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稿/记者 徐超】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王朝的兴衰之谜始终是历史学家乃至普通公众最希望洞察的。有很多理论试图来解释这种以数百年甚至短至数十年的轮回，比如“黄宗羲定律”就指出了农民税负方面的一个怪圈。

中国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张平中教授及其同事，今年11月7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却指出，最起码在唐朝、元朝乃至明朝走向衰亡的过程，变化的亚洲季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给了已处于困境中的王朝以致命一击。

石笋中穿越时空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要准确追溯中国在过去千年内，经历了怎样的气候变化，几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中国有准确温度、降雨等记录的历史不过150多年。

但对于现年41岁的张平中来说，这样的想象因一块石笋而成为可能。

如果不是五年前在甘肃省万象洞的一次发现，张平中很可能一如既往地从事地质地球化学研究。他或许永远也不会联想到，他的研究领域会与古代王朝的兴衰存在某种联系。

关于洞穴进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亿年前。当时，由于温室气体的增加，大气中的氧含量降到16%甚至更少，二氧化碳的含量则陡然增加，陆地上的生物呼吸困难、步履维艰。海平面大面积下降，海洋中的生物也难逃厄运。在那次超级大灭绝之后，海洋生物的种类减少了一半，九成动物和八成植物都没能逃脱灭亡厄运，地球的生态系统遭遇彻底更新。

当地球经此磨难之时，在印巴次大陆或者欧洲大陆的某些地方，石灰岩洞正开始其缓慢的“发育”之旅。其中之一，就是位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万象洞。

至少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从太平洋吹来的亚洲季风——这个孕育了中国整个农耕文化的气候系统——把降水带到了这处石灰岩洞的上空。无论降水充沛抑或匮乏，雨水都会沿着岩石之间的裂隙渗透到洞穴中，一点一点地溶解石灰岩，并形成过饱和的碳酸钙溶液。这些溶液通过洞顶或洞壁滴流进溶洞时，由于洞内相比洞外温度和压力的改变，以及二氧化碳的释放，溶解在水中的碳酸钙被沉淀下来，形成石笋等次生碳酸盐沉积物。

由于这个洞穴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与黄土高原西部的过渡区，已经是亚洲季风所影响的地理区域边缘了。因此，万象洞内的石笋忠实记录了这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季风的降雨变化情况。

通过分析石笋中氧的同位素的含量，就能分析相应年份的降水量是多还是少；而石笋中较高的铀含量，也为对应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难得的标尺。张平中对《财经》记者说，相比于冰芯、树轮、火山沉积物而言，石笋特别纯净，后期破坏非常小，保存的信息较为完整。因此，其确定年代的精度也要比冰芯准确得多，分辨率可达2.5年。

2003年5月的某一天，张平中在万象洞内距离洞口1000米深的地方，找到了一颗长118毫米的石笋。当张平中及其同事根据石笋所含氧的同位素含量，得出中国在过去1810年之间的降雨量变化曲线时，他们发现，这条曲线竟然和朝代的兴衰更替惊人的吻合。

自然与王朝双曲线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两者之间是如何匹配的：

在公元190年至公元530年之间，亚洲季风为中等强度，变化较强烈。而当时的中国处于汉朝末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时期较为动荡。

从公元530年到公元850年，亚洲季风逐渐衰弱。直到公元860年时，也就是唐朝晚期，亚洲季风减弱到最小。我们在历史记载中可以查到870年前后的大旱记录。

在公元910年到公元930年间，亚洲季风再次减小。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五代十国，并开始进入北宋时期。

在公元1050年至1120年间，亚洲季风稳步加强，中国北方降雨增多。那时，在北宋统治下的中国进入了停战期。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赵恒与辽国定下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双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
到了1120年左右，季风强度开始剧烈波动。公元1125年2月，金国以“宋朝破坏与其定下的共同对辽协议”为名，大举出兵侵宋。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

实际上，唐朝末期、元朝末期和明朝末期，这些时期的亚洲季风处于弱势，而这些时期的明显社会特征是时局持续动荡不安。

张平中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北宋前期，亚洲季风强盛带来充沛的降水，从而导致粮食丰产以及人口大增。但之后，因为季风减弱、降水减少、农作物减产，引发战争和农民起义。而对于唐朝、元朝和明朝来说，它们的衰败同样与亚洲季风的大规模减退有关。

因此，张平中及其同事得出结论：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作物生产，进而对中国古代朝代的兴衰起着关键作用——它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左右历史的棋局。

其实，早在20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布雷特·辛斯基（Bret Hinsch）就曾在《亚洲历史》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气候变化影响气温和降雨，进而影响农业生产。

决定某一种农作物收成好坏的因素有很多，如投入劳动的数量和劳动效率、投入的资本量、技术水平、肥料、病虫害以及土壤肥力等。但在传统社会里，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改进缓慢，恶劣的气候、作物病虫害等诸多潜在祸患便成为农业生产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形下，瘟疫和作物疾病很可能因天气变化而起。

布雷特·辛斯基指出，即使在现代的英国南部，农作物收成好坏还是随天气的变化而有规律的变化。比如，当地大麦、小麦、燕麦等主要农作物的年产量变化，其中有43%至45%是因夏季降雨量的变化而造成的。相似地，中国农作物年产量也存在随气候变化而变化的现象。

由于栽培过程很简单，直到周朝中期，黍在中国北部的农作物中仍处于主要地位。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周人对黍和大豆进行轮作。随后，大麦和小麦也成为轮作作物。

所有这些农作物对天气的变化都十分敏感。例如，大豆种子在16℃时播种，其发芽速度比在21℃至32℃时播种慢一半。另外，在大豆的整个生长周期中，其生长速度也会随温度上升而显著加快。

另一方面，有时，湿度在决定大豆产量方面甚至比温度更为重要。大豆生长后期如果降雨量增加30毫米，其产量将有一个大的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观测资料也有力证明了天气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据此，布雷特·辛斯基及其同事推断：气候的变化对中国农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张平中对《财经》记者强调，在气候这个关键作用之前，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影响朝代的更替。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气候变化起了关键作用。

而在1998年，美国科学院华裔院士许靖华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他曾于《中国科学》8月刊发表论文指出，全球变暖在文明史上给欧洲、亚洲和北美带来过繁荣的年代，与这些年代相交替的是全球变冷所带来的饥荒与流行病年代。在历史上的小冰期时期，寒冷与干旱的气候造成农业减产，从而导致了历史上的民族大迁移。

争论永不休
不过，在学术界，气候变化与朝代兴衰的关系，也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2007年。

2007年1月4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杰拉尔德·豪格（Gerald Haug）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湖光岩玛珥湖的沉积物，他和他的研究小组认为，在公元700年至公元900年左右，由于亚洲冬季风的加强而导致唐朝出现干燥、少雨的气候，这最终让唐朝走向灭亡。

但是，这一结论在中国国内的学术界和民间都引起很大争论。当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德二通过史料的记载，认为“唐朝灭亡前的最后30年正是处于多雨时段而不是干旱时段”，唐朝总体上并非趋向干旱。所以，唐朝并非因为冬季风的加强而走向灭亡。这篇文章，也发表在同年11月份的《自然》杂志上。

针对张德二的说法，张平中对《财经》记者指出，晚唐时期关于气象记录的历史资料特别少，这些历史资料是不能定量化的，而是定性的，可靠性不够，所以只能用来估计。

当然，对于这一点，在回复《财经》记者的邮件中，张德二则表示“不敢苟同”。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古气候章的主笔之一，她认为，历史气候记录的价值和应用，是被广泛承认的。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薛峰则表示，目前，在学术界关于气候对朝代兴衰的影响的观点，的确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气候变化对朝代的兴衰肯定会有影响作用，因为季风的强弱会影响到旱涝，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尤其在古代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

但是，他也认为，这样的反例也有不少：在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是比较寒冷的，即所谓的小冰期，但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所以，气候因素只是一个影响因子。时间越久远，其影响力越大。而时间近，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灾害的抵抗能力越来越强。

薛峰表示，如果以千年为尺度考虑中国的气候变化，那么，中国夏季季风的强度总体上是趋于衰退的。

从《诗经》和考古证据中都可以发现，古代的中国是非常湿热的：那时，人们可以在河南种植香蕉，成群的野象在森林里出没。为了打猎野象，人们通过合作把野象围在中间，然后向其掷矛。这也是河南简称“豫”的来历。

薛峰的观点也得到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主任助理钱吉的认同。该实验室近期的研究项目就是“绘制一幅中国人祖先迁移的地图，用以探究我们民族和语言等诸多进化环节当中的未知问题”。

钱吉对《财经》记者表示，在数万年前或者更为久远的时期，气候对人类的迁徙起着很大作用。那时，决定人类是否在某地生存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环境是否适合居住，另一方面是该地是否有适宜的食物，而这两方面原因都与气候有关。

可以肯定的是，就像历史上很多事情无法形成定论一样，气候对朝代的影响也可能不会形成统一的观点。但是，在我们庆幸自己不必像数万年前的祖先，因气候变化而颠沛流离时，也必须警惕这种潜在的危机。毕竟，人类活动已经给全球本来就十分复杂多变的气候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变数。没有人知道，这种额外的变数是否会抵消我们在技术上取得的进步。■

注：本文版权属于《财经》杂志和fish（麦烧），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生命在继续，像从来没有受伤一样，继续热爱生活”

我在濮阳的第一部分采访和三聚氰胺有关，第二部分采访则与狂犬病有关。

如果不是做记者要接受来个各方的信息，我可能就不会意识到狂犬病在中国的严重性，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在奥运会之前，美国埃默里大学旅行健康专家和美国疾病控制（CDC）出具的一份报告，提醒这些游客和运动员在北京期间，最应该注意的是呼吸道疾病和狂犬病。

该报告中指出，中国狂犬病患者人数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仅次于印度。2006年，在中国有14万人报告被狗咬伤，这一年中国有将近3000人死于狂犬病。

因为这份报告，我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某位专家，了解到中国狂犬病的死亡人数已经在12年内增长了20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增幅。

8月26日，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陆家海及其同事在《BMC传染病》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狂犬病疫情呈高发态势，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在采访陆家海老师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狂犬病疫情呈高发态势》。狂犬病被确定为我9月份杂志稿的选题。

我对报道狂犬病感兴趣但也像其他人一样，感到隐隐的恐惧。恐惧来自我自己，应该从怎样一个角度来写这样一种疾病。这方面的报道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在某份报纸的角落里，不疼不痒。要怎样写，才能更深入地去探讨中国的狂犬病的问题。

首先，我采访了一动物保护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狂犬病的问题，不是由狗造成的，而是由人造成的”。

狂犬病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已经绝迹很多年。在10月13日至17日，世界地震工程大会上，我和一位来自日本RAITO KOGYO公司的经理聊天时，我问他日本是否有狂犬病，他问我“what is rabies?”。在向他解释了狂犬病之后，这位在东京长大、工作，已经年近60岁的人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

显微镜下的狂犬病毒

在采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唐青时，这位研究狂犬病已经有15年之久的专家这样说，狂犬病是体现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体现，然后顿了顿，她直接说，国际上是怎样看待狂犬病的问题呢？狂犬病就是一种贫穷、落后或者说社会秩序不好的表现。因为如果某个人被狗咬了，只要他去治疗就能活下来，但为什么不去治，就是因为没有钱或者足够的认识，而这些是国家的工作做的不到位。

之后，我又采访了北京5家设有狂犬病疫苗接种门诊的医院，北京市会把狂犬病疫苗接种门诊放到各个医院，由急诊外科负责问诊、接种疫苗，这5家医院的门诊外科都贴着醒目的字条“狂犬病疫苗，国产的49元，进口的69元”。

人民医院的急诊外科医生对我说，每天来注射狂犬病疫苗的新增病人有120、130人左右。

在我调查的医院中，地坛医院是负责接治狂犬病病人的医院。这也就是说，如果发现疑似或者确诊的狂犬病患者，其他医院将把病人转入地坛医院。

去地坛医院那天是9月19日，周五，天气很热。地坛医院的楼最高只有三层，隐蔽而破旧（国庆前，那边的医生告诉我，他们搬到了新的大楼）。这里的医生对我说，每年大概会有15例左右的狂犬病病人，北京本市的并不多，很多来自附近的省市，河北、河南等。

该院的吴主任对我说，病人送来之后，主要是对症治疗，恐水的话就不让喝水，怕风的话就不让怕风，狂躁的话就打一针镇静剂。这样，病人一般会在7天之内死亡。因为目前，全世界都没有能够治愈狂犬病的方法，所以，狂犬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发病之后7天之内基本都会死亡，很快。

医生在向我描述的时候，就像描述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一样有些不以为然，但我感到的是有些震惊。那些被狂犬病折磨致死的人，曾经就躺在距离我不远的ICU病房。这让我不寒而栗。

在采访中国CDC研究狂犬病病毒的专家和一些接治过狂犬病病人的医生后，我对狂犬病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如果在这个时候写一篇稿子，那可能是完全的科学解读。但是《财经》不仅需要专业的科学解读，更需要调查为了预防人感染狂犬病所发布的那些规范、法规是否合理。

9月20日，在结束了上午关于三聚氰胺的调查之后，我来到了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

按照在北京医院调查的结果，我首先来打了急诊外科，但是该科的医生对我说，狂犬病疫苗的注射要去附近的疾控中心，他告诉我，可以先去传染科看一看。

在传染科，我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些情况没有写在卫生部每年的年鉴中，也没有被包括在卫生部发布的每月疫情通报中。那就是，很多狂犬病患者和家属在知道被感染狂犬病之后，他们的选择是打一针镇静剂，然后回家等着生命在不到7天的时间内结束。

现在看来，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很多病人家中不能承受为了延续几天生命而花费的数万元钱，反正结果都是病死；第二个是畏惧人言，这个稍后再说。

2007年全国共有3303个人死于狂犬病，但是很显然，这并不是全部。

传染科的医生对我说，恰好有一个被感染狂犬病的小女孩住在ICU病房，就这样，我认识了那个叫岳晨琳的小女孩，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从濮阳市人民医院到阳邵乡前寒泗滨村有80多里路，曲曲折折且尘土飞扬。公路两边是绿色的菜地和黄色的玉米地，空气中满是农家肥的气味。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走入农村。每走到一个路口向当地老乡问路，总是被一群群的蚊子包围。

岳晨琳是一个小女孩，9月11日被送到ICU病房，在接受了10天重症治疗之后，其家属决定放弃治疗，在回家的路上，小晨琳因呼吸衰竭死亡。

在小晨琳短短10年的生命中，只留下了两张照片，这是其中之一

9月20日晚，当我走进那个农村小院时，小晨琳已被安葬在自家在村东头的田地里。根据当地的风俗，小孩子必须在当天下葬，且不能有任何祭奠。所以，没有守夜、没有白色的丧服、没有哭闹，只有精疲力竭。

在小晨琳下葬的同时，亲人们的悲痛也被暂时埋葬在生命的某个角落。

回忆起在濮阳人民医院度过的10天，师宪应更多的印象是，夜深的时候穿梭在ICU病房前的蟑螂、病人的尖叫和医生一遍遍说的“没有希望、不可能出现奇迹、准备后事……”。

濮阳市人民医院的大多数患者都来自周边的农村，所以，病人家属没有钱来买个床位，大多数家属都选择夜晚在病房门口铺张床单，席地而睡。病房附近的厕所除了方便只用，也是家属们洗衣服晾衣服的地方。小晨琳的家属就这样在ICU门口睡了10天。

病房门口的厕所成了家属们洗衣服晾衣服的地方

如果按照城里人的标准，这个家庭很贫穷，如果按照当地的标准，这个家庭则“还说的过去”，尽管家里没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任何一个家电，但是“还说的过去”。

大概在20年前，我很小的时候也去过农村，那次是去看我的一个远方长辈。车载着我进去，在屋里呆了不到1小时，车载着出来。时隔20年，农村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与时俱进”对于农村来说是那么遥远。

小晨琳9月7日发病，9月20日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之间的时间大于一般狂犬病病人的7天，这得益于ICU的呼吸机，呼吸机延长了她的生命。

至于从9月7日到9月20日，小晨琳经历了怎样的情况，怎样发病，请选择性的阅读下面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由于篇幅所限并没有被写入杂志中，这部分内容很沉重很沉重。

9月6日、7日，小晨琳开始发低烧，并且不爱吃饭，在喝水、吃一些稀饭之后，马上就呕吐。

师宪英回忆说，7日下午，在背着小晨琳去村诊所的路上，小晨琳一直说“腿痒、腿痒”，并不停地抓挠3个月前被狗咬的小腿腿肚部位。

到达村诊所之后，岳愿军为小晨琳量了体温，37.3摄氏度。岳愿军给她打了退烧针并开了消炎药，但是小晨琳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

8日中午，小晨琳的老师打电话给师宪英，让她把孩子接回家，因为看着孩子“实在痛苦”。回到家之后，小晨琳的体温继续上升发展到高烧，身体蜷曲地躺在床的一角。她对妈妈说“肚子痛”。

小晨琳的床挨着门，当家人打开门的时候，小晨琳会马上让家人把门关上。她开始讨厌那些由门吹进来的风。

小晨琳拿着那瓶水，喝一口吐一口。

9日凌晨2、3点，在从清丰县人民医院门口走到急诊处的路上，师宪英背着小晨琳时感到孩子遇风之后开始发抖。到达急诊科时，小晨琳的意识还比较清醒，她对妈妈说“想爸爸”。

在清丰县人民医院，急诊外科医生为小晨琳做了血常规和尿常规检查，结果显示，小晨琳的白细胞(WBC)计数为13000/μL，高于正常人的计数范围4000～10000/μL；同时，其尿常规中的隐血指标达到3个“+”号，也高于正常人。

根据初步的检查结果，医生诊断小晨琳体内存在炎症，并以此为小晨琳输液。然而就在输液4个小时之后，小晨琳出现了强烈的抽搐并休克。

在进行紧急抢救之后，医生开始重新诊断小晨琳的病，医生问师宪英“孩子被什么咬过吗”，师宪英回忆起3个月前的事情，说“被狗咬过”。这肯定了医生的判断。

因为清丰县人民医院条件有限，9日晚，小晨琳被送到濮阳市人民医院。在从村里来清丰县的路上，师宪英想着看完病，马上就能带着孩子回家，她没想到，女儿竟然被诊断为狂犬病。

濮阳市人民医院传染科负责人是该院第一位诊治小晨琳的医生。

这位负责人《财经》记者说，小晨琳是2008年第一例被收治的狂犬病病人。但小晨琳并不是今年第一例被濮阳市人民医院诊断为狂犬病的患者。“好多病人在听到狂犬病、死亡率百分之百后，打针镇静剂就回家了”。

小晨琳的父母并不想放弃，一方面孩子还小，另一方面，他们寄希望于这只是医生们的误诊——孩子并没有得狂犬病。

但是，临床诊断的结果却证实，小晨琳很有可能感染狂犬病。

该负责人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她站在小晨琳面前，平举着一本书，在快速摇抖书的时候发现，小晨琳双肩紧抱、身体蜷缩在一起，双眼表现出惊恐。之后，负责人又捧给她一碗水，小晨琳特别惊恐地伸手去接碗，哆嗦地捧着水，尽管她说要喝，但一喝下马上就吐出来。她的病床周围都是呕吐物。

因为之前没有治疗狂犬病的经验，而狂犬病最终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医生们决定采用治疗脑炎的方法来治疗小晨琳。事实上，因为只能通过临床诊断的方法来判断病因，而9月份是儿童乙脑的高发季节，所以，该负责人表示“也不排除是脑炎的可能”。

师宪英对记者说，在到达濮阳市人民医院之后，身体状况已经很差的小晨琳却“一直说话，不停地说”。

在深夜两、三点的时候，小晨琳表现出了明显的狂躁，她突然对妈妈说，“你是谁，你咋知道我的名？你是俺妈妈？俺妈妈长得比你好看多了，你个傻疯的”。而过了一会之后，本来是河南口音的小晨琳却有开始说普通话，并不断重复一部电视剧中的台词。

小晨琳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说，直到医生为其注射镇静剂之后，她才平静地睡过去。

10日早上8点多，小晨琳的呼吸系统开始表现出衰竭。

11日，小晨琳被转入ICU病房。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去附近的旅馆过夜，小晨琳的家属就像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家属一样，每天晚上睡在病房门外。

回忆起在ICU的那些日子，师宪英印象最深的是病房门口爬来爬去的蟑螂、病人们半夜发出的尖叫以及医生一遍遍说的“治疗无望，准备后事”。

魏桂英，小晨琳在ICU病房的主治医生。她对《财经》记者说，小晨琳刚被送来的时候心率是每分钟200多次，大动脉的搏动已摸不到，血压也测不出来，已经表现出呼吸系统衰竭、循环系统衰竭的状态。最后只有通过心肺复苏让其“活”了过来的，然后给小晨琳用了少量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最后“气管插管、上呼吸机了”。

在进入ICU的第二天，9月12日，小晨琳在病床上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10岁的生日。

从11日进入ICU到20日离开ICU，医院给小晨琳的父母下了不止一次病危通知书。在最后的阶段，她几乎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在19日进行检查暂时摘下呼吸管时，“小晨琳由于不能呼吸，差点被憋死”。

魏桂英说，在最后的几天，小晨琳的分泌液非常多，鼻子、口中，都是分泌液，“这边擦了，那边马上就流出来”。最后，护士索性把吸痰机的吸管放到小晨琳的口中。

20日上午，在和几位至亲商量之后，小晨琳的父母决定放弃在ICU的治疗，回家治。但在离开濮阳市人民医院不久，小晨琳脸色开始发紫，呼吸逐渐微弱。在被送入清丰县中医院后不久，小晨琳抢救无效病逝。

师宪英说，在清丰县中医院的医生对小晨琳进行心肺复苏时，小晨琳的胸腔在被按压下发出“哐当、哐当”如液体般碰撞的声音。在医生宣布小晨琳死亡那一刻，师宪英反倒平静了一些，“孩子终于解脱了”。（版权所限，详细内容请阅读10月26日刊发的《财经》杂志，本周日下周一可以在报亭买到）

如果你阅读完上面的文字，请把鼠标向上移，重新看一下那个叫岳晨琳的小女孩的照片，她不是字里行间存在的某个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家、有父母、有哥哥且十分聪明的小女孩，她被狂犬病夺去了生命。

现在回到我在前寒泗滨村的调查，小晨琳注射了4针狂犬病疫苗，但没有注射5针狂犬病疫苗并不是她死亡的主要原因，这其中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而这些如果不得到重视，可能导致农村在狂犬病面前如堤坝崩溃一样的脆弱。

在采访了前寒泗滨村村诊所医生、阳邵乡卫生院、清丰县疾控中心、濮阳市疾控中心4个负责当地狂犬病防治，同时也是垂直管理的机构后，我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如果没有去最基层的地方调查，一个人很容易被政策所迷惑，这个人可能是领导也可能是记者。

不能再告诉更详细的内容了，详细内容看《财经》杂志吧。

把这个采访手记写出来，心里面轻松了一些。在结束对小晨琳家的采访后，有大概两周的时间，我都有一个负罪感。因为很多事情对她和她所属的那些人是如此不公，尽管我并不是造成这种不公的人，但我却在分享着他们本应该得到的东西——较好的生存环境。

如果真的有来生，希望小晨琳出生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

【近期采访手记】《三聚氰胺溯源》之采访手记

【《财经》杂志/记者 徐超】从河南省濮阳市采访回来之后，一直想写一些感想，关于我采访的感受、关于那些人和很多很多。当时因为文章还没有发表，考虑到版权问题，只有等一篇稿子出来之后才能写个（上）。

今天早上打开《财经网》，看到了我写的《三聚氰胺溯源》被选为假日版头条，还是很兴奋的。现在在这里说说我的第一次暗访。由于对采访人的保护，大多数采访人的名字和单位不便说明，请理解。

9月17日，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分为38个分会场，在17日长达一天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分会场的活动就开始了，有的分会场是两天，有的是一天。分会场由中国科协旗下的各分会承办，有的分会还拉了当地的学校、机构作承办方。

整体来说，科协年会要比两院院士大会要好很多，专家更愿意交流，而且对媒体是完全开放的态度，这点在院士大会尤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是看不到的。

在参加科协年会前，我本来是想参加第22分会场的会议：纳米毒理学与生物安全性评价国际研讨会，但那时候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经扩大到中国乳业的整体问题，所以，临时换了旅馆（38个分会场分布在郑州市各个地方），参加了第25分会场的会议：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研讨会。

专家们对毒奶粉很谨慎，有一些专家（有官衔的）不愿意正面接受采访，有一些专家则很坦诚地说了一些看法，有一些专家则强调，媒体应该以此为契机，报道一些更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其中有一位专家透露，他的同事曾经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后说，问题出在饲料。由于当时这位专家正在别处旅游，不方便采访也不方便回邮件，而河南省濮阳市恰好是中国生产三聚氰胺的最大产地，也是世界生产三聚氰胺的第三大产地。从另一位专家那里，也得到了关于饲料添加三聚氰胺的可能，但并不确定。所以，18日在开完食品安全的会议之后，19日，我赶赴濮阳。

去濮阳调查三聚氰胺，是在我出发前就定下来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具体到饲料。在到濮阳采访之前，我对这个城市所知甚少，在我的脑海中，它更可能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城市。由于毒奶粉事件的影响，当地一些化工业人士很可能并不愿意接受采访，所以，最有效的采访是暗访+采访最直接、最想倾诉的受害者。

这是我第一次做暗访，编辑并没有教我怎样暗访，只是说“再次强调，注意安全，尤其在外地”。《财经》的风格大概一向如此，编辑都是老记者，很多都经过国外专业媒体的训练，他们希望让年轻的记者自己去经历：正确或者挫折，但他们自己去感受来提高。我的编辑如此，其他人的编辑也如此。

还好，我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学到如何暗访，例如《越狱》。暗访与越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以《越狱》第三季的第4集为例，Scofield要假扮警察接近芯片，我要扮演另一种职业接近采访人；Scofield们要迅速熟悉陌生的地方以便能在必要的时间迅速逃跑，我也是。幸运的是，后面这一点，我还没有机会尝试。

接触1号采访人之后，和他聊了很多很多，最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亮明了身份，对方很坦诚地和我说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事实但却和我们原先预想的有很大区别。

然后开始暗访2号采访人，在暗访过程中被对方识破，不得不拿出记者证护身。对方知道后倒愿意说一些事情。

那天是9月20日，我走进一个养了30头牛的牛圈中，出来之后，鞋和衣服上满是牛粪味。

1号采访人和2号采访人为我的这篇稿子提供了很多有效信息，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篇稿子，没有他们，很多媒体和老百姓就还会觉得向奶中加入三聚氰胺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尽管事实却非如此。

在毒奶粉事件之后，我们听到的官方说法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三鹿集团品牌管理部部长苏长生对《财经》记者说，三鹿奶粉中存在三聚氰胺，是由于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了三聚氰胺。集团否认添加三聚氰胺是在生产环节发生。 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显然过于草率而存在很多疑点。

除了两位采访人之外，还和奶农、饲料门市店的人、化工原料门市店的人、卖食品添加剂的人都聊了一些。

总体来说，这篇报道还有一些漏洞和环节没有解开，但是我们只有一周的采访时间，我们的权利有限。

通过这次去濮阳采访，我对河南的印象要好很多，回来之后，我甚至对朋友说，河南农村人的素质不在北京白领之下。两位采访人、出租车司机刘姐，这些人都很好，在我离开河南的时候，一位采访人送了一大箱子红枣给我（当地特产）、另一位则要为我饯行（因为另一个调查取消了）。

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同事李虎军和孙昊牧，以及我的老师、编辑王以超，王一直在后方指导我的采访并对初稿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除了在濮阳采访三聚氰胺的事情外，我还在濮阳做了另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将会在下期《财经》杂志中刊出，在濮阳采访手记（下）中将向您讲述我的调查经历。

决定人类寿命的，不仅是单个基因，更是人类的进化之途以及对于衰老本质的更进一步了解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徐超】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期盼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那时，古人就通过祭祀神灵来祈求生命的永恒。

而现在，科学家则通过分析基因和蛋白，进而在线虫这样的模式生物上试验，从而希望寻找出那条通往“长生不老”的“通天之梯”。

从线虫到人类
实际上，确切地说，人类真正从科学角度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或许也只有短短20年的历史。

1988年，佛里德曼和约翰逊（Friedman,D. B.&Johnson, T.E.）在《遗传学》杂志发表文章称，通过改变单个基因可以延长秀丽隐杆线虫（aenorhabditis elegans）的寿命。从那时起，寿命才开始被认为是可以改变和操纵的。

自此之后，科学家一边寻找可能改变寿命的基因，一边在实验室中观察那些基因被改造的模式生物，以验证哪些基因能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

所谓模式生物，是一类生命体的总称，常见的模式生物包括酵母、线虫、果蝇、小鼠，这些生物都是位于生物复杂性阶梯较低级位置上的物种。

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不同物种之间，基础生物学是相似的，它可以跨越从酵母到人类的鸿沟。通过研究低级物种，科学家就可以推演相关试验在较高级物种的结果。鉴于模式生物的细胞数量较少、繁殖迅速、容易研究且不会因为试验产生道德问题，所以，模式生物自然成为生物学家研究寿命和衰老课题的理想实验对象。

但是，当生物体的复杂性逐渐增加，在模式生物上能延长寿命的方法未必会对人类产生同样的结果。今年8月28日，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维吉（Jan Vijg）博士和巴克衰老研究所的凯皮西（Judith Campisi）博士在《自然》杂志上质疑说，在模式生物上得到验证的基因，未必能够在更为复杂的人类身上得到相同的效用。

这一点在IIS通路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IIS通路是一个与衰老有关的信号通路，它的全称是Insulin/IGF-I signaling pathway。IIS通路可以被insulin（胰岛素）或者IGF-I（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激活，最后再作用于位于下游的基因或蛋白。换句话说，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就像IIS通路的两把钥匙，其中一把——胰岛素——负责调节机体的新陈代谢，另一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则参与生命体的生长。

在两把钥匙的作用下，IIS通路除了调控营养物质代谢和贮存，还调控胚胎组织的生长、发育及出生后组织细胞的增殖和凋亡。IIS通路在进化史上并没有多少改变，其重要组成部分既存在于酵母这样的低等生物，也存在于人类等高等生物。

因此，在通过改变IIS通路来延长线虫寿命的实验成功后，人们开始在果蝇和小鼠身上重复同样的实验。但截止目前，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延长比线虫更复杂的生命体寿命的方法，特别是人类。

鉴于目前的实验结果并不能被确认，人类和模式生物是否使用相同的改变寿命的通路，或许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找出对策。其次，即使这些改变寿命的通路在人类身上得到验证，也很难预测说其效果就和实验中的模式生物，尤其是线虫一样。

在维吉博士和凯皮西博士看来，某种程度而言，科学家们在模式生物上所找到的延长寿命的方法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他们认为，实验室中的模式生物并不具有原生型生物的遗传多样性。而且，实验室环境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生存环境。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遗传专业博士后徐海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小鼠为例，为了获得稳定一致的遗传背景，现在实验室常用的小鼠（小鼠近交系），都是超过20代近亲交配繁殖的产物，其血缘关系类似或接近同卵双生的血缘关系，基因组相似性则超过99.99%。

因为实验室中的生物并不具有原生型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所以，在模式生物上得到的实验结果，并不一定能在实验室以外的生物上得到相同的结果。

举例来说，一个世纪前，科学家就发现饮食控制能够增加小鼠的寿命。而且，饮食控制在很多其他物种上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包括酵母、线虫、蜘蛛和狗。但在对野生老鼠的实验中，饮食控制并没有能够延长其寿命。

物竞天择之道
除了改变相应的基因，还有一种方法或许可以延长寿命，那就是减缓衰老。

人体的衰老机制是怎样运作的？根据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杜布赞斯基的观点——衰老的原因并非年老时精力的减少，而是因为自然选择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早期的生存和生殖中。因为地球早期的生存环境并不像现在这样安逸，外在的危险、食物短缺等因素造就了高死亡率，最终结果是很少有生物能活到老年。这样的自然环境让“活到老”的可能性变得较低。

于是，在自然选择的影响下，那些具有发育早、生育早遗传基因的生命体能够生存下去，而具有这些遗传基因的生命体寿命往往较短。另一方面，某些自然环境并没有很大的危险性，食物也较为充足，在这种自然选择的影响下，那些具有发育晚、生育晚遗传基因的生命体生存下来，而具有这些遗传基因的生命体的寿命往往较长。

自此，寿命的长短在两种类别中徘徊，一种是“修身养性”的长寿模式，另一种则是“早结婚早生子”的短命模式。寿命的长短则最终造成了生命体之间的不同。这点可以从线虫（几周的寿命）和哺乳动物（几年的寿命）身上得到印证，或者仅仅从老鼠和人类上也可以得到印证。

为什么寿命的不同会造成不同的生物体呢？这些差异是通过摒弃促进衰老的通路产生的，还是产生新的促进长寿的通路而产生的？果真如此，那么人和老鼠的通路就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相似。

在《自然》杂志的这篇文章中，维吉和凯皮西博士认为，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在进化的过程中，生命体的很多基因发生了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寿命的延长，而付出的代价是生殖的减少和适应环境能力的降低。如果这种假设成立，意味着目前这种以某一个基因为目标来改变寿命的方法是错误的。

尽管科学家们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应该在进化的背景下来理解衰老。但关于衰老的机制和老年疾病，我们却所知甚少。即便对于线虫和苍蝇这些生命体，我们对那些决定其寿命的基因了解很多，却对这些生命体如何死亡一无所知。

一个结果是，我们不能很好的定义其他物种的衰老显型，却能很好的定义其基因显型。

举例来说，在人、小鼠、果蝇和线虫这四类物种中，衰老在它们之间的显型既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又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举例来说，大脑中的类淀粉斑和血管中的硬化斑可以作为人类衰老的标志，但是在老鼠身上却看不到。同时，即便有一些共有的显型，也可能源自不同的原因。例如，对于人类来说，骨质疏松是造成驼背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小鼠身上，造成驼背的原因则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就是，衰老的显型——从头发变灰白到癌症的易发，在人类和老鼠身上也不一样。

在老鼠和人类身上，与衰老有关的显型中最为明显的是癌症，而在线虫和苍蝇身上则不是。这是因为后两者为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缺乏可更新的体细胞，而这正是癌症的来源所在。而对于哺乳动物来说，是靠细胞凋亡衰老来抵抗癌症的。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杭海英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在每个生命体中，每时每刻、每个细胞内，都有很多DNA被损伤。DNA损伤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新陈代谢，也有外部原因——环境污染和有害物质的侵入等。另外，细胞自身的活动也会产生一些错误，并因此造成DNA的损伤。

从细菌到酵母再到人，在DNA损伤之后，都有各自修复细胞的方式。细胞有三种方式处理有DNA损伤的细胞——自我修复、细胞凋亡和细胞衰老。如果这三种方式都不能起作用，同时机体内部的某些机制又失去控制，正常细胞则会转变成癌细胞。可以说，哺乳动物是靠细胞凋亡、衰老来抵抗癌症的。

长寿的未来
实际上，如果追溯历史，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被延长了很多。即使不与中世纪相比，仅仅与工业革命之前相比，也是如此。

主流的看法是：1970年前，人类寿命的延长反映了食品供应和卫生设施的改善，以及医学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疫苗和抗生素的普及。

而在1970年后，寿命的延长可能反映了预防医学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抗高血压药物和其他药物的普遍使用等。但在延长寿命这条道路上，人类到底能走多远？

维吉和凯皮西博士在其论文中，曾经得出三点结论：

首先，以模式生物为基础而应用的药理学干预，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对于生物体来说，其在长寿方面的收益是随着机体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减少的。

其次，对于某些物种来说，其寿命的可塑性可能低于其他物种。

第三，我们现在对新陈代谢通路的运转和相互影响依然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一些严重的副作用可能会抑制药理学干预的结果。

这也就是说，以目前的视野来看，人类不可能在抗衰老研究上很快取得“通行证”。更确切地说，科学家需要把研究的动力放在对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解答上，这些问题包括对衰老机制的理解以及衰老机制与疾病的关系。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有能力通过精确而经得住考验的技术来增长人类的健康和寿命。

的确，相比寻找肺结核和流感等疾病的疗法来说，人类寻找某种对抗衰老的疗法始终就像隔了一层纱。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反馈信号告诉研究人员，生命是否被此种方法延长。

不过，并非所有科学家都这么悲观。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杭海英就对《财经》记者表示，任何一个研究都是以过去的研究为基础。尽管不同进化等级的生命体会存在差别，但一些基本的生物原理是贯通的。人类对癌症研究的重要突破就是在酵母的生长和分裂调控实验中实现的。

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中，全世界科学家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项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也是显著的。目前，公认的观点是，尽管人类不能像科幻电影中所杜撰的那样，随意更换单个“零件”，但现有的肌体和代谢水平如果能够有效修补“缺陷”，从而延缓衰老过程的话，延长到400岁到500岁应该并非天方夜谭。

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和康熙、拿破仑以及华盛顿生活在同样一个时代，即使距离永生仍然遥远，但或许也已经足以颠覆我们的世界观了。

      【《财经》杂志】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东侧，有一栋面积达5500平方米的红色大楼，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即坐落其中。从7月27日起，在北京奥运村正式启用后的29天内，这个中心将24小时不间断地承担4500例的兴奋剂检测工作。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吴侔天在工作间隙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战临近，中心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做着准备。
　　这将是奥运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检测，它比四年前雅典奥运会的工作量增加了四分之一，比八年前的悉尼奥运会提高了九成。为应对这一挑战，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原来的60人临时扩充到140多人；此外，还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医学部招募了大约100名志愿者。
　　国际奥委会（IOC）、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和北京奥组委联合组建的一个20余人的兴奋剂检测小组，也将在8月5日驰援北京。其中十人为北京奥组委从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专门聘请的检测专家，另外十人为海外专业志愿者。
　　这一切，能否确保北京成功举办一届“干净的奥运会”？该小组成员之一——意大利罗马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世界反兴奋剂科学家协会前主席弗兰西斯科·伯特的回答是：“事后才能知道答案。”

危险赌注
　　所谓兴奋剂，是国际体育组织规定的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的统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每年都会公布一份禁用清单，从今年1月1日执行的清单，是去年9月正式制定的。
　　目前，国际上把兴奋剂统称为“doping”。这个单词源于荷兰语“dop”，最初指南非祖鲁人利用葡萄皮制作的一种酒精饮料，据说饮用之后可以增强战斗力。
　　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选手就通过特别的饮食或者服用一些药物，在比赛中最大限度地提升体能。到了19世纪，在自行车以及其他耐力运动中，士的宁（strychnine）、咖啡因、可卡因以及酒精等都被广泛地应用。
　　随着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兴奋剂很快成为与之共生的“肿瘤”。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上，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Tomas Hicks)被发现因为服用含有士的宁的生鸡蛋，才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限制在体育运动中使用此类物质。1928年，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IAAF）率先宣布禁用兴奋剂；此后，很多运动组织先后颁布了禁令。
　　然而，当时人们缺乏有效的手段检测运动员是否服用了兴奋剂。20世纪30年代，人工合成激素问世后，兴奋剂滥用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1960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选手詹森因服用苯丙胺猝死；1967年，英国自行车手汤姆·辛普森在环法自行车赛上因服用兴奋剂而死亡。此后，国际奥委会终于决定把兴奋剂检测正式引进次年（1968年）举行的第十九届奥运会。
在1998年的环法大赛中，法国警方对多支车队进行突袭，仅在荷兰TVM车队驻地就查出104瓶禁药。事后，包括一些车队理疗师在内的多人被送上法庭。
　　这一丑闻极大地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1999年2月，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反兴奋剂世界大会，并发表了《洛桑反兴奋剂宣言》；同年11月，独立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洛桑正式成立。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不同兴奋剂的作用原理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以属于肽类激素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为例，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张长久告诉《财经》记者，当EPO被输入血液之后，会与骨髓中的受体结合，产生更多的红血细胞。血液中的红细胞越多，意味着输送给肌肉的氧气就越多，运动员的耐力也就越好。
　　另一种常见兴奋剂——丙酸睾酮，作为合成类固醇类（蛋白同化制剂）兴奋剂的一种，则具有增强肌肉和骨骼的作用；在主动或被动减体重时，它能帮助运动员保持肌肉体积。
　　然而，这些赌注的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EPO会让使用者的血液变得粘稠，过量使用会导致脑血栓甚至死亡；使用合成类固醇，则会干扰运动员体内自然激素的平衡，产生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比如男性往往表现为性格改变、肾功能异常、乳房增大及早秃；女性则表现为肌肉增生、月经失调、体毛过度生长。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往往把体育竞技视为和平时期展现本民族自豪感以及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手段。此外，金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商业利益，也往往压倒了对长期健康的忧虑，成为运动员铤而走险的最主要动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旦兴奋剂开始使用，更多的人将身陷其中。
　　要彻底遏制兴奋剂在奥运会乃至整个体育界的泛滥势头，是一个长期的使命。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检测出26例兴奋剂阳性（包含逃避兴奋剂检查在内）。这也是自奥运会引进兴奋剂检测以来的单届最高记录。

猫鼠游戏
　　不少运动员对使用兴奋剂抱有侥幸心理，一个因素是兴奋剂使用和检测之间的时间差。
　　吴侔天对《财经》记者表示，很多兴奋剂在被运动员使用之前是用来治疗疾病的物质。因此，检测人员很难甚至说不可能完全预知，哪种物质会被选择成为兴奋剂。与兴奋剂使用相比，兴奋剂检测往往表现出时间上的滞后性。只有当某种兴奋剂出现之后，检测技术才能相应而生。
　　“猫一定是在老鼠后面跑的，不可能猫跑在老鼠的前面，老鼠追猫。”他承认。
　　比如违规输血，即把血液、红血球以及相关制品通过静脉注射输入运动员体内，可以增加人体血液中携带氧气的血红素的含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耐力项目成绩。这项技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实用化，但直到1986年才被列为禁用方法。
　　与此类似的是EPO的使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EPO就被国际奥委会列入禁用清单，但一直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人们才通过结合血检和尿检，找到了一种可以大面积推广的、可靠的检测技术。
　　美国女飞人马里恩·琼斯的故事是另一个佐证。2000年在悉尼获得五块奖牌（三金两铜）后，她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取得五块奖牌的女运动员。直到2003年，她被举报使用了一种当时尚无法检测出来的合成类固醇THG。去年10月5日，在提供兴奋剂的实验室两位负责人供认之后，琼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才含泪承认并道歉。
　　在兴奋剂检测技术的滞后性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加大对使用兴奋剂运动员的处罚和教育力度，成了有效制止这种行为蔓延的关键。
　　1999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这一独立机构以“Play true”（玩真的）作为口号，主要任务是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审定和调整违禁药物名单，对各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认证等。
　　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3届会议上，以122票通过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简称“反兴奋剂国际公约”），这是全球第一个旨在反对兴奋剂的有普遍国际约束力的法律文书。
2007年11月17日，在西班牙举行的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修订后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获得通过，将于2009年1月正式生效。
　　新《条例》最显著的改变之一，就是对初犯的惩罚由原来的禁赛两年提高到四年。这意味着，在本届被查出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将不能参加下届奥运会。

中国身影
　　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中国惟一被检测出兴奋剂呈阳性的案例，是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当时的女排主力接应二传巫丹，在尿检中被确认服用了含士的宁的物质。虽然后来被证明是误服含有违禁成分的止咳药所致，但兴奋剂对于中国体育界的冲击，早已是众所周知。
　　中国兴奋剂问题最早被人们所熟悉，是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11名游泳队员在事后的药检中呈阳性。1994年的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又有11名运动员被检查出涉嫌服用兴奋剂。
　　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兴奋剂滥用带来的挑战。1987年7月14日，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正式成立；两年之后，该中心正式通过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考试，获准从事相应的检测工作。
　　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仍然给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吴侔天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兴奋剂检测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奥运主办方的重要依据。在2001年北京“申奥”时，他曾作为兴奋剂检测方面的专家回答国际奥委会的提问。
　　本届奥运会，EPO检测技术与八年前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只需尿检就可以获得可靠的结果。他解释说，相对血检而言，尿样的采集显然更为方便，对于运动员本身的影响也更小一些。
　　当然，要真正遏止兴奋剂对体育运动的侵蚀，除了技术，更重要的还是制度。
　　2004年，中国政府为了表明反兴奋剂的坚定立场，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颁布了《反兴奋剂条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出台了类似的法规和条例。
　　随着北京奥运会日渐临近，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立法和督查市场的形式，从生产源头和流通渠道铲除兴奋剂；另一方面，对运动员的检查和违反规定使用兴奋剂的处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

      根据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药监局）统计，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6月18日，已经有23家违法生产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因的化工类企业，被责令停止生产和经营。另有125家违规生产和经营的药品企业受到处罚，321家违法发布销售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信息的网站被处理。
　　同时，中国对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也逐年增多。2007年，兴奋剂检测中心全年共执行兴奋剂检查10238例，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0年，这个数字不足200例。
　　2008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国家队运动员兴奋剂违规处罚办法》，规定运动员发生药检阳性或其他严重兴奋剂违规行为，给予该运动员终身禁赛的处罚；并解除该运动员劳动合同，不得以任何理由留用；对运动员主管教练员，给予解除教练员聘任合同，取消其终身教练员资格、终身不得从事与运动训练和运动队管理有关工作的处罚；并根据情节和责任按照《反兴奋剂条例》等规定，建议或责成主管部门按照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

考验在前
　　中国药监局制定的《2008年兴奋剂目录》，包含了216种兴奋剂。其中，蛋白同化制剂有74种，刺激剂（含精神药品）有59种，此外还包含7种肽类激素、11种麻醉药品以及其他品种。
　　兴奋剂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门类，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吴侔天告诉《财经》记者，是因为不同的运动项目需要达到的效果不同。如有的项目需要稳定，有的项目则需要耐力或者爆发力等。
　　国际奥委会联络协调员桑德里·唐格对《财经》记者表示，从7月27日奥运村开村到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所有奥林匹克中心（包括奥运场馆和奥运村）内的兴奋剂检查检测工作，都将在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指挥监督下进行；具体检查工作由取得国际奥委会认可的检查人员完成，检测工作则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完成。
　　另外，类似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6年都灵冬奥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将派出一个独立观察小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监督兴奋剂检测工作和检测结果的执行情况，并以报告的形式公之于众。
　　据《财经》记者了解，该小组共有12名成员，分别来自十个国家。小组负责人是国际滑雪联合会秘书长萨拉·刘易斯。
　　为了对各国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队医进行直接的反兴奋剂教育，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推出运动员拓展项目。这被认为是迄今教育运动员远离兴奋剂的最好方法。

      该项目组成员之一、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反兴奋剂办公室副主任王新宅告诉《财经》记者，该项目的工作地点选在奥运村，每天项目组成员都会在工作点为运动员提供反兴奋剂的教育。具体形式是让运动员玩游戏，这款游戏现在可以从国际奥委会的网站上下载。
　　除了传统的挑战，北京奥运会注定要面临很多新兴的考验，比如基因兴奋剂（gene doping）。
　　7月21日，德国电视一台在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指责中国有医院提供基因兴奋剂业务。虽然中国卫生部否认了这一指责，但无疑，基因兴奋剂仍将构成一个长期挑战。
　　要解释基因兴奋剂，先要从基因治疗说起。基因治疗是指将人的正常基因或者有治疗作用的基因，导入人体靶细胞以纠正基因的缺陷，杀灭病变细胞或抑制外源性病原体遗传物质的复制。作为基因疗法的“副产物”，基因兴奋剂服务的对象，已经由患者转为健康的运动员；目的也从单纯的治疗，转变为通过使用相应的细胞、基因或基因表达构件来提高运动成绩。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基因兴奋剂研究小组负责人西奥多弗里德曼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理论上来说，通过引用新的基因或者改变原有内在基因的表述方式，就可以从改变肌肉的强度、体能和输氧能力方面增强人的运动潜能。
　　不过，他也强调，基因疗法对医学技术的要求非常高，目前基因疗法充满风险，结果并不能达到完全可控。“现在应该通过法律，全面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吴侔天对《财经》记者承认，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套被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检测方法，如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真的出现使用基因兴奋剂的运动员，以目前的检测技术很难检测出来。
　　但是，他补充说，如果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要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将保存本届奥运会的所有检测样品，保存时间是八年。“若干年后，可以依据新的检测技术对检测样本做出新的检测。如果发现运动员使用基因兴奋剂而获得奖牌，同样可以依据检测结果对其进行处罚。”■【8月5日刊封面报道组稿之一】

本刊记者李虎军对此文亦有贡献

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海城地震预报过程由于刻意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

与其说其成功在临震预报上，倒不如说其成功在良好的防震知识普及以及合理的传统建筑结构，或许再加上少数人的勇敢上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徐超】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除了唐山，还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反复被媒体和公众提起，那就是海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海城县（当时是鞍山市下面的一个县，现为县级市）发生7.3级地震。按照地震后到当地进行考察的时任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预测部门负责人巴里·瑞利(Barry Raleigh)估计，这样一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一般来说应超过10万”。而实际上，在海城地震中，直接和间接死于此次地震的总人数只有2041人。
　　正是由于此次防震减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海城经验”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衡量标尺。
　　然而，“海城经验”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重现历史
　　衡量一次地震预报是否成功的标准，对政府官员和地震预报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区别。
　　在地震预报工作者看来，要验证地震前做出的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下称四阶段预报）是否与地震时间、震中和震级相符。同时，地震前和地震后都要验证为四阶段预报提供参考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只有这些都符合或者说基本符合了，才能算成功。
　　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说，死亡数字的多少，往往是衡量地震是否预报成功的关键因素，甚至说决定性因素。
　　若以后一个标准为依据的话，海城地震无疑是世界上至今惟一一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当时，新华社的诸多报道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宣传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到底海城地震的预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于这个问题，由于保密原因造成当时诸多档案和文件都被尘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一直没有答案。
　　2004年，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院王克林、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陈棋福、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和辽宁省地震局王安东开始收集资料、走访各方当事人，希望从学术角度来重现这段历史。
　　这一研究成果，最终以英文论文《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形式，发表在2006年6月份出版的《美国地震学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
　　该论文作者之一、孙士鋐研究员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自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他一直搜集关于海城地震预报方面的资料。到了2004年，根据中国的保密法，许多当时的关键资料都已解密。
　　这些资料，大体被分为七类：1、国家或多省会议的总结材料和授权转发这些材料的政府文件；2、地震工作者给辽宁省政府的各类报告；3、省政府的通告；4、地方政府的文件；5、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议讲话或口头指示；6、地震办公室或地震观测台站的值班记录或记事本；7、其他文件。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1966年至1969年，华北地区发生的三次6级以上地震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1970年，全国首次地震预报工作会议召开。
　　此后，1971年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72年冬，全国第一次地震形势会商会在山西临汾召开。全国地震形势会商会由国家地震局组织，一般每年组织一到两次，对全国或某些地区未来一两年的地震作出预报。当然，在特殊时期，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5月12日到6月11日），则提高到每天两次。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地震形势会商会，地震预报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在这次会议上，定出了华北、东北范围内有六个区域，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较大地震的危险，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预报”的“渤海北部”。而实际上，也只有这一地区发生了破坏性地震，其余五个区域均没有地震发生，预报成功概率是16.7%。
　　不过，资料显示，即使这个1/6的中期预报成功率，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据《财经》了解，在原总结材料中，这一渤海北部区域指的是指金县-大连地区，距离海城震中实际上还有200公里的距离。

错进错出
　　在这次地震形势会商会结束后，当时作为国家地震局主管单位的中国科学院认为情况严重，于是把会议总结修改为报告，并上报到国务院。
　　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那时人们的最高信条就是“要听毛主席和党的话”，而国务院则被老百姓视为“毛主席和党的代表”。“既然国务院把这当回事，那一定是件大事”，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文件本身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独特的方式，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地震警觉性。
　　据悉，国务院在收到中科院报告14天后，就于6月29日以第69号文件的形式，向有关省份下发了这一内容。其中，就包括海城县所属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被视为海城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做出的（按重要性由强到弱排列）：1、小震活动频繁；2、海平面数据；3、地磁异常；4、水准变化异常。
　　但从事后的调查来看，小震活动频繁区域是指辽西傲汉旗的一个震群，现已归属内蒙古自治区，距离海城震中十分遥远。潮汐台记录的海平面明显变化的数据则被证明有误，在会商会结束后就很少再提到。地磁异常，在1974年6月便停止，与海城地震亦关系不大；至于水准变化异常，则明显没有考虑到附近纺织厂抽取地下水带来的误差。
　　不过，在会商会结束半年后，1974年12月，辽宁本溪发生了5.2级地震。作为69号文件发出后第一个较大地震，这次地震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辽宁省革委会于是要求省地震办每天汇报震情，并布置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不过，根据1975年1月份国家地震局的考察结论来看，这次地震是由水库引起的，属于人为地震/工程地震，与后来的海城地震实际上关系不大。
　　就在辽宁本溪地震次日，辽宁省革委会发布了由地震办起草的一个通报。这个通报根据辽宁本溪地震，提出了三个短期预报，但随后证实这三次预报都是误报。其中的第三个短期预报称，辽宁本溪地区将再次发生5级左右地震，时间是1975年1月5日前。
　　由于预报的地震发生地是同一个，作为当时辽宁省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下令组织震前演习。尽管这次预报后来被证实为误报，但演习和其他应急措施，客观上对一个多月之后的海城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5年1月13日，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在北京召开，顾浩鼎代表国家地震局沈阳大队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被称为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报”。然而，全国会商会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一预报，大会结论把顾浩鼎的“半年甚至一两个月内，会有6级地震”的估计，改为“一年内会有5至6级地震”。
　　根据中国的定义，这已经属于中期预报了。而在全国会商会结束后，辽宁省地震办则完全接受全国会商会的结论，没有坚持顾浩鼎的短期预报。

“以革命之名”
　　直到2月3日傍晚，营口-海城一带小震活动骤然增多，才引起了辽宁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至2月4日晨8时，当地已先后监测到200多次地震；其中最大的，是4日晨7时50分发生的4.7级地震。
　　而在另一个记录海城7.3地震前的地震表格中，《财经》记者注意到，自2月3日18时38分到2月4日17时39分，共发生地震33次；其中2级到2.9级地震9次，3级到3.9级地震8次，4级到4.9级地震2次。
　　辽宁省地震办主任朱凤鸣在2月4日零时30分向省政府提交的《地震情报》第14期中，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这些被宣布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
　　这份临震报告被称交给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华文要比朱鸣凤紧张得多，他立即要求后者“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县市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而实际上，据说在朱凤鸣那里，预计较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一两个星期之内，而非“马上”。
　　但就是华文的行政决定，阴差阳错地实现了海城地震的省级预报。
　　当天11时，作为辽宁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李伯秋将军，向下辖市、县发表了四点指示：把地震范围划清楚，包括确定震中多大；在地震中心划个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要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高压线等要加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而实际上，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频繁地震，一些山墙和烟囱已经倒塌。所以，一些公社和个人在没有收到上级要求的时候，已经自行疏散了。
　　造成海城地震伤亡人员较少的原因，据《财经》了解，除了政府官员行为构成的临震预报之外，或许还和另外两个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首先，位于营口县附近石硼峪地震台，在海城地震前几年内，曾制作、散发十多万份地震知识宣传资料，并播放了一百多场地震教育电影和幻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众对于地震知识的启蒙。
　　其次，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值傍晚，再加上辽宁南部当时遍布木结构房屋，这些也都极大地降低地震造成的伤亡。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即使在没有组织疏散的地区，实际上死亡人数也很少。
　　在《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结尾有一段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核实了美国代表团1976年访华时得知的海城地震大事记，但仍然有着重大差异。
　　第一，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理想的“长、中、短、临”四阶段预报模式，特别是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官方并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第二，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实。例如，说省政府于1975年2月4日“得到该日将于海城附近发生强震的预报”与实情不符。第三，公布和告诉国际上的预报过程由于可以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第四，对国际上和公众做的报道，夸大了业余微观异常监测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或许，它更有价值的遗产恰恰在于，如何通过良好的抗震防灾教育以及合理的建筑，来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对临震预报的单一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