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同学们，上午好，我，我，我叫邢力，邢力，力，力力⋯⋯” 要不是亲眼看到这段视频，我怎么也无法想象，电话那头正和我侃侃而谈的通话对象，几年前还是面对老师和同学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利索的“吃友”。所谓“吃友”，是口吃者之间相互的称呼。

这是邢力力2004年参加口吃矫治班，做自我介绍时的一段视频。除了磕磕巴巴的语言外，她的脸上还伴随着极不自然的表情。那时的她，不仅沉默少语，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找工作也频频被拒。现在，她却已经是一位口齿伶俐，表达清晰的口吃矫治师。

口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能够得到有效的矫治吗？

初识“吃友”

对于普通人来说，开口发声前，舌头应该往前还是往后？双唇应该打开还是闭上？这些动作可能从来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口吃者来说，说话这件看起来好像很自然的事情却变得不容易了。口吃是一种言语流畅性障碍，俗称“结巴”，说话者知道想要说什么，但是因为不自主的重复、延长和停顿而说不出来。

令人惊讶的是，口吃者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差不多每100人里就有一位口吃者。”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彭聃龄教授介绍说：“在儿童中，这个比例更大，差不多是成年人的5倍。在中国有超过1300万的口吃者。”这个数据的确很惊人。

口吃者通常对自己的言语问题很敏感。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口吃，也害怕在公众场合说话，从而暴露出自己的问题。他们就像躲进黑暗中寻求保护的孩子，当有人打开灯光，无意中瞥到了他们真实的语言世界，就会把他们晃得睁不开眼。语言上的障碍和困扰常常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了解口吃发生的机制 ,寻找有效的口吃矫治方法 ,是“吃友”极大的期望，也是研究者和口吃矫治师非常关心的问题。

【电影《国王的演讲》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语言矫治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在语言的认知机制这个领域辛勤耕耘了几十年之后，彭聃龄教授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从基础研究走向应用，使普通人都能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受益。1999年，他应邀到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语言系访问。在那里他了解到，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对语言障碍的研究和矫治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相比之下，国内的情况却落后许多。口吃者“救助无门”的情况非常严重。他的一位英国朋友告诉他，当地每两个学校才有一个看病的医生，但每个学校却都有一个语言矫治师。“别看小孩子一个个都会说话，但说话时的毛病多得很。”那位朋友对他说。

从纽卡斯尔回来后，彭聃龄教授想：“我搞语言认知研究20多年了，一直都研究正常的语言，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受到语言障碍的困扰。看来语言矫治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2000年，在教育部的支持和资助下，彭聃龄教授联合纽卡斯尔大学语言系和香港大学言语与听力系，举办了国内第一个“语言的认知神经心理学与语言障碍”高级研讨班，办班的宗旨就是推动国内语言障碍的研究，培养一批从事语言障碍研究的高级人才。2005年在国际口吃日的前夕，他们又举办了“中国首届口吃研究与矫治研讨会”，提出了“关爱口吃群体，推进口吃研究”的响亮口号。

万事开头难。他们没有口吃矫治经验，便从天津和长春请来了矫治师，举办了多届口吃矫治班，并与北京林教授言语训练中心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没有口吃研究经验，便派青年教师到香港大学进修，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学习别人成功的口吃研究经验；他们缺乏口吃研究人才，便连续多年招收了几届博士生，组成了很强的研究团队。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从事口吃研究的卢春明博士，就是当时参加到这个研究团队中来的。看到口吃矫治班一批批学员在语言表达上的明显进步，以及他们的人生轨迹由此出现的变化，彭聃龄教授更加坚定了在这个领域继续研究下去的决心。

【电影《国王的演讲》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吃友啊，你到底为什么口吃？

人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口吃呢？有一种说法是，口吃是因为心理因素造成的。采访中，北京林教授口吃矫治中心的邢力力老师说了这样一句颇为拗口的话：“不是所有的‘吃友’在所有的时候都口吃。”在她所接触到的上百位口吃者中，不少人平时说话很正常，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才“结巴”起来。一位市级领导，平时说话听不出有任何问题，但是只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就会憋得满脸通红，磕磕巴巴。而另一位小学校长，在主持全校大会时，鼓乐队停止演奏，学生们都安静下来等着他说话时，面对话筒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所谓“越紧张越说不出话来”，就是指这种情况说的。

另一种说法是，口吃与发音器官的运动障碍有关。在电影《国王的演讲》中，口吃矫治师让国王含着玻璃球练习说话，就因为当时人们对口吃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发音器官的运动层面，认为只要想办法把口腔打开，口吃就好了。

而彭聃龄教授和卢春明博士在研究中却发现，无论是心理因素，还是外界的环境因素，都很可能只是口吃的诱因。他们认为，在口吃现象的背后，脑功能和脑结构的发育异常可能有更重要的作用。

关于口吃的脑机制问题，以往的一些研究发现，与言语正常的人相比，口吃者在说话时不少脑区会出现过度激活，如运动皮层和小脑等，而在另一些脑区出现激活不足，如听觉皮层。研究还发现，言语正常的人通常是大脑左侧优势，而口吃者会出现双侧优势或右侧优势。还有研究发现，口吃者的皮层下组织，如基底神经节和丘脑的功能和结构也存在异常。

在口吃的脑机制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争论。有人认为，口吃者的脑机制异常主要反映了其发音前的准备不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口吃者的脑功能异常跟其发音器官的运动协调性异常有关。这场争论不仅关系到对口吃发生机制的认识，还关系到如何进行口吃矫治的问题。在彭聃龄教授和卢春明博士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口吃者可能在发音前和发音过程中都存在问题，两者分别与不同的神经网络有关。因此，口吃的诊断和干预不能只关注发音器官的协调性训练，还要关注其内在的语音加工过程。近年来，他们首次提出了口吃的双通路理论，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实验神经科学》上，被编辑部称为“有新闻价值的文章”；国际口吃网站也做了报道，在国际学术界和口吃矫治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矫治口吃，从基础走向应用

基于彭聃龄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口吃矫治训练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例如，在最初的发声器官的训练中加入了说话之前语言学加工过程的训练。这样做，一方面提高了语音准备的效率，加快了语音提取和编码的速度；另一方面又保留和加强了原有的发声器官的训练。

已经不再是“吃友”并成为一名口吃矫治师的邢力力老师有一个梦想，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感染身边每一个“吃友”，给他们以鼓励和希望，也希望普通人能够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口吃。

当更多人用科学研究和实际行动关注“吃友”们时，谁能说他们的世界不会洒满阳光？

此项目由北京市科委科普专项基金资助。

原文发表于 果壳网 心事鉴定组主题站关于口吃，你的观念该更新了

就在iPhone 4S刚刚宣布上市之际，就传来了苹果公司传奇领袖史蒂夫·乔布斯， 这位和癌症病魔抗争9年的战士，去世的消息。就好像他在等着这一天，等着这款叫“iPhone for Steve”的手机上市一样。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1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拉尔夫·斯坦曼（Ralph Steinman)，也是在诺贝尔奖颁奖前夕去世的（详见： 《 2011诺奖得主斯坦曼：一个自己让自己得奖的人！ 》） ，时间如此之近，以至于颁奖委员会之前都不知道他死亡的消息，破例将这个只颁发给生者的奖给了他。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比如史努比的创作者查尔斯·舒尔兹在史努比系列漫画最后一本出版前夕去世，比如美国至少有三位总统是在美国国庆当天去世，等等。

是他们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说服了死神，让自己等到了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还是整个事件仅仅是个巧合？

被盯着的水永远烧不开，你越是猴急时间就越是“呆若木鸡”。时钟喜欢背着人拼命转圈，而你一读秒它就立刻消停了。

大概从有人类的那天起，计算时间这个问题就被提上日程了。从太阳、沙子、石英到原子，不管计时器多么准确，人们对于主观的时间感知其实一直是“扭曲”的。

法国探险家迈克尔•斯佛尔（ Michel Siffre） 在没有任何时间参照的山洞里待了两个月后以为只过去了25天，另一次经过半年，他甚至养成了48小时一周期的作息习惯。

控制对时间的感知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也不需要躲到山洞里。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韦尔登（John Wearden）通过给参与者听加快或者减慢了的嘀哒声就改变他们了对时间快慢的估计。

韦尔登合成了一些时钟秒针的声音，只不过没有一个准的，要么不到一秒就滴答一下，要么过了一秒还没滴答。听过不同的滴答声的人对同一段音乐的长度估计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听过快速滴答声的参与者会把时间估计得更长，听过慢速滴答声的参与者则把时间估计得更短。好像他们心里也有一块表，被滴答声重新校准了。

危急时为什么觉得时间很慢？

美国心理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教授幼年的亲身经历让他坚信，人们在惊恐的时候会感到时间慢了下来，好像被拉长了。8岁那年，伊格曼和哥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工地“翻墙头”，不小心从梯子上掉了下来， 他试图抓住墙上的突起，可是没够到，然后他看见地上的砖头正朝着他迎面扑来，砖头上还点缀着些闪亮的小钉子。这导致伊格曼鼻骨骨折的一摔虽然在理论上全过程不过短短的几秒钟，但对于伊格曼来说却不止那么短，甚至在三十多年后他还能对这几秒钟内的惊心动魄历历在目。

这种现象有点像《李献计历险记》主人公患上的一种叫“差时症”的病，症状是患者时间感知能力存在缺陷，可能把客观物理上一段极短的时间拉伸到无限长，也可能把很长时间主观地缩短。于是，世界一下子就成了《黑客帝国》中的“子弹时间”，除了男主角Neo以外，其他人的动作和空中飞行的子弹都几乎停止了。

危急时刻主观时间真的可以拉长吗？伊格曼幼年的疑问引领他长大后从事了时间感知方面的研究。他终于有机会可以重现自己从梯子上掉下来的情景，这次他要看看被惊吓的实验参与者会不会和他当年一样感觉到了时间的拉长。

大脑经常和我们开玩笑，动画片和电影都是利用了肉眼不能分清快速变换的图形才产生了连续的动画。小时候我们都玩过一种玩具，在一张卡片的一面画上小鸟，另一面画上笼子，旋转卡片，如果足够快小鸟就被关进笼子，成了一张画，但如果速度不够快，仍然看到的是翻转的两张画。

伊格曼就利用了这个原理，用一块电子屏变换两个图（一个数字和它的底片），通常情况下由于变化速度太快，数字和底片正好互补，没有人能看清上面是什么，但如果时间真的减慢了，那么参与者就应该能够轻易地辨识。

接下来，到哪里可以找到“摔下来”的刺激感觉呢？伊格曼想到去“零重力式蹦极”（Zero Gravity 也叫 SCAD），就是将人从几十米的高处扔到下面的网兜上，背部朝下，高举双手，做自由落体运动。和通常的游客不同，参与者还要把电子屏戴在手腕上，报告伊格曼他们看到的数字。

等这些勇敢的参与者一下来，伊格曼就叫他们拿着秒表回忆掉下来的过程并计时。他发现在排除干扰误差后，这些人回忆的坠落时间比实际时间平均长三分之一。好像时间真的拉长了。但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人看清了电子屏上出现的数字。这说明在经历危急时人们的主观时间也并没有变慢，只是在事后回忆时把时间拉长了。

当我们身处事件之中时通常对时间快慢产生“预期型”判断，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凭借回忆而产生“回顾型时间感知”，所以时间的长短往往只是记忆的密度而已。

小时候为什么日头总是很长？

危急时刻，大脑中胡桃大小的脑组织杏仁核高速运转。当杏仁核被调动起来，我们的记忆好像打开了备用门，储存下了更多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高密度的信息就会让我们产生了拉长时间的错觉。

当大脑的更多认知资源被调动起来时，就会记住更多的信息。事后回忆起来的内容越丰富，我们主观上就会感到时间越长。在伊格曼的另一个实验中，他让参与者看一系列图片，在这些图片中夹杂个别与其他图片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怪图”。让参与者估计每张图片呈现的时间，他们会把怪图呈现的时间的时间估计得更长一些。

对于新鲜的刺激，我们的印象总是更加深刻，所以童年时总是会着急“日子过得太慢”，因为童年的记忆更深刻，而长大之后才会感慨“逝者如斯”，因为这个越来越熟悉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新鲜感。以色列心理学家 Avni-Babad 的研究发现，不常坐飞机的人比经常坐的人更会感到飞行是一个费时的事。

时间就是这么的喜新厌旧，你若不经常给它尝尝鲜，找点刺激，它就会悄悄地溜走。在你日复一日对着电脑的时候，挤上公交的时候，拿着电视摇控器的时候，多少的日子都渐渐重叠、揉成了模糊的一团。

拓展阅读

• Bilger, B. (n.d.). David Eagleman and Mysteries of the Brain : The New Yorker. The New Yorker. Retrieved November 2, 2011,
• Eagleman, D. M. (n.d.). Eagleman - Brain Time - Edge.org. David Eagleman - Neuroscience Laboratory for Perception and Action. Retrieved November 2, 2011,
• Fox, D. (2009, October 21). Timewarp: How your brain creates the fourth dimension. New Scientist, 2731. Retrieved November 2, 2011,
• O’Brien, E. H., Anastasio, P. A., & Bushman, B. J. (2011). Time Crawls When You’re Not Having Fun Feeling Entitled Makes Dull Tasks Drag On. Pers Soc Psychol Bull, 37(10), 1287-1296. Retrieved November 2, 2011, from the SAGE database.

(本文已发表于《南都周刊》)

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大自然是残酷的。当猎豹冲向正在安静吃草的羚羊，成百上千的羚羊只有自顾自地四散而逃，哪怕刚出生还没站稳的幼仔也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在这样适者生存的环境中，即使是昔日的丛林之王，在无力奔跑的时候也只有饥肠辘辘地等待死亡这唯一的选择。似乎只有人类是个例外，只有人类会向身处苦难之中的同类施舍，只有人类的下一代会回报上一代的养育之恩，也只有人类会为其他同类讨公道。

这些利他行为构成了人类分工合作的基础。在自然界中，除了蚂蚁、蜜蜂和裸鼢鼠这些少数社会性动物，分工合作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跟人类很接近的其他灵长类动物。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类懂得分享分工合作后的成果。我们的祖先不但在捕猎时有所分工，甚至一部分人可以很放心地让另一部分人出去打猎，因为他们知道战利品会被带回来大家分享。而我们的“亲戚”黑猩猩则不同，他们尽管也会群体作战，但是否能够分到一杯羹基本取决于黑猩猩是否参加了捕猎行动，以及分战利品时的战斗力。与其说他们是在分享，不如说是“被分享”。

分享是有条件的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一直是古代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难道真的是因为人天生具有乐于分享的美德吗？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心理学家弗兰斯•维尔（Frans B. M. de Waal）和米歇尔•博格（Michelle L. Berger）在僧帽猴（capuchin）身上同样发现了与合作伙伴分享战利品的行为。

[乐于分享的僧帽猴（capuchin）]

而近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进化人类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凯撒琳娜•哈曼（Katharina Hamann）、迈克尔•托马瑟罗（Michael Tomasello）、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菲利克斯•瓦那肯（Felix Warneken）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动物学家朱利亚•格林伯格（Julia R. Greenberg）联合发表在2011年8月18日《自然》(Nature)杂志上的论文向人们揭示了，人类的分享是有条件的，它与合作分不开。

在他们巧妙的实验中有一组巧妙的装置，只要拉动盒子上的绳子，让板子靠近自己，放在板子上的玩具弹球便唾手可得。儿童一对一对地进入实验室，他们两个之前看过演示，知道必须合作，一起拉绳子才能拉动板子，但在他们拉绳子时，原本一边两个的玩具弹球会有一个滚向另一边。幸运的儿童会得到三个弹球，而另一名儿童只有一个。这时，50％的2岁儿童和75％的3岁儿童愿意分享自己的弹球。但如果不需要拉动绳子，而是一进到实验室便可以看到各自面前放着不同数量的弹球，2岁儿童中就只有四分之一愿意分享了。

因为儿童一进入实验室看到的就是两两分开放置的四个弹球，也许他们就默认应该按照开始的状态分配，所以在最开始的实验中才愿意将自己的所得分给伙伴。为了排除这个原因，研究人员又将四个弹球放在一起作为初始状态重新开始了一轮实验。不出所料，在这种状态下，2岁儿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愿意分享，但仍有3／4的3岁儿童愿意把得到的四个弹球与合作伙伴分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一开始就把四个球放在一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儿童愿意把自己独自获得的战利品分给别人。也就是说，在没有默认每人两个的时候，2岁儿童愿意独吞战利品，而3岁儿童乐于平均分配给同样付出劳动的合作伙伴，而对于没有付出劳动的人，他们都不愿与其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但3岁儿童之所以愿意平均分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合作者，也许还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可以预想到在之后的时间里伙伴会给与相应的回报，或者担心如果自己独吞合作成果以后别人就不愿再和自己合作了。于是在另一轮实验中，研究人员对3岁儿童强调实验只有一次，弹球总共只有四个，他们的测试也表明所有儿童都已经理解这个情况。可是，尽管他们知道分一个给同伴自己就少一个，但仍然有75％的3岁儿童愿意平均分配合作的劳动成果。

而黑猩猩就不会这么崇尚公平。两个黑猩猩同时按动踏板努力获得食物，当看到食物马上就要划入另一只黑猩猩的手中，不走运的黑猩猩常常赶忙踩动踏板，让跷跷板上的食物滚到自己这边，最后不管是谁得到食物，他们都不愿分给自己的合作者。是不是因为黑猩猩不知道该怎样分享呢？研究人员又在装置上加了个机关，一旦黑猩猩要把食物据为己有，食物就会从跷跷板上掉下去，让他们谁也得不到。这时，很多黑猩猩才不得不选择了和伙伴分享。

有人质疑弹球这个玩具太古老，对现在儿童的吸引力太小，他们本来就不想要这些“劳动所得”，当然会大手大脚地分发给别人了。不过，哈曼解释说，弹球对儿童永远有吸引力，最近的研究还证明了这一点。

3岁儿童都懂得要按劳分配而黑猩猩却不懂，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黑猩猩很少会真正合作捕猎，但人类必须学会分享，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以后被选为合作对象。通过这种社会选择机制，儿童才学会了分享。

为何只有人类才会分享？

人类为什么会分享？到目前为止，生物学家并没有在基因上找到答案。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俄斯•费雪贝奇（Urs Fischbacher）曾在《自然》杂志发表的名为《利他的本质》的文章中指出，人类之所以会作出大量其他动物所不会的利他行为，主要是因为人类重视名誉并且懂得互惠。

公平观念已经在人类社会中达成共识，如果谁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人们哪怕自己受到损失也会坚决惩罚不遵守公平规则的人。在德国行为经济学家韦尔纳•古斯（Werner Güth）的经典实验中，A、B两名实验的参与者会得到一笔钱，A提出分成方法，B来选择是否接受。如果接受了A的提议，两人就可以分钱，但如果B不接受，那么谁也拿不到一个子。如果B绝对理性，那么无论A怎样提议，他都应该接受，因为有钱总比没钱好，他需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实际上，只要A分给B的钱少于25％，B就不干了，他宁可自己一无所获也决不接受A的不平等条约。

人类的分享也不全都出于对公平的追求，有时候是由于对别人困难的感同身受。《我们为什么合作》（Why We Cooperate ?）的作者迈克尔•托马瑟罗（Michael Tomasello）认为，人类的分享不光在物质层面，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服务别人和分享信息。

14－18个月的婴儿已经会帮助别人了。他们会帮助手里拿着很多东西的人捡起掉落的物品，但如果手里没有拿别的东西或者故意把东西扔到地上，他们就不会帮忙捡起来了。如果在这之前婴儿就知道这个人遇到了倒霉事，比如刚画好的画被人撕了，他们就会同情地看着他，在之后的实验中对他也格外关照，更愿意帮助他了。

这种行为并不是家长特意教他们的，因为即使在婴儿帮助别人之后给他们奖励，助人行为也不会增加，但如果一段时间以后不给奖励了，他们的助人行为则会减少。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这些婴儿发自内心的助人行为本来是一种内部动机，但被转化为了由外部奖励带来的外部动机，所以当外部动机消失时，他们就不再愿意帮助别人了。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看出婴儿是可以觉察到谁是需要帮助的人，但是黑猩猩则意识不到这一点。托马瑟罗在黑猩猩的笼子里放两根绳子，每根都连着一块放有食物的板子，并且拉动时都需要同样大的力气。唯一不同的是拉动一根绳子只会给自己的笼子添食，而另一根绳子会给自己和隔壁笼子都添食。这种举手之劳还可以惠及邻居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但黑猩猩并不会主动拉给两个笼子都添食物的绳子，他也不会故意不给邻居做好事，拉哪根绳子对于黑猩猩来说完全是随机的。

难道他不知道两根绳子的区别吗？托马瑟罗把黑猩猩的邻居带走，留下空笼子，并把两个笼子连接起来，这样参与实验的黑猩猩就可以自由来往于两个笼子，居住面积一下子翻倍了。这时黑猩猩都会主动拉给两个笼子都添食物的绳子，让自己的食物也翻倍。看来黑猩猩知道拉动两条绳子的区别，只是不知道该给自己的邻居也分享一些。

活在明天的动物

分享在短时间内对自己是一种损失，但从长远看来，分享是一种潜在的收获。人类从来不是活在当下的动物，从我们的祖先颤颤巍巍地抬起前肢试图看得更远的那一刻起，到现在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飞向外太空，今天的困难不算什么，对明天的向往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不过为明天生活的前提是，估计自己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参考文献

• Fehr, E., & Fischbacher, U. (2003). 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 Nature, 425, 785-791.
• Hamann, K., Warneken, F., Greenberg, J. R., & Tomasello, M. (2011). Collaboration encourages equal sharing in children but not in chimpanzees. Nature, 476, 238-331.
• Tomasello, M. (2009). Why We Cooperat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Waal, F. B., & Berger, M. L. (2000). Payment for labour in monkeys. Nature, 404, 563.

（本文已发表于《科学世界》）

有“眼力见儿”是一种美德，总是在不经意间感动人，特别是女人。一张及时塞到手里的面巾纸；一个开车门的细节都有意想不到的加分效果。这种美德如此被高估就是因为它越来越罕见了。

更常见的是另一些纠结：该不该抱怨那个看着自己跑过来却关上电梯门的同事？该不该责备那个第一次发邮件，没有写自我介绍的新同事？其实他们不是自私，只是缺乏经验。

显得不自私、善解人意不是件容易事。每一次我们试图从别人的角度看世界时，都以自己为出发点，经验可以帮我们走得更远，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当他人出现时，“我”就诞生了

刚出生的婴儿只是一个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生命体，他分不清什么是自己，什么是外界，心中还不存在“我”这样一个概念。当我们渐渐感受到他人和自己的不同时，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占有这一两米的空间而已。

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曾说：当我们能够想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时，自我就出现了。当我们进而能够修正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我们所知觉到的他人的期望时，就成了社会人。成熟就是这样一个从自我中心不断社会化的过程。

年龄越小越不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是因为人生来自私，而是因为幼儿的大脑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给一个三岁小孩儿讲故事：梅梅和雷雷一起玩球。雷雷回家吃饭，先把球放在了门后面。在雷雷走的时候，梅梅把球装进了沙发旁的绿盒子里。那么，雷雷回来回到哪找球呢？作为一个六岁以上的人，你很容易就能回答出“到门后面找”，因为雷雷不知道球被转移了。但是三岁孩子会回答“到绿盒子里找”，因为他们体会不到人与人视角的不同，认为自己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

我就在这！你怎么看不见我？

不要以为自己比三岁小孩强多少，成年人也常常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透明的，别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透明感错觉”。你几乎意识不到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种错误，但你很可能经常抱怨：“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怎么这么笨，就是不明白呢！”这时你很可能产生了自我透明感错觉。

别人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理解你，不信试着在心里哼一段经典旋律（比如，《欢乐颂》，至少要保证听者一定会），边在心里哼边用手敲击，你觉得别人有多大可能猜出你哼的是什么歌？

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牛顿的研究发现，敲击者平均认为猜对的概率可以达到50％，而实际上猜对的概率只有3％。人们在敲击节奏时心里不可避免地会哼唱出曲调，甚至会出现复杂的交响和合唱，而听者获得的信息仅仅是简单、无规律的敲击节奏。甚至对于敲击者的一个停顿，听者都很难分辨究竟是停，是拉长音，还是仅仅因为敲击者忘了下面该怎么敲。但是敲击者感受不到听者的这些困难，以为自己能听到的别人一定也能。

还有些人高估了自己在人群中的醒目程度，当你打电话问他在哪时，他从来不借助任何地标，而是把自己当作地标，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看见他：“我就在这啊！”

email ：方便了沟通还是制造了沟通障碍？

我们还常常高估自己的表达能力，很少觉得自己应该对听众的一头雾水负责，都怪他们理解能力差。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宝姿•凯莎（Boaz Keysar）和安妮•瀚利（Anne S. Henly）让参与实验的学生对其他人朗读一段有歧义的话，发现听众并不像这些学生以为的那样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面对面的交流尚且难以完全沟通，email 交流就更容易产生误会。可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以为自己的意思可以通过文字准确表达。在纽约大学斯滕管理学院贾斯汀•克鲁格的研究中，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情况下，其他人能够看出他们邮件中的语气是讽刺还是直叙，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只有56％。

就像敲击音乐一样，我们通常很难意识到别人是看不到表情，听不到语气的，不过克鲁格想办法让实验参与者意识到了自己表达的不足。他让参与者把同样的话制成 email 和录音两个版本，这时参与者客观地正确估计出了别人对自己的理解程度，因为这时他们可以意识到email表达的局限性。

就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你可以想象文盲看到这些字是怎样的感觉吗？有人把这种无法理解他人的现象叫做“知识的诅咒”。我们每多一点知识就会失去一分对没有这个知识的人的理解。小孩子在与外界不停的互动中渐渐意识到了他人的存在，而这才只是个起点。真正的成熟不是能够“横看成岭侧成峰”，而是懂得“远近高低各不同”。

参考资料

(本文已发表于《南都周刊》，发表时有改动）

多年以前网络上便流行过这张“上帝显灵图”。

只要按照图上提示的步骤来做，就能“看到”上帝。如果你看到了，有没有发现很眼熟呢？好像是刚才屏幕上看到的像，但又不是。先前屏幕上的图像就像个印章，黑白颠倒地印在了墙上。所以，一定不是什么“显灵”，问题难道在图片上？

不过现在流行的是“明星变色图”

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正常颜色的人？难道他们也神灵附体？当然不是啦。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奥秘不在图片，而在我们的眼睛。

我们都知道物体发出或者反射光线到视网膜上，然后这些光信号被转化成电信号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视觉中枢，这样我们就“看到”物体了。完成这个关键的转换环节的就是视网膜上的视觉感受器。它们可以被不同波长的光线激活然后把信号传递给大脑，但是有时候光线太强了，激活过度，失去了对光的感受性。要想恢复对这种光感受性，视觉色素必须重新混合，这需要点儿时间。

比如原始图片给了视觉感受器一个比较强烈的红色刺激，等到再看白色屏幕时，由于白色包含各种颜色的光线，我们对红色的感受受到了抑制，所以就看到了红色的补色，绿色。"上帝“图片中的黑色，产生的视觉后像就是白色。这种现象一般会持续几秒钟，不会超过一分钟，视觉细胞很快就适应了。这几秒钟到一分钟内眼睛看到的实际不存在的图像就叫做“视觉后像”。

如果你是用单眼看图片，换用另一只眼睛看白墙就看不到视觉后像。通过这个现象，科学家就可以确定，视觉后像是视网膜的小把戏，而与视觉中枢无关。

但有时，强烈的光线也可能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被对面的车灯晃了一下，你是否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看日食前，你是否被警告过不能用肉眼直视太阳？心理学家 Kenneth Craik 以失明的惨痛经历教育我们，绝对不可以直视太阳。当年，这位青年才俊为了研究视觉后像，跟太阳对视了2分钟，导致右眼视网膜被“烧”了个小洞。好在一年以后他的视力又恢复了。

视觉后像不光能让你看到上帝，还能看到贞子。

你就这样被自己的眼睛骗了。

本文已发表于 果壳网 心事鉴定组 《你为什么能看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