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红叶又红了。人们都习惯把山上红颜色的叶子都叫红叶，不过红叶的形状，身材各异，颜色也不一致，它们的父母（植株）也是高高矮矮。这些长着红叶子的植物真的是一家吗？依靠红叶子这样的标准区分植物可行吗？早在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的高足——古希腊的哲学家迪奥弗拉斯图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得到了什么（植物）？我们怎样区分它们？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为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史拉开了序幕。

很多现代学科都起源于生产实践活动——天文学起源于历法的制定，几何学起源于土地测量，化学则起源于寻找灵丹妙药的炼金术。植物分类学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跟植物打交道，有的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有的可以治疗我们的疾病，有的可以愉悦我们的心情，怎样区分这些性情迥异的植物，更好地利用它们，就成了植物学家的首要任务。在这个认知过程中，草药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植物分类学的进步。比起那些为了猎奇心理欣赏奇花异草的观众，医生们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每种植物的特性，以及可以将它们与其他植物区分的方法。否则，一旦开出错误的药方，或者抓错药，后果都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拿本植物图谱或者植物志就能检索出常见植物的名称，还能查出它的家庭出身（科、属）。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却凝聚了人们两千年的智慧。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描述植物，那些特征需要描述？一般来说，一株完整的开花植物（被子植物）由根、茎、叶、花、果这五部分组成。每个组成部分都有很多特征，就拿叶片来说，有的叶片边缘是光滑的，有的边缘却有锯齿；有的叶片表面有毛，而有的叶片则是光洁如玉；有的叶片是椭圆形的，而有的则是掌状的。最初的描述者自然不会注意到如此多得细节。同时，植物描述还缺乏相应的术语，由于文字描述的混乱，很多截然不同的植物却拥有一个同样的名字（异物同名），而有些植物在不同地方却有很多名字（同物异名）。由于战争和家族衰落的影响，很多经典的植物书（如《植物问考》)都是通过在多个语种翻译传抄，才流传下来，加上誊写人员的小错误，最终出现差错在所难免。植物插图的出现，为文字提供了重要补充，像魏迪兹这样优秀植物画家将野生植物完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尽管有的画作中掺杂了一些虚假迷信成分，有的过于简单，但是植物插画的出现，为描述植物提供了重要工具，并成为植物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描述好植物形象，只是植物学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也更艰难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将这些纷繁复杂的植物区分开来。最初的古希腊的分类标准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把植物分成食用植物，酿酒植物，染料植物等等，简直就是大杂烩。植物在书中的排序则是按名称的首字母排列。这样的植物书的实用性可想而知，不果，将植物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已经是一个重大进步了。植物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分类特征，植物的生活环境，植物体的大小（乔木，灌木，草本），叶片形态都相继当过分类特征。然而，这些分类方法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直到卡尔·林耐将花器官作为重要特征引入分类学，才找到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还与研究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便于对比植物，了解植物生长过程中的特征，在意大利建立了第一座植物园。蜡叶标本制作技术的出现，让植物学家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来自不同地域的植物，同时统一的拉丁文术语也促进了成果的交流。由于最初的植物书都是手抄本，书中的插图也都是手绘的，所以这样的书是不可能公开发行的，即使是植物学家也不一定能看到。这就大大限制了成果的交流和学术的进步。印刷术和雕版技术的发展使得批量生产植物书成为可能，毫不夸张地说，印刷业的发展为植物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另一方面，航海事业的发展，人类活动和交流区域的扩大，将越来越多的新奇植物带到人们面前，也为植物分类学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至此，基本理论的成熟，技术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回答迪奥弗拉斯图两个基本问题的曙光。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即使是当时最复杂的林耐分类系统也不能区分所有的植物。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描述，依然在划分，从形态到细胞，从花粉到DNA，我们用分子遗传信息构建了植物的族谱。然而，每当人们觉得可以回答问题的时候，回头一看，我们仅仅是距离真相更近一些罢了。就像物理学家在寻找宇宙的起源，数学家在寻找世间万物涌动变化的基本模型，大家都在不停地接近真相，那明天能否能解开谜底，谁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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