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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末,由哈尔滨市儿童医院推荐,我受韩国心脏基金会(Bureauof the General Affairs Korea Heart Foundation)的资助去首尔大学医院心脏外科研修。当时随身带的教材有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A. Jonas所著的《先天性心脏病外科综合治疗学》(ComprehensiveSurgical Management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当翻看到室间隔缺损这一节时,有这样一段话深深震撼了我:“1954年,李拉海等人阐述了使用交叉循环来关闭室间隔缺损。在手术过程中,父母一方作为患儿的氧合器,当时相当轰动……”这样简单平实的一句叙述忽然使我心头一沉,后背汗毛直竖。我意识到,这个手术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探索,一定有更为震撼的细节不为世人所知。然后,我找到了一篇1955年的论文,然后是又一篇,再一篇……大致把当年心脏外科创始阶段的关键文献都搜罗到手之后,那一幕历史画卷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于是才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故事。」

——这是我写在《心外传奇》前言中的一段段话,最近Jonas这本著作第二版的中译本也已与中国中国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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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新版之后,我匆匆拜读了相关章节,赞叹之余,不禁又回想起我在异国学习的那些岁月,时间已悠悠过去6年,当时参与心脏手术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下班后在仔细对照着那本书一页一页地啃,到了韩国以后,我就跟一个住院医借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在医院附近的小书店里做了影印版,老板还小心翼翼地说,这么干可以违法地呦,看你是外国学生,照顾你了,我笑着说感谢思密达,瞟了一眼书架到处是这种翻印的影印版,心说你忽悠谁呢。

临出国前,我学了一点儿韩语,落地之后,发现那点儿太有限的韩语根本用不上,好在年轻的韩国同行英语都还不错,术中的基本交流没问题,但教授那浓重的韩式口音的英语实在听着费劲,而且他经常是手术做到一半,就开始用笔(无菌的)在手术单上边画边讲,以我当时的基础,实在听着云里雾里,为了快速掌握专业英语,我几乎就用这本书的原版和中译本当作了熟练英语的工具,我甚至是逐词逐句地做英汉对照,还自以为是地挑出来个别我认为翻译不妥的地方(其实这本书的翻译质量非常之高),正是由于这样的精读,才让我发现了心脏外科历史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细节,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Jonas的这本书,就没有最初科学松鼠会群博上《外科之花的艰难绽放》,没有《外科之花的艰难绽放》也就不会有《心外传奇》,没有《心外传奇》,我庸常的人生里就少了这多彩的一页,没有《心外传奇》,在业内名不见经传的我就不可能结识Jonas这本书的两位译者刘锦纷老师和孙彦隽老师等外科精英……有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难以预料,生活不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埋着未知的惊喜,只等你去一头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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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本书的译者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刘锦纷前辈

不过,我今天要说的往事自然不是我自己这点琐事,而是关于上海儿童中心以及Jonas与中国先心外科的故事,这还得从1964年说起……

1964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丁文祥(儿外)和刘薇廷(心内)领导组建小儿先心病诊治小组,当年年底,购进上海I型心肺机,并在叶椿秀医生的指导下开始动物实验,当时的参考资料仅有兰锡纯教授主编的《心脏血管外科学》。1965年夏天,利用上海I型心肺机,由苏肇伉负责体外循环灌注,在仁济医院王一山医生的指导下,丁文祥在上海新华医院为一名6岁室间隔缺损肺动脉高压的患儿完成了修补手术,到1965年底,他们共完成儿童心内直视手术4例。

文革开始后,这个小组的成员随之做鸟兽散,连小儿外科也被取消,并入了成人外科。儿外的手术室被贴了封条,但已经热爱上心脏外科的丁文祥、苏肇伉却舍不得设备被毁,他们将上海I型心肺机清洗拆散包装,悄悄藏至隐蔽的仓库,此时的造反派革命热情正炽,根本无心处理这些“资产阶级”的设备。丁文祥在当年还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但也被质疑浪费国家财产,丁当然不认这个指控,“是你们不让我搞心脏外科,如果让我搞,这些设备早就继续用起来了!”丁文祥和苏肇伉每隔几个月就去查看一下那些宝贝设备,在那荒唐的岁月里,他们是否坚信小儿心脏外科一定会有出头之日东山再起?

70年代,形势渐渐明朗,医院原领导班子复出,卫生部通知新华医院:有2名阿尔巴尼亚儿外科医生要来进修。拿着“尚方宝剑”,丁文祥顺水推舟找到“工宣队”,要求重建小儿外科,同时提请革委会重新考虑复活小儿心脏外科,当时中国大部分先心病孩子都难以得到救治,仅能靠有限的药物暂时维持生命,但这绝非长久之计,有很多甚至来不及诊断就离开了人世,不准搞小儿心脏外科,不就是等于革掉这些这些先心病孩子的命么?

随后,小儿外科复活了。丁文祥的目标明确地聚焦于在国际上已经成功开展的婴幼儿先心病的诊治,但以当时的国情,进口必要的设备仍属不可能,因此丁文祥等在1973年开展5岁以上儿童心内直视手术时用的还是上海II型心肺机。但这种机型,只有两个血泵,无论泵管、每转搏出量及庞大的转碟氧合器容量和血液过滤器的网眼及容量等,均使整机预充量达到二、三千毫升,大大超过了小儿全身的血容量,且两个血泵也不能满足复杂先心病矫治手术的需要,因此,这种机型显然不能适应开展婴幼儿心脏外科的需求,而西方国家此时仍不准高科技产品输出到中国,当时已恢复心脏外科事业的单位,对先心病的救治也仅限于大年龄组儿童,但那些病情最为危重的小婴儿先心病患者根本就活不了太久,难道就看着这些确诊为先心病的小婴儿一步步走向死亡?丁文祥决定自己设计造出适合小儿心脏手术的人工心肺机!

当时新华医院的院长是曾裕丰,党委书记是王立本,他们都很支持丁文祥的想法,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是极富远见的,倘若任由这项事业继续搁浅下去,不知有多少患儿将枉死,这一项技术哪怕早成熟一年,就会有多少患儿获救呢?对于后人来说,历史上死于某种疾病的患儿无非是冰冷的数据,但对于当时身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每一个死去的患儿背后,都是一个心碎的家庭,前辈殚精竭虑的努力,正是要尽早终止这些悲剧。

丁文祥毕竟只是一个医生,研制心肺机这么复杂的工程实施起来必然需要合适的伙伴,他选择的合作单位是上海电表厂,提到为什么不跟已有相当经验的上海医疗器械厂合作这个问题时,丁文祥回忆到,那是因为近水楼台,该厂就在新华医院对面,而且为了这个项目电表厂的厂长是王树梅专门成立了以工程师是徐仁禾为首的攻关小组,该小组心无旁骛,只为完成这个项目服务,热情的厂方对此亦分文不取。这些都是难得的优势,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无论工程师还是工人兄弟,原本对心肺机都一无所知,这就需要由丁文祥从头教起。

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丁文祥带领团队从整体布局、材料选用、电机功率确定,泵管材料和口径、血液变温方式、氧和转碟直径片数及氧和面积都进行了详细的计算,以适应不同范围体重患儿的使用。但丁文祥并非工科出身,他不会画标准的工业设计图纸,只能是先画草图,制成样机之后再调整,最后再由工程师画正式的设计图纸制造机器。就这样,根据原上海I型II型心肺机的实物、国外商品广告,丁文祥、苏肇伉两位医生与上海电表厂以徐仁禾工程师为首的模具车间合作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小儿人工心肺机,1974年5月23日以此型心肺机辅助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婴幼儿室间隔缺损的修补,开创了我国婴幼儿心内直视手术的先河。此后,又经过改型,使该机在十多家儿童医院得到推广应用,为我国早期开展小儿心脏外科手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