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网上都在流传一种名为“达芬奇睡眠法”的睡眠方法。这种睡眠法得名于身兼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等多个头衔的伟大人物——达芬奇。相传，达芬奇每4小时睡15-20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只睡2小时左右，余下大把的时间从事创作，而且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这种睡眠其实是一种多相睡眠（Polyphasic Sleep），意思是把完整的睡眠时间分割开来。不少迷信这种睡眠法的人都希望通过它来缩短睡眠的总体时间，同时人的精神状态却可以和连续睡9个小时的单相睡眠差不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学习。

然而，通过检索你会发现，除了描述“达芬奇睡眠法”的文章，并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表明达芬奇在长期、规律地使用这样的睡眠方法。不过，顶着大师光环不是毫无作用，确实有后来人愿意一试这种方法。

原文发表于果壳网（guokr.com）谣言粉碎机主题站《达芬奇睡眠法可行吗？》

在很多重大比赛上，我们都会为这样的场景而唏嘘不已：一名颇有天赋的运动员或团队，在本可有很大胜算的重大赛事中却发挥失常，错失冠军的奖杯。在心理学上，人们称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行为为运动员的“阻塞现象（choking）”。这个名称的本意是 “窒息”或“哽咽”，这也是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人的运动能力在胜利在望时也会像激动的人一样因为“哽咽”，而无法自然地发挥出来了。虽然这种现象是人之常情，但却有可能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造成重大的影响。

阻塞现象的存在多半和运动员的水平无关，而是心理上出现了障碍。心理学家仔细对产生阻塞现象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将在关键时刻胜利和失败的个例进行了比较。最终他们找到了罪魁祸首，那就是：想得太多。事情通常是这样的：当人们开始为自己的表现而紧张时，他们会变得更加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小心翼翼不犯错误，但这可能给他们带来致命的影响：篮球运动员可能会因为太注重自己的行为而忘记了球的位置。在这一刻，以往流畅的动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运动员的不知所措。

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西恩•贝洛克（Sian Beilock）教授就致力于解释这一过程。以高尔夫球为例，对初学者来说，高尔夫球的动作是非常有难度的，触球的角度，估算球行进的路线，和感受草皮的粗糙度，都要耗费非常多的努力。在这个阶段，专注于动作和有意识的思考运动的策略是非常有帮助的。贝洛克教授发现，初学者在推杆时的思考越多，他们击球入洞的概率也就越高。通过专注于比赛，注意击球动作的机制，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初学者犯错误的概率。

不过对于富有经验的人来说，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当高尔夫球员已经掌握了击球的所有动作要领，仔细分析击球就是一种浪费时间。因为在此时，大脑已经可以接管整个工作，自动地计算出最佳的击球角度和力度。对于这时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往往甚至都不能讲出自己在动作中到底是怎样做的，心理学家称之为“专家失忆症”。马里兰大学的心理学家布莱德利•海特福德（Bradley Hatfield）就曾考察过专业运动员和初学者在运动中的脑电波，结果发现初学者的脑电波呈现出很多杂乱无章的波动，显示出他们正在进行艰难的思考。而专业运动员的脑电波就格外的平静，这正是源于大脑自动化的思考过程。

贝洛克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她发现有经验的高尔夫球手在被强迫思考每个击球动作时，反而会犯更多的错误。这证实了有经验的运动员完全可以依赖大脑的自动处理过程，就可以接近完美。而过多的思考反而会影响他们多年训练造就的“直觉”。而在最差的情况下，这种干扰带来的错误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得高压下的比赛变得更加压力重重。

不过阻塞现象也并不是无法避免的。两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丹尼尔•格其阿迪（Daniel Gucciardi）和 詹姆士•蒂姆克（James Dimmock）就曾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邀请了20位富有经验的高尔夫球手，把他们分成三组。第一组选手被要求在击杆时想着动作要领，例如“髋部”或“手腕打直”。第二组选手被要求想着一些无关的词汇，例如“蓝色”。第三组选手则被要求思考动作的整体要求，例如“平滑”或“平衡”，而不是动作的具体部分。实验的结果显示，三组运动员的表现有所不同：第一组想着具体动作要领的运动员果然更容易受到比赛压力的影响，表现不尽如人意。而第三组选手却并没有因为思考动作的整体要领而影响发挥，反而都表现出色。

泰格•伍兹（Tiger Woods）的教练汉克•汉尼（Hank Haney）就曾经说，能在大赛中保持清心寡欲什么都不去想才是最难得的事。而泰格伍兹就拥有这样的能力，能在大赛结束前的最后一刻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而“老虎”本人则说，他在比赛时只想着：“这是我不能放弃的事情，我不会放弃任何事，接受自己但要做到最好。”伍兹的想法和格其阿迪实验中的第三组运动员一样，都只思考比赛的整体要领，而不让过于细节的思考打断动作的流畅。所以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说，在比赛的压力来临前想想激励的话，而不要过度思考细节，或许可以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世上最早的广告可谓是早些时候街头巷尾的吆喝声：“萝卜赛梨嘞，不甜不要钱啰！”无论是在中国的菜场还是意大利的市集，精明的商人都懂得揣摩顾客的心理，把货品夸得质量好又便宜。今日随处可见的广告更是无奇不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富有创意的广告世界还和几位心理学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今日广告的神奇效应。

　　美国西北大学的沃尔特·斯考特（Walter Dill Scott）是第一位将“说服”的概念引入到广告当中的心理学家。他认为，只要对心理学的原理加以利用，人们那自以为傲的理性是很容易被说服从而变得顺从的。在他的《广告的原理和实践》一书中，有两个技巧被反复提及：直接的命令，也就是不断地向客户提出诸如“请使用这个美妙的产品吧！”这样的要求。另外就是以优惠券的形式对顾客施以小惠。

　　而基于心理学中关于注意力的研究，他认为可以利用人们对广告的注意力来评定一个广告的优劣。广告里利用“前后对比”的形式也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提高人们对产品价值的关注，而反复出现的广告也会让人印象深刻。看来，“脑白金”的广告还真是继承了斯考特这位广告大师的衣钵呢！

　　说到心理学家对广告行业的贡献，就不得不提及一位心理学家。他名叫华生（John Watson），是鼎鼎有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主张行为由奖励和惩罚的规则被塑造。华生提出，一个好的广告应当抓住人的三种情绪：爱，恐惧和愤怒。他认为，如果一个牙膏广告做得好，往往不是因为牙膏本身可以维护牙齿坚固，而是因为洁白的牙齿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性吸引力。同时，他还大力推广在广告界利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进行市场研究，例如利用人口普查的数据来定位潜在用户。此外，他还推崇名人效应，原因也出于情绪心理学：人们买产品并不因为他们爱产品，而是爱他们的偶像。

　　在现代广告中，心理学因素利用三种技巧改变了人们的态度。

　　首先，当信息来源于可靠的人或是有吸引力的人的时，人们的态度更容易被改变，用名人做广告就是这个原因。

　　其次，人们更信服那些看上去不那么像广告的信息。想想那些越来越嚣张的“软文”和“植入性广告”，来得不是没有道理。

　　最后一个技巧就是巧打年龄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最容易被说服，而25岁以后的成人会变得更加固执难以改变。看看那些针对年轻人的啤酒和奢侈品广告，你就知道他们不仅想要吸引年轻人加入消费大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一辈子都成为品牌的忠实顾客。

　　现在的广告中已经被心理学无孔不入地植入了各种概念。所以下次被广告俘虏的时候，不用为乖乖投降而苦恼：它可是真的很懂“偷心”的艺术呢！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只狗”。互联网上无数奇人志士辈出，可见到庐山真面目后，很多人的真实样子却往往让心怀期待的粉丝们大跌眼镜：原来那个在网上叱咤风云的大侠只是个戴黑框眼镜的文弱书生（请勿对号入座）；而写一手委婉悱恻小言的“美女”却是一个彪形大汉。在以恋爱征婚为目的的交友网站上，各色男女的面纱就更加深不可测了。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交友网站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果壳心事有必要帮大家擦亮双眼，看清显示器背后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最近，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尼克尔•埃里森（Nicole B. Ellison）等几位媒体研究者在《新媒体学会》上的一篇文章就试图探寻：和真实的自我相比，人们在匿名时的“自我”到底有几分虚、几分实。 研究者从几大在线交友网站上找到了37名参与在线交友的用户，收集了他们在交友网站上的个人档案，并和实际情况做了对比。之后，他们对这些用户展开了有关“不真实”部分的访谈，其中包含了他们如何解释这些不真实的信息，以及他们对偏差性信息的接受程度等等。结果不出所料，大部分人在征友网站上的自我描述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偏差。有趣的是，人们对这些真真假假的信息并不完全反感，对于偏差信息的看法也呈现出有趣的规律：

时间差：不同步的“谎言”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自我”的限定似乎有一个很宽的界限，这个“自我”既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也包括现实和理想的混合体。所以很多人在自我介绍中都打了一个“时间差”：将“自己”过去或者将来的样子放在档案中，其中很多信息与自己当下的状况并不符合。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既呈现一个正面的形象同时又避免说谎。

虽然这有些不妥，但信息的“可变性”决定了这种时间差是否能够被人接受：易变的特性（例如发型）的变化比某些固定的属性（例如年龄或身高）的偏差更容易让人接受。此外，这个偏差的程度大小也会在考虑范围之内。如果你是一个30岁，200斤的胖子，却放上一个自己本科时，130斤的照片，恐怕就要让很多人大呼上当了。

有时候，人们也会冒险“搏一把”，把某些无法预测能否发生的事情写在档案中。比如由于吸烟是一个不太吸引人的特质，很多吸烟者也会说自己不抽烟。当问及理由时，一位受访人就表示，如果自己遇到了梦中情人，就一定会戒烟。不过，谁知道呢。 此外，人们最不喜欢的就是把当下的自我展示出来，譬如一位受访者体重最近有所增加，他就坚持不上传自己最近的照片。

缺少线索：说的比看的美

在缺少线索的线上交友环境中，对于自身的展示许多时候要依赖语言的描述，这就反映出很多人们对自身认识的偏差。譬如 “风流倜傥”这样的词汇，大概就是见仁见智了……而更多的人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倾向选择模棱两可的词汇，例如“体貌适中”。当然，如果有略带正面含义的词汇更好。

你知我知：默认的“潜规则”

在采访过程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对在线交友可能存在信息偏差心知肚明，并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度。比如“曲线美”可能是窈窕有致，也可能是略显丰满。这种没有恶意的小小美化能够被大部分人接受。不过接受程度也会因人而异，一位高个子女性就对高度非常敏感：“我绝不能忍受一个一米六的男人谎称自己有一米八。”

个人档案就像一份“心理契约”，每个人在网上寻觅另一半的时候都会关注这个“契约”能否在未来被履行。所以人们往往会选择能够提高自身魅力，又保持 “契约”可信度的方式来美化自己的档案。而网上缺少的线索也意味着这个 “契约”像所有的合同一样，都有其不完全的特性，于是人们通过模棱两可的词汇让自己更有退路。当然，人们在签订“契约”时也心照不宣地偏差有一定的期望。下次在交友网站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记得想想其中可能存在的时间偏差，线索削减和“潜规则”的影响。祝你好运！

参考文献：

原文已发表于《东方一周》

手机自出世起，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移动手机让人们摆脱了烦人的电话线，能够更加无忧无虑，随时随地地沟通。移动短信又让人们摆脱了言语的尴尬，达到更加“心照不宣”的交流。智能手机的出现更让人们对这个三寸长的小玩意儿爱不释手。

然而，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手机的“温柔陷阱”。

你手机“成瘾”了吗

研究发现，重度的手机成瘾者和通过精神病学诊断手册定义的某些精神疾病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

美国马里兰大学最近的一项有关手机的调查就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手机。手机已不是生活的一个帮手，更让他们沉迷其中。失去手机对于这些人，就好像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

在这项名为“无设备世界（world unplugged）”的研究项目中，马里兰大学的研究者对世界上10个国家，1000名学生进行了24小时的“无媒体”体验，让他们在一天之内不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任何多媒体设备。

经历了这个项目的大部分学生都表示，失去了手机让他们“坐卧难安”。很多人甚至都没能完成整个项目。撇开他们的国籍、文化、生活环境背景等因素，所有的学生都在失去常用媒体后表示出“烦躁，困惑，焦躁，易怒，不安，紧张，焦急，痴迷，沉溺，惊慌，猜忌，生气，孤独，依赖，消沉，神经质，偏执”等情绪。

2006年的一项发表在《成瘾研究和理论》上，由西班牙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杰纳罗（Cristina Jenaro）领导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匿名调查了337名大学生，其中10%属于重度手机使用者。其中，女性的比例还高于男性。

他们还发现，重度的手机上瘾患者的症状和通过精神病学诊断手册定义的某些精神疾病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在重度手机用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些躯体化症状，身体出现莫名的痛苦。很多人的社会能力减弱，正常的社交也变得困难。很多人出现了抑郁和焦虑等症状。这些症状与其他因为药物依赖或是赌博引起的心理症状有重合之处，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很多学生在进行这项研究之前并没有意识到手机等多媒体设备对他们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大部分年轻人只是认为多媒体是让生活更便利的一种方式而已。但大部分人在离开媒体之后的一天之内就表现出很多情绪和生理上的不适。有些人在描述这段经历时使用了一些“沉溺、依赖、抑郁的表述修辞”。

领导这一项目的苏珊·默勒教授认为，这多多少少像是一种心理上的“成瘾”。和药物成瘾、烟酒成瘾类似，失去了手机也让人产生了难受的“戒断反应”。

一名参与项目的英国学生这样描述那24小时的感受：“五个小时之后我那安逸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我的心跳开始提高，焦虑感也上升了。我开始发现自己对除了自己那个小小世界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

很多人把手机描述成自己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一名来自美国的学生就说：“过了一阵我就开始强烈想念我的手机。我会把它放在口袋里，手握住它。仅仅是这样就能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手机“上瘾”的事实也被其他研究证实。意大利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在意大利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拥有多个手机，并且声称自己手机上瘾。另一项英国研究则发现，有36%的大学生声称自己离不开手机。

跨国市场调查公司思纬公司（Synovate）对11个国家8000多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人都会随身携带手机，其中俄罗斯和新加坡的受访者对手机尤为依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离开手机无法生活，其中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人的手机依赖症状最为显著。

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手机比钱包更为重要。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睡觉的时候并不会关机，而是将手机以待机状态放在自己身边。即便他们想要关机，他们还是害怕会因此而错过电话或者信息。

研究者认为，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手机上瘾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方面，人们极度依赖手机中存在的社交网络，要不断利用手机发短信、上Facebook等方式巩固他们的社交圈子。研究发现，在思纬公司的调查中，十分之一的受访者经常性地用手机登录社交网站，例如Facebook、Myspace。

另一方面，青少年也把手机当做必不可少的“炫耀品”，迫于同辈的压力，让他们必须拥有手机。长期的使用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离开手机，虽然这不像酗酒和毒品对人的影响那样恶劣，也因此很容易被人们忽略。如果一个人对手机产生了过分的情感依赖，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正常秩序，并成了不断追逐新款手机的“物质主义者”，就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和其他类型的“上瘾”比起来，手机上瘾的纠正也更加容易些，不过也需要人们有甩开手机生活的毅力才行。著名心理自助博客“灵性之河(spiritual river)”就为手机成瘾的人群开出了几剂良方。

首先要做的是建立清醒的自我认识，意识到手机依赖的问题，并且有决心去纠正不良的使用习惯。其二是减少手机的使用，尽量在非常必要的时候再拿起手机，甚至可以让朋友帮助自己，少发短信或删掉过分浪费时间的手机应用程序。最后，一个明确的限制（例如每天通话/用手机上网的时间）是进行自我监督的好办法。

隔绝“自我”和外界

除了会让人因为过度注意手机而忽视关系，手机也会因为阻碍信息的流畅交流而影响人际关系的融洽

心理学家肯纳斯·乔恩（Kenneth Gergen）把酷爱使用手机的青少年称为“活在气泡里的世代”。他认为，手机和其他多媒体工具像一个气泡把我们包裹起来，让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小小的六英尺屏幕上。

经常使用手机的青少年不但缺乏和周围人的沟通，对父母的要求也更为叛逆。那些捧着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上课的孩子们，多半也都在浏览Facebook而对老师所讲的内容充耳不闻。这一层气泡隔绝了一个“自我”和外界的关联，让人变得更加孤独。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英格兰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谢菲尔德（David Sheffield）的研究结果就显示，百分之七的青少年说自己曾因为手机丢了工作或是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此外，有日本的研究者也发现，使用手机的儿童比不使用手机的儿童的朋友更少。

不仅如此，手机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成人的人际生活。在思纬公司的访问中，接近一半的受访者用手机谈情说爱，五分之一的人通过发短信来安排初次约会，而同时，仍然是五分之一的人用同样的方法来结束他们的恋情。网络语音服务公司Ringcentral对1000名智能手机用户的研究调查显示，有四成的人认为手机在他们的恋爱关系中占有重要作用。美国市场研究公司Retrevo的调查则显示，有百分之七的人在性爱时也会查看手机……看来是时候让手机与亲密关系保持一点距离了。

除了会让人因为过度注意手机而忽视关系，手机也会因为阻碍信息的流畅交流而影响人际关系的融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罗森布兰特（Paul Rosenblatt）发表在《家庭科学综述》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开车时接听电话会影响人们的家庭关系。

当人们在开车时，由于注意力必须分散到开车和电话两边，使得会话产生延迟。这会让电话那头的人认为缺乏专心对话的诚意，或是想要掩饰什么。同时，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还会让人容易忽视对话中的细节，产生更多沟通的误解。

保罗认为，“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会让人对谈话的细节缺乏注意，对危险的境地反应迟钝，不能很好地控制沟通过程，更多的误会会引发冲突、受伤感，最终可能给人际关系带来不可恢复的伤害。”

和面对面的沟通相比，电话沟通也缺少了手势，面部表情和姿势带来的社交线索。他建议，当人们的关系陷入困境时，最好还是采取面对面对话的形式，而不要采用手机通话，特别是驾驶过程中的手机通话，否则可能不但无法挽回关系，还会产生更多的误会。

注意力的“杀手”

手机不仅会分散手机使用者的注意力，也影响了周围的人。而且，手机对话这样的“半对话”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人们对手机的“依赖”不仅会影响亲密关系，也可能成为阻碍我们专注工作的障碍。习惯使用手机的人通常会不断查看手机，登录社交网站，或是被手机上的邮件提醒而分神。

心理学家发现，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长此以往甚至会让人们患上类似“注意力障碍”的心理问题。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就发现，经常处在多任务状态的人在处理工作时的注意力有显著下降，甚至在没有多媒体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他们更难从复杂的信息中提取重要内容，所有的东西都可能让他们分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大大削减了我们思考的能力，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难以深入到复杂的层面。

“多任务”的影响不仅是行为层面的，它还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系统和大脑，降低思维的深度。在一项由加州大学的媒体研究者格鲁瑞亚·马克（Gloria Mark）主持的研究中，同时处理多任务的人虽然工作时间更短，但工作的效果也更差，焦虑感和压力感也更大，这将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思维效率。

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罗索尔·保德雅克（Russell Poldrack）还发现，当人们专心在一件事情上时，新的信息能够很好地存储到大脑和记忆有关的海马区；但当人们进行多任务时，大脑的纹状体而非海马会参与到新信息的处理中，这样的处理方式会显著减慢思考的过程。

手机对注意力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对使用手机的人，甚至对于周围的人也会有不利的影响。试想一下，当你在机场坐下，想要专心读一会书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个人拿出电话开始喋喋不休，你就会发现，自己很难再专心于手上的书本。

最近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文章中，劳伦·安博森（Lauren Emberson）和她的同事就研究了为什么旁人打电话也会让自己分心的问题。他们认为，听到别人打电话有两个属性不同于平时旁边人的对话。

首先，你听到的只是对话中一个人的讲话，他们将之称为“半对话”。换句话说，你只能听到其他人对话中一半的内容，因此很难将对话完整地接收过来。其次，电话中的对话的节奏也与正常的对话不同，人们可能有各种停顿，在听对方讲话时也会有较长的间隔。劳伦和她的同事认为，这样的对话最可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为了继续证明这一点，他们进行了一个实验。他们让被试者进行一项主任务：用鼠标追随屏幕上移动的圆点，或是当学习过的字母出现时按键。同时，他们给被试者播放三种对话的录音：一种是两个人的对话，一种是打电话一方的录音，还有一个人关于两人对话的独白。

他们发现，两人对话或是一个人的独白都不会影响被试者的作业成绩，而只有收听“半对话”的人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在安静的公共场合打电话不仅是噪音的问题，在注意力层面也可能有“扰民”的倾向。

手机致癌之辩

“手机致癌”之说起源于1993年，但1990到2002年的12年期间，手机用户从400万增加到了1.35亿，手机的使用并没有明显增加癌症的发生几率

传闻手机的另一大隐患——手机的辐射会导致脑癌的发生几率大大提高。1993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卫·雷纳德将手机生产商NEC和运营商GTE Mobilnet告上法庭，原因是手机辐射导致他妻子的脑部肿瘤。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大卫称他妻子脑部的肿瘤形状呈一条状，和手机的形状“一模一样”，位置也不差分毫。虽然法庭因证据不足而驳回了大卫的起诉，但从此便有了“手机致癌”一说。

事件过去了十余年，现代手机的用户已经超过几十亿，“手机致癌”之说到底能否站得住脚呢？

科学家们首先从流行病学角度分析，在手机逐步盛行的十年内，癌症的发生几率是否增高？1990到2002年的12年期间，手机用户从400万增加到了1.35亿，而年龄校正后的脑癌总发病率仍然保持平稳。

从群体角度看，手机的使用并没有明显增加癌症的发生几率。当然，这有可能是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其他环境的因素造成的。

为了更好地揭示手机和癌症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到了两组不同的实验对象：患脑癌的人和健康人群，比较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在2010年，一个叫做Interphone的研究项目就收集了500名脑癌患者和非脑癌患者的数据。

但是，他们也同样没有得出手机使用和脑瘤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还发现高频率使用手机的人患脑癌的几率下降。但是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由于缺乏严格的实验控制，我们很难得到准确的因果关系。例如使用手机较多的人可能是工作繁忙，精力充沛而更健康的人，从而降低他们的脑癌风险，而并非由于他们使用手机较多的原因。

此外，这项研究采取了被试者自我报告的方式。由于我们的记忆存在偏差，自我报告的真实性很容易受到质疑。譬如有人就报告自己每天使用手机超过12个小时，明显不合情理。而和使用手机日志记录的时间相比，人们口头报告的结果也显示出更大的误差。

为了消除记忆的混淆因素，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完全不使用手机的人作为对照，或是获得人们的通话记录。但这两者都因为现实和隐私的因素而不能在研究中很好地实现。

为了更好地考察手机到底能否致癌，最直接的方法是走进实验室，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比较。生物学家将小白鼠放置在与手机辐射类似的非电离辐射中。但没有发现类似手机的辐射会加剧小白鼠的乳腺癌几率。另一项实验则先使用化学致癌物诱导癌症发生，之后将一组小白鼠暴露在手机辐射中，也没有发现手机会明显地引发更多的脑瘤。

如果手机在短期内没有对癌症有显著的影响，它会不会可能在我们的身体内部产生更加慢性的危害呢？为了考察这一可能性，科学家们采用了DNA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手机对我们身体中最基本物质可能产生突变的影响。

2005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科学家们回顾了1700篇有关手机辐射和细胞DNA突变关系的文章，但有三分之二的文章否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在以往对致癌物质对DNA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有些致癌物质不会破坏DNA结构，但也可能以促发癌细胞生长或修改基因的方式加剧癌症的恶化。

那么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小心手机带来的癌症风险？5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过度使用行动电话导致脑癌的证据非常薄弱，但不是“零”。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手机等电磁场辐射和农药，咖啡等一并被纳入“可能致癌”的名单中。这个名单根据危险等级高低被分为“致癌的”，“可能致癌的”，“潜在致癌的”和“无法分类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官方对手机致癌的定论呢？可能还不能完全下这个论断，因为所有的研究尚未指向一个确凿的结果。我们要做的，可能是要稍微注意手机的使用，但也不必过于恐慌而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

前段时间，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向媒体披露，自己患有“强迫症”。他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很高，如果酒店房间里的东西没有摆放好，他一定要亲自动手把它们整理整齐。

他家里物品务必要达到“完美”的效果：所有物体必须排成直线，而且最好是成双成对。他的衣橱里有30对一模一样的CK内裤，衬衫也必须根据颜色顺次排开。家里的三个冰箱分别摆放食品、饮料和沙拉。连辣妹维多利亚也抱怨不迭，家里的沙发必须摆得整整齐齐，如果饮料的数目不成对，小贝会扔掉一瓶以保证对称。

强迫症，听起来可能仅仅是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但严重的强迫症却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作为焦虑障碍的一种，强迫症被美国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定义为强迫性的思维或行为。患者会出现强迫性的行为，例如不断洗手，检查门或车是否锁上，数数等。

强迫也可能出现在患者的观念当中，例如不断反复地出现例如“我是不是做得不对”的想法。这种持续出现的思维、冲动或影像，会引发明显的焦虑不安和痛苦。这些想法完全发自内心，而非由外界强加。

不断重复强迫性的动作和想法，可以暂时减轻他们的焦虑感，但这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但不进行强迫性的动作或想法又会增强他们的焦虑感。在这个恶性的循环中，强迫症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规律。在人群中，约有2%～3%的人受到强迫症日复一日的困扰。

无奇不有的强迫症

除了小贝的“偶数强迫症”，还有“清洗强迫症”（即“洁癖”）、储藏强迫症、仪式性强迫等。

贝克汉姆的表现应该还只是一种轻度的强迫症倾向。事实上，适度的强迫能让人将工作进行得更加完美，这可能也是贝克汉姆能够成为一名伟大球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的这种“顺序强迫”是强迫症表现的一种，通常这类强迫症人群喜欢把东西排成整齐的一列，东西要有序，排列的形状要非常对称。当然，不是所有强调有序的人都有强迫症——有的人也许只是习惯如此而已。

有趣的是，很多顺序强迫的人，会特别偏好偶数（也有人更偏好奇数）。贝克汉姆就可谓是其中一例。他们要求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要成对出现。

贝克汉姆的偶数强迫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贝克汉姆最爱去的英格兰萨姆菲尔超市的老板透露，小贝最钟爱一种49分钱的方便面，并且每次都一定要买不多不少整20包。《太阳报》的记者也打探到，维多利亚为自己丈夫对家里的三面镜子不满而烦恼， “他老是对我说，四面，为什么不是四面镜子？”

甚至维多利亚最近的怀孕也被媒体解释为出于贝克汉姆对于偶数的偏执钟爱：一方面小贝需要为自己添一个女儿；另一方面，似乎小贝看着自己的三个儿子站在那里总有一些别扭。

除了小贝的这类“偶数强迫症”，还有其他听起来很奇特的强迫症。比如“清洗强迫症”，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洁癖”。患有这种强迫症的人会反复地清洗自己，对周围环境的清洁要求异常的高，不愿意接触别人或让别人接触自己，不和别人分享食物，甚至别人碰过的东西他们也不会去碰，对户外活动非常回避。

不知道你会想到谁，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生活大爆炸》里的Sheldon，那个有无数规矩的宅男物理学家。

美国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储藏者》向大众揭示了一群特殊的人——储藏强迫症患者。纪录片工作人员走进了这些人家里，观众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人似乎把家里变成了垃圾场。室内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堆满了他们捡来的各种东西，他们也从来不会把东西丢弃。像垃圾堆一样的家让他们耻于把外人带进家中，但强迫症又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继续积攒。

《储藏者》第一次让人们发现，原来这个人群之多超出人们的想象，大概占人群的5%。储藏强迫症和生活的压力和紧迫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已经有公益机构开始帮助患者，学习慢慢地清理掉他们的“藏品”，恢复正常的生活。

另一种强迫症被称为“仪式性强迫”。这类强迫症患者有着一套必须履行的仪式规则，例如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频率敲打物体。只有通过履行仪式性的动作，才能让他们感到有控制感和减少焦虑。当仪式性的动作被纠正，他们又会自动生成另一套新的仪式性动作。

被什么“强迫”了

掌管血清素接收的血清素受体出现异常，血清素的作用发挥受到阻碍，这可能是导致强迫症患者焦虑的主要生理因素之一。

在揭示强迫症机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体内的血清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血清素是人体神经系统的一种重要神经递质，又名5-羟色胺，负责神经元之间信息的传递。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血清素与人类的情绪调节有重要联系。

在情绪持续低迷的抑郁症患者体内，血清素的含量较低，或是血清素的神经受体数目下降。

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掌管血清素接收的血清素受体也出现异常，变得更加不敏感。这使得血清素的作用发挥受到阻碍，这可能是导致强迫症患者焦虑的主要生理因素之一。

科学家们还发现，这种血清素传递机制的缺陷由某种特定的hSERT基因进行调控。因此，强迫症也具有遗传的属性：家族有强迫症的人更容易患上强迫症，而基因对强迫症的影响大概在45%～65%之间。

最近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利用功能核磁共振（fMRI）进一步发现了大脑中与强迫症有紧密关联的区域。他们让强迫症患者和家族中有强迫症患者的潜在“强迫基因携带者”，与正常被试者一起完成了一组任务。

在实验中，这些被试者被要求观看由面孔和房子图像重叠而成的画面，并且判断目标图案是否出现。结果发现，无论是强迫症患者还是他们的家人，在任务中的外侧眶额回（外侧眶额回，即大脑的一个区域）的反应都比正常人要弱。而这个脑区对于人们进行灵活性任务的能力息息相关，预示着这些“强迫人群”的大脑存在更加生硬，不够灵活的反应倾向。

科学家还发现，强迫症往往从儿童期就有征兆。儿童强迫症是儿童心理问题的一大难题。不知道贝克汉姆小时候是否也是一个“强迫儿童”，但多项研究表明，有三分之一的强迫症患者在儿童期就已经出现了强迫的征兆。

儿童容易患强迫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体内的化学物质——血清素的不平衡，加上儿童大脑尚发育不完全，前额叶的控制功能更容易受到影响。

对于表现出任何一种强迫症行为儿童的家长来说，重要的做法是找到他们可能的焦虑原因，例如人际交往或是学业的问题。

千万不能将他们的强迫行为，例如强迫地排序和仪式性行为，看做是非常“傻”的行为而加以鞭笞。这样很可能会更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从而加重症状。

另外记住，他们的强迫行为并不是他们有意为之，是不自主的，而且背后一定潜藏着心理和生理原因。

从“心”治疗强迫症

治疗强迫症通常采取心理学上所称的行为疗法，使得患者降低焦虑感。

治疗强迫症通常可以采取心理学上所称的行为疗法，即改变患者的行为和认知的方法，从而减少强迫性行为和想法。最为有效的疗法之一被称为“暴露和反应抑制疗法（ERP）”。

在这种疗法中，治疗师会通过不断“暴露”引起焦虑的事件，使得患者习惯引起焦虑的情景，从而降低他们的焦虑感，最终达到避免强迫性行为的目的。换句话说，患者越担心什么，就越让他们接触什么，直到他们发现，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强迫的想法和动作自然也就慢慢消退了。

最近出现的一个名为“关联分裂”的疗法对强迫思维也很有用。它利用了关联启动中的“扇形效应”：词语的意义之间相互有着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改变的；当新的联结建立后，旧的联结就会被消除。

在强迫症患者脑海中，强迫的念头与一些负面和容易引起焦虑的词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一听到“癌症”就会让他们想到“疾病”与“死亡”，一听到“火”就会想到“危险”和“毁灭”。

为了消除这种负性的关联，治疗师会帮助患者将引发焦虑的想法和中性、含有更少负面信息的词汇进行联系起来。例如教会他们想到“癌症”时联想动物，看到“火”时联想“火柴”，“烛光晚餐”等等。

此外，血清素选择性重吸收拮抗剂（SSRIs）也被用来调节强迫症患者体内的血清素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不过，如果你只是有些轻微的“完美主义”或是爱干净的“洁癖”，也不必太过担心。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强迫的想法和行为，有时这还是我们成功的必经过程。但如果强迫举动开始带来巨大的痛苦或严重影响生活（例如一天超过一小时），就要小心强迫症的可能了。

如果你身边有人出现类似症状，甚至出现烦躁、焦虑和自杀的意向，切忌跟他们说“难道你自己不能控制吗？”或是“你不要想就好了”，这样反倒会造成二度伤害。了解强迫症，及时就医，才能有效地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

本文已发表于 《东方早报 身体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