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医生同学，他的主任规定，上班必须衬衣领带。若是公司职员坐格子间，这倒也稀松平常。但对国内不少公立医院而言，这种现象却不多见。至于理由，这位主任言之凿凿，领带是树立医生自身专业形象，更是对患者的尊重；都说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国外医生的标准行头嘛。殊不知，不少研究却表明，医生或许该让脖子解放了。这块只有装点作用的布条，还是不戴为好。

　　美国医生在诊室会见病人，通常是衬衣领带、白大褂，脖子上挂一副听诊器。我曾问过身边不少美国人，医生为什么要戴领带。他们常是一脸惊讶，觉得这是无需回答，极为自然的事情。一般说来，西方国家的医生和律师常受人尊敬，他们怀揣一般人绝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领带正是塑造正式庄重和专业严肃的最佳代表物。

　　领带虽让医生更体面更精神，却可能使病人利益受损。这是近十年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近年来，随着医院内感染率的上升，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诸如加强清洁和监测，严格相关规章，改善医院布局结构，甚至使用抗菌床单。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却被人们忽略掉了，答案正是医生的领带！

　　医生的领带，是否会增加医院内感染率呢？这是以色列的史蒂文·努尔昆（Steven Nurkin）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2003年前后，他还是一名四年级医学生。来到纽约后，他终于将这一问题付诸实施。42名外科医生的领带，被他送进了实验室。结果发现，几近一半的领带，携带可导致感染的病原体。那么，这是不是医院的普遍现象吗？他又找来10名医院保安，却只在一条找到病原体——还是较为常见、通常无害的皮肤表面细菌。答案不言自明，医生领带上的问题，真的比一般人多。

　　努尔昆的发现，让不少医生大吃一惊。不过，他的发现也仅仅表明，医生的领带携带病原体，而且比一般人多。至于医生的领带是否助长医院内感染率的升高，这项研究却不能给出答案。当然，这个结果足够使习惯内着衬衫领带、外套白大褂、脖梗上搭着听诊器的医生们，在面对和接触病人时，至少会小反思一下。

　　医生若不戴领带，病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有数据显示，有三到五成的病人在走出诊室后，压根想不起医生是否佩戴过领带。医生是否佩戴领带，也不会影响病人对他们的印象和评分。换句话说，病人其实没那么在意领带，他们还是对真功夫更为关注。今年1月，《医院感染杂志》发表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更是对这一点的佐证。通过对前往英国斯温顿一家医院的75名病人进行调查显示，他们并不在意领带这事，就连医生是否穿白大褂也不在乎。

　　医生的看法呢？有调查显示，在二十年前约有七成医生认为，面对病人时需要佩戴领带；相较而言，高年资医生比刚摸进医学大门的小年轻们，更喜欢戴领带。2008年一项针对耳鼻喉科医生的调查显示，近八成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佩戴领带。时过境迁，观念更迭。在部分老派医生眼里，那些“领带反对派”大多是年轻医生，他们本来就想穿的轻松适宜、无拘无束，认为领带携有病原体，只是一个幌子。

　　综上看来，医生是否戴领带倒真需要研究一番。医生的领带，是否间接传播了病原体，继而助长了医院内感染发生率，也亟须研究。对我而言，眼下的问题是，我的那位同学看后有何感想？

微博上流传这么一个说法：“一个人类可以承受45del（单位）的痛楚。但是当女人生孩子的时候，要承受57del的痛楚，大概就是碎了20根骨头的样子。But,如果一个男人被T到蛋了，那种痛楚是9000del，换算过来就是同时分娩160个孩子或者断了3200根骨头。所以，女生们你确定你懂蛋疼吗？”

这条内容是真的吗？蛋疼和分娩痛真的如此难以承受，乃至双双突破人类极限吗？

考据：并无确凿的医学证据

若在网络搜索这条微博内容，对分娩痛描述的出现时间为9月20日前后，此前并未见有类似的网络描述。不过，若是将该内容转换为英文再进行搜索，就会发现有意思的事情了。两年前的yahoo问答就出现过类似的描述^[1] ，仔细阅读会发现，中文的这条“生孩子的时候，要承受57del的痛楚”就是这条英文问答的翻译体。

这条关于“母亲分娩疼痛是57，人体所能承受的疼痛是45”的说法，到底是由何而来的呢？很遗憾，搜索网络、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PubMed，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文献。至于蛋疼那个骇人的9000数字更是无据可查。换句话说，人体所能承受的疼痛限度与分娩疼痛的数值，很可能是一次网络上的以讹传讹，并无确凿的医学证据或研究做支持。

其实，若较真这条微博，你就会发现尴尬的搞笑点——如果人体最多只能承受45单位疼痛，但女人分娩时疼痛达到57单位，而男人蛋疼居然能达到9000单位，那说明无论男女，都已经不是人类了嘛。

疼痛的度量和单位

那么，疼痛是否有单位呢？答案是有的。微博里的“del”其实是指dol，它是疼痛的拉丁文单词dolor的缩写。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三位研究者James D. Hardy、 Herbert G. Wolff和 Helen Goodell根据此前他人的研究成果，建立了这一疼痛度量标准^[2] 。 最初，他们将其称为"Hardy-Wolff-Goodell" 等级，一共分为十级，他们创造了一个单位，也就是dol来描述这十个等级。

那么，1 dol的疼痛到底是什么呢？他们定义为最小可觉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也就是对这一最小差异量的感觉能力。饶若细究1 dol疼痛到底是多少，那就需要一种测量疼痛的工具，也就是测痛仪（Dolorimeter）。最开始，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是用棱镜将光聚焦于人体皮肤上，随着人体温度的升高，看人体的忍受限度来进行疼痛定义，这些光可是来自一盏1000瓦的电灯泡。

遗憾的是，dol这一描述疼痛的单位，从来都没有被广泛应用，它像昙花一现般存在于学术研究里。由于三人的试验结果不能被重复，他们的疼痛测量方法与工具被学界否定，也被禁止应用。想想也是，疼痛似乎一种极为复杂的主观感受，运用疼痛测量仪划分dol等级，既不容易掌握，临床上一点都不实用。因此，dol也位列5大最怪异的科学度量单位^[3] 。

疼痛是伤害性刺激作用于机体所引起的一种不愉快的主观体验，伴有感觉、知觉与情绪反应。人们对疼痛的体验与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对疼痛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目前测量疼痛的金标准，依然是病人对所经历疼痛的表达。可是，如何准确度量只有自己知道的疼痛程度呢？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法），这个方法依然是依托于人们对疼痛的主观体验，并非绝对客观的测量方法。

在我的另一篇关于疼痛知识的文章 《怎样测量疼痛？》 中，对于VAS法是这样介绍的：

VAS方法的主要道具“痛尺”其实是一把长约10厘米的游动标尺。尺的一面标有10个刻度，两端分别为0分端和10分端。而0分表示没有疼痛，10分代则表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的疼痛，从0到10依次表示疼痛的程度在不断增加，愈来愈难以忍受。在测量疼痛时，向病人说明这把尺的含义，然后将有刻度的一面背向病人，让病人在直尺上标出能代表自己疼痛程度的相应位置，医生再根据病人标出的位置为其评出分数。

如果分数在3分以下，那么恭喜你，你虽然感觉到疼痛但并太严重，不太会影响你的睡眠；但如果你的分数在7分以上，oh~my god！你很不幸，你现在肯定疼痛难忍，极需要医生给你用一些镇痛药物来帮助你度过痛关了。

VAS法现今已成为疼痛测量的最常用方法。当然，VAS方法现多用于外科手术的患者，评价他们手术后切口的疼痛程度。如果你曾做过手术，相信你对此并不陌生。不过，它让疼痛者说出自己所认为的疼痛程度，并非完全的客观指标评价。此外，对于小朋友，为了让他们说出痛的程度，图画式的方法则更简单直接，一个笑脸意味着不是很痛，一个哭脸则代表着痛的厉害。

分娩、蛋疼，到底有多疼？

孕妇生产时到底有多疼呢？这依然是个因人而异的问题。一般说来，在孕妇生产过程中，最开始是轻度的宫缩不适，犹如经期子宫痉挛一般，在随后的第一产程直至生产完毕时，疼痛的强度逐渐增强。就整体而言，初产妇分娩时疼痛程度显著高于再产妇。也有不少孕妇反映，就她们所经历的疼痛烈度而言，胆结石等所引起的胆绞痛比分娩痛要厉害许多。当然，作为一名男性来纵谈女性的分娩痛，总有些凭空抓瞎的感觉。每个人对疼痛的敏感程度、承受能力、描述用语都是不尽相同的，这里也只能从医学上来谈来描述。

分娩痛总是来时缓慢，逐渐增强，直至痛到顶点，最后又缓慢的褪去。有人曾诗意的形容它就像是海浪向岸边涌来，最开始平缓不急不徐，浪头逐渐增强，越来越大，直至称为冲击海岸的冲天浪涛，随后潮水慢慢褪去……目前，随着国内各地不少医院逐渐开展的分娩镇痛项目^[4] ，分娩痛这一让女性“闻风丧胆”痛不欲生的体验，逐渐得以缓解。

至于蛋疼，李清晨在《“蛋疼”的真相》里已经有了详细的描述。外伤只是引起蛋疼的原因之一，即使经过详细诊疗，还有25%的蛋疼完全找不到原因，甚至有人确实因为长期蛋疼下定决心切掉了自己的疼痛部位…… 不过，大部分男性所经历的蛋疼并没有到非上镇痛药不可的地步，更不必说“超越人类疼痛的极限”了。

[洋葱电影 “Cockpuncher预告片”]

总而言之，人们对疼痛的体验与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对疼痛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因此对疼痛的测量依托于人们对疼痛的主观体验，并非绝对客观的测量方法。“人体最多只能承受45del的疼痛，但在分娩时的痛却高达57del，男性蛋疼可达9000del”的说法没有医学证据，是网络上的以讹传讹。

参考资料：

本文原发于果壳网 谣言粉碎机主题站 《分娩痛，突破人类疼痛极限吗？》

不久前，台湾一位男子不慎在家中坠楼死亡，家属同意捐赠其器官，台大医院随后摘取其心肺肾等器官，火速移植给台大和成大医院5名患者，结果台大医院发现检验结果的书面报告为艾滋病毒抗体阳性，以致误将艾滋感染者器官移植给病患。一时举世哗然，造成台湾移植医学史上最大的医疗疏失。

　　这样的悲剧性错误缘何会发生？

　　首先，我想谈谈我在临床工作里遇到的类似情况。一位六十余岁、身患尿毒症的老太太，终于等到合适的肾源进行肾脏移植。当老太太都躺在手术台上准备麻醉时，却化验出肾脏的来源——一位车祸死亡的小伙子，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结果，手术没有进行，老太太只能继续等待。原因无他，老太太不能因为进行肾脏移植，反而感染了乙肝。

　　按照2007年国务院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移植手术进行之前，移植医院需要核对器官供体的所有病毒学指标。只有这些指标均为阴性或正常时，才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台湾这起移植艾滋感染者器官的医疗事故，则因检验师与手术医生的交流问题，造成了悲剧性后果。据报道，手术医生在电话交流中，将检验师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reactive)理解成“阴性”(non-reactive)。

　　与此同时，内地不久前也报道了一起医疗纠纷。重庆一位95岁老人因骨折到医院住院，医生在手术前为老人进行了梅毒血液检查项目，令家属“气愤不已”，家属不仅怀疑医院乱来，更认为是对老人“人格的侮辱”。有些媒体借此对患者术前进行乙肝、梅毒、艾滋血液检查的必要性，进行挞伐式质疑。若仅仅从报道文字看，医院里的确充斥着“白眼狼”，给病人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检查。但若从基本的医学常识来分析，压根并不是那么回事。

　　家属之所以质疑，是认为梅毒是一种肮脏的疾病，给老人做这项检查，等于怀疑老人不道德。换言之，人们将某些检查打上道德的标签，而压根不从医学常规去考虑。其次，进行乙肝、梅毒或艾滋血液检查，并非指向性的诊断，而是预防性筛查。这种筛查的目的，一方面有助于知晓病人身体状态，更有助于保护医护人员自身安全，是医疗安全的防护性屏障。要知道，乙肝、丙肝病毒、梅毒螺旋体、艾滋病病毒均能通过血液传播，若患者上述指标阳性，医护人员术中便能更加注意，以防被锐器、针头等扎伤。一旦被扎伤，医疗处理方法与等级也将不同。

　　当然，不少人会认为，乙肝检查倒属正常，艾滋病有必要性吗？答案是，十分有必要。首先，医学上并不存在侥幸这回事，谁也不能拿生命作为冒险资本。人们前往医院就诊，目的是为了健康；上述检查的目的，也是间接保护患者安全。比如说，原本梅毒抗体阳性的患者，若未进行这一检查项目，所用器械将不会进行特殊消毒，这便有可能对其他病人的健康造成风险。此外，这些检查项目，也是明确医院与患者各自权益的证据。在手术等有创操作前，若不能明确患者是否合并某些病毒感染，极易造成医疗纠纷。

　　就我的临床日常工作体会而言，乙肝五项检查中，大三阳或小三阳的几率是较高的，梅毒抗体阳性几率次之，换种方式说，每周我都会遇到乙肝大三阳或小三阳患者，每两个月可能遇到一例梅毒抗体阳性患者，目前还没有遇到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患者。

　　从上述血检阳性结果的发生率上，也能较好解释台大医院此次事件。从报道来看，检验师在查看检验结果后，首先通过电话直接告知手术负责医生，后者在得知所有检验均正常的情况下，开始移植手术。遗憾的是，艾滋病病毒阳性的结果，却像一头“看不见的黑猩猩”，使医院陷入颜面尽失境地。

　　原来，该捐赠者没有乙肝或丙肝，按照检验师的电话描述，应该是乙肝抗原negative(没有)、丙肝抗原negative(没有)。不过，在汇报艾滋病检验结果时，依然用“口气顺顺的，且相当平静的口气”汇报道，“艾滋感染检验结果reactive(有)。”

　　很可能的情形是，这几位检验师或医生在工作中，很少或几乎没有碰到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报告。当突然出现这样一例时，却遵循着惯性思维——检验师平静的汇报结果，没有变换声调提醒手术医生主意；手术医生听电话时，心里也可能预设了患者的检验报告结果。这与心理学史上最知名的实验之一“看不见的大猩猩”有一定相似性。也就是说，由于人们关注角度的问题，即使最明显的信息也可能会被我们遗漏。

　　隐患自此酿成悲剧。直到两天后，当医生在整理其中一位移植病人资料时，才查看到纸质版化验单上清晰表明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简言之，发生这种“灾难性”低级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核查制度没有完善落实，是医院管理的失责，是人员配合的无效，是对细节追求的不到位。

　　五位移植了携带艾滋病病毒器官的病人，身体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极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因医疗性疏忽，感染了艾滋病。参与手术的47名医护人员，若术中并无手指等切割伤或破损，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并不算高。不过，他们仍需进行艾滋病病毒血检，以进一步排除。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周一大早风火匆忙地去上班，那阵仗犹如兵临城下。遗憾的是，工作时却如梦游状态，工作无精打采，注意力难以集中，毫无效率可言。人们理所应当认为，这是周一综合征在发作而已。

对很多人而言，周一综合征犹如上班的生理周期，固定且规律得拦亘在每周一大清早。有研究称，周一无精打采，是可以从生理学得以解释的。在经过周末精神和身体的卸压过后，人体生物钟难以自律地从懒散状态回归工作步调，难以适应工作应激状态。

十年前，《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苏格兰地区星期一因冠状动脉心脏疾病死亡患者数量，较其他时间增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者分析了各种因素，也没找到合理解释。最后，作者认为这可能与周末的纵情豪饮不无关系，周一大清早的工作应激可能也难脱干系。

五年前，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一项研究则称，周一清早会让人血压上升。研究者选取了175名志愿者，监测他们一周七天的血压波动，发现了上述结果。有意思的是，血压上升主要存在于上班人群。这意味着，很可能是工作应激导致了周一血压升高。美国CNN在报道上述研究新发现时，非常直接的写到“周一清早，有害健康”。

对大部分人而言，星期一综合征更像是一个心理学话题。人人皆知周一慵懒困顿，是周日闲散的过度期，真正优质高效的工作请周二再说吧。也有人用巴甫洛夫的“动力定型”理论来予以解释。这种理论是说，动物在一系列有规律刺激作用下，经过多次反复与强化，大脑皮层能够相当巩固并建立一套与刺激相适应的功能活动，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换言之，周一总归是慵懒无心工作的，周五总是快乐无心工作的。

低迷的星期一，同时也很有可能传染给星期二。去年，英国一项涉及3000名成年人的调查表明，稀里糊涂地“混过”星期一，将使星期二不得不面临“更严峻”的现实。首先，你必须完成周一拖延积留的很多工作；其次，你必须安排协调好整个一周的工作任务。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被调查者在每周中第二个工作日上午压力最大，这种压力会持续到当天工作结束。此外，每星期二中午加班的可能性最大。

每个周一，我身居的实验室总是静悄悄，很少有人安排动物实验。大家死鱼一般坐在电脑前，做点手头上的工作，并不专心于查阅文献，要么上网查看最新的世界杯消息。我打趣地向一位老师说，“嘿，周一综合征，对吧？”她耸耸肩，回复我道：“sad but true.”转眼到周二，大家争抢着霸占实验台，开始拼命工作。

这个悲哀的事实真的无法改变吗？

我认为，我们终归可以做点什么。自不多言的是，周一工作低效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一，人们寄情于周末的彻底放松，很少顾及正常生理节律；其二，若周一工作并不急迫，也无需有价值回报时，很多人喜欢表面式应承。

若是心理学家，势必喜欢开出这样的处方：自律。被誉为美国出版史上的奇迹——美国著名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的著作《少有人走的路》，至少让我这个周一综合征患者，明白了自律的道理。

作者谈到，“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乃是自律。缺少了这一环节，你不可能解决任何麻烦和困难。局部自律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完整的自律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必须承认，这段话差点让我昏聩而去。我把这段话反复咀嚼了很多遍。最后，我自感人生像是从来没有用心来过一样。自律乃是让自己强大的不二法门。你看，我强逼自己每周一更新一个网上专栏，正是对周一综合征的宣战。

可学习医学的我又深知，还是悠着点比较好。如果周一就是难以集中精力高效工作，倒也别过分强求。毕竟，周二、三、四还在前头等待着我们呢。今夕何夕，星期一到底是礼拜几呢？

＊原文刊载于BOBO新书《健康流言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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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夏天这个季节，有无数理由。讨厌它，一个理由便足够，那就是暮色四合时嗡嗡作响的“轰炸机”——蚊子。最恼人的是，它竟吸食你的血液，肚儿浑圆后，它拍拍翅膀飞走，给你的皮肤留下痒痒的红包一个。

　　按说，蚊子是许多鱼、鸟及植物的食物，是生态系统中不少物种的食物链重要一环。公蚊子，还被认为是除蜜蜂外进行植物授粉的最主要昆虫。我们想消灭蚊子，是本着有利于己的角度而已。换言之，我们无形中将自己置于生态系统的主导者角色上。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才是对地球这颗蔚蓝色星球破坏力最大的一个物种。当然，科学家们给出的最新答案是，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蚊子。简单点说，就算没有了蚊子，自然界还会有别的生物来替代它的作用。

　　然而世界没有蚊子照常运转也只是科学家的理论模型推测。要知道，蚊子这个庞大的族群，有3500余种。在1.7亿年前的侏罗纪，蚊子始祖便与恐龙同时代登场。恐龙灭绝了，它却没有。而在上千种蚊子里，只有其中几百种会叮咬人类。当然，说“咬”并不太算恰当，它只会“叮”——将针尖样的口器刺入皮肤。由于浅表皮肤里的血管分布量只有5%，蚊子吸食血液时必须将针尖样的口器刺入皮肤，而且是反复刺入，直到最后刺入毛细血管。为方便吸食血液，蚊子会分泌一种抗凝剂防止血液凝固。毫无疑问，这种抗凝剂属于外源性物质，身体的免疫系统立马感知到外敌入侵，随即做出的反应便是——启动保护机制消灭它。

　　身体会做什么反应呢？答案是组胺。免疫系统释放的这种化学物质，能引起血管扩张，皮肤上随之出现一小点红色肿胀，这便是红包。此外，组胺还是经典的致痒介质，会刺激皮肤内的神经末梢，引起痒痒的感觉，让你欲挠不止。要想终结它，并非毫无招数。最简单的莫过涂抹清凉油，就能缓解瘙痒感；对过敏性皮肤而言，可以选择抗组胺软膏——抑制组胺发挥作用，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人们除厌恶蚊子叮后的皮肤红斑与丘疹，还担心蚊子东飞西奔于不同的人，是否会造成乙肝等疾病传播呢？医学的答案是不会！要知道，蚊子的口器，也就是刺入你皮肤的那部分，具有复杂的结构，有2个独立的管道。蚊子在叮人时从一个管道注射唾液，吸食的血液则在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单向管道内。因此，将血液传播给别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医学上也未见通过蚊子传播乙肝、艾滋病的病例报道。蚊子传播疟疾和黄热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答案依然还是从口器入手。原来，蚊媒疾病会通过蚊子的唾液传播。也就是说，蚊子在叮人时，注入皮肤的唾液内若含有疟原虫和黄热病毒，则人很可能被感染。

　　由此可见，蚊子对人类世界的最大威胁是传播疟疾，在非洲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于疟疾。上月5日，《自然》杂志一篇题为《蚊子赢得化学战争》的文章提醒人们，长久以来灭蚊使用的单一“武器”拟除虫菊酯，已使蚊子产生了足够的抗药性，在未来将难以奏效。遗憾的是，科学界还没真正找到一种更有效的药物，来替代拟除虫菊酯在灭蚊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尽管有科学家已在研制抗疟疾感染蚊子，还有使蚊子失去生育功能的转基因蚊子。从宏观角度而言，短期内仍难有替代拟除虫菊酯的药物。

前文见《克林顿减肥与植物性饮食（上）》

素食的“法国悖论”

素食或许不是保持苗条身材的唯一途径，比如“法国悖论”：除慢进食、小分量外，还包括更喜鱼肉、进食低糖、少零食、拒绝美式食品（碳酸饮料、油炸类）。

为了健康生活，为了苗条的身材，一定要坚持素食吗？答案是不一定。比如说，“法国悖论”一直是营养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一般意义上的健康生活方式，法国人并不占什么优势，但他们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有分析认为，法国人喜饮红酒可能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低的原因。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未能经过实验验证。

曾在美国多所医学院任职、克林顿当政时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局长大卫•凯斯勒（David A. Kessler）博士则在著作《饕餮的终结（The End of Over Eating）》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点。他指出，法国人用餐时间更长、点餐分量更小或是造成他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心脏疾病病死率较低的关键。

比如说，大分量的食物，常让人不自觉地多吃。美国人特别爱好大分量的食物。2003年，美国费城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发现，美国的食物分量同比法国大25%。这一情形几乎遍及所有餐馆，如必胜客、硬石餐厅、中国餐馆，就连小酒馆和冰淇淋店也不例外。
其次，知名餐饮指南《Zagat》的美国费城版和法国巴黎版，显示了两地饮食风格的差异。费城食评家更喜欢评点大分量的食物，设有自助餐的餐厅更受推崇；巴黎的食评家则压根不提这些。

法国神经科学家威尔•克洛尔（Will Clower），在《关于脂肪的谬误（The Fat Fallacy）》里则将“法国悖论”细化为几个关键词，除慢进食、小分量外，还包括更喜鱼肉、进食低糖、少零食、拒绝美式食品（碳酸饮料、油炸类）。

法国文化和传统习俗，也与这一悖论有关。在过去，法国人每天固定进食2-3次，两餐间不吃点心零嘴。巴黎迪尤医院的肥胖研究者弗朗斯•贝利叶（France Bellisle）说，法国人打小就知道这一条。而在非午晚餐时间，法国餐馆甚至都不开伙服务。

此外，法国学生也更老实，他们在课堂上压根没有喝咖啡、吃甜甜圈和巧克力的经历。

当然，这种“法国悖论”并非坚不可摧。弗朗斯指出，小吃、快餐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巴黎街头，良好的膳食结构和习惯正受到冲击。原本的膳食习惯被打破后，“因饥饿而吃”终将被“为了吃而吃”所替代。

人开始肥胖起来，而肥胖无疑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子。凯斯勒博士则认为，现代人的肥胖，多归因于食物太过好吃。好吃的关键要素是糖、脂肪和盐的合理搭配。现代食品工业的阳谋，也正是将三者的搭配推向极致。同时，人的天性脆弱——美食，是大脑难以抵御的天然诱惑。

换个角度看，一切减肥方案必然包括能量控制。其中的一环，正是“减脑”——减低大脑对食物的欲望。或许，这将是未来保持膳食平衡、合理减肥的好策略。从这点来看，素食所能提供的热量能够满足人体基本所需，再适当地添加维生素、矿物质等膳食添加剂后，它们可以作为健康食谱。

口头上谈论素食可以夸夸其谈，切身体验的过程却是艰难的。大体看来，素食基本意味着过一种反现代的生活。素食多半滋味不够丰美。这意味着，严格坚持素食，绝不“偷荤沾腥”将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变瘦不是因为吃素？

真正让人体重减轻的或许只是能量的差异，而非食物的选择问题。此外，选择素食的人往往更加注重身体健康，从而形成更好的生活习惯。

素食主义者最喜欢强调，素食与自然具有同源性。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要知道，在发明狩猎、烹饪工具之前，最初的人类是以植物果实为食物的。与天生的肉食动物相比，人体的机体能力并不适合猎捕动物，消化系统并不习惯肉食。只是在后天非自然的技术与工具帮助下，人类才“学会”了吃肉。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算正确。我们的祖先“智人”在一开始就是吃肉的。在5000万年到8000万年前，他们才将植物、果实纳入食谱范围。事实上，人类是“无肉不欢”的族群，是一种杂食性动物，食用肉类可使他们更快地获得高质量蛋白质，并促进了进化过程。换言之，人类天生对肉食的本能渴望，成就了今天的你我。

无论如何，素食仅是人们的一种选择而已。何况，有研究称真正让人体重减轻的或许只是能量的差异，而非食物的选择问题。此外，选择素食的人往往更加注重身体健康，从而形成更好的生活习惯，勤于锻炼，良好睡眠。换言之，选择素食的人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许才是使人变瘦的根本原因。

此外，同为素食者，可“素”的程度或许并不一样。比如说，埃塞尔斯廷医生是名严格意义上的素食主义者，他不会碰触任何来源于动物的食品。克林顿则是一名普通的素食主义者，他有时会食用肉类和鱼类。欧尼斯医生也不推崇严格素食，他仍主张可以使用一些肉类和乳制品，只是一定要保持低脂。

2009年2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认为，无论什么食谱，只要能量控制得当，就能有效减肥。研究者在波士顿地区找来800名体重超标者，将他们分成四组，根据不同的食谱进食。这些食谱的花样很多，但每天所提供的热量数值是一样的。换言之，无论你采用迪安•欧尼斯的低脂肪饮食，还是少动物蛋白的地中海饮食，抑或是强调低碳水化合物——也就是低糖，它们所能提供的热量都是一样的，比平常饮食少750卡路里/天。

两年过后，有趣的结果出现了。所有的受试者体重都出现了下降，平均达6公斤，腰围也小了2英寸。研究者在分析结果时表示，“我们想知道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因素可以使人长期坚持某种饮食呢？生物、心理还是社会因素呢？

名人的减肥效应

比尔•克林顿提及的一些人成为新闻热点，相关书籍也红火起来。但任何减肥广告，若透露着轻松减重、随心所欲吃喝的意思，就肯定是不靠谱的。

以植物性饮食为基础的比尔•克林顿，毫无疑问既是不少减肥人士的楷模，同样受到动物权利组织的青睐。有报道称，比尔•克林顿被美国善待动物组织授予2010年“年度人物”称号，成为新出炉的“动物世界最佳朋友”，以表彰其亲身体验并推广宣传素食的举动——间接保护了动物。
有好事者还曾专门计算过，若按照克林顿的素食吃法，单他一人每年便可拯救200只动物性命。此外，但凡涉及到动物，就不只是简单的科学问题。这背后涉及政府、公司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

克林顿在前述节目中提及的一些人，也成为新闻热点，他们的研究再度被重视起来，相关书籍也红火起来。

此外，一部以植物性饮食为主题、由李•福尔克森（Lee Fulkerson）执导的纪录片《餐叉胜于手术刀》（Forks Over Knives）也将于今年5月登陆北美主要城市影院。在这部影片里，食物作为药物的想法将接受实际考验，摄影机将带领人们跟踪心脏病、糖尿病慢性病人，从他们的亲身经历来突出植物性饮食的好处，医生们也将教这些病人如何进行天然的植物性饮食，用来“治疗”疾病。

选择或坚持某种饮食方式，属于个人自由。不过，素食的基础是不能影响身体对营养素的正常需要。换言之，若素食选择不当，可能并不能减轻体重，反而引起营养不良。

此外，在崇尚体瘦即美的社会里，很多人尤其是女同胞所认为的胖，其实压根没达到医学的肥胖标准。

从生理学角度看，身体的增重需要能量支撑。换句话说，一切减肥的基础势必要控制能量摄入，增加身体的能量消耗。这意味着减肥肯定是件辛苦活，它既要苦行僧般饮食控制，也要持续不断的身体锻炼。

因此，任何减肥广告，若透露着轻松减重、随心所欲吃喝的意思，就肯定是不靠谱的。这样的广告只是在欺骗一个胖子的单纯内心。再插播一句，近来广告红火的左旋肉碱，压根不能帮助减肥。

本文已发表于《东方早报 身体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