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名：不可能的运动：磁力斜坡（日本明治高级数学研究所，杉原幸吉(Kokichi Sugihar)）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可以四个斜坡从中间一个平台四周向下伸展开来，接着有几个木球被放到斜坡上。令人惊讶的是，木球并非像我们设想的会由平台下滑，而像被无形的磁场吸引着，由斜坡底端“拉”到了平台上。这个看似违背了重力法则的装置并非出自计算机创造的虚拟图像，而是一个可以“眼见为实”的错觉。当装置转动，我们会发现，原来反重力的错觉来源于不同的观察角度——斜坡的真实方向其实和我们最初的判断正好相反，平台才是处于更低的位置。

如果你的目光跟随视频后半段斜坡的移动就会发现，这“不可思议”景象来源于对中间那根支撑柱的错误知觉。根据最初图像的提供的画面信息，我们会很容易默认，画面中所有5根支撑柱都是相互平行，垂直于底面存在的。然而视频后半则揭示出，这完全是视网膜的一个错误解释：不但中央的方柱完全是倾斜的（30秒清晰可辨），连后面两个短支的支柱其实也不是完全垂直的。由于我们对于立体物体的知觉完全是依赖对视网膜上二维图像，例如线条、阴影等信息的快速综合和解释，当信息不完全或恰巧有多解但我们只得到一解时，不可能的场景就出现了。

第二名: 对抗直觉的错觉轮廓 （悉尼大学，巴特•安德逊（Bart Anderson））

我们的视觉系统具有一种强大的“阐释”能力，通过产生一些错觉轮廓以弥补缺失的信息。例如在著名的Kanizsa三角错觉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一个明显但并不存在的白色三角形。

在这个错觉动画中，4个圆盘和圆点交替在白色的长方形轮廓内外往复运动，虽然圆盘和长方形的关系可以很清楚的在图中表现出来，但是视觉系统还是不可避免的在长方形轮廓位置制造出了一个强烈的错觉边缘。圆点似乎构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菱形轮廓。但是这个错觉还暂时没有能被已知的错觉轮理论所解释，因为运动的圆盘和圆点并不存在可以被解释为其他的形状的模糊部分。

第三名：可以有6种“看法“的曲线 （捷克查理斯大学，简•克雷姆拉切克（Jan Kremlacek））

有六种可能看法的错觉

在这个作品中，用固定和运动点可以组成有六种解释方法的曲线图形！如果线索是向左直线运动的点，我们会看到一股向左运动的激流；当两个颜色不同的圆盘作为线索出现时，我们又会看到一个冲向我们或逆向旋转的螺旋；而当一条曲线作为线索，一条波动的丝带又时而向上时而向下的运动；把圆点中间的空白部分遮住，你则只能看到上下跳动的小点。对于这个作品，克雷姆拉切克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有能力根据不同线索构建出合理的视觉解释——但是每一次“解释”都只能几种选择性当中的一种。

优胜作品 拉长的浴缸 (美国大学，莉迪亚•马尼亚蒂斯（Lydia Maniatis）)

这个作品是基于一个广告牌上的浴缸图片。当我们站在图片的一端时，浴缸看上去是方方正正的一个；而当你走到广告牌的另外一端，浴缸看上去被拉长并且压缩了。这是为什么呢？作者也给出了他们的解释：这是由于从你不同的位置看广告牌，会在视网膜上留下不同的像，而这些视网膜上不同的成像便形成了不同的三维知觉结果。这一系列视网膜上图像的变化和我们从一个真实浴缸前走过时看到的图像是截然不同的，但我们都倾向于将这些平面图像解释为三维立体大小的实物，因此从不同角度看真实的浴缸是完全一样大小，而看广告牌上的浴缸则会有独特的“伸缩”效果。

优胜作品 大猩猩错觉 （伊利诺伊大学，丹尼尔• 西蒙（Daniel Simons））

这个录像源自于经典的“非注意盲视（inattentional blindness）”实验。在原版的录像中，当人们被要求数出两个球队互相传球的次数时，他们很难察觉到录像中间从队员中穿过还冲观察者做了个鬼脸的“大猩猩”。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也有所介绍。但当人们得到有关大猩猩的提示以后，他们便很容易察觉到这先前在意料之外忽略的物体。但是这一次，你有没有看到，背景的幕布改变了颜色？丹尼尔认为，无论我们如何集中注意，仍然无法聚焦所有的物体——总有个“大猩猩”落在我们的期望之外，让我们无法顾及。这里你还能看到丹尼尔穿着大猩猩服装做的现场演示。

优胜作品 模糊的心形错觉 （日本东京大学，高桥孝助（Kohske Takahashi）等）

在这个错觉作品中，拥有模糊边界的心形图案会显得晃动起来，而有明确边界的心形则不会。这个错觉图形最早由高桥在测试一个热能分布图时发现的。这个错局只存在与某些特定的色彩组合——如果只有黑白两色则不会有明显的运动感。对于这个现象，可能的解释是模糊边界对于大脑来说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边界解释，因此会出现在不同解释之间摇摆而产生知觉上的“晃动”感。

优胜作品 胖瘦脸错觉 （约克大学，彼得 • 托马逊(Peter Thompson)）

在面孔知觉中最著名的成果当属倒脸效应：倒立的面孔比正立的面孔更难以识别，甚至有时会完全辨认不出倒立面孔的表情，最著名的例如“撒切尔效应”：倒立的两幅撒切尔夫人头像看似都很正常，正立过来才会发现，右边那副完全不是正常面孔的样子，而是被打乱了五官的位置。

彼得则发现，倒立面孔还可以让脸“减肥”。两幅一模一样的照片，左边那副却看起来并不像右边那幅显得那么胖。研究者认为可能是面孔内五官的特性会影响人们对整体面孔形状的知觉。平时我们对于面孔的知觉来自于对面孔中眼睛鼻子等五官的相对关系。

优胜作品 注意影响的后效竞争（达特茅斯大学，彼得•谢( Peter Tse)）

试着注视一个方向的条纹图形60秒钟，然后把目光转移到旁边的白色背景。无论你注意到哪个方向的条纹，在白背景上只会出现你注意方向颜色相反的条纹图像，反之则会出现另一种颜色！这个效应来自于视觉注意对视觉系统功能的调节。当不同的颜色受到注意时，与处理该颜色有关的视觉锥体神经细胞便会格外兴奋。而由于锥体细胞都是配对“拮抗”工作，例如长时间对绿色兴奋的细胞，在持续工作了几秒钟后，就给大脑发出了“红色”的信号，便在右边的空白地带留下了红色的“视觉后像”。有意思的是，即便中间蓝、黄、绿交叠的地带总是颜色不变，但是却随着注意对象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后像”色彩。

更多错觉，欢迎继续关注一年一度的视觉错觉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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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者统计，不仅明星备受性瘾困扰，美国还有8%的男性和3%的女性被卷入其中。性瘾行为完全受到无法控制的性冲动、无处不在的性幻想和性行为的驱使。强迫性的性行为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更加快乐，也与情感毫无关联；相反，他们内心也感到内疚和悔恨。但是为了摆脱对内心莫名焦虑和痛苦，他们仍然不停与“性”纠缠，最终毁掉生活的一切。

尽管如此，临床上， 性瘾还只是模糊地被描述为行为障碍的一种，而并未被权威的美国精神病诊断标准（DSM-IV）收入到精神病分类之中。根据这项标准，只有对物质的依赖才可以称之为“成瘾”。

从对其他“瘾”的了解出发，人们首先想到，“性瘾”也一定是体内的神经化学物质出了问题。心理学家伊尔·莱弗在《无时不刻的孤独：识别，理解和战胜性瘾》一书中说，性瘾来自于大脑肾上腺素过度分泌，导致人们产生对性的极度渴求，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仪式性的性行为模式，以缓解由于激素不平衡带来的行为。但是，这不能完全解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体内生态的不平衡。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相信，“性瘾”根植于和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不幸经历。经调查，60%的性瘾者在儿童期都遭受过虐待。他们通常都成长在充满敌意、混乱和冷漠的家庭，抑或尽管家庭环境正常，但由于在家里他们的情绪很少被表达，导致他们对爱的极度渴望。性成为他们逃避无聊、焦虑，甚至是睡眠障碍的一种途径——在童年时，他们通过自慰来获得逃避；更有甚者，他们可能被其他来自成人的歪曲性观念所诱导。成年之后，性继续成为他们躲避心理危机的避风港，直到一发不可收拾。

研究性瘾的知名心理学家帕崔克·卡尼斯则从儿童成长过程中，家庭功能和抚养方式建立的 “核心信念”角度剖析性瘾的成因。成长在那些被呵护重视家庭中的孩子得以建立正常的心理信念，对周围人都充满信心，也能够拥有自我价值感。而成长过程中被忽视的孩子则容易建立起负面的核心价值，总认为人们不够关心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存在。成年之后，后者会很难维持稳定的两性关系，容易孤独。他们经历了从心灵痛苦、心身分离、仪式化的性行为、强迫性的性行为，一直到绝望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孤独和虚弱感的最终解药就是，沉溺于性爱。

如果你想了解“性瘾”者的内心生活，还可以看看最近一部真人秀，《性瘾康复所》。那些想摆脱过去恢复品尝生活的前成人影星、世界冲浪冠军、花花公子模特、电影导演、世界超模……因为无法摆脱的“性瘾”之痛走进了朱尔·品斯基博士的心理诊所。最终，就像剧集中的詹妮弗·柯彻姆在博客上写到：“人们学会了建立对彼此的信任，和情感的依恋。我不再孤独了。”

“性瘾”本身带有强烈的时代标记。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主义把手淫也视为是“洪水猛兽”；20世纪后半叶人们开始认为凡是“成人之间的自愿行为”都无可厚非。性的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界，在频率、对象和程度上都愈发模糊起来。性瘾的出现，似乎是对人类社会无限蔓延的自由边界的一个冷冷的嘲笑。

但和人类社会不断浮现其他“瘾”一样，性瘾本质上也都是人们掩盖情感和记忆创伤的无力堡垒。成瘾者不仅要远离超乎正常的疯狂举动，更要能认识到心底痛苦的根源。治疗性瘾的终极目的，是恢复“瘾君子”作为完整个体的价值，而非一个只会做爱的机器。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对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负责，开启他们新的生活道路。

原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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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一片对我心底感情真切的投射，来自于人类最美丽的一种心理能力——共情。

共情，以自身去理解和采纳别人感情的能力，在这个充满人类温情的世界上一次次发生。人们为战争中牺牲和受到摧残的民众感到哀伤，那些美好而伤感的电影中主人公命运的波折也会在观者心中掀起巨大波澜。科学家发现，儿童自2岁起，就表现出与人共情的能力。看到他人哀伤，孩童开始能够体会对方的感情，从而开始人类社会一系列与情感有关的活动：同情，抚慰，感动……共情作为一种寄寓在人类基因中的社会情感，延续着人与人之间超越其他动物的真情关怀，也使得人类成为更具有人性和社会能量的独特种群。

科学家发现，不仅我们“心中”感动，在大脑中也存在着对感情“共鸣”的区域。使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人们得以探索共情过程的大脑活动。他们让受试者观察他人的情绪状态表情，结果在大脑中激活了与受试者本身产生这些情绪相同的脑区。即使是观察他人的厌恶表情，或是观察他人经受疼痛，大脑也都做出了与观察者本身经历这些情感过程同样的反应。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心理学家斯丹芬妮 ·普莱斯顿（Stephanie D. Preston）和弗朗斯·德瓦尔（Frans B. M. de Waal）这一发现可与 “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的惊世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镜像神经元与观察他人动作和动作意图的神经活动有关，好似在大脑中模拟着所看到的身体活动；而共情的大脑活动，则可以视为在大脑中一样重复着所看到的他人的情绪变化，从而能够使人敏锐而准确的理解别人的心理反应。

共情对利他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共情不仅是人类对他人情绪反应的一种映射，更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人类社会复杂的情感行为。心理学家丹尼尔·白特森（Daniel Batson）一生致力于有关人类利他行为（altruism）的研究。在他的著作《帮助和利他主义的心理学》中，他提出了共情对于人类互助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他人的共情引发了我们去帮助别人的结果，而这与自我的利益并不太大的关联，而是出于无意的行为结果。”通过实验，白特森排除了引发利他行为的其他可能：自我逃避悲伤场景引发的焦虑感，或是寻求一种助人的成就奖励。他从而证明，人们对于他人设身处地的共情感才是真正引发人类之间帮助行为的无私源泉。

甚至是在博弈游戏中，共情也会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白特森和堪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特赛亚·莫兰（Tecia Moran）一起考察了共情如何影响人们在“囚徒困境”博弈游戏中的决策。在这个游戏中，人们被放置在一个囚犯的位置，他们可以选择合作，从而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但是游戏的所有参与者利益的最大化；或是背叛，这样玩家自身的利益可以最大但游戏的其他参与者和总体的利益之和将受到损害。

经典的囚徒困境游戏中，玩家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总要经过一系列的背叛和合作的反复，最终也难以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但是当白特森引发人们对游戏其他参与者的共情，无论博弈游戏的形式是一般的囚徒情景，还是与金钱挂钩的商业博弈游戏，人们都会更高比例的选择“合作”。甚至在告知游戏其他参与者已经选择“背叛”时，那些被诱发了共情的游戏参与者仍然慷慨地选择了与人合作。白特森认为，这个实验更加支持了，共情作为人类利他行为的原因，甚至可以不受经济和其他背景的影响，而坚固地存在着。

那些丧失了共情能力的人，不仅是缺乏同理心的冷漠人士，还很可能是暴力攻击行为的行使者。研究者发现，那些具有反社会人格（psychopaths）的人，对他人的情感无动于衷，他人的悲伤，欢喜都无法赢得他们一丝丝共鸣。在重大暴力犯罪和杀人案件中，这样的人往往占有多数。他们的冷血和无情，有时恰可能是因为他们大脑中有关共情的部分不幸丧失了正常功能，从而导致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最近，芝加哥大学专攻共情心理神经机制的心理学家杰·迪西地（Jean Decety），对患有品行障碍，也就是具有反社会人格倾向的一组青少年进行了大脑共情能力的研究。他给这些16到18岁的男孩观看一系列人们经受疼痛折磨的照片，例如人们被摔破的碗划破了手，或是被别人重重的踩到了脚。和普通人的大脑神经反应不同的是，这些有品行障碍的男孩子，在看到别人疼痛的图片时，大脑中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和与奖赏感觉有关的腹侧纹状体出现了明显的激活，而与自我控制和道德判断有关的大脑区域则没有明显的反应。

假期里在看《阿凡达》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不也是一个关于共情的故事么？贪婪的侵入者，全然不顾及潘多拉星球居民的感受，全然不带一丝的同理心讲生命之树拦腰折断。而最终潘多拉的拯救，也正源于“潜伏”的人类与潘多拉居民相互的共情与信任。无论是在人类起源的原初，还是在遥远未来的智能生命体内，我相信共情将是永不会断裂的人类重要的感情线。

感谢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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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浸淫在和声的世界里，十余年的耳濡目染培养了对这种并行流淌的声音曲线的钟情。无论教堂里的弥撒圣咏，还是非洲部落儿童粗粝纯真的歌声，亦或阿卡贝拉（注：Accapella，人声无伴奏合唱）的俏皮幽默，和声的魅力无处不在。

不知你是否和我一样，一直对这斑斓声音有着别一种好奇：为何有的声音组合富有魅力直达人心，有的却显得杂乱无章，甚至成为噪音难以入耳？

事实上，早在百年前，心理学及和声学还未现雏形，文艺复兴的音乐家们就已悟得了此中“和谐之道”。大调（major mode）调式听来雄壮庄严，适于表现欢乐昂扬的旋律；小调（minor mode）调式则忧郁哀伤，适于表现柔美的乐段。

近代心理学上的研究，譬如音乐心理学家约翰·斯洛博达（John Sloboda）的实验，显示无论是成人还是对声音经验较少的儿童，都能辨别出不同音调组合的情绪差别——似乎这种对大小调和和谐感的区别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但究竟大小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有和谐与不和谐之分，还需由心理声学家做出更多更深入的解释。

在讲述和谐之音的来龙去脉前，先要认识一个概念：陪音（Upper Partials）。虽然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来说，将声音分解为可研究的细小类别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仅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找到声音之中的细微成分。单独的音调可以“基音”，可以用一条正弦曲线代表。每个基音之上，都有比它频率成倍增长的陪音。例如，钢琴上标准C的频率为261赫兹，我们就当它数倍的522赫兹，783赫兹都为C的“陪音”。
不过，陪音的作用远非几个倍数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陪音的音乐世界如何幻化出多变的旋律和合音。首先，陪音是我们可区分的不同音色的来源：标准C在钢琴和萨克斯风上演奏的感觉截然两样，正是由于陪音在基音之上的数量和强度不同所致。其次，在不同倍数的陪音间，音调高低并非成倍增长，而是以对数（log）形式增长。例如，标准C的陪音不是高几个八度的C，而成了键盘上的C’, G’, C’’和E’’。而当两个音进入我们的耳朵后，不仅黑白键上的基音响起，他们各自的陪音（都遵循着频率对数增长的规律）也一股脑进入了大脑。于是貌似简单的两个音响，其实已经成为一盘声音频率的大杂烩（图1）。

（图1 两个基音和他们的陪音）

到底怎样的一盘大杂烩才能满足我们耳朵的需求呢？

从心理物理学早期奠基人赫尔曼·赫尔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开始，就有无数的研究者通过“以身试音”，给不同间隔的两个音同时出现时的“不和谐”的程度打分。结果似乎当两个音间隔1、2、6、11个音时，会给人有不和谐之感。

1965年，心理学家瑞那·普兰普（Reinier Plomp）和威廉·李维特（Willem Levelt）建立了“和谐曲线”的理论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间隔1-2的两个音最不和谐，然后不和谐感逐渐下降。但当他们把陪音也加入模型后，就和赫尔姆霍兹早期得到的曲线类似了（图2）：当两个音相差3，4，5，7，9，12个半音时，便形成了更“舒服”的搭配。这一结果和人类文化上大多数的音乐都十分吻合：人们更多采用“和谐”的搭配来谱曲写调，而尽量避免那些不和谐的配对出现。

图2 两个音指之间的间隔和不和谐的关系

对于合唱，亦或吉他曲、钢琴曲、交响乐等音乐形式，更常见的是三个或更多个音形成的“和弦（Chord，三个音称为triad）”。而西方音乐对待三音和弦，进行了大调和小调的区分，并且依据它们来书写下不同风格的旋律与和声效果。这样复杂的组合经过音乐家的妙手，形成了无数的经典乐章。直到今天，现代流行音乐依旧沿袭着这些固定的和弦模式。甚至在很多摇滚乐与现代音乐中，音乐家故意采用不和谐的和弦形成的诡异而古灵精怪的音乐。

如果我们沿袭两个音的“和谐图”，把他们加到三个音的关系上（包含三对两音组合），就会得到一幅三音和弦的“和谐”图。在这里，我们把中间音调和上下两个音调间的距离作为考察的变量。但如果对照西方音乐乐理手册上固定的大小调和弦时，我们会发现这个“和谐图”似乎并不完美。心理学家大卫·塔姆珀力（David Temperley）和克拉克·斯楚尔（Klaus Scherer）认为，人们对于大小调和弦的认识可能受到了日常经验的影响。由于其他的音调组合不常出现，所以我们就倾向于认为他们都是“不和谐”的，即便从道理来说他们并没有错误。

图3 三音和弦的“和谐图”

在音乐旋律中还有一个和和谐有关的问题：有候我们会感觉到一个和弦组合听起来并不“完满”，充满了“紧张感（intension）”。心理学家莱奥纳多·梅耶（Leonard Meyer）在《音乐的情绪和意义》（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一书中认为，当和弦上下两个距离相等时，由于听者很难辨明和弦的空间位置，因此容易造成和弦的“紧张”。和“和谐图”类似，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加入陪音因素之后的“紧张图”。在这张图中，标准的6个大小调和弦依旧处于蓝色的紧张“安全区”。

图4 三音和弦的“紧张图”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和谐”和“紧张”分别在不同三音和弦上是如何分布的。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不稳定（Instability）图”——理论上我们何时感知到美妙和谐的音响，何时这种组合对我们来说并非悦耳动听。这便是日本关西大学心理学家诺曼.库克（Norman D. Cook）和田中（Takefumi Hayashi）提出了的声学方法解释音律“和谐”的途径。在他们的理论中，只有两个音时，双音共振形成的和谐最重要；当三音和弦出现时，音调间的相对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图5 三音和弦的“不稳定图”

近来，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得以进一步探讨音乐进入大脑后发生的事情。尝试将和谐和大脑神经元的活动联系起来。哈佛医学院音乐与大脑科学研 究所的神经学家马克·特瑞莫（Mark Jude Tramo）就和他的同事记录了100个猫的听觉神经元细胞对大调、小调和不和谐和弦的反应。通过统计这些神经发放之间的时间，可以得到一张不同时间间隔 （ISI）的频率表。

有趣的是，神经元在听到“和谐”和弦时的频率表明显规律些，并且成倍长度ISI出现的频率类似。而“不和谐”音产生的ISI频率就显得杂乱无章。这说明，听觉细胞对于和谐音律的反应，也倾向于产生有规律的共振——这或许是“和谐”带给我们无限美妙体验的第一步。

至于为什么我们会产生不同和声组合的不同感受，关西大学的两位研究者认为，声音的和谐规律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在动物世界里，下降的语调常预示着威望、攻击和支配的性情。而上挑的语调则代表顺从，软弱与屈服。通过手势和肢体动作，这些音调的组合形式又被加强了象征的意义，并得以在世代间传递。

人类社会也有类似的场景，上扬的语调表示礼貌和顺从，下降的声音则预示着命令、要求与威严。而上升和下降似乎正对应着紧张（上下距离一样大）的和弦发通过上升和下降的变化形成的大调和小调调式。这或许揭示了，为什么大调和小调具有普适的情绪意义，在跨文化和种族的音乐中都带给人们相似的情感体验。再一起来听这一首阿卡贝拉的《Hotel California》。想想看我们能感受这美妙的和声，原来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天赋，与长期人类社会生活演化的结果——是不是很奇妙呢？

参考资料：

Cook N.D. & Hayashi T. (2008).The Psychoacoustics of Harmony Perception.American Scientist, July-August: 311-319.

Peretz I. & Zatorre R. (2003).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us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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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分裂是什么？

人格分裂（Multiple Personality），学术的名字叫做解离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多数人对人格分裂的最初印象来自科幻小说《化身博士（Jacky and Hyde）》。这部经久不衰的小说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天才医生杰克，因为服下自己研制的新药，变身残暴的浪荡子海德，从而引出的一系列的惊悚故事。这之后无数的恐怖片编剧，也纷纷拿人格分裂当做吸引好奇看客的最佳看点。

事实上，人类对人格分裂的认识比小说、电影的诞生时刻，要古老得多。在旧石器时代萨满教的洞穴绘画中，代表个人身份的动物形体变化似乎也隐喻了某些原始社会人格分裂的现象。19世纪以前，和其他精神障碍的人一样，人格分裂因其难以捉摸而被认为是“灵魂附身”或被施了“巫术”的表现，最盛行的治疗方法是招魂术，超心理学和催眠术。在当时，使用催眠术的方法，法国的精神病学家诱导出了很多的“第二人格”，人格分裂便在这一时期广泛涌现。这一发现挑战了以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为首的观念联想理论对意识的理解。观念联想学派认定，人的记忆是相互关联的结网，由于联想的存在，人们可以从一事件追忆到与之相关的回忆。然而通过催眠术诱导出的人格，其性情都可与原本人格大相径庭，且互相之间都没有记忆的痕迹。这催促精神病学家们继续追索，分裂人格和人类意识之间潜藏的奥秘。

19世纪开始，出现了上百例的有关人格分裂患者的记录。其中，玛丽·雷诺兹是史上第一个为公众所关注的人格分裂症患者。玛丽1785年出生于英格兰一个虔诚信仰宗教的家庭，幼时的她性格忧郁羞涩，对待宗教信仰和祈祷冥思忠贞不二。青少年时，玛丽并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现。但在19岁的一天，她突然声称自己双眼失明，也再听不到周遭的声音。3个月后，经过一段长达20个小时漫长的睡眠，玛丽好像是从一场长梦里惊醒，身体各部分机能都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不过，她完全回忆不起这3个月及之前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由于忘记了先前学到的东西，玛丽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阅读、计算和写作，甚至，这一次玛丽的笔迹也与之前大有不同。同时，周围人对这阶段玛丽的描述是“轻快，敏捷，喜欢有人陪伴，喜爱自然”，这种性情也和她大病之前有所不同。5星期后，玛丽再次陷入沉睡，再次醒来又丧失了所有的记忆，她就带着这个人格一直生活了16年。直到30多岁的一天，她又重新回到19岁的那个玛丽，并带着这一个玛丽活到61岁。

大量案例出现后，人们也开始纷纷推测人格分裂的原因，有人认为癫痫是分裂人格的罪魁祸首。当时美国陆军的一名外科医生本杰明·拉什大量收集了军队中分裂人格案例进行研究。之后他写作了美国第一本精神病教科书《思维疾病的医学调查和观察》，并因对精神病学的卓越贡献被成为是“美国精神病学之父”。拉什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产生多重意识的原因是大脑左右半球的分裂造成的。然而因为缺乏详尽的家族史及病情的观察和记录，这些早期的原因推测在之后都被证明“站不住脚”。

弗洛伊德：人格分裂和儿童期的创伤有着密切联系

19世纪到20世纪，有关多重人格的记载卷帙浩繁，但没有哪个故事比克里斯汀·塞兹摩尔更出名了。克里斯汀幼时经历坎坷，曾在3个月内连续经历了一次恐怖的死亡和两次虽不致命却留下心灵创伤的意外。医师认为，正是她这段不同常人的经历，埋下了日后人格分裂的祸根。在塞兹摩尔眼中，这些事故激发了她体内另一些早已存在的自我，“尽管专家们不同意我这么说，但是我的其它身份虽不是随我而生的，却也是一个整体，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利，和我一出生就表现出的人格一样，是天生伴随我而来到这个世上的。他们不是“我”，却在命运深处和我紧密相息。”

1957，塞兹摩尔的故事被改编为电影《三面爱娃》，由乔安娜·伍德沃德（Joanne Woodward）主演，并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一举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桂冠。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克里斯汀体内远不止3个性格迥异的人格——医师鉴定的结果是她同时具有20个不同的人格。在电影之后，克里斯汀自己也著包括《我是爱娃》，《我的心灵故事》在内的四本畅销书籍。通过塞兹摩尔和《三面爱娃》，人格分裂被公众所熟悉，也开始成为好莱坞颇为偏好的传奇剧情。

也是从塞兹摩尔的时代开始，人们慢慢开始揭开了人格分裂产生的神秘面纱。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蒙·弗洛依德认为，人格分裂和儿童期的创伤有着密切联系。最终，精神分析学派有关情绪创伤的看法赢得了胜利。弗洛伊德的后继者，玛格丽特·保沃和其他6名研究者出版了《多重人格治疗》，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用于多重人格治疗的神来之笔。

20世纪另一个知名的多重人格案例是希贝尔·伊莎贝尔·多赛特。她的故事经由畅销书《希贝尔：一个具有16个分裂人格的女人》传播开来。之后，希贝尔的故事又因电视剧《希贝尔》而声名大噪。在这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中，制片方特意邀请之前出演《三面爱娃》的乔安娜·伍德沃德在这部影片中扮演心理医师，并有保留的还原了希贝尔的生活经历。希贝尔的母亲不幸患有精神病，年幼的希贝尔因此常遭到母亲的虐待，而父亲却无力保护年幼的希贝尔。影片中一幕，妈妈把小希贝尔绑在厨房的桌上，两脚高高吊起，妈妈则把这张桌子幻想成手术中的床，从抽屉里拿出刀子，钳子和刮子。影片没有再继续下去，但人们可想象希贝尔所经受的磨难。因为无法应付非人的虐待，希贝尔把人格分裂为十几个，让这些分裂的人格来承受她本人无法应对的苦难。清醒的希贝尔本人却被剥夺了感觉，个性麻木迟钝。并且，希贝尔对她身上的其他人格都毫无察觉。由于希贝尔不愿意责怪母亲，认为一切都是是自己犯的错，所以病总治不好。最后，当医生查明了真相，让希贝尔对恶魔母亲发火，希贝尔终于说出：我希望她死掉，我要把她杀死！这话出口，她的病就好了，几十个人格合并为一个完整的人格。

希贝尔的案例给精神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迪。这个案例最终把多重人格障碍和童年期的虐待经历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此外，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失忆症图画治疗，记忆的片段融合成为后来人们理解和治疗其他人格分裂病人的模板。

1980年，经过20年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美国精神病协会终于将多重人格障碍列入了美国精神病诊断标准第三版。这个标准中列出了解离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这样一个精神病类别，并定义了多重人格障碍这一概念。1994年又是一个里程碑，在美国精神病诊断标准第四版中，多重人格障碍被更名为解离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至此，人格分裂的讨论算是暂时尘埃落定。但是人们对于人格分裂的幻想还在继续，而那些真实的悲剧和伤口，也还等待着人们在揭秘之后，去给予更贴心的抚慰。

原文发表于《牛顿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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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张照片是真笑，哪一张是装出来的笑？

你走进商场，服务小姐向你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嘴角泛起一弯美丽的笑容，你心情顿时变得轻松愉快。但是，你能否辨得出这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欢迎，还是职业性的表演？美国加州大学以“看透谎言”著称的行为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通过几年的研究，总结出了辨别“伪装笑容”的关键技巧。

这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人们对表情能否表达真实情绪持怀疑态度。很多人认为，面部表情不能说明人们内心的真实感受。甚至在一些文化中，“笑”的表情本身就是“惊奇”，“差异“，甚至”难为情”的代名词，而不是高兴的意思。人类学家维斯顿·拉伯理（Weston La Barre）认为，笑容在不同文化间意义的差异正说明，人类的情绪表情并非天生就富有普遍的含义，而深深受到后天文化的塑造。

在实验心理学领域，人们也一度认为表情不能直接表达当下的情绪如何。1924年，心理学家兰迪斯（Landis）的一个经典实验中，参与者要观察另一些人在某些情景下的表情，被观察者可能在听音乐，观看色情图片，闻氨水，接受电击，或者斩首一只活老鼠。事实上，最后观察者很少能准确判断出被观察者到底在做什么。有趣的是，观察者判断成“笑”次数最多，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能很好的分辨出真实的“笑”和其他情绪中“笑” 有什么区别。

然而艾克曼在翻阅资料时候偶然发现，早在达尔文的年代，就有法国解剖学家杜彻尼·博洛尼（Duchenne de Boulogne）发现了藏在笑容背后的秘密。杜彻尼1862年在一本题为《人体生理机制》的书中提倡，使用“电生理和放大的技术”，对“每一部分的肌肉的细小变化和其带来的面部褶皱”进行分析。他认为“欢悦的情绪表达在颧骨肌肉和眼周轮匝肌上，前者可以被有意识的控制，后者却只能为真实的快乐驱使。那些虚假的的笑容无法引起后者的收缩。眼周的肌肉不会听我们的话，他们是情绪的真实传达者。”艾克曼认为，杜彻尼提出的这种笑容——包含了面部颧骨肌肉和眼周肌肉的部分——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欢乐微笑，并把它命名为“杜彻尼微笑”。

接下来的几年，艾克曼致力于证明“杜彻尼微笑“真的与众不同。他认为，之前人们没有发现表情和情绪之间的联系，正因为忽视了“杜彻尼微笑”中关键的肌肉部分。1990年，艾克曼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上发表的实验里让被试观看悲剧和喜剧影片，并记录观看影片时被试的面部表情。在观看喜剧片时，人们脸上的“杜彻尼微笑”明显增多，而其他类型的“笑”则很少在人们看喜剧时出现。被试所报告的积极情绪也和“杜彻尼微笑”的频率密切相关。脑电波（EEG）的结果还发现，“杜楚尼微笑”多引起左侧前额叶的反应，其他“笑”则与右侧额叶更相关。

看来，想要从微笑看穿别人的心，重点还是看“肌肉”。当然，我们会希望周围每个人的微笑都是真诚不做作的，让“杜彻尼微笑”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吧。

原文发表于《OPEN》杂志

正确答案可以到BBC的测试页看一看^^
http://www.bbc.co.uk/science/humanbody/mind/surveys/smile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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