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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堡是一座从第勒尼安海中笔直升起的小岛,看起来就像只乌龟一样。它位于那不勒斯南方约30公里处,可以从较大的伊斯基亚岛上通过一座又长又窄的石桥到达。在桥的尽头有个售票亭,花10欧元买张票就能让你爬上那座赋予这个小岛名字的壮观城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乘电梯上去。城堡中有一个中世纪刑讯用具展览,还有一间很有意思的酒店和一家室外咖啡厅。在夏天的夜晚,这家咖啡厅应该是个绝好的去处,既可以品尝金巴利开胃酒,又可以遥想恐怖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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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堡(Castello Aragonese)图片出处:castelloaragoneseischia.com】

像许多其他的小地方一样,阿拉贡堡也是极其巨大的自然伟力的产物,具体来说是非洲板块向北的漂移,每年能让的黎波里向罗马靠近两三厘米的样子。沿着两个板块间的复杂岩层褶皱,非洲板块被压进了欧亚板块中,有点像是一块金属板被硬塞进熔炉之中。这个进程偶尔会导致剧烈的火山喷发。其中发生在1302年的那次火山喷发令伊斯基亚岛上的全部居民不得不躲到了阿拉贡堡。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板块漂移的进程只是让海底的一些孔洞中冒出一串串的气泡而已。这些气泡里百分之百都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有很多有趣的性质。其中之一就是能够溶解于水中形成酸。我是在旅游淡季一月底去的伊斯基亚岛,专门要到那冒着气泡的酸化海湾中游泳。海洋生物学家杰森·霍尔-斯宾塞和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布亚答应带我去看海底那些冒泡的洞口,前提是天气预报说的暴风雨并未到来。出海那天是阴冷的天气,天空是灰色的,我们乘着一条改造成考察船的渔船颠簸前进。我们绕着阿拉贡堡,在距岛上崖壁近20米处下锚。在船上,我看不到那些洞口,但能看到它们存在的迹象。藤壶组成了一条发白的条带,绕在岛的根基上,只有洞口上方没有藤壶生长。

“藤壶生命力很强。”霍尔-斯宾塞评论道。他是英国人,满脑袋暗金色的头发四处支棱着。他身上穿着低温潜水服,能够保证身体不被弄湿,但看上去就像是要去太空旅行一样。布亚是意大利人,长着及肩的红棕色头发。她把衣服脱掉,露出泳衣来,然后以专业的动作穿上了潜水服。我试着学她的样子穿上专为此行租借的潜水服。当我费力地拉扯背后的拉链时,我意识到这件潜水服大概小了半号。我们都戴好面罩,穿好脚蹼,一起翻入水中。

海水冰冷彻骨。霍尔-斯宾塞带着一把小刀。他从岩石表面撬下一些海胆拿给我看。它们的刺像墨水一样黑。我们沿着岛的南侧继续游向那些海底的洞口。霍尔-斯宾塞和布亚不时停下来收集标本,有珊瑚、海螺、海藻、贻贝。他们把这些标本放在身后拖着的一个网兜中。当我们离得足够近时,我看到了从海底升起的那些气泡,就像是一串串水银珠。一片片海草在我们下方摇曳,草叶是种诡异的艳绿色。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缺乏一种通常附着在其表面上、会令其颜色变暗的微生物。我们离洞口越近,能收集的标本就越少。海胆没有了,贻贝和藤壶也没有了。布亚发现一些倒霉的帽贝附在岩石上。它们的壳已经薄到几近透明了。一大群水母漂过来,投下比海水稍暗的阴影。

“小心,”霍尔-斯宾塞警告我,“它们会蜇人。”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已经燃烧了足够多的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共向大气中添加了3650亿吨的碳。去森林化则贡献了另外1800亿吨。每年,我们还要向空气中排放约90亿吨,约合每年增加6%。以上这些行为的结果就是,今天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于0.04%,超出过去80万年间任意时期的水平,很可能也高于过去几百万年间任意时期的水平。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二氧化碳浓度将会在2050年超过0.05%,差不多是工业时代之前水平的两倍。据预计,这样的增长幅度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4℃,进而引发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事件,包括大多数现存冰川的消失,低海拔岛屿和沿海城市的淹灭,以及北极冰盖的融化。但这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海洋覆盖着70%的地球表面。只要水和空气有接触的地方,就会有两者间物质的交换。大气中的气体成分会溶解到海水中,而海水中溶解的气体也会释放到大气中。当两者达到平衡时,溶解的量与释放的量就基本一样了。我们对于大气成分的改变会打破这种平衡: 进入水中的二氧化碳多于从水中出来的量。这样一来,人类实际上是在持续向大海中注入二氧化碳,远超过那些海底的洞口释放的量,而且是从表面而非底部注入的,还是全球性的。今年海洋将会吸收25亿吨的碳,预计明年还会再吸收25亿吨。实际上,每个美国人每天向海水中注入的碳超过3公斤。

拜所有这些额外的二氧化碳所赐,海洋表层水体的平均pH值已经从8.2降低到了8.1。就像地震的里氏震级一样,pH值也是按对数计算的,也就是说,即使数值上只改变了这么一点点,实际情况的变化也将是巨大的。pH值降低0.1意味着海洋的酸度比1800年提高了30%。假设人类继续燃烧化石燃料,海洋将持续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加剧酸化。如果排放情况照旧不变的话,表层海洋的pH值将会在21世纪中叶降到8.0,并在世纪末降到7.8。到了那时候,海洋的酸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提高150%。注意pH值范围是0~14。7代表中性,高于7代表碱性,而低于7代表酸性。天然海水是碱性的,所以,通常被称为“海洋酸化”的pH下降过程也可以叫作“海洋碱性的下降”,相对而言就没那么好记了。

由于海底洞口持续涌出的二氧化碳,阿拉贡堡周围的海水为全球范围内的海水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预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一月份潜入这座岛周围冻得我渐渐僵硬的冰冷海水中。在这里,你可以在未来的海水中游泳,甚至是淹死——这想法让我不禁一阵恐慌。

当我们回到伊斯基亚岛的港口时,起风了。甲板上杂乱地堆放着用光的气瓶,滴水的潜水服以及一箱箱满满的标本。这些东西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都要靠人提着穿过狭窄的街道,带回当地的海洋生物学考察站。考察站坐落在一处陡峭的岬角上,俯瞰着大海,是由19世纪的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安东·多恩(Anton Dohrn)建立的。在门廊里,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封信的复制品,是由查尔斯·达尔文写给多恩的。在信中,达尔文表示从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获知多恩工作过度劳累,表达了他对多恩的关切。

布亚和霍尔-斯宾塞把从阿拉贡堡岛周围采集来的动物安置在地下实验室的水箱中。这些动物在我非专业的眼光来看都很迟钝,甚至可能已经死了。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它们开始摇摆自己的触手,搜寻食物。其中有一只海星少了一只腿,有一大团珊瑚体型细长,还有一些海胆用自己那几十条像线一样的“管状脚”在水箱里逛来逛去。(海胆的每条管状脚都是用液压力量来控制的,靠水的压力来伸出或缩回。)还有一条长达15厘米的海参,很不幸,长得就像一条血肠,甚至更糟,像是一条大便。在寒冷的实验室里,海底洞口的破坏作用得以清晰呈现。飓风钟螺(Osilinus turbinatus)是一种常见的地中海海螺,壳上有交替的黑色和白色斑点,花纹就像是蛇皮一样。水箱中的飓风钟螺壳上却没有花纹,因为带脊的外层都已经被腐蚀掉了,暴露出里面全白的平滑内层。地中海射线帽贝形状就像是中国的斗笠。水箱中的一些地中海射线帽贝的外壳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透过壳已经能看到里面油灰色的肉质部分了。这些帽贝看起来就像是在酸里泡过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的确如此。

“因为,pH值是很重要的,我们人类的身体花费了很多的能量来确保我们的血液维持在一个恒定的pH值上。”霍尔-斯宾塞一边说一边提高了声音,以盖过流水的噪声。“但是一些这样的低等动物没有那种生理机能来维持pH值。它们只能忍受外界发生的一切,于是被逼到了超出极限的地步。”

稍后吃比萨的时候,霍尔-斯宾塞给我讲了他第一次去那些洞口的情况。那是2002年的夏天,他当时正在一条意大利科考船“乌拉尼亚女神号”上工作。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乌拉尼亚女神号”经过伊斯基亚岛,船员们决定停船下锚,下海游泳。有些知道那些洞口的意大利科学家带着霍尔-斯宾塞去看看,只是为了好玩而已。他很享受这种新奇的体验,在一串串气泡之间游泳,就像是在香槟酒中泡澡一样。不过,收获不仅于此,这次体验令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当时,海洋生物学家刚开始认识到酸化所带来的危害。人们已经得出了一些枯燥的计算结果,并在实验室内饲养的动物身上进行一些初步的实验研究。霍尔-斯宾塞想到,这些洞口可以用来开展一种更大胆的新研究。这不仅仅将涉及几种在水箱里饲养的生物,更包括几十种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繁衍的物种——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在天然的非自然环境中。

阿拉贡堡周围的洞口制造了一种pH值梯度。在岛的东侧岸边,海水几乎没受什么影响。这个区域被认为代表了目前的地中海。当你逐渐靠近那些洞口时,海水的酸度逐渐增加,pH值逐渐下降。霍尔-斯宾塞在研究中总结出了一张不同生命形式随pH值梯度分布的地图,代表了全世界海洋未来发展的地图。这就像是获得了一台水下的时间机器一样。

霍尔-斯宾塞花了两年时间才重新回到伊斯基亚岛。那时他没有研究资金来源,也就很难让任何人认真对待他的想法。因为负担不起房租,他只好在崖壁上的突出部分搭帐篷睡觉。为了采集标本,他还曾经用过别人不要的塑料水瓶。“当时有那么点鲁宾逊的范儿。”他这样告诉我。

最终,他还是说服了一些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布亚在内。他们最初的任务就是对岛周围的pH值水平进行详细的测量。然后,他们对于在不同pH值区域内生活的生物种类进行了普查。为此,他们要沿着岸边放置金属框,再记录每个框里面附着在岩石上的每一只贻贝、藤壶和帽贝。他们还需要连续数个小时坐在水底,数游过的鱼类。

在远离洞口的海水中,霍尔-斯宾塞和他的同事发现了相对典型的地中海物种组合。其中包括金色海绵(Agelas oroides),看起来有点像是包装用的泡沫塑料;叉牙鲷(Sarpa salpa),一种常见的食用鱼,偶尔可能会引发幻觉;黑海胆(Arbacia lixula),颜色微微发紫。这个区域还生活着硬叉节藻(Amphiroa rigida),一种长着刺的粉红色海藻;以及仙掌藻(Halimeda tuna),一种绿色的海草,长得像是一连串碟片。(普查仅限于肉眼可见的生物。)在这个不受洞口影响的区域,共统计了69个动物物种和41个植物物种。

当霍尔-斯宾塞和他的团队在更靠近洞口的区域布下分区框时,他们得到的普查结果大不一样。比如颜色浅灰的穿孔藤壶(Balanus perforatus),长得就像是一座微型火山,从西非直到英国威尔士都很常见,数量巨大。然而在pH值为7.8的区域中,穿孔藤壶消失了,而这里的海水只不过相当于不太久远的未来。地中海贻贝(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的蓝黑色贻贝,适应性极强,以至于成为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入侵物种。然而它们也在这里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长珊瑚藻(Corallina elongata)和药用珊瑚藻(Corallina officinalis),都是暗红色的硬质海草;马旋鳃虫(Pomatoceros triqueter)是一种龙骨虫;三个物种的珊瑚;几个物种的海螺;以及一种叫挪亚方舟贝(Arca noae)的软体动物。总体来讲,在不受洞口影响的区域发现的物种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出现在pH值为7.8的区域。

“很不幸,最明显的转折点,也就是生态系统开始崩塌的转折点,就在pH值大约7.8左右,预计将会出现在2100年的海洋。”霍尔-斯宾塞用英国人特有的轻描淡写告诉我,“这也算是相当惊人了。”

本文为松鼠叶盛最新译作《大灭绝时代》的节选连载篇目之四,点击标签“大灭绝时代”可阅读所有相关内容。

《大灭绝时代》,作者为美国知名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荣获了2015年第99届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作者在序言中写道:

第六次大灭绝的故事,至少根据我所选择的内容来说,分为十三章。每一章的主线是在某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物种:美洲乳齿象,大海雀,还有一种在白垩纪末期与恐龙一起消失的菊石。本书前面几章所涉及的物种已经灭绝了,因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在介绍远古的大灭绝及其曲折的发现过程,自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以始。本书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在日益支离破碎的亚马孙雨林中,在迅速变暖的安第斯山坡面,在大堡礁的外围海域里。我选择前往这些特定地点的原因对于一个记者来说都很普通,无非是那里有个科考站,或者是有人邀请我参与一次科考活动。当今正在发生巨变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可以随便去往某处,只要在正确的指引之下,都能发现灭绝的现象。本书中还有一章所讲述的灭绝差不多算是发生在我家后院里——很可能也同时发生在你家后院里。

如果说灭绝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话题,那么大灭绝就更是如此。但这同时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迷人话题。在接下来的文字之中,我要尝试着去表述其两面性——既有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带来的兴奋,也有与之俱生的恐惧。我希望,本书的读者在掩卷之时,能够对于我们活在其中的非凡一刻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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