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做个小测验——
请从左到右迅速说出以下五张扑克牌的花色。
哈佛大学的Bruner和Postman在1949年做过的经典实验告诉我，你只有89.7％的概率（而不是100%）一下子就看出最后一张牌有问题。
如果你没看出来，那么要不是你把它误认为成了别的牌（比如黑桃三），就是自己又发明了新的花色（比如黑心三），或者看到了紫色或灰色，甚至不认为最后一张是扑克牌。而前四张正常的牌，不但没有人认错，而且反应也比最后一张快三倍。

我们的脑并不是一面如实反映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采用更加节约“像素”和“内存”又快速的办法——选择性知觉。在我们看到一个事物之前，脑海中就已经对它有一个期望的轮廓了。有时这个轮廓过于清晰，成了一个模板，甚至决定了事物在我们脑海中呈现的样子。无论是特别强烈的愿望，还是特别熟悉而产生的思维定式（就像刚才的扑克牌）都可能产生特别清晰的模板。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总是查不出来自己打的错别字？因为我们总是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大脑就按照模板把错别字自动更正了。

曾经有几个心理学家扮成美国军官潜入部队，对士兵进行了测试。尽管心理学家借到了军官的制服，但是他们没有佩戴蓝色胸牌，而是自己“山寨”了个绿色的。他们随机找了十五个战士聊天，五分钟以后突然捂住自己的胸牌问：“我的胸牌是什么颜色的？”只有两人正确回答是绿色的，其他人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蓝色。这个司空见惯的小细节早就被战士们选择性地忽略掉了，因为他们每天都看到同样的制服，同样的胸牌，清晰的“模板”早就形成了。不过经过这次实验，他们的模板就经过了修改，下次可能会格外留意了。

人们除了对习以为常的事物会形成模版，对于那些我们特别期望的事物也会出现选择性知觉。记得以前有个同学暗恋某个男生。一天，那个男生给她扔个东西，让她“接稳”，只见她伸开双臂，红着脸跑过去……她选择性地理解成了她期待的两个字。还有前几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也闹过这么一个笑话，颁奖嘉宾莫文蔚刚念出“最佳男歌手是黄立……”王力宏就激动地站起来向现场观众致意，准备上台领奖了，等到最后那个黄立行的“行”字一出来，所有人那叫一个尴尬呀。

好在，这些都是一时的尴尬，笑一笑就过去了，还不至于造成什么永久的误会。可选择性知觉并不总是这么有趣，有时他让我们不高兴。你有没有觉得别人总是再谈论你？你觉得媒体上每天报道的好消息多还是坏消息多？你是个比较幸运的人还是比较倒霉的人？这些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模版”。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预期是好的，就可能看到更多的好消息，而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那么就会选择性地忘记你遇到的幸运的事。如果你讨厌一个人，他做的好事你常常视而不见，或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而他做的坏事，你总是耿耿于怀。结果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一次又一次地加强了你对他的厌恶的情绪，形成了一个循环。

五十年多前，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没有想到，他们的橄榄球比赛演变成了一场混战。双方都为这样的比赛感到羞愧，认为这太有辱常春藤盟校的名声了，这种野蛮的比赛实在不应该发生，但是说到原因，两所学校的校园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把责任推给了对方。关于这场比赛的责任划分问题，成了两个学校激烈讨论的话题。这引起了两所学校的心理学家们的兴趣，他们请了一些同学重新观看比赛的录像，在录像中，双方的犯规次数是相当的。但是两所学校的学生却报告说对方犯规次数更多，有的学生甚至完全没有看出自己学校有任何犯规行为。后来，也有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体总是和自己作对。看完同样的新闻，阿拉伯人认为媒体偏向以色列，而以色列人认为媒体偏向阿拉伯。

就像心理学家Hastorf和Contril所说的那样：“说‘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态度’是一种误导，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每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同的”。客观世界仅仅提供给我们构成眼中世界的材料，我们的心理世界是组织这些材料的模版，一些不适合模版的材料就被抛弃或篡改了。

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心理学家给被试看了一张白人持刀抢劫黑人的图片，之后询问他们刀子在谁的手里，很多人都“清楚”地记得刀子在黑人手里。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只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世界，我们还会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篡改世界的本来面目，甚至给没有意义的事物赋予涵义。这些我们赋予的涵义恰恰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心理学上有一种测量人潜意识的测试，叫罗夏墨迹测验。心理学家在白纸上随意泼上各种墨迹，受试者可以对着这些墨迹尽情发挥他们的想象，说出他们看到了些什么。然后根据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分析他们的心理问题。

（罗夏墨迹测验。从这张图片中，你看到了什么？）

据说当年佛印称赞苏东坡打坐的姿势像佛，因为佛印心中有佛，而苏东坡还以为自己赢了佛印，因为他说佛印打坐姿势就像一陀屎。我们心中的模版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反之我们还可以根据眼中的世界来反推自己的模版。杯弓蛇影者的模版是怀疑，塞翁的模版是希望，那么你是否拥有一个美好的模版呢？

本文已刊载于《读者》原创版，第七期。文章标题等都有所改动。

参考文献：

1. Bruner, J. S., & Postman, L. (1949). On the Perception of Incongruity: A Paradig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 206-223.
2. Plous, S. (2004). 决策与判断 (施俊琦, & 王星, Trans.):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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