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译者：思无邪，张怡纳 他的更多作品请点这里

“你所处的文化背景可能塑造了你的思维方式，但要谨慎，对此观点不要过分简化。”Ed Yong提醒说。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基因上没有多少显著差异，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共性，而更多地去关注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倾向所带来的最坏结果，就是排外和种族主义，当然，它也会产生某些良好的效果——对异国情调的痴迷。

我们对东方文化充满浪漫的情怀，超越了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喜爱。长久以来，艺术家和旅行者有着这样感叹：在地球的另一边，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几大文明，孕育了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字、艺术、文学、音乐、饮食以及时尚潮流。当代世界在通讯、交通以及互联网领域的迅猛发展，使得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正在渐渐被消除。然而有一种差异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就是东方人和西方人持有不同的世界观。

心理学家所做的大量实验，似乎支持了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即东方人倾向于综合地（holistic，亦即“整体地”，译注）认识世界，这种观念植根于道家的宗教典籍和儒家的哲学著作；而西方人则倾向于分析性思维，这种观念来源于他们归纳主义（reductionism）、实用主义等哲学传统。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流行的看法过于简单片面。我们逐步地认识到，一个人既可以综合性（holistically，亦即“整体性”）地思维，也可以进行分析性地思维。并且，我们也逐步的明白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的思维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转换。

密歇根大学的Richard Nisbett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在《思维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一书中，Nisbett详细地介绍了他在2001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他要求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别对一段有关水下场景的动画片做出描述。就像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学生以某些显眼的物体，如色彩斑斓的鱼或者水生植物开始他的描述；而大部分日本学生的描述则以背景环境开始，比如“事情发生在一条小溪里”或者“水是绿色的”。此外，他们还提及物体和所处环境的关系。另一个实验使用了视线追踪仪来了解人们如何观察一幅老虎的照片。Nisbett发现美国人往往迅速的将视线集中在老虎身上，而中国人的视线则频繁的在老虎和周围环境之间转移。

文化差异可能延伸到人们认识因果关系和逻辑运作的方式上

多年来，Nisbett和其他学者积聚的证据表明，视觉关注点的差异影响着东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首先，它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分类:东亚人往往就相互关系来对物体进行归类，而美国人则以事物的共同属性为基础进行归类。当面对小鸡、奶牛、草地的图片，并被要求在其中选出两个最为相关的图片时，大多数美国孩子选择小鸡和奶牛，因为它们都是动物，而来自台湾的小孩往往将奶牛和草地归为一组，因为其中一个会吃掉另一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7, p235)。类似的，美国学生将猴子和熊猫归为一类，而中国学生则把“香蕉”和“猴子”配在一起(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87, p57)。

在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上，东西方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方式。当讨论一桩谋杀案或一场体育比赛时，美国人更多地会根据其中人的个性或能力（abilities）来解释，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借鉴某些历史性的因素。有人作了研究，把美国和中国的两份报纸关于谋杀案的报道作了比较：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近期发生在美国的一起凶杀案，一名邮局职工枪杀了他的老板以及几个无辜的旁观者；中国某报报道了一个毕业生枪杀其导师以及几个无辜者的事件。美国报刊更多地侧重于推测杀人犯的精神状态，而中国报刊则强调分析凶手与其导师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这场凶杀案的广泛的社会性因素，比如中国缺乏宗教信仰[1]，或近来世界其它地方发生了大屠杀事件等(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67，p949)。

文化差异还可能影响人们逻辑的运用。中国人喜于使用“矛盾”的观点，并在矛盾双方之间寻求中间立场。而美国人往往接受一方的主张而排斥另一方。例如，Nisbett发现当看到有关女儿反叛母亲的报道时，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其中一方是错的，而与此相反，四分之三的中国学生会从双方各自的立场出发，去协调女儿与母亲之间的矛盾(American Psychologist，vol 54，P741)。

一次次的类似研究似乎支持了一种基本的观点，即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西方人似乎以一种分析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将关注点聚集在某些显著的事物上，并对之进行分类汇总，再进行逻辑检验。东方人则采用了更全面的视角，他们往往会较多地去考虑事物的背景，分析其与环境间变化的关系。

Nisbett指出，历史文化因素是理解这种差异的关键所在。古代中国大规模、集约型的农业生产，要求农民之间建立复杂的合作机制，另外，上至皇帝下至农民间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制度。“你必须要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你也必须要服从命令，”他解释说，“这种对行为强大的社会性制约一直以来是东亚人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在常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古希腊，情况则大不相同。如此规模的农业生产是不可能实现的，大多数工作不需要很多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古希腊人过着独立的生活，崇尚个人主义。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去关注独立的事物和目标，而不会过多地受到他人需求所限。这一特点在西方文明中一直延续至今。“如果以上所言皆属实，那就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区别，而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Nisbett说。

错误的“二分法”？

当然，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种简单的概念，去解释世界各地人群间的行为差异性，这种尝试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也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乐于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然而，近来已有证据显示，“东方—西方”两种模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首先，一些对人类如何认识自身的研究打破了“个人主义的西方人”和“集体主义的东方人”这种简单的概念划分。这些研究表明，世界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间存在着连续性。比如，同是“个人主义”，西欧人要比美国人更接近东亚人。

因此，也许其他的研究得到下边的这些结果就不令人惊讶了。这些研究发现，地域因素以及当今社会的因素，而非大范围的历史或地理因素的作用，才是塑造某种特定思维方式的原因所在。例如，Nisbett研究小组最近对生活在土耳其黑海地区的三个族群进行了比较，这三个群体拥有同样的语言、血统和地理环境，但却过着不同的生活。三个群体中，农夫和渔民的生活区域比较固定，他们要进行贸易往来必须通过广泛的合作，而牧羊人则流动性更强也更独立。Nisbett发现，农夫和渔民在心理认知上要较牧羊人“整体”（holistic）一些，他们更倾向于以事物的相互关系分类，而非根据事物的属性。例如，他们会把“手套”与“手”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是将“手套”与“围巾”联系起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vol 105，p8552)。这种马赛克拼图似的思维模式在东方也可见到。“北海道在日本类似于美国的西部，”Nisbett说，“那里的居民类似于西部牛仔，非常独立、个人主义极强，从而可以肯定，与日本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他们在认知模式上要更为偏向分析。”

现在是摆脱对东西方哲学简单化认识的时候了么？密西根大学的Daphna Oyserman给以肯定的回答。她不认同用历史因素来解释现代人的行为。“如果介入历史的因素，我们就无法进行测试，”她说。“但我们可以测知环境是如何引起某种特定认知模式的。”

被孤立与顺服（Isolation and conformity）

首先来看“社会性”孤立。一些人认为，东方式的世界观的形成，部分可归因于担心（concern）被所在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所孤立（Isolation），这使得人们倾向于去顺服（conform）并维系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的Art Markman和他的同事Kyungil Kim想要看看究竟“孤立”（Isolation）会如何影响到美国学生的认知模式，于是首先就要求学生们回忆自己被孤立或者孤立别人的情景(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42，p350)。然后，让学生们看一些背后配有各种背景的不同奶牛的照片，并在随后给出的大量照片中找出先前曾看到过的那些奶牛[2]。对于刚回忆过排斥他人情景的学生来说，奶牛是否处在相同的背景之下，对他们的判断没有多大影响。而回忆了被排斥情景的学生，当奶牛位于跟之前一样的背景下时，他们则能更好地将奶牛辨认出来，这表明他们更为关注奶牛和所处环境的关系上。事实上，如果把同样的任务给东亚学生去完成的话，他们的表现会与后一组学生相近。

这一实验结果表明，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表面上看起来与东方人是不同的，而当引入社会孤立这个因素后，两者之间就鲜有差别了。实际上，Oyserman对67个相似的研究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社会环境是如何轻松改变人们思维模式的。例如，心理学家曾“诱导”（primed）东亚志愿者产生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只要让他们想象一下网球单打，或者圈出表单数的人称代词（single-person pronouns），或者整理（unscrambling）含有“独特”、“自立”、“孤独”等词汇的句子。在大量实验中，来自单一文化背景的志愿者——不论东方西方，其在行为上表现出的前后差异，与那些传统认识下的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既然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够轻易地改变，那么认为分析性思维或整体性思维的差异源于人脑中某些深层次差异的观点也就是无稽之谈了。事实上，我们成长环境的文化背景给了我们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认识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用两种方式中的任一种去思考，但平均而言，人们总是倾向于其中的一种，”Oyserman这样说。

“不应以文化为线划分世界，我们要认识并培养认知上的灵活性”

大脑成像技术支持了这种观点。在一项要求观察一系列内含线条的方块的实验中，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Trey Hedden发现，对于东亚人，当他们被要求不考虑周围的方块，而只要识别出相同长度的线条时，涉及集中注意力的脑区域就会工作得特别辛苦，这是一项需要你聚焦于某一事物而不管其周遭环境，并作出“绝对”性判断的任务。但对于美国人来说，当要求识别线条的长度与方块的比例差异时，他们大脑中的同一区域也会工作得特别辛苦，这是一种对“相对”属性的判断，与环境的关系非常关键(Psychological Science，vol19，p12)。换句话说，当“执行”与其文化习惯不一致的任务时，人们就得更“辛苦”地去思考。大脑使用相同的部位去处理不同的任务，但是，文化差异影响了该大脑区域解决不同任务时的熟练程度。

令人惊奇的是，Hedden还发现，在这两组人群中，强烈认同美国文化的人认为，需要作出“绝对”性判断的任务较容易。而且，接受多元文化熏陶的人，进行思维方式的转换相对轻松。加里佛尼亚大学的Veronica Benet-Martinez发现，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译著：如香港）下成长起来的人，其思维模式就极易通过引导而改变。当她要求一组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观看一条鱼在浅水中游泳的录象时，如果学生之前先被示以象征美国的图像，如星条旗，那么他们就会对录像作出如下描述：“这条鱼在带领其他鱼游泳。”而若之前被示以象征中国的龙的形象，则背景环境的重要性就会增加，学生们更可能对录像进行这样的描述：“一群鱼在追赶这个背叛者。”(Journal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vol33，p492)。

很明显，对思维模式做出“东方式综合”和“西方式分析”的区分太过肤浅和模糊。“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Oyserman说道，“那么，心理学家应当致力于探究什么样的环境导致‘综合性’思维，什么样的环境又激发了‘分析性’思维，而不是维持上述错误的分类。”

牧羊人的后代更可能有个人主义思维？

所谓的“二分法”是在有限论据的基础上得到的，在许多研究中，常常只把中国和日本作为东方的代表，而把美国和加拿大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对从南亚到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研究者的足迹几乎不曾涉及。即便是在广受研究者青睐的欧洲，也大多由德国和荷兰这种不具代表性的国家来体现。“在那些被忽略的地方，综合性思维、分析性思维的情况可能大为不同，”Oyserman说到，“我们应当给予那些未被研究过的地区以充分的重视，比如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由此可见，东亚人、美国人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人种，在思维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都既能进行分析性思维，亦能进行综合性思维。“不同的社会环境导致了在特定的情形下，需要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Oyserman这样解释说。但是，与其按照文化来分裂这个世界，不如好好地认识并培养我们思维的灵活性。“综合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各有许多优势，”Nisbett说道。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应学会根据所处的环境来选择适当的思维模式，这对我们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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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显然中国的报纸不会做此分析，此处反映了西方人的一种偏见，认为道德必须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而在宗教影响向来薄弱的中国，必然道德基础薄弱，这便是导致凶杀案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早在文艺复兴之初，伏尔泰等思想家们就对中国的道德观与宗教的关系大大加赞赏，并努力构建新的不基于基督教的新的道德观，此处的“缺乏宗教信仰”，可能是本文作者或者所引文献的作者在在这种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错误判断。

[2] 译注：译者认为，这个实验大约是这样的：有一个大屏幕，就是文中所说的“背景”，屏幕前展示奶牛的照片，参与实验的学生看照片的同时也会看到照片之后的背景。实验的第一步，是在特定的屏幕“背景”下展示特定的奶牛照片；第二步，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展示不同的奶牛照片，对于头一组（回忆“被孤立”的），之前看到的奶牛照片是否出现在之前的背景之下，并不怎么影响这组学生对奶牛照片的识别；而第二组学生（回忆“被孤立”的），在奶牛照片和背景跟之前一样时，更容易识别出这个奶牛照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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