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研究者统计，不仅明星备受性瘾困扰，美国还有8%的男性和3%的女性被卷入其中。性瘾行为完全受到无法控制的性冲动、无处不在的性幻想和性行为的驱使。强迫性的性行为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更加快乐，也与情感毫无关联；相反，他们内心也感到内疚和悔恨。但是为了摆脱对内心莫名焦虑和痛苦，他们仍然不停与“性”纠缠，最终毁掉生活的一切。

尽管如此，临床上， 性瘾还只是模糊地被描述为行为障碍的一种，而并未被权威的美国精神病诊断标准（DSM-IV）收入到精神病分类之中。根据这项标准，只有对物质的依赖才可以称之为“成瘾”。

从对其他“瘾”的了解出发，人们首先想到，“性瘾”也一定是体内的神经化学物质出了问题。心理学家伊尔·莱弗在《无时不刻的孤独：识别，理解和战胜性瘾》一书中说，性瘾来自于大脑肾上腺素过度分泌，导致人们产生对性的极度渴求，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仪式性的性行为模式，以缓解由于激素不平衡带来的行为。但是，这不能完全解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体内生态的不平衡。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相信，“性瘾”根植于和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不幸经历。经调查，60%的性瘾者在儿童期都遭受过虐待。他们通常都成长在充满敌意、混乱和冷漠的家庭，抑或尽管家庭环境正常，但由于在家里他们的情绪很少被表达，导致他们对爱的极度渴望。性成为他们逃避无聊、焦虑，甚至是睡眠障碍的一种途径——在童年时，他们通过自慰来获得逃避；更有甚者，他们可能被其他来自成人的歪曲性观念所诱导。成年之后，性继续成为他们躲避心理危机的避风港，直到一发不可收拾。

研究性瘾的知名心理学家帕崔克·卡尼斯则从儿童成长过程中，家庭功能和抚养方式建立的 “核心信念”角度剖析性瘾的成因。成长在那些被呵护重视家庭中的孩子得以建立正常的心理信念，对周围人都充满信心，也能够拥有自我价值感。而成长过程中被忽视的孩子则容易建立起负面的核心价值，总认为人们不够关心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存在。成年之后，后者会很难维持稳定的两性关系，容易孤独。他们经历了从心灵痛苦、心身分离、仪式化的性行为、强迫性的性行为，一直到绝望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孤独和虚弱感的最终解药就是，沉溺于性爱。

如果你想了解“性瘾”者的内心生活，还可以看看最近一部真人秀，《性瘾康复所》。那些想摆脱过去恢复品尝生活的前成人影星、世界冲浪冠军、花花公子模特、电影导演、世界超模……因为无法摆脱的“性瘾”之痛走进了朱尔·品斯基博士的心理诊所。最终，就像剧集中的詹妮弗·柯彻姆在博客上写到：“人们学会了建立对彼此的信任，和情感的依恋。我不再孤独了。”

“性瘾”本身带有强烈的时代标记。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主义把手淫也视为是“洪水猛兽”；20世纪后半叶人们开始认为凡是“成人之间的自愿行为”都无可厚非。性的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界，在频率、对象和程度上都愈发模糊起来。性瘾的出现，似乎是对人类社会无限蔓延的自由边界的一个冷冷的嘲笑。

但和人类社会不断浮现其他“瘾”一样，性瘾本质上也都是人们掩盖情感和记忆创伤的无力堡垒。成瘾者不仅要远离超乎正常的疯狂举动，更要能认识到心底痛苦的根源。治疗性瘾的终极目的，是恢复“瘾君子”作为完整个体的价值，而非一个只会做爱的机器。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对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负责，开启他们新的生活道路。

原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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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一片对我心底感情真切的投射，来自于人类最美丽的一种心理能力——共情。

共情，以自身去理解和采纳别人感情的能力，在这个充满人类温情的世界上一次次发生。人们为战争中牺牲和受到摧残的民众感到哀伤，那些美好而伤感的电影中主人公命运的波折也会在观者心中掀起巨大波澜。科学家发现，儿童自2岁起，就表现出与人共情的能力。看到他人哀伤，孩童开始能够体会对方的感情，从而开始人类社会一系列与情感有关的活动：同情，抚慰，感动……共情作为一种寄寓在人类基因中的社会情感，延续着人与人之间超越其他动物的真情关怀，也使得人类成为更具有人性和社会能量的独特种群。

科学家发现，不仅我们“心中”感动，在大脑中也存在着对感情“共鸣”的区域。使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人们得以探索共情过程的大脑活动。他们让受试者观察他人的情绪状态表情，结果在大脑中激活了与受试者本身产生这些情绪相同的脑区。即使是观察他人的厌恶表情，或是观察他人经受疼痛，大脑也都做出了与观察者本身经历这些情感过程同样的反应。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心理学家斯丹芬妮 ·普莱斯顿（Stephanie D. Preston）和弗朗斯·德瓦尔（Frans B. M. de Waal）这一发现可与 “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的惊世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镜像神经元与观察他人动作和动作意图的神经活动有关，好似在大脑中模拟着所看到的身体活动；而共情的大脑活动，则可以视为在大脑中一样重复着所看到的他人的情绪变化，从而能够使人敏锐而准确的理解别人的心理反应。

共情对利他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共情不仅是人类对他人情绪反应的一种映射，更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人类社会复杂的情感行为。心理学家丹尼尔·白特森（Daniel Batson）一生致力于有关人类利他行为（altruism）的研究。在他的著作《帮助和利他主义的心理学》中，他提出了共情对于人类互助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他人的共情引发了我们去帮助别人的结果，而这与自我的利益并不太大的关联，而是出于无意的行为结果。”通过实验，白特森排除了引发利他行为的其他可能：自我逃避悲伤场景引发的焦虑感，或是寻求一种助人的成就奖励。他从而证明，人们对于他人设身处地的共情感才是真正引发人类之间帮助行为的无私源泉。

甚至是在博弈游戏中，共情也会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白特森和堪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特赛亚·莫兰（Tecia Moran）一起考察了共情如何影响人们在“囚徒困境”博弈游戏中的决策。在这个游戏中，人们被放置在一个囚犯的位置，他们可以选择合作，从而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但是游戏的所有参与者利益的最大化；或是背叛，这样玩家自身的利益可以最大但游戏的其他参与者和总体的利益之和将受到损害。

经典的囚徒困境游戏中，玩家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总要经过一系列的背叛和合作的反复，最终也难以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但是当白特森引发人们对游戏其他参与者的共情，无论博弈游戏的形式是一般的囚徒情景，还是与金钱挂钩的商业博弈游戏，人们都会更高比例的选择“合作”。甚至在告知游戏其他参与者已经选择“背叛”时，那些被诱发了共情的游戏参与者仍然慷慨地选择了与人合作。白特森认为，这个实验更加支持了，共情作为人类利他行为的原因，甚至可以不受经济和其他背景的影响，而坚固地存在着。

那些丧失了共情能力的人，不仅是缺乏同理心的冷漠人士，还很可能是暴力攻击行为的行使者。研究者发现，那些具有反社会人格（psychopaths）的人，对他人的情感无动于衷，他人的悲伤，欢喜都无法赢得他们一丝丝共鸣。在重大暴力犯罪和杀人案件中，这样的人往往占有多数。他们的冷血和无情，有时恰可能是因为他们大脑中有关共情的部分不幸丧失了正常功能，从而导致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最近，芝加哥大学专攻共情心理神经机制的心理学家杰·迪西地（Jean Decety），对患有品行障碍，也就是具有反社会人格倾向的一组青少年进行了大脑共情能力的研究。他给这些16到18岁的男孩观看一系列人们经受疼痛折磨的照片，例如人们被摔破的碗划破了手，或是被别人重重的踩到了脚。和普通人的大脑神经反应不同的是，这些有品行障碍的男孩子，在看到别人疼痛的图片时，大脑中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和与奖赏感觉有关的腹侧纹状体出现了明显的激活，而与自我控制和道德判断有关的大脑区域则没有明显的反应。

假期里在看《阿凡达》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不也是一个关于共情的故事么？贪婪的侵入者，全然不顾及潘多拉星球居民的感受，全然不带一丝的同理心讲生命之树拦腰折断。而最终潘多拉的拯救，也正源于“潜伏”的人类与潘多拉居民相互的共情与信任。无论是在人类起源的原初，还是在遥远未来的智能生命体内，我相信共情将是永不会断裂的人类重要的感情线。

感谢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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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浸淫在和声的世界里，十余年的耳濡目染培养了对这种并行流淌的声音曲线的钟情。无论教堂里的弥撒圣咏，还是非洲部落儿童粗粝纯真的歌声，亦或阿卡贝拉（注：Accapella，人声无伴奏合唱）的俏皮幽默，和声的魅力无处不在。

不知你是否和我一样，一直对这斑斓声音有着别一种好奇：为何有的声音组合富有魅力直达人心，有的却显得杂乱无章，甚至成为噪音难以入耳？

事实上，早在百年前，心理学及和声学还未现雏形，文艺复兴的音乐家们就已悟得了此中“和谐之道”。大调（major mode）调式听来雄壮庄严，适于表现欢乐昂扬的旋律；小调（minor mode）调式则忧郁哀伤，适于表现柔美的乐段。

近代心理学上的研究，譬如音乐心理学家约翰·斯洛博达（John Sloboda）的实验，显示无论是成人还是对声音经验较少的儿童，都能辨别出不同音调组合的情绪差别——似乎这种对大小调和和谐感的区别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但究竟大小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有和谐与不和谐之分，还需由心理声学家做出更多更深入的解释。

在讲述和谐之音的来龙去脉前，先要认识一个概念：陪音（Upper Partials）。虽然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来说，将声音分解为可研究的细小类别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仅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找到声音之中的细微成分。单独的音调可以“基音”，可以用一条正弦曲线代表。每个基音之上，都有比它频率成倍增长的陪音。例如，钢琴上标准C的频率为261赫兹，我们就当它数倍的522赫兹，783赫兹都为C的“陪音”。
不过，陪音的作用远非几个倍数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陪音的音乐世界如何幻化出多变的旋律和合音。首先，陪音是我们可区分的不同音色的来源：标准C在钢琴和萨克斯风上演奏的感觉截然两样，正是由于陪音在基音之上的数量和强度不同所致。其次，在不同倍数的陪音间，音调高低并非成倍增长，而是以对数（log）形式增长。例如，标准C的陪音不是高几个八度的C，而成了键盘上的C’, G’, C’’和E’’。而当两个音进入我们的耳朵后，不仅黑白键上的基音响起，他们各自的陪音（都遵循着频率对数增长的规律）也一股脑进入了大脑。于是貌似简单的两个音响，其实已经成为一盘声音频率的大杂烩（图1）。

（图1 两个基音和他们的陪音）

到底怎样的一盘大杂烩才能满足我们耳朵的需求呢？

从心理物理学早期奠基人赫尔曼·赫尔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开始，就有无数的研究者通过“以身试音”，给不同间隔的两个音同时出现时的“不和谐”的程度打分。结果似乎当两个音间隔1、2、6、11个音时，会给人有不和谐之感。

1965年，心理学家瑞那·普兰普（Reinier Plomp）和威廉·李维特（Willem Levelt）建立了“和谐曲线”的理论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间隔1-2的两个音最不和谐，然后不和谐感逐渐下降。但当他们把陪音也加入模型后，就和赫尔姆霍兹早期得到的曲线类似了（图2）：当两个音相差3，4，5，7，9，12个半音时，便形成了更“舒服”的搭配。这一结果和人类文化上大多数的音乐都十分吻合：人们更多采用“和谐”的搭配来谱曲写调，而尽量避免那些不和谐的配对出现。

图2 两个音指之间的间隔和不和谐的关系

对于合唱，亦或吉他曲、钢琴曲、交响乐等音乐形式，更常见的是三个或更多个音形成的“和弦（Chord，三个音称为triad）”。而西方音乐对待三音和弦，进行了大调和小调的区分，并且依据它们来书写下不同风格的旋律与和声效果。这样复杂的组合经过音乐家的妙手，形成了无数的经典乐章。直到今天，现代流行音乐依旧沿袭着这些固定的和弦模式。甚至在很多摇滚乐与现代音乐中，音乐家故意采用不和谐的和弦形成的诡异而古灵精怪的音乐。

如果我们沿袭两个音的“和谐图”，把他们加到三个音的关系上（包含三对两音组合），就会得到一幅三音和弦的“和谐”图。在这里，我们把中间音调和上下两个音调间的距离作为考察的变量。但如果对照西方音乐乐理手册上固定的大小调和弦时，我们会发现这个“和谐图”似乎并不完美。心理学家大卫·塔姆珀力（David Temperley）和克拉克·斯楚尔（Klaus Scherer）认为，人们对于大小调和弦的认识可能受到了日常经验的影响。由于其他的音调组合不常出现，所以我们就倾向于认为他们都是“不和谐”的，即便从道理来说他们并没有错误。

图3 三音和弦的“和谐图”

在音乐旋律中还有一个和和谐有关的问题：有候我们会感觉到一个和弦组合听起来并不“完满”，充满了“紧张感（intension）”。心理学家莱奥纳多·梅耶（Leonard Meyer）在《音乐的情绪和意义》（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一书中认为，当和弦上下两个距离相等时，由于听者很难辨明和弦的空间位置，因此容易造成和弦的“紧张”。和“和谐图”类似，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加入陪音因素之后的“紧张图”。在这张图中，标准的6个大小调和弦依旧处于蓝色的紧张“安全区”。

图4 三音和弦的“紧张图”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和谐”和“紧张”分别在不同三音和弦上是如何分布的。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不稳定（Instability）图”——理论上我们何时感知到美妙和谐的音响，何时这种组合对我们来说并非悦耳动听。这便是日本关西大学心理学家诺曼.库克（Norman D. Cook）和田中（Takefumi Hayashi）提出了的声学方法解释音律“和谐”的途径。在他们的理论中，只有两个音时，双音共振形成的和谐最重要；当三音和弦出现时，音调间的相对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图5 三音和弦的“不稳定图”

近来，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得以进一步探讨音乐进入大脑后发生的事情。尝试将和谐和大脑神经元的活动联系起来。哈佛医学院音乐与大脑科学研 究所的神经学家马克·特瑞莫（Mark Jude Tramo）就和他的同事记录了100个猫的听觉神经元细胞对大调、小调和不和谐和弦的反应。通过统计这些神经发放之间的时间，可以得到一张不同时间间隔 （ISI）的频率表。

有趣的是，神经元在听到“和谐”和弦时的频率表明显规律些，并且成倍长度ISI出现的频率类似。而“不和谐”音产生的ISI频率就显得杂乱无章。这说明，听觉细胞对于和谐音律的反应，也倾向于产生有规律的共振——这或许是“和谐”带给我们无限美妙体验的第一步。

至于为什么我们会产生不同和声组合的不同感受，关西大学的两位研究者认为，声音的和谐规律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在动物世界里，下降的语调常预示着威望、攻击和支配的性情。而上挑的语调则代表顺从，软弱与屈服。通过手势和肢体动作，这些音调的组合形式又被加强了象征的意义，并得以在世代间传递。

人类社会也有类似的场景，上扬的语调表示礼貌和顺从，下降的声音则预示着命令、要求与威严。而上升和下降似乎正对应着紧张（上下距离一样大）的和弦发通过上升和下降的变化形成的大调和小调调式。这或许揭示了，为什么大调和小调具有普适的情绪意义，在跨文化和种族的音乐中都带给人们相似的情感体验。再一起来听这一首阿卡贝拉的《Hotel California》。想想看我们能感受这美妙的和声，原来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天赋，与长期人类社会生活演化的结果——是不是很奇妙呢？

参考资料：

Cook N.D. & Hayashi T. (2008).The Psychoacoustics of Harmony Perception.American Scientist, July-August: 311-319.

Peretz I. & Zatorre R. (2003).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us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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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分裂是什么？

人格分裂（Multiple Personality），学术的名字叫做解离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多数人对人格分裂的最初印象来自科幻小说《化身博士（Jacky and Hyde）》。这部经久不衰的小说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天才医生杰克，因为服下自己研制的新药，变身残暴的浪荡子海德，从而引出的一系列的惊悚故事。这之后无数的恐怖片编剧，也纷纷拿人格分裂当做吸引好奇看客的最佳看点。

事实上，人类对人格分裂的认识比小说、电影的诞生时刻，要古老得多。在旧石器时代萨满教的洞穴绘画中，代表个人身份的动物形体变化似乎也隐喻了某些原始社会人格分裂的现象。19世纪以前，和其他精神障碍的人一样，人格分裂因其难以捉摸而被认为是“灵魂附身”或被施了“巫术”的表现，最盛行的治疗方法是招魂术，超心理学和催眠术。在当时，使用催眠术的方法，法国的精神病学家诱导出了很多的“第二人格”，人格分裂便在这一时期广泛涌现。这一发现挑战了以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为首的观念联想理论对意识的理解。观念联想学派认定，人的记忆是相互关联的结网，由于联想的存在，人们可以从一事件追忆到与之相关的回忆。然而通过催眠术诱导出的人格，其性情都可与原本人格大相径庭，且互相之间都没有记忆的痕迹。这催促精神病学家们继续追索，分裂人格和人类意识之间潜藏的奥秘。

19世纪开始，出现了上百例的有关人格分裂患者的记录。其中，玛丽·雷诺兹是史上第一个为公众所关注的人格分裂症患者。玛丽1785年出生于英格兰一个虔诚信仰宗教的家庭，幼时的她性格忧郁羞涩，对待宗教信仰和祈祷冥思忠贞不二。青少年时，玛丽并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现。但在19岁的一天，她突然声称自己双眼失明，也再听不到周遭的声音。3个月后，经过一段长达20个小时漫长的睡眠，玛丽好像是从一场长梦里惊醒，身体各部分机能都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不过，她完全回忆不起这3个月及之前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由于忘记了先前学到的东西，玛丽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阅读、计算和写作，甚至，这一次玛丽的笔迹也与之前大有不同。同时，周围人对这阶段玛丽的描述是“轻快，敏捷，喜欢有人陪伴，喜爱自然”，这种性情也和她大病之前有所不同。5星期后，玛丽再次陷入沉睡，再次醒来又丧失了所有的记忆，她就带着这个人格一直生活了16年。直到30多岁的一天，她又重新回到19岁的那个玛丽，并带着这一个玛丽活到61岁。

大量案例出现后，人们也开始纷纷推测人格分裂的原因，有人认为癫痫是分裂人格的罪魁祸首。当时美国陆军的一名外科医生本杰明·拉什大量收集了军队中分裂人格案例进行研究。之后他写作了美国第一本精神病教科书《思维疾病的医学调查和观察》，并因对精神病学的卓越贡献被成为是“美国精神病学之父”。拉什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产生多重意识的原因是大脑左右半球的分裂造成的。然而因为缺乏详尽的家族史及病情的观察和记录，这些早期的原因推测在之后都被证明“站不住脚”。

弗洛伊德：人格分裂和儿童期的创伤有着密切联系

19世纪到20世纪，有关多重人格的记载卷帙浩繁，但没有哪个故事比克里斯汀·塞兹摩尔更出名了。克里斯汀幼时经历坎坷，曾在3个月内连续经历了一次恐怖的死亡和两次虽不致命却留下心灵创伤的意外。医师认为，正是她这段不同常人的经历，埋下了日后人格分裂的祸根。在塞兹摩尔眼中，这些事故激发了她体内另一些早已存在的自我，“尽管专家们不同意我这么说，但是我的其它身份虽不是随我而生的，却也是一个整体，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利，和我一出生就表现出的人格一样，是天生伴随我而来到这个世上的。他们不是“我”，却在命运深处和我紧密相息。”

1957，塞兹摩尔的故事被改编为电影《三面爱娃》，由乔安娜·伍德沃德（Joanne Woodward）主演，并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一举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桂冠。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克里斯汀体内远不止3个性格迥异的人格——医师鉴定的结果是她同时具有20个不同的人格。在电影之后，克里斯汀自己也著包括《我是爱娃》，《我的心灵故事》在内的四本畅销书籍。通过塞兹摩尔和《三面爱娃》，人格分裂被公众所熟悉，也开始成为好莱坞颇为偏好的传奇剧情。

也是从塞兹摩尔的时代开始，人们慢慢开始揭开了人格分裂产生的神秘面纱。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蒙·弗洛依德认为，人格分裂和儿童期的创伤有着密切联系。最终，精神分析学派有关情绪创伤的看法赢得了胜利。弗洛伊德的后继者，玛格丽特·保沃和其他6名研究者出版了《多重人格治疗》，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用于多重人格治疗的神来之笔。

20世纪另一个知名的多重人格案例是希贝尔·伊莎贝尔·多赛特。她的故事经由畅销书《希贝尔：一个具有16个分裂人格的女人》传播开来。之后，希贝尔的故事又因电视剧《希贝尔》而声名大噪。在这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中，制片方特意邀请之前出演《三面爱娃》的乔安娜·伍德沃德在这部影片中扮演心理医师，并有保留的还原了希贝尔的生活经历。希贝尔的母亲不幸患有精神病，年幼的希贝尔因此常遭到母亲的虐待，而父亲却无力保护年幼的希贝尔。影片中一幕，妈妈把小希贝尔绑在厨房的桌上，两脚高高吊起，妈妈则把这张桌子幻想成手术中的床，从抽屉里拿出刀子，钳子和刮子。影片没有再继续下去，但人们可想象希贝尔所经受的磨难。因为无法应付非人的虐待，希贝尔把人格分裂为十几个，让这些分裂的人格来承受她本人无法应对的苦难。清醒的希贝尔本人却被剥夺了感觉，个性麻木迟钝。并且，希贝尔对她身上的其他人格都毫无察觉。由于希贝尔不愿意责怪母亲，认为一切都是是自己犯的错，所以病总治不好。最后，当医生查明了真相，让希贝尔对恶魔母亲发火，希贝尔终于说出：我希望她死掉，我要把她杀死！这话出口，她的病就好了，几十个人格合并为一个完整的人格。

希贝尔的案例给精神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迪。这个案例最终把多重人格障碍和童年期的虐待经历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此外，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失忆症图画治疗，记忆的片段融合成为后来人们理解和治疗其他人格分裂病人的模板。

1980年，经过20年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美国精神病协会终于将多重人格障碍列入了美国精神病诊断标准第三版。这个标准中列出了解离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这样一个精神病类别，并定义了多重人格障碍这一概念。1994年又是一个里程碑，在美国精神病诊断标准第四版中，多重人格障碍被更名为解离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至此，人格分裂的讨论算是暂时尘埃落定。但是人们对于人格分裂的幻想还在继续，而那些真实的悲剧和伤口，也还等待着人们在揭秘之后，去给予更贴心的抚慰。

原文发表于《牛顿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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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张照片是真笑，哪一张是装出来的笑？

你走进商场，服务小姐向你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嘴角泛起一弯美丽的笑容，你心情顿时变得轻松愉快。但是，你能否辨得出这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欢迎，还是职业性的表演？美国加州大学以“看透谎言”著称的行为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通过几年的研究，总结出了辨别“伪装笑容”的关键技巧。

这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人们对表情能否表达真实情绪持怀疑态度。很多人认为，面部表情不能说明人们内心的真实感受。甚至在一些文化中，“笑”的表情本身就是“惊奇”，“差异“，甚至”难为情”的代名词，而不是高兴的意思。人类学家维斯顿·拉伯理（Weston La Barre）认为，笑容在不同文化间意义的差异正说明，人类的情绪表情并非天生就富有普遍的含义，而深深受到后天文化的塑造。

在实验心理学领域，人们也一度认为表情不能直接表达当下的情绪如何。1924年，心理学家兰迪斯（Landis）的一个经典实验中，参与者要观察另一些人在某些情景下的表情，被观察者可能在听音乐，观看色情图片，闻氨水，接受电击，或者斩首一只活老鼠。事实上，最后观察者很少能准确判断出被观察者到底在做什么。有趣的是，观察者判断成“笑”次数最多，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能很好的分辨出真实的“笑”和其他情绪中“笑” 有什么区别。

然而艾克曼在翻阅资料时候偶然发现，早在达尔文的年代，就有法国解剖学家杜彻尼·博洛尼（Duchenne de Boulogne）发现了藏在笑容背后的秘密。杜彻尼1862年在一本题为《人体生理机制》的书中提倡，使用“电生理和放大的技术”，对“每一部分的肌肉的细小变化和其带来的面部褶皱”进行分析。他认为“欢悦的情绪表达在颧骨肌肉和眼周轮匝肌上，前者可以被有意识的控制，后者却只能为真实的快乐驱使。那些虚假的的笑容无法引起后者的收缩。眼周的肌肉不会听我们的话，他们是情绪的真实传达者。”艾克曼认为，杜彻尼提出的这种笑容——包含了面部颧骨肌肉和眼周肌肉的部分——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欢乐微笑，并把它命名为“杜彻尼微笑”。

接下来的几年，艾克曼致力于证明“杜彻尼微笑“真的与众不同。他认为，之前人们没有发现表情和情绪之间的联系，正因为忽视了“杜彻尼微笑”中关键的肌肉部分。1990年，艾克曼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上发表的实验里让被试观看悲剧和喜剧影片，并记录观看影片时被试的面部表情。在观看喜剧片时，人们脸上的“杜彻尼微笑”明显增多，而其他类型的“笑”则很少在人们看喜剧时出现。被试所报告的积极情绪也和“杜彻尼微笑”的频率密切相关。脑电波（EEG）的结果还发现，“杜楚尼微笑”多引起左侧前额叶的反应，其他“笑”则与右侧额叶更相关。

看来，想要从微笑看穿别人的心，重点还是看“肌肉”。当然，我们会希望周围每个人的微笑都是真诚不做作的，让“杜彻尼微笑”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吧。

原文发表于《OPEN》杂志

正确答案可以到BBC的测试页看一看^^
http://www.bbc.co.uk/science/humanbody/mind/surveys/smile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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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欣悦和她的合作者对180名学生进行了6个实验，以检验无意识的损失或获得金钱如何影响人们遭受社会拒绝和身体疼痛后的低落情绪。社会拒绝是一个人被一个群体或某一社会关系拒绝和抛弃时的产生的心理状态，它虽然是由人类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但和生理的疼痛一样，也会带来令人不快的心理体验。

实验中，研究者先进行了一个手指灵活性的测验，其中部分学生要数出80张百元纸币，另外一组学生则数出80张白纸。之后，研究者邀请学生们玩一个虚拟的投球游戏，并告知他们是在和其他三个参与者共同参与这个游戏。事实上，学生们的游戏“伙伴”都是预先设定好的电脑程序，并且这些程序事先设定好不给学生接球的机会，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社会拒绝”的现象。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在游戏前“数钱”的学生，在被“拒绝”后报告的与自尊有关的焦虑分数显著低于在游戏前“数纸”的学生。也就是说，有关金钱的想法让人充满了力量，从而不再过分依赖他人的赞许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不仅如此，金钱对身体疼痛也有安慰作用。在另一项实验中，学生们不再被电脑游戏拒绝，而是真的把手放到43度或50度的热水里，以体会一种 “切肤之痛”。这一次，之前“数钱”的学生在把手放到热水后报告的疼痛比“数纸”的学生仍然要低。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者让一些学生写下了他们参加游戏前的花销，另一些学生则只写下最近的天气状况。结果之前回顾了花钱历史的学生，在游戏被拒绝和真实疼痛后感到的焦虑和痛苦都比只回顾天气的学生严重。周欣悦认为，这个实验可以证明，金钱不光可以通过分散对痛苦的注意力而降低痛苦的感觉，而且拥有或接触金钱确实可以增强对痛苦的抵御，而丧失金钱则会让人在痛苦面前更加脆弱。

最后两个实验里，几位研究者想证明金钱不仅有安慰的效果，遭遇社会拒绝和生理疼痛的人还会更渴望金钱。他们在让学生从参加实验的人中选择自己的游戏伙伴，然后告诉其中一些人，没有人选择他们作为伙伴——另一种“社会拒绝”。另一方面，用补全“疼痛，绞痛”这样的词汇引发人们的生理疼痛感。之后他们让学生完成三个有关金钱的任务：画出记忆中一元硬币的大小，越大的硬币愈说明对金钱的渴望强烈；判断是否愿意用一千万交换生命中最珍爱的7件事；评估愿意为孤儿院捐款的数额。结果无论是被他人拒绝还是经历了生理疼痛启动的学生，在对金钱的态度上都比表现得更加重视财富。

几位研究者认为，金钱在减轻痛苦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的角色。社会资源可以给予人支持，特别在充满威胁的困境中，它可以提升人们整体的应对能力，而减少社会资源则让人感到脆弱。“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利，”凯瑟琳·沃斯说，“有了钱，人们就能够操纵社会体制，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凯瑟琳·沃斯之前发表在《科学》的一个研究考察了无意识启动金钱概念会让人在遇到困难时更少的寻求他人的帮助，“不过之前的工作没有把金钱和身体水平的疼痛联系起来”，凯瑟琳·沃斯认为，“现在这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金钱在促发人们的自信，力量和效率水平上的作用。”

同时这项研究再次证明，社会拒绝和生理疼痛可能在大脑中共享了同一套处理机制：金钱这种社会资源对它们都有类似的作用，而且和金钱本身的使用功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实验中，人们只是数了钱，这些钱也无法在游戏中花掉。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丹·阿瑞利（Dan Ariely）认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尽管金钱并不总是人们获取控制感的来源，“但我们可以考察金钱对生理和心理痛苦的敏感性随时间的变化，比如在经济下滑和经济增长时，金钱的“润滑剂”作用如何起到效果。”不过，周欣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金融危机之下，如果没有金钱的抚慰，我们应当更多的依赖人和人之间的关怀作为“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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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稿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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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伊朗总统在给布什的一封信里说：“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世界正倾向于信任全能的上帝和正义，上帝的意志将统治一切。”今天，世界上有85%的人至少抱有一种信仰。宗教信仰作为价值系统的重要部分，给信徒的精神生活和道德世界的稳定带来了福音。特别是在降低人们对不可知世界的焦虑方面，对上帝的信仰让人们从未知和错误中获得解脱，摒弃自我怀疑，维持心情宁静。不过，马克思大大也曾经尖锐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最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麦克·因兹利奇（Michael Inzlicht）发表在《心理科学》的论文，就通过心理学上著名的Stroop效应和脑电波（EEG）研究，揭示了宗教如何作为一剂精神鸦片，来抚慰人们犯错的心灵。

因兹利奇的团队考察了50名怀有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大学生，其中基督教徒占了大多数，但也包含了穆斯林，佛教徒和无神论者的被试。通过脑电波记录（EEG），因兹利奇考察了大脑中一个独特的区域：前扣带回（ACC）。“ACC的激活，通常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噢噢，注意了，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的情况。”，因兹利奇介绍说。这个区域在大脑中起到一个“报警器”的作用：它负责监控焦虑、冲突的情况，进而参与调节人类的行为。患有焦虑障碍的病人往往在这个区域比常人要反应强烈，而治疗焦虑障碍的药物则可以缓和ACC的活动。

在因兹利奇的研究里，志愿者们参与了神经科学家们设计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ACC功能的实验。参与者被要求判断一个带颜色的字词是什么颜色，但字词的颜色可能与字词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这样的测试在心理学上称为Stroop实验，在经典的类似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在字义和字色不同时产生困惑，比如判断一个红色的“蓝”字是什么颜色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受到“蓝”字本身自已的影响，因而影响到人们做出“红”的正确判断。

除了Stroop实验外，被试还需要事先完成有关宗教热忱和上帝信仰的测验。这些学生要回答诸如：“我的宗教比其他宗教好”，或是“如果我的宗教支持，我也会同意发动战争” 这样的问题，以判断他们对宗教的忠诚程度。通过分析参与者的反应结果，因兹利奇发现宗教热忱和对上帝信仰虔诚的被试完成Stroop任务时犯的错误也更少。仔细考察他们的反应可以发现，这些信仰者并非天生在认知能力上优于常人，例如他们的某些认知能力测验并没有特别的优秀。他们在测试上的突出成绩是因为他们在反应时更加谨慎认真：他们在“不一致”条件下耗费的时间和他们的宗教热忱成正比。

不仅如此，脑电波的结果显示，宗教热忱，对上帝笃信的参与者，判断错误时ACC的反应比普通被试要降低三到四成。即便是在控制了自尊、智力和其他人格特质因素之后，人们的宗教信仰还是可以显著地预测ACC活动的变化。因兹利奇认为，这是因为宗教信仰在人们感到不确定和错误时能起到一种和抗焦虑药物一样的缓冲效果，“有信仰系统的人会认为世界发生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一切错误和不确定。”

不过会不会是因为那些天生ACC反应小的人更容易拥有虔诚的信仰呢？“有可能你的大脑天生长就符合上帝的要求”，因兹利奇对这样一种观点进行解释时说。不过他还是坚信是宗教信仰让人们在焦虑状态下能够维持平静。在他的另外一个实验中，所有的被试都是教徒。实验一开始，因兹利奇他们写下自己最喜欢的宗教信条和最喜欢的季节。结果只有当他们写下与上帝有关的信条时，这些被试的ACC才会减小活动，而写下与季节有关信息的被试则没有显示出与常人的差别。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认为，这和人们之前对宗教的很多理解不谋而合。它解释了为什么宗教信仰会让人们对焦虑感觉迟钝。宗教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世界的框架，让我们清楚何时做，怎么做，和如何处理特定的情况，为我们和世界的互动提供了一个蓝图。信仰宗教的人对生活有一个更长远的看法和宏大的信念，因此不会轻易对自己做出的判断感到焦虑和羞愧后悔。不过，因兹利奇认为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降低了焦虑的同时，宗教也可能会让人们失去修正错误的能力，最佳的方式还是尽量去找到某种平衡。

有趣的是，这项研究和之前一个和政治信念有关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之前由纽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阿莫地（David Amodio）领导的研究表明，保守党的美国人比民主党的美国人在ACC上反应更弱。或许保守党稳定、不变通的政治信念和宗教在应付人们的焦虑和冲突方面有相通之处。不过因兹利奇认为，宗教超乎政治的一点在于，宗教可以提供一种终极的解释，甚至对于我们身后的未知事物，宗教都有一种极大的控制感，也因此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安慰。不过这种宗教的力量是否也适用于真实世界，例如在证券投资等生活情景里是否还起作用，还有待于研究者们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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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

歪打正着的网络成瘾

说来有趣，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这个名词最初是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Ivan Goldberg）想拿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IV）开涮，因为酗酒、赌博成瘾等“行为障碍”缺乏生理基础而编造出的概念。没想到一经提出，竟被很多网友对号入座，引来精神卫生界一场持久的争论。2007年，美国医药协会拒绝了对美国精神病协会将IAD纳入DSM-V的建议，批准对“网络游戏滥用”进行进一步研究。直到今天，网络成瘾究竟为何还是尘埃未定。

然而不可否认，网络成瘾已经成为困扰家庭和社会的严重问题。以研究网络成瘾第一人，金伯利·扬（Kimberly Young）的视角，网络成瘾大致和赌博成瘾等行为成瘾相类，都属于 “冲动控制失序”的范畴。他认为如果具有以下4个特点，便有网络成瘾的嫌疑：强迫性的使用网络，对日常活动和人际交往丧失兴趣，生活被网络活动占据，上网冲动无法控制。上网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总的看来，上网成瘾者的生活已完全被网络主宰，与现实的距离则越来越疏远。

心灵的假面具

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网络成瘾并非像毒品那样简单地由生化反应促成，成瘾者内心的动机才是促发成瘾的首要因素。台湾南华大学的陈怡安提出，网络成瘾者可以在网络上获得不同的心理防御机制，以对抗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对于在生活中受到挫折的人来说，网络游戏和社交的成功可为他们的挫败感提供补偿作用。生活中的敌意和不满无处发泄时，网络中看似冒险实无风险的游戏起到极好的替代作用。而面对现实中无法处理的问题时，人们也可藉由在虚幻、想象世界的漫游获得幻想满足。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成功，同样可通过网络中成为“英雄”，获得他人认同而得到安慰。

基于网络游戏MUD，台湾学者苏芬媛将网络游戏成瘾者分为四类：自我肯定，匿名假扮，社会学习，逃避归属。它们就像戴在人们心上色彩各异的假面具，将心灵和现实隔开。网络成瘾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也略有不同。男性网民在网络上沉迷，多半是为了寻求支配感和性幻想，女性网友则更多想寻求生活中缺乏的亲密友情和浪漫爱情。两性的差异自然也带来网络成瘾的区分：男性网民更容易在网络游戏，成人电影和网络赌博上引发成瘾，女性网络成瘾则多发于网络聊天，即时消息和网上购物。

扩散的噩梦

网瘾早已是一个世界性话题。2007年美国报告互联网成瘾9百万人；英国精神病学家在最近的《精神病治疗进展》上认为有5-10%的上网者网络成瘾。而在亚洲，网瘾的比例水涨船高：韩国汉阳大学的安东炫教授调查出韩国18岁以下约两百四十万青少年处于成瘾边缘；中国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则显示，18岁以下青少年网民中大概有14.9%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噩梦不止是沉迷网络一桩。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网络成瘾是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的导火索。网络成瘾者往往借由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逃避现实中的压力和不悦，金伯利·扬领导的网络成瘾中心统计，约75%的人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都存在很大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他们从聊天室、即时消息和网络游戏中寻求更多自信和社会关系，继而恶化真实世界中的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的成瘾者在未来将和药物，酒精，吸烟和性等瘾型沾上关系，不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络成瘾导致的青少年犯罪。

治疗从心出发

和网络成瘾不好定性一样，网络成瘾的治疗方案也不好制定。现在比较权威的方法当属金伯利·扬基于认知-行为疗法建立的12步（Twelve Step）疗法。他们的治疗方案包括：了解成瘾者的上网习惯，教会他们打破定势建立新的上网方式。建立时间计划表并给予强化激励，将上网时间减少到合适的水平。随身携带一张写着由于网络成瘾带来的后果，和一张写着减少上网时间后带来的变化的卡片。列出重要但因为上网而忽视的日常活动，唤起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根据自身的现实问题进入不同的治疗小组，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除了治疗成瘾者本身的问题，解决家庭内部的顽疾更是解决成瘾的关键。和很多研究者一样，金伯利·扬认为解决网络成瘾的现象只是“治标”，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和调整心理弹性才是“治本”之源。

虽然网络成瘾的生化机制和药物成瘾近似，可能都是多巴胺、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的变化引起大脑“奖赏系统”的兴奋，但简单将二者等同还为之尚早。哈佛大学成瘾研究专家哈沃德·沙佛（Howard Shaffer）正在探索网络成瘾等行为成瘾和药物成瘾的异同。2001年的《科学》文章中他提到的脑成像研究显示，赌博等行为成瘾时大脑的前额叶和边缘“奖赏”系统同可卡因成瘾一样反应活跃。但文中也有观点认为，药物成瘾可提高多巴胺2-5倍，远非行为成瘾可及，况且帕金森症也可以激活“奖赏区域”，因此相同的活跃脑区并不能说明问题。考虑到网络成瘾的社会心理特性，使用戒除毒瘾的药物和疗法应只是一种短暂的权宜之计。

网络成瘾到底能否被视为和毒品一样让人闻之色变的病态症状，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网络成瘾”概念的始作俑者，伊万·戈登伯格坚持认为，网络成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只是一个人无法很好化解生活压力和烦恼的消极表现。他对网络有一句真知灼见：电脑和网络犹如火焰，是人类生活极好的的仆人；但也和火焰一样，它们都是不合格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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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黑猩猩也懂得“以肉换性”。最近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版《PLOS ONE》上一项持续了两年的野外黑猩猩研究显示，雄性黑猩猩可以通过提供肉类的方式提高与雌性黑猩猩尽鱼水之欢的几率。

“但是别把她们看成妓女，这和那种‘给你点肉，几个小时后你得和与我交配’不同”，负责这项研究的德国莱比锡马普所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的研究员克莉丝汀娜·戈麦斯（Cristina Gomes）解释说。她和她的同事克里斯托·博史（Christophe Boesch）发现，在雄性黑猩猩和雌性黑猩猩之间存在一种更加细致和长期的交流模式。

这种更长久的关系也是研究者感到好奇的原因之一。以往的研究认为，雄性黑猩猩更喜欢和性活跃的，处在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发生关系，对那些处在非发情期的雌黑猩猩则非常冷淡。同样，雄黑猩猩也更热衷与有可能怀孕的雌黑猩猩分享肉类。但戈麦斯的研究对象却不仅限于发情期的雌黑猩猩。此外，在黑猩猩社会中存在的长期“交换关系”之前只在互相搔背等行为中出现，“以肉换性”的交换模式是否也能长期发生，亦是研究者们未知的盲点。

在长达22个月的研究中，戈麦斯的团队跟踪了非洲泰象牙港公园（Tai Ivory Coast Park）的黑猩猩群体分配食物的行为，记录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分享食物的情况。每一次成功的捕猎之后，雌黑猩猩都会围绕着把持食物的雄性黑猩猩，呜咽着发出请求。有时雄性黑猩猩会给雌黑猩猩派发肉食，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拒绝她们的请求。戈麦斯解释说，只有拥有肉食的雄黑猩猩才有权决定谁可以分得一杯羹。

接着，戈麦斯从清晨到黄昏马不停蹄地追踪种群中所有黑猩猩的行踪，记录下长达3000小时的资料，详细收录了每次“丛林罗曼史”的主角。她和博史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以肉换性”的结果：和更吝啬的雄黑猩猩相比，慷慨的雄黑猩猩分给与他交配过的雌黑猩猩的肉类是其他雌黑猩猩的两倍。雌黑猩猩通过交配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不过他们“激情”的几率和数量与分享肉食的数量和频率无关。

然而这项结果或许有其他解释：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雄黑猩猩或许在分享食物和生育上都有优势，年龄较大喜欢群居生活的雌黑猩猩也可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和交配机会。此外，“以肉换性”的模式还可能受到其他非肉类食物分享情况的影响。有时候，雌黑猩猩还会采取骚扰雄黑猩猩的方法，逼迫其产生“以肉换性”的效果。

不过在控制了以上解释后，戈麦斯仍发现了稳定的“以肉换性”模式。不仅如此，雌黑猩猩接受肉食与否也她们是否处于发情期并无太大干系——尽管发情期的雌猩猩会受到更多青睐，但这并不影响她们与雄黑猩猩建立长期的“以肉换性”关系。这一交换并非萍水相逢似的交易，而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基础上。

但戈麦斯并不确定是否所有黑猩猩群体都存在“以肉换性”。坦桑尼亚另一家刚比（Gombe）国家公园中的雄黑猩猩更富强制性，他们强迫雌黑猩猩与他们做爱，也不需要与她们分享食物。但刚比的雌黑猩猩仍有办法获得肉食，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易恩·戈比（Ian Gilby）发现，她们的表现更加直接，常常是直接抢夺猎物或从雄黑猩猩的口中夺食。不过，戈比认为这恰好可以证明“以肉换性”并非出于性交易，既然雌猩猩本身具有觅食的能力，“以肉换性”便代表一种更深层次的关系。

黑猩猩“以肉换性”的理论归根结底是为了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人类学家曾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5个游猎部落进行研究，好猎手家里往往存活的孩子较多，妻子也更年轻，甚至可以拥有更多的配偶。人类学家认为，一方面是女性倾心于地位高的男性，以保证自己和孩子受到最好的生存待遇。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希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支持动态互惠（dyadic reciprocity）理论，认为好猎手可以用他的猎物来交换提高譬如配偶或族群中的政治地位等与生育相关的权利。戈麦斯的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极好的脚注。不过戈麦斯也认为，下一步是要返回去对人类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看看人类是否也真是“以肉换性”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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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最近风靡全球的剧集《千谎百计》（《Lie to me》）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测谎专家卡尔·莱特曼（Cal Leightman）是善于辨别谎言的高手：眉间的一皱或是嘴唇一瘪，在他眼中都是对方内心活动的流露。他比测谎仪更精确，任何人任何事在他面前都无法隐瞒……莱特曼的原形，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在加利福尼亚医学院研究人类的欺骗行为已逾40年。他每年都要向数以百计的机场警卫系统，反恐机构，外交官员和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传授“辨谎”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艾克曼和他的同事们正穿梭在人群之中，甄辨那些真实或虚伪的面孔。

测谎仪是靠不住的

《千谎百计》里面，莱特曼的杀手锏是使用镇定剂，让谎言在测谎仪眼皮底下通过。测谎仪的确越来越被发现是靠不住的。最近，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大学的查尔斯·邦德（Charles Bod）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完成了一项对253个测谎仪案例的元分析，结果这数百个样本的平均准确率仅有53%——和胡乱猜测的概率差不多。

测谎仪的失宠是意料当中的事情。传统的测谎仪（Polygraph test）基于人体的生理反应进行测量，但撒谎并不存在可证实的独特的生理反应。这样，用其他手段改变生理状况，就很容易像莱特曼一样躲过测谎仪的检验。因此，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已经提请撤销测谎仪在国防事务中的使用，这项议案的的负责人正是艾克曼。这也不是第一次对测谎仪的质疑了，早在10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定军事法庭不再接收由测谎仪提供的证据，需要出示更具有科学检测效力的测试结果。

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的心

摒弃了测谎仪，人们将目光投向更为实证的表情分析技术。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生温迪·莫里斯（Wendy Morris）和德保罗博士对法庭欺骗行为诊断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谎言的蛛丝马迹：当人们扯谎时，瞳孔通常放大，预示着紧张和高度集中的注意。此外，说谎者会因为紧张而提高说话的声调，并紧闭双唇。不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说谎者不会表现出惴惴不安的样子，也没有眨眼或坐立不安的姿态。只有在巨大赌注的驱动下，他们才会不敢正视他人的的注视，以免暴露了自己的内心。

还记得《千谎百计》里最酷的微表情训练？艾克曼最傲人的成果就是他1978年发布的面孔动作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FACS），其中综合了声音和语言测量。小于1/5秒时间内出现的“微表情（micro-expression）”被看作是人们无意中泄露的表情讯号，特别是平时难以察觉的愤怒和羞愧，都可以通过“微表情”检测捕捉到。不过“微表情”并非总意味着谎言，有时无辜的人也可能表现出负罪的表情。这套系统对表情的捕捉准确率已达到90%，并且还在进一步的完善中。

谎言的语言侦测器

《千谎百计》中，言语也常成为说谎者的罪证。德保罗和莫里斯认为的确如此：说谎者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回答问题；不过当计划的时间充裕时，他们的回答也会迅速很多。此外，说谎者的言谈中包含了更多的负性信息，例如紧张和抱怨，态度也更加缺乏合作的诚意。谈话的内容也是出卖说谎者的理由。德保罗和莫里斯认为，说谎者会尽量减少细节的描述，出于愧疚之外，也是想编造一个更完美的故事。不过他们的故事往往充满难以自圆其说，结构散乱。他们也不像其他人一样使用手势来进行表达，并喜欢使用重复的言语。

德州奥斯汀大学校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潘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编制了语言获得和词汇计数（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程序来进行书写内容的测谎分析。这套软件遵循了书面语的辨谎准则：首先，说谎者会减少第一人称的使用，叙述过程与自我有关的内容大大减少，以便推卸掉事件的主要责任。说谎者的文章还会掺杂仇恨，哀伤等负性词汇，透露出他们内心的紧张和负罪感。最后，说谎者很少使用 “除非”、“但是”、“没有”这样司空见惯的排除性词汇，撒谎让他们丧失了使用更复杂语言的能力。这套LIWC测验方法的准确性大大超过了测谎仪，正确率可达67%的。

艾克曼的慧眼识谎

计算机并非唯一揭开谎言奥秘的利器。人们相信，训练有素的观察人员一样可以准确分辨谎言和真相的细微差别——就像《千谎百计》里面那些专家一样！

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为FBI组织的工作坊就负责教授在刑事案件中如何侦测谎言。学员们不仅要学习如何甄别谎言，也要学习认知偏差和记忆策略等基本的心理学内容。艾克曼指出，并非每个谎言都有可辨识的特征，但例如在可脱口而出的问题上要思忖半天，抑或情绪反应不符合言语内容的情况还是比比皆是。培训的目的是培养学员找到谎言的“突破口”，并强调基于被观察者的人格特点等背景进行判断。艾克曼要求询问者能够和被观察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当人们敞开心扉的时候，才会讲出他们的故事。”

《千谎百计》里面的瑞·托雷斯（Ria Torres）是个天生懂得“察言观色”的好手，不经过训练就可以洞察说谎者细微的表情变化。现实生活中，艾克曼联手旧金山大学的莫琳·奥沙利文（Maureen O’Sullivan）博士也找到了一些在人群中凤毛麟角的天生辨谎高手进行培训。他们当中的可通过本文提到的策略辨别真伪，另一些则可通过其他的方式对人们的言谈举止识别谎言。经过训练的人是否也能达到这些天赋“谎能”者的水平？奥沙利文的答案是，这和奥运会一样，有的人轻易可以跑进10s，有的人再怎么练也遥遥无望，“最终的能力还是个人素质和训练能力的综合作用。”

在艾克曼看来，好的辨谎专家应当是优秀的直觉心理学家。他们能准确判定人们在各种状况下的所知所想，并能寻觅到这些想法在行为上的蛛丝马迹。当然，辨谎的最终目的还是寻找真相，“发现真相比发现谎言要难得多。一个好的辨谎者应当更加擅长识别真相。”艾克曼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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