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原文在这里。译者：Dinah，自述：“本人大龄已婚非文艺女青年是也。水瓶座，爱八卦，爱生活。闲来无事喜欢看科普节目。有点七零后倾向的八零后。”她的其他译作在这里。

海伦·皮尔彻（ Helen Pilcher）报道

漆黑的深夜，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墓地里，万斯·范德斯（Vance Vanders）与当地的巫医吵了一架。巫医掏出一瓶难闻的液体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对他说：“你就要死了，没人救得了你。”

回到家以后范德斯躺到床上，身体状况竟急转直下。几周过后，他已骨瘦如柴，被送进了地方医院，眼看大限将至。医院的医生即查不出病灶，也没有办法减缓他的衰弱。直到这时他的妻子才告诉一名叫德雷顿·达赫迪（Drayton Doherty）的医生，之前有巫师对他施过魔法。

达赫迪医生思索良久，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把范德斯的家人叫到病房。他告诉他们，头天晚上自己设计把那个巫医引到了墓地，并把他按到树上，使劲掐住他的脖子，逼他讲出了诅咒的原理。巫医用蜥蜴卵蹭进了范德斯的肚子，并在他的肚子里面孵化，其中一条活了下来，正在啃噬着范德斯的身体。

达赫迪叫来一个护士，她带来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剂强力催吐剂。他很郑重的检查了设备并将催吐剂注射进范德斯的胳膊里。几分钟后，范德斯开始不可收拾地吐了起来。这时，达赫迪趁屋子里的人不注意放出了他的锦囊妙计——一只藏在袋子里的绿色蜥蜴。“万斯，看看你都吐出了什么东西！”他叫道，“巫师的诅咒解除了”。

范德斯惊奇地看了一眼蜥蜴，心下恍然，一头栽倒回床上发起梦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脑清醒、食欲旺盛，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一周后顺利出院。

四名医学专家可以证实这个发生在80年前的案例。范德斯最后得以存活也许是该案例最不同寻常的地方。要知道，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不少人们被诅咒后死去的案例。

由于没有医学记录和尸检报告，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死因。然而这些案例的共同线索是，有个大人物对他们实施了诅咒，可能通过念咒，或只是用一根骨棒指了指受害者。之后不久他们就死了，表面上看纯属自然原因。

新巫术

你可能以为这种事情越来越少见了，而且只会在古老的部落里面才会发生。但是根据田纳西州纳什威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医生克里夫顿·米德（Clifton Meador）所说，诅咒依旧以全新的形式存在着，他本人就曾经手过与范德斯类似的病例。

以萨姆·舒曼（Sam Shoeman）为例，他在1970年代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只剩数月之命。几个月后舒曼果然去世了，但是尸检报告却显示，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他肺部的肿瘤很小，且并没有扩散。“他不是由于癌症而病死的，而是因为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而担心死的。”米德说。“如果周围的人都相信你快死了，你很快也会相信自己离死不远了。你身体的每个部分也都开始奔向衰亡。”

舒曼这样的例子稍显极端，但下面要说的一些现象就要普遍的多。比如，许多病人备受有害副作用的折磨，仅仅是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会发生这些副作用。此外，在相同的风险因素条件下，相信自己是某种疾病的高危人群的人比自以为是低危人群的人更容易罹患该种疾病。。似乎现代巫医除了穿上白大褂、挂着听诊器之外，并没有多大进步。

相信自己患病就会真的得病的说法听上去有点牵强，但至少严格的试验已经确实证明这种说法的反命题是成立的，即：积极的建议会促进健康。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安慰剂效应。它虽不能产生奇迹，但确实能产生可量化的身体反应。

安慰剂效应有一个邪恶的双胞胎——反安慰剂效应，这种效应使假药片和坏消息产生有害的影响。反安慰剂这个词的拉丁语原意就是“我将作恶”。这个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但是针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却远远比针对安慰剂效应的研究要少。毕竟，要想设计令人消沉的研究很难通过伦理审核。

我们已经确知反安慰剂的影响十分广泛。“如果巫术致死的事情确实存在的话，它可能是反安慰剂现象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哈恩（Robert Hahn）说道，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反安慰剂效应。

在医学临床试验中被故意施以无效诊疗的对照组内，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病患感到有害的副作用，且严重程度有时跟真正的药物所引起的副作用相当。对涉及数千病患的15次试验的回溯研究显示，服用乙型阻断剂的实验组和没有受到有效治疗的对照组都表现出水平相当的副作用，如疲劳、抑郁症状和性功能障碍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得不因此退出了研究。

有时这些副作用会危及生命（见“用药过量”部分）。“信念和期望不仅仅是意识和逻辑现象，它们还能产生生理作用。”哈恩说。

反安慰剂效果在日常医学实践中也屡见不鲜。约60%的病人在化疗之前就开始感到恶心。“也许在几天前就开始了，”纽约西奈山医学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临床心理学家盖依·蒙特哥莫里（Guy Montgomery）说道。有些时候仅仅是想想治疗手段和医生的声音就足够让病人无比痛苦。这种“预料之内的恶心”有一部分由于条件反射——病人潜意识里将他们的经验与恶心联系起来；一部分由于心理预期。

让人担忧的是，反安慰剂作用还会传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来源不明的症状在各种人群中传播，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性癔症（mass psychogenic illness，MPI）。其中一次爆发引发了最近的一项研究（见“它会传染”），研究者是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的心理学家埃尔文·科斯奇（Irving Kirsch）和朱莉安娜·马佐尼（Giuliana Mazzoni）。

他们要求一组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吸入正常空气样本，却告诉所有人这是一种“疑似有毒环境污染物”，有可能导致头疼、恶心、皮肤瘙痒和嗜睡。一半参与者还目睹了一位妇女吸入样本并明显的出现了这些症状。吸入空气样本的学生们与没吸入样本空气的学生相比更倾向于报告出现上述症状。而且女生更倾向于报告出现症状，特别是那些看到其他人明显患病的人——这种倾向在其他群体性癔症中也出现过。

这项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听说或者观察到了某种潜在的副作用，他自己就更容易出现副作用。这让医生们左右为难很难办。“一方面人们有权知道会发生什么副作用，但是这又会增加他们出现这些症状的几率。”马佐尼说。

蒙特哥莫里认为，这意味着医生需要仔细斟酌用词，尽可能减轻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去说。”

催眠也可能有所帮助。蒙特哥莫里继续说道：“催眠能改变心理期望，减少焦虑和压力，从而改善结果。我认为治疗所有会受心理期望影响的症状时都可以运用催眠的方法”。

这些措施能否抵消反安慰剂的效应？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什么情况下反安慰剂效应才会出现？这些效应引起的症状会持续多久？

与安慰剂效应一样，反安慰剂效应似乎也千差万别，并且很大程度上与情境密切相关。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in Tübingen）的心理学家保罗·恩克（Paul Enck）认为，通常安慰剂效应在临床环境中的效果比实验室环境下更明显。因此反安慰剂问题也许在现实世界中有更显著的效果。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验室实验只能模拟较温和而短暂的反安慰剂症状。

真实后果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受到影响还没法弄清楚。性格乐观或悲观可能会有影响，但是人的个性总会变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屈从于群体性癔症，而女人报告的症状要多于男人。恩克认为对于男性，心理预期比条件反射更容易影响反安慰剂症状，而女性则正好相反。“女人更倾向于相信过去的经验，而男人则更喜欢就事论事。”

很明显，这些心理现象确实对大脑产生了影响。去年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的琼-卡·苏比塔（Jon-Kar Zubieta）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法（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扫描了使用安慰剂或反安慰剂的被试大脑，结果显示反安慰剂效应与多巴胺和类鸦片活性肽的活性降低相关。这可以解释反安慰剂增加疼痛的原理。安慰剂自然引起了相反的效果。

同时，意大利都灵大学医学院的法布里奇奥·贝内德蒂（Fabrizio Benedetti）发现一种叫做丙谷胺的药物可以抑制反安慰剂引发的疼痛。这种药能够阻断受体接受一种叫做胆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CCK)的荷尔蒙。通常对疼痛的心理预期会导致焦虑，从而激活胆囊收缩素的受体，增加病痛。

然而反安慰剂效应的根源并不是神经化学，而是信念。根据Hahn的说法，外科医生为自觉不治的病人执刀时总是格外小心，一项研究发现，相信自己特别容易患上心脏病的女性罹患冠心病去世的可能性比正常女性高四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反安慰剂效应确实存在。尽管如此，在这个理性的年代，很难接受信念能置其人于死地的观点。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遇到一个衣着奇怪的人拿着骨头跳来跳去嚷嚷“你就要死啦，你就要死啦”都会一笑了之。但如果一个衣着讲究、造诣精深的医生拿着你的体检表对你说同样的话，你又会作何感想？恩克认为，社会和文化背景至关重要。

米德说道，舒曼的误诊和随后的死亡，与巫医致死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强势的医生宣判了他的命运，“受害者”和家人毫无置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并且以此为基准行事。舒曼、他的家人和医生全部相信他会因癌症而死，这成了一则自证预言。

“坏消息会促使生理状况恶化。我认为，可以做到让人相信自己快死了，并且也确实马上死了。”米德说。“我不觉得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我不认同语言和符号能够致死的想法，这是对生物分子模型世界观的挑战。”

也许等到发现巫医致死的生化原理的那一天，我们会更容易相信这类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可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