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不说布鲁克林大桥（一） 不说布鲁克林大桥（二））

艾米丽•沃伦在她哥哥的军营中遇到罗柏林之前，生活在纽约州哈德逊河东岸一个殷实的大家庭里。和当时其他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不同，艾米丽从小就对学习文化知识抱有相当高的热情。在哥哥沃伦将军（Gouverneur K.Warren）的支持下，艾米丽接受了系统全面的教育，成为了一位美丽坚强又博学好识的知识女青年。她早年的这些异人之处，现在看来，只是她多彩一生的启笔。

在罗柏林卧床不起之际，坚强的艾米丽承担起了一切。不仅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唯一依靠，更是传递大桥建设的进展情况、转达工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应对方案的主要渠道。尽管艾米丽和罗柏林上校在游学欧洲途中，一同学习过沉箱法，可当罗柏林患病卧床时，艾米丽对于桥梁建筑仍然所知有限。这让她在协助丈夫的过程中倍感吃力。于是，从材料学的基础知识到力学的实际应用，从工程材料的工业生产到悬垂曲线的精密计算，艾米丽干脆让罗柏林一点一点地传授桥梁建设的各种相关知识。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艾米丽一边陪伴着瘫痪的罗柏林，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一边协助丈夫监督指导大桥的施工建设。就这样，和罗布林父子一样，她的命运也和布鲁克林大桥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

大桥的建设虽然如预期的进展着，却一直风波不断。1872年，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河床地基的工作总算接近尾声。沉箱下方虽然已清理了大量的淤泥泥沙，但是还没有达到原定的岩层深度。翘屁股病时隐时现，不断有人死于非命。工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就潜伏在水下沉箱中。他们提出除非将工资提高到每天3美元，否则将拒绝下水工作。瘫痪在家的罗柏林上校和艾米丽一同分析工程进度，认为尽管还未实现预期目标，目前所达到的河床深度已经能满足桥梁建设，于是断然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

在今天看来，罗柏林夫妇当时很可能认为桥基的确不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在进一步深入的过程中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或者两者皆有。可是无论如何，拒绝工人们这样的要求都让人觉得有些残忍冷酷。也许是时代的变化，让我们难以理解这位从战争中走来，却被病痛击倒的军人的心境吧。

桥塔完成过半，桥基的“着床”过程结束了。大量的混凝土被注入沉箱。在其凝固之后，桥基算是顺利完工。其他的相关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钢缆牵拽着桥面向河中心慢慢延伸。像晨雾散去一般，大桥巨人般的身影日渐清晰。罗柏林夫妇始终坚持在工程的第一线。

在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过程中，罗柏林上校对建设方案做出了很多改动，希望能更好的满足两座城市间的交通要求。这不仅影响了施工进度，也不断增加着桥梁的建设成本。尽管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城市发展带来的日益增加的交通流量，不断证明着罗柏林上校所作决策的正确，可是当时的人们却开始质疑罗柏林上校作出的这些决定，进而怀疑他的能力。1882年，常年的劳作让上校的病情突然恶化，他甚至不能用望远镜看看远处桥梁的轮廓。纽约政府立刻决定更换桥梁总工程师。

担心没有他们的看护，这座凝聚了两代人智慧和心血的建筑，会在剩下的工作中遭遇意外而夭折，罗柏林夫妇极力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可被病痛纠缠着的上校早已无能为力了。

艾米丽又一次站了出来。

在一次全美市政工程协会会议上，这位坚强的妇女在全国顶级桥梁建造专家面前代表她的丈夫慷慨陈词，解答了所有关于改变设计方案的疑问，回应了大家对于这座桥梁以及对罗柏林上校的质疑。艾米丽•沃伦•罗柏林不仅表现出了对布鲁克林大桥建设的强烈忧虑和桥梁建设方面高深的造诣，更向所有人展示了她不让须眉的勇气和决心。最后，纽约政府决定这座桥的监导工作，仍然由罗柏林上校来完成。艾米丽•沃伦•罗柏林，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影响了如此重大决议的女性，让罗柏林家族两代人的梦想得以延续，更为布鲁克林大桥的故事增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

1883年5月，布鲁克林大桥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建设，终于落成。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从此连为一体。东河天堑变通途。

布鲁克林大桥立刻成为上纽约湾上最拉风的建筑。桥面高悬水面40米、宽26米、长约1600米，其全部自重及桥梁的交通承重，由总长度约2300公里、直径40毫米的钢索转移到桥塔，然后传递到大约水下20米的河床。两座花岗岩桥塔高达84米，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纽约最高的地标。端庄而宏伟的哥特式穹窿减轻了桥塔的重量，散发着浓郁的中世纪气息，似乎在向世人展示其艺术、智慧与历史的根源。在其后将近二十年中，这座伟大的建筑一直都是当时工程技术的集大成者，堪称展示城市活力、进取之心和未来之垂范，没有桥梁可与其比肩。它不仅连接着布鲁克林和曼哈顿这两座城市，也连接着整个纽约发展的过去和未来。就像老罗柏林设计这座桥的时候所说的，这座桥将会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工稛杰作，也是一件足以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象征。

每当落日西沉，在纽约的天际线上，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和布鲁克林大桥，反射着太阳的光芒，骄傲地向世人展示这个城市、这个帝国的伟大成就。

可是大桥的金色背后，总有阴冷的暗影。也许那个时代也是如此。

这座桥铭刻着包括老罗柏林在内的二十多位牺牲者的名字，似乎表达着这座城市的感恩。实际上，更多被这座桥遗忘的死者，感受最深的恐怕还是那个工业时代的冷漠。在它的建造过程中，除了死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的，还有更多的工人在家中因病暴毙，只是当时没人会记下这些可有可无的名字。而这个死亡名单之外，更不知道有多少遭受沉箱病折磨的工人丧失了劳动力，翘着屁股默默离开，在某个角落了却余生。

和这些被遗忘的献身者相比，那些甚至不曾被注意过的牺牲品，有着更悲惨的故事。尽管在很多文献中，都提及了曾经在这些建筑工地上出没过的来自中国的苦力，可是布鲁克林大桥的历史对中国劳工做出的贡献只字不提。甚至在伤亡名单的匿名者这一栏中，都没有任何关于亚洲人的描述。莫非桥梁施工方从来就没有雇佣这些能在内华达州修建铁路的留着辫子的廉价工人，而专门聘请懂得罢工的欧洲人？还是说这些像牛马一样勤勉而无声的劳动者，能在杀死了大量欧洲人的沉箱中毫发无损？除了无数中国劳工曾死于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建设之外，我还知道1882年5月，为了应对勤勉廉价的中国劳工带来的就业冲击，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Act），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不允许接纳来自中国的廉价苦力。而在这之后，还通过了一系列如斯科特法案（Scott’sAct）一般臭名昭著的专门针对华裔的法令，进一步压迫甚至驱逐将一切希望都寄托给美国的中国人。和美国的缔造者一样，这些被美国抛弃的劳动者也是为追求平等富足的新生活而来。可惜世易时移，这片陆地早已不属于善良的印第安人。所谓始乱终弃，大概如此。

落日的光从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的钢筋混凝土塔林之间穿过，让布鲁克林大桥和它所属的那个时代一起熠熠生辉。这座雄伟桥梁一百多年前的故事，让人凭栏三叹。它彰显了当时人们的坚韧和智慧，而那个时代的残酷和不公正，却渐渐无处可寻。也许日落之后黑暗的布鲁克林大桥上，那些海外孤魂的声音可作见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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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爪的话】

有读者认为，说不讲大桥实际上还是讲大桥，而且东扯西拉显得主题散漫。我为此做一下解释。
这篇文章虽说“不说”，其实还是围绕桥梁建设行文，不过重点说的故事都是在外围展开。有点像竹子，枝繁叶茂，中间是空的。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是我对桥梁建造所知甚少，另外就是出于以下的考量。
这座桥梁很雄伟，其建造技术冠绝当时。而在它落成之日，中国尚在泥坑里打滚。那时的中国人，宁可死在异国他乡，也觉得好过在国内。这座桥梁建造技术之高以及——更是由于——当时两国之间差异之巨大，让我心里百味杂陈。现在不同了，世界科技都在进步，这座桥梁的数据不再令人惊叹。中美两国的差距也在缩小，当我们也有了三峡大坝，有了杭州湾大桥，这座一两千米的桥梁是不是不再伟大了呢？
实际上，所有人类建筑，除了金字塔这一类亘古的奇迹，其价值都根植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布鲁克林大桥尤其如此。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人们的智慧和坚韧，还有社会的残酷和冷漠是这座桥梁以及其建造者们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些因素，区分着太平洋两岸的两个文明。在我眼里，这座桥梁具有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力，也正是来自于此。因此我希望写这些东西能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座大桥。如果不能，从这一连串的故事里，了解一下相关疾病的故事以及时代的特点，也算有点价值，不至于浪费阅读时间吧。

建议阅读：
布鲁克林大桥档案 http://www.catskillarchive.com/rrextra/bbai77.Html
布鲁克林大桥伤亡资料
http://www.endex.com/gf/building ... s.htm#Anonymous%202
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G2-3407500257.html
http://www.newyorkpartyshuttle.c ... ur/brooklyn-bridge/
还有维基百科和google，以及几篇别的文献，暂略。
所有的图片来自网络，若侵犯所有者的权益，请告之，自当撤除。
最后非常感谢yuaner、seren、白鸟老师以及李清晨等提供的宝贵意见。

不粗不细说偏头疼（一）

不粗不细说偏头疼（二）

（三）CSD的偶然和必然

上世纪四十年代，生理学家Leao在研究发癫痫的兔时，发现如果某些有害刺激——尤其是高浓钾溶液 ——直接作用于暴露的脑仁，兔的脑皮层会出现突发的电活动兴奋，紧接着一段时间的电活动抑制。这个变化会在一定范围内主要向邻近表面区域缓慢扩散。

这种在皮层播散的抑制现象（Cortical Spreading Depression， CSD）激发了大量动物研究。通过刺激各种各样的动物脑仁，人们发现动物的CSD过程中皮层的血液供应、组织体积等等均会发生特征性的改变。可是，这些特点和人有什么关系呢？在实验动物身上我们可以肆意妄为，至于人——谁会愿意被别人用对待实验动物的方式打开颅腔，然后向脑仁上扎针、电击、泼钾溶液呢？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无法在人体获得直接的资料。而在人体获得同样的观察，是将这种现象和相关疾病联系起来的最为关键的一步。于是关于CSD具有的人类病理学价值，大多停留在吵吵闹闹的水平。因为癫痫以及脑损伤类疾病的临床特点，与CSD有关的研究在这个范围内感受到的医学伦理上的阻力小很多，不过，研究的进展仍然缓慢。

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包括机控断层显象(Computerized Tomography，CT)、磁共振（MRI）、放射显影，以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等无创或者少创监测技术纷纷出现，观察CSD不再需要掀开脑瓢。此类研究暗火重燃。1996年，Mayevsky用多参数监测系统（multiparametric monitoring system），在一个脑损伤患者身上直接观察到类似于CSD的皮层抑制现象。随后，研究者们发现此类CSD也有一些标志性的生理特征，比如组织代谢水平以及体积的变化等。这些发现为通过特殊的磁共振设备研究CSD在理论上提供了便利。于是，相关的人体观察也就喜孜孜地开始了。

正当人们展望磁共振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可能时，在一个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进行的某项研究中，一位自愿者意外地发生了偏头疼。在发作期间，PET记录到皮层出现了典型的CSD式的播散性缺血现象。皮层血流在发生CSD时出现的先增再降的变化，早就已被证实可以作为CSD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尽管这次偶然的观察还不一定是CSD，却首次将偏头疼和CSD现象联系了起来。不久，研究者用一种非常昂贵而复杂的方式，直接在偏头疼患者皮层观察到CSD类电活动。

这个发现很快引起了巨大的兴趣，人们沿着三叉神经-血管学说向更深层掘进的过程中，太久没有令人欣喜的发现了。不过在证明两者在空间以及时间上的联系，以及在病理过程之间的联系之前，还不能认为CSD参与了偏头疼的发作。不管怎么样，这次PET对CSD的偶然捕获，至少为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

在有前兆性偏头疼中，视觉异常是最主要的一个前兆特征。人类视觉信息从视网膜经过几层接力，辗转传达皮层的枕叶做最后的加工和整理。这个过程中任何阶段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偏头疼中出现的视觉前兆。CSD主要活动在皮层，这一点很容易和视觉前兆产生关联。在这之前，视野里移动性闪烁条纹的移动规律在当时已有大量的深入研究。当将其和皮层抑制在枕叶的传播进行比较时，人们发现这两者几乎能完全对应。随后，人们用功能性磁共振（fMRI）观察发生前兆现象的患者皮层，皮层血供果然先是明显上升，然后迅速下降，并且这个现象正从枕叶——主要负责视觉的皮层区域——以每分钟3-4毫米的速度向四周播散。
至此，CSD至少和视觉前兆之间的联系已被证实，病理学家认为，CSD先行的皮层兴奋，导致了视野中的闪烁光带，之后的视野缺失，正是因为皮层随后出现的抑制。

前兆之后，头疼接踵而至。人们自然怀疑CSD也参与了疼痛的发作机制。其实当年Leao在发现CSD现象之后， 就已经在动物模型上证实这种现象会导致颅内血管的显著扩张。而血管的扩张现象，几乎是偏头疼的核心病理过程。CSD如果真的参与疼痛的发作，那么它是直接导致血管的扩张，还是通过刺激三叉神经间接扩张血管呢？如果是前者，传统的三叉神经-血管学说将再次面临挑战；如果是后者，将进一步支持这个学说，并推进我们对偏头疼的理解。

人们继续折腾动物：当试验动物的三叉神经末梢被切断时，和CSD有关的颅内血管扩张消失了。既然当有三叉神经做中介时，CSD能诱发血管扩张；当没有三叉神经时，CSD不能诱发，这个试验证明，CSD主要是通过三叉神经诱发颅内血管扩张的。

不过，很快人们又发现在CSD所触发的生化反应过程里，一种叫做c-Fos的蛋白质非常活跃。而这种蛋白质在扩张颅脑血管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2002年，Bolay用舒马曲坦（sumatriptan）通过抑制c-Fos所表征的神经活性（neuronal acitivity）成功阻断了偏头疼的发作。在通过实验证明了CSD和三叉神经之间的逻辑联系之后，这个实验为研究CSD发挥用作的机制提供了线索。其后，一些其他的活性物质被证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CSD和偏头疼的相关研究中，这批实验结果为CSD和偏头疼的逻辑关系一点一点地积累着物质基础。

在这个新方向上，研究者们发现CSD几乎涵盖着偏头疼发作循环上已知的所有环节，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格外殷勤周到：激化三叉神经触发偏头疼同时，还刺激三叉神经的下一级神经，以及影响硬脑膜的功能状态——不仅触动三叉神经-血管机制，还“黄土铺街、净水洒路”，让整个过程的诸多环节更易于被激发，这样，头疼就可以来得更畅快、更猛烈。

尽管CSD从何而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CSD是不是唯一的触发因素也还不得而知，目前，这种现象已被广泛认为是偏头疼发作中不可回避的病理过程。也就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差不多在CSD的角色逐渐明朗的同时，人们意识到五羟色胺（5-TH即血清素serotonin）和偏头疼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在五羟色胺激动剂——曲坦（triptan）类药物的临床研究中得以证实。而诸如内分泌、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和偏头疼的关系也一一浮出水面。这些发现在原有的三叉神经-血管学说基础上，对整个偏头疼的病理过程进行了重要的补充，不仅拓宽了我们认识这种疾病的视角，也加深了对其机制的理解。偏头疼的发作不再是一条路走到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多因素交错且相互覆盖着的庞杂网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立足于三叉神经-血管学说的诸多药物，并不能让所有患者都免于头疼的折磨。

在最近的数年间，CSD的细节被渐渐厘清。当一系列与神经功能有关的离子通道处于不稳定性状态时，CSD很容易被诱发。随着这个世界进入基因时代，已经确定了至少两种和这种不稳定性有关的基因。这些基因一旦受到影响，CSD的发作会更容易、更频繁。针对CSD的研究将探索偏头疼的人们带入了遗传学这个全新的领域。

在这个新领域描绘偏头疼的投影时，我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诸如偏头疼的家族遗传性等等以往的学说完全不能解释的特征，从基因研究中找到了完美的答案。人们认为在基因层面上对偏头疼的认识，很可能是我们探索这种疾病旅程的终点，也是完全征服这种疾病的希望所在。虽然在基因和CSD之间，尚有一条巨大的鸿沟，更多的障碍也有待逾越，不过我们站在有了基因学说和数以百计的抗偏头疼药物的今天，回想几千年前的神怪论和鳄鱼疗法，会发现偏头疼的面貌是在加速变得清晰、完整和立体。在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视野下，征服偏头疼也许不是那么遥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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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偏头疼的诊断和治疗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这篇科普文章只是让我们增加对疾病的了解，增长见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必须由医生来完成的。如果希望通过看科普文章甚至医学教科书，就可以自行诊断和治疗疾病，是对自己不负责。

和某些有明确诊断标记物的疾病不同，偏头疼或者可以通过血液中五羟色胺的量帮助诊断，但是目前这种疾病的诊断主要还是依赖症状和体征的总结，包括疼痛性质，伴随症状以及家族史之类的信息。因此有些偏头疼的诊断是非常困难的。此外，有些头疼和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头面部病变有关。一味当做头疼处理，有可能贻误病情。（F同学提醒我，有必要说明这篇文章所指的“偏头疼”，主要是原发性偏头疼，而不是由其他类疾病，比如鼻旁窦炎甚至肿瘤等导致的头疼。在此致谢。）

从目前的偏头疼研究来看，除了极严重的情况需要外科干预，其治疗主要还是靠药物。从常见的解热镇痛药物到有较高针对性的抗偏头疼药物，我们的选择还是很多的。但是药物本身也会带来问题，除了副作用之外，某些镇痛药过度使用，也会导致偏头疼。因此除非医生对药物和患者的情况都相当熟悉，可以直接加用较高剂量的药物，否则较为常用的治疗策略是逐步法（stepped care）：从最低剂量、药力最弱的解热镇痛药开始用，如果患者反映疼痛缓解的不明显，则在这个基础上加量，或者增加药的种类，最后才用到高针对性的抗偏头疼药物。这种方法“见效”慢，但是安全。

一般来说，普通的解热镇痛药比如扑热息痛，阿司匹林等可以获得一定效果，而且不需要医生的处方，获取比较方便。效力比较强的药物有麦角碱以及舒马曲坦，这些药物可以终止正在发作的偏头疼。用于预防偏头疼发作的药物，有二甲麦角新碱等。这些药物效力强，副作用也比较多。服用前最好咨询医生。

以下是用于缓解偏头疼疼痛症状的药物列表。

除了药物，日常生活中多休息，避免导致自己过敏的食物，比如面筋。少喝酒。保持乐观情绪，避免过多过强的视觉听觉刺激。
最后，尽量活得长点，等基因医学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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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1，Migraine By Russell Lane, Paul Davies

2，形式逻辑  金岳霖 主编

3，统计学原理  李洁明  祁新娥 著

除此之外，一堆参考文献我就不罗列了。我觉得对这些文献感兴趣的人少，能接触到这些文献的更少。其实是因为我懒。：）

感谢窗敲雨、奥卡姆剃刀等朋友对该文的帮助。

（二）麦角胺二三事

黑麦上有时会寄生一种叫做麦角菌的霉菌。历史上不乏食用这种霉菌污染的黑麦而中毒的记载。有些中毒者会体验奇妙的迷幻，有些则倒霉遇到肢体坏死。这个东西慢慢有了浓厚的迷信色彩。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注意到在中毒过程中，偏头疼症状会有所减轻。研究药物的人发现，从这种霉菌中分离出来的以麦角胺（Ergotamine）为代表的麦角生物碱是诸现象的主因。不过由此认为可通过服用麦角胺治疗偏头疼则显然过于草率，尤其对偏头疼这种极为复杂的病而言。

首先，从情绪的变化到耳鸣、从视野的部分消失到搏动性疼痛，偏头疼的症状异常繁复。如何通过症状的变化来判断“治疗效果”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偏头疼的疼痛并不稳定，同一次发作中疼痛会有波动，不同次发作的强度也不同。在这个情况下确定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更为困难。最重要的是，偏头疼所有的症状均有明显的自限性，治不治都会好转。

所以，如果只凭服用麦角胺和疼痛缓解这两者的时间先后关系，就认为能治疗偏头疼，将会得出错误乃至好笑的结论—— 别说吃麦角胺，即使吃秤砣，4到72小时之后，疼痛也会消失。只要不嫌弃自己，试一辈子都没问题。但是我们能由此认为秤砣有利于头痛的好转，然后吃一辈子秤砣吗？显然不能。

即便服用麦角胺的确对头疼有缓解，还是不足以证明头痛的好转是因为麦角胺的作用。也许在这个过程中疾病本身在好转，也许用药方式对患者产生了影响，又也许是其他非药物性的什么原因也说不定。比如，可能是因为看见某个姑娘长地特别，让人暂时不敢疼痛；或者是大家聚在一起，疼痛容易自行缓解；又或者，患者心理上的变化对病情有好处。

为了搞清麦角胺是否真的有效，临床研究者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考察麦角胺和偏头疼的关系。

他们募集了大量偏头疼的患者，观察他们发作时的症状，将这些患者身上反映偏头疼病情的症状进行程度上的划分，以便进行量的比较。

然后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并安排给一组患者注射麦角胺，另外一组注射生理盐水。并且有专人负责操作。并保证这些患者和研究操作者都不知道具体谁用的是什么药物。因为有时候患者对药物效果的期待，以及医务人员有意无意的暗示，都会对疾病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样设计实验的话，这些影响对两组病人来说就没有差别了。

实验完成后，研究者发现注射麦角胺这一组患者用药前后症状有明显差异，注射盐水的这一组，没有明显差异。

也就是说，这些患者生活环境、衣食住行、用药方式等等都一样，包括给他们打针的人——因为不知道谁用的是什么药物，对所有患者来说也不会有差别。而注射盐水的，偏头疼症状没有变化；注射麦角胺，症状有所缓解。

在其他所有相关因素都不变的时候，一个因素变化，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这说明导致这个结果变化的，就是这个变化的因素，而不是其他。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这个实验中导致症状缓解的，是两组之间唯一的差异：麦角胺呢？

这个推理方式，是形式逻辑中确定因果关系的差异法。在这个研究中运用差异法的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实验，保证除了麦角胺之外，两个实验组中相关因素都相同。

影响这两个实验组的诸多因素中，除了一个是麦角胺，一个是生理盐水，其他的条件都相同。但是这两组患者是“相同”的吗？如果他们并不相同，那么导致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出现效果差异的原因，很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很明显，人和人的确是不同的。

个体之间存在差异——高矮胖瘦男女、每个人疼痛发生的快慢、持续长短、以及对药物的反应速度等等，种种特征都不同。

不过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的种系、作为一个整体，各种生理数据将汇聚成以独特方式分布着的数据群。以中国人的身高为例，有不足半尺的婴孩，也有昂藏八尺的姚明，但是当我们统计全部人口，会发现身高这个数值集中在一米七左右，并以这个数值为中心，人们各自的身高值以一个特殊的曲线方式构成全部人群的数据群。而当我们随意抽取足够多的人，再统计一次他们的身高，会发现尽管个体的身高各不相同，但是这些身高数据的分布情况，和前面的全部人口的分布，非常相似，几近相同。

除了身高这个数据，血压、体重等各项生理指标，也都以这种方式存在着。

也就是说，人和人固然不同，人群和人群却可以是相同的。

基于这个原理，就全部偏头疼患者群的头疼时间而言，尽管每一个人的头痛时间的确不等，有的4小时，有的7小时，有的24小时，有的72小时，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时间值，最终会表现出某个规律。当我们从这个总的人群中随意抽出足够多的两群人，再统计一次，会发现这两群人头疼时间所表现出的规律，和总人群的规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者的规律，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只要数量足够多，这两组不仅在头疼时间上一致，在疼痛剧烈程度、前兆症状等各个方面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要保证人群数量足够大，就能保证他们作为整体，足够地“相同”。也是基于此，实验中所设立的两个大数量人群构成的试验组，的确是“相同”的。那么，也许麦角胺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产生的效果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是这种药物对“相同”的人群的作用，是一样的。

所有的外因保持不变，人群的内在属性也是一样的，能导致偏头疼症状的缓解的，就是麦角胺了。

这就是典型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这是形式逻辑中用于确定因果关系的差异法在医药研究方面的应用。这种逻辑思维方式很早就出现，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才得以成熟，不仅用于包括医药生物在内的科学研究，也普遍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各方各面。除了在决定“相关因素”之外，在判断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时使用差异法，并不完全依赖某项具体学科的知识。所以，无论对生物现象的解读采取什么样的角度，在逻辑上建立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时，都会像确定麦角胺和偏头疼的联系这样，能而且必须能通过这种检验。

在确定了麦角胺的确能缓解偏头疼之后，人们进一步用大量实验找到了麦角胺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和偏头疼的缓解在剂量上的相关性。这些定量的探索将麦角胺的效果从人群过渡到了个体，进一步验证了服用麦角胺和缓解偏头疼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让人们在治疗药量和中毒药量之间游刃有余。原来的毒药，成为现在的良药。

继鳄鱼和颅骨钻孔之后，人们曾像神农一样尝试着各种可能。可是直到麦角胺出现在偏头疼的探索历程里，这种病痛带来的痛苦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这段研究为大量患者送来了福音，也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用于判断复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所需要的逻辑方法。不过，说麦角胺成为人类和偏头疼斗争史上的里程碑，却还不仅仅是这个原因。

在人类和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以药物为代表的诸多治疗措施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仅因为可以直接干预疾病的发展、缓解患者的痛苦，它们还能促进人们对疾病的探索和理解。

以药物为例，它们对疾病造成的影响就像火漆上的封印。我们可以根据印章的样子推想印痕，也可以根据印痕猜测印章。同样，如果人类充分了解了疾病，可以根据疾病的特点推测药物的性质；对药物的理解，也能帮助我们理解疾病。显而易见，这个过程需要在了解我们的身体前提下，在逻辑上确定药物的确能影响疾病——证明药物是有效的。

尽管我们对药物以及疾病，甚至我们自身允许有不止一种的解读角度，但是疾病和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础是逻辑。这种基于逻辑的联系， 以及确定这种联系的方式，不会因解读疾病和药物属性的方式而有所不同。实际上，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获得对药物和疾病属性探索的指引，以及对已有的认识进行验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更重要。

只要我们建立了这层逻辑联系，有时候不了解药理，也不知道病理，也可以用药物控制疾病。比如人类用金制剂治疗风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不知道风湿的具体原因，也不知道金制剂是怎么针对这些具体原因发挥作用的。

但是如果病药之间的联系缺乏逻辑验证的过程，一旦药病二者的理论体系试图接触，混乱，甚至矛盾就有可能出现。而这种混乱和矛盾不仅无法帮助我们获得知识， 还使我们无法及时纠正错误。在治疗偏头疼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的钻孔术（Trepanation）就是一个例子。古代人对疾病的错误理解，让他们采用了错误的治疗方式。在形式逻辑发展成熟之前，他们无法检验钻孔术是否真能控制偏头疼，当然，也肯定无法知道这种治疗其实对疾病的发展是有害的。于是这个错误一直无法被纠正。从石器时代到十六世纪，不知道多少偏头疼患者还要额外遭受钻孔术的折磨。

而麦角胺则不同。

麦角胺进入人们的视野时，偏头疼的神经病理说和血管病理学说刚刚在无法调节的矛盾中暂时折中，形成了神经-血管学说，认为神经的病变为主，血管病理性变化为辅，然后在血管-神经循环中，导致偏头疼发作并持续。在麦角胺被证明的确对偏头疼有效之后，它影响中枢神经的效能以及强烈的缩血管属性——这也是它导致迷幻和肢体缺血坏死的原因 ——为神经-血管说提供了第一份切实的证据：也许神经学说这一块还需要证据，但是血管病变毫无疑问是和偏头疼有关了。至此，麦角胺不仅成为了偏头疼患者的 第一个救星，还帮助我们在对这种疾病的理论认识方面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科技快速发展进步。人们发现了三叉神经在偏头疼中的重要位置，逐渐意识到原来的神经-血管假说在大方向上正确，但是在细节上有很多错漏。

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病理学家发现前兆和发作两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始发阶段（initiating trigger）——不过除了能确定这个始发阶段大概发源于脑干（brainstem），具体细节还不得而知。一旦这个过程开始，某些脑组织的血流供 应就会减少，当血流量减少到一定程度，和这部分脑组织相关的先兆症状也就会出现；当血流减少量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先兆症状就不会出现，但是一旦开始，疼痛 终究会发作：在血流减少一段时间之后，支配血管的植物神经被触动，释放神经活性物质，不仅让血管发生代偿性的扩张，还和由此引起的感觉冲动一起刺激三叉神经感觉支。受激的三叉神经变得敏感，释放进一步扩血管的神经物质，激发疼痛，又刺激脑部其他功能区域，产生一系列伴随症状。而三叉神经自身的特点，导致 疼痛区域模糊不定，以及发作过程中引起脆弱伤感或者烦躁不安等等情绪上的变化。

三叉神经-血管学说作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不仅能解释偏头疼的主要临床表现，和它的前身不同，它所描述的病理过程涉及的大量神经活性物质也都被找了出来。 除了一般的帮助神经实现调节血管功能的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之外，诸如血管活性肽、P物质、一氧化氮等物质的作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都搞得清清楚楚。大量针对这些关键物质的药物陆续问世，而这些药物又验证或者启发人们找到更多的相关细节。药物和理论互相促进，到了上世纪中叶，偏头疼的三叉神经-血管学说在神经生理学、生物化学，以及药学的共同支撑下，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些成就，人们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偏头疼的困扰，甚至学会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控制生活以及饮食习惯以预防偏头疼的发作。在这种疾病前，人们不再是原来那副受气包的样子。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患者，对已有的药物反应不佳。这种现象很好理解：三叉神经-血管学说尽管看起来挺完整，这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区域还是一片空白：偏头疼究竟从何而来？（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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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主要说的是第一种用于治疗偏头疼的药物如何被发现，以及如何被证实有效，以及如何根据药理促进偏头疼病理学发展的故事，涉及到了一些在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依靠的逻辑学、统计学的知识。因为我觉得这样讲故事，对比较不同医学体系认识疾病、认识药物的方式会有点意义。这些东西，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了解了这些，也许能促进对包括中医在内的诸多事物的思考。

华盛顿·奥古斯塔斯·罗柏林

不说布鲁克林大桥（一）之 你猜要说啥？

和老罗柏林相比，华盛顿•罗柏林的人生看起来要顺利的多，至少他父亲怎么说也是个美国富农。小罗柏林自小接受系统的教育，毕业后就到他父亲的桥梁建设工地上实习去了。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小罗柏林投笔从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美军战士。五年的戎马生涯，这个小伙子屡建战功，还找到了他心爱的姑娘—— 后来成为了他妻子的艾米丽•沃伦（Emily Warren），他的上司沃伦将军的妹妹。

内战结束后，华盛顿•罗柏林荣升上校，衣锦还乡重拾旧业继续他和老罗柏林的桥梁建造工作。在和父亲一起建造了著名的辛辛那提大桥之后，偕妻子游历欧洲，一同学习包括沉箱法在内的各种先进建桥技术。1868年，夫妻二人回到美国，罗柏林上校成为老罗柏林主持的布鲁克林大桥工程中的助理工程师。他的生活很幸福，有着清晰的未来：子承父业，成为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桥梁工程师。
而老罗柏林的意外逝世，给罗柏林上校带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变故。1869年8月，罗柏林上校接替父亲的职位，成为布鲁克林大桥总工程师。突如其来而又似乎命中注定的使命，让罗柏林夫妇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早在1867年愚人节，纽约政府就通过了建设布鲁克林大桥的立法，但是对桥梁建设的各方各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除了塔、基、锚、缆等桥梁部件的严格标准，还对桥梁建造中的财务也有限制。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建桥过程中不得在任何超过蓝图中桥塔的位置使用桥墩，以及要求桥梁净高在涨潮时不少于40米，保障河面航运不受阻碍等等约束明文。
尽管老罗柏林以及这座大桥的另外一位设计师维尔海姆•海登布兰德（Wilhelm Hildenbrand）为之殚思竭虑筹划了十几年，而且罗柏林父子在桥梁建造方面早已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可为借鉴，可东河的水文地质状况对建造这座大桥所提出的苛刻要求，远非当时的传统建桥技术所能满足的。仅仅将近500米的桥梁跨度这一项，在当时就被认为根本是不可能的。
东河的宽度意味着悬索桥必须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桥梁跨度，这需要两座极为强壮且高大的桥塔。而在水面之下承受这一切的桥基是建造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它必须建造在河底坚固的岩石层上，才能保证整座桥梁的承重没有问题。如何建造这样一个扎根东河岩石河床的桥基，是最重要的技术难关。可是在所通过的建桥法案中，明确指出在施工中不得妨碍东河的航运。因此别说涸泽断流，就是桥桩超过了预定的施工范围，纽约政府都会起诉罗柏林。所以传统建造方式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负担这个级别的桥体重量的水下桥基。
罗柏林上校决定采用气压沉箱法，在建造桥基的同时建造桥塔。

Triger process示意图

沉箱法最早出现在欧洲。这种技术的前身，要追溯到物理学家丹尼斯•裴品（Denis Papin）。他在1689年首先提出在潜水钟（diving bell）中注入空气，以保证水下作业者不至于窒息。这种技术几经改良在理论上日趋成熟，最后由法国矿业工程学家雅克•特里杰（Jacques Triger）引入陆地，发展成为采矿业中的“特里杰法”（Triger process）。

这种方法用压缩空气保证在浸水矿区仍能获得干燥的工作环境。很快，这个方法进一步发展，又回到水的世界，变成著名的“沉箱法”，用于满足桥梁建造中特殊的水下作业要求。沉箱法随即演变出很多种类，其中最为复杂的就是罗柏林上校将启用的气压沉箱法。

1870年1月，布鲁克林大桥工程终于全面开始。

沉箱法示意图

用气压沉箱法建造布鲁克林大桥的桥基，首先需要按照桥塔截面的大小，建造一个大箱，然后将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在箱顶有气压泵向箱内注入将压缩空气，将其中的水排空。另外从河床到箱顶，还有一个吸淤管，管内充满水以保障工作间压力正常，一根长长的机械爪在管中上下搬移沙石。最后，还需要一个两级变压管道，将工人从外界正常气压环境，送入高压工作间。这些工人就在这个充满空气的箱子中按要求清理河床，将沉淤填入吸淤管口下面的水池，通过吸淤管送走。等河床清理到满足建造要求后，混凝土会被注入箱内，这个巨大的沉箱最后将成为支撑桥塔的桥基的一部分。

气压沉箱法实地图

这些沉箱可想而知有多大。就面积来说，东河西岸的那个就有1630平方米，每个沉箱的内空高达2.7米。这些庞然大物由拖船拉到既定地点，入水锚定后工人们就立刻开始在箱顶用花岗岩石材建造桥塔。随着桥塔重量的不断增加，沉箱受压“着床”，并借力不断深入河床中的泥沙层，而桥塔中的气压机则日夜不停的将空气注入。
水下的工作间是一个高气压环境，因此工人们必须经过变压管道才能进入。变压管道中部是一个隔离舱，工人先由外界进入这个舱，然后舱门密闭，高压气体注入，舱内压力慢慢升高。当内外气压相同，工人才打开进入工作间的门。无论工作间，还是变压管道，其中的气压维护和调节都要非常细致小心。

工程日复一日地的进行，工人们渐渐觉得不舒服，情况变得有点不对劲。而两位工人的相继死亡，更是让人们明显感觉到了不祥之意。经过战场考验的罗柏林上校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仍然坚持隔三差五下到沉箱工作间考察指导地基建设的工作。不久，罗柏林上校突然瘫痪，更多的工人紧接着莫名死亡，危险的气息日渐浓厚，人们忐忑不安，工地上谣言四起，布鲁克林大桥被诅咒了！

尽管那时人们了解潜水员病，但是布鲁克林大桥工地上没人想到工地遭受的诅咒，和潜水病一样来自我们不停吸入的空气。
很早以前的渔民，就了解潜水的危害。看到大部分喜欢莽莽撞撞地快速上浮的潜水者，都会遭受某些特殊病痛的折磨，渔民们意识到从水下上浮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地控制速度。尽管如此，常年潜水的人还是容易觉得关节酸痛，像是生了水锈。这一系列和潜水有关的病痛，历来被统称为潜水病。
以现代医学的观点说，潜水病就是“氮过量病”。在常规气压环境下，人体内部组织液中，溶解着饱和量的氮。这些气体的溶解量将随着外界的压力变化而出现波动。压力大，体液能溶解的氮就多，反之则少。当外界压力降低，溶解进体液的氮气就会被释放出来。一般来说，我们能通过呼吸，从肺部将这些多余的氮气吐出去。但是一旦外界压力降低的速度过快，一定时间内体液中的氮来不及通过肺离开身体，它们就会从体液中分离，形成气泡。这些极微小的气泡首先会出现在肌肉关节等部位，影响局部的组织健康，产生类似关节炎或者是肌肉发炎的一系列病痛。当气泡越来越多，血液系统中就会出现大量小气泡融合成的大气泡，形成气体堵塞血管。一旦脑血管被堵塞，患者就有瘫痪甚至死亡的危险。

在沉箱中工作的人，就像那些深潜的渔民，所处的是一个高压环境。随着呼吸，大量的氮气就会溶进体液，而当他们通过隔离舱离开沉箱的时候，减压过程稍有过快，他们就会像快速上浮的潜水者一样，在体内形成大量的气体。

除了少数重症患者直接死于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大部分患者体内，气泡集中在关节。随着症状的加剧，患者不得不靠弯腰来缓解腰背部异常的酸痛。这时他们的体态，特别像当时一些女演员喜欢摆出的翘屁股造型（Grecian Bend），于是人们就将这种疾病叫做“翘屁股病”（ The Bends）。

其实只要注意减压速度就能有效预防这种情况，不过在当时，连医生也没有意识到翘屁股病就是潜水员病，威胁工人健康安全的就是氮气。为罗柏林上校治病的医生还煞有介事的将这种疾病命名为沉箱病（Caisson Disease）。

时至今日，古怪拗口的沉箱病以及不甚雅观的翘屁股病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减压病”（ Decompression Sickness）。及时吸氧和高压舱已经能有效控制这种疾病。可是就像老罗柏林一样，罗柏林上校生不逢时，只能在瘫痪中忍受减压病的折磨。
大桥的建设因罗柏林上校的病情一度陷入危机。再也不能在现场指挥工程的进行，让在病榻中挣扎的罗柏林几乎萌生退意。在这个布鲁克林大桥和罗柏林上校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关键时刻，他的妻子艾米丽•沃伦•罗柏林勇敢地站了出来，承担起协助罗柏林完成这一家族使命的艰巨任务。

(待续)

不说布鲁克林大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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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ds这个词，现在多数翻译为"弯曲病"，但是我认为这个翻译实为不妥。就像文中说的，这个名字是因为患者必须摆出特殊的姿势，酸痛才能缓解。这种病的名字来自布鲁克林大桥的工地，首先命名的是在那里工作的的工人，他们自然不关心是否“雅致”。这个词是雅致的“弯曲”还是粗鲁的“翘屁股”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这种病在当时还有 更为粗鲁的名字，暗示该病的患者像是在准备“肛交”。有了这样的意指，“翘屁股”而非“弯曲”显然更真是贴切，虽然翻译的确讲究雅致。

很多科普文章都源自研究某一主题的论文。不难看出，这篇科普文的根源就在“一切尽在时机的掌握”这一单元涉及到的某个研究。这个研究记录了对昆虫间的捕食-逃逸现象的一段观察：一只蝉在声音的引诱下接近螽斯，最后却飞走了。

这个看似寻常的现象，隐藏着昆虫间关系的几个层次完全不同的秘密。

首先，这个现象有关拟态。其次，什么是听觉拟态——不同于以往的视觉、嗅觉拟态，是基于听觉的拟态。最后，展示这种拟态的捕食者-被捕食者之间的博弈，并据此演绎生物在演化中的相互影响。

可是这种博弈是该领域内基本概念、所观察到的现象以及其背后可能的原理的杂糅，是立体的。因此要想剖析这个概念内诸层次之间的联系，必须向前铺垫背景知识，以及向后延伸理论。而且涉及这三个层次的行文，不仅要建立一个叙述先后的关系，还要有一个详略的选择。这也决定了行文的方式。

很明显，文章必须优先说明“什么是拟态”。可是拟态这个概念本身很非常庞杂，一旦涉及，易进难出，极容易喧宾夺主。于是作者在向前的铺垫中，通过描述一个螽斯捕捉蝉的生动场景，用具体的例子直接介绍了“什么是听觉拟态”，于是，什么是拟态也就只需只言片语就可说明白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通过描述核心场景，介绍了螽斯利用“卡拍子”的手段诱杀蝉的巧妙方式。这一段详细又全面，很可能就是基于这篇文章的核心参考文献。作者不惜笔墨介绍了螽斯勾当的种种细节。不仅用几个“ 人工喂食”的例子强调螽斯唱的“海妖之歌”对蝉具有不可抵抗的魔力，还在最后一段中展示了螽斯无师自通又多才多艺的模仿猎物方面的本领。对可怜的小黑蝉而言，这样的螽斯，就是一个熟习少林寺七十二项绝技张牙舞爪嗷嗷乱叫的超级大杀器。

其实作者煞费苦心将螽斯说得无比危险，就是在激发读者的好奇：这样的大杀器之前，小黑蝉为什么还能逃脱魔爪？

这个问题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读者，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它既然能让文中的研究者迈出深入研究的第一步，当然也能调动着读者的积极性，让他们充满兴趣继续读下去。因为后面的阅读，涉及到复杂的演化，读者必需足够的兴趣，才有可能全部读完。 于是作者在调动了读者的好奇心之后，在第三以及第四部分，不疾不徐，先将蝉鸣的繁殖目的说明白——它们鸣叫是为了满足繁殖的需要，然后说明螽斯正是利用蝉寻找繁殖机会的方式伺机发展出诱杀手段。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蝉必须让自己的歌声更复杂，才能让螽斯捕杀的机会更少。

当然，螽斯在同样压力下，也必须尽量模仿得更加精准。

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在同一个舞台上用同一种方式较量，失败者被淘汰。这不仅是螽斯和蝉的命运，也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命运。

因此，在不断变得更复杂更危险的演变过程中，小黑蝉一旦能更清楚地辨析对他自己声音所作出的回应，就能有效判断对方是一个繁殖机会，还是化装成繁殖机会的致命杀机。 直到这里，作者才丢下他憋了好久的包袱：在上文的演化博弈过程中，在繁殖本能驱使下变得更聪明的小黑蝉，识别了螽斯的伪装，逃脱了大杀器的致命诱杀。

这个结论，其实是这篇文章的中心结论，肯定也是其参考文献的主题。可以想象，即使是学习生物的同学，初面临这个主题时，要想写明白也会有无从下手之感。该文作者充分理解了这个主题，将其分解为紧密联系的三个部分，以听觉拟态为重心，把这个现象的复杂背景向前铺垫，将所涉及的生物学理论向后延伸，化繁为简把一个原本庞杂的立体问题用直线的方式讲得清楚又紧凑。这种结构上的安排，读者读起来觉得流畅简单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对有心学习科普写作的人来说，也许很有参考价值。

其实在任何一个学科内，都有这种背景复杂又推演深远的主题。但是并不都能写得这么吸引人。该文轻松流畅，除了结构合理详略得当，还归功于作者对选材的独特眼光和嗅觉。

昆虫世界没有大猫大狗的世界那么声势浩大，却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具体而微。有直接的拼杀，更有黑白莫辩的尔虞我诈。被淘汰的不仅是体弱者，更是智弱者。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独具慧眼，将昆虫世界里的斗智斗勇用螽斯和蝉之间的关系生动地展示了出来。我猜想，这位作者初读这篇研究的时候，激发其写作冲动的不仅是昆虫间博弈的生动画面，更是有关人类社会中种种欺诈和陷阱的直接联想。因为作为读者的我，阅读的乐趣不仅来自新知，更是来自对昆虫世界的感叹：它们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何其相似乃尔！

除了文章结构的巧妙构思，以及对选材的敏感，这篇文章让我觉得惊喜连连的还有文中隐藏着的诸多典故。 在原文中，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叫做“What the katydid did next”。katydid是螽斯的俗称，我们叫做“纺织娘”。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纺织娘又要耍啥幺蛾子”，强调的是纺织娘处于一系列的变化中。虽然切题，但是多少觉得有些单薄。实际上，这个题目是一本美国的儿童读物“what katy did next”的山寨版。这本儿童读物讲的是一个“假小子”顽皮小姑娘成长变化的过程，最后如她所愿，变得“beautiful and beloved”。作者也许正是用katy的成长暗指小黑蝉的变化。katy最后变得beautiful and beloved，而小黑蝉则因变得smarter而终会有beloved的一天。而这本小说本来就颇为普及，借着这本书做背景，这个题目也就变得寓意丰富且联系自然了。熟悉它的读者，一目之下很可能就会嘴角上扬，就像我们看到一篇用“翠花”为题目来写酸菜的文章一样。其实， What katy did next是这个系列的续集。第一本书是what katy did，大家可以看看第一版的封面。嘿嘿。

另外，作者在题目和引言中连续使用了两个典故。

一个是海妖之歌。这个典故大家应该耳熟能详。这是一个关于引诱和毁灭的传说，不过尽管跟“唱”有关，但是跟“吃”没有关系。

另外一个典故就是“唱歌求肚饱”（singing for your supper）。这首歌是百老汇著名歌剧“来自赛拉库斯的男孩们”（The Boys from Syracuse）中的名曲。（该曲的演唱者中，Rebecca Luker也许对我们来说不是很熟悉，不过她的另外一部作品可能就有人知道了，“音乐之声”。）这首歌则是关于“歌唱”和“糊口”，可惜，没有“引诱”和“毁灭”。因此，这两个典故必须一起用，才能全面地概括出螽斯歌声的特点：通过具有不可抗拒之魔力的歌声诱杀猎物，来填饱肚子。

典故的使用，就是这样：能探究到典故的读者，就能享受到“哦！！！！”的乐趣；可是对找不到这些隐藏秘密的读者来说，会觉得迷茫。可是，谁又忍心将此作为这篇文章的缺点呢？

这篇文章讲的是貌似枯燥的昆虫学知识，不过在作者生花妙笔之下，让读者在各个方面不断收获惊喜。好的文章往往如此，不仅所言有物，而且还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展示出对所涉及科学内容的深刻了解，而且还有其精巧的构思，以及纯熟的写作技巧，因此所表现出来的是昆虫世界里一对冤家的故事，也是在展示他自己。和很多徒具一副骨架的科普文章相比，这篇文章主题新颖，结构清晰紧凑，重要的是文字饱满多汁。大概是我所读的有关昆虫的科普文章中最让人爱不释手的一篇了。

唯一的遗憾是原文是英文。有人说文学价值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于小红猪专栏所选的这些优秀的科普文章来说，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不过我们有好的译者，即使难以全获其文学部分的养分，我们也能感受到文章精彩的内容、作者精巧的构思、以及译者的辛勤劳动带给读者的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