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心理 >> 文章

作者:沉默的马大爷,社会心理学博士,跨文化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人员,科普作者

每逢遇到大灾大难,社交网络上都会上演一出传谣和辟谣的斗争大戏。一些谣言很快被扼杀在摇篮里,另一些谣言则逐渐发酵升温,其影响力渗透到现实生活,例如2011年日本海啸引发核电站事故,中国大陆流传的碘盐防辐射谣言,使得超市的盐被抢购一空。

从来源上分析,一些谣言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炮制出来的,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另一些情况下,造谣者可能是出于恶作剧的心态,或是想吸引眼球;还有一些谣言的始作俑者并非有意为之,甚至可能是意外中枪。例如,天津爆炸事件刚发生没多久,微博上曾流传送血车辆已经从天津南站出发前往医院,呼吁沿线车辆让路;后来证明这其实是天津交警8月5日发布的一则旧公告,当时是为了救助罕见血型的小女孩,被张冠李戴到了这次的爆炸事件上。

不过,在谣言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起点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费尽心机编织的谣言未必能广泛传播,无心的错误理解却可能以讹传讹,产生重大影响。起决定作用的,是谣言的传播阶段。关键问题是,人们传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或者,什么样的谣言更容易被传播?

屏幕快照 2016-07-29 14.08.58

从文化进化的视角来看,谣言可以被视为一种模因(meme);这是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概念,类比于基因,指文化信息传播的基本单位。基因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筛选;同样地,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模因也在不断被筛选,“不适应”的逐渐销声匿迹,“适应”的则发扬光大。

对于谣言来说,“适应”与否的标准就是,它们能否迎合我们某些基本的心理需求。根据谣言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传谣者最常见的动机是寻求控制感。我们都希望能掌控周围的环境,而掌控环境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信息。面临着不确定的环境,或者无法理解的状况,我们就可能抓住谣言这根救命稻草,相信并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以此来获得一种控制的幻觉。

与控制感相关的谣言有两种,一种是“一厢情愿”式谣言,即谣传出现了某种大家所期盼的积极状况;另一种则是“耸人听闻”式谣言,这类谣言诉诸恐惧,夸大或捏造出负面的状况。也许是由于人类天性对于负面信息更加敏感,“耸人听闻”式谣言更加容易传播;在天津爆炸事件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有传言说污染物已扩散到北京,呼吁大家购买防毒面罩,其实北京位于天津风向相反的方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对于控制感的需求如此之强,以至于比起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我们宁愿选择“确定”的负面结果。

除了获取控制感,人们传谣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谣言支持了我们的某些固有信念。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人们普遍具有确证偏见(confirmation bias),即忽略与我们的信念不一致的信息,选择性地接受一致的信息。同样地,对于符合先入之见的谣言,我们也更倾向于暂时放下求真的标准,相信并传播之。这种偏见的背后,是一种自我服务的动机:固有的信念得到支持,这证明了我们的一贯正确,让我们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

最能体现这种动机的,是所谓的“分裂”式谣言。这类谣言针对某个特定的群体或组织,传播与事实不符的负面信息。例如,在二战期间,因为美国和日本的敌对关系,美籍日本裔公民备受歧视,经常成为“分裂”式谣言的目标,如传言他们将在日本进攻美国本土时扮演内应。在某些国家,如果政府的公信力较低,也会成为这类攻击性谣言的目标。“分裂”式谣言迎合了我们对于目标群体的既有成见,因此很容易找到市场。

上面分析的传谣动机以及常见的谣言类别,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灾难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会放大谣言背后的心理需求。

首先,灾难发生之后,相关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匮乏,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会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控制感,使得我们对于任何可能有关的信息都分外渴求。其次,灾难也对我们的个人安危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让我们感到焦虑,这使得我们更加倾向于传播负面的谣言,而这些消息反过来又验证了我们的焦虑情绪。此外,根据恐惧管理(terror management)方面的研究,死亡焦虑还会让我们更加固守成见。这些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就是在灾难的背景下,我们对于谣言格外缺乏抵抗力。

关于

本文获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地址:http://weibo.com/p/1001603876923309967245

题图由“123RF中国”提供

扩展阅读

破破的桥:怎样打造过硬的传谣队伍?(大误)

0
为您推荐

3 Responses to “​大灾之后,为何谣言盛行?”

  1. 神的诱惑说道:

    小时候以为信谣言的是少数,长大后发现选择相信真相的才是少数。
    任何时候我们周围都是谎言多过真实

  2. 匿名说道:

    怎么防止谣言传播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3. 超级盆说道:

    我看的版本叫觅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