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历经数年，来到此球，hi你们好。

离我故乡最近的星系是太阳系，太阳系里的地球栖居了很多生命体。如果胚种起源的假说是真的，那潘多拉和地球生命或许还是共同起源。地球的人类向宇宙四方进军，半人马座自然是第一站。几年前我独自钻进他们回程的飞船，以接近光的速度背离我的星，如今终于抵达目的地！将来，寄存在我神经细胞中的这份日志或许将列入潘多拉的历史档案。

我并非玩忽职守，虽然身为一枚种子，但“灵魂之树”并不靠我繁殖，它就像地球的银杏树，雌雄异体，可惜潘多拉星没有雄树，漫天飞的木精灵们都是未受精的种子。因为此，仅有的那棵极为宝贵，倒掉就没有了。

在我们出生的时候，树教给我们不同功能的咒语，比如“飞——”，会让我翅膀扇动，整个身体飘起来；在质量更大重力也更大的地球，我得拼命喊“飞飞飞飞”，才能勉强腾空。住在这样的星球上，地球人很悲惨，从几米高的树上摔下去准得没命，幸好因为重力小，这个星球的树也很少有这么高。明天我要正式拥抱流浪的日子。晚安地球人。

————————————-太阳东升西落的分割线————————————–

早上好，第二个地球日的太阳！昨夜光线异常，确切地说，地球之夜没有太阳光也没有荧光，四周灯光一片。

在故乡半人马星座，A星和B星以80年为周期沿椭圆轨道互相绕行，所以它们之间的距离忽远忽近，从更靠近A星的潘多拉星上看，B星就几十年暗几十年明。但即使B星最远的时候，用眼睛看起来也比地球上看月亮要亮好几倍。这样的亮度在白天的确不值一提，但一年中足足一半时间，潘多拉星会随着波吕斐摩斯星的轨道运行到A、B两颗恒星之间，那时候B星就好像悬在潘多拉夜晚天空的路灯，将潘多拉照耀成深邃平静的暗蓝色。

在其他时候，潘多拉星的夜晚也不会一团漆黑，大部分动物和植物都闪耀着荧光，这不是为了增添装饰效果而凭空演化出来。地球某个地区进入白昼简单得很，只要转到朝向太阳的方向就好。可潘多拉毕竟是一个月亮，它的一个地区要进入白天，不仅要调转到面朝A星，而且自己所围绕的行星波吕斐摩斯还不能挡在太阳前边，所以，一个月中总有几天是连续黑暗。那些自己能发荧光的动物和植物，就能在漫漫长夜恐吓敌人从而保护自己，也能顺便相互交流不至于寂寞，像地球深海发荧光的生物一样道理。

但我仍怀念潘多拉星的荧光植物们。

地球的夜晚灯火通明，如果潘多拉变成这样，荧光生物们得多伤自尊啊。

考察的第三天。今天我在基地里见到好多地球人。他们的脸黑色、白色和黄色皮肤各不相同，但一张脸总是同样颜色。真是奇怪他们用这一张单调的脸怎么表达感情。潘多拉的纳美人不仅能用脸皮的褶皱反映情绪；脸上还有闪亮的花纹，加上颜色变换，又添了几十种表情：比如说谎会变红，因此没人说谎；眼睛睁大面部皮肤抽紧代表“惊奇”，配合金色、紫色、绿色，就添加了兴奋、愤怒和尴尬的成分；花纹暗淡下去剩下零星光点，表示警示。我这颗种子只有白色的色素，因为没有人会攻击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添点其他彩色会更炫，但我使命在身，反而需要我在蓝绿色的背景下凸显出来。

今天终于见到了地球植物，猜它们什么颜色？推理一下你就会知道：所有恒星从热到冷分别属于O、B、A、F、G、K和M型恒星。体积较大的F型恒星最亮最蓝，但是几十亿年便会把自己的能量用光，等不来复杂生命的诞生；K型和M型恒星体积较小，较红较暗，绕着它们转的星上演化出的植物，得竭力吸收能得到的所有光，一点也不反射出来，看起来就是黑的；太阳和半人马A星都属于G型恒星，二者温度差不多，所以放出大多是可见光。围绕它们旋转的星球上的植物从中吸收高能的蓝光和数量庞大的红光，绿色用起来最不实惠，就统统被反射出来了。所以答案揭晓，地球植物和潘多拉一样，也是绿色。

虽然对光的利用差不多，不过还是不能把两颗星的植物互相移植，潘多拉星表面没有氧气，地球植物上去就不能呼吸了。

也正因为没有氧气，潘多拉星外围自然没有能阻隔紫外线的臭氧层，紫外线大量射到地表，成了可见光光谱的延伸。因此潘多拉星上的动物的眼睛就演化得比地球上大多数生物更卓越，不仅能看到可见光，还能看到紫外线。真为地球人惋惜，他们看不到紫外光下的半点细节。

我来地球已经第五天，很难想象没有自然的配合，这个星球上的人是如何驾驭自然。信息交流得是多么大的障碍。在潘多拉星，不管纳美人、飞禽、走兽还是植物，基本上都长着彼此匹配的“通用插头”，可以互相任意下载信息。“灵魂之树”里更是上传了从古到今，天南海北的故事，记载了潘多拉星全部的历史和信息，之后的人也都可以去上传和下载。

地球上甚至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脑子里想着什么，于是只得发明出“文字”和“印刷品”，把大部分的东西忘在脑后，再把剩下大部藏在心里，剩下一点点能说的大书特书，然后“慷慨”地给同伴和后代传阅。

第六天。待的时间越久，我就越不懂这个星球。人类不可一世，还不断用艳丽的大片来炫耀所谓的道德；到了晚上，群魔出动，这些不会发光的生物为了掩饰自己对黑暗的惧怕，把所有角落都照亮，却让我比黑暗还感到恐慌。我怀念起纳美人用发光的植物叶子卷成灯来照明，那光线多么恬静。

我无法形容自己的震惊！早上，我在一刹那间突然感到自己竟回到了潘多拉星，无数兄弟姐妹飘在蓝莹莹的空中，我几乎要高兴地唱起祝福的咒语。可光线刹那暗淡，一切灰飞烟灭，在他们的背后伫立着巨大的摄像机和一个头发像白纸一样的导演，骂骂咧咧地指指点点，说要刻意设计缺陷，提醒人们他们看到的只是虚构景象。

“搞个两对前腿一顺拐的六足猛兽吧。但又不让它们的腿像昆虫那么张开，只能六足打架。潘多拉星那么小的重力，又不用考六条腿来支撑身体。”

“再弄个违背物理原理的大山在天上飘，反正宫崎骏那小子已经画过了，大家见怪不怪。”

大骗局！我为了浪迹天涯，离弃了同伴和家园，离弃了我自己，我甚至离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那则虚构故事。难道是念毁灭咒语的时候了？那句咒语至少还是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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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SR）调查研究中心和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调查研究中心量化方法组主任、统计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记者自述：

自打邀请到了谢宇老师，心里便开始忐忑不安：文科的学者说话会用怎样匪夷所思的术语？大名鼎鼎的UM ISR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能有多威严？一个在中国度过23年，却在美国做了近30年研究的学者，我究竟该同他说英语还是中文呢？

感恩节过后的周末下午，我满心以为谢宇老师不会工作，于是悠哉地旅游到了外乡，还在停车场，手机铃声大作，区号显示竟来自谢宇老师所在的安娜堡。我试探地：“Hello？”一个平静铿锵的声音传出来：“你好，我是谢宇。你现在方便说话么？”“谢宇老师！我现在可以。”“这是我的手机，所以如果中间因为什么事情打断了，你还可以找到我。”听到这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谢宇老师真忙。访谈虽在周末，交谈仍不时被其他来电和约会打断。即使这样，不管是多么小白的问题，他也都充满耐心、稳健地回答。倒是我屡次辞不达意，甚至飙出英语……

桔：您本科学的理工科，出国一下转成社会科学，这转变够大的，是具体对什么课题发生了兴趣么？

谢：我是文革后1977年第一届大学生，那时受到很强的来自社会的影响，告诉我们对于中国的问题，唯一解决出路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都很完美，我们有很优秀的人才，很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受到这种影响，一大批学生就都学了理工科。我学的是冶金，不过上到大二的时候就开始产生质疑，觉得那样的说法是一种误导：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思想。我想要先了解西方思想是什么样的，就学了科学史，然后才转到社会学。

桔：那您更觉得学习社会学是一种责任，不只是兴趣？

谢：当时我认为我们对西方思想不了解，是不健康的。今天想想，做这种转变还是自己对社会学本身感兴趣吧。

桔：我自己一直是理科，逐渐才接触了一些文科生，觉得我们的观念有时候相当不同。您这样的学科背景有没有给您研究社会学带来了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您觉得这是一种优势，还是会造成什么困难？

谢： 好处肯定是有，我向来认为知识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文科的内容，用科学来做，是一种手段，可以把它做得比较严谨。我们应该能够容忍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不能把这个分界理解得很死，应该灵活一些。 中国的科学教育存在些问题，它使用同样的标准，问题往往都有答案，学习的目的是找到一个确凿的答案，这样有好处，但也有缺点：因为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但要知道，并不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就不能问。不能因为找不到答案而受到束缚。

桔：我之前预习了一下您的研究，发现用到许多model，统计学方法。这是您在自己的领域比较独特和有优势的地方么？

谢：社会学虽然研究的是社会问题，但是可以用许多方法来研究，定量也是一种手段，在西方是很有历史的，不是我首创。为什么要量化呢？因为这使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可以以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讨论，不会被主观性所影响。我的观点是，社会现象的变异性很大，这是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研究一个家庭，一种现象是有局限的。我们当然可以得到许多关于社会的具体知识，但是你如果要拿它来说明一个社会问题，就必须找到普遍性，所以要抽样调查，来获得数据，这是第一步，然后利用统计手段进行数据分析。这就是社会学定量分析的意义。

桔：您说定量分析在西方很有历史，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他们也用这么多统计么？

谢：没有，这是中国薄弱的地方，可以说几乎没有用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中国建立起量化方法，我在北大开暑假班， 你可以去www.umich.cn这个网站看看。我也在北大带博士生，并帮助北大建立了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另一个弱项是数据共享，就是如何能看到收集的数据和统计结果，现在还缺乏一个好的系统来让大家利用。

桔：听您的意思，定量是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谢：在中国，是的，因为在中国刚刚起步，正从完全主观地“描述”问题逐渐变为定量研究。中国对定量的需求很大，因为中国有许多独特的社会问题，比如不平等、移民、教育、养老、退休返聘、医疗保险对医疗系统的作用、大学费用对家庭的负担、留学对回国找工作的帮助等等，未来的十年十五年，我相信定量研究在中国前景很好。在美国，定量有50年的历史，相当成熟了，所以谈不上趋势，而是进入了批判和完善的阶段。

桔：您在国内、在北大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谢：中国要全面开始量化，首先是数据的收集，然后保证数据能够共享。像我刚才告诉你的，定量有两个方面，一是数据收集，另一个是分析。北大的数据收集要开始了，人大也在进行，还有复旦、清华也要开始……

桔：收集关于什么东西的数据？

谢：是全面的数据。因为目的并不是为了某个问题，所以收集数据的时候只能猜测，未来的研究人员将需要用到什么，什么方面的数据可能最有利用价值，然后尽量收集得全面。比如北大做的是跟踪性的，对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从小孩的教育、家庭收入、心理状况、迁移情况，都要纪录。

桔：那和人口普查一样？

谢：对，有点像，但是人口普查是收集每个人的数据。社会学的数据与之相比，变量更多（就是说收集得更细致），但是不追求那么大的覆盖率。

桔：覆盖多少人，要做多久呢？

谢：北大这个是5万人，涵盖城市、农村，除了边远的西藏和新疆之外，覆盖全国各地。这个项目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5年，明年正式启动。要做多久？我也不知道，呵呵，要一直收集下去， 50年、100年，甚至150年 。

桔：我来具体问几个您研究的问题吧。当时去和您套瓷时看您一篇文章，印象很深。做的是在城市中，女孩和男孩结婚后，谁给父母家里钱多……由于社会分工，我以为男孩长大后应该承担更多赡养父母的责任 ，结果却显示总体来说女孩给家里钱多。您的调查是在哪里开展的？这个现象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

谢：我们的统计是在上海、武汉和西安这几个大城市进行的，一共统计了近2000人。可以笼统地说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的变化。从前，给父母钱是很实际的行为，代表一种经济性的要求，在传统观念里，男孩当然应该比女孩承担更多这方面的责任。但是随着中国城市的变化，比如退休后有了退休金，许多人退休后不用指望子女给生活费了，甚至相当子女不是给父母钱，而是从父母那里拿钱；加上实施了计划生育，家里都是独生子女，因而靠男孩子养家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所以给父母钱逐渐变得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养老，而成了一种社会性行为——小孩儿给父母经济回报成了象征性的。从而使得这种行为成了一种社会交流，也就是说反映出女孩和父母的关系更亲近。

桔：恩，我还没给家里钱……不过我已经经济独立了！最后问一个松鼠会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我现在在travel，路上只带出来一本书，就是您和Shauman写的《Woman in Science》，我试图从中找到我们最近讨论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松鼠会这个圈圈坐，是自由选择下一位被采访者，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怎么做访谈的成了一水儿的男性呢？我们的问题似乎应该说是，学理科这么多女生，为什么做到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全剩男的了，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出局的？

谢：你们要找女科学家么？我就可以给你推荐一位啊。

桔：啊，那太好了。

谢：这也是Stratification的问题（社会产生阶级分化的现象）……

桔：我知道遗传学讲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意思是不同人群基因型存在系统性的差异，社会学的stratification也是类似的意思？

谢：差不多，Stratification就等于inequality（不均等的现象），社会学利用统计分析来研究什么机制造成了这种不同等。

桔：那在缺少女科学家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说是生理和智力区别造成的吧？

谢：生理因素是会影响，但是它们也同社会因素交叉作用，没有这么单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许多因素同时作用，比如心理因素、家庭分工的习惯、夫妻关系、遇到困难之后男女做出选择的不同。

桔：您的研究之前，别人有过其他的猜测和论证么？我看到您书里一开始否定了一个叫做pipeline的理论（直译是“管道模型”）？

谢：Pipeline的模型是说，女科学家少的原因是多数女生没有在上学的时候学好必修课，比如数学这样的理科，因此就不能进入下一步的发展。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女学生在学校里和男生学的东西是一样的，除了数学特别优秀的学生，基本上女生的成绩和男生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女性往往是后来主动放弃而不是被逼放弃。在那些可上可下的情况下，男女做出的选择往往不同，比如遇到困难，男女对于工作和家庭的取舍就不同。

桔：这是社会传统造成的吧。

谢：恩。男女价值观不同。对于男性来说，经济地位更重要，他们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各方面要高人一等。所以面对选择，男女会受不同动机的驱使。还有家庭鼓励，一个女孩遇到难处，家里会说，就算了吧，但是却对男性充满期望。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生育——男性很多年都可以生育，生育和其他选择不容易发生冲突；可是女性只有几年，所以她们面临的竞争比较严峻，要做出的取舍就比较紧迫。总之原因太多了，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结论。

桔：其实我也为这个问题奇怪过，我就想，也许是因为女生倾向选择理科里比较描述性的学科，就是生物，结果偏偏选了一门筛人很严酷的学科。我们实验室老板和学生比例一般都是1：10，人家物理有的1：1。这样我们将来要成为教授，就自然要被淘汰好多人了。

谢：呵呵……

桔：（汗，我说的肯定特别不着调……）关于这个问题，以前的统计研究，主要不足在哪里？

谢：你做科学也知道，研究要从小问题入手，问题问得越窄，就越容易做，要想做全面，难度就变得很大，所以以前的很多研究都没有考虑太多因素，或者没有收集太多数据。不仅如此，有的理论还不用证据说话，单凭主观判断。比如，女权人士将这个现象归结为女性歧视。但是我们并未看到能够支持这种说法的数据，因为如果真是对女性的歧视导致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都应该受到歧视。实际上我们的数据表明，未婚的女性和男性没有显著区别，是结婚、有了孩子，对女性影响最大。这就说明带有政治倾向、口号式的主观判断，往往不可信，我们主张用数据说话。

桔：您写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大难度是什么呢？

谢：主要就是数据难找。社会学研究，有的时候需要做数据收集和分析两件事。有的时候自己不收集数据，只分析。我们这个研究是后者，而人家收集数据并不是为了你的课题而设计的，只是猜测未来什么数据会有用。所以我们要用大量的数据综合出有用的。

桔：恩，所以数据收集好了，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有多少人从中受益。

谢：对。

桔：好。我的问题大约就这么多了，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有问题再请教您吧。

谢：可以。那祝你们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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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人间一幕，在你数以兆计的小小细胞里时刻上演了这争分夺秒的故事。请看“地形图”：一个细胞相当于一座城池，约占你身体十兆分之一的体积，紫色轮廓圈出它的疆界（当然颜色是假的，不然你就成了辛普森了）；中央的粉色“宫殿”叫细胞核，住着大权在握的boss，这资本家不仅把黑线团似的遗传密码DNA全锁着，还不停发号施令，让手下取了DNA复印件，去制造细胞需要的产品；而那些翻译和生产双项全能的工厂，正是城池之内宫殿之外散布的小蓝点，今年“诺贝尔红旗手”——核糖体。

穿珠子红旗手

什么，我刚进入正题，你就开始撇嘴？不要嫌它们小哦！因为它们比你看到的更渺小……500颗核糖体小工厂排成一排，差不多横跨一颗细胞。

劳动阶级的普遍特点，除了个头微不足道，还有“人多势众”。在一个活跃生长的细菌之城里可能有20000个这样的工厂，重量是整个细胞的四分之一；人细胞中更可达到几百万个。放眼望去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

（这是一幅真实的细胞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了你细胞的局部，密密麻麻排起队列的都是核糖体，让你体会一下它们有多繁忙！细节不再赘述。）

忙活什么呢？核糖体凭着单一式样的厂房，就地取材地抓取细胞里的氨基酸零件，按DNA图纸的要求穿成不同式样的蛋白质链，对工作不挑不捡，任劳任怨。正因为它们的工作，你才出落成你如今的模样：头上冒出乱蓬蓬的头发，手指顶着剪不完的指甲，胃里晃荡着蛋白酶，体液里武装了抗体，走上生命之路。说核糖体工厂是保量保质的劳模，一点不过。在疯长的细菌中，核糖体1秒之内能把20个氨基酸穿在一起，你的细胞的核糖体略逊一筹，1秒能穿6、7个（那也比你穿珠子快多了！），更可贵的是制造过程同时质检，穿100000个氨基酸，大约才出一个次品。

现在，让我们揉揉眼睛，将目光集中到一颗核糖体小蓝点。

正如你所预料，核糖体并非毫无细节的小蓝点。它分大小两坨。在细菌中，小的名叫30S小亚基（位于上图下方，略扁平的那个），大的叫50S大亚基（上边厚的），总和为70S。所以学生物不需要会数学～（好了我开玩笑。其实，“S”描述的是小颗粒在粘稠液体里下沉的速度，总体的下沉性质当然不是两个的加和）。你的细胞比细菌高级，核糖体也沉，小的那半是40S，大的是60S，加起来——还是我来帮你“加”吧——是80S。这两半就是核糖体小工厂的全部家当，好像两只手掌扣在一起，小手掌将DNA复印件夹好，大的负责照图纸穿氨基酸，流水线上有3个岗位，原料从右边依次进来，蛋白链珠就从中央通道鱼贯而出，为你细胞的四化事业添砖加瓦去了。

人间的工厂由砖头垒成，砂浆固定；核糖体工厂把核糖核酸（RNA）当砖头，蛋白质做砂浆。两种成分显然前者为主，这是核糖体之所以为“核糖”体而不是“蛋白”体的原因（如果你到现在还头脑清醒，来了解一下补充知识：核糖核酸，即RNA，是我们平时总挂在嘴边的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双胞胎弟弟，他俩长得特别像；二者同蛋白质差不多是叔侄关系，辈分差得远了）。

从开篇说到现在，你差不多已经走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哈哈，希望你不要感觉受了愚弄），人们花费三十年努力，把细胞里一颗小点精确到两个亚基三个岗位，诺贝尔委员会欢欣鼓舞，给最初将它们从细胞之城里挖掘出来的人颁了一块生理学奖章。

你想不想进一步削尖脑袋探探小工厂内幕？芝麻开门！

门不开——研究在这时走到了意料之中的瓶颈。核糖体太小，即使在最牛的显微镜下也是模糊一坨，根本没法看清厂房内部如何进行生产操作，更别提揭示其高效高质的秘诀。就让我们呼唤新手段吧。

一项特别尖的技术

说新手段之前，你要知道我们如何看到东西：光当然是必需的，它照在物体上，再被物体反射到你眼睛里，就在眼中成了一个像；显微镜也没什么特殊，光波（或者电子显微镜中的电子）照在物体上，再反射到大大小小的镜片上，你就看到了放大的影像。但是利用这种原理的系统有个限制，光源波长必须小于物体尺度。穿梭在我们空间中的可见光，波长几百纳米，看真实厂房绰绰有余，可核糖体厂房直径20纳米，整个就被光波给忽略了，更别说细节。

什么光能胜任呢？

1912年，德国物理学家冯·劳厄遇到了相似的挑战：他的研究对象是晶体，我们知道晶体是同种分子以同样的姿态整齐排列而成，可是如何才能具体确定排布状况呢（不要摇头说你没见过“晶体”，你吃的盐粒、你手上的钻石，都是无数的同种分子整齐排列形成的晶体）？显微镜没这么高精度……他一拍脑袋，X射线的波长只有0.1纳米，应该可以偷窥到晶体内部。伟大的科学家都不是空想派——他用X射线照射晶体，X射线比可见光果然更多了些诡秘气质，它没有忽略晶体内部细节，透过晶体发生了衍射作用，在对面的底片上曝出一个围绕中心点排布的圆盘状图案。就像光透过迪斯科舞厅房顶的大转球，在地板上撒出花纹（下图）。冯·劳厄当即撰文，论证X射线通过内部排布不同的晶体，定会衍射出不同式样的图案（想象你变换大转球上玻璃的排布，地上的花纹就会改变）。

这篇论文意义之大，为他在两年后神速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如今再没有写篇文章两年后拿奖的好事了……），同时也神速开启了X射线衍射技术的时代。该技术利用复杂的计算，从衍射出的圆盘图案反推晶体内部粒子排布。人们想要知道什么分子的形态，就让无数这种分子整齐排成一颗晶体（你可以想象让无数个氯化钠分子排成一颗食盐），再让X射线通过晶体发生衍射，然后反推。科学家的尝试日渐别出心裁，照射对象日渐五花八门，从无机盐晶体到有机小分子，再到脂类小分子和小蛋白晶体……人们的视线就这样削尖到分子和原子的水平。

不知捧得大奖归时冯·劳厄有没有料到，之后几十年，从他的理论出发，又追加了不下十二个直接相关的诺贝尔奖。其中最无可比拟的，当然是DNA双螺旋结构的确定。

刺探蛋白合成工厂内幕

听起来简单——盐可以结晶、DNA可以结晶、蛋白质也可以结晶……那你找个又有RNA又有蛋白质的核糖体来，用X射线照照，去拿诺贝尔奖吧。

可以想，但你保准不愿去做：首先，为X射线晶体衍射实验准备实验材料就是项极其考验技巧（极其考验运气）的工作。如果感兴趣，你倒可以试试做些食盐晶体出来，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将一盘盐水慢慢加热，一下子就制成了难看的一坨盐；更别提让无数个又软又巨无霸又支棱八叉的核糖体排成整齐漂亮的三维阵型——谁的一根小指头做个小动作，集体队形就乱了。为了让结晶顺利，酸碱、温度、浓度都要细细调节；有时候需要让一丁点水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慢慢蒸发；有的人把长晶体的环境彻底封闭起来，免得人到它面前呼吸扰乱了晶体“婴儿”的成长；有的实验室不让放摇滚乐；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月相和超自然力也会影响晶体形成。

除了“行动派”性格，科学家还都被漫长的实验生涯蹂躏出了百毒不亲、百折不挠的精神。经过不下25000次尝试，Ada Yonath——诺贝尔得主中那位笑容灿烂的阿姨——终于做到了，她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长出50S大亚基的晶体（上图）。可这才是第一步，为了让脆弱的晶体禁住高能的X射线一照，又花了她20年时间！Yonath专门抓来“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细菌，比如75度也煮不死的，泡在死海里也咸不死的，可以想象既然这些菌练得一身绝活，它们体内的核糖体在X射线下也该比较顽强。长出晶体后做进一步的加固：迅速扔到液氮里冻得硬邦邦，这样每颗核糖体的每个小部件就都动弹不得了。

假设你也花20年培育出了无坚不摧的晶体，用X射线左一照右一照——恭喜你！等着你的，将是一幅迷一样的点阵图。实际上，由于方法本身的局限，光看这么一幅图，或许只有上帝才知道衍射出这个图案的晶体结构是什么（当然上帝也许根本不用看图就知道）。凭什么呢？简短的答案就是：缺少条件，如同你解二元二次方程，两个独立的等式是必需的，而你只知道一个（冗长的答案就是：波的相位的信息没法体现在收集的图案里，如果你的物理够好，详细图解见这里：http://www.ysbl.york.ac.uk/~cowtan/fourier/coeff.html）。

Yonath不是一个人在战斗。90年代，今日诺贝尔得主的另一位Steitz加入了尝试的大军。细胞生物学家们（细胞生物学耶！）也没闲着，他们通过越来越优良的显微镜，看到了核糖体的更多细节，这就给二元二次方程加入了新的等式。Steitz虽属生化领域，但是耳听四面眼观八方，率先将这个跨领域“等式”加入原来的迷图……

大门打开，阿里巴巴终于进入了宝藏山洞！

当你的目光在下面这幅图上从左到右扫过，希望你能像我一样激动：三十年前的教科书上，50S大亚基是紫色的一坨，我告诉你它是“一枚手掌”；二十年前你可以旋转着端详它大致的沟壑起伏；十年前，细微结构在Steitz实验室诞生，分子盘绕之曲折尽在眼前；一年后这幅图变得凹凸有致；又过了一年，简直堪称精美，上万个原子，我可以说出它们每一个隐匿在什么地方。

你也许注意到，细胞内的核糖体是活的，流水线飞速运转——抓原料、穿上、再递出去（记得么，20个珠子只要1秒钟）；但在X射线晶体衍射实验中，它们却冻在了某一个动作瞬间。没错，结构学家提供给我们的是定格的图像，但“聪明的”结构学家却能捕捉下无数定格的图像，像无影脚连拍，你最终就能知道整个动作是如何完成的。通过观察其中某些“关键动作”，Ramakrishnan——诺贝尔奖的第三人——甚至发现了核糖体质检的秘密，原来，核糖体30S小亚基中有一段忙碌的RNA（即核糖核酸，忘了就看看前边吧）在时刻不停地进行尺寸度量，好像我们的世界中工人质检一个样，只不过核糖体的世界不用人间的尺，而是分子尺（molecular ruler），尺寸不对，就扔到废纸篓里重新来过。

复述了半天别人成就，最后来提个好玩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想想。

如果上边的实验细节你都忽略掉了，最基本的一点或许还记得：核糖体是造蛋白用的，但是核糖体自己是蛋白质糊的。那么，到底先有蛋白质糊的核糖体（鸡蛋……），还是先有核糖体造的蛋白质（鸡……）？

万事不明问“结构”，让我们看看能从微观图里发现什么。上面银色的那幅图清晰地展现了蛋白质是如何起到“砂浆”作用，它们浸没在RNA里（为了更清楚，我把它拎出来放在下边，蛋白质是黄色线绳，RNA是白色麻花），不仅如此，结构学家们还通过定格动作看到了流水线上的工作过程，他们发现真正干活的全是RNA。于是，在演化的起点，核糖体工厂很可能只是RNA砖头所码成，这粗放的流水线慢慢学会了合成蛋白的方法，之后整个细胞之城全面建设发展，核糖体自己也被加上蛋白质砂浆，我们的小工厂就更坚固。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鸡蛋问题终于至少有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

生物的自然突变同人类计算能力大比拼

越来越多的化学跨步生物学，越来越多的生物跨步到医学——这个规律从核糖体结构研究中可见一斑。

二战之后抗生素的使用从细菌手下拯救了人类，结果美得太早了；不出几年细菌反扑，在某些发达国家，如今每年死于细菌感染的人数竟达到20年前的若干倍。如果说“药性”是一种选择，那么细菌的“抗药性”则应验了“适者生存”的法则。

医学研究告诉我们，抗生素多为小分子，它们靠堵截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过程而锁住细菌的黑手。半数抗生素堵的都是细菌的核糖体，有的塞住零件入口，有的挡住成品出口，让细菌没法合成蛋白，死翘翘。细菌核糖体的关键部位是如何被抗生素噎住，也被结构生物学家精确呈现了出来，下图灰色部分是核糖体局部，蓝色和金色是两种不同的抗生素，显然，二者虽形状不同，却都能塞住细菌核糖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付一种细菌，不是只有一种抗生素可以用。

而所谓抗药性，最初都是由一小撮细菌燎原的。这些个别分子的核糖体的某个小角落，可能由于意外而发生细微的改变。考验你眼力的时候到了！下边两幅又是结构生物学家为我们呈现出来，图中桔黄色枝杈表示的是抗生素上一个“小树枝”（也就是几十个原子的大小，比上图的放大倍数大多了），而蓝绿色和白色则都是细菌核糖体的某个小角落，左边的一幅图是要被抗生素杀害的细菌，右边的产生了抗药性，图正中的虚线代表了抗生素把核糖体嘬住、锁死的力量，好了，现在你能找出二图的细微区别么？相信你一定已经看出，在图的正中间虚线上方，右边那幅图中的核糖体小树枝明显距抗生素小树枝比较近，近了差不多有0.14纳米（0.36-0.22=0.14）。对不起我没有说错单位——微不足道对吧，对细菌来说可是翻天覆地，就因为核糖体上细枝末节处0.1纳米的扭动，抗生素再摸过去的时候，还没连上虚线，上边先撞上了。借用八爪鱼的话说：好像你亲一个大鼻子的人，嘴还没碰上，鼻子先挡了。于是核糖体上产生了这种变化的细菌就躲过了抗生素的堵截。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让我们的抗生素也扭扭姿势，重新塞住不就得了？”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你满分结业，因为你已自行踏入了当前研究思路中最前沿的时髦领域——“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不过如此。

上边说的是细菌核糖体的变化；另一方面，你的核糖体也会变，只不过人对我们目前的状态太满意了，这种变化却未必是好事。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神经细胞的核糖体，就因为某些原因更容易遭到氧化修饰；而神经精神性红斑狼疮，则是因为人的免疫系统把自身核糖体上几个蛋白当靶子。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些核糖体的精密结构，就能知道如何改造它们，可以让它们逃过一劫，又不影响为细胞合成蛋白的正常功能。

当然，把细菌核糖体每个细微变化捕捉下来，不代表计算机立马能为我们设计出力克各色“菌”等的万能药来；把人核糖体每个原子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也不代表我们就能立刻把病人细胞修补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毕竟核糖体是“又软又巨无霸又支棱八叉”，而不论一颗小细菌，还是一具大人体，都比世界上最复杂的城邦还要难以驾驭。

所以我今天没法再告诉你什么了。但或许明天可以。

展望未来总是危险的，最大的危险在于你永远会低估了自己未来的力量。在探索的道路上，“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就这样一路拿来，一路铺垫——整个整个的诺贝尔奖都坦然当了铺路石。然后我们就可以仅仅带上知识和梦想，轻装前进。将遇到什么样的未来呢？这取决于我们自己，不是吗？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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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Z: 你是否有如下症状？请对号入座：

1. 每天至少蜷在电脑前，或采取等价行为（如缩在图书馆、躲在实验室、蹲在厨房里、避在小黑屋、书桌旁、钢琴前……）10小时，所有衣服的肚皮和右胳膊肘磨出大洞；

2. 有人说你不亲近大自然，你指着窗台花盆说：“我有大自然”；

3. 看到好看或好吃的东西，没有正常的迫切反应，反而伤春悲秋；

4. 对超越每日出行轨迹的活动打不起精神，甚或心生恐惧；

5. 活动轨迹精确无误，每天迈步次数正负误差不超过10步；

6. 略加回味，似乎3天没见过太阳；

7. 如果有“独自上网”和“独自去2公里外”两种选择，毫不迟疑选择前者；

8. 经常反省：今天的移动轨迹又是“家—实验室—厕所—实验室—厕所—实验室厕所实验室厕所实验室厕所实验室厕所实验室厕所实验……—家”；但不采取任何行动；

9. 时常提醒自己：1个月没进城了，想不出周边的馆子还有哪家可吃；

10. 喜独居，不喜室友；

11. 如有人来探望，则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12. 如探望的人离去，则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13. 天天痛下决心，明天开始运动、遛弯、在街上逗猫、和朋友喝茶、不暴饮暴食；长此以往，即不再痛下决心；

14. 腰长骨刺、患有颈肩肌肉群综合症，熊猫眼圈、猩猩眼角、金鱼眼袋，不喜化妆，自己剪头发；

15. 不喜购物，勉强网购；

16. ……

如上述症状中有4至15项符合你的情况，那恭喜你成为准侘姹，置信度0.99。

恭喜我。

一颗姹桔的全方位剖析之“衣”

如果上述症状同时占有1和15，那可惨了。你的衣橱将堆满肚子和胳膊肘双重破洞、其他部位完好如初的衣服。怎么办？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生物博士生的补丁，是“有生物博士生特色”的补丁。下图是一个胳膊肘，它是由一个能穿过3个手指头的破洞改造而成的：

如果眼光够犀利，你将能看出红线连接而成的血红素分子（Heme，见右图。如果看不出那不怪你，怪我……）。若没有血红素，你的血红细胞将失效，血液将无法携带氧气；若没有这个补丁，衣服就无法出门见人——补丁的作用不言自明。

全方位剖析之“食”

触景生情，其实大多数时候生的是你自己的情。如果上述症状3符合你，其他侘姹特质会使自闭的你雪上加霜。留个影吧，That’s all you can do. 当然，既学过植物，就要生“有植物学特色”的情。影像右下角署拉丁名，比如Malus pumila，Musa nana，以此类推。

吃苹果（Malus pumila）前悼念一下，做个好人把遗物（商标）贴在遗像上。当然有时生物性的驱使会超越继续画遗像的热情，如右图：

有钱就买左边那个牌子的香蕉（Musa nana），没钱买右边那种：

眼前有遗体画左边那种（八爪说是芹菜），倘若没有只好画怀念版本（阳台花盆的冬储大白菜）：

为了不枉“桔子”之名，得多买点桔子（Citrus spp.），消耗不完可榨汁，吃不及时只好蔫坏在冰箱里（右下），漂亮的可以做情景模特：桔子看书、桔子被剥皮、桔子相忘于江湖，如此这般：

全面营养，还有其他蔬菜水果零七八碎：

全方位剖析之“住”

既一个“姹”字，则不能不说此核心问题。其实，大自然，我本不想做你的负心人。

春天你被我再现于纸上（玉兰和二月兰）；

夏天你被我做成木乃伊：

秋天你留给我足以支撑过整个冬天的回忆：

到了窗外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就点亮我的世界：

成为我房间里的小太阳（右边那个不是……那个显然是早春的连翘花）！

全方位剖析之“行”

既然符合4、5、6、7、8、9、13、14……何谈“行”？大言不惭地回答：“实验室和松鼠会就是我的‘行’！”

学的是细胞，我看到……

——细胞是个海洋（请还记得生物学的人辨认细胞核、内质网、高尔基体、线粒体、核糖体、囊泡、溶酶体、纺锤体、微管……）：

——细胞是一幅表情丰富的面孔（请继续辨认）：

——细胞充满细节（电镜照片，由上至下分别显示：正在分裂的线粒体、花粉局部、细胞核、花粉局部，约8000×）：

——细胞充满爱（一颗花粉被挤破，DAPI荧光染色，100×）：

加入了松鼠会……

——这里有姬十三（左边一度是他msn头像）：

——猛犸及某次赌注战利品八爪鱼：

——小色人彼岸猪：

——张撞鹿：

——他们一次次让摔碎了的我put myself together（其实这东西本想要冒充一颗核糖体）；

——如沐春风。

而我，则终于从实验室一个“宅”跳入实验室和电脑桌双重“宅”；从肚皮上被实验台磨出一个洞，到写作导致胳膊肘被磨出外加一个洞……

其实从不喜以“宅”自居，更谈不上以它为荣，毕竟没有一个侘姹是厌恶窗外的世界。这状态就好像坐在那个舒服的澡盆，而谁能说澡盆就是一个坏地方呢？

没有人会被空间所囚禁，视野有界，只要想象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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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藤子不二雄离世匆匆，只给我们留下一只糊涂虫机器猫，时光机的制作草图却不知去向何处。因此，过去的演化过程注定只像连绵的黑暗，无法目睹，永不可知。演化生物学家所作的就是向黑暗里射去丝丝亮光，然后把光亮之间的黑暗用想象填补。射入的光线越密，便越可能接近真实图景。接近，仅此而已。

中间物种的存在，相当于黑暗中的一丝丝光亮。

Neil Shubin的课题（瓜分的那片黑暗）是：鱼长鳍，但到你为什么变成了胳膊腿。咦，鱼鳍和手看起来多不同啊。如果你吃鱼吃得够仔细，恐怕记得咂摸鱼鳍的口感——是一些平行排列的细棒棒，而你却是硬骨头！实际上还真相关联。

细说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Shubin老师如何做研究。一次他在地图上巡视了一番，指着宾州说，就这儿了。这里在3亿6000万年前曾是一片三角洲。可是这么大一个州，要是遍地下手挖个底朝天，估计化石没挖到已经被警察“黄雀在后”。于是他们愁苦地在宾州公路上徜徉。公路挨着山，确切地说是挨着“开过的山”，开过的山就暴露出了山里藏着的东西。就这样顺着公路走啊走，边走边敛化石，收了不少，其中包括一个著名的石炭纪“两不像”——这条怪鱼长了个胳膊鳍。

受到两不像的鼓舞，S老师转而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加拿大，先挖海水区——没结果；改淡水……挖了相当于一个PhD的时间，六年，终于从泥里冒出一个“小三角”。这时，S老师指着大屏幕相片里一坨灰突突的泥巴，激动地问：“你们看到了么，这里有个小三角形。”不知别人如何，我反正很茫然，要不，或许，还真有个小三角形？当年的S老师及学生又刨了一阵，整个化石浮出“泥”面，是另一种“两不像”，生活在泥盆纪。在生物的某些领域，一天几千个数据不在话下，然而挖化石这件事，兴许6年才挖出一个数据。如今，S老师一定还能时时重温当年的兴奋，那种漫长努力和担心后获得宝藏的心情，恐怕只有他最明白。

这个两不像有个很摇滚的名字——提塔利克鱼（Tiktaalik），来个近景（上方是还原模型，下边是化石），看那无辜表情，多动人。不知面前这空空的眼窝，曾用水汪汪的眼睛看过怎样一个世界。那远古的过去似乎就如此这般，同现在牵连在一起：

八卦的我还找到了论文版本细节图：

好吧。回到主题问题。科学家观察若干“两不像”物种的“手”（专业说法即过渡物种），想象全局，就串联了一幅演化图，提塔利克鱼相当于下图中从东边数第三个的主人。你看这只手犹犹豫豫似是而非的样子，说不像鱼鳍吧，还真顶着一排扇叶；说不像人手吧，倒是已有几条骨头几个关节。加油，向东方努力！

从凝住的化石我们能看形态，如果再多学点解剖学，就能分析关节可以进行何种程度的回转和弯曲。提塔利克虽然是鱼，却是一条特立独行的鱼，它长出健壮的肌肉、骨骼和肩胛带；由于关节的存在，就比鱼更灵活，能像你的手掌一样有力地抵在平面。这样，当它不服气水的束缚，就可以顽强支撑起自己的前半身，哪怕这种努力并没能把它带上岸去，也离自由的空气又近了一步。

8. 听David Kingsley（青丝鲤老师）讲《钓出脊椎动物演化的秘密》，一直以为他的研究对象是三叉戟（three spine stickleback），回家一查才知道原来叫三刺鱼。这么古怪的生物，有什么好研究的？

好吧，我们的大问题是，演化造就了多姿多彩的生命，究竟什么基因使你不同于大象？对于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人来说，理想实验当然是拿你和大象杂交……（被踢飞）然后看你们众多后代中性状分离的情况，便有办法确定你和大象不同的基因在基因组中的位置——这不仅你不干，大象也不干。科学解释是，你和大象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你们不可能杂交。怎么办呢？找可以杂交的呗——当然前提是，杂交的两个个体得有区别，杂交才有意义。三叉戟三刺鱼便是这么一群。

它们自古全都活在海洋的咸水里。一万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时期即将过去，北半球的冰川突然呼啦啦地热化了。一些勇敢（可怜）的小拓荒者们就被困在了新形成的淡水湖中——从没见过的猛兽要吃它们，新的食物不合胃口，连水尝起来也怪怪的——但勇者无惧，它们成功了。这样，三刺鱼群体便成了今天的天下二分局面：有的在海洋搏击风浪；有的嬉戏于清流浅水。可以想象，环境截然不同，于是长相和行为也相去甚远。可贵之处在于，三刺鱼尽管在寻求生境时已经分道扬镳，却不忘本，拿来杂交还是可以多子多孙。

省去细节若干字，科学家们抓住这个优势，利用上边的方法，就可以确定长相不同的三刺鱼究竟是什么基因不一样了。空口说了半天，上活鱼！

如下图两条，上边的活在海洋，下边淡水，大小不论，且看骨板（就是侧面一排，如果真鱼你看不清，右边是示意图）。海里的保留了坚硬完整的骨板；而淡水三刺鱼的骨板，只发育到比较幼稚的时期便停下了，造成长大以后只有鱼头带甲。你以为这很惨么？其实不然，虽然它们没有了结实的保护甲，却增加了灵活性，相当于从武士变成了会轻功的侠客。科学家找出导致盔甲区别的一个基因，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Eda，把催长骨板的Eda给长不全骨板的鱼，结果活生生让它们又“穿”上了骨板。唉，人家本来不想要，现在甩都甩不掉。

鱼的另一个天经地义的特征是鳍。可是有的淡水三刺鱼竟然不要鳍（下图，上为海水三刺鱼，下为淡水，注意看下腹部）！青丝鲤老师用类似的方法杂交、找基因，结果发现只要一个基因改变了，就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区别。在和我们人类更加接近的小鼠体内，如果这个基因出了意外，小鼠将变成俩腿不一样长而且腿脚软塌塌的瘸子。不禁联想蛇和鲸鱼，这些身残志坚的家伙的祖先也都是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四足动物，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演化过程中扔掉了一个基因，就变出了如今光溜溜的身段儿。

青丝鲤老师也简要援引了他人研究的另一个好玩特征，皮肤色。淡水三刺鱼从海洋走出，然而却没有带走海洋祖先的黑皮肤，变成肚皮白白。你想到什么了？

——“人类从非洲走出，然而东亚和欧洲人却没有将黝黑的肤色一并带走。”

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实际上，别管三刺鱼还是人，这个基因的变化，都会影响肤色。而最神的还要算人，欧洲人和东亚人事先并没有商量，却分别在那个基因上产生了改变，长出了较白的皮肤——生物演化，还真就是这么邪乎。

9. 最后一天的哲学部分简直就是天书，翻了大半天笔记本，笔记本上也是天书。唯一的长进是学了一个新单词……不如一吐为快。

在演化生物学哲学部分，人们常常Meme、Meme地挂在嘴边（发音mi:m，听起来像个小猫名字）。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科学领域发现了基因，这太重大了，因为特征的前后传承，从此有了物质依托；于是人文的不干了……

1976年，道金斯《自私的基因》首次为文化平反，生生编造了文化传承单元这个概念，它代表了语言、旋律、信仰、习俗等等。你会发现，Meme同生物属性的传承单元Gene，竟有着惊人的可比性：它们都能由人向人传播，能自我复制，承受着选择压力，有时突变，有时彼此竞争，有时顺利“遗传”，不行的还可能灭绝。

于是乎，这个假想的单元被许多人接受——生物信息看基因，文化传承靠迷米。

尾声

散会前的最最后，送给大家一幅我见过最美的Tree of Life（推荐点击这里欣赏原图）。中心是生命起源之时，随着演化的进行，物种日渐丰富，尽管中间几经大灭绝（虚线），但至今日，仍丰富到了必须弯折成半圆才画得下的程度。

我相信多样化是不变的真理，或许人类的行迹终将凝固在树的某个中点，那时我们只能对伸远的枝桠挥手作别。好在令人敬畏的生命将坦然抛下悲怆的回忆，如同她曾经头也不回弃下三叶虫和恐龙，继续无限地前行。

Trip away, make no stay,

Meet me all by break of day…

(In memory of Mendelssohn, who is also celebrating his 200th birthday in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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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uglas Futuyma讲的是演化过程中受到的约束。著名的古尔德说（糊涂雅玛自己的教科书里还这么写的呢），演化的进行以及自然选择，会让生物占据各式各样的生态龛（也就是小环境），生物种类太丰富，环境里都塞满了。

结果现在糊涂雅玛（Futuyma）率先反悔了……事实上，环境中还存在着许多“空的生态龛”，只举一个例子：有一种性格孤僻的蝙蝠，独自倒挂在靠水的岩壁，脸几乎贴到水面，一看有鱼游过就猛张血盆大口，用牙扎活鱼。怎么样，这种嘴边随时有海鲜的小日子看起来挺爽吧，实际上在自然界只有一种蝙蝠这么干。如果演化与自然选择会精妙地将动物分配到所有可用的环境，为什么这么好的位子，这么空缺？如果我理解的没错，正如摩登的城市人们挤破了头，而遥远的林间却人迹罕至。在自然界，生态龛空洞正是由演化的种种约束造成的——扣题。

基因的无能构成了一种约束（你可以理解为基因没那个能耐变出那么多花样）。这和道金斯的看法可是迥然不同，后者认为：基因变化多端，足以应付自然选择，也就是任何一种环境，都会有一些变异可以适应它。实际上，如果你坚持这么想，基因会让你常常失望：有些蝴蝶上亿年来只采一种花蜜，偏就是因为没变出个合适的基因来扩展它的眼界和胃口。如果这个例子太“学术”，糊涂雅玛还举了个极端的反例，“我们人没法演化成天使”，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毛绒翅膀基因——当然我们也没有天使的道德。想起一个松鼠们讨论过的问题：人为什么没有长出轮子来。哈，什么力学、逻辑学、解剖学……或许根本没有这些解释，偏巧没有而已；而我长出两条腿，偏偏苟且活下来了。

基因的无能还体现在外来种入侵时，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原生物种往往被挤得生活窘迫。我警告你，不要太信任你的基因哦，以前的教训还不够么，那些“原来的主人”等基因突变帮它们御敌，等得都断子绝孙了。

另外很容易想象的是，生物并不总是靠“基因突变优胜劣汰”去适应变化的环境，重要的策略是“生境追踪”（habitat tracking），比如一片森林被人砍光，小动物们一般不会呆头呆脑愣在原地，等着牛逼基因来把它们改造成隐形人儿，而是朝还有林的地方赶紧闪。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像有人打你，你并不立即穿铠戴甲拿武器，而是跑为上，秋后算账！

为了生存，生物所做的努力如此随机，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趋同进化”这回事被过分神话了（趋同进化：比如为了飞，虫子、鸟和蝙蝠的都长出了翅膀，尽管本质很不同）？

4. 下边要隆重出场甜蜜夫妻档。二人在达尔文当年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共同工作了20多年，二人都已满头银发，在网上搜到他们年轻的样子，唏嘘不已。达尔文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有什么？当然是达尔文雀。

达尔文雀实际上是14种近缘却不同种的小雀，2、3百万年前本是一家，如今最著名的特征是喙形各异，男Grant竟然找到一个基因，就这一个基因表达不同，有的雀长成秀气嘴，有的成了大胖嘴。下图左边一列最下边那只鸟头来自“大胖嘴”；中间一列显示了这个基因在鸟儿嘴部的表达，“大胖嘴”小时候嘴部黑黑的一坨，表示这个基因那时候特别活跃；男Grant又把这个基因强行塞给无辜的小鸡，最右边的一列就是三只小鸡了，第一只（D图）正常，第二只（E图）由于表达了太多这种基因而变成了大胖嘴小鸡，第三只缺了这种基因，于是成了趴趴嘴。科学家就爱搞恶作剧！搞得后边俩看起来都愁眉苦脸的。

女Grant研究的也是达尔文雀，但具体内容同男Grant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语言不通是特别大的谈恋爱障碍，不过聪明的成年人还可以学外语；小雀就更难，他们的歌唱在出生40天内定型。女Grant就发现，在1%的情况下，小雀可能学错了歌，长大就会娶到异族女（只有男达尔文雀才唱歌），比如那些丧父的小雀凿壁偷光，学了邻家的歌儿——如此一来，杂交种就形成了。你记得达尔文那幅著名的“I think”图么？让我们在图中加入杂交这一笔吧。

5. 达尔文大会节奏紧凑，从午饭可见一斑。午饭时间一个半小时，塞进一个讲座，大家只得坚持顶风违纪，在禁止吃喝的讲堂里扒拉饭盆灌咖啡，等主讲来。低头一看节目单，Seren！色人！！

看错了，主讲名叫Paul Sereno。

色人欧同学走上台，我愣是不信他要讲。这位帅哥（据我看来是最年轻的一位主讲）身材匀称高大，头型时髦，头发卷曲处闪着优质的光芒；西装笔挺，非黑非灰，而是成熟又活泼的绛红色，像六十年代摇滚歌手；说话不用话筒，抑扬顿挫，又活活一个极具感染力的脱口秀主持人。可两者都不是，他骨子里是一个在烂泥草丛里滚，挖化石的圡人！事后业内人士介绍起他，都称年轻有为，挖出了好多著名化石。他还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猜是什么：

Confuciusornis——孔子鸟化石！

6. 自从摇滚歌手下去，我的生物属性便开始发挥作用，美味的午饭把血从脑子全召唤到胃里，结果什么“细菌分化”“基因流”“同域物种”“异域物种”全搅成一锅粥，目光模糊像是演电影……总算挨到Coffee break，扯出节目单，科学那边——“21世纪的基因组学同达尔文理论”（晕倒），哲学那边毫不示弱——“达尔文对哲学之伟大意义”（再爬起来）！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仰脖干了一杯咖啡，去哲学。结果“之伟大意义”果然深奥，只顾追读幻灯，还没读完已经结束。难道哲界真不是我等科界草民能高攀么？

先别下结论！最后一人一上来就把我给镇了，睡意全消，他的真名叫Daniel Dennett，美国著名哲学家。你们想知道为什么达尔文大会都爱请这个人来么？请看正方图：

还有反方：

对了，你还能分清哪个是原始达尔文哪个是新一代达尔文老师吧……

不知是不是为了崇敬达尔文才蓄了达尔文须。顺便说一下，达尔文年蓄达尔文须蔚然成风，引领潮流者不乏松鼠会Marvin，不过这位时髦文艺青年显然不如这位敬业和有献身精神，Marvin经过仔细修剪，俨然很酷的模样，全没了达老师的野性。

进入正题，只想说新达尔文老师做的一项比较，极有意思。当年有人这么评价达尔文的工作：“哼，这家伙的意思是：要造一个完美漂亮的机器，知道怎么造并不是先决条件……实乃异端邪说！”上世纪神创论小册子竟然这样进行嘲笑：

你知道哪座建筑没有建造者么？知道__，不知道__；

你知道什么画作没有作画人么？知道__，不知道__；

你知道哪辆小汽车没有制造者么？知道__，不知道__。

如果上述三问哪个回答了“知道”，请给出详细解释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历史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它时常揭示，伟人的思想总有些共通处。人工智能之父，同为英国人的图灵脑子里其实也塞着这么个“异端邪说”，他的精神经过修订可以这样表达：为了造一个完美漂亮的计算机，会算术并不是先决条件（会编辑文字也不是）。

带上点哲学味，我们说：没有逻辑推理能力，也会产生逻辑——是不是很有派？在自然界中就有现成的例子。比如，大家都见过翅膀上带个大眼睛的蝴蝶，我们当然知道大眼睛可以吓唬敌人，帮助蝴蝶战胜了残酷的自然选择，可是蝴蝶并不知道，它们不是诚心的，可还是长了。多不公平，你都没有。

另外，自然界的白蚁会造大教堂（下图左，真的是白蚁穴）！

自然界的石蚕会造食物篓（左，右边是抓龙虾的篓子）——如果白蚁和石蚕懂逻辑学，那我还是哲学家呢。

对上边这些生物现象，新一代达尔文老师将之称作“不领悟就上手（competence without comprehension）”。它们都是当年神创论者论调的反例。那么，自然选择也能“不领悟就上手”，有什么稀奇的～

结束前讲个故事吧。话说新达尔文老师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包上别着个小徽章——演化出腿爬向陆地的达尔文鱼：

一人告诉他，达尔文鱼的设计创意实际来自“耶稣鱼”：

鱼肚子上几个字母分别是耶稣、基督、上帝、圣子、救世主的首字母。新一代达老师说，我还会拉丁语呢，拉丁语里没有w，Darwin就是Daruuin，拆开变成Delere Auctorem Rerum Ut Universum Infinitum Noscas。什么意思？

Destroy the Author of thing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inite universe！（毁灭创世之神，领悟无限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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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间一派古典，抑不住地想，当年达尔文五年漂泊凯旋而归，喧嚣过去，走在乡间小路，满眼也该如此景致，思考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平静吧。

芝加哥大学便选在这个时候开会，来纪念达尔文，和他那本传世著作。

封页

来换个心情。拿一本真材实料的节目单在手上，登时被封底图画吸引。直觉像白菜叶子……

大半天google过去（探听八卦容易么），此图果然颇有渊源。画者Ernst Haeckel本是一位动物学家，一幅“物种胚胎比较”流传最广，但若给这位画家无数作品以美到丑排序，这幅著名的却绝上不了美图之列。感兴趣可以看这个网站，不管是黏糊糊的青蛙还是精灵似的蜂鸟，都颜色艳美，姿态传神。而“菜叶”究竟是啥？谜底在此网站揭晓。画家（生物学家）一生发现和命名若干物种，由于思念死去的爱妻，就把她美丽的名字赐予这新发现的美丽小水母，叫做Annae。每当水流拂动，水母的裙边随波翩翩，好像水替他念出了妻子的名字（好了，“念名字”这段是我杜撰的……）。此图正是从水母下边看上去。

封二

既说达尔文的科学，让我们先来拜拜达尔文。前边说他22岁出海，27岁在一个如诗如画的秋间上岸，开始了漫长的思维漫步，一漫漫了二十多年……突然收到一封信，署名华莱士——华仔：“嗨，尊敬的达先生，这次叨扰是要告诉您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我觉得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希望先生能分享我寻得真知的欢乐！”。这相当于告诉达尔文：“您完了……”

达先生默默望望躺在手边的“Big book”，只是半成品，发表还遥遥无期。算了，发得好不如发得早，于是速速拼出一文，和华仔共同昭告天下。之后还用一年多的时间先攒出一本“small book”，前思后想，严加措辞，取名为《有关物种起源及自然选择造就物种多样性问题的论文之摘要（An Abstract of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d Varieties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出版社急了，这名字不仅长得封皮也写不下，关键是没人想看“摘要”，人们要看一本真书。达先生只好妥协，将题目改成了颇具噱头的四个字《物种起源》——精炼是真啊。

而真正的Big Book下场又如何？这本书直到1975年才由Stauffer RC整理完成，谦逊地称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作为他那本1856-58年间写成的伟大的“物种起源”的第二部分》。这本书无疑更加真实和详实地传承了达尔文精神，包括他爱起长名字的精神。书中一则图注是这样写的：“这里我为大家呈现一个仍然不算完整的种系关系树……为了方便诸位的阅读，特意单独印在一张可以折叠起来的纸上……”朗朗念出这个句子，仿佛看到达先生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停笔思考，然后谨慎小心地写下了这句话。

内容

我的专业并非演化生物学，好不容易听懂点什么很高兴，怕再忘记了就记录下来，且供大家闲聊八卦。

1. 科学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大会上拥抱的拥抱，贴脸的贴脸，谁和谁同辈，是谁师伯，谁是师爷，谁又是师祖……长幼次序、思想传承，各归各位，一目了然。不属“进化部落”的我，站在局外观瞻这帮人攀亲觅祖，别有一番乐趣。能承担开篇重任的当然是分子演化师祖级人物，Richard Lewontin，他反对基因决定理论，因此让我们先从被批判对象说起。

顾名思义，“基因决定”就是说：生物不论外表还是行为，统统可以用基因解释。Lewontin的意思是，基因还没这么牛，得内外夹击，基因小分子等等一起上。比如你扦插茉莉，得到都算小“克隆”，因为它们的基因背景完全一样（当然啦，你又没碰基因，只用一把剪刀把它们生生劈了）。假若基因真是主宰，小克隆理应长得一模一样。然而现实是，不管你如何精密调控培植过程，都仍会看到后代小茉莉高矮胖瘦参差不齐。看，这就是基因如何塑造植物——它们并不塑造植物。

再低头看你双手，两只食指的指纹，是否完全一样？好吧万一真的一样，再看看中指，中指还一样再看小指（给点面子！总有两根不完全一样吧）。你的双手明明具有一样的基因，顶多在妈妈肚里时一只抱左肩一只抱右肩，然而，说不清楚的细微甚至随机差别，即造就了双手不同的指纹。

对于“适应”（adapt），Lewontin讲得尤其有趣。我们总说某生物“适应”了某个环境或某个生态龛，听起来似乎生物所做的，就是塞进一个事先存在的静态的物理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变化无限。生物被环境改造，可它演化以及融入自然的过程也时刻改变了它们所在的“环境”，至少是“微环境”。生物还并不是随遇而安，而是会主动想办法。比如有一种湿润地方来的苍蝇，还有一种来自沙漠的苍蝇，你把它们捏在一起放到干地方看看。你会发现沙漠来的苍蝇抛下湿地方来的弟兄，腿脚麻利地率先钻到了隐蔽的湿润地方，原来它们并不更喜欢干热啊。

再举个和你息息相关的例子，空气里充满微生物（“只能靠想象”），就你往这儿一坐这个动作，就把原来待在这儿的微生物都挤跑了，开辟出一个你身体形状一般的微生物大壳，这个微环境便改变了——总之这个时候生物同环境的交流，远比一个“适应”要复杂。听Lewontin活灵活现地讲出这个情景，我都不敢动窝了，一动准把无数微生物撞个底朝天。接着我就仿佛看到自己变成了圣斗士，身体周围呼呼冒着小宇宙。走神了……总之我们并不是“适应到生态龛之中”。是所谓生命不息，改造不止！

2. Marc Hauser是个瘦高个儿，短黑头发，蓄着小胡子，双目圆圆炯炯有神，整日一身黑衣。你想到谁了？对，活生生一个唐吉歌德！八卦精神放光芒，一搜才知他乃土生土长的美国人，87年完成PhD，之后一直做了6个博士后，中间加一年乌干达讲师，几经演化，才化作如今的哈佛教授。世上没有浪费了的时间；人生计划赶不上变化。扯远了……

先给你讲故事，来个选择题玩玩。2007年南非旅游胜地甘果洞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位体重严重超标的女子不听工作人员劝阻，偏要加入游客队伍，结果卡住出口，将22名游客困在洞内，22名游客中有急需胰岛素的病人，还有2名哮喘患儿。几个小时过去，营救还没有出路。我们可以选择把女的炸飞了，22人活；或者不炸，23人死。你炸是不炸？问题出口，身边若干人举手，但是多数还是没举。这时候我还没完成我的思想斗争……

真实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两难选择，也是为什么有了“道德标准”这回事儿。主题问题来了：是情绪促使我们做出道德决策吗？或者决策源自直觉？源自理性分析？又或者情绪根本就不是因，而是做出决策之后的反应？

唐吉歌德老师的观点是，我们做出道德决策都是无意识的，做完了以后，情绪啦、理性推理啦，才从我们的意识里冒出来。你仔细想想，决策明明是你自己做的，怎么就说不清楚究竟先于情绪还是后于呢？我反正越想越说不清楚了。

当然如果能把我的情绪从脑子里砍掉就能轻易区分了。事实上还真有这样惨的病人，缺失了情绪，一做测试，道德决策无误，看来是支持唐吉歌德老师的观点。

随着我们长大，心理会愈加成熟，将逐渐学会衡量办事动机，而非简单看后果来进行道德评判——这就是为什么想要杀人没杀成，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但不知情下杀人，是被多数人原谅的。另外，我们做道德决策时，一般情况都会依据下边各条“三项基本原则”（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这么判断的？）：刻意伤人比做别的事顺带伤了人更糟；主动采取行动伤人比没有采取行动而伤人更糟；自己直接动手伤人和没有直接动手，前者更糟。

唐吉歌德老师还问了一个格外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们所在社会的法律，是不是能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道德决策。我想当然觉得——可以，比如在美国，从前甚至有人认为贩卖黑奴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如今黑人什么权利都有了啊。实际上呢？

特别好的实验时机来了。荷兰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安乐死合法，并严谨地说明，主动施予（给病人自杀的药）和被动施予（让病人进入长期睡眠）都合法。对荷兰人的调查显示，42%的人甚至说被动施予更糟糕。咦？这不是违反了上边说的“三项基本原则”么？难道这些人的基本道德观都改变了么？继续看。受试又接受了如下测试，他们面对一项新的两难局面：一辆小火车在铁轨上走，你在旁边看，哎呀前边铁轨上走着5个人，这时你可以拉一根杠杆，让另一条路变形，一个人就会摔到5个人近端，小火车撞上这个被你搞下来的人，前方5人得救；或者你可以选择旁观，让小火车撞5个人，原来无辜的1人仍然相安无事。结果，虽然很多荷兰人认为主动施予安乐死更好，然而在这件事的判断上正如多数的我们——支持不采取任何行动，让小火车去撞死5个人。看，尽管荷兰人信服当前的某条法律了，但是当他们面临新的问题，还是会遵循我们原本的道德原则。

这如何解释呢？关注小红猪的读者恐怕记得一个《夹心饼干实验》，实验中小孩子面前摆了奥利奥，你告诉他们：“小乖乖，等我回来，我回来给你更多奥利奥。可你要是憋不住把眼前这点儿吃了，那我回来就不给你了！”可想而知，实验中孩子们的行为千奇百怪，最搞笑的孩子居然把奥利奥里边的夹心给舔了，然后两半重新粘合在一起放在面前（这个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前边摆着个镜头，当然也想不到过了几十年还有人看着他乐翻）。可贵之处在于实验者跟踪了这些孩子好几十年，最后发现，小时候比较有忍耐力的孩子，长大也更多具有持之以恒等一系列优点。

无独有偶，另一个实验也反映了差不多的问题。让两个孩子玩游戏，一个孩子是决策者，另一个是被给予者。决策者会遇到三种情况，一种是他按钮，然后按1：1的比例和对方分糖；另一种是他4对方1；还有1：4。当然这些情况下，他都可以不按按钮，选择拒绝分配。当分配比例为我1他4，4岁的小孩子选择按钮接受分配；5岁就不大乐意了，6岁、7岁、8岁就觉得不公平，抗议按钮——哪怕他自己啥也得不到（别笑！你小时候也这样）。奇怪的是，当分配比例变作我4他1，尽管4、5、6、7岁的小孩都高兴地按钮，但到了8岁，大多数孩子都会拒绝按钮，哪怕自己是不公平的受益方——真是舍生取义。

于是我们恍然大悟，我们的道德决策能力和个性，原来是还没受什么教育，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时候就形成了。不过，如今的你，还会这样固执地抗拒不公么？

（最后，许多人询问甘果洞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十分幸运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人并非总要面对非黑即白的、迫切的两难选择。救生员给女士抹了一大堆润滑油，经过10个小时的努力，给顺出来了……那天刚好是new year’s day，对那些人来说，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开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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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可以被风儿撩动的薄衫，在明媚得让旷课变得天经地义的午后来到生物楼前。这座楼虽有堂皇的名头，却因不够资格向学生炫耀设施的先进，加之有了钱的实验室毫不留恋弃它而去，而沦为了僻静之所。门口的小树林——让我姑且称它为“林”吧，树木高矮错落，这个时节便可算“如车盖”；林下小花，将从此时开始一阵一阵变换颜色；雨燕初登场，声嘶力竭地飞啊叫啊。忍不住抬头看阳光究竟是从哪片叶隙撒下来，看到榆树的叶一排排，好像“人人人人”。

正要迈上生物楼的台阶，却被一阵香气拦下，扭头去找，原是两树北京丁香，护在门口一左一右，花朵细细密密小小白白，掩藏在绿油油的叶间。知道自己前去的实验室做花粉，屋里总摆了花，突然有种冲动，想看看它能把这些小花如何处置，于是伸直手臂去抓。调皮的花枝像知道我的心思，偏就差一点！突然树枝压下来几乎整片打在我脸上，吓得扭头去看，一位师兄正对我露出坏坏的笑容。

——这是我对生物楼第一幕的印象。

丁香姑娘

我羞怯地说我带来了花。老师怕是叫我失望，说不妨一试。

他叼着烟，接过我递上的小白花坐在解剖镜前。我甚至怀疑精密的工具是否真能帮上那双颤抖的手。他捏了镊子，就那样抖动着一片、一片剥开扣紧的花瓣（那些大开的丁香花，花药早已开裂干枯了），又用镊尖取下一颗小小黄黄的花药，抖动着举到一滴固定液里。他说：“人虽然手抖，但是做实验的人可以把手抖得恰到好处。”那时候，我都还没看一眼镜头下那颗晶莹剔透的、胖鼓鼓的、金灿灿的美丽花药，就知道自己的心已经属于这里。我知道这世上让人珍爱之事还有比我那些没来由的多愁善感更大的。我突然憧憬自己的眼镜片也能被显微镜镜筒磨出两个圈，希望自己的手也因沧桑辛苦而颤抖，希望自己的嗅觉也因固定液的熏蒸而失去。

后来我始终觉得我这种进入科学殿堂的方式实在无厘头，但也太美妙了。

一个个漫长的下午，以赶花期做实验为挡箭牌，逃了无数课，却换来无数清闲的心思。闷在显微镜头前，熏在固定液和花的香气里（固定液的香气有毒），眼里心里只需要有花。她们如此精美，呈现上花药，却用柔软的花瓣紧紧抱住不舍得给你，你看她那个样子，自己也不免对花药心生怜惜。但我却偏要去辜负，把她们扒开，一个小时便零散铺了一桌子。已经记不清，那个丁香季节，我被浓郁的、厉厉的香醉了多少次。偶有雨燕从烟囱的洞口掉下来，在屋里拼了命地撞窗玻璃和尖叫，才打破宁静，我才起身去抓。

当初在书本上看，中国是丁香故乡，以为一别祖国就永别了这中国女子。在一个天蓝的午后，走一段从未觉得同它有缘的路，突然望到前边再熟悉不过的树影。我几乎跌撞着跑过去。仰起头，云一样的花烂漫开在清澈的蓝幕上，我心荡漾。习惯性地闭了眼将鼻子扎进去。迎接我的却是一片空白。我清楚美国的路花多经过改造，去了花粉、也消磨了盛气凌人的香气。但当时却遭了很大打击。我像要惩罚一个失望的孩子，逼她伸直了鼻子徒劳地闻，泪水已溢出睫外。

后来的春天要回国，实验室的师妹写道：“丁香花开了在迎接你。”谢谢你这样安慰我。我这等恶俗的生活在过去的人早该知道，该过去的终究会过去，要失去的永远无法挽回。

去到生物楼，竟找不到门口两株北京丁香——她们被没来由地砍掉了，好像为砍掉我的寄托。那些活力无限的小师妹们，憧憬着浪漫，因此选择和花草打交道，认真地重演我们当年的故事，让心情在这令人心醉的校园里继续荡漾。看着她们我几乎不能自已心生妒意。

如今的男友曾无意将我比作“丁香姑娘”，我希望他忘记。我不算丁香姑娘，我不配。

话说回来，人人一生都在找的那个丁香姑娘，你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温情的豆花

小时候学过很多美妙的文字，学的时候只是恨，考过试就忘记。不过“紫藤萝瀑布”几个字一直在心里。听说静园旁“六院”有紫藤，这是自家门口的实验材料，趁花未败，赶紧去摘。做花粉的人就是追花，错过了今年，哪怕仅仅缺了花粉的一个时期，也要在干涸中等待下一年。

那真是一面紫藤墙，我才明白“瀑布”是在怎样的情景下说出的。

心底一直觉得紫藤的爱情是忠贞，为了严格自花授粉，就自动放弃了探索花花世界的机会，将二人紧锁在一起。待花开门，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一点都不悲戚。但此时若要取花粉便已晚了。

我坚持要同行的人为我和花照相，画面中那衣衫不整、头发蓬乱、胖乎乎的小姑娘，似乎想要刻意做出些娇柔动作，流露些妩媚表情，以配那花朵，却无论如何才是古怪模样。花，绝不是为了配给当年愚诚的小姑娘用的。

槐树和紫藤都是豆科，需在实验中互为对照，一起来做。静园草坪旁的矮墙里恰又有那么大一棵槐，天天望着，终于唆使师兄去摘。“合理的坏事”这种东西，你自己做时不论如何合理也做贼心虚，但教唆就完全不同，好像人家做的是天大的好事。后来我站岗他翻墙去取了来，捧串串白花在手中，不知怎么握才不至损毁，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心里甜极了。

想起姥姥。家里几个小孩，只我最得溺爱，不受家里调教，毫不懂人情世故，即使被妈妈领去见面也不像其他孙儿一般亲昵和孝言顺语。可我那性格坚硬的姥姥，对我这最小的外孙竟是记挂和温柔，爬梯子打了白果会晒好留我，槐花开放的时候也要取鲜嫩甜美的，裹了面和了糖蒸，然后叫人老远送来给我吃。具体什么滋味说不出，只记得“那么好吃”，我便一碗接一碗，独自吃掉一大锅。

就在我全心要来芝加哥的时候，她撇下我而去。转年夏间，在街上心空空地走，忽然之间鼻子和眼睛里全灌了甜美的香，我心一顿，说：“停下。我认识你。”那是一片一尘不染的槐花海。同姥姥一起的过往残片瞬间充满左右，一下竟模糊了生死之间。害怕自己会对这感觉一辈子刻骨铭心，可后来再见槐花没有了最初那幻觉，再见雪白的槐花和在黑泥里，被人踩得烂兮兮，也不再惊心。

姥姥终于是走了吧。

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英文里吊兰叫蜘蛛草（Spider plant），真令这么纯洁的植物顿失美感。让我们忘掉它，叫它的真名Chlorophytum comosum。这个名字的前半或后半，成了我大学之后几乎所有id。

金边或金心吊兰的叶片白绿条纹相间，名如其人，金边是白绿白，金心则是绿白绿；也有全绿的叫狭叶吊兰；当然理论上可以造出全白，只不过没有叶绿素活不成。在金边或金心中，白色是白化的一些细胞，里边叶绿体是不成熟的形式；而绿色部分的叶绿体正常。一棵植物有两种叶绿体，相当于为研究叶绿体如何向后代遗传提供了标记。

研究后期，我需要为不同的个体做杂交，或者做自交，需要很多植株，于是常从一盆大棵的根部分出若干小棵，小棵很快长大，再分，无穷匮也。不管羸弱还是丑陋，都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同垃圾丢在一起，于是一律捡起来好好地安置单独一个盆。加上我有时候有点小私心，又有恃无恐，无情侵略别人领地，不出多少时日便令吊兰在楼顶温室霸占了可观的一片。

吊兰是个如此轻盈优雅的小家碧玉，花开静静，你若不仔细就会觉得她的命很轻。《小美人鱼》中七姐妹成年，分七天轮流上到海面；吊兰也一样。她只有一天寿命，一条花枝上的花按照座次严格依次开放，又严格退下交际舞台。退去时不争宠，悄没声息——喧哗和叫苦会令你看到她不美的样子。这时你方才体味到她的固执。因此，没有玉兰那样花瓣飘摇的凄美，没有牡丹整朵整朵而下壮丽的落花；吊兰的花儿们之间有默契，合作地营造了吊兰的美：我去了，忘掉我罢。

——“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一个疯女人的快乐

美化自己的工作，对人不说做细胞，说做的是植物，实则对养植物一窍不通，是细胞系的悲哀。对植物总是担心敬畏，喜欢去花市，高傲地以为这些花都是我的了，拿回来却不知如何摆置如何浇水，不知如何去爱，因此我时刻感觉自己是遭了植物嘲笑的。

曾经那盆蟹爪莲，本可移到室外园里去，却不忍心让她去受风吹雨淋，哪怕心知是植物专家来养，比我这里自在许多。结果，她本有着野女子的命，却被我定在最高级的红外灯下，接受上等调配的人工阳光，肆无忌惮地疯长、开花，转眼真好像疯女人的头发，扎满紫红缎带，发上带了得意的密刺，时间长了还甩到别人领地。到取花粉的时候，一大坨一大坨，别人几百朵采一管，她一朵的花粉一管子也装不下，不禁笑出来：本身活得粗糙，生产下一代也是如此豪放，好像在她眼里，生育并不是一件谨小慎微的痛苦事。

实验结束，“长头发”终让老师忍无可忍，示威一样当着我的面给她理发，断发撒了一地。结束将花盆端给我说：“多清爽。”她似乎真的服帖了，安静了，我心里一阵尴尬，说不出话来。好在这调皮女子只是做样子罢了，在不经意间又霸回她的领地。后来动物实验运来一大笼白兔子，我对他们关爱有加，用全麦饼干喂他们，谁知晚上越狱，反报我以掠夺，将我种在天台的植物沿土皮啃个精光，唯有蟹爪莲完好无损——还是有人可以削削你们兔子的锐气。

“永不再想起，永不会忘记。”在异乡第一年结束，去秘书那里送材料，忽见面前一盆蟹爪莲长得如此大。我礼节性地赞她漂亮，金发碧眼的秘书竟也带着怜爱和嗔怪说，我又是剪，又不给她好阳光，还是长成这般模样。

本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一人懂得和珍惜的东西，原来不再属于我，这么容易就被别人分享了。

苦涩的小芥菜

在燕园最后一段的炽烈夏日，本该是笑得爽朗哭得忘情醉得一塌糊涂。但在我的记忆中，那段却是阴凉和黑暗，令人沉沦的阴凉和黑暗。

拟南芥是植物实验室的常备花，不分季节，因此同植物本身有关的工作早早完成。只剩下拿到黑黑的电镜室去观察；收集了一盒子底片，到黑红的暗室取出、冲洗；待底片晾得透干，再回黑红的暗室洗出黑白的照片。最终湿漉漉的照片干到打卷——将极富美感的黑白片卷在中间，在实验室桌上左一片右一片满布，甚至收缩滚到地上去纵横躺着。这才甩甩湿手，但也是再回黑黑的电镜室之时。

黑—红—白。就这样轮回，轮回，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浸没在不分昼夜的黑暗里，没有厌烦。好像为自己撒手而去做一种赎罪，或者为未来要欠下的做一种偿还。

关门之前你属于这个生龙活虎的世界；关上门这个空间就和别人没有重叠。目光轻轻融在一片柔软的红光里；耳朵敏锐起来，捕捉秒针行走的声音；心灵随着面前一汪显影液一同荡漾。影像从水里幻化出来，再随水波动荡，变得清澄通亮，心也亮起来。——我就是这样真正“度过”了一段时间。如果说记忆这东西是有气味的，那对北大最后一段日子的记忆，该是显影液混了定影液的味道：酸酸涩涩，有些清冽，这淡淡的“不好闻”却能穿进心里。

后来在芝加哥，不敢轻易拿来品味，有时放松了警惕，试探地告诉别人从前冲片洗相无数，少有人能心有戚戚焉——在CCD的年代，我这种怀旧简直不可理喻——于是再将这心绪收起。我得意地想，终于没人能够将我的感觉霸占去了。

想拟南芥不能不牵连想到二月兰，同为十字花科，是一个对照的陪衬身份。“兰”这名字让人清爽，而看到她的人往往顿觉受骗，至少是觉得在贫贱东西上浪费了自己的细腻感情。没有实验室会去种她，冬日里露天睡着，早春即发，在寒冷的风中，在肆虐的沙尘里，毫不在意粗糙活着。她们根本就不稀罕你的爱护，如果坚持示好，必伤了自尊。

就在你将日渐不起眼的她们清除出你的注意，将感情转而倾注给其它花草，会猛然发现她们已将一排排角果酝酿成熟。看果子一天干似一天，愈发心急。不想让数以万计的种子都去经受暴烈的自然选择，就将它们收集。蹲在草丛里，目光移向前方，是无穷无尽的种荚横七竖八，看到后难以抑制自己的贪婪。

后来，怀着在异乡的湖边让她们繁盛一片的梦想，却滑稽地将种子落在了燕园。再回去时，那些曾被精心收藏的种子——不相信自己会忘记收在哪里的种子，也不知去处。路边那一丛，或许就是吧。

结束

编辑大人约稿，本让我写一幅获奖的拟南芥花药显微照片（上边），开头还没写完，竟变换了题目。我盯着它看：你最美，你最精致，你最纯净……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对旁人解说些什么。

你的命原本就是被路人践踏得扁趴趴；你在任何一个植物实验室都数以万计，一朵同另一朵之间没有区别，没人欣赏；你甚至连这都不如，你就是一个柔弱小芥菜里边一根颤巍巍的小花药。如今竟终于登上美的山巅，让千万人惊艳了么。

无需言语，谁都能领略这幅照片的美；但谁能体会，它的美对我来说却不因那绚丽，不因那婀娜，甚至完全同视觉无关。二十岁时的狂想逐渐干枯褪色，记忆里就剩下幽幽的美超脱出来。它们是我的宝，是我的痛，是不可能再属于我、让我不愿再想起，却也令我永远逃避不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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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他对我一天16小时拼了小命也玩不转的学科赤裸裸的小视，我立刻精神抖擞地回复：“咋不重大？发现端粒可以和发现DNA结构相提并论，而且关系到我们是不是能一起变老。”为了不让他继续遭受鄙视，我得赶紧给他恶补一下。

爬在染色体的尽头——端粒

在细胞学家眼里，你和宋祖英一样美（套用崔永元语录）。

因为人都是由数以兆记的微小细胞组成，如果从你俩脸蛋儿上各取一颗细胞，不管看外皮还是内瓤，我敢保证没人能轻易分辨出它们的区别。现在你明白我们讨论的是什么量级的事儿了吧！

标准的细胞好像一个桃子，剖开桃子见桃核——“细胞核”；再剖之，里边塞满了几十条染色体，每条都是由一根很长的DNA链盘绕而成，这根链便记录了你所有的遗传信息（如果你不明白遗传信息如何记录，请想象“GAC”三个碱基代表“丑”，“ATC”代表“八”，“TGC”代表“怪”，你的DNA排出GACATCTGC，意思是你是“丑八怪”，以此类推）。细胞核里的染色体是可以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下图），经过特殊的染色，它们就显现成了图中那一根根蓝色的粗面条，注意，这不是卡通画，是货真价实的显微照片哦。你（或者宋祖英）的绝绝绝绝大多数细胞里都有23对这样的染色体粗面条……

打住！说了半天还没有扣题，“端粒”在哪儿呢？还是这张图，你一定无法忽视那一粒粒耀眼的黄色颗粒，很明显它们标记了染色体面条两个末端。它的本质和染色体一样，都是DNA序列，人们叫它Telomere，意思是染色体末端（telos）的部分（meros），中文翻译更是形象——“末端的颗粒”，简称“端粒”。

话说端粒这个概念早在七八十年前就诞生了，那时的人们观察到如果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失去了末端这一坨（knob），就好像没盖盖儿的胶棒，容易粘在一起，或者干脆折掉，然后细胞也遭殃了。至于端粒为什么能起到这种效果，不得而知。

此处快进五十年。诺贝尔奖得主Elisabeth Blackburn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助理教授，整天和一些名叫“四膜虫”的小生物打交道。四膜虫通体透明，一身只有一个细胞（和你自己比比，你一身有10^13—10^14个细胞！），一辈子的使命就是在水里不停地游来游去，边游边张着大嘴，把一路能吃的全扒拉到嘴里去（下图，是四膜虫在追吃可怜的大肠杆菌）。这位E.B.教授把可怜的四膜虫捣烂，取出染色体，把末端的碱基全破译出来（相当于上图黄色部分的DNA序列）。她发现这些末端只是TTGGGG这样一段序列的不断重复，却并不记录任何遗传信息。这难道就是“端粒”的全部秘密么？好奇怪啊！

故事本可以就此打住，可是科学史上从来不乏幸运时刻——E.B.教授在开会的时候同另一位Jack Szostak教授插科打诨，J.S.教授哭诉说：“科学难做！酵母不听话，我把最喜爱的DNA塞给它们，结果不一会儿就被这些酵母给弄光了……”E.B.教授头脑风暴了一下：“咦？不如把我新发现的末端奇怪序列安在你最爱的DNA两端试试？”结果J.S.教授最喜爱的DNA在酵母中保住了，屡试不爽。

我们得到了什么结论？一条DNA两端的特殊重复序列——端粒，可以守护整条DNA！看，如果你早明白这个道理三十年，你也可以拿诺贝尔奖，真是失之交臂。

什么DNA啊，序列啊，如果上边这些复杂玩意儿你都没明白，那也不要紧！这么说吧，端粒之于染色体，好像鞋带两头儿的小塑料套和一根美丽鞋带的关系。如果没有小塑料套，由几股绳编起来的鞋带儿就要散架（下图）；同理，如果没有端粒，你的染色体就劈叉儿、磨秃。你说这么重要的东西值不值一个诺贝尔奖？

鞋带头上的塑料套必须非常牢固，染色体尽头的端粒也得制作精良。在许多低等的细胞中，端粒只是被一些蛋白抱住，好像染色体末端被胶粘起来；而在高等一点的生物中，端粒会折回，再固定一下（下图），好像DNA链的末梢给打了个活结。

有的端粒更牛，还编出复杂的三维“花样结”（见下图）。

爬在端粒的尽头——端粒酶

前边提到的E.B.和J.S.都抱得诺奖归。别急，第三位Carol Greider也出场了，她做出重大发现的时候，还是E.B.的学生呢。

女子师徒二人档苦思冥想，细胞里究竟有什么神奇物质，可以给DNA的末端加上端粒？C.G.和她的老师一样，也把四膜虫捣烂了……只不过她要的不是DNA，而是“榨取液”。

C.G.向得到的榨取液里加了点DNA引子（术语叫“引物”），结果榨取液就自动在引子后边续了端粒。听起来简单？你先别撇嘴。这件事情的神奇之处在于，我们都知道细胞中DNA不是凭空合成，需要先有一个模板，再照样合成，而C.G.实验中的端粒，可是在只有引子、没加模板的情况下生出来的——发生这件奇事正是在1984年的圣诞节，上帝估计想让C.G.赶紧做完实验回家过节。（苍天啊～可怜的生物博士生！）师徒二人继而在细胞榨取液里确定了专门负责加端粒的蛋白，起名为“端粒酶”（Telomerase）。

让我们把虚无缥缈的DNA、蛋白付诸一幅图：下图中绿色的双股绳代表细胞核中的双链DNA，扯住DNA末端的小作坊是端粒酶，它的生产线上自带模板（屋檐下的黄色序列，在四膜虫中这段应该是AACCC），照着这段模板的样儿就给DNA末端反复不断地延长了几截（也就是E.B.早年在四膜虫中发现的TTGGG重复）。因为小作坊自带模板长度有限，没有花样，所以被加上去的端粒只好是短序列的反复重复了。

端粒酶不是倒霉的总被碾碎的四膜虫的专利，你的细胞核里也有。它们为你的染色体续上端粒，就保护了你的染色体，你的细胞，也就是整个的你。

“What’s my age again？”

相信许多人在开心网上都玩过“你的真实年龄是多少？”的小测试。人们总是希望游戏算出的“真实年龄”比他们的生物学年龄小。实际上，你再怎么装嫩，再怎么整容，生物学年龄也无法掩饰，它早就被端粒写进了你的每个细胞里！

最早发现这个秘密的人竟是一位对端粒听也没听说过的苏联生物学家Alexey Olovnikov，当然这不怪他，那时E.B.才本科毕业，C.G.才上小学，四膜虫还在水中畅游。在一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A.O.教授在站台上等地铁，他看到乘客总是在列车中段上下车，而因为司机不够专业，地铁的末节车厢恨不得都藏在隧道里（不像北京，所有车厢的门都能对准地上贴的小箭头）；如果车启动时末节车厢脱钩，前边准是嗖嗖跑掉，根本不会注意到车厢都丢了（如下图），这个地铁系统，真糟糕！走神不忘老本行，A.O.转念一想：没准细胞分裂就像每次列车停站；染色体末端不携带遗传信息，好像没有乘客的末节车厢，每次停站可以允许丢掉一点；可要是丢的次数多了，总有一天细胞会受不了的——好像把中间有乘客的车厢也给丢了。他提出一个特别有前瞻性的假说：有多少“末节车厢”可以丢，决定了车能停靠几次；而染色体有多长的末端可以丢，最终必然决定细胞能分裂多少次。有点悲观……从乐观的角度考虑，有一个可供丢失的末端，不正起到了保护染色体的作用么。

你看，学习了前边的内容，连你都能把列车停站的故事翻译成现代生物学语言——端粒的长短预示了细胞寿命。这就是为什么，细胞不能无休止地分裂下去，换句话说：你我一定会一起慢慢变老，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当然，用丢掉末节车厢来说明衰老，这只是理论猜想。1986年，人们第一次获得了实验的间接论证：科学家发现，精细胞里的端粒比成人身体其他细胞的端粒都长，这说明和需要保持生机的细胞比起来，年老色衰的体细胞的端粒确实是变短了（Thank God…体细胞老就老吧，精细胞还要去制造下一代呢。By the way，想不想生下个真实版本杰明·巴顿？）。你没有忘记此前一年发现了端粒酶的C.G.吧，此时的科学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得出理所应当的推测：在端粒长长的生殖细胞里，端粒酶必定非常活跃，这在后来被证明是真的。

继续努力！证明端粒长短和人的衰老相关的实验结果频频传来。下边这幅图总结了人细胞中染色体端粒长短随着年龄的变化趋势，很明显，平均来说，人年龄越大，端粒越短。实际上，今天的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测量端粒长短，来判断死得面目全非的人的岁数了。

端粒长度，正如你寿命“生物钟”的指针。

至于端粒特别短为什么和细胞衰老有关，如今列车丢车厢的故事只能用来自娱自乐，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听起来毫无游戏精神的模型。一个说：如果染色体的端粒短到特别短，“关键短”（critically short），那细胞就会把这条染色体当作DNA损伤来处理，细胞想：“我的DNA都坏了，如果我复制我自己，人体主人不是就多了一个像我一样的坏细胞么。牺牲小我，我自杀！”然后它就不再增生，然后它死了。另一个模型说：端粒附近一带本来是鞋带头儿区域，是被禁锢住的，磨短了，只好向前多禁锢一点，前边本来是有用的区域，携带了遗传信息的，你把它禁锢住，细胞当然就不干了。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在犯嘀咕：细胞里明明有端粒酶，为什么新生成一个精细胞，染色体的端粒就毫无差池地保持，而生成一个体细胞，端粒却会缩短？

不停延长端粒，你看你愿不愿意

人会衰老。老了就容易患上癌症。这些都不是巧合。

癌症的定义是“不受控制的细胞增殖”，它逐渐漫布你全身，最后将整个躯体蚕食。这些坏蛋！万物终有尽时，它们凭什么能无数次分裂增殖，无数次靠站停车呢？答案是，在这些细胞中，端粒酶特别努力工作，把端粒加得很长，为细胞分裂增殖提供了充足的丢失余地。如果你英语够好，可以细看下表，其中最右边一列数字所表示的是：在所检测的这种细胞中，拥有较高端粒酶活性的细胞所占的百分比。毫无疑问，端粒酶在卵巢和睾丸中一贯活跃；而在体细胞中几乎销声匿迹；请注意最后一行，在可怕的癌变区域中，70-100%的细胞中都有端粒酶活性。

要补充说明的是，体细胞中也有例外，比如制造新血和新骨头的造血干细胞和成骨干细胞，遇到外敌被活化的淋巴细胞，长头发用的毛囊细胞，更换皮肤用的上皮细胞……它们都要日日更新，随时戒备，因此端粒酶也很活跃，端粒茁壮成长。

癌症同衰老相关，它的产生是因为人体错误的不断积累，人越老，错误积累得越多，也就越容易达到阈值，以致不可收拾；但癌症的性状却正好和自然的“衰老”相反。正因了这种奇妙的矛盾关系，现在许多人都看好这样一个特别乌托邦的假说：端粒随着细胞分裂次数的增多（人的不断成长）变得越来越短，很可能是生物演化出的一种预防癌症的机制——为了长生不老而冒得癌症的危险，不值得，宁可短点儿——而这种保守的防卫措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细胞自己的衰老和死去。看，生物在这个时候显得很不贪婪嘛。

我们是不是能“一起”变老，都是“命”中注定么？

上边几千字，基本上都围绕在小小的细胞核里的小小的染色体末端转悠。看来变老是由遗传物质决定的喽？坏消息是：more or less，果真如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科学家曾经跟踪了六千个欧洲富婆。假设这些女人的富有程度不分高下，看她们的寿命和父母分别有什么样的关系。只选下图的“父女寿命关系”为代表，可以看出，爸爸寿命在75岁以上的，女儿寿命同爸爸寿命成正比——明确的遗传作用。那么另一个极端呢？有些不幸的人，由于基因的原因，他们的细胞只能生产一半剂量的端粒酶，这些人很年轻就会衰竭而死。

等等，这似乎有悖常识——人的衰老程度当然和后天因素有关！想象你成天在井下挖煤苦大仇深，或者每天看海天一色多么怡然自得，那衰老程度能一样么？

事实果然正如你料（甚至有点Too good to be true…）：最近这些年，若干实验室进行了若干统计，尽管其中有些的取样量并不能令人满意，不过趋势已经慢慢显现，比如：吸烟、肥胖、胆固醇高血脂高、心肺功能不好，甚至常吃成品肉的人（！），端粒较短；闲暇时光常常用来锻炼的人，端粒较长。

不光有生理因素，诺贝尔奖得主E.B.近年的研究发现：那些需要常年照顾重病儿，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妈妈，端粒就短；另外，整天关注自己体重，并致力于节食的人（通常的结局是体重反而增加，同时心理压力极大），端粒也会缩短……

端粒啊，这么容易就动摇了你的长度，你难道是橡皮筋儿么？

然而，想想上边所有这些现象，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确凿的答案：端粒变短，究竟是衰老的指标（衰老顺便导致端粒变短），还是衰老的诱因（端粒在细胞分裂中不可避免的变短导致了衰老）。更添乱的是，虽然遗传病患者同时拥有端粒短和细胞衰老的症状；然而自然界中却有种奇怪的鸟，越老端粒越长，直到老死为止——这个事实无疑朝坚称“端粒短导致衰老”的人打了一个大嘴巴。

别说大自然中的衰老，就算在实验室中，科学家们成天嚷嚷着克隆克隆，他们甚至没法控制自己究竟能克隆出一个老头羊还是少儿牛。著名的多莉羊是只倒霉的克隆，她明明同万物生灵一样，由一颗胚胎发育而来，却有着出乎人们意料的短端粒；后来克隆的一只牛就幸运多了，人们用的原料明明来自一头老牛，却不知怎么激活了端粒酶，重塑出一只端粒长的年轻牛。（我知道你在琢磨什么。克隆人你就别想了！）

不过……

想想几十年前被人们当作非正常现象的末端重复序列，如今已成为细胞生物学乃至医学界的宠儿；你和我可以自豪地大笑：“当年人们竟然想不出染色体的后边为什么要拖着端粒！”

未来的人也会说：“哈哈，他们那帮21世纪初的人竟然不会人为缩短癌细胞的端粒，他们根本就不会控制癌细胞！”

希望有这么一天。

再扭头看看身边仍然挣扎在生活中的不幸的你，我能听到你寿命的生物钟“滴答”的声响。我很遗憾，这个诺贝尔奖对于从来不沾实验台的你来说，确实无法称得上“重大”。

不过，希望你心情愉快，在心情愉快的前提下努力生活，努力锻炼。就让我们那弱不禁风的端粒，一起慢慢缩短吧。

“My friends say I should act my age. What’s my age again? What’s my age again?”

By Blink-182. （有裸男……）

链接在此

Reference:

Szostak JW, Blackburn EH. Cloning yeast telomeres on linear plasmid vectors. Cell 1982; 29:245-255.

Greider CW, Blackburn EH. Identification of a specific telomere terminal transferase activity in Tetrahymena extracts. Cell 1985; 43:405-13.

Greider CW, Blackburn EH. A telomeric sequence in the RNA of Tetrahymena telomerase required for telomere repeat synthesis. Nature 1989; 337:331-7.

Ban N, Nissen P, Hansen J, Moore PB, Steitz TA. The complete atomic structure of the large ribosomal subunit at 2.4 A resolution. Science 2000; 289: 905-20.

Hansen JL, Oppolito JA, Ban N, Nissen P, Moore PB, Steitz TA. The structures of four macrolide antibiotics bound to the large ribosomal subunit. Molecular Cell 2002; 10:117-28.

Yonath A, Leonard KR, Wittmann HG. A tunnel in the large ribosomal subunit revealed by three-dimensional image reconstruction. Science 1987; 236:813-16.

Makowski I, Frolow F, Saper MA, Shoham M, Wittmann HG, Yonath A. Single crystals of large ribosomal particles from Halobacterium marismortui diffract to 6 A.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1987; 193:819-22.

Auerbach T, Bashan A, Harms J, Schluenzen F, Zarivach R, Bartels H, Agmon I, Kessler M, Pioletti M, Franceschi F, Yonath A. Current Drug Targets-Infectious Disorders 2002; 2:169-86.

文字编辑：拇姬

科学编辑：Od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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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白色的二层小楼不起眼地坐落在这一切的尽头，大扇推拉门窗都敞开着，似乎能感到风清清爽爽吹过过堂。门后露出半张桌子，朴实得如同简笔画，上边摞着鼓囊囊、已经变色的牛皮纸；墙上贴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简介》。仔细找，才看到窗后坐的老者，被窗台一直遮到下巴，露出瘦瘦的轮廓分明的半截脸，花白头发一如从前那样竖立然后一齐向后弯去，眼睛还是圆溜溜的很有神。远看到我们即招招手，示意我们进去。那种平静的、大学的感觉，又回来了。

老者就是北大植物分类学家汪劲武。我说明来意，说要写个“人物”，汪先生立刻摆手说：“哎呦，我——不是个人物。”

其实，虽说早到了退休年龄，但很难想象他的位置如何能被替代。于是，汪先生每到暑假便出马，同其它任课老师一起，率领生物系学生浩浩荡荡去山里认植物。

如今回想大一结束后那段野外实习，脑子里会自动配起《菊次郎的夏天》那样的音乐，如此悠远和快乐，去哪里都兴冲冲的。记忆中女同学戴着花帽子斜挎水壶，男生背着双肩背手擎捕虫网。而除了深夜爬瞭望塔、抓蛇煮了吃这类顶风违纪的冒险性行为，在汪先生左右听他讲植物就是最有意思的事了——记忆画面里的他，头戴式样简单的遮阳帽，身上是灰色的确凉衬衫，绑着绑腿，手上还拄着一根六道木，讲起植物就来精神，俨然“现代李时珍”的模样。

在他的口中，所有单薄的花草都不简单，都有自己的故事；他语速不快，但带着实在的湖南口音，需要竖起耳朵狠狠地听：“核桃树叶为羽状复叶。以前我们躲到山里，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走着走着遇到一颗山核桃，剥开尝尝，啧啧，那可香到鼻依～～子里去。”一帮学生看着他陶醉的样子浮想联翩，再望望一树青绿的核桃，只好洒下口水；每日走上一路，常有粗心的学生手忙脚乱，摘取的植物来不及放置妥帖，事后只好拎一片皱巴巴的叶子去让汪先生鉴定——面对这片寒碜的“尸体”，任何人都有充足理由拒绝辨认（并奚落你没有“辨认植物要看花和果”的常识），嘿，那就不是汪先生了，他往往先卖个关子，不紧不慢把特征归纳一遍，然后顺理成章地推出植物的归属。在谜底揭晓的过程，面前的植物尸体也仿佛重被赋予了生机。

和汪先生混熟了，淘气的女生忍不住背地叫他“汪爷爷”，后来谁不小心叫脱了口，这个称呼就被大大方方沿用下来。

或许是多年的野外经验练就了汪爷爷灵活的腿脚。和他去认植物，需要在林间上下攀爬，汪爷爷不仅能为身后一队人马探出一条好路，还时不常捡根拐杖传给身后的队伍救援用：“这是六道木，怎么认？茎有六条细沟，木头弹性好，做拐杖，最好使。”

还有一次计划去爬东灵山，汪爷爷的眼镜提前被人一屁股坐扁，他只好先托人去县里配眼镜，据传是要随后来追我们。半上午时候大家已经休息了几次，还是累得四仰八叉，闲暇时刻互相嘀咕：“这么长一段路，汪爷爷是不是不来了？”“来了也追不上吧。”说时迟那时快，却见山底下出现一单薄人影，虽然距离很远，但看得清楚，是汪爷爷的经典打扮！他腿上捆着厚重的绑腿，手里拄着林子里相中的拐杖，稳稳当当向我们靠近，不一会儿已出现在大部队旁边，大气都不喘。

短短的实习很快过去，后来没什么机会再相见。不时从师弟师妹那里听到他的消息，便知他仍然一年一度活跃在实习的深山老林。如果说话的人在实习中跟随过汪爷爷的队伍，则“心有戚戚焉”；若碰到错过了汪先生的人，作为“过来人”的我们就会表现出无比的同情——这样，汪爷爷就愈加成了有点传奇色彩的角色。

同其他生物系教授不同，汪先生不光是“属于”生物系的，他属于整个校园。

每年，汪先生都组织“校园辨认植物”活动，即使转悠在巴掌大的北大校园，同样乐在其中。说起那些追随者们，汪先生精神一振：“报名的有十几个，走到半路向后一看，已经跟过来一大伙了，有些文科生还拿小本子，记得可认真嘞。”

有一次他指着一棵臭椿问几个女生，你们知道香椿和臭椿怎么分么？小姑娘们说：“闻闻叶子是香还是臭。”汪先生说：“那同一种味道，有人说香有人说臭怎么办？”“看花、叶子或者果实？”“那冬天没有叶子怎么办？”小姑娘没辙了，此时汪先生的谜底和那著名段子已经埋伏了很久：

“香椿的树皮开裂，而臭椿树皮上有小孔，这怎么回事呢？传说有个皇帝有一次到山里一户人家，到了吃饭时候，那家人急了，家里没吃的嘛，于是跑到山里揪了点香椿叶子炒了个鸡蛋。皇帝一吃：‘哎呀世界上怎么有这么香的菜，我要封它为树王’，于是题了个字嚷嚷着要去挂，出去一看傻了眼，香椿和臭椿长得一个模样啊，于是胡乱把牌子挂在一棵树上。这可坏了，错挂到臭椿身上；旁边的香椿一看，哎呦气得皮依～～都裂了！”

小姑娘们听得哈哈直笑。据说，五十年前的学生如今来见，也会大笑起来说：“汪先生我们还记得您讲的香椿气裂了的故事呢！”

在不实习，不开小课的时候，如果汪先生见到有人对植物感兴趣，也会上前探问。有一次碰到两位学生捧着他写的《常见野花》在地上辨认，汪先生走过去说：“我来帮你们认认吧。”你来我往说了好一阵，二人才知道原来与自己对话的正是手中书的作者。

08年的时候，带实习的生涯正式终止，然而汪先生并没有清闲下来，他立马被部署了一项新任务——整理北大的植物标本室。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标本室见他。

这套积蓄号称“全国首间植物标本室”，其中最老的收藏近百岁，来自我国近代采集植物标本第一人钟观光先生；之后标本室随北大的足迹辗转搬迁，见证了西南联大的形成和解散，又经过三校合并，一路收敛标本，也收藏了几代沧桑。

近年，生物学科的研究方向逐渐集中到分子生物学，植物和动物常被当作博物学那样泛泛教授。于是，尽管装标本的旧屋同我们当年上课的教室只有一墙之隔，然而这一代的年轻学生却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更别提看上一眼。那些宝贵的植物标本也逐渐遭到冷落，没人照管，一坨一坨地用牛皮纸裹在一起，纸张有的被不知什么液体腐蚀，有的缺角揉皱；里边的标本也有些名字不明确，或者遵循了旧名和旧分类。

北大生科院终于决定让植物标本馆改头换面！

常年锁在小黑屋的植物标本被解除禁闭，全数搬到老生物楼后院的小旧楼。人们意识到小楼从未定名，遂加封“植物标本室”。而整理内容物的工作，也就非汪先生莫属了。

听我说要看看标本，汪先生说：“啊？你看呗。”说着麻利地站起身，把我们让进屋里。

进入标本室，瞬间就被一股似曾相识的纸张和药水味道围绕，感觉有点阴冷，却挺舒服；几十排铁柜子，绕动侧面的轮盘即可逐个移动，林立的柜子之间便出现一条过道——一切都给人古旧藏书室的感觉。

铁柜门的后边，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摞牛皮纸。汪先生向我解释说，标本按科属顺序在不同柜子里排好，里边的每一摞夹的都是不同时期采集的同一个种的标本。他顺手抱下一摞，放在外间亮堂的桌上，由上至下小心翻开，里边平躺的植物标本立刻向我们展现出它舒展的姿态，这时，汪先生不禁脱口而出：“你看这标本压得多好啊。”标本右下角的纸张空白处记录了这棵植物的“履历档案”，比如“钝萼铁线莲；采集人：汪、施；陕西汉中郑县；1977.8.30”；有的盖着“國立北京大學”或者“淸華大學植物標本室”的章；还有的在发黄的标签旁边被汪先生注明了更正的种名和修改日期——新名和旧名，前后隔了几十年。

一屋的柜子，只有两个装的不是标本，而是汪先生若干年来收集的全套《中国植物志》。这套书从七十年代一直出版到2008年才告完成，一共100多本，全都是大开本，有着统一的绿色硬书皮，书脊上是烫金的文字，码在书柜里一大片，真是很有气势的收藏。

合上柜子出来，我回头望望空无一人的标本馆问汪先生，现在做科研基本上都用不上五花八门的植物，为了关心一个物种长什么样子而来查标本的人就更少，留这么多老标本究竟有什么作用。汪先生解释说，这相当于是一套档案，而特别老的标本又具有历史意义，“要是扔了，将来真想看某时期的什么植物，不就抓瞎了么，和书一样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嘛”。

其实，似乎如此珍视这些标本的汪先生也并不能给我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来说明老标本对现代生物学有多么重要。待明年汪先生整理完所有标本，不知道它们是否会被再次封藏，罕添新丁。

除了花大量时间整理这些老古董植物，汪先生仍继续着他坚持了多年的科普写作。这位真正的元老级科普写手，如今还非常个性地保持着给编辑交手写稿的传统，很难想象，在写文章可以用电脑码字和不限次数修改的今天，这位仍然要“爬格子”的写手，是如何做到“写几千字手腕也不疼”。

我问汪先生，等整理完标本愿不愿意给松鼠会写文章，这位同行前辈欣然答应。“现在发表一篇《Science》就是一朵大红花，发表科普文章就是一根小荠菜。”他向前伸出手指比划着“小荠菜”，又坦然地靠向椅背上说，“不过，做你感兴趣的，这最重要。别人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搞植物分类，就我一个人干，我还是做得高兴。从没觉得比人低一头。”

望着已经八十多岁的汪先生，心里丝毫不会生出艰辛、坎坷或者寂寞的感觉，你甚至绝给他套不上“坚韧”这样的形容词。“做你感兴趣的”——也许这就是诀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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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为什么突然写一个人物呢？大学时光，总有些怕忘记，也总有些觉得应该回报。本来邀请了汪先生来松鼠会的嘉年华，然而突然得知北大要翻新刚刚册封的“标本室”，汪先生又为了标本搬家忙碌开了……

最新消息：汪先生会参与我们的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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