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必须的，但仅有知识还不足以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享受经常的智力生活、智力刺激。……学生一周听不到一次学术报告，就该觉得智力饥饿。如果不饥饿，那就要考虑是否适合做科学。”

2004年11月18日，《自然》杂志出了增刊《中国之声》第二期，刊登了由饶毅、鲁白和已故中科院院士邹承鲁联合署名的评论文章《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文中，他们写道：“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被体制延缓”。除了直陈现行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他们甚至提出了解决方案：设立一个总理科技办公室，把科技经费的分配权移交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类“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部门”或是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

科学新闻：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饶毅：我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哪些事情做不到，哪些可以争取。要做事情，就不能怕矛盾。还有，只要是我觉得对的就说。有些人做了不说，因为怕说了就会被人揪住，说他错了。

有些人总觉得，说是说空话，做才是做事情。其实，说的事情只要是有道理有内容的，说就是做。我写文章或是接受采访，说的并不是我自己，是表达观点，要说的是意见、事情

“要做事，就不能怕争议”

2008年10月，北大生科院退休教授崔克明与饶毅在搏客上展开了一场涉及植物分类学学科、实验室管理、退休教授接班以及PI聘用等多方面的争论。这一争论观者甚众，也把饶毅在北大生科院推行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

科学新闻：您好像说过，北大生科院里的经费分配要按照国际惯例，而不是按照发表论文的情况。这个惯例是什么惯例？

饶毅：学院的钱与国家的研究经费不同。学院给钱，一方面是启动时要给钱，另一方面是平时给——当你觉得这个人值得支持，外面支持的经费又不多时，学院该给些支持。另外，平时的支持也不能说谁文章发得多，给他钱就多。他如果能申请到大笔的外面经费，学院还给他做什么？这就是国际惯例，学院的经费支持，要成就一个科学事业，不是给一、二年级小学生发奖。

科学新闻：但如果没有硬指标去分配经费，必然会有争议。

饶毅：所以不能怕争议，作出决定要承担责任。

科学新闻：这样有风险啊，决定可能失误。

饶毅：要冒风险。不能为了不冒风险，所有的事情都大家没有争议我们就做。所有的事情都民主，经费下来了，大家一起决定该怎么平分，自己其实没有作任何决定，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做法在一个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地方，问题也还不大，但对刚刚起步或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地方，就不行了。要发展，要应对动态的变化，就要经常做决定。

科学新闻：您在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上也在进行改革？

饶毅：我们其实压力很大。好的本科生，文科理科，都会自动考虑北大。而研究生就不一定要来北大。研究生培养方面，北大生科院正在提倡研究生轮转的方式。研究生第一年可以在几个实验室体验，自己选一个，进入实验室工作。这不是浪费时间。导师与学生之间要互相匹配才能做得好。学生在多个不同的实验室工作过，以后实验室间合作起来就会很自然，不需要依赖老师发起，学生就会经常提示老师想不到的合作思路。另外，招生时不分老师，大家吸引优秀生源时动力也会更大。

科学新闻：这些改革，看上去对大家都有益，会有人反对吗？

饶毅：当然还是会有反对，但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必须改。

科学新闻：您曾说“幼稚是希望的源泉”，是针对您这次回国和要做的很多事吗？

饶毅：有些东西不要搞得太清楚，太清楚反倒会做不下去。因为有些东西的解决方法可能并不存在，或者一些解决方法虽然有，但现在还不明晰。

举个例子：“科学的春天”的提法。这个提法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国家科委行政人员胡平以郭沫若的口气写出来的。你可以想想看，那时，中国的科学是什么状态？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的科学与国外的差距巨大。那批三四十年代在国外留过学的老科学家们心里肯定特别清楚，他们甚至会想：“这些小孩子，不知道我们跟外面差多远；我们出去的时候也只是学了人家的皮毛，他们连我们学来的这点皮毛也没学到，还科学的春天？”但是反过来，这种幼稚不是坏事，很多青年懵懵懂懂就学科学了，结果，中国科学还真发展起来了。如果不幼稚，也许会说，科学差太远了，希望不大，大家泄气了，反而影响发展。

“把差文章发在好杂志上，其实很愚蠢”

饶毅的学生说：“饶老师在科学上的点子都很fancy，就是都会很好玩，虽然不一定都能做成。”出入实验室，他偶尔会吹口哨。高兴了，在学生面前直接就唱起歌来。他会鼓励学生各种各样的想法，甚至允许学生放着音乐做实验——只要不妨碍实验的正常进行。

但是对科学，饶毅很挑剔，说，“做科学，要有点品味”。

科学新闻：那么，什么叫“科学的品味”？

饶毅：科学上做什么和怎么做都不boring，做比较有趣比较有创造性的东西，思路方法很巧妙的，就比较有品味。科学的品味还在于，不能只想着发文章，到好杂志去发文章，而是要想，如何试图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科学新闻：但是文章发表在好杂志上也很难啊。

饶毅：发表文章，发表好杂志的文章，其实比真正做好的发现要容易。有新鲜东西出来，你马上跟一下也可以把文章发表在好杂志上，但你并非original，意义不大。为了挤到某个好杂志的文章，需要很耐心地去回答审稿者的问题，如果都回答了，最后人家没办法，也会发你那篇文章。

把绝对配不上那本杂志的文章发表在那个杂志上，这样做，看上去很好，好像很聪明，其实很愚蠢。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这种粉饰太平的事情上，作为谋生还行，但不能经常这样做。因为这是在浪费智能、浪费资源，甚至浪费生命。这样做，外行好糊弄，但是在同行中声誉却下降。当然，国内目前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好杂志进不去，这类事情发生不多，但是值得早点指出。

科学新闻：2001年，你和你弟弟饶海（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做博士后）的两篇分别在各自领域的论文同时刊登在4月19日的《自然》杂志上，怎么会这么巧？

饶毅：本来我们两篇文章稍有点时间差，其中一篇被编辑部接受后，我们跟编辑说，能不能往后推一下。

科学新闻：为什么要这样？

饶毅：这样好玩儿呀。

智识分子、科学家和职业主义

今天，这个追求“好玩儿”的人，要同时担起科学家、院长、9岁半男孩的父亲这3个责任。“我先做好时间表，哪部分时间给哪一块工作，然后看自己在那部分时间内能做什么事情。尽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不成就算了。总归，事情是做不完的。现在首先时间是给儿子，家庭第一，工作第二。”

除了神经科学家和科研管理者外，饶毅还是一位科学史的研究者，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兼职搏导。对科学史的关注，也让饶毅把视线投向纯科学问题之外，探讨科学家和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科学新闻：您曾说过，中国文化缺乏Professionalism（职业主义）的概念，而且说，中国学术界缺乏Intellectual的气氛。能具体说说吗？

饶毅：Intellectual被译成“知识分子”，是对这个词最大的误读，它该是“智识分子”。知识只是Knowledge，它是必须的，但仅有知识还不足以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享受经常的智力生活、智力刺激。在UC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一周有三次很好的学术报告，我很享受。国内很多学生一周听不到一次学术报告，就该觉得智力饥饿。如果不饥饿，那就要考虑是否适合做科学。

科学新闻：那么Professionalism的情况呢？

饶毅：至于professionalism更是个很大的题目，它和Intellectual都是中国没有的概念，所以我也就无法翻译这个词。它的中文解释——专业主义、职业主义，抽象到等于没说。举个例子：两个人有不同意见，争论起来，professionalism就是不能把这种冲突扩大化，发展到打击报复，公事、私事要分开。再复杂一点：两个人合作一篇文章，因为两人的单位发生冲突，另一个人撤出，文章虽然已经写好了，于是撕掉不算。这也是不够Professional的一种表现。

科学新闻：谈到职业化，国内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家就应该只埋头做研究。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饶毅：我见过的、直接接触过的科学家不算少。科学家历来多种多样，中国介绍的科学家不过是少年儿童版。有些科学家说的东西比我多，多很多。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Brenner，不说话就不能理顺思路，也是一个特色。有生物学家还写长篇文章分析德国攻破法国防线的军事策略。智识分子，自然可以对超出自己研究的东西有观点。在中国，初级知识分子对科学家不了解而画出来的科学家漫画，反过来罩在科学家头上，以为那就是科学家，其实比较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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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科学新闻》2009年第一期，http://www.sciencenet.cn/skhtmlnews/2009/1/101.html 。

大年三十儿，把俺滴08年费了很大功夫的这篇文贴出来吧。已获授权，and，《科学新闻》的文章通常不会全文上网的，那，松鼠会的授权算不算独家授权呢？咔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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