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拉尔夫•斯坦曼去世了，他的死讯让2011年诺贝尔奖显得有点尴尬。斯坦曼去世后3天，那个委员会的人决定给他颁发一个诺贝尔奖，却打不通那个本该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的电话。后来那帮人给他写了封信，他的一个女儿，也许是那个在好莱坞工作的Alexis,看到了那封信，女儿通知了斯坦曼所在的洛克菲勒大学，人们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斯坦曼去世的消息令人觉得很意外，去世前,他总是精力充沛，直到4年前仍然保持“不休双休日，只在周五晚上提前下班算作休息”，不过，那枚授予他的诺贝尔奖章却一点都不让人意外。随着树状细胞这几年在免疫学中的表现，它在世界上最难的两种疫苗——艾滋病疫苗和癌症疫苗相关研究中的潜力已经显现。这几年，斯坦曼拿过业内的一系列大奖，包括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拿诺贝尔奖只是个时间问题。

去世的前几天，斯坦曼还跟女儿开玩笑： “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我不得不坚持挺下来。因为他们不把奖授予逝世者。我要为此挺住”。最终，他没有挺住。不过，最终，诺奖委员会决定，因为委员会在评奖当时并没有接到斯坦曼去世的消息，并非“故意为之”，所以，授予斯坦曼的奖项成立。

免疫，“现成的”还是“定制的”？

1943年生于加拿大一个开服装店的犹太人家庭，那不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家庭,反倒有点像书香门第,斯坦曼父亲的服装店就起了个很文艺腔的名字：“莫扎特”。上大学前，周末或放了暑假，斯坦曼就需要去“莫扎特”帮忙。

斯坦曼就读的是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在那所由一个苏格兰皮毛商人捐资建成的学校里，斯坦曼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科学，或者说，生物学。本科毕业后，他去了哈佛大学的医学院,——“既能获得良好的科学训练，又能有份不错的工作”。在那个年代，这该是个既理想主义又脚踏实地的选择。

1968年，在麻省总医院做实习医生的时，一篇关于免疫学的文章吸引了斯坦曼。文章的作者是诺贝尔奖得主、病毒与免疫学家博纳特（Macfarlane Burnet）。博纳特说，他对病毒已经不感兴趣，人类的免疫系统也许是个更值得探索的领域。上世纪60个年代，免疫学正在兴起，研究了大量病毒、细菌之后，人们提出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很明显，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斥着危险因素，各种微生物、寄生虫等致病原，我们为什么还能活下来？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自动识别是我与非我，抓出那些病毒、细菌，并进行防卫的？

博纳特认为：人类体内原本就存在的各种不同的跟外来微生物打架的淋巴细胞，当这些淋巴细胞中的某些种类，受到特定抗原入侵的刺激时，会针对抗原，特意进行克隆增殖而已。他说：这就是免疫。

博纳特说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克隆选择学说”至今是免疫学的基石之一，不过，他的这一套有一个缺陷——根据这套学说，免疫系统发挥功能是按照早已有之的“现成”模板，而不是专为外来病原体专程“定制”一个。

这个理论尤其让当时在做医生的斯坦曼觉得很不安。作为一个医生，斯坦曼见过受病毒、细菌感染的病人，也见过很多因接种疫苗而不怕病菌的人。如果每个人身上有“现成”的对抗所有病原的免疫细胞，那为什么还需要疫苗？顺便说一句，年代表看来，应该就是哈佛读书期间，斯坦曼曾认识了担任医院社工的Claudia，并跟她结婚，后来的研究过程中，Claudia替斯坦曼收集过很多病例。不过，20多年前，Claudia换了个职业，从医院社工换到了房地产业，对那个行业，斯坦曼的意见是：“那是真正的社会工作”。

1970年，斯坦曼来到洛克菲勒大学攻读博士后，希望弄清一直困扰着自己的这个难题。在洛克菲勒大学，斯坦曼的导师柯恩主要研究的是巨噬细胞，那种细胞能把侵入人体的细菌、 病毒一口吞掉。不过，斯坦曼慢慢地发现，这些巨噬细胞只是干活的家伙，如果要找下命令的家伙，他得走得更远。

抛下巨噬细胞，斯坦曼开始做实验。他发现，提纯过的巨噬细胞并不会自动攻击外来的病原体，而改用从小鼠肝脾中提取的混合物跟病原体一接触，免疫反应就发生了。他把发生反应的混合物放到了电子显微镜底下，就看见了巨噬细胞旁边发亮的枝杈。他很镇定地进行了下一步工作：“把那些东西跟巨噬细胞分开。”

跟导师一起，斯坦曼确定了那是一种全新的细胞，给那东西起了个名字“树状细胞”，两人还为此发表了论文。

6年与20年

不过，斯坦曼的论文很快就引起了争议。反对者质疑说，那个什么“树状细胞”只是一种新的白细胞，或者，那本来就是实验过程中带进去的。

已经毕业的斯坦曼开始带着学生干活，找证据，反击。

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学会了提纯树状细胞，尽管，“那就是一苦力活儿，得到的细胞还很少”。

随后，他实验室的一个实验员则发现，这些提纯出来的树状细胞，能让小鼠消灭外来病原的免疫反应增强100倍以上。这个结果令实验员“吓了一跳”，不过，斯坦曼仍然处变不惊，很镇定地把小鼠身上的实验，在人类细胞上又做了一遍，还好，结果不变。树状细胞简直像指挥官一样，到哪儿都能引发对外来微生物的强烈免疫反应。

不过，即使此时，树状细胞的存在仍然不那么容易被学术界接受。斯坦曼的大弟子说，“那种细胞太难提取，一般科学家都不愿费那个麻烦提取它，重复不了实验，他们就不肯接受这个结论”。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树状细胞的存在才慢慢被免疫学界接受。到了1990年，人们发现树状细胞可以在骨髓造血祖母细胞和某种白细胞的混合物中生长，这大大降低了树状细胞的获取难度，越来越多的免疫学科学家开始研究这种与当时的教科书冲突的细胞。它被写进了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作为克隆选择学说的一个补充。

在今天的教科书中，树状细胞，被描述为类似一种哨兵，“是最有效的呈递细胞，在大多数脊椎动物中，由它们来识别感染点和入侵的微生物”。

2007年，拿到拉斯克奖时，有同行评价说，斯坦曼用了6年发现树状细胞，但为了让人们接受这种细胞，他用了20年。

量身定制的癌症疫苗

20年走过之后，斯坦曼淡定地表示，过去那些质疑应该都是“正常的科学怀疑精神”。（下苦力提纯过树状细胞的大弟子在旁边握紧拳头，“靠，我打那帮人一顿，叫不叫正常的怀疑精神...”）他要致力于用树状细胞做些事情，以及继续思考：“最初的免疫反应究竟是如何开始的？”不过，看上去，至少对斯坦曼而言，前者的任务更紧迫。

4年前的视频中，他已经开始消瘦了，根据一些消息，应该就是在那一年，斯坦曼确诊患上了胰腺癌。07年拉斯克奖的颁奖视频中，斯坦曼兴致勃勃地提到癌症疫苗——既然我们认识了“哨兵”——树状细胞，如果教会这个哨兵去识别癌变的细胞，让它向免疫系统的指挥部报信，让免疫系统的大部队把癌变细胞当做外来病原体消灭掉，世界将多美好。 他说：“树状细胞有制作癌症疫苗的潜质，然而，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有耐心……”

目前，斯坦曼梦想中的癌症疫苗的一些想法已经得到了实现。不过，在有些病例中也有一些副作用，或是无效。这种疫苗不像那种可以批量生产的药物，它必须针对每个病人的癌细胞进行专门的量身定制。而且，这种药“在有些人身上有效，有些人身上无效”。

幸运的是，在一定意义上，树状细胞在斯坦曼身上的治疗是成功的。手术后，斯坦曼一直在用自己设计的免疫疗法维持生命，一直撑到了诺奖颁奖前。而根据一些数据，患有胰腺癌的患者术后的平均生存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年。（感谢赵大夫...）

9月30日,斯坦曼死于胰腺癌；三天后，他被宣布获得了诺贝尔奖；又过了3天，乔布斯去世，死于另一种罕见的胰腺癌，胰腺神经内分泌细胞瘤。

斯坦曼离世后，曾与他接触过的一位中国学者回忆道：斯坦曼教会了我3件事，对科学要足够挑剔；要学会抓住问题的关键；吸烟是可耻的。

不过，他的另一些学生念念不忘的则是，“斯坦曼可以前一分钟跟你谈新疫苗的一个学术问题，后一分钟建议你，去哪儿找临床试验的志愿者比较方便。”他不太赞成把临床方面的研究称作“应用他的理论”，他说，那些研究本身就会带给我们很多新东西。当几个学生因为一些观点吵成一团时，斯坦曼会把他们拉开：“去做个实验证明它”。

特殊时期的秘密任务

拉斯克奖获奖者视频访谈，屠呦呦正襟危坐，严肃宣布“我叫屠呦呦。”一句话说完，才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嘴角上翘，勉力笑了一下。也许，她还不习惯这个奖项给平静生活带来的变化。

颁发于诺贝尔奖之前，拉斯克奖以获奖者与诺贝尔奖得主的高重合率而闻名，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在中国，公众与科技界对诺奖的渴望是勿需掩饰的事实。顺理成章地，在今年诺奖颁布前那个热腾腾的9月，关于屠呦呦的报道，少不了这几句点评：“离诺奖最近的中国女人”，“值得获诺贝尔奖。”

9月25日，她家乡的一份报纸说：“区文保所致电本报，想以名人故居的形式保护好屠呦呦的故居……”

那座要求保护的居所位于宁波，1930年底，屠呦呦出生在那里。她是家里5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名字典出“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意为鹿鸣之声。名字是父亲起的，当时，并没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

家乡人在那份报纸的头版上回忆，读书时的屠呦呦“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时，她“成绩也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1951年，屠呦呦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读书。在那个年代，身为女孩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她说“很幸运”。

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55年里，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坐小楼。她最优秀的研究工作完成于1969年至1972年之间，正值“文革”时期。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不小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志在帮助北越政府“打击美帝”，方法是寻找有效的抗新药——在1960年代的东南亚战场上，疟原虫已经对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性。

从中草药中寻找抗疟成分并不是新鲜主意。1941年，来自上海的药理学家张昌绍就曾尝试利用中药常山治疗南部沿海地区流行的疟疾，1946年和1948年，他分别在《科学》和《自然》上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不幸的是，张昌绍于1967年自杀，而另一些原本致力于此的科学工作者正被关牛棚、靠边站。

最初的523任务中，有尝试中草药和针灸抗疟功效的研究小组，却没有中医科学院的参与。直到1969年，为了“加强中草药方面的研究力量”，中医科学院应召加入，屠呦呦也随之参与了项目。当时她38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在那个资深科学家大部分已被打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不起眼的菊科植物都不是最受关注的药物,直到有一天,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

青蒿、黄蒿、青蒿素

在各种传说中，这个场景往往被描述为：在某一天的凌晨或者深夜，阅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时，屠呦呦被灵感击中——那本古方上说：“青蒿一握 ，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然而，真实的实验却是繁复而冗杂的。

阅读过屠呦呦部分实验记录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认为，“她的实验设计还是非常严谨的。”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中，屠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那个特殊时期,不需要个人署名的论文,新的发现迅速变成了集体的财富。1972年3月8日，在南京一次会议上，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为题，屠呦呦汇报了自己在青蒿上的发现。很快，云南和山东等数个研究小组借鉴了她的方法，对青蒿进行研究。

自己的发现公布后不久，从黑色胶状的青蒿乙醚提取物中，屠的研究小组获得了他们起名为“青蒿素Ⅱ”的白色的针状结晶。这种结晶在临床前的动物毒性实验中表现出了对实验动物明显的心脏毒性。是否执行原方针，尽快拿到现场进行临床试用观察？屠呦呦和她的“单位”选择了富有当时特色的解决方式——先由3位科技人员进行“探路试服”，“由屠呦呦带头共3人，经领导审批，住进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

探路试服显示，青蒿素Ⅱ没有毒性，但后来在临床上的表现却不那么令人满意——“效果不好，又出现了较明显心脏毒副作用”，原计划的14个病人，只做了8例就中止了临床试验。最终，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主持的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

之后，1976年，上海有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也发现了青蒿素全新的抗疟机理：青蒿素中存在一种全新的结构过氧桥。后来，因青蒿素不溶于油和水，无法使用针剂，对已不能进食的重症疟疾患者，几乎束手无策。上海药物所合成了可以制成针剂的蒿甲醚，那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2001年，WHO将复方蒿甲醚等青蒿素类复方药物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1977年，为了赶在国外发表的前面，表明青蒿素为中国人发明，由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

2011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博客中发表了关于青蒿素发现的故事，藉此提示对中药应有的研究方式：了解中药更明确适应症、有更好疗效，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帮助。然而，之后拉斯克奖的颁布迅速把公众对青蒿素的讨论从传统中药引向了其他的方向。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锋

拉斯克奖引发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

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屠呦呦获奖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一次公开场合的发言中曾表示：“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但仅仅由于难以确定成果归宿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而饶毅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协作的优点和缺点”——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而青蒿素的经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

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只是含糊地说：北京中药所，1972年12月从北京地区青蒿植物中提取出青蒿结晶物，实验编号为“青蒿素II”，后改称青蒿素。当然,“青蒿素”的名称也是来自那次会议。

鲜为人知的是，青蒿素主要产自黄花蒿和大头黄花蒿，而在植物学界中，菊科很难分类，于是，“按中药用药习惯”，523计划的成果鉴定会上，“将中药青蒿原植物只保留黄花蒿一种，而其抗疟成分随传统中药定名为青蒿素”。

大协作的抗疟新药研发计划按照预定的轨道胜利谢幕。然而，很不幸，后来的一切并不像那份文件所希望的：“排名争议达成一致。”后来的几十年中，被认为不够“淡泊名利”的屠呦呦成了整个团队中让人头疼的因素，她个性中执拗的方面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中信的青蒿素项目经理刘天伟在博客中提到，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金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中学。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523项目中蒿甲醚的发明者李英确认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这笔钱因屠呦呦的反对，至今未落实是真的。但她提出的方案，我没有直接看到，而是间接听到的。”

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但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马上有人撰文批评她：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作用——这正是反对方的主要理由——他们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的研究组在523中的作用,夸大了自己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

饶毅在文章中曾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看过军事医学科学院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在拉斯克颁奖期间陪同过屠呦呦的苏新专也认为，屠呦呦是那场发现中的关键人物——“她是把青蒿带到了523任务中的那个人”。

9月24日晚，拉斯克奖颁奖会后，屠呦呦告诉来访的新华社记者：“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们中国科学家群体。”但却有业内人士私下指出,“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现在的致谢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

之后，《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李英表示，拉斯克奖评委会这次“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当时由全国 523 办公室领导的数十个课题组都划归屠呦呦领导了”。而苏新专则提到,从青蒿到抗疟良药，各种各样人的贡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应该是因为， “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这仅仅是一场美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中式集体主义的交锋吗？“文革”时期的科研工作方式就是只有集体没有个人，论文也几乎不标明个人作者。饶毅就曾指出：如果先发表乙醚提取的文章以后再共享，她的研究小组也应该会先发表钟裕容纯化获得青蒿素晶体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应该建立屠呦呦小组的发现优先权”，这样，争议会少一些。

那么，那个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认定的最初发现者，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与屠呦呦共事过四十多年的同事廖富民沉吟了一下，说：“她是个执着的人。”

5月的下午，我在上海一家必胜客见到林军，他用上海话跟店里服务员说：“帮忙找个地方，我们要谈不能被外人听到的事情。”“哦，秘密。”那姑娘吐了吐舌头,我们被带到一个落地窗旁的屋角。

这个50岁的男人是病人群体里的“骨干成员”，他组织过病人去北京“反映情况”，代表病人与卫生部的科学家进行过对话，还是论坛里那篇《不明病原体感染公约》的起草者之一……那份公约上说：“为推动寻找和查明‘不明疾病’病因取得实效，避免发生违法乱纪事件，拟对病患言行进行规范和约束，以确保寻找真相活动顺利进行，经广大病友充分讨论，决定制定本公约。具体内容如下：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攻击政府，合法自救；二、不将疾病政治化、宗教化，不得与国内外不法组织和个人建立任何联系……”

疾病

他们的症状与艾滋病相似，但HIV检测为阴性；他们只想把病治好，病毒已知或是未知，并不在意（王申）

阳光下，林军的脸色很寻常，并没有蜡黄得可怕，林说，在“那个病”之前，他脸色要好得多。

林军给我讲他的故事，用一种希区柯克式的顺序。

他是个普通的上海男人，在药厂从事保安工作，当过兵，跟母亲、老婆和女儿住在浦东的房子里。

2008年6月的一天，他忽然觉得自己的淋巴在肿大，接着是半夜盗汗，胸口乏闷，人也乏力、消瘦……8月，他开始到处寻医问药，有医生认为是淋巴结炎，也有医生认为仅仅是感冒，通常是给点环丙沙星就把他打发回家了。12月，林军去上海公共卫生中心艾滋科检查免疫系统，他向医生描述症状时，两个年轻人在旁边听着。出来后，两人告诉他：你这个症状跟我们一样，是阴性艾滋病。让林去网上的某个博客看看。

通过博客“寻找真相的人们”，林军加入了那个“真相群”。在那里，一群跟自己症状相似的人正在讨论这种“被隐瞒”的神秘传染病——网站罗列了超过18种的症状表现，很多在他的身上出现过。在那个网站上，这种神秘的疾病被表述为：“症状并非特异性，感染的人可能不会存在所说的全部症状，但症状均出现在高危（性行为）之后，逐个或同时出现，并持续反复发作。”

最初，林不信那些说法，他在群里说：“国家没必要刻意隐瞒一个传染病。”他劝大家，有什么病就去看什么病。然而，两三天内，群主跳出来说：“别信他的，他是疾控中心派来维稳的。”马上，他就被踢出群了。

林军认为，自己并没有高危性行为，跟那帮人和那种病没什么关系，然而，病症并没有就此好转。到了2009年7月，他的双手开始溃烂，左半边身体无法自由活动，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在一家中医院找了个床位住了进去，每天打吊瓶，躺了半个月，直到医生很无奈地跟他讲：你还是回去吧，实在是查不出来。想想也是，林军回家了。

他想起“真相群”里那种怪病，可他身上缺少关键的一环——高危性行为。

躺在家里的床上，他开始回忆，一直回忆到高中时候，可还是没有发现“高危”。某一天，忽然之间，他想起2008年5月28日的一件小事。

那是刚搬进新家不久，林军在沙发上看书。听到砰的一声，母亲打碎了餐桌桌面的玻璃，他赶快去收拾、包扎，右手中指指尖上被划了一道口子。那一刻，他想起了母亲反反复复的病情，还想起2007年9月20日，他母亲曾因胃溃疡输过血。

经过我的数次打断，还得时不时从牛皮纸袋里找病历看，林军终于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满头大汗。他耸耸肩，表示自己和母亲实在太无辜了，他说：已经跟疾控中心负责医疗事故的部门做了备案，如果真是因为输血感染了什么病，“我们要申诉的”。

隐喻

林军不是真名，但敢于跟媒体面对面对话，在类似病人里，并不多见。我问，这是不是与他并非因高危性行为而患病有关？他回答：“应该有些关系吧。”

2009年的报道称，这群人“大多在‘高危’性行为之后患病”——相比症状的复杂，他们的病因更加单纯和一致，高危或是血液，再或者与已知病人的唾液接触。对此，公众反应相当微妙。当年的评论中，有人认为这是对不能“洁身自好”的惩罚，有医生表示，“对这帮人难有同情心，总觉得活该。”根据当时的报道，病人精神煎熬的主要原因是传染性，他们自认为都将病毒传染给了家人，因此有着强烈的负罪感。

北京，自述疑似“阴性艾滋病”病人，长生天（王申）

忆起母亲的输血事件后，林军又加入了一个名叫“相濡以沫”的病友群。进去不久，他碰见了ID叫“红太狼”的裴迎新，裴是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的助手，要开始调查这种“神秘疾病”。但最初，林军并不相信，他以为这是病友在开玩笑，四十多岁了，他认为一个国家机构不可能用“这么不正式的方式”去调查，直到看到了对方QQ空间中，曾光致病友的一封信。

2009年10月，拿到了国家性艾中心的经费支持，裴迎新的QQ空间发布公告，公开招募60名病人，分期进行研究。第二年1月，林军到北京的地坛医院进行一系列免费的体检。

病人共59个，项目则主要包括常规体检和HIV等相关疑似病毒的检测。体检完毕，他们被带到心理科室，一大群人散坐着，利用数百个问题的心理测试表来进行心理测试。林军拒绝了心理测试，他表示，自己“身上从来没有什么精神问题”。

那一年的2月，春节前，曾光发布了“致病友的第三封信”，信中恭喜大家，未检出HIV病毒。“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都曾有过对感染艾滋病的恐惧，既然艾滋病的诊断并不成立，就没有必要再恐惧艾滋病”，“过度紧张的心情应该缓解一下了，大家可以安心地与家人一起欢度春节了。”与之呼应，地坛医院的检测报告指出，“该组人群多数无明显器质性病变，少数生化检查异常者，亦与其主诉的临床症状不相符合。”因此，“考虑主要为精神因素所致。”

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下，精神因素是个充满隐喻的结论。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人类学教授阿瑟·克莱曼曾认为，印度的麻风病、北美的艾滋和中国的精神病都具有耻辱的烙印，“在中国，精神病的耻辱烙印是那么厉害，他不仅烙在严重的精神病人身上，还使整个家族蒙上耻辱。”林军表示，他不赞成精神因素致病并非觉得耻辱。他说：“每个人都有精神因素，不能用精神因素来掩饰这个病。”

很快，精神因素致病的结论被解读为：他们得了“恐艾症”——这个1980年代出现的严肃的医学名词，在中国被解读得有点幸灾乐祸：一批私生活不检点的人因恐惧艾滋而致病——有人在文后评论：“既知如此，何必当初。”

然而，林告诉我，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就知道自己不是艾滋病了”。他对国家疾控中心只检测HIV颇有微词，“早就知道阴性了，还检”，他说，有的病友已经检过三十几次HIV了，早知道得的不是艾滋病。

对病名，林军很在意。对“阴滋病”的叫法，他说，“那是媒体搞出来的”，他们并不赞成，“那只是说明HIV检测是阴性，而且还容易引起恐慌”；他同样不喜欢“未知病毒”的叫法，“病毒已知或是未知，现在还没有定论”；这位病人更倾向于谨慎地称呼自己身上的疾病为“不明病毒感染”。他说，相关研究团队正拟把这种病的病名改作：“非HIV感染免疫缺陷综合征”——“征”是指这种疾病以某种共同症状而命名。这是个病人可以接受的名字，但一位相关的研究人员则告诉我：这只是我们内部的一个称呼，很不正式，并不严谨，不建议写出来。

对话

地坛医院的检查结束后，林军作为病人代表与卫生部科学家代表曾光进行了对话。5月，曾光公布了对话备忘录，作为致病友的第五封信。信中，双方都很坦诚，却都不能说服对方。

曾光请病人思考：既然多数病人认为是从性服务者处获得传染，那为什么不是性服务者人群比你们更早出现更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林军认为，这只是因为没有在性从业者中进行相关统计。

林军认为，很多病人CD4免疫细胞的水平低于常人，而曾光认为，即使是正常人，也会CD4下降，那不能说明什么。

曾光重申“心理因素致病”的结论，安慰病人，“放下心理包袱，缓解过度紧张的心情”，却被病人认为是“污蔑”，他们说，症状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否认。当曾光说未发现未知病毒时，被病人指为撒谎。林军等病人认为，与过去的情况类似，卫生部在对一种新发传染病掩而不报，他说，“这是我们卫生系统的一个不好习惯。”曾光只好在信中一再解释，科学家没有掩盖一种新发传染病的动机，“国内外的科学家都希望率先发现新的传染病”。

林军说，曾光告诉过他，已将一部分病人的血液样本送往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一个病毒实验室，用最先进的技术去检测“是否有未知病毒”。然后他说：自己对“未知病毒”并无兴趣，“只是想找到病因，把病治好，病毒已知或是未知，他并不在意。”

然而，病毒和传染性的问题却是事件的关键，曾光曾公开表示：公共卫生和临床治疗各自该管的问题是不同的，“有些问题（非传染性疾病）要靠自己求医，但他们共同的诉求就是国家诊断、国家治疗” ——这同样被理解成他否认“神秘疾病”是传染病的理由。

今年，卫生部展开“六省调查”，据说，这是在第一次检测的基础上，扩大检测人群规模，“希望患者的家人也能参与进来”，但并没有许多病人家属参与其中。

4月5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阴性艾滋病”只是恐艾症状，根本没有什么未知病毒，所以不必惊慌。

求解

今年3月，流行病学家钟南山的研究组开始关注这种“神秘疾病”，从3月底到5月，60名病人在广医一院接受了详细的自费检测，每人的花费在两千多元到四千多元不等。

林军也去了广州，他带回了一份检测报告，厚度有他一整沓病历报告的1/3——花了四千多块钱，这是他接受过的最详尽的检查，内容从体表、关节到各种病原体。他被检出了淋球菌感染及反应性关节炎。目前，经过治疗，林的淋球菌检测已呈阴性，关节炎尚未痊愈。

5月，钟南山的团队向大众公布了检测结果，这批病人中有80%的人携带6种可能形成慢性感染或潜伏感染的病原体中的一种或几种，60人中的33人检出EB病毒。虽然媒体纷纷把神秘疾病的病因推给了EB病毒，但很显然，在专业人士眼里，EB病毒感染并不能解释所有这些人的症状。在广医一院，相关研究仍在进行，疑似病人的招募和检测正在继续，截至5月27日，已有140人参加了检测。

5月26日，钟南山的研究组负责参与检测项目的研究人员周荣发表了他个人对不明病原感染者下一步诊治的建议：“希望你们大家（病人）也（与医护人员）一样，认真、客观地正确面对病患”，“希望真正愿意与我们走到一起解决问题的是一群有责任心、善良、真实、理性、客观的一群人。”

周荣告诉我，“下一步还需要对病人进行系统地病史分析”，他认为“这些人感染了同一种疾病的可能性不大”。

对这种神秘的疾病，香港大学流行病学专家管轶的观点与周荣类似，虽然他并未参加过一线诊治，但也收到过病人的求助信，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管轶建议，“可能需要病人先按症状分组，然后进行对症分析。”“但完成这项研究将很不容易，这不是个几天就能得出结果的研究，而是个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耗时耗力的工作。”

而谈到下一步的研究经费，周荣说，也许要看国家层面的权衡，“顺其自然吧。”林军正准备做个公益的基金会，既然官方不够重视，就自己出钱研究自己的疾病——这也是国外一般病人群体的经验。

那些只能用症状来定义的疾病

在医学上，找不到病因、因而只能用症状来定义的疾病并不鲜见，纤维肌痛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一种。

这种病常见于女性，多数与外伤或各种风湿病有关。纤维肌痛成为一种疾病始自1987年。当时，由风湿病学专家沃尔夫发起的会议上，来自加拿大、美国的20位注意到类似症状的医学专家共同定义了这种病。基本上，确定这种疾病只需要一次简单的测试：一名医生紧紧按压18个指定肌肉、肌腱与骨骼的连接点，有11处或11处以上感到疼痛的病人就被认为患有纤维肌痛。到2000年，美国的纤维肌痛患者几乎达到了600万，大约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6倍。

医学作家格里普曼（Jerome Groopman）2000年曾为《纽约客》写过“纤维肌痛”和那些病人群体的故事。格里普曼描述自己参加纤维肌痛病人聚会的实况，与会者大部分是20-60岁的白人女性，她们大部分拄着拐杖或打着绷带——那次聚会的场地赞助机构是研发纤维肌痛药物的制药公司。

格里普曼进入了会场，一个病人在台上说：“纤维肌痛是什么？一种医学上的病？一种综合征？一种心理疾病？我们脑子有病？1/3的纤维肌痛患者抑郁、易怒、没有安全感，这是为什么？我们因自己身上的病痛而抑郁、易怒。这是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

精神病学教授巴尔斯基（Arthur Barsky）却不相信纤维肌痛的存在，他指出，有1/3的健康人群随时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肌肉疼痛；有1/5的人群称有强烈的疲惫感；而接近90%的普通健康人，在任意2-4周的时间内，至少会经历头痛、关节痛、肌肉僵硬或腹泻等症状中的一种。然而，当巴尔斯基尝试寻找一个病人，与正常人进行对照实验时，他找不到任何愿意合作的病人。一位曾准备参与他的实验、后又退出的女病人说：“我不想跟质疑我正在遭受的疾病折磨的医生说话。”

关于这个病，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发明了这个病名的风湿专家沃尔夫成了“肌肉纤维痛”临床诊断的坚决反对者。他特意进行的一个调查发现：1/4的纤维肌痛患者正在领取残疾人补贴——找个医生跟他说全身疼，然后就能领到补贴，这是件太容易的事情。沃尔夫说，“经常接到律师的电话，问我他的受理人有没有患上纤维肌痛，我就知道，那人（即使过去不是）现在肯定是了。”

沃尔夫在诊断中，不再用自己发明的那个病名，“那只是皇帝的新装”，“我们最初希望告诉病人一个病名，可以减轻她的压力，减少用药，然而，给她们一个肌肉纤维痛的诊断，那个痛就有理由跟着她一辈子了。”

然而，无论学术界怎么说，纤维肌痛给女性造成的痛苦还是摆在那里。格里普曼的一位朋友、女病人利兹就是遭受病痛煎熬的人之一。45岁那年，利兹动过一个鼻窦炎手术，之后开始出现了“疲倦、失眠和肌肉疼痛的症状”。她的内科医生认为，她只是人到中年，精神紧张所致，但抗抑郁药对她不管用；另一位专家认为，她也许是手术伤到了脑垂体，但她的内分泌检测正常。利兹开始寻找各种稀奇古怪的替代疗法：一位越南僧人替他针灸，无效；一位按摩治疗师认为她的病因是少年时一次车祸中颈部受伤，但她的病痛仍毫无起色；一位整骨医生为她开出的处方是服用止疼药……51岁时，由于疼痛、疲劳和被普遍称为“肌痛混乱”的阵发性思维不清，利兹已经失去了贵族学校优裕的教职，她说：“你必须相信我真的有病，而不只是在抱怨。”

纤维肌痛的错综复杂使它几乎成为了当代医学中最具争议的疾病种类之一，很多接受格里普曼采访的医生拒绝公开他们的看法，但其原因却与中国同行略有不同。根据英国人平奇对格里普曼的采访，“一方面，某些人担心，任何同情这些病人的迹象都将导致大量病人被推给自己；另一些人则担心，对这种综合征提出怀疑很容易受到公众的攻击。”

在文章结束时，格里普曼提到了波士顿医生鲁克斯针对纤维肌痛所做的康复实验，实验中，每位病人由一名医生负责，接受每周3次的康复训练。招募来的79位病人中，56人坚持完成了为期20周的康复实验。最终，这套“认知行为疗法”在参加实验的病人身上取得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疗效——大部分病人疼痛减轻了、肢体的灵活性也有所改善……

在介绍自己秘诀时，鲁克斯说：要治好一个病人，首先要让他相信，医生相信他有病。

而对于中国的这种神秘的病原体，一位病人在回信中告诉我：“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找出一个病原体或者一个未知的东西出来，我们才满意；如果不找病原体也能有医疗机构把我们治愈，这当然甚至比找到病原体还令我们满意。但是，从这么多年的情况来看，现有的治疗效果还是不好。这才是我们期望找病原体的原因。”

迷茫

霍金与他的首任妻子简

60年代早期，主流物理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宇宙是个“稳恒态”，它就在那里，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而霍金最初申请的霍伊尔正是“稳恒态”理论的主要捍卫者。他本能地不肯承认宇宙有个开端，那是个太令人不安的假设。

在霍金并不喜欢的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电影中，霍伊尔对年轻的霍金说：“物理量无穷大，物理定律全部失效？那里是给宗教或上帝准备的。那不是科学。”

但霍金到剑桥时，因为霍伊尔的学生够多了，霍金又不是那么突出，这个学生就被改派给了西阿玛。西阿玛让霍金去研究“马赫原理”，霍金却觉得，“这个原理没有很好的定义”，他更感兴趣的是宇宙学和广义相对论，就每周跑去听课。

面对新的学科，霍金遇到的一个麻烦是：他的数学不够好。他的大学不开数学课，结果导致，自中学后，他几乎没有正常上过数学课。刚开始听广义相对论的课程时，“只能听懂它的语言和方程，并没有真正领会这门学科。”就在他犹豫是否要继续时，在一个非常冷的圣诞假期，一件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发生了。

滑冰时，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摔倒后要爬起来非常艰难。霍金住进了父亲的医院，他住了三周，做各种检查，目睹了对面床上一个男孩死于肺炎。医生告诉他，有一天，他会死于呼吸肌丧失功能，而他的寿命，也许只有两年了。

拿着医生开的维生素片，霍金回到学校，他觉得自己很倒霉，“也许已经活不到博士毕业了。”他做噩梦，听瓦格纳，“因为他和我的末日黑暗兴味相投”。浑浑噩噩中，霍金邂逅了一个叫简•瓦格纳的圆脸姑娘，并和那姑娘订了婚。

很多年后，有人问简，为什么要跟一个只有两年寿命的人订婚？她笑了笑，说：“那个年代，人人都说苏联的核武器两年内就会打过来。”

转折

为了结婚，霍金需要一个工作，为了得到工作，他得有个博士学位。于是，平生第一次，他用起功起来。在医生宣判的死期临近时，霍金的广义相对论学习有了点眉目，而且，他遇见了彭罗斯（Roger Penrose）。

彭罗斯比霍金大11岁，他有相当好的数学功底，当其他人正在费尽心思猜测求解方程时，他引进了一种新方法，不需要具体的求解方程，就能看出解的一些性质。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万有引力与时空观紧密相关，在爱因斯坦看来，万有引力最恰当的解释不是传统的力，而是时间和空间的弯曲。当时空弯曲了，所有的物体走最短程的路径，这些短程路径看上去就像是引力作用在物体上所引起的。

黑洞就是时空弯曲的最有名的例子，在黑洞的周围存在一个曲面，在这个曲面之内，光线的最短程线不会到达黑洞的外部。而彭罗斯证明，在大质量天体塌缩成黑洞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点，所有的塌缩物质在这个点之后就没有了路径，用几何的语言来说，这是几何上的奇点。而在普通的人看来，这是毁灭之点，因为越是靠近这个点，引力产生的拉扯力越大，最终归于毁灭。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在这个点上，所有的物理学定律不再适用——这也就可以理解，很多物理学家讨厌这个点，不承认它的存在。

从1965直到1970年，霍金和彭罗斯组成了一个黑洞和婴儿宇宙的研究小组，两人一道将奇点的存在性证明推广到更加一般的情况，包括早期宇宙。

看上去，他们成功了。对那个年代，编写“现代宇宙学编年史”时，克拉夫（Helge Kragh）写道：“60年代中期真是现代宇宙学的一个分水岭，我们观测到了大爆炸的遗迹——微波背景辐射（已获197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也给出了大爆炸这一现象的理论支持。”

很快，霍金顺利毕业，申请到了学院的一笔研究奖金，跟简顺利结婚，还度了一周的蜜月。他再也没有联系那个判他死刑的医生，医生也没有联系他。而他的病，看上去也忘了他，恶化的速度一天天慢了下来。

到1979年，霍金生育了3个子女，还获得了卢卡斯教席——这是数学界中最重要的一项教授名衔。霍金说：“因为我在系里办公室的门上贴不干胶字条，系主任很生气，便推选我作了卢卡斯教授，好让我搬到另外一间办公室去。”而事实上，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段话只是一个牛津学生在假装不在乎荣誉，事实上，霍金对这个位置非常在意，他记得自牛顿以来300年间所有担任过卢卡斯教授的人的名字。

开始，也是结束

到了1982年，随着医疗费和子女的教育经费的节节攀升，想不到其他赚钱的法子，霍金开始打算发挥自己的专长去赚点钱花。他想写本关于宇宙的小书，那本书的读者是广大公众，他要给那些对物理学和数学一窍不通的人解释宇宙学，而且要那本书畅销。

霍金先把想法告诉了剑桥出版社一个出版过他学术著作的编辑，并明确表示，这本书的版税可以再谈，但希望能有一笔预付款。编辑允诺了霍金1万英镑的预付款，在剑桥出版社，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但对霍金而言，这钱显然不够。

一位纽约的文化经纪人接了兜售霍金写作计划的活儿，他对各大出版社说：：“宇宙学以及霍金与疾病奋斗的故事是这本书畅销的两大保障”——很明显，即使关心宇宙学的人不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关心霍金凄惨故事的好事者必有一大把。美国的矮脚鸡出版社用25万美金的预付款和丰厚的稿酬买走了霍金的故事。

1984年开始，矮脚鸡派了一个编辑与霍金合作这本书，霍金写一段草稿寄给编辑，编辑列出一长串的问题以及修改意见，协助这位科学家把科学问题用正常的人类语言进行重写。

这本书写得很不容易，其间，霍金因为肺炎不得不切开气管，失去了说话能力，只能靠扬眉来进行交流。幸亏，很快就有人赠送了他一个协助沟通的计算机程序，让他可以继续写作。

1988年，在霍金46岁的时候，他与彭罗斯一起获得了物理沃尔夫奖，这本《时间简史》也终于在美国出版了。

美国版的封面上，编辑精选了一张霍金坐在轮椅上的凄惨的照片，据说，这会使那本书的销量至少增加一倍；相应的，霍金也精选了爱因斯坦的那个著名的公式写进书中，据说，这会使那本书的销量至少减少一半。

然后，霍金就出名了，他上了《辛普森一家》把他画进了卡通片；亿万富翁出钱赞助他去体验无重力实验室；他的影响甚至超出了麻瓜世界，电影版哈里•波特中，有魔法师在酒吧翻看《时间简史》。哈里•波特版维基指出：“那是一本由矮脚鸡出版社出版的，由一个名叫霍金的麻瓜写的时间旅行的指南”。

随着《时间简史》的热销，霍金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与他结婚25年的简认为，她正在失去自我，“每次到了正式场合，我就只是个站在他身后的人。”嫁给霍金后，为了摆脱这种感觉，简曾很努力地拿到过一个中世纪欧洲文学博士，专攻西班牙诗歌，她甚至在剑桥大学拿到过一个教书的职位。然而，在春风得意的霍金看来，与宇宙相比，那些人类编出来的东西，实在不算什么。

在一部纪录片中，笃信天主教的妻子简批评霍金，“他要做上帝。”——谁都不知道，这句批评是出自一个被忽略的妻子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1991年，霍金和简离婚，四个月后，霍金娶了自己的护士伊莱恩•梅森，后者的前夫正是替霍金在轮椅上装上电脑和语言合成器的工程师。

宇宙，需要创造吗？

2005年接受采访时，霍金说，“我知道我的人生很难被描述做普通，但我确实觉得，在我心里，我就是个普通人。”描述自己的工作流程，他说：“首先是寻求优雅而协调的数学模型,然后提出理论，利用理论作出可被观测验证的预言。如若观测和预言一致，也不能就说明理论被证明了,只不过说明该理论有资格存活,以作下一步的预言，新预言又要由观测来验证。如果观测与预言不符，那么就抛弃你的理论。”

很少有人能听懂这个“普通人”的话，然而，这不妨碍人们喜欢这调调。科学家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就该这样。

人们是那么喜欢他。在中国，一手《时间简史》、一手《金刚经》是作家王朔某段时间的经典形象。在美国，一个加油站服务员得知服务对象是科学家时，就说自己最崇拜的英雄就是霍金。霍金说，“哦，人们喜欢遵循这样的公式:史蒂芬•霍金患了很严重的病，他被禁锢在轮椅上，不能言语，只能挪动X根手指（X依据评论者所读的是哪篇相关的不精确的文章而定）。然而，他写了这部关于大问题的书：我们从何处来并往何处去……”

在美国，有报纸专栏作家问：难道有谁看懂了《时间简史》吗？一位家长公开回应：“我认为，看不懂这本书的人该去补补基础物理知识。我的17岁的儿子，一个物理成绩总是在90分以上的中学生，就觉得霍金这本书很容易理解，他认为霍金该在书里介绍些更难的物理，而不总是这些简单的东西。”

反倒是霍金担心，很多人买他的书，不读，而是将其放在书架或者咖啡桌上炫耀。虽然，他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比包括《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在内的其他严肃读物更甚。

事实上，他倒不必担心，人们确实在读那本书。人们边读边讨论，这位研究宇宙的科学家究竟是否认同上帝创世?

最初，人们以为他是站在上帝一边的，《时间简史》的结尾，霍金说：如若能知道宇宙如何开始，“将是人类理智的最终极的胜利——因为那时我们知道了上帝的精神。”然而，再细看，那本书里还藏着一句：“时空是有限而无界的可能性，就表明着没有开端、没有创生的时刻。”在去年的新书《大设计》中，这类的表述被提到了显眼处，他说:“宇宙创造过程中，上帝没有位置。”

1632年，伽利略68岁，出版了《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2010年，霍金68岁，他出版了新书《大设计》，并在一部新纪录片中表示：不要跟外星人说话，他们也许并非善意。好吧，这一年里,霍金说：我们应该相信存在外星人，而不是上帝。

本文资料来源于霍金的《时间简史》、《果壳里的30年》、《大爆炸、婴儿宇宙及其他》等，及BBC与Discovery拍摄的纪录片等。感谢理论物理研究所李淼研究员和浙江大学博士生李剑龙对本文的帮助。

导语：

2005年的纪录片里，霍金的轮椅被推着，从剑桥西路 5 号的家中出发，经过美丽的剑河、古老的国王学院,驶过一个斜坡,来到银街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办公室。一块黑布条绕过霍金的额头，把那颗珍贵的大脑固定在轮椅靠背上以防乱晃。

一些人说：这颗大脑比这个星球上大部分同类更了解这个宇宙，却不能在这个星球表面上随意走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是我们的同类，他，该是个外星人。

然而,这颗大脑做了什么?

同行们说，他提出了大爆炸可能开始于的一个奇点,还发现了黑洞不黑,也有辐射。前者为霍金捧得了1988年的物理学沃尔夫奖；而对后者，《连线》杂志曾撰文认为，那是足以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可那只是媒体的说法,并没有专业人士曾那么说过。

普通公众也许丝毫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写过一本很难看懂的《时间简史》，那本超级畅销书的全球销量已经几乎有1000万册。以“物理”的名义，霍金卖出的书超过了麦当娜的写真集《性》。

某些“有识之士”认为，那本书是另一种形式的“迷信之书”，评论家指责那本书的出版商“无耻地利用了霍金的残疾”。一位专栏作家甚至曾悬赏14.99英镑（《时间简史》的售价）来购买“这本书畅销的合理理由”。甚至，霍金自己也担心，很多人买他的书，不读，而是将其放在书架或者咖啡桌上炫耀，虽然他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比包括《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在内的其他严肃读物更甚。

无论如何，这是第一次，科学家的受欢迎程度击败了性感明星。

最普通的小时候

1942年1月8日，霍金出生于一个典型的英国中产家庭，他的父母均为牛津大学的毕业生，父亲是医生，母亲婚后做家庭主妇。

霍金出生当天正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这彷佛预示了什么，但细想来，还是不能说明什么。

从衣钵上来讲，霍金继承的不是把望远镜对准星空的伽利略——作为一个理论型的宇宙学家，他尤其不热衷天文观测。霍金更多地是继承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事实上，为了增加故事的传奇性，他本应晚些时候出生，最好到1955年4月18日，那是爱因斯坦去世的日子。

对此,霍金自己的思路是“我估计大约有20万个婴儿也在同日诞生，我不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在长大后对天文学感兴趣。”——一年有365天，出生在伽利略忌日是个几率为1/365小概率事件，而成长为一个宇宙学家，也许是个更小概率的事件。

除了那个极具偶然性的出生日期，小时候的霍金从未表现过什么惊人的天赋。

对第一个小孩，这对父母遵循着育婴手册的说法来进行教育，他们坚持要让这个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会阅读，其后果是：“最终我是学会了阅读，但那时已经8岁了，那真是个相当晚的年龄。”
因为分班测试时发挥超常，霍金去了一个很好的班级，结果，他的成绩在班级排名里从未到过前二分之一，一般是在20名上下。

小时候的霍金还有个比较像小天才的癖好，喜欢玩具火车、轮船和飞机，尤其喜欢把他们拆开，探究他们是怎样运行的。对此，他自己认为：“这都来自我对探究事物和控制它们的渴望”。很多年后，他感慨，“从我开始攻读博士之后，这种渴求才在宇宙学研究之后中得到满足。”然而，他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幼时的他只是经常把东西拆开以穷根究底，对再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却束手无策。

幼时的霍金也会与六七个好友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主题涵盖一切，从无线电遥控模型到宗教，从灵学到物理学。听说从遥远星系来的光线会向光谱的红端移动，而且有人认为这是宇宙正在膨胀的征兆，小霍金就断定红移必定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比如，光线在路上走累了，所以变红了。——直到博士生两年级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过去错了。

12岁时，两位朋友用一袋糖果来打赌，说霍金永远不可能成才。

最抽象的和最基本的

1961年，19岁的霍金为牛津八人赛艇掌舵。两年后他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状就会开始出现。

考试进行得不甚成功，“监考老师在实验考试时与其他人讲话而不理我，我相信自己考得很糟”，但他还是拿到了奖学金，进了大学学院。

大学学院不设数学专业，霍金申请了物理学，然而，仍然没有什么火花在霍金与物理的碰撞中产生。在牛津研修物理的岁月中，霍金仍然没有显现任何“成才”的迹象，他的人生，看上去仍然只是马马虎虎。

50年代末，极端厌学的情绪笼罩着牛津，学生们“对一切完全厌倦，并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而且，这帮年轻的聪明人鄙视用功，“靠用功而得到好分数被认为是灰人，那是最坏的诨名。”当时的霍金，看上去并没有要打破这种氛围的意图。在牛津的3年间，他总共共用功一千小时，“平均每天一小时”。为了通过期终考，他选择了理论物理，他说，那是为了“避免记忆性的知识”，还在考试前夜因紧张而失眠。他的考试成绩不好，处于一等和二等的边缘，需要面试。面试时，一位考官问到未来计划，霍金回答，我要做研究，最后，他拿到了一等的毕业成绩。

很多年后，人们说，霍金在牛津读书时不怎么用功，毕业时却拿到了自然科学甲等荣誉学位。

霍金想研究的是宇宙学。在理论物理中,有两个领域是最抽象也最基本的,一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基本粒子,另一个是庞大的宇宙,霍金觉得粒子物理不如宇宙学抽象，他表示，前者更像生物学，“科学家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和植物学一样把各种粒子分门别类。”

离开牛津，霍金去了剑桥，“当时的牛津没人研究宇宙学，而剑桥的霍伊尔却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不观测星空，只是在纸上计算的宇宙学，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公开的合法地位。

2010年7月26日到9月12日，卫生部就最新编制的《食用盐碘含量》正式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拟将碘盐的最高含碘量调低一半以上，国家现标准规定的食盐碘含量20毫克/千克-60毫克/千克，将被修改为食用盐中碘含量的平均水平为20mg/kg-30毫克/千克。

网络上，这条新闻很快被解读作:“我们吃碘过量了”。联想媒体去年对碘盐可能致病的相关报道，“究竟是否该实施全民补碘”，又一次成了公共空间中的热门议题。

微量元素中，我们最怕碘，虽然它最不怕过量

对碘盐，一位网友困惑地写到：“小时候老听爸爸说，碘盐一定要快起锅才放，不然碘就挥发，没用了。过了十来年，怎么就变成怕碘，恨不得它蒸发了……”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困惑背后的讨论，是人类认识在发展过程中的常态。人类对碘与健康的认识仍是个发展中的领域，现有的证据告诉我们，碘缺乏可引起胎儿或儿童的神经发育障碍，后果很严重；碘过量，也会有不良后果,但要其严重性逊于前者。目前，我们对后者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碘过量可能会“诱发和促进”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发生和发展”。但对具体人群的致病剂量，我们尚不清楚。另有研究表明，特定情况下，上述症状可在停止高碘摄入后自动恢复。

基于上述事实，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营养状况监测数据库至今仍将碘缺乏与贫血、维生素A缺乏并列，被认为是衡量某地区营养状况的指标。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国际NGO组织——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ICCIDD）至今仍在坚持推广普遍食盐碘化（Universal Salt Iodization）。

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内分泌科教授的Guy E. Abraham在2004年出版的《碘医学史》中写道：“在所有已知影响健康的微量元素中，对碘的误会最多，人们也最害怕碘。然而，迄今为止，在已知对健康起关键作用的微量元素中，碘是最安全的一种。”Guy认为，在所有的微量元素中,碘过量最不可怕。在某些地区，比如日本，因为饮食习惯，虽然没有额外补碘，在日本，人均每日大约摄入900-1900微克的碘,相关研究表明：日本的甲状腺肿发生率低于其他国家，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病率却高于其他国家。

Wolff-Chaikoff效应与“碘恐慌”

缺碘会得“大脖子病”，中国的古书中早有记载。《庄子》中就有关于“瘿病”的记载，这种病以“颈前喉结两旁结块肿大”为特征，晋代的葛洪在《肘后方》中记载了用海藻浸酒治瘿病。上世纪20年代，一位医生在医学杂志上报告了自己利用每日9毫克碘剂治好少女甲状腺肿大的病例，人们开始用碘治病。

最初，为了补碘，人们需要每日服用药剂师开出的药方——通常是稀释的卢戈氏碘液。但这种方式，相当于要求正常人每日服药，非常不便，便有人想到了把碘加到食盐中。盐，是每人每天都会食用的东西，把碘以一定比例加入食盐，公众便可以从饮食中摄取碘了。上世纪20年代，碘盐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当时的一位医生评论认为，“部分原因是宣传工作做得好，才保证了碘盐的普及”。

碘的宣传工作的确做得非常出色，二战前，碘甚至被很多医生当做了可以改善所有人类疾病的万能灵药，直到Wolff和Chaikoff的那个备受争议的实验。

Wolff和Chaikoff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研究人员，1948年，两人发表了他们在大鼠身上的一次的实验。他们给不同状态的大鼠腹腔注射用放射性元素标记过的碘。实验结果显示，当大鼠的血清碘浓度达到一定上限，其甲状腺便不会有放射性，也就是说，血清碘浓度过高时，大鼠便不再吸收多余的碘了。由此，两人得出结论，血清碘浓度过高，阻止了甲状腺激素的形成，从而导致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结节。不过，后来有同行指出，因为两人并未监测大鼠的甲状腺激素浓度，他们的数据只能得出甲状腺不再吸收碘的结论，而且，几只幸运的大鼠并未出现甲状腺结节。

针对最后一点质疑，Wolff和Chaikoff认为“那是因为大鼠是啮齿类动物，大鼠‘幸运地’避开了Wolff-Chaikoff效应。”

无论如何，自Wolff-Chaikoff效应开始，“碘恐慌”在西方世界流传开来。《碘医学史》中也写到：自此以后，在医生们眼里，碘几乎从万能灵药变成了避之不及的瘟疫。

与Wolff-Chaikoff实验有关的断章取义的流言包括碘可以防原子弹的说法。直到冷战时期，很多美国家庭会在家里备几个碘油丸，如果碰上原子弹袭击，迅速吞服一粒，你的甲状腺就不会吸收“带有放射性的碘元素”了。

一个结论，两种解读

上世纪60年代前，各国的碘缺乏防治工作基本上是各自分别进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医学界证实了碘缺乏不仅会引起甲状腺肿和儿童呆小症，其最主要的危害是造成不同程度的儿童脑发育障碍。有研究证实碘缺乏可使人群平均智商降低13.6——碘是个事关人口素质的严重问题。1983年，学术界提出“碘缺乏病”代替过去“地方性甲状腺肿”。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上文提到过的“国际碘缺乏病理事会”，以推进“普遍食盐碘化”(USI)。

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全民食盐加碘开始在各地陆续普及，在当时由国家总理签署生效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中曾明文规定：两部分人群——高碘地区人群和因治疗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疾病）不宜食用碘盐的人群不食用碘盐。这部分人群可到盐业部门专设的商店购买不加碘的食盐。

1996年3月，卫生部颁布《全国碘缺乏病防治监测方案》，5月，国务院颁布《食盐专营办法》，以“保障食盐加碘工作的有效实施”。

自1999年起，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的滕卫平教授开始了一系列关于不同碘摄入量对甲状腺相关疾病的发病率的调查。研究选取了3个典型的地区样本——轻度碘缺乏地区、碘足量地区、碘过量地区，共调查了3761位当地居民。

2001年，滕卫平研究小组的部分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上，文章得出结论：碘超足量和碘过量可促进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和甲减的发生和发展，尿检中碘含量高于每升200微克是“不安全的”。

2002年，天津医科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医科大学碘致甲状腺疾病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商榷》的文章，对滕卫平的论文进行质疑（下文简称《商榷》）。

《商榷》一文指出，滕卫平的研究小组选取的碘过量组地区的地下水中不仅有较高的碘含量，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也较高。该文还指出，甲状腺疾病是一种多因素致病的疾病，“丹麦有人在研究甲状腺疾病危险因素时曾指出，除了碘以外，吸烟、情绪激动、出生时体重过轻、某些药物、感染及其它致甲肿物质也是危险因素，还需注意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针对这篇质疑，滕卫平回应道，他们已在动物实验中考虑了高碘地区的高氟含量的影响——向实验鼠供应高碘无氟的饮用水和高碘高氟的饮用水，结果发现，水中是否含氟对实验鼠的甲状腺功能并无影响。

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滕卫平表示:“尽管大多数正常人可以耐受大剂量的碘，但是碘摄入量增加引起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增高，尤其是高碘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甲状腺癌的潜在关系，促使我们认识到，尽快找到碘摄入的安全上限十分重要。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坚定不移执行普遍食盐碘化政策的同时，地方病学界和内分泌学界联起手来，积极开展碘过量的负效应研究，确立碘的安全上限。”2002年的两会，时任两会代表的滕卫平受“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同仁”的委托，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家尽快重新审视现行的全民食盐加碘相关法规，及早停止在不缺碘地区盲目实行全民食盐加碘.并呼吁,即使在缺碘地区也应根据当地居民尿碘的检测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确定食盐加碘浓度。

2006年，滕卫平的研究组对上述三地持续5年的调查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其实验结论部分写到：“足量及过量的碘摄入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及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这是在中国广受注目，并广被引用的一个结论，国人把它当作高碘有毒的证据，且认为该结论得到了权威医学杂志承认。

但就在当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滕卫平小组长达11页的调查报告结束后，继续后翻15页，便是美国伯明翰妇女医院的Robert D. Utiger博士执笔的评论文章《碘营养——多比少好》。Utiger在文中表示：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大规模人群长期摄入高碘的临床数据，在滕卫平的调查中发现，“过量的碘摄入与亚临床型甲减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5年累积发病率的微增有关联，但并不会导致甲亢或亚临床甲亢。”此外，“在大部分病例中，过量的碘摄入导致的两种症状，临床上并不显著，且并不会持续。”

根据滕卫平小组的调查结果，Utiger得出结论，我们勿需担心高碘摄入，“考虑到碘缺乏所致的严重不良后果，长期过量碘摄入导致的小风险是划算的。”

食碘安全线

碘是生产甲状腺素的原材料，甲状腺素在甲状腺中合成。1个甲状腺素包含4个碘原子。其他一些由甲状腺产生的激素，也需要以碘作为生产材料。为了生产这些激素，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70微克碘，考虑到碘在消化吸收时的损耗，以及其他一些碘损失，WHO推荐成人每日摄碘150微克，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则为200微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仅仅是推荐值，并非过量就会有害的“安全线”。

根据《碘医学史》，为了验证这个补碘“安全线”，1969年，美国曾利用监狱犯人进行过一次强制补碘实验——他们给犯人供应含碘量为1000-2000微克/升的饮用水，实验进行了5年，受试者并无异样。

今天，这个安全线在全世界各国家地区或组织机构中，大致相似却又不尽相同，世卫组织认为，每日碘摄入量在1000微克以内，是安全的；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人的碘摄入量安全线设为每日1100微克；欧洲的食品科学委员会推荐的碘摄入安全线为每日600微克；在我国，通常采用的数值为每日800微克——这个数值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张万起教授利用健康志愿者进行的过量摄碘实验。

国际碘缺乏病防治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提到，美国曾一度因面包炉清洗剂含碘，导致很多民众每日摄碘量长达10多年处于日均500微克以上，该委员会就此得出结论：“从这件事上看，（碘过量并非威胁公共卫生的紧迫问题），我们有的是时间，好好策划，小心解决这个问题。”

沿海地区是否该补碘?

这次事件中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沿海地区是否需要补碘？

诚然，自然界的碘大多来自于海洋，但仅靠吃海产品我们能获得的碘仍非常有限。在区分缺碘、适碘和高碘地区时，通常的依据是当地饮用水的含碘量，比如：青海大部分地区的水碘含量为每升0.7微克，属于缺碘；上海地区则为适碘，水碘含量为每升20微克；渤海湾的部分地区水碘含量可达每升1000微克，是不折不扣的高碘地区。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告诉本刊记者，“非碘盐放开呼声最大的是沿海地区，他们认为自己食用海鲜就不缺碘。其实，海鲜中含碘量很有限，只有一种海产品，就是海带类含碘较多。”

陈君石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根据卫生部7月公布的委托该委员会做出的《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下简称《食盐加碘风险评估》），在北京、福建、浙江、上海、辽宁五省中，碘盐对居民每日碘摄入量的贡献率在57%-97%之间。其中，碘盐对上海居民碘摄入的贡献率为63.5%。在这些地区，如果不食用碘盐，当地居民的碘摄入就无法达到安全水平。

成立于2009年12月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由来自医学、农学、食品、营养等领域的42名专家组成。该委员会成立章程中规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依据本规定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章程独立进行风险评估，保证风险评估结果的科学、客观和公正。”《食盐加碘风险评估》是该委员会首次就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潜在风险作出评估。

碘致甲状腺癌？

关于碘盐的一个重要的疑问是：它是否会致癌？近期的甲状腺癌症高发，是否与这些碘盐有关？

陈君石否定了“甲状腺癌高发”的提法，他认为，“乳腺癌、结肠癌等所谓的高发，是有流行病学数据支持的，但目前，并无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处于甲状腺癌高发期。”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看到的癌症病例多了，“更多地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

根据《食盐加碘风险评估》，“碘摄入过量与甲状腺恶性肿瘤发生的关系已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去年8月，《激素》杂志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中，作者详细回顾了30年来全球各地就碘与甲状腺癌的关系所作的研究，最后指出，据现有结果看，碘缺乏地区危险性较高的滤泡状癌的发生风险高，碘摄入过高地区危险性较低的乳头状癌的发生风险高。

对于这个结论，研究者不无谨慎地提醒到：该结论仅表示甲状腺癌各类型发生的比例变化，例如随着碘摄入的增加，乳头状癌发病率会明显增加，滤泡状癌发病率则会降低，却并不意味着碘摄入过多会引起乳头状癌，过少则引起滤泡状癌。

上文的作者总结说，全球各地甲状腺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碘摄入量会影响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在给本刊记者回信中，国际碘缺乏病防治委员会的科学部主任汉斯（Hans Burgi）教授表示，“我不认为碘过量与甲状腺癌之间有任何关联。”

如果放开无碘盐……

对中国的现状，汉斯教授表示：“大部分缺碘的国家都有高碘的地区，但一个由政府精心策划、食盐企业精确执行的普遍食盐碘化方案，并不会带来碘过量——我们的甲状腺有专门适应碘摄入量变化的强大的生理机制。”

但问题随之而来，其他国家的人都怎么吃盐？

一位居住在美国南部沿海的网友汇报说：超市碘盐和无碘盐同时供应，价钱也几乎相同，无碘盐上醒目地标注了“此盐不含碘,而碘是种重要的微量元素。”——他不知道超市售卖无碘盐，是否因为他居住的是高碘区。

在法国生活的fwjmath则告诉记者：这里的法规详细规定，“允许加碘，范围在每克盐15-20微克”。他解释道：“可能你会觉得这种‘允许’的规定比较奇怪，这是因为对于食用盐的规定里边有一条是，没有允许的东西就不准加。”法国的超市供应各种规格和价格的碘盐和无碘盐，其售价主要跟品牌有关，与是否加碘关系不大。

而在中国，如果放开供应无碘盐会怎样呢？

陈君石院士对此表示担忧，“以现在这个舆论形势，一旦放开，只要无碘盐价钱不是特别高，必然会有很大一批人专买无碘盐。从而导致十几年普遍食盐碘化的成果化为乌有。”他断言，如果放开，“2-3年内就会发现，“大脖子病”重现出现，也许还会有呆小症。”《食盐加碘风险评估》中曾指出：2000年，印度迫于民间压力暂停食盐加碘政策，在随后的几年内，碘缺乏症又在各地重现。2005年，印度政府再次实施食盐加碘，禁止销售无碘盐。

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学博士云无心也认为：目前的舆论已给公众造成了“碘过量非常有害，我不要吃加碘盐，不卖非碘盐是为了垄断利益”的印象。其结果就是，越不放开非碘盐，公众的这种认识就越深，质疑声就越强烈。而如果放开，就会被媒体当作一种争取政治权利的胜利来宣扬，而公众中会有更多的人不顾自己是不是需要补碘，而去“享受”斗争胜利的果实。

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本次碘盐事件评论说：“卫生部也是承不住压力，把问题抛给了地方。好在这次只是下调了上限，20毫克/千克的下限，始终没变。”一位年轻医生则向记者表示，“是否放开无碘盐成了一个死结。最近决定下调盐中的加碘量，实际上是一个和稀泥的做法，对于碘盐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本文删节版已刊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主要参考文献：

Effect of Iodine Intake on Thyroid Diseases in China， NEJM, 滕卫平等，June 29, 2006；

Iodine Nutrition — More Is Better， NEJM, Robert D. Utiger, June 29, 2006；

普遍食盐碘化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 滕卫平，《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1；

中国医科大学碘致甲状腺疾病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商榷，钱明、王栋，《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2年10月第18卷第5期；

对钱明、王栋医师《中国医科大学碘致甲状腺疾病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商榷》一文的答复，滕卫平，《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2年10月第18卷第5期；

碘摄入量增加对甲状腺疾病影响的五年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滕卫平为通讯作者，《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6；

内分泌疾病百科全书/甲状腺分册，Elsvie 2004年出版，科学出版社2008年引入；

The History of Iodine in Medicine，Guy E. Abraham, 2004；

High Level Forum on Elimination of IDD in China——Celebration of the 17th National IDD Day，ICCIDD,2010；

Excessive Iodine Intake——A short guideline，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ICCIDD, Hans Bürgi；

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2010。

另外还有一些，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一点采写说明：

采访细节上，碘盐问题有关的一个重要研究者，滕卫平本人，我并没有联系。2003年，滕升任辽宁省副省长。我认为，一方面，他的官员身份不容易联系和采访；另一方面，我很警惕官员科学家，我想，他科学的一面至少会在论文中。相比一个官员的口述，我更信任经过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论文。

我认真阅读了滕1999-2002之间的大部分跟碘盐有关的学术论文；读了他2006年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NEMJ,也读过了他在最近（2010年）的一篇“碘营养与甲状腺疾病”，在2010年的新的文章里，他说“建议国家卫生部成立由地方病学、内分泌学和盐业部门共同参与的监测体系， 定期交流信息 ，及时修改政策。发挥我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保证我国防治碘缺乏病的事业健康发展”——这好像是他始终的观点。

致谢：

感谢云无心和BOBO精心为我修改最后的成稿，并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意见；感谢Fujia在精神上给我的鼓励；感谢小方同学，特意为我跑了一趟法国超市，并查证了很多法国资料；感谢odette为我送书；感谢田不野同学帮我下载论文以及查证日本的资料；感谢其他参与讨论的朋友。另外，感谢本刊专题编辑郑小郑同学，他逼迫我写稿，已经精心进行后期编辑，母鸡同学该觉得鸭梨啦...最后，感谢维基图书馆和Google大学。没有上述帮助，这篇文章的完成将是不可想象的。（汗，好官话，其实是实在话。）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感谢国家...

扩展阅读：

碘盐争议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与争论焦点

碘盐，有了“选择权”又如何？

“碘盐致癌”有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