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纷纷，越来越多的关于雨的话题也随之到来。无论是电波中说的天气路况，还是学子口中背诵的清明时节雨纷纷，都为这雨天平添了一抹黯然。在这窗外嘀嗒作响的下午，你是否发现，我们的心思往往都特别容易被这雨水带走，去回忆和感伤往日的情怀。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感觉，也确实是一个事实，每当天气降温、雨水落下，我们的情绪便和这天一样，阴沉起来。

曾经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当时赤道东太平洋水温比往常高出了4摄氏度，而一些沿海国家都承受了大量的雨水天气。像是厄瓜多尔南部和秘鲁北部部分地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竟下了100英寸的雨，河水的流量是正常的一千倍。在这个事件中，全世界有2100人丧生，几十万人被迫疏散，更多的人无家可归。也正是由于这次强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全球性的灾难，各国科学家才渐渐开始重视其厄尔尼诺现象和全球变暖。而不仅仅是环境学家，医生们也从这两年的病例中发现，1982年至1983年的“厄尔尼诺事件”，使得全球大约有10万人患上了抑郁症，精神病的发病率上升了8%，交通事故也至少增加了5000次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这些自古有之的自然现象，我们从出生之日，它们就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还会对我们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

如果想知道这个奥秘，那么我们就得先重新认识一下“雨”。众所周知地球上的水受到太阳光的照射后，就变成水蒸气被蒸发到空气中去了。水蒸气在高空遇到冷空气便凝聚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都很小，直径只有0.0001～0.0002毫米。它们又小又轻，被空气中的上升气流托在空中。就是这些小水滴在空中聚成了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一定知道，当云中水滴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落下形成雨。正是这个过程中，空气中水蒸气的比例迅速增大，整体气体密度就会降低， 而影响气压的因素呢，恰恰就是密度、高度。所以，我们除了会看到乌云密布之外，也会感到气压降低。甚至会看到雷电交加、狂风肆起。

说完“雨”了，貌似这一系列和心情糟糕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刚刚说到，一般下雨的时候，都会阴天，所以才会有阴雨绵绵的说法。这一阴天可不要紧，人体中一个小腺体可就开始活泼起来了，这个小东西就叫做松果体。这松果体呢，深藏在人的脑内，中脑前丘和丘脑之间。通俗一点说，它就在头顶正中央下方，额头的深处，是一个长约5～8mm，宽约3～5mm的这样一个灰红色椭圆形的豆状小体。别看它小，但是它的能力可不小。虽然松果体平日里藏在脑内深处，但是它对于光线的感知还是极其厉害的。当它接受持续光照时，个体就会变小，细胞活动也降低不少。但是一旦外界环境变暗，或者不接受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便会撒欢起来。它一活跃不要紧，大量分泌的松果激素便让整个人体内的其他激素水平都相对降低了，而这些相对浓度降低的激素里，恰恰有让人激发振奋功能作用的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这样一来，我们就相对的容易表现出情绪欠佳，甚至萎靡不振。如果恰逢长期的阴雨季节，那么情绪的低沉便会更加明显了。

除了阳光问题，低温低压也是造成我们情绪受伤的另一个原因。刚才说到，由于下雨水蒸气大量聚集，空气中气压便会降低。如果气压低了，大家都知道会憋气。这一憋气，稍微动一下就需要比平时更多的氧气， 正是所谓的事倍功半。虽然，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也不会有什么切实的“功绩”损失，但是因为身体的不适，必然会造成心理上的不舒服。同时，人体在低压环境下对于温度更加敏感，下雨时空气流动加强，温度自然也随之降低。我们都知道，这温度一低，人就不愿意动。这是由于人体的自身防御机制被启动了，低温条件下许多器官都会受损，所以大脑在处理低温信号时，就会告诉一些运动神经别太活跃了。神经对于各种信号的处理迟缓了，自然心情也会受到影响了。

除了生理上的不适造成的情绪低落，下雨本身的心理因素也是极多的。当下生活节奏太快的让我们都有些应接不暇，所以，各种“简式思想”便在很多人脑中普遍存在。大家都想在生活中尽可能的简化一切繁杂冗余，但是如果一旦下雨就会给我们造成各种不便。比如说，需要准备雨具、道路湿滑、无法参加户外活动、一些计划不能实施等等。这些不便产生的同时，我们心理的自我防御机制中“压抑机制”便会响应。我们会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些不便，强烈的压抑心理自然会应遇而生许多负面情绪，心情自然不会高兴。

当然，这些是造成心情不好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一些原因。但是，在临床心理学中，这一类影响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些情愁仅仅是我们情绪上的不适，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社会功能、生活功能。很多时候，随着遇过天晴就会一挥而散。可是，这样的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累积，并且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便会引发不可小看的后果。像是“季节性抑郁症”、“恶劣天气恐怖症”这些都是由于雨水天气而引发的一种“气象病”。

古谚云：“天昏昏令人郁郁。”自古对于这种气象引发的心理问题就有所关注，“气象病”的发展已经得到很大程度关注，在国外，天气预报每天除了要告诉大家今天具体的温度外，还会针对这一天气提出一些合理性建议。比如今天小到中雨，很可能播音员会告诉大家准备好您的雨具，出行时注意道路湿滑。有心理疾病的朋友，如果感觉不适一定要给您的医生打个电话。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等等。这些“因天制宜”的防范措施和建议都是需要我们认识和知道的，而“因天制宜”的理念也应成为我们日常预防疾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意识的，在熟悉本地天气和气候变化规律的前提下，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如果最近要变天，那么最好提前做好一些生活上的和心理上的准备。以便把对于我们的影响降低到最低。

既然说到了影响，其实天气对于人的影响也是可以分级预警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最简单的可以分三级来对待。首先，当然是轻度影响--轻微波动。这一类影响呢，是当天气发生变化时，我们并没有因此感觉到痛苦，但是，情绪上或者健康状况还是略有波动的。再严重点呢就是中度影响了--也就是不稳定型。容易受这一程度影响的人，一般情况职物神经系统都相对不够稳定，对坏天气的刺激反应比第一种类型的人剧烈，也更早。当天气骤变时，他们会头痛和睡不好，感到疲倦、情绪不好并变得易激动；可能还无法集中注意力；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只喝少量的酒也会在酒后有巨大的反应；开车时反应比平时迟钝。据调查，大约有60％的人觉得自己属于这种类型。第三种程度当然是重度敏感型的了，这种类型的人通常是是伴随着一些其他身体疾病的，他们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风湿性关节炎，或受过伤，如骨折等等。当天气突然变冷或变热时，他们可能会感到伤口疼痛或者慢性病加重。

这种简单的影响分级，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会收到想下雨这种天气的影响。就像是身体素质不同一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心理体质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当面对同一中外界刺激时，不同人所产生的反应也是不同的。这就好像，催眠游戏的现场，催眠师总是要提前和观众做一些交流、甚至游戏，就是为了选出那些容易接受暗示的人，一会儿来配合效果一样。面对阴雨的心理影响，大家也是不同的。有些人好像林妹妹那样多愁善感，但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受到情感暗示的人，那么了解这些影响程度，便可以去学习一些应对这一不良情绪的方法。

像是因为雨季的到来，容易带给许多人凄凉、郁闷、悲哀、忧虑和伤感的情愁，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了解了自己的情况。便可以具有针对性的做出一些选择。不稳定型的人们需要保持愉快乐观情绪的，那么就要从加强体育锻炼、保持营养平衡入手。学会放松精神、寻找适合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办法。在产生情愁的时候，积极的面对，科学的回避。同时，由于松果体的重要影响，美国心理学家诺曼·罗森德博士利用光照疗法对六名随季节行为和情绪反应失调的儿童进行治疗，结果发现，有5名儿童效果十分显著。依据此结论费城杰弗逊大学的拜仁·纳德医生便发明了一种能治疗季节性忧郁症的日光帽，患者每天戴3个小时，便可大大缓解季节性忧郁症的症状。轻度影响的人们，更不必担忧，发现自己情绪低落时，只要注意转移不良情绪，郁闷出现时不妨听听音乐或参加体育活动。同时，可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多去郊外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平时去累积好的心情，当负面情绪出现时及时的为自己找到宣泄途径便可以了。

理解了雨天为什么会对我们的情绪影响之后，大家就应该在较长的阴天寡照日子里，有意识地注意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了。无论怎样的雨天，无论怎样的气候，真正影响我们的其实正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时刻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么就再也不怕这雨这风，反而当春雨骤降的时候，可以静静的坐下来，趁机歇歇脚。好好的去品品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好日子。

汶川地震时，我因为任务进驻过震区，曾亲自处理了一些震后救援人员和灾民的心理干预。玉树地震时，我为电视机前泪流满面的人们写过心理干预的建议。央视大火时，消防员们冲在了第一线，我也给那些小伙子们写了一些东西。南平弑幼以后，心理干预又被我翻了出来，付诸文字。而我没想过，今天，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要为我的兄弟姐妹们，再度献上一篇关于心理干预的小文。

是什么驱使我写下这些，或许很多朋友还并不知道。昨天下午4点30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年轻研究生王浩，因为一个患者的伤害，颈动脉受伤，不幸离开了人世。

同时，另有三名医生也严重受伤，其中王宇医生最为严重，刀插入他的眼睛，刺入脑中。还有一名年青的女医生被刀具无情地贯穿了脸颊，容貌被毁。

网上报道已比比皆是，我不必再详述。然而，对于这样冷血的凶案，网上为之伤痛扼腕的，大都是我们的医生同行。一些媒体在不问事情原委时，就先冠之以“医患纠纷”这样各打五十大板的帽子。许多对现今医疗不满的大众，甚至在报道下叫好，称之为“为民除害”。读到这些声音，医生情何以堪？许多人为此伤心，为此悲愤，更有许多人提到了转行、出国的想法。受伤医生的同事如是写下日志标题——《又一起杀害医生的案件，就在我的眼前，是不是该辞职？》。

这些在医学院经历了多年严训，学习了生死教育，见惯了人来人走的医护人员们，面对高举屠刀，也是血肉之躯；眼见同行遭戮，怎不痛心切骨？当我们像王浩医生的同事们一样，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又该怎么办。

每一个医护人员，在入职前，都会接受医学伦理学的生死教育。在学习如何认识和对待死亡的过程中，我们总在努力克服自己的各种心理障碍，努力去正确认识和对待人人都不可回避的生死问题。我们被教育先要去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的生死，同时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他人的生死。而在死亡教育中，我往往会这样告诉学生：在面对死亡时，我们要学会寻求良好的心理支持和帮助。因为医生不是神，脱下白大褂的那一刻，我们和普通人一样，也会存在各种心理负担。

关于医护人员的心理负担，我们可以看看这样一组数据，2007年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9O%的医护人员感到工作压力大，23%的医护人员有消极情绪，50%的医护人员有时有消极情绪，而73%的医护人员在工作时有情绪消极的情况出现。医护对于工作的抵触心理和消极懈怠，已经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了。

平时在工作中，我就经常观察到，下班时医护们无不放松下来、喜形于色，而一旦换好工作服，进入医护的角色后，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处于紧张的应激状态。

我们还曾在天津12家医院急诊科做过一个测试，让大家连续一个星期测评工作后的情绪耗竭频数，其中“每日工作后感到精疲力竭” 的频数高达77%，“觉得工作耗尽了精神”的频数为70%。

医护这份工作之所以如此令人心力交瘁，原因是多元的，首先，医护人员工作时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大脑运作状态，尤其在我国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由于工作产生的生理负荷过重的状况可谓比比皆是。

其次，医护行业需要终身学习。这样一种职业发展道路，往往会让医护产生很大的心理焦虑。
普通人工作后的压力比较容易得到释放，但是医护人员下班后面临着继续教育的任务。众所周知，医学这个学科每天都在更新，为了跟上最新的药物与疗法进展，医护人员必须不停地去汲取。工作、科研、学习……这些责任性任务，让每一个医护人员都或多或少产生了心身压力。

再者，作为自然人所面临的一切日常烦扰也不会放过医护人员，自身角色的冲突或模糊、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些自身因素，同样在影响着医护的心理健康。

更何况，当今国内的医学科普做的并不到位，媒体报道时有误区，误解强化了医患间的紧张氛围，让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压力成为了首当其冲的致因。

心理因素对于工作的影响之大，是不难想象的。昨天我看到一位在军医院工作的同仁说，“还好我是个军医，一般很少有来闹事的。至少我们这儿随便一喊就会有一堆膀大腰圆的军人来给我们站队。”——姑且不论事件发生时会不会真的有人来帮忙，只要有这样的心理暗示，军医们的安全感就会明显提高。倘若医生不必在诊治病人时还要分神去思考，会不会因为一个处置甚至一句话，就给自己和同事召来祸端，那么他们在工作中轻装上阵、发挥专长的机会也就更大。

而今，不幸已经发生，年轻的生命已经逝去。看着网络上那些沮丧的医护人员，我们也十分心痛。但是，日子还要过，医护的职责还要履行。

可是，在这样的情绪状态下如何工作呢。都说医者不能自医，这句话确有一定的道理。任何医学生或多或少都学过些心理学常识，可是当自己真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心绪激荡难平，怎么处理排解？

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都是不同的，而特殊人群的心理状态又有着特殊性。针对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更是需要一套严谨科学的过程。

总体上来说，第一步就是问题评估。需要深入了解这样的事件究竟给我们的医护人员造成了处境和心态上多大程度的打击。在此基础上去归因，去总结。在第一时间就进行宣泄干预，让医护人员的情绪不要堆积。

这时如果单纯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日常中，医护人员积累的负面情绪已然够多了，此类突发事件发生后，打开宣泄口是极其重要的。

当早期干预介入后，并不能视为结束，相反中期干预才更加比较重要。当医护人员情绪稳定后，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每一个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恰当地运用知识交流、理解与支持、转移、放松、社会支持、激励、改善认知等方法，引导医护人员走出痛区。而同伴教育的应用在这个时候也是会收效颇丰的。当一个阶段的引导后，我们还应该有定期的情绪引导、怀念、死亡教育的再教育。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的医护人员更好地适应当今医疗工作环境，更好地处理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各种问题。

或许由于医生平时展现出的多是冷静与严肃，再加上职业形象的渲染，让很多人都误以为医生、护师都是坚韧的人。其实在工作的背后，每一个医护人员都承担着巨大的身心压力，而患者对于医护人员的理解，就好像家人的问候，能让我们体验到格外的温暖。说实话，但凡宣誓就职的医师，每个人穿上白大衣的那一刻，无论医术怎样，都是怀着希望能让自己的患者解除病痛的心情。他们并不只是一件冰冷的“白大褂”，每个医护人员，也都是切切实实的血肉之躯。医生的心灵也会受伤，这时候我们更需要有效的沟通，希望全社会的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知道医院里的真相，更好地去理解白色巨塔下，那沉重而真实的生活。

美妙的乐曲在咖啡店环绕，当我置身于此寻求片刻的休闲时，不禁想到，如果这里只有一套木质桌椅，而无音乐，我们是否还会得到如此多的舒适体验。

音乐自古有之，对于音乐的起源，研究者认为自洪荒之时，人们便已经懂得了运用声调的高低不同、强度的差异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要知道那时还没有语言。就这样，音乐从那野蛮原始的年代陪伴我们至今。

而今天，对于音乐的应用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情感表达和某种职业的存在，它已经悄悄地化作一味药相伴于我们左右，而且这味良药一点儿也不苦。

医和乐的千年之恋

楚国太子的御医采用舞乐配合针灸来为太子治疗，菲利普五世则是请来意大利著名阉人歌唱家法拉内利来为自己高歌，两位病人的抑郁症都被治愈。

音乐做的药，或许听起来会很奇怪，但是的的确确存在着。在科学中，我们将音乐做成的药称为“音乐疗法”。这音乐疗法也和音乐一样，从很早开始就出现了。

相传，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太子因长期久居深宫患上抑郁症，这恰恰和18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的情况一样。更为惊人的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的两个人都选择了利用音乐来治疗。楚国太子的御医采用舞乐配合针灸来为太子治疗，菲利普五世则是请来意大利著名阉人歌唱家法拉内利来为自己高歌，两位病人的抑郁症都被治愈。

像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很多，我们知道音乐在英语里被叫做“music”，而这个单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缪斯女神”。九位美丽的女神不仅精通音乐，还会给人治病，她们掌管的艺术就是“缪斯艺术”，而她们用自己的歌声传递不同的情感和神圣的信息。

在埃及，音乐被称为“灵魂的医学”，和菲利普五世一样，所罗门王也是请宫廷乐师演奏竖琴来治疗自己的神经衰弱的。这些古老的传说正是人类对于音乐具有“药效”的意识体现。而同时，这些故事也在揭示着一个事实：医学和音乐的结合往往可以获得一些神奇的效果。

对于音乐疗法，或许我们还很陌生，因为现代音乐治疗学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野战医院的护士用音乐缓解了大量战士的“战壕休克”开始，到1944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设立专门的音乐治疗课程来训练专业音乐治疗师、同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授予第一个音乐治疗学学位，再到1950年美国成立音乐疗法协会(NAMT)，这才标志着音乐治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式诞生。

自此开始，现代音乐治疗之路才走上正轨，陆陆续续成立了美国音乐治疗协会（AAMT，1971）、注册音乐治疗认证系统（RMT）、国家音乐教师学会音乐治疗学会（MTNT）、新美国音乐治疗协会（AMTA，1998），还有更多的民间组织机构，如鲁道夫-鲁宾斯（Nordoff-Robbins）音乐治疗中心研究所、邦妮基金会等等。

而在我国，其实就像刚才所说的，很早就已经开始运用音乐了。早在2000多年前，其实就有关于类似音乐治疗的记载。像是司马迁说过音乐可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魏晋诗人阮籍指出：“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

而所谓 “乐者，亦为药也”则是元代名医朱霞享提出的，他一贯主张用音乐作为一种精神疗法，使人获得身心愉悦。唐代学者吴尚先亦认为：“七情之为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一服药者也。”

今天，现代医学模式已从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人们从要求躯体没有疾痛到追求躯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健康状态，音乐疗法在这方面显示了神奇的力量。

虽然一直以来国内都有一批医师、音乐工作者、心理学研究者研究并应用音乐疗法，但公认的现代音乐治疗学的传入中国是198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音乐治疗专家刘邦瑞教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时第一次将音乐治疗学介绍到了中国。

何为“和谐音乐”

当患者病情发作，精神萎靡、情绪低落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明快的乐曲来配合心理医生的治疗，而当被激怒或充满敌意时，则会选择轻松的乐曲。

说了许多，或许有人会问，到底什么是音乐治疗呢？其实由于音乐治疗学太年轻了，再加上世界各地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医疗条件等诸多不同，所以对于音乐治疗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有一个共识——音乐治疗是用音乐帮助个人生理、心理和情绪的统合，来处理一些疾病和残障，它可用于各年龄层和多样化的处理。

知道了音乐疗法的含义，那也肯定会有人问：音乐嘛，身边随时都有，什么“神曲”啊，网络音乐啊，我怎么没觉得听听音乐就能让我得到治愈呢？这都是骗人的吧，听听音乐肿瘤就可能缩小吗？当然，对于音乐治疗的理解，可不能这么简单。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知道一些小知识，像是什么样的声音，才是令人舒适的。

早在百年前，心理学及和声学还未现雏形，文艺复兴的音乐家们就已悟得了此中“和谐之道”：大调（major mode）调式听来雄壮庄严，适于表现欢乐昂扬的旋律；小调（minor mode）调式则忧郁哀伤，适于表现柔美的乐段。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先是找到了各种频率中的一个基础音阶标准C，这个261赫兹的音是一个让人感觉和谐的音，所有以此为倍数的频率也都是如此。再往后，依此原理，人们找到了现代音乐中的7个和谐音。

1965年，心理学家瑞那·普兰普（Reinier Plomp）和威廉·李维特（Willem Levelt）建立了“和谐曲线”的理论模型，后来的心理学家和音乐家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交融，将各种和弦与人情感的交汇分解开来。

现在我们知道，只有两个音时，双音共振形成的和谐最重要；当三音和弦出现时，音调间的相对位置可以决定声音的好坏。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我们对于上扬的语调理解为礼貌和顺从，下降的声音则理解为命令、要求与威严。而上升和下降似乎正对应着紧张（上下距离一样大）的和弦通过上升和下降的变化形成的大调和小调调式。

这种种的声音奥妙都在和我们人类的情绪情感相对应着，就是这样，才有科学家提出：利用音乐的“语言”是否可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情绪和认知？就像刚才的问题，我们平时就在听歌，为什么不能有治疗的效果呢？

如何挑选音乐

在选择上也会遵循一些原则。首先，乐曲中的低音厚实深沉，内容丰富，中、高音的音色要有透明感，具有感染力。其次，音乐中的三要素即响度、音频、音色三个方面要有和谐感。这样搭配出来的音乐，会使患者得到“全人”或“全人性”的自我意识，让患者的个人意识增强，提高积极情绪。

现代音乐治疗学已经是一种基于应用心理学的治疗学科了，这需要治疗师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声音，并配合着各种音乐互动、冥想发泄等特殊的技巧来让音乐生效。

就拿音乐疗法治疗抑郁症举个例子，比如，当患者病情发作，精神萎靡、情绪低落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明快的乐曲来配合心理医生的治疗，而当被激怒或充满敌意时，则会选择轻松的乐曲。

而在选择上也会遵循一些原则。首先，乐曲中的低音厚实深沉，内容丰富，中、高音的音色要有透明感，具有感染力。其次，音乐中的三要素即响度、音频、音色三个方面要有和谐感。这样搭配出来的音乐，会使患者得到“全人”或“全人性”的自我意识，让患者的个人意识增强，提高积极情绪。

音乐治疗排解疾苦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得到。像前不久，一位加拿大华人音乐治疗师就来到中国百姓当中，教很多社区老人学习音乐，老人们很快在她的引导下进入忘我的状态，他们不再去关心周围是否有人来回走动，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指挥者身上。

虽然他们挥舞沙锤、响铃，配合的都是一些简单的乐曲，但是几个小时下来，所有人都好像是参与了一场音乐会一般兴奋。一位老人说，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老伴儿也去世了，虽然有社区的关照，但是好多年来都没有学习音乐那天开心。

音符的疗效

我们的人体从耳朵接收到外界声波后，便可以产生相对应的一些反应。脑波的变化自然也就能改变那些受自主神经支配的身体机能，像是呼吸、心率的改变。

朗费罗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其实音乐还是人类最美的语言。我们经常看到媒体上说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丈夫用歌声唤醒了植物人妻子，类似的故事也的的确确比比皆是。那为什么这些和谐的音乐有着这样的效果呢。

根据这么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声波可以影响我们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脑波，我们的人体从耳朵接收到外界声波后，便可以产生相对应的一些反应。像是节奏强烈的音乐可以刺激脑波以同步的节律产生共鸣，这时我们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对于外界的刺激更为警觉。

就好像电影中紧张的气氛往往都伴随节奏很快的音乐，而我们也自然地知道或者期盼着一些特殊的场面的到来。与之相反的慢拍则能引发平静、冥想的思维状态，比方说，一些现在流行的瑜伽课、冥想课上，那些教练往往选择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作为背景音。

因为音乐的作用，我们脑波的变化自然也就能改变那些受自主神经支配的身体机能，像是呼吸、心率的改变能够通过音乐实现，也就是说音乐可以随时减慢呼吸以及心率、激活一些放松反应。

学界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音乐疗法可以帮助人们抵消与防治长期压力带来的有害影响，大大增加人体的放松程度，促进健康。

除此之外，音乐对于抵御抑郁与焦虑的侵袭也有着一定作用，甚至还有研究认为音乐疗法可以辅助治疗高血压，帮助人们松弛肌肉、提高免疫力。

当然，音乐疗法不能直接扼杀肿瘤、消除病毒，但是作为辅助疗法，音乐治疗可以从提高患者生存意识、疏解心理不良情绪这个方面帮助患者康复。

而且音乐对老年病的治疗还是卓有成效的，实验证明，音乐对于帮助老年人克服情绪不稳定状态以及情感上与现实缺乏协调状况具有明显的效果。

音乐还是情绪的发泄池，通过音乐活动，无论是欣赏还是表演，不稳定的情绪会得到释放，心理状态会趋于平稳。在音乐活动中，老年人会在温暖、安逸、平静的气氛熏陶中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据报道，不少乐队指挥家寿命在80岁以上。“西部歌王”王洛宾一生与音乐结缘，年近90岁时还进行着音乐创作。青岛的一位老年妇女痛失爱女，但她没有被击倒，而是将思念之情寄托于音乐，学弹钢琴，使自己走出了悲伤的阴影。

现在，音乐疗法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很多学校都相继开展了音乐治疗的课程，甚至还直接将音乐应用于大学生日常的心理辅导。

而在临床上，音乐治疗也得以在各种疾病的治疗当中发挥作用。

音乐治疗最大的好处莫过于不用服药，无论年龄、无论性别，都有其可以施展功力的可能。在未来，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去研究这些神奇的音符，让它们不仅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够保证我们的健康。

最后，让仲夏夜之梦的宁静和着月光曲的安宁，带给我们身体和心理双重的舒适。■

“小月月”的故事一夜间在网络上爆红起来。网帖中所描述的人物、事迹是否属实，议论者甚多。不过，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我在阅读相关帖子的时候，却总不免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代入其中，对相关人物、事件进行心理学的诊断。事实上，尝试剖析其中呈现的心理问题，这也是很多网友在阅读网帖之后的第一反应。

极端心理的综合体

“小月月”的言辞与举动显示出当事人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极其敏感，唯恐事情的发展脱离自己的掌控。这样的情况使之无法忍受片刻的孤寂，如果没有成为注意的焦点便感到无助不安。

我不时与同事讨论文中所呈现出来的心理疾病症状：时而惊爆如雷，时而温软如绵，情绪起伏让人琢磨不透……一惊一乍落差极大的表现确实不是常人能承受的。事实上，它反映了一个人在自我情绪控制方面可能存在的严重问题。

撇开“小月月”的真实性不谈，如果用临床心理学的方法，总结网帖中所呈现出来的另类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事实上，这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过于紧张的人际关系的体现；对于愤怒又有着不恰当的控制能力；情绪飘忽不定。当然还有刚才说的对于孤独空虚的忍无可忍，从而引发的一些自伤行为……事实上，其中涉及的心理因素还有很多很多，网帖中描述的现象简直就是各种极端心理的综合体，完全可以用“错综复杂”四个字来形容。

“人格障碍”真实存在

看到这里，学过变态心理学的人会恍然大悟，这完全就是DSM-IV（《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里的人格障碍。逐条分析，不难发现这样的极端行为可以和很多类型的人格障碍相对应。

在变态心理学中，有一类人的人格特征偏离了常态。这促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行为模式。这样的行为投入实践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无法适应现实环境，并且会影响到自身的社会生存。这一情况甚至可能频频引发他们与社会间的冲突。

心理学家将这类人归类为“人格障碍”者。人格障碍是一种刚好介于“正常人格”和“精神疾病”之间的行为特征。乍听到这个名字，你或许会觉得生僻。但从心理治疗临床经验来看，这样的病例数量并不少。临床上常见到的“人格分裂”主要有十种。从网帖内容来看，我倾向于判定其中所描述的另类举动实际上是“自我毁灭型边缘性人格障碍”，又兼具“表演性人格障碍”的体现。无论网帖的内容是否属实，这样的病例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是真实存在的。

人格障碍如何发生？

其实网帖的作者通过自己的描述，给当事人赋予了不下10种心理疾病：焦虑症、强迫症、癔症人格、表演人格、边缘人格……人格问题似乎是一个核心。

人格障碍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在后天因素中最重要的应属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了。一个人早期的成长环境至关重要。如果早期缺乏家庭的关爱或经历异常关爱，很可能造成情感认知方面的缺陷。同时，人格障碍的发生率与家庭破裂、贫穷、生活环境中犯罪活动存在度等不良环境也有密切关系。我曾经收治一名23岁的患者，7岁起因为母亲患有精神官能症而倍感自卑，极少与人交谈，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甚至连衣服都不愿意换，最终被诊断为分裂型人格障碍。

面对着如此长期影响的结果，对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更麻烦的是，临床诊断发现，15%-20%的心理疾病患者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但他们却很少主动求医。而且目前的治疗也仅能改善一时性的精神病发作以及减轻社会适应和情绪功能不良而已。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对“小月月”事件的真假并不在意，无论这是添油加醋的描述，还是无中生有的炒作，都有意或者无意反映了心理疾病的某些侧面。如果能因此唤起社会公众对心理障碍的重视，也能算是一桩善事。

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打上“抑郁”的标签，甚至许多明星的经纪公司，将自己旗下的艺人与抑郁、自闭联系起来，大打“深沉”牌。许多年轻人也以自闭族、抑郁族自居。

据说，21世纪是抑郁症流行的年代，也的确有明确的数字表明抑郁症的“传播”速度之惊人。目前，全球范围有1.5亿人确诊并正遭受抑郁症的折磨，我国约有2800万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身边真的有像大家所表现的那样，每天都有很多人喊着自己得抑郁症了。

抑郁症是一种我们十分常见的情感障碍类的心理疾病，是与狂躁症相对的。一般情况下，抑郁症患者不会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那样出现“今天我抑郁了”或者“过两天我再抑郁吧，今天休息一天”。真性抑郁症一般都会有很长时间的发病史，一般抑郁症都要连续半年以上的时间来积累坏情绪，而急性发作也最少要2-4周的发病期。而这半年中，往往会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思维迟缓，并常常自我责备怪罪，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得各种身体疾病，而且饮食睡眠也都会持续性失调，有时候反复出现自杀、自残念头。但有这些现象，只是存在抑郁情绪。抑郁症看似简单，在临床上的诊断实际上是十分严苛的。所以，没必要仅仅因为出现了一时的情绪不佳就自行过早地给自己打上“抑郁症”的标签。

根据临床观察，越来越多的假性抑郁症正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之所以会这样，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舆论的传播问题。由于近年抑郁症的研究步伐的加快，我们在原有的内源性抑郁和广泛性焦虑基础上，定义了很多新型抑郁症。如青春期抑郁症、产后抑郁症、精英抑郁症等等。这些新种类的发现，让舆论广泛地讨论引用，但更多的是讨论危言耸听的高自杀率、高影响度。让人们对于抑郁症无法从本质上科学客观地认知，以为心情不爽到极点就可能和抑郁症搭边或者挂钩了。

其次，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85%的假性抑郁症患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自我认同感，并且拥有大量的负面情绪不会发泄。由于当今社会发展速度极快，社会环境变化加剧，各种小环境下的评价标准也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这种差异加剧相比，我们个人的自我认同则相对比较稳定。这就带来了有些人无法一下子适应这些新的标准和要求，从而出现迷茫困惑。当自我认同感受到威胁，而主体又不能很快地适应新时代时，出现抑郁、焦虑这些负面情绪也是常理之中的事情。当不良情绪出现时，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一时的情绪不佳并不代表一定会发生情感障碍。但如果我们此时不积极面对，采取办法改善自我认同感，反而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和暗示，告诉自己“我抑郁了”、“我有病了”，那这种情况下，假戏真做，可能发生自发性心境障碍。如果真的发生，那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说到潮流，这便是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的一种可能。从古至今，死亡文化和一些消极厌世的思想在世间隐秘地传播着，在一些文学描写、影视作品中不乏表现。对于这些思想、文化的追求、推崇，让许多人沉迷在认为忧郁是内涵的代表，悲观是深沉的别称。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因素变化和各种原因的叠加，让越来越多的人去追赶抑郁的“潮流”。

从科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种情况的到来，让抑郁症已经加入到流行病学研究的行列，也是因此，我们更要做好甄别，对不良情绪、不佳情感状态及时疏导，重预防、重自我调节。学习了解科学的自我心理保健常识，让负面情绪仅仅成为过客，让“今天你抑郁了没有”变成一个笑话。

文字编辑：拇姬

已发表于新京报《新知周刊》

孩子们的默哀

2010年3月23日清晨，是福建南平普通的一天的开始。然而7时25分许，一位手持凶器的男人，划破这原本的平静，他在南平实验小学的校门口如发疯一般，对着手无寸铁的弱小孩童一阵砍杀。55秒不到的时间，9个年幼的生命悲惨离去，还有4个孩子至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定性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犯罪分子也已被捕。南平和全社会的群众为这些无辜的弱小生命陆陆续续举办着各种哀悼活动。

对于坐在这里写字的我，其实不想去评说什么，我既不在乎公安机关如何破案，不在乎法院如何判决，也不在乎各相关部门将会如何妥善处理……我关注的是事件发生前后来自3方面的心理干预。

高危人群的心理干预

根据南平警方发布的消息：凶手名叫郑民生，今年42岁，1990年从建阳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南平化纤厂职工医院工作，2002年转到马站社区卫生服务站当医生，2008年取得外科主治医师资格；2009年6月以到外地发展为由，从原单位辞职。

凶案突发，很多人疑问重重：一双本该救死扶伤的手，却为何挥起了凶器？

虽然详细情况还未十分明确，但根据媒体记者的采访可以归拢出一些简单的信息：2009年6月，郑辞职的时候已经被怀疑有疑似精神疾病(作者注：精神疾病非精神病)了。同时，同事也说郑至今单身，感情道路上非常不顺利，性格孤僻不说，为人还特别好面子。

后来据犯罪嫌疑人供认，他的作案动机是周边的人看不起他，讲他是非；而且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与其结婚；辞职之后，另谋新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

当全国人民对凶手表示愤意时，我为那13个孩子，但同时，也为郑民生感到无比惋惜。

我要说，郑民生既不是变态杀人犯，也不是完全进入精神分裂的状态。如果在他的生活中，有人关心他一下，给予一定的心理关注，那么今天的血案便不会发生。

从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瞬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其间的际遇和思想斗争，我们无法得知，但像郑民生一样、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并非一二。在遭遇了家庭的困扰、下岗或者工作不顺心、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善后，得不到关爱与温暖，又无法及时自我疏导，忧郁和种种负面情绪得不到缓解，长此以往必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性报复性心理。在理论上，当破坏性负面心理集中指向自身时，达到极端就会出现自杀；如果集中指向外界时，达到极端便会出现报复性行为。

这个案例让我想到一位杨姓年轻妈妈。她是我同事在一次吃饭时偶然间“捡回来”的。那天作为服务员的小杨态度非常蛮横，当别人都在指责她时，我的同事凭借着职业敏感觉得这种情绪可能另藏隐情，于是便和老板说找小杨聊聊。原来，小杨来自湖南农村，因为小杨的孩子生下来是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费用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是天价。孩子父亲本就是倒插门的女婿，当孩子生下来不就便离家而杳无音信。为给孩子治病，24岁的小杨一边打工一边在城里一个人照顾着孩子。长期以来独自承担一切，生理、心理上的折磨让她几欲崩溃。这一聊不要紧，2年来的辛酸、痛苦全都爆发出来。不仅如此，小杨还向同事说了一个要不得的想法。原来，医生说孩子病情不能再拖了，再不手术将会危险，可是到哪里筹这天价手术费？筹到了又怎么还？于是，小杨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本打算这个月拿到了工资寄给爹妈，尽最后一次孝以后，便和孩子一同离开这个世间。就这样偶然的举动与帮助，保住了两条人命，一个家庭。

也有让人扼腕的案例。记得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说过一个事情。27岁的白血病患者小王，5岁患病，早先他生的愿望非常强烈，社会的支持也很多。然而，历经了22年病痛折磨，小王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某电视台一个节目邀请张纯为其进行心理辅导。走进小王房间，张纯看到的尽是足球明星的照片，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小王躺在床上，张纯拉着他的手，想跟他讲几句话。小王却说：“你什么都别说，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我已经考虑了22年，没有人比我更有感触，我现在累了，需要休息。”小伙子不愿意和张纯说话，只对爸爸说，想理个发，还请爸爸顺便把桌子收拾一下。当听到小王叫父亲把电脑拿下来时，张纯就意识到，这孩子可能很快就会有自杀行为。要知道，电脑一直是小王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当时张纯心里很着急，却也只能做到警告这位父亲注意防范，并明确指出了危险源：窗户。因为小王的床靠着窗子，当时正是春天，万物复苏，而唯有他的心在冬天。这会刺激他，同时给他强烈的心理暗示：阳光就在外面，跳下去能融入到阳光之中。张纯曾劝孩子父亲给孩子换个房间，父亲很自信说不会的，家里人会24小时跟着。结果，当天晚上，小王对父亲说想小便，当父亲去厕所拿用具时，他跳下去了，结束了22年病痛，更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就是这样的故事，其实还有许多。随着经济日渐繁荣，也同样给我们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问题。这种情况下，只有大力发展精神卫生服务，才能减少悲剧的发生。郑民生们从自身压抑到挥刀杀人这样一个一种过程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在这样一段时间内，我们其实可以找到许多个关键点，这些关键点但凡某一点得到别人的在意和及时的帮助疏导，也便不会存在这样的苦果。

比如说，郑所在的医疗结构，在其从业近20年来，是否关注过员工的心理问题？当09年郑以疑似精神疾病为由做出了辞退决定后，有否以人性化的对他进行一些友善的帮助？

再说家庭，我们无法从简单信息中了解到郑民生的家庭情况，也不能说什么。但是，可以臆测一下，如果一直以来家人给予了郑民生足够的温暖和关爱，即便他无法从爱情上得到所需，那至少在痛苦时分他会想到去寻求家人的帮助。而且，当原单位有了疑似精神病的可能后，家人是否曾积极的帮助他去寻求诊断或者加以关注呢？

同时，还有周边一些邻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友善地不带有戏谑地去和郑民生相处，也许就不会加重他的思想负担。因为，郑已然40多岁，性格上的缺陷缺失存在了，评说其是非裨益不大，能否真诚相待却至关重要。

受害家庭的心理干预

我们无论怎样悲伤、怎样怜惜，都只是看客。

在这场不幸中，受损失的不只是13朵小花，更是13个家庭。那些悲痛欲绝或痴痴等在抢救室外的家长，他们是孩子之外受伤最严重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在处理危机事件上，已经从只关注受害者，到越来越多关注受害相关人。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曾接手过许多类似的案例，车祸中失去儿童的父母、汶川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虽然都没有一则像上述新闻中这么恶性。

在一般的危机事件中，受害者亲属的悲怆期通常持续时间为24 ～36 小时 ，很少持续6 ～8 周，如不能及时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和心理干预,就有可能继发为急性应激障碍(ASD) 和创伤应激障碍(PTSD) 等。一旦如此，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亲属会出现精神异常，生活在失去亲人所带来的痛苦中无法自拔，或是由此带来更大的伤害。

心理危机，是指“当个体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逆遇，如天灾人祸、亲人死亡或婚姻破裂时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心理危机干预，则是指“专业的心理工作人员通过专业技巧和方法帮助个体化解危机，告知其如何应用较好的方法处理应激事件，并采取一些支持性的或者发泄性的治疗帮助个体度过危机”。

危机干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当事者学会对付困难和挫折的一般性方法。这不但有助于渡过当前的危机，也有利于以后的适应。方式有很多：

主动、冷静和耐心倾听并热情关注，让他倾诉自己的内心感受，给予心理上支持；甚至可以应用询问技术，询问他是否想自杀；

提供疏泄机会，鼓励对方将自己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并认可他表露出的情感，建立同感，不要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感受。这儿要讲究技巧，要相信他说的话，当他说想自杀时。要认真对待，当他要你对他说想自杀事情保密时，则不要答应；

由于创伤性应激事件使当事者情绪焦虑水平上升，并影响到日常生活，因此，要对当事者解释危机的发展过程，使当事者理解目前的境遇、理解他人的情感，让他相信我们的帮助能够缓解所面临的困境；

提高当事人信心，鼓励自助，培养兴趣、鼓励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汶川地震后，一些专家有选择地将部分丧子母亲们聚集在一起，让她们尽情地相互倾诉，表达相互的支持，用这种团体性治疗手段进行干预。

也有专家会让遇难者家属定期的写心理汇报，像给逝去亲人写信一样，事无巨细地说说这一段时间以来无论生活还是情感上自己都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自己生活的怎样，如何思念亲人，把这些负面情绪定期的有效的发泄出来。有时候避免二度伤害，科学的选择注意力转移法，让遇难者家属专心的投入到灾后重建的工作中，避免他们睹物思人，在工作间歇配合专业的咨询手段，渐渐的帮助家属们回归原本的生活轨道。这些都是一些常用的早期心理干预方法。

目击群众的心理干预

汶川地震后，大量的心理工作者介入，我们且不讨论相关的绩效和技术问题。单说这样的行动，也是一种心理危机干预服务的进步，令人欣慰。但是，难免地，还有一群人容易被我们忽略，那就是灾难现场的目击群众。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被卷入悲痛，他们是幸运的。

然而，很多人不理解这些旁观者的心。

在看这次事件的报道中，我注意到很多周围群众的反应，包括一些在事件中心位置的人，比如那位参与搏斗面部尽是伤痕的保洁员牛大姐。他们大多表现的非常亢奋和激动，即便他离得相当远但是久久不能平复心里的紧张。 这次事件发生在一个小学校门口，当时目击群众最多的就是孩子。

不知道这些孩子们现在是怎么样，但他们让我想到了很多以前的例子：“法大弑师案”的目击者、广东“12·29”跳楼案的目击者、上海商院事件的目击者，还有最常被人提及的“9·11”事件目击者……当一起突发事件发生后，其实最为轰动的也不过几天，顶多一个月的时间。当一切在外人看来趋于平静之时，心理工作者却往往觉得这时候也是危机潜在。

试举一例，在某高校出现自杀时间后几天里，一切善后事情都已经处理完毕。不过，事发班级的老师和学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不振。一开始，相关领导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学生这样突然的离开了，总会有一些情感上的负担。然而，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老师和学生的情绪并没有明显好转，担子似乎要比想象中的重得多。

学校请来了心理咨询老师，分别和一些情况较重的人谈心。开始时，很多人都不愿开口。咨询师于是采用眼动治疗法（EMDR），借助暗示手段帮助来访者说出心里积压已久的悲哀。结果发现，相当部分学生的内心都挤压了很深的痛苦，向咨询师哭诉，认为死者之所以选择自杀都和自己有关，因此终日生活在内疚和自责之中；也有一些男生表示，死者最初在课堂上就流露出轻生的念头，如果自己能及时的阻止，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可见，突发事件现场人群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既不属于事件核心，也不脱离事件主体，因此这一群体不如犯罪嫌疑人、受害者（及其家属）那样备受关注，如果自身无法调节好情绪又不愿意寻求外界帮助，那么常常便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如果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出现危机事件，现场群众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后发生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即便发生新的伤害事件，也很可能会被人忽略掉是这起危机带来的隐患。当然这一点，也逐渐的被我们所认识到。前段时间北京大兴发生连续杀人事件后，有关部门有意识的组织心理工作者到案件发生的社区进行宣传和咨询，有效的进行了心理干预和支持。

（文字编辑：杨杨 拇姬）

【链接】

[1]急性心理障碍，是由于突然而来而且异乎寻常的强烈刺激导致的一种一过性的精神障碍，表现为茫然、麻木、注意范围狭窄、定向力障碍、讲话颠三倒四。而有的则表现为情绪过激、活动增多无目的、伴有强烈的焦虑和恐惧。

[2]创伤应激障碍，是对异乎寻常的威胁性、灾难性事件的延迟或持久的反应。患者以各种形式回想创伤性事件，并有痛苦经历的梦境再现。

[3]眼动疗法：1987年，美国心理学家弗兰琴·萨皮诺发明此技术。后发展成一个主要用于创伤记忆和症状的技术。1991年开始发展和推广。后被推荐作为美国士兵的PTSD的主要治疗方法。它是一种创伤治疗中的基础性处理技术，在临床应用中，主要用来处理 “闪回”和一些过敏性恐惧或焦虑症状。一般认为，症状越强烈效果越明显。其中，Ⅰ型（一次型创伤）对单一事物或特定场景的恐惧或焦虑效果明显，不适用于广泛性漂浮性的焦虑情绪，而Ⅱ型创伤（始于早期，持续时间长，反复发生）的治疗要复杂一些。此技术融合了神经科学，精神分析，精神病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