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老生物楼后院儿仍旧郁郁葱葱。小路两边满是高矮的野草，不露土色，头顶的大树看不到尖，上边知了扯着嗓子叫个不停，草坑里，白猫咪袒了肚皮睡大觉，两排乳头滴里耷拉挂着，脑袋一直仰到后边，毫无戒备。

乳白色的二层小楼不起眼地坐落在这一切的尽头，大扇推拉门窗都敞开着，似乎能感到风清清爽爽吹过过堂。门后露出半张桌子，朴实得如同简笔画，上边摞着鼓囊囊、已经变色的牛皮纸；墙上贴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简介》。仔细找，才看到窗后坐的老者，被窗台一直遮到下巴，露出瘦瘦的轮廓分明的半截脸，花白头发一如从前那样竖立然后一齐向后弯去，眼睛还是圆溜溜的很有神。远看到我们即招招手，示意我们进去。那种平静的、大学的感觉，又回来了。

老者就是北大植物分类学家汪劲武。我说明来意，说要写个“人物”，汪先生立刻摆手说：“哎呦，我——不是个人物。”

其实，虽说早到了退休年龄，但很难想象他的位置如何能被替代。于是，汪先生每到暑假便出马，同其它任课老师一起，率领生物系学生浩浩荡荡去山里认植物。

如今回想大一结束后那段野外实习，脑子里会自动配起《菊次郎的夏天》那样的音乐，如此悠远和快乐，去哪里都兴冲冲的。记忆中女同学戴着花帽子斜挎水壶，男生背着双肩背手擎捕虫网。而除了深夜爬瞭望塔、抓蛇煮了吃这类顶风违纪的冒险性行为，在汪先生左右听他讲植物就是最有意思的事了——记忆画面里的他，头戴式样简单的遮阳帽，身上是灰色的确凉衬衫，绑着绑腿，手上还拄着一根六道木，讲起植物就来精神，俨然“现代李时珍”的模样。

在他的口中，所有单薄的花草都不简单，都有自己的故事；他语速不快，但带着实在的湖南口音，需要竖起耳朵狠狠地听：“核桃树叶为羽状复叶。以前我们躲到山里，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走着走着遇到一颗山核桃，剥开尝尝，啧啧，那可香到鼻依～～子里去。”一帮学生看着他陶醉的样子浮想联翩，再望望一树青绿的核桃，只好洒下口水；每日走上一路，常有粗心的学生手忙脚乱，摘取的植物来不及放置妥帖，事后只好拎一片皱巴巴的叶子去让汪先生鉴定——面对这片寒碜的“尸体”，任何人都有充足理由拒绝辨认（并奚落你没有“辨认植物要看花和果”的常识），嘿，那就不是汪先生了，他往往先卖个关子，不紧不慢把特征归纳一遍，然后顺理成章地推出植物的归属。在谜底揭晓的过程，面前的植物尸体也仿佛重被赋予了生机。

和汪先生混熟了，淘气的女生忍不住背地叫他“汪爷爷”，后来谁不小心叫脱了口，这个称呼就被大大方方沿用下来。

或许是多年的野外经验练就了汪爷爷灵活的腿脚。和他去认植物，需要在林间上下攀爬，汪爷爷不仅能为身后一队人马探出一条好路，还时不常捡根拐杖传给身后的队伍救援用：“这是六道木，怎么认？茎有六条细沟，木头弹性好，做拐杖，最好使。”

还有一次计划去爬东灵山，汪爷爷的眼镜提前被人一屁股坐扁，他只好先托人去县里配眼镜，据传是要随后来追我们。半上午时候大家已经休息了几次，还是累得四仰八叉，闲暇时刻互相嘀咕：“这么长一段路，汪爷爷是不是不来了？”“来了也追不上吧。”说时迟那时快，却见山底下出现一单薄人影，虽然距离很远，但看得清楚，是汪爷爷的经典打扮！他腿上捆着厚重的绑腿，手里拄着林子里相中的拐杖，稳稳当当向我们靠近，不一会儿已出现在大部队旁边，大气都不喘。

短短的实习很快过去，后来没什么机会再相见。不时从师弟师妹那里听到他的消息，便知他仍然一年一度活跃在实习的深山老林。如果说话的人在实习中跟随过汪爷爷的队伍，则“心有戚戚焉”；若碰到错过了汪先生的人，作为“过来人”的我们就会表现出无比的同情——这样，汪爷爷就愈加成了有点传奇色彩的角色。

同其他生物系教授不同，汪先生不光是“属于”生物系的，他属于整个校园。

每年，汪先生都组织“校园辨认植物”活动，即使转悠在巴掌大的北大校园，同样乐在其中。说起那些追随者们，汪先生精神一振：“报名的有十几个，走到半路向后一看，已经跟过来一大伙了，有些文科生还拿小本子，记得可认真嘞。”

有一次他指着一棵臭椿问几个女生，你们知道香椿和臭椿怎么分么？小姑娘们说：“闻闻叶子是香还是臭。”汪先生说：“那同一种味道，有人说香有人说臭怎么办？”“看花、叶子或者果实？”“那冬天没有叶子怎么办？”小姑娘没辙了，此时汪先生的谜底和那著名段子已经埋伏了很久：

“香椿的树皮开裂，而臭椿树皮上有小孔，这怎么回事呢？传说有个皇帝有一次到山里一户人家，到了吃饭时候，那家人急了，家里没吃的嘛，于是跑到山里揪了点香椿叶子炒了个鸡蛋。皇帝一吃：‘哎呀世界上怎么有这么香的菜，我要封它为树王’，于是题了个字嚷嚷着要去挂，出去一看傻了眼，香椿和臭椿长得一个模样啊，于是胡乱把牌子挂在一棵树上。这可坏了，错挂到臭椿身上；旁边的香椿一看，哎呦气得皮依～～都裂了！”

小姑娘们听得哈哈直笑。据说，五十年前的学生如今来见，也会大笑起来说：“汪先生我们还记得您讲的香椿气裂了的故事呢！”

在不实习，不开小课的时候，如果汪先生见到有人对植物感兴趣，也会上前探问。有一次碰到两位学生捧着他写的《常见野花》在地上辨认，汪先生走过去说：“我来帮你们认认吧。”你来我往说了好一阵，二人才知道原来与自己对话的正是手中书的作者。

08年的时候，带实习的生涯正式终止，然而汪先生并没有清闲下来，他立马被部署了一项新任务——整理北大的植物标本室。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标本室见他。

这套积蓄号称“全国首间植物标本室”，其中最老的收藏近百岁，来自我国近代采集植物标本第一人钟观光先生；之后标本室随北大的足迹辗转搬迁，见证了西南联大的形成和解散，又经过三校合并，一路收敛标本，也收藏了几代沧桑。

近年，生物学科的研究方向逐渐集中到分子生物学，植物和动物常被当作博物学那样泛泛教授。于是，尽管装标本的旧屋同我们当年上课的教室只有一墙之隔，然而这一代的年轻学生却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更别提看上一眼。那些宝贵的植物标本也逐渐遭到冷落，没人照管，一坨一坨地用牛皮纸裹在一起，纸张有的被不知什么液体腐蚀，有的缺角揉皱；里边的标本也有些名字不明确，或者遵循了旧名和旧分类。

北大生科院终于决定让植物标本馆改头换面！

常年锁在小黑屋的植物标本被解除禁闭，全数搬到老生物楼后院的小旧楼。人们意识到小楼从未定名，遂加封“植物标本室”。而整理内容物的工作，也就非汪先生莫属了。

听我说要看看标本，汪先生说：“啊？你看呗。”说着麻利地站起身，把我们让进屋里。

进入标本室，瞬间就被一股似曾相识的纸张和药水味道围绕，感觉有点阴冷，却挺舒服；几十排铁柜子，绕动侧面的轮盘即可逐个移动，林立的柜子之间便出现一条过道——一切都给人古旧藏书室的感觉。

铁柜门的后边，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摞牛皮纸。汪先生向我解释说，标本按科属顺序在不同柜子里排好，里边的每一摞夹的都是不同时期采集的同一个种的标本。他顺手抱下一摞，放在外间亮堂的桌上，由上至下小心翻开，里边平躺的植物标本立刻向我们展现出它舒展的姿态，这时，汪先生不禁脱口而出：“你看这标本压得多好啊。”标本右下角的纸张空白处记录了这棵植物的“履历档案”，比如“钝萼铁线莲；采集人：汪、施；陕西汉中郑县；1977.8.30”；有的盖着“國立北京大學”或者“淸華大學植物標本室”的章；还有的在发黄的标签旁边被汪先生注明了更正的种名和修改日期——新名和旧名，前后隔了几十年。

一屋的柜子，只有两个装的不是标本，而是汪先生若干年来收集的全套《中国植物志》。这套书从七十年代一直出版到2008年才告完成，一共100多本，全都是大开本，有着统一的绿色硬书皮，书脊上是烫金的文字，码在书柜里一大片，真是很有气势的收藏。

合上柜子出来，我回头望望空无一人的标本馆问汪先生，现在做科研基本上都用不上五花八门的植物，为了关心一个物种长什么样子而来查标本的人就更少，留这么多老标本究竟有什么作用。汪先生解释说，这相当于是一套档案，而特别老的标本又具有历史意义，“要是扔了，将来真想看某时期的什么植物，不就抓瞎了么，和书一样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嘛”。

其实，似乎如此珍视这些标本的汪先生也并不能给我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来说明老标本对现代生物学有多么重要。待明年汪先生整理完所有标本，不知道它们是否会被再次封藏，罕添新丁。

除了花大量时间整理这些老古董植物，汪先生仍继续着他坚持了多年的科普写作。这位真正的元老级科普写手，如今还非常个性地保持着给编辑交手写稿的传统，很难想象，在写文章可以用电脑码字和不限次数修改的今天，这位仍然要“爬格子”的写手，是如何做到“写几千字手腕也不疼”。

我问汪先生，等整理完标本愿不愿意给松鼠会写文章，这位同行前辈欣然答应。“现在发表一篇《Science》就是一朵大红花，发表科普文章就是一根小荠菜。”他向前伸出手指比划着“小荠菜”，又坦然地靠向椅背上说，“不过，做你感兴趣的，这最重要。别人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搞植物分类，就我一个人干，我还是做得高兴。从没觉得比人低一头。”

望着已经八十多岁的汪先生，心里丝毫不会生出艰辛、坎坷或者寂寞的感觉，你甚至绝给他套不上“坚韧”这样的形容词。“做你感兴趣的”——也许这就是诀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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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为什么突然写一个人物呢？大学时光，总有些怕忘记，也总有些觉得应该回报。本来邀请了汪先生来松鼠会的嘉年华，然而突然得知北大要翻新刚刚册封的“标本室”，汪先生又为了标本搬家忙碌开了……

最新消息：汪先生会参与我们的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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