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2月12日，冬天已经覆盖了整个英格兰。在萨洛普地区（shrewsburry）的一个富人家庭里，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诞生了。这个孩子随即被家人送往附近一个教堂里接受洗礼。在孩子慢慢长大后，他与许多富家子弟一样，在这里的教会中学学习，直至进入大学。一切仿佛都那么平常。

事隔两百年，2009年2月12日，萨洛普的田野上依然布满皑皑白雪。这天，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们，点亮了一个大蛋糕上的两百根蜡烛，为当年这个婴孩庆生。烛光点点里，人们分享了蛋糕，举杯敬酒，共同缅怀一位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看法的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在后世人眼中，达尔文似乎是个古怪的老头，梳着大胡子不苟言笑。但在他孩童时，也是个让老师头疼的男孩。他不爱听老师絮叨新教里的无趣故事，喜欢在田野里疯跑玩耍，喜欢躺在草地上看风景。他甚至有了个朦胧爱恋的姑娘，他称她为“最美丽的女孩”。

英国的乡村风光历来为文人墨客所赞美，萨洛普地区也拥有着美丽的山坡田野。它让童年的达尔文可以很好地亲近自然生物，而这对于天真的小查理，是一个比教会思想有趣得多的游戏。有一天，他一手各捧着一只辛苦捕捉得的昆虫，欢喜地准备回家，却突然瞧见一只他从未见过的非常有趣的虫子。他一时情急，将手中的虫子丢进嘴里，伸手去抓那地上的虫子。口中的虫子倏地分泌出一种液体，灼痛了小查理的嘴巴。他又疼又气，只得将这报复成功的虫子吐出来。就这么与两只心爱的虫子失之交臂，小查理十分懊恼，甚至写信与好朋友抱怨。

在他16岁那年，查理被父亲送往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学习医学，后因不去上课考试激怒了父亲，被强迫转入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就读神学。父亲希望他用功学习，将来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牧师。但查理依然无心向学，成日东游西荡，与同学打牌唱歌。他甚至创办了个协会，组织同学们来吃从来没吃过的东西，比如各种虫子和蜥蜴。这也许是当时学校里最酷的学生社团。

查理的父亲并不是普通人，这位罗伯特.达尔文(Robert Darwin)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富商与医生。他的父亲伊拉姆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已是一位著名的思想者与科学家，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natural selection）。他与太太的家族为世代联姻，岳父约书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为英国公认的陶瓷之父，工业革命的领袖之一。他的陶器为皇室御用，至今有240年历史的Wedgwood瓷器店依然名扬四海。

2009年是剑桥大学的800年校庆。2月12夜在基督学院里，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100位社会名流人士参与了这个宴会，庆贺校庆，并为学院曾经的校友达尔文庆生。每位出席者需付5000英镑，以资助学院的达尔文研究基金。这些荟萃的名流人士中，包括女王的丈夫，菲力脯亲王。

而当年就读于此的查理，有着与如今学院大厅内的名流们一样的显赫背景，却像大厅外所有的年轻学生一样叛逆。他经常参加各种生物与地质野外活动，只为逃避让他窒息的教堂。当22岁的查理终于跌跌撞撞地毕业了，他得到一个天大喜讯：他的好朋友兼导师，优秀的植物学家与地质学家亨斯娄（John Stevens Henslow），推荐他去参加一个环球航行。

1831年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Victoria）的黄金时期，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这一次环球航行的目的，便是英国政府有意于勘测南美洲海域，也巩固一下英国殖民者在南美的统治地位。船长弗里茨罗（Robert FitzRoy）是英皇查理二世的第四代孙，有着纯正的贵族血统。他毕业于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是一位优秀的航海家,气象学家与水道工程师，后来又被任命为新西兰的州长。在这次漫长的航行里，他需要一位自然学者同行，最重要的，是做伴。

亨斯娄老师最先收到了邀请，而新婚燕尔的他不舍得离开家庭，于是推荐了学生查理。弗里茨罗船长很迷信面相，他认为查理鼻子的弧度表示他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查理与亨斯娄费了很多功夫，也是因为没有其他人选，船长才被勉强地说服。

但此时查理的爸爸老达尔文，毫不意外地表示强烈的反对。已经22岁了的查理，应该安心成家就业，而不是跑大老远冒着生命危险去海上玩。而且这个船上的职位不需要任何工作，自然船长也不会付任何一分钱，老达尔文需要支付查理旅游两年的全部费用。本来已经对儿子很恼火的老达尔文，此时更是生气。还好，陶瓷之父的儿子，查理的舅舅，老达尔文所尊敬的韦奇伍德二世(Josiah Wedgwood II)，给查理写信支持，并劝服了老达尔文。

离上船仅剩两个星期，小查理兴奋异常，开始置备所有上船所需的装备。但他还是对父亲有所畏惧，在给他父亲的家信中，他像所有跟父母要零花钱的孩子一般，小心翼翼地写着：“我花了50镑买了一把枪和枪套，5镑买了个指南针，都是非常划算，非常便宜的。”

把时间倒回到这1831年，我们非常庆幸地看到这一系列的巧合。如果当时女王没有批准此次航行，如果亨斯娄接受了邀请上船，如果船长最终拒绝了查理，如果老达尔文固执地不愿意帮助他的儿子，如果查理的舅舅不出面帮忙说服，我们今天对世界的看法，会变得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