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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跳动的心脏,真是激动人心的经历,那仿佛是在寻找通往天堂之门。

——丹顿·阿瑟·库利,胸外科年鉴,1986;41(1):20[Denton Arthur. Cooley,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1986;41(1):20]

第一章  破冰之举,走出魔咒(下)

出生于波士顿的海伦·布鲁克·塔西格(Helen Brooke Taussig,1898-1986),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位于马里兰州巴尔蒂摩)的医生,她一手开创了小儿心脏病专业,我想在当时应该没有谁比她经历过更多先心病患儿的死亡了。1938年,她经过反复观察系统研究之后发现,那些罹患法洛四联症⑴的孩子在其正常病程中,只有动脉导管⑵闭合后才会明显发生青紫。她的临床观察提示如果建立一个新的管道以增加肺动脉的血流将会缓解紫绀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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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格婆婆年轻时是美女一枚啊,还是职业美女

这一理论需要一个外科人才来帮助验证,可到哪去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呢?

1939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罗伯特·格罗斯(Robert Gross,1905–1988)报道了他于1938年完成的动脉导管未闭的结扎手术,由于这一手术开创了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先河,因此为其带来了巨大声誉(其实德国医生埃米尔·卡尔·弗赖(Emil Karl Frey)已在1938年更早的时候完成了该手术,不过其发表较晚)。

获悉这一报道之后,塔西格认为,既然外科医生可以将肺动脉与主动脉之间的管道闭合,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在肺动脉与主动脉之间建立管道,这对那些可怜的法洛四联症的孩子们一定是有帮助的,这将改善他们肺部的血液供应。

1941年之前的某一天(具体时间几个目前活着的当事人都记不准了),塔西格辗转找到了当时声望正隆的格罗斯,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恳请他出手相助。可格罗斯仍沉浸在因他的创举而带来的赞誉之中,未能发现塔西格理论的价值所在,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塔西格:“我的工作是关闭异常开放的导管,而不是把已关闭的导管打开。”关于格罗斯的这一回应,后来被广为引用。但在1979年的一个学术会之后的晚宴上,作为荣誉嘉宾的塔西格却提供了一个另外的版本,她说:“既然格罗斯讲了这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也来说一说吧。当年我问他是否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人造管道时,格罗斯医生回答道,Oh, yes!我已经这样做好多了,小菜一碟。我几乎是低眉顺眼地说,这对那些因法洛四联症肺动脉狭窄而发生青紫的孩子,将有很大帮助啊。可是格罗斯先生对此毫无兴趣,我只好回到巴尔蒂摩等待时机。”但无论这两个版本哪个更接近真实,可以肯定的是,格罗斯的轻率使他失去了一个足以使自己再创辉煌、登坛入圣的机会。

并不气馁的塔西格最终同另外一个外科医生联手开创了一个时代,创立了一个以二人名字命名的,一直沿用至今的经典姑息手术方式——BT分流,这一巨大贡献使其名动江湖,一举奠定了二人在业内的大佬级地位。彼时,格罗斯是否会因为自己的错失良机而懊悔万分?他会扼腕叹息仰天长叹,免冠徒跣以头跄地么?2006年一位当年曾在格罗斯手下学习的医生提到这件往事,他说格罗斯后来十分懊悔没能对塔西格的理论给予足够重视,轻易错过了这个本可改写心脏外科历史的机会。也许是造化弄人,上帝为了使这一段历史群星灿烂刻意剥夺了格罗斯一枝独秀的机会,转而去垂青另一个幸运儿了。

这幸运儿是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Alfred Blalock,1899 –1964),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心外科奠基人之一,其早年的经历不要说与幸运毫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成是相当地点儿背!1922年自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最初的意愿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做一名普外科医生,但他的申请被拒绝了,原因是成绩不够,哎,这真让人情何以堪。于是他去了泌尿外科,话说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布莱洛克很快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上级医生的另眼相看,这位伯乐认为布莱洛克是个外科天才,应该让他去他最想去的地方,因此为他争取到了去普外科培训的机会。可布莱洛克去了普外科不久,就同其他几个实习医生发生了严重的争端,结果……布莱洛克被普外科踹了出来,之后又去了耳鼻喉科……对普外科情有独钟的布莱洛克此时仍未死心,最后又辗转在多家医院断断续续地勉强完成了普外科医生的培训。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差不多是全美第一的医学院了,从这毕业而又不得不到别家医院接受培训,其窝囊程度堪比哈佛毕业而去西太平洋大学教书了。

1927年,郁郁不得志的布莱洛克得了肺结核,甚至经历了严重的肺出血,要知道真正有效的抗结核抗结核药物异烟肼和利福平是分别于1952年和1965年才出现,可布莱洛克居然奇迹般地挺了过来。通常我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过是对经历过磨难的人一种善意美好的期许罢了,磨难就是磨难,它本身绝不会孕育任何福祉(去他妈的多难兴邦!)。我在写作此文时,出于对所有这些人的尊敬,我不厌其烦地标注了所有人的生卒年,到此文完成时我发现,布莱洛克毕竟逝去的稍早了些。

我更愿意相信布莱洛克的大难不死,是因为他在等待他事业中的那位幸运女神塔西格,上帝还不允许他在未完成其历史任务之前就挂掉,纵使肺结核这是个几乎必死的理由也不行!

在布莱洛克主持实验室工作时,他与助手费雯·托马斯(Vivien Thomas,1910-1985)曾试图通过吻合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来建立肺动脉高压的动物模型,不过幸运的是,他失败了。是的,他没能通过这种分流如愿地建立肺动脉高压的模型,实在是一种太过幸运的失败,因为这恰好说明在肺循环中,可以在不增加异常压力的情况下增加肺的血流量,而这不正是塔西格所需要的么?

我们从1985年出版的托马斯的自传中得知,塔西格的造访是在1943年,她动情地向布莱洛克描述着那些可怜的孩子的惨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外科手段让肺得到更多的血液。布莱洛克接受了这一理论,他也认为肺血流的缺乏是许多先心病患儿死亡的首要原因。通过系统的改进,布莱洛克-塔西格分流术(Blalock-Taussig shunt)⑶的雏形得以确立——吻合锁骨下动脉与肺动脉。

病例已准备好,是一个叫艾琳·撒克逊(Eileen Saxon)的15个月大的孩子,已发生青紫了。由于在当时布莱洛克的手术技术还远称不上高超,但其助手Thomas却是个天才的实验员,手技十分了得,为保证病人的安全,布莱洛克要求自己先作为手术助手协助托马斯,在狗身上做一次,然后再由自己主刀托马斯作为助手做一到两个。写到这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假如托马斯当初不是由于在大萧条时期没能读成医科,而后阴差阳错的做了布莱洛克的实验室助手,那么这个BT分流有没有可能变成TT(Thomas-Taussig)分流?但人算不如天算……我是说,准备工作还没能如期完成时——布莱洛克只作为手术助手协助托马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病人撒克逊的病情就开始迅速恶化了,情况危险,再拖,就一点儿机会也没了。

怎么办?按计划完成准备工作,可能患儿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冒险现在做手术,那一旦失败布莱洛克真的会身败名裂。这时候,如果仅仅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的话,完全可以按部就班的完成准备工作,就算这个患者死了,病例总会再有的,到时候再稳稳当当的一鸣惊人,岂不是更稳妥?不过,幸亏布莱洛克不像我这么胆小怕事,为了不使这个病人死在眼前,他决定硬着头皮上。

1944年11月29日,护士将那个已极度脆弱的孩子转运到手术室,手术中布莱洛克要求托马斯必须站在他旁边,塔西格则紧挨着麻醉医生站在患儿的头端,以观察孩子脸色的变化。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目睹这样的情景:手术室的自动门关上之后,几个家属相拥着轻声啜泣,此时此刻,患儿撒克逊的父母又在做什么呢?除了向上帝祷告之外,就只有心焦如焚的等待了吧。无论如何,这扇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