《自然》上刊出，时间已是4月16日，他落后了。
一桩谜案拉开了序幕。到底发生了什么？

《科学》上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威廉·沃（William Waugh）和查尔斯·格伦·金（Charles Glen King），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他们从柠檬汁里分离出了维生素C。作为简报，文章给出了大致的实验方法和结论，也提到，这种物质“与圣捷尔吉的己糖醛酸极为相似”。
接着，两方面人马又分别发表了后续文章，进一步给出实验细节。斯维尔贝利和圣捷尔吉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5月7日的《自然》）中，有一些对格伦金前面文章很不客气的批评，“文中没有写明实验周期，而且显然没有进行化学分析。没做这些之前，他们的产物是什么还很值得怀疑。”
这些话看上去像是对陌生竞争对手的正常攻击，但以下事实可能会让它成为十足的阴谋：斯维尔贝利是格伦金的学生。
实际上，格伦金前两年就已完整公布过自己提取维生素C的具体实验方法，只不过当时提取物纯度不够，而其中一篇文章的共同作者，正是斯维尔贝利！

格伦金

维C罗生门

势不两立的局面已经形成，面对这个显然可以让自己永垂科学史的大事件，双方对这个“第一”也就争得格外起劲。

圣捷尔吉和斯维尔贝利一口咬定对方剽窃。他们说，斯维尔贝利在1932年3月15日给格伦金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取得的成果，格伦金是在看到这封信之后马上着手给《科学》投稿，“无耻地抢跑”。

他们的有利证据在于，全世界都知道圣捷尔吉几年前就分离出了己糖醛酸，还有人拿了他的样品测试化学结构。欧洲各国的研究界普遍支持这一方。

格伦金则说，自己在1931年9月就已完成所有实验，并写好了文章。但那时突然有个人声称自己发现去甲那可丁是维生素C，再加上权威齐尔瓦对于己糖醛酸早已有言在先，谨慎起见，格伦金觉得有必要先验证人家的说法，这才耽搁了文章的发表。
格伦金也提到了斯维尔贝利写给自己的信，说自己回信向他们表示了祝贺，还提到自己的文章也将很快发表，双方的报道可能同时面世。他的有利证据在于，5年来他一直未间断地公开着自己从柠檬汁中分离维生素C的进展，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自己分离的维生素C和圣捷尔吉的己糖醛酸有相似性，并没有贪功的企图。美国学术界普遍站在了他这一边。

这桩谜案的关键人物显然是斯维尔贝利。在去圣捷尔吉的实验室之前，他在格伦金那里学习到了如何从柠檬汁中分离维生素C，并学会了如何进行豚鼠实验，以此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却突然跑到圣捷尔吉那儿，动用所有经验帮助圣捷尔吉发现维生素C，写好文章后又只字不提自己原来的导师，甚至参考文献中都不列入自己从前的文章，很让人不解。

1931年前后，格伦金实验室一共有六名学生，除了斯维尔贝利和前面提到的沃，还有一位叫奥托·贝茜（Otto Bessie）的。据格伦金的传记（作者之一是他的孙女婿）记载，贝茜很不信任来自匈牙利的斯维尔贝利，有一次俩人竟然吵到老拳相向的地步。这种争吵和斯维尔贝利的背叛（姑且这样说）之间孰因孰果无从得知，但他在格伦金实验室似乎过得并不愉快。

如果斯维尔贝利的种种做法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那么他又为什么偏偏要在新文章尚未发表的时候，写信给格伦金报喜呢？要炫耀也该等文章发表了再说啊。或者，他是为了故意挑起两人的争端才这么干的？可是又有资料说，那封信是圣捷尔吉授意斯维尔贝利所写，让整个事件更显得充满谜团。

现在很难查到斯维尔贝利本人关于这件事有过任何表态，作为关键证据的两封信的原件也未见公开，当时这场论战并未得出什么结果。所以，1937年10月，当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通知圣捷尔吉，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属于他时，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圣乔治”与“恶龙”

当然，圣捷尔吉得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为三羧酸循环（学过生化的人自然了解这个循环有多重要；有人说这个循环不该叫Krebs循环，而该叫Györgyi-Krebs循环）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诺贝尔奖也并非衡量科学贡献的唯一标准，但是，要说格伦金丝毫没有因此而遗憾肯定也是骗人的。

所以，尽管诺贝尔奖有了归属，论战却持续升级。直到1979年，格伦金还在撰文解释当年的事情，颇有点耿耿于怀的架势。现今科学界较公允的说法是二人同时独立发现了维生素C。

在众多支持圣捷尔吉的资料中，甚至有人以“圣乔治大战恶龙”（St George and the dragon）这种堪称恶毒的标题在《自然》上撰文，为圣捷尔吉助威（“圣捷尔吉”在匈牙利语中即为圣乔治之意）。在一本圣捷尔吉的传记中，作者莫斯（Ralph Moss）对他极尽崇拜之情，远超越了一般作者对非亲非故的传主该有的正常态度。连大名鼎鼎的鲍林（Linus Pauling，著名化学家，得过诺贝尔化学奖和和平奖。维生素C可以治感冒这种至今未获证实的说法也是他提出来的）都说，“圣捷尔吉是科学界最有魅力的人”，请注意，这个称谓里连“之一”这种字眼都没有！

圣捷尔吉到底何许人也，让这么多人顶礼膜拜？

奥尔贝特·圣捷尔吉189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父亲是位胸无大志的农场主，母亲是个不甚成功的歌剧演员，二者都谈不上对他日后的事业有什么帮助，但他的外公和舅舅都是布达佩斯大学的组织学教授。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生活得穷困潦倒，一家三口经常有上顿没下顿，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想过要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圣捷尔吉成为匈牙利反法西斯运动的先锋，曾因被派到伊斯坦布尔执行秘密任务，成为希特勒亲自下令逮捕的人物，而后着实过了一段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二战后，圣捷尔吉成为社会名人，在学术界和政治界地位崇高，甚至有人提议让他担任匈牙利总统。他于1947年移民美国。

同样丰富多姿的还有他的研究生涯。最开始，圣捷尔吉在舅舅的指引下学习“直肠病学”，据说是为了治好舅舅的痔疮。从军时，为了避免有朝一日死于战壕，他咬咬牙朝自己的胳膊开了一枪，从而逃离了战场——从资料看，这一枪并未对他日后的生活和科研造成任何影响，打得恰到好处，不知道是不是学医的功劳。

但圣捷尔吉在自传中说，他对医学并不感兴趣，他希望了解理论明确、系统性强的东西，医学太过模糊复杂；于是他转向了生理学，但很快发现生理学也太复杂；他又转向药理学，以为药物会比较简单，但想法再次落空；他又来到细菌学、生理化学，然后是化学——分子水平已经是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极致。等科学发展到电子水平后，如你所想，他改为研究电子。

纵然有言词夸张、喜新厌旧之嫌，但不得不承认圣捷尔吉确实是个科学天才。他乐于大胆假设，信奉“每个人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别人看来再匪夷所思的东西，他都敢于去尝试。除了前面提过的三羧酸循环，他还是当代肌肉生理学的先驱，研究过肌动蛋白（actin），还提出自由基是引发癌症的诱因之一，甚至打算通过量子力学来治疗癌症。

圣捷尔吉说，自己不断变换研究领域，是为了探知驱动自然现象最根本的原理。但几十年的研究之后，他得出结论说：“自然是没有底线的，两种已知的元素放在一起，就会出现超越组成元素性质的新性质。”——这几乎已经是现在炙手可热的系统科学的概念了。

了解了“圣乔治”，接下来该介绍一下被比作“恶龙”的格伦金。

相比之下，关于格伦金的资料就少多了，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奇闻趣事，他似乎只是依照一个平稳优质的人生范本来过生活。

查尔斯·格伦·金1896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研究生涯早期从事个体生化研究，后来兴趣点转向了营养学和公共服务。和圣捷尔吉认为维生素是厨师该打交道的东西不同，格伦金很早就被营养学所吸引，后来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营养学研究的泰斗，曾任国际营养科学协会主席。他性格温和，提携后进，热心公益，笃信基督，喜欢户外运动和园艺，是种玫瑰的一把好手。

比较一下这对冤家的异同点也是件颇有趣的事：他们的生卒年几乎重合，一个是1896~1988，一个是1893~1986（诺贝尔奖得主到底多活了1年）；他们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但一个服完兵役，一个逃离战场；他们都曾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们因为维生素C发生这么多爱恨纠葛，但一个把研究生涯的大半精力交给了营养学，一个却只是因为对氧化还原的机制感兴趣而偶然把维生素C纳入了研究范围。

也许四平八稳的人生故事太缺乏吸引力，拥有众多逸闻的科学家更容易成为大众爱戴的对象，今天我也要感谢圣捷尔吉同学把生活过得这么跌宕旖旎，可以让大家有兴趣来回忆这段陈年八卦。

参考文献

• Svirbely, J. L., and C. G. King (1931)  The preparation of vitamin C concentrates from lemon juice. J. Biol. Chem. 94:483.
• King, C. G., and W. A. Waugh (1931). Chemical nature of vitamin C. Science 75: 357.
• Waugh, W. A., and C. G. King (1932). Th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vitamin C. J. Biol. Chem. 97: 325.
• King, C. G., and W. A. Waugh (1932). The vitamin C activity of hexuronic acid from suprarenal glands. Science 76:630,.
• King, C. G. (1953). The discovery and chemistry of vitamin C. Proc. Nutr. Soc. (U.K.) 12: 219.
• King, C. G. (1979). The isolation of vitamin C from lemon juice. Fed. Proc. 38: 2681.
• Svirbely, J. L., and A. Szent-Gyorgyi (1932). Hexuronic acid as the antiscorbutic factor. Nature (London) 129: 576.
• Svirbely, J. L., and A. Szent-Gyorgyi (1932). The chemical nature of vitamin C. Biochemistry 26: 865.
• Szent-Gyorgyi (1963)  Lo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nu. Rev. Biochem. 32: 1.
• Halver, J. E., and Scrimshaw, N. S. (2006) Charles Glen King,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88:214.
• Ralph W. Moss (1987) FREE RADICAL Albert Szent-Györgyi and The Battle Over Vitamin C, Paragon House, New York.
• Cox, G. J. (1937) Crystallized vitamin C and hexuronic acid. Science 86: 540.
• Regise,. & Johnsong ,. (1988) A cut lemon doesn't turn brown. NY Times Book Review, March 6.
• Jukes T. H. (1988) The identification of Vitamin C, an Historical Summary. J. Nutr. 118:1290.
• 〔美〕小杰拉德·F. 库姆斯 《维生素：营养与健康基础》 科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现在有5秒钟的时间给你，想一个跟蜜蜂群体有关的词。好，时间到。你的答案是“勤劳”还是“协作”？或者更有科学素养一点，是“舞蹈”？如果时间再多些，或许有人会回想起天才的建筑师称号和美味的蜂王浆。但是，这种随处可见的小生物拥有着多么奇妙的生存武器，多数人可能一无所知。

就让我们从舞蹈说起。第一个发现并详细讲述蜜蜂跳舞故事的，是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卡尔•冯•弗里希，他凭借至今令人叹服的研究成果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冯•弗里希1886年生于维也纳，家庭坚实的科学背景让他甚至在上学前就拥有了一个私人的微型动物园，对自然界的兴趣得到了充分开发，并被他珍视一生。冯•弗里希的主要研究对象除了蜜蜂还有米诺鱼，一种通常被用作鱼饵的鲤科小鱼。对于把50多年的时间花费在这两种不起眼的小动物身上，他的解释是：从任何一种动物中，我们都可以窥得生命的几乎全部奥秘。

也许正是这句话，让冯•弗里希的研究工作后继有人。2007年，追随者之一于尔根•陶茨在《蜜蜂的神奇世界》一书中，全面总结了自己和先辈们的研究成果，这也是蜜蜂的生活第一次如此深入地通过文字呈现在公众眼前。书中叙述最精深细致的一段，正是关于蜜蜂跳舞传递信息的描写。要知道，同在威尔茨堡大学，陶茨可算作冯•弗里希的徒孙，如此优良的师承怎能浪费。原版德文版书名中使用了“Phänomen”一词，有“不寻常的现象”之意，陶茨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所熟悉的蜜蜂世界。“蜂群超个体”是陶茨最为津津乐道并在全书中努力向人们推广的概念。所谓超个体，是美国生物学家威廉•惠勒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将一群个体合在一起，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生命的生物体。这个概念的外延可以不断扩展，甚至有人认为整个地球也可以当作一个超个体。具体到蜜蜂，是指视一群蜜蜂为一个脊椎动物，或者更进一步讲，一个哺乳动物。蜂王和雄蜂分别相当于卵子和精子，各司其职的工蜂们则相当于不同器官组织中的一个个体细胞。
这可不是异想天开的科幻思维，蜂群与哺乳动物的相似之处比你能想到的还要多。

如果仅把蜂王当作蜂群的后代，哺乳动物和蜂群的第一个相似点就是，它们的后代数量都很少并且都被细心呵护，构成这种呵护的哺育方式和发育小环境也大体相当。二者都由雌性的特殊腺体分泌营养液（分别是乳汁和蜂王浆）哺育后代，不同的是，蜜蜂幼虫是被姐姐喂养，而不是母亲。哺乳动物有子宫保护胚胎的发育，而蜂巢中幼虫生长的特定区域——子脾，也承载同样的功能。另外，二者都拥有超凡的学习和认知能力，蜜蜂的聪慧相信许多人已有了解，而可能不为人所知的是，子脾的温度（35℃）竟也几乎和哺乳动物的体温（36℃）吻合！

可能已经有人在头脑中绘制一幅雌雄同体的“蜂群怪人”图了，不过且慢，蜜蜂们也许会认为这是对它们生存策略的侮辱。第一，你能想象一个人的一只手在家里打扫卫生，同时另一只手在千里之外招惹一朵紫罗兰吗？同一时间，一个哺乳动物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行动，而蜂群则把一个个细胞分散开，覆盖的范围比自身的尺寸大了几千万倍。第二，你能想象一个人的心脏出了问题，然后皮肤细胞纷纷转化为心肌吗？工蜂执行任务时有分工，可是一旦蜂群内的情况或环境有所变化，它们也可以转换角色，让整个群体继续运转。可以说，工蜂们不止相当于体细胞，还是一生都能保持分化能力的干细胞。人们多年来对哺乳动物成体干细胞的转分化能力争论不休，日本研究者去年报道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轰动了全球科技界，而蜜蜂，已经把这项技术熟练地在自身应用了上千万年了。

受制于环境，是生物生存繁衍的重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摆脱环境束缚的能力标志了物种进化程度的高低。这一点，哺乳动物已经做到了极致，而作为昆虫的蜜蜂，也结合了高等生物和低等生物双方面的生存策略，同样攻克了这道难题。 也许有人会对上文提到的35℃的子脾表示疑问，这个温度的意义何在？事实上，蜂群每年酿造的大部分蜂蜜，都被工蜂们用来加热子脾，耗费这么大的能量来维持温度，难道只是为了暖和点儿？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提到蜂群与哺乳动物的第三个不同点：并没有一群“大脑蜂”或者“指挥蜂”充当施令者的角色，蜂王只是生育机器，工蜂们各自为政却有条不紊。没有指挥，也没有串联彼此的“神经系统”，在日常生活，尤其是事关存亡的采集活动中，交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也是蜂群智能的最高表现。而陶茨的研究发现，那些能准确传递信息的工蜂，正是在接近36℃的温度下发育而来的。蜜蜂花费大部分的心血来创造智慧，这件事对人类也是颇有寓意的呢。

作为一位拥有生物、地理、物理多方面专业背景的社会生物学家，陶茨在专业内外均涉猎甚广，也乐于为杂志撰写书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始终不忘提醒自己站在进化和哲学的高度，跳出动物行为学的框架，以更广阔的视角探查眼前这小小的昆虫。

目前世人对陶茨的评价中，最光彩的一句大概就是说他“与理查德•费曼有许多共同之处”，没错，就是那位顽童式的物理学家。他们都写出了精彩的科普作品，都对自然保持着孩童般澄澈的欢喜赞叹。在博物学家这个词即将成为历史之前，从满眼的分子、细胞中抽出目光，阅读一些关于自然界小小存在的有趣文字，或许可以暂时拾回那已久被遗忘的、最初吸引我们的曼妙生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