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芝加哥雨水不断，却暖得可以单衣薄裙走在雨里。红黄树叶一夜一夜不断新冒出来，地上越积越厚，枝上反而越多，上下呼应，形成魔幻的一片。低头走路，看叶子各式棱角，斑驳绚烂，一路寻看过去永不厌倦。有时冒出一片紫颜色的，是烤白薯里才有的那种秀色可餐的深紫。一不留神踏到路边草里，落脚之处滋滋溅水，整块泥土软绵绵地陷下去。此间的松鼠最敏感易怒，即使是无人的早上，也懊恼地扒在树后瞅你，盼你快快过去。若坚持望它一眼，就不耐烦地绕着树干嗖嗖爬开，不再睬你。远处零星传来鸟儿空灵的歌声，抬头却见叶片从空洞的天空飘下来，转瞬之间由远及近，在你肩头兜一个圈子后翩然离去。

天地之间一派古典，抑不住地想，当年达尔文五年漂泊凯旋而归，喧嚣过去，走在乡间小路，满眼也该如此景致，思考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平静吧。

芝加哥大学便选在这个时候开会，来纪念达尔文，和他那本传世著作。

封页

来换个心情。拿一本真材实料的节目单在手上，登时被封底图画吸引。直觉像白菜叶子……

大半天google过去（探听八卦容易么），此图果然颇有渊源。画者Ernst Haeckel本是一位动物学家，一幅“物种胚胎比较”流传最广，但若给这位画家无数作品以美到丑排序，这幅著名的却绝上不了美图之列。感兴趣可以看这个网站，不管是黏糊糊的青蛙还是精灵似的蜂鸟，都颜色艳美，姿态传神。而“菜叶”究竟是啥？谜底在此网站揭晓。画家（生物学家）一生发现和命名若干物种，由于思念死去的爱妻，就把她美丽的名字赐予这新发现的美丽小水母，叫做Annae。每当水流拂动，水母的裙边随波翩翩，好像水替他念出了妻子的名字（好了，“念名字”这段是我杜撰的……）。此图正是从水母下边看上去。

封二

既说达尔文的科学，让我们先来拜拜达尔文。前边说他22岁出海，27岁在一个如诗如画的秋间上岸，开始了漫长的思维漫步，一漫漫了二十多年……突然收到一封信，署名华莱士——华仔：“嗨，尊敬的达先生，这次叨扰是要告诉您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我觉得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希望先生能分享我寻得真知的欢乐！”。这相当于告诉达尔文：“您完了……”

达先生默默望望躺在手边的“Big book”，只是半成品，发表还遥遥无期。算了，发得好不如发得早，于是速速拼出一文，和华仔共同昭告天下。之后还用一年多的时间先攒出一本“small book”，前思后想，严加措辞，取名为《有关物种起源及自然选择造就物种多样性问题的论文之摘要（An Abstract of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d Varieties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出版社急了，这名字不仅长得封皮也写不下，关键是没人想看“摘要”，人们要看一本真书。达先生只好妥协，将题目改成了颇具噱头的四个字《物种起源》——精炼是真啊。

而真正的Big Book下场又如何？这本书直到1975年才由Stauffer RC整理完成，谦逊地称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作为他那本1856-58年间写成的伟大的“物种起源”的第二部分》。这本书无疑更加真实和详实地传承了达尔文精神，包括他爱起长名字的精神。书中一则图注是这样写的：“这里我为大家呈现一个仍然不算完整的种系关系树……为了方便诸位的阅读，特意单独印在一张可以折叠起来的纸上……”朗朗念出这个句子，仿佛看到达先生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停笔思考，然后谨慎小心地写下了这句话。

内容

我的专业并非演化生物学，好不容易听懂点什么很高兴，怕再忘记了就记录下来，且供大家闲聊八卦。

1. 科学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大会上拥抱的拥抱，贴脸的贴脸，谁和谁同辈，是谁师伯，谁是师爷，谁又是师祖……长幼次序、思想传承，各归各位，一目了然。不属“进化部落”的我，站在局外观瞻这帮人攀亲觅祖，别有一番乐趣。能承担开篇重任的当然是分子演化师祖级人物，Richard Lewontin，他反对基因决定理论，因此让我们先从被批判对象说起。

顾名思义，“基因决定”就是说：生物不论外表还是行为，统统可以用基因解释。Lewontin的意思是，基因还没这么牛，得内外夹击，基因小分子等等一起上。比如你扦插茉莉，得到都算小“克隆”，因为它们的基因背景完全一样（当然啦，你又没碰基因，只用一把剪刀把它们生生劈了）。假若基因真是主宰，小克隆理应长得一模一样。然而现实是，不管你如何精密调控培植过程，都仍会看到后代小茉莉高矮胖瘦参差不齐。看，这就是基因如何塑造植物——它们并不塑造植物。

再低头看你双手，两只食指的指纹，是否完全一样？好吧万一真的一样，再看看中指，中指还一样再看小指（给点面子！总有两根不完全一样吧）。你的双手明明具有一样的基因，顶多在妈妈肚里时一只抱左肩一只抱右肩，然而，说不清楚的细微甚至随机差别，即造就了双手不同的指纹。

对于“适应”（adapt），Lewontin讲得尤其有趣。我们总说某生物“适应”了某个环境或某个生态龛，听起来似乎生物所做的，就是塞进一个事先存在的静态的物理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变化无限。生物被环境改造，可它演化以及融入自然的过程也时刻改变了它们所在的“环境”，至少是“微环境”。生物还并不是随遇而安，而是会主动想办法。比如有一种湿润地方来的苍蝇，还有一种来自沙漠的苍蝇，你把它们捏在一起放到干地方看看。你会发现沙漠来的苍蝇抛下湿地方来的弟兄，腿脚麻利地率先钻到了隐蔽的湿润地方，原来它们并不更喜欢干热啊。

再举个和你息息相关的例子，空气里充满微生物（“只能靠想象”），就你往这儿一坐这个动作，就把原来待在这儿的微生物都挤跑了，开辟出一个你身体形状一般的微生物大壳，这个微环境便改变了——总之这个时候生物同环境的交流，远比一个“适应”要复杂。听Lewontin活灵活现地讲出这个情景，我都不敢动窝了，一动准把无数微生物撞个底朝天。接着我就仿佛看到自己变成了圣斗士，身体周围呼呼冒着小宇宙。走神了……总之我们并不是“适应到生态龛之中”。是所谓生命不息，改造不止！

2. Marc Hauser是个瘦高个儿，短黑头发，蓄着小胡子，双目圆圆炯炯有神，整日一身黑衣。你想到谁了？对，活生生一个唐吉歌德！八卦精神放光芒，一搜才知他乃土生土长的美国人，87年完成PhD，之后一直做了6个博士后，中间加一年乌干达讲师，几经演化，才化作如今的哈佛教授。世上没有浪费了的时间；人生计划赶不上变化。扯远了……

先给你讲故事，来个选择题玩玩。2007年南非旅游胜地甘果洞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位体重严重超标的女子不听工作人员劝阻，偏要加入游客队伍，结果卡住出口，将22名游客困在洞内，22名游客中有急需胰岛素的病人，还有2名哮喘患儿。几个小时过去，营救还没有出路。我们可以选择把女的炸飞了，22人活；或者不炸，23人死。你炸是不炸？问题出口，身边若干人举手，但是多数还是没举。这时候我还没完成我的思想斗争……

真实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两难选择，也是为什么有了“道德标准”这回事儿。主题问题来了：是情绪促使我们做出道德决策吗？或者决策源自直觉？源自理性分析？又或者情绪根本就不是因，而是做出决策之后的反应？

唐吉歌德老师的观点是，我们做出道德决策都是无意识的，做完了以后，情绪啦、理性推理啦，才从我们的意识里冒出来。你仔细想想，决策明明是你自己做的，怎么就说不清楚究竟先于情绪还是后于呢？我反正越想越说不清楚了。

当然如果能把我的情绪从脑子里砍掉就能轻易区分了。事实上还真有这样惨的病人，缺失了情绪，一做测试，道德决策无误，看来是支持唐吉歌德老师的观点。

随着我们长大，心理会愈加成熟，将逐渐学会衡量办事动机，而非简单看后果来进行道德评判——这就是为什么想要杀人没杀成，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但不知情下杀人，是被多数人原谅的。另外，我们做道德决策时，一般情况都会依据下边各条“三项基本原则”（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这么判断的？）：刻意伤人比做别的事顺带伤了人更糟；主动采取行动伤人比没有采取行动而伤人更糟；自己直接动手伤人和没有直接动手，前者更糟。

唐吉歌德老师还问了一个格外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们所在社会的法律，是不是能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道德决策。我想当然觉得——可以，比如在美国，从前甚至有人认为贩卖黑奴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如今黑人什么权利都有了啊。实际上呢？

特别好的实验时机来了。荷兰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安乐死合法，并严谨地说明，主动施予（给病人自杀的药）和被动施予（让病人进入长期睡眠）都合法。对荷兰人的调查显示，42%的人甚至说被动施予更糟糕。咦？这不是违反了上边说的“三项基本原则”么？难道这些人的基本道德观都改变了么？继续看。受试又接受了如下测试，他们面对一项新的两难局面：一辆小火车在铁轨上走，你在旁边看，哎呀前边铁轨上走着5个人，这时你可以拉一根杠杆，让另一条路变形，一个人就会摔到5个人近端，小火车撞上这个被你搞下来的人，前方5人得救；或者你可以选择旁观，让小火车撞5个人，原来无辜的1人仍然相安无事。结果，虽然很多荷兰人认为主动施予安乐死更好，然而在这件事的判断上正如多数的我们——支持不采取任何行动，让小火车去撞死5个人。看，尽管荷兰人信服当前的某条法律了，但是当他们面临新的问题，还是会遵循我们原本的道德原则。

这如何解释呢？关注小红猪的读者恐怕记得一个《夹心饼干实验》，实验中小孩子面前摆了奥利奥，你告诉他们：“小乖乖，等我回来，我回来给你更多奥利奥。可你要是憋不住把眼前这点儿吃了，那我回来就不给你了！”可想而知，实验中孩子们的行为千奇百怪，最搞笑的孩子居然把奥利奥里边的夹心给舔了，然后两半重新粘合在一起放在面前（这个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前边摆着个镜头，当然也想不到过了几十年还有人看着他乐翻）。可贵之处在于实验者跟踪了这些孩子好几十年，最后发现，小时候比较有忍耐力的孩子，长大也更多具有持之以恒等一系列优点。

无独有偶，另一个实验也反映了差不多的问题。让两个孩子玩游戏，一个孩子是决策者，另一个是被给予者。决策者会遇到三种情况，一种是他按钮，然后按1：1的比例和对方分糖；另一种是他4对方1；还有1：4。当然这些情况下，他都可以不按按钮，选择拒绝分配。当分配比例为我1他4，4岁的小孩子选择按钮接受分配；5岁就不大乐意了，6岁、7岁、8岁就觉得不公平，抗议按钮——哪怕他自己啥也得不到（别笑！你小时候也这样）。奇怪的是，当分配比例变作我4他1，尽管4、5、6、7岁的小孩都高兴地按钮，但到了8岁，大多数孩子都会拒绝按钮，哪怕自己是不公平的受益方——真是舍生取义。

于是我们恍然大悟，我们的道德决策能力和个性，原来是还没受什么教育，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时候就形成了。不过，如今的你，还会这样固执地抗拒不公么？

（最后，许多人询问甘果洞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十分幸运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人并非总要面对非黑即白的、迫切的两难选择。救生员给女士抹了一大堆润滑油，经过10个小时的努力，给顺出来了……那天刚好是new year’s day，对那些人来说，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开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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