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新知客》2008年12月。感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罗劲研究员、张文彩博士，BOBO对此文的帮助。)

一束激光打在志愿者的右手背上，照出一个直径2.5毫米的光斑。激光束的强度可大可小，要使接受测试的志愿者感觉到不同程度的疼痛，又要避免对皮肤造成伤害，这一切尽在张文彩的掌握之中。

一场神奇开始了。

32位志愿者的平均年龄是20岁，全部是来自高校的学生。在签署了符合心理所伦理原则的知情同意书后，他们被分成4组。首先要经过6－7次由低到高的激光刺激，度过一段痛觉适应期。

接下来，他们的身体会被连接上一部“穴位磁疗仪”。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博士张文彩告诉志愿者，仍然会对他们施加一个痛觉刺激，但同时，如果用这部机器对他们受刺激的手的合谷穴施加磁疗，就会有明显的止痛作用。作为对照，施加痛觉刺激时，只有第一、三组的磁疗机器在工作。

果然。仍然是220mJ的激光，但接受“穴位磁疗”的两组志愿者觉得：疼痛感确实降低了。

这是魔法吗？当然不。所谓的“穴位磁疗器”不过是一台普通的生理记录仪罢了，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两个组的同学觉得痛感降低，那是因为痛觉刺激真的降低了——张文彩悄悄地将一、三组的激光强度降到了120mJ。

这是欺骗吗？当然不。这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安慰剂效应可迁移实验”的一部分。

关键是建立信念

那么，最初的“穴位磁疗降低痛感”的现象就是安慰剂效应吗？也还不。这只是心理学家制造“安慰剂效应”的第一步：建立“信念”。

如果说“安慰剂效应”形容为心理因素对生理的影响，那么在获得这个效应之前，首先要以生理变化的事实在被测者的心理层面“建立信念”。在这个实验中，张文彩希望痛感的降低，使这些志愿者建立“磁疗仪器真的可以有效降低痛感”的信念，而她成功了，换句话说，志愿者（至少大部分）相信了。

然后，志愿者被告知，如果将磁疗仪器连接到他们颈后的大椎穴，还可以缓解负性刺激诱发的不愉快情绪体验。张文彩分别给他们看了200张图片，包括蛇、昆虫和残缺的肢体，同时记录他们的脑电成像，“在有施加‘磁疗’，也就是‘安慰剂’的时候，大脑中代表情绪波动的活动确实减弱了。”

“信则有，不信则无”。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人们习惯在困境中祈祷的时候如此安慰自己，久而久之，听起来更像一种有关拯救的缥缈传说。但现在，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种“心诚则灵”的现象是在他们的实验中切切实实发生了！——虽然很遗憾，在目前所有关于安慰剂效应的研究中，比较有把握的还仅仅是在“痛觉研究”的领域。

顺便提一下，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任何现象都不会孤立存在，疼痛也不例外。不舒服的痛觉还会引起情绪上的不适，因此在脑成像的图片上，当人感觉疼痛时，活跃的不只是感觉区域，还包括和情绪有关的认知区域。

简而言之，在痛觉研究中，“安慰剂效应”便是指“不愉快的感觉或情绪降低了”。研究表明，使用安慰剂确实促进了鸦片类物质的产生，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分析，这些物质是我们幸福感的源头，比如内啡肽。

至于安慰剂是如何促进了鸦片类物质的产生，一般认为有两种方式。

一是条件反射。1889年，在俄国一家军事医学院里，年轻的助教巴甫洛夫做了那个著名的实验，将狗分泌唾液与进食的铃声用“条件反射”的概念关联起来。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安慰剂反应”也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一种。以痛觉的安慰剂效应为例，当止痛片与止痛反应多次伴随出现后，止痛片便成了止痛的信号，不管这药片中是真正的药物还是安慰剂。再比如来自医生的关怀、白色床单营造的安宁氛围等等，这些环境也可以在广义上被称为“安慰剂”。

“但这种条件反射尚属于大脑无意识的范畴”。在张文彩看来，更重要的还是“预期”，也就是“建立信念”。在1962年Goldstein提出的“预期理论”中，心理学家假设“安慰剂效应”与患者“对病情改善的预期”有关。

一般地，要建立这种预期有两种途径：言语预期和强化预期。前者可以仅仅通过言语信息的方式，告知患者接受的治疗具有显著的止痛作用，而后者则是秘密操纵患者能感觉到的疗效。比如张文彩在实验中告诉志愿者“穴位磁疗”确实有止痛的疗效，便属于“言语预期”的范畴；至于悄悄降低激光刺激的强度，使志愿者相信痛觉的降低来自磁疗，就是“强化预期”的方法。

换个角度看，“建立预期”尤其是“言语预期”像一种说服传播，效果如何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可说服性，包括自信心、社会不安全感系数等因素。因此，“安慰剂效应”的程度也要因人而异。张文彩的实验中，能获得不错的安慰剂效应的比例一般在三分之一以上，但每次总会遇到一两位志愿者，安慰剂在他们身上基本上不发生作用。

同样需要建立信念，和“安慰剂效应”比起来，更有趣的是“反安慰剂效应”——戏谑点说，后者简直像一则披着学术外衣的诅咒。“如果我告诉你，要给你施加的刺激会令疼痛增加——你就会真的感觉更痛了。”这情形看着眼熟，让人联想起周星驰电影里，那个一听说自己中了“化骨绵掌”，便走得倾斜歪扭的韦小宝。

吵吵闹闹安慰剂

“痛觉”是安慰剂效应的研究最为成功的领域，但不是唯一。

1938年，安慰剂（placebo）这个词汇被首次用于实验处理，研究内容是“胶囊是否起到预防感冒的作用”。研究者(Diehl, Baker, & Cowan, 1938)将学生分成两组，给他们相同的指导语和不同的胶囊——安慰剂组的学生吃下的胶囊中只是乳糖，而非疫苗药物。结果发现，安慰剂组虽然没有接受到真正药物的治疗，却获得了与接受疫苗治疗效果相当的结果。通过这个研究，研究者在治疗感冒方面获得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安慰剂效应。

尽管如此，一直到20世纪中期，人们仍将安慰剂看成不可能伤害患者、对患者有安慰作用的一种低级欺骗。

直到1955年。美国科学家亨利·比彻（Hery·Beecher）第一个深刻认识到，安慰剂这一惰性物质对患者的有治疗作用。他回顾梳理了15个安慰剂控制的临床实验，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强大的安慰剂》，文中提到了他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35.2%的病人在使用安慰剂后病情得到有效改善。”

从这个数字看，假定有一个医学白痴勇敢地决定开拓医药事业，不问求医者所患何病，一律送上淀粉做成的药片——那么，他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可能捞取个“神医”的名声。

然而，这种作用毕竟有限。何况，临床医学上有严格的规定，一种药物的救治效果必须胜过安慰剂，否则不能称之为有效。

安慰剂效应的研究最早源自临床医学，但如今，在临床医学界，安慰剂正面临着巨大的伦理争议。有的研究者，比如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Ezekiel·Emmanue博士就不提倡使用安慰剂，他认为如果医生给患者开的药物不能被证明确实有效，这从伦理上便说不过去。但不少其他的医生觉得“It’s OK”，因为到目前为止，也没能证明它们有害。

除了争议缠身，安慰剂还像一位神秘的两面派：疗效有限，却无处不在。张文彩介绍道：“所有的公开治疗，不论药物为何，都包含了安慰剂的成分。”“隐秘治疗”可以证明这个说法：采用机器注射药物，被测者既看不到医生出现，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注射了药物——在这种情况下，治疗结果往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在一些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比如长期避孕药或抗抑郁症药品中，有很多便包含安慰剂的成分。以治疗慢性疼痛的药物为例，这类药物常含有吗啡，而吗啡多吃又会成瘾。此时，要获得治疗效果，又要尽量减弱副作用，安慰剂就该出场了。

【五花八门的安慰剂】

有没有可能，产生的疗效事实上来自作为安慰剂药物的本身？不会。

一种物质要被称之为“安慰剂”，首先要符合这样的标准：它是在人体内不会引起任何反应的惰性物质，完全不发生作用——至少要对某种特定的治疗完全不发生作用。

研究实验中使用的安慰剂，出于方便获取以及结果准确的考量，液体多为生理盐水，口服药片则多采用淀粉，如果是胶囊，胶囊里装的也是淀粉。

在记载中，最早的安慰剂实验中的主角其实是一根木棍。1801年，John· Haygarth首次报告了“安慰剂控制”的实验结果。在19世纪初，人们常用金属棍放在身体上来治疗疾病，认为人体可以通过接受金属电磁的影响来缓解症状。而Haygarth给5个病人使用了木头仿造的金属棍治疗，发现结果和用金属棍治疗相当，都是有4个人报告了“病情缓解”。事实上，今天我们知道，用金属棍的所谓“电磁效应”治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以今人眼光回望历史，金属棍才是真正的安慰剂，而那根木棍，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它“安慰剂的平方”？

当安慰剂效应泛化到社会文化中，还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现象。比如宗教中的祈祷，假如偶然一次应验后，祷告者便会建立起对“祈祷”的预期，以后再遇到危难仍会将希望寄托其上。再比如，“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如果人们发现某个咒语或神灵在一种情境中灵验，就很容易在其它一些情境中相信它的作用。或者，一旦某个品牌的一种商品在消费者中建立了信任，同一品牌的其他产品就很容易被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品牌……也是一种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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