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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让我们害怕的食物——美国食品恐慌小史》一书,译者徐漪,科学松鼠会成员,同时也是小红猪小分队的一员,他的ID是山寨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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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杂食性狩猎——采集者祖先曾经要长期地警惕有毒食品。农业革命使人类可以种植他们确切知道是安全的食品,但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忧虑:无良的中间商可以把危险物质掺到食品中,以增加他们的利润。十九世纪兴起的生产、保存以及运输食物的新方法,加大了食物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差距,加剧了这种恐惧。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壮观的城市增长将这一差距变成了一道鸿沟。

大多数情况下,诈骗行为所使用的伎俩尚不致命,比如用白垩来给牛奶和面包增白。然而,十九世纪晚期开发出的新式化学防腐剂所引起的恐惧,则不仅是因为它们可以掩盖变质因而可能有毒的食物,而且还因为它们自己有毒。到1895年,二十七个州和多个城市已经颁布法律,禁止使用它们来给食物“掺假”。

各州和各个城市禁止掺假的法律形成了一堆混乱的法规,由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的官员执行。这些法律的效率低下暴露无遗,导致人们要求联邦政府出面,来加强和规范新的添加剂。这样的呼吁与对于危险的专利药品的恐惧联合起来,帮助联邦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获得通过,并在1906年6月30日正式成为法律,与《肉类检验法》同一天。这场成功的运动通常被认为恢复了美国人民对于自己的食物健康性的信心。然而,可以说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随后的年月里,一大堆关于有毒添加剂的吓人故事定期地横扫全国,实际上种下了恐惧加工食品的种子。

对于《食品和药品法》的出台,功劳最大的人是其主要作者,哈维·W·威利。大学毕业后,他成为新成立的普渡大学的化学教授。两年后的1878年,他去德国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因为那里是化学研究的麦加圣城,在那里他掌握了分析食品成分的新技术。回国后,他很快因为揭露印第安纳州食物销售中的欺诈现象而成名。1883年,竞争大学校长失败的他迁居华盛顿特区,担任美国农业部化学物质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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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食品和药品法》50周年纪念邮票上的威利画像,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威利一来到华盛顿就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开始发表报告谴责美国人吃的几乎每种食物都被加入了掺杂物。他在胡椒中发现了木炭,发现咖啡粉中掺有菊苣、橡子和其他种子。他尤其愤慨的是一种所谓的“草莓酱”里面除了葡萄糖、人造色素、“酯盐”以及用来模仿草莓籽的草籽以外什么都没有。他说上帝赐予了美国如此伟大的自然宝库,这样的骗局是对上帝的公开侮辱。

然而,虽然威利无情地追踪掺假,但是他不太愿意质疑食物加工商开始使用的新型化学防腐剂的安全性,也许因为它们中很多种也是被他自己所师从的德国化学家研制出来的。当对于硼酸、苯甲酸、水杨酸和福尔马林,以及来自煤焦油的新型人造食品色素的健康风险问题被提出时,他只是建议在产品标签上列明成分,以便消费者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吃。此外,在“防腐剂牛肉”争议中,他也拒绝加入反防腐剂的行列。

然而,这件丑闻最后却成为了一个转折点。《纽约时报》说:“自从‘防腐剂牛肉’丑闻以来……每个人都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所有已知含防腐剂的食物。”“扒粪”记者们开始揭露无良食品生产商是如何使用据说很危险的化学品来保存食物,以及使用化学除臭剂来掩盖发臭的鸡蛋这样的花招。进步主义改革者对贪婪商人在食品中下毒的想法特别感兴趣,他们指责大公司正在毒化美国的政治。1902年,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强大的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全国消费者联合会都加入其中,威利灵巧地调了一个头。他说服国会为他拨款5千美元,聘请一组十二名年轻男性志愿者,测试可疑化学物质对他们健康的影响。在第一次测试中,勇敢的年轻研究员——高兴地享用免费的一日三餐的低收入政府职员——一天三次集合在化学物质司专用餐厅里,吃含有“防腐剂牛肉”中最主要的嫌疑犯——硼砂和硼酸的食物。吃完饭后,他们会收集自己的尿液和粪便样本,交给威利,供实验室分析使用。

要不是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把这些大胆的年轻人称为“试毒队”,可能没有什么人会知道他们的存在。威利起初大吃了一惊,并且拒绝使用“有毒”一词。但这种说法却在公众中引起了特殊的感情共鸣,因为寻找疾病原因的科学家最近一直在把自己当成小白鼠,有时甚至发生为人称道的牺牲事件。《纽约时报》报道了威利是如何“制作掺有化学品的食物,并观察他的有毒物质稽查队是如何为了科学而缓慢地走向死亡的,坚持检测每天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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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把试毒队艰苦战斗的故事看作与《屠场》一书一样,都是为了被国会拖延的立法争取公众支持的重要手段——在这里是为了争取一部全国性的纯净食物与药物法案。该法案的拥护者之一后来写道:“华盛顿的一小队‘试毒队’每天咽下硼砂的画面,先是抓住了媒体的想象力,随后又感动了大众。在几个月里,一场轰动性的冒险促成了过去连续二十三年的辛勤劳作都没有能达到的目标。”

然而,就像肉类检查法案一样,被管制者——在这里是食品加工商——的支持也是十分关键的。在1903年末,威利得到其中一个商业协会的支持,该协会辩称,由一位像他这样的(假设是同情加工商的)专家来监管的话,这一法案将把他们从常常自相矛盾的州法律和城市法律组成的迷宫里解放出来。他的办公室随后就发表报告揭示小型加工商是如何通过使用化学品来掩饰低劣或腐烂的产品,来与大公司打价格战的。这促使罐头业巨头亨利·J·亨氏也加入进来。他安排了威利与其他大型罐头商会面,向他们解释新法案会如何保护他们免于陷入这种恶性竞争。他们的商业协会于是转而支持该法案,表示威利的化学物质司能够利用从“毒物之家”里的实验中所收集的数据来帮助他们。

威利后来说如果没有亨氏的帮助,他“可能会输掉这场为了纯净食物的战斗,”而他的感激之情反映在他所起草的该法案的最终稿之中。其中只有一项,即番茄酱,将豁免受到化学防腐剂的限制。威利说他之所以对其“网开一面”,是因为要是没有苯甲酸钠,番茄酱只要一启封就会坏掉,而且无论如何,人们只会吃很少的一点。不过这也正好是亨氏的摇钱树。

法案通过后的头些年里,大加工商的支持看来获得了回报。该局运用法案要求食品中任何的添加剂都要在标签上列出这一条,揭露了众多的掺假事件。法案通过两年后,威利夸耀说他已经起诉了176桩标签错误和歪曲陈述的罪行。大多数是乌烟瘴气的专利制药业中的造假案件,不过也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涉及食品标签不当。不过这些不法分子中没有一个是大企业。这些案件主要是类似于佛蒙特州的枫糖制造商在自己的产品中掺杂了蔗糖,以及一名新奥尔良市的糖业经销商把玉米糖浆制成的糖当作蔗糖卖等等。1911年6月,威利声称在过去三年里发起了804项食品案件的诉讼。然而绝大部分是小人物所干的掺假和虚假陈述罪行。(其中超过一百个案子是有人被抓住往牛奶里掺水。)

威利的问题,部分在于他以为如果一种化学物质能够阻止或减缓食物变质,那么它必然会损害消化系统。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此外,他的实验存在严重缺点,带有许多关于人类营养的后续研究中一再出现的典型缺陷:研究对象数量太少;没有办法保证他们晚上回家不吃其他东西(一位年轻职员最后承认在聚会上大吃大喝);没有一组不吃添加剂的对照组;他们个人的健康史差异过大(例如,有一位年轻人曾罹患过疟疾、肾炎和其他严重失调);也没有后续的对长期影响的研究。威利做了大量记录,关于食用苯甲酸钠的人如何患上感冒、发烧、头痛、恶心,以及咽喉疼痛,但是却没有提当时华盛顿遭遇了流行性感冒,其症状基本上与他归咎于防腐剂的症状一致。到最后,他只能辩称虽然按照在食品中的使用量这样小剂量的化学品,看似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没有证据能够保证这样小剂量在多年摄入之后完全没有危害。

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威利一再警告公众,小心化学添加剂的危害。1907年6月他的化学物质司作出其关于防腐剂的第一次裁决。认可传统方法——如腌制、熏制、糖渍以及酸泡——但表示将禁止在“防腐剂牛肉”争议期间得到恶名的添加剂:硼砂、硼酸和水杨酸。二氧化硫和苯甲酸纳获得了临时的暂缓执行,但威利说得很清楚,他很快就会设法完全禁止它们和其他所有的化学防腐剂。1908年1月,在众议院农业委员会面前出席听证时,他说既然硼砂、苯甲酸、苯甲酸钠、硫酸铜、二氧化硫、甲醛、以及水杨酸这些“药品”是由肾脏排出体外的,它们被用作食物防腐剂当然是肾脏疾病“在美国人之中如此流行”的原因。在一次杂志采访中,他更进一步说:防腐剂造成了“普遍的消化不良和……肾脏疾病的大量增加。所有的防腐剂都有累积效应,而且都危害肾脏——所有的都是,除了硫酸铜,后者通常在到达肾脏之前就已经致人于死地了。”

1908年1月,罗斯福总统把威利叫到白宫,与他和一批共和党的食物加工商会面,他们抱怨他拟议禁止苯甲酸钠和糖精,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据威利说,总统问农业部长,食物中添加苯甲酸钠是否有害健康,部长回答说,他认为是有害的。于是总统用同样的问题问威利,他回答说:“我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确切地知道。我曾在健康的年轻人身上实验,他们都被弄病了。”罗斯福于是转向商人们,响亮地敲打着桌子,宣布道:“先生们,如果这种药物是有害的,你们就不该加到食品中去。”据威利说,要不是有一位商人提出糖精的问题的话,这件事本来就这样过去了。他说,威利所拟议的禁令,将使他的罐头公司多花费数千美元来购买用在甜玉米罐头里的糖。威利打断他说这是欺骗消费者,而且“此外这种药物也威胁健康”。这时总统突然被激怒了,他转向威利,“面带怒容”说:“说糖精有害的人都是白痴。瑞克希医生每天都给我吃。”

两天后罗斯福任命了一个科学专家委员会,由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著名化学家艾拉·雷姆森领导,来判定防腐剂的风险。根据总统的愿望,他们从苯甲酸钠和糖精开始着手。其成员之一,耶鲁大学教授罗素·H·奇滕登,他给他由六位研究生组成的“试毒队”喂食苯甲酸钠的时间比威利长得多。另外两位委员会成员也给自己的学生服用大剂量的这种化学品。1909年1月,雷姆森委员会宣布所有的学生都没有受到伤害,即使是服用了大剂量的也没有问题,而苯甲酸钠在政府允许的相对小的剂量下是完全无害的。

由于对他的摄取化学防腐剂有危险的说法不利的证据越来越多,威利改变了论调,改为强调它们如何掩饰“变质”食物,危害消化系统。然而,批评者们很快指出,他批准的传统防腐剂,如醋和盐,在掩盖变质食品时,比苯甲酸钠和其他化学物质更加有效。

亨氏和其他一些大型食品公司的领导人现在要求“重组”农业部,使威利“在食品事务上享有最高权力”。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威利在政府中的敌人加紧活动以期推翻他。终于,1912年3月,在受到逼迫之后,他说:“在与阴谋消灭我的人每天接触之后,”威利辞职了。他的辞职信继续宣扬有毒添加剂和掺假的双重危险。禁止苯甲酸钠之类的危险添加剂的权力被从他手中夺走,他说,交给了雷姆森委员会。

他成了《好管家》杂志的食品部主管,给其广告客户的产品颁发“批准章”。鉴于该杂志上大量的食品广告,人们可能以为他一再地写:“你可以信赖那些在《好管家》上刊登广告的食品。”会有些难以下笔。但这似乎并没有困扰他,也许因为这本杂志的广告客户企业大多正是最初支持他的那一类大公司。在每月的专栏里,他偶尔会谴责掺假,但一如以往地,他所瞄准的是那种小人物犯下的罪行:黄油掺了水,全麦面粉混合了其他谷物,等等。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建议该杂志不把批准印章发放给某一个食物广告主。这个印章曾被授予Jell-O果冻和其他营养价值可疑的食品,以及弗莱希曼酵母,他们曾荒谬地声称其酵母蛋糕能够治愈痤疮、蛀牙、“胃下垂”,以及“营养不良的血液病”等疾病。威利偶尔会提出苯甲酸钠问题,但其他老的问题仍然处于休眠状态。他对咖啡因的有害影响的担忧,以与杂志的咖啡广告数量激增的相同速度消失了。1928年,在回应一位读者关于在水果干中使用二氧化硫的问题时,他转而赞美它了。这不但能够保持水果的颜色,他说,还能杀死有害的昆虫。人们不禁要怀疑这样的逆转是否与杂志上大量的加州阳光少女干果广告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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