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各种报刊和杂志热烈赞颂着“改变世界的达尔文”，而我则想写达尔文身后那个伟大的时代——那是一个学科与学科界限不甚明了的时代；一个自然仍有秘密，地球上仍有未发现之地的时代；一个对博物学有兴趣的普通年轻人就有可能发现世界最大秘密的时代。

新旧世界的交汇点

达尔文所处的时代，是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型期，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交汇点。无论从科学发展、人们的信仰，甚至生活方式上来说都是这样。

那还是一个带着中世纪色彩的时代——主日学校里仍在学习古文，读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而那些坚守旧制度的教会人士仍然写希腊颂诗，坚持严格的古典教学。然而在普通人中，对上帝的不信仰已经不足为奇——达尔文的父亲不信基督教，并告诉他小心自己的不虔诚不要被妻子知道。而达尔文的妻子却仍然虔信于此。她曾担心达尔文死后无法上天堂，并且在儿子准备发表达尔文的笔记时，要儿子删除关于达尔文不信上帝的文字。

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曾经引用圣经作为依据来说明一个道德问题，引得几位军官为此哈哈大笑。这样可以看来，对底层人民和受教育的绅士阶级来说宗教都不是他们神圣的信仰了。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骨相学——当时的流行的一种“科学”是骨相学——即认为从骨头的性状可以判定他的性格——也许如今听来无稽，但在当时却是一门“显学”，华莱士、牛顿等都曾投身其中。达尔文的贝格尔号之旅曾受骨相学的影响——船长认为他的鼻形特殊，认为具有达尔文这样鼻子的人，没有充分精力去航海。

虽然后来达尔文仍然得以成行，但骨相学的判断如同一种预言，标志着当时的科学在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与进化论诞生同时，还有骨相学这样看来如同玩笑的“科学”。随贝格尔号航行差一点因为骨相学的问题给流产，而当达尔文完成环球旅行回家时，他的父亲一见到他，就转身朝向他的姐妹们高呼“啊！原来他的头型完全变样了。”

在这个骨相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地质学思想却慢慢萌芽，有人对上帝信仰坚定，有人却游戏人间，达尔文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坐上了贝格尔号。

社会科学潮

尽管这时，基督教仍然是社会上普遍的信仰。然而悄悄得，科学却在慢慢滋长。社会上，尤其是上层阶级，潜滋慢涨着对科学的兴趣，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博物学的热潮兴起。

博物学过去被认为是较低等的学科，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兴起。因为当时人认为自然物都是造物主所创造的，透过博物学对自然物品的收集、分类和展示，可以认识上帝创造的奇迹。而到了达尔文生活的时代，博物学已经非常繁盛，许多生活在乡村的牧师即将博物学作为业余爱好——这个爱好可以愉悦身心，而又符合“通过自然研读上帝”的理论。

不过，以发现上帝之神秘为目的的博物学繁盛，却最终导致了上帝的倒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同时这时，尽管基督教仍然是社会上普遍的宗教信仰，而科学却在潜滋暗涨。上层阶级喜欢将科学研究作为修身养性之事，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也对发现世界的奥秘拥有兴趣。这时的科学分类并不明晰，也没有清晰的分科，亦无入行的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爱好研究。

在剑桥，达尔文就同几位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结为知交。有安斯沃斯、科尔德斯特里姆、格兰特等，安斯沃斯后来成了维尔纳派地质学家。他时常跟朋友到海滩上去，采集海生植物作标本，然后用一架很差的显微镜观察，他在这样的活动中，发现了藻苔虫的卵具有用纤毛来独立运动的本领。

这些爱好科学的年轻人们在校园里，有一个小小的圈子。使得达尔文能够和朋友们交流、发表自己的研究、获得支持，以获得更多的帮助。而达尔文的一生，亦受这种“民间科学组织”馈赠诸多。他关于藻苔虫卵的发现，就在1826年的普林尼学会上宣读过。这个学会是大学生组成，在大学的地下室开会，宣读科学论文并进行讨论。同时达尔文也是皇家医学会的会员，常常按时参加他的集会，格兰特医生有时带他去参加维尔纳学会的集会，在会上有各种关于自然史的论文被研读。

这些组织虽然民间，但却和官方——那些在大学、皇家学会、皇家天文台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保持着贯通的联系。通过这些集会，年轻人可以接触到一些科学界的“大人物”。比如有一次，伦纳德·霍纳先生带达尔文去参加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集会，达尔文见到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还和自然博物馆馆长麦吉利夫雷做了多次自然史方面谈话，并收到他赠送的一些稀有的贝壳。

其实，这种民间科学组织自16世纪就开始产生——156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创立了“自然秘密研究会”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的学术组织。此后各种组织成立，比如猞猁学会，月亮社……在达尔文妻子的父亲韦奇伍德和老达尔文都是曾是伯明翰“月亮社”的成员，该社每逢满月那天聚会，讨论科学。正是这种民间科学组织，给了达尔文出海航行的机会——1831年8月，达尔文科学领路人亨斯罗教授收到了剑桥的天文学教授皮克一封来信，其中说菲茨·罗伊舰长要为测量大地岛的南岸而去作一次旅行，然后将访问南海中的许多岛屿，……将为一个博物学家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请亨斯罗推荐一位，而达尔文则因为和亨斯罗熟识而得到此机会。

而达尔文在这次航行中发现，也在小圈子内迅速传播。达尔文1836年7月19日到达阿森松岛，收到姐姐苏珊和凯瑟琳先后写来的家信，信中讲到，亨斯洛教授把达尔文以前写给他的十封信中的考察资料和观点摘录下来，1835年10月1日刊印成小册，1835年11月16日在剑桥哲学会上散发给会员，宣读和讨论，这是达尔文第一次公开印刷发表的论著。而达尔文刚回国的1837年冬初，地质学会已经商请达尔文为名誉秘书，达尔文因为工作忙碌，一直犹豫不决，1838年2月16日才正式担任这个职务。这个年轻人就这样步入了科学研究的核心领域。

16－18世纪：大航海时代的科学大跃进

而16-18世纪，则是科学的转型时刻。14世纪开始，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水晶球体系纳入经院哲学体系，成为天文学的正统；然而16世纪哥白尼使地球成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行星，改变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概念，暗示宇宙可能并没有中心。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到木星的卫星，太阳黑子；列文虎克通过显微镜看到细菌和微生物。

随着船只技术的进步，以及哥伦布等人将发现世界的铺垫工作完成，大航海探险的时代到来。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各个国家、科学团体派船进行环球旅行，贸易是动力，然而人们也希望了解这个世界，于是博物学家成为船上必备的人物。随着脚步越走越远，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在点滴增长着。

其中不得不记的一个著名旅行家则是德国人洪堡德——洪堡德被公认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洪堡德出生的那一年，正值柯克航海环游世界；在1799-1804年的考察中，他测量了安第斯山的高峰，探寻了亚马逊河的源头，还曾经攀登了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山（海拔6272米），并登到距离顶峰只有150米的高度，创造了当时的登山高度世界记录，并一直保持了36年。他写了不少充满科学内容的旅行笔记，比如《1799-1804年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新西班牙王国地理图集》，《植物地理论文集》（1805年）等。

洪堡德的一生正好连接着对于自然认识的两个不同阶段。他逝世的那一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刚刚出版。在地理学史上，洪堡德的《宇宙》和李特尔的《地学通论》两书的问世，被公认为近代地理学形成的标志。

1803年，水成论大师魏尔纳的学生弗朗西斯在法国邀请下，到奥弗涅进行实地考察，在事实面前他在法兰西学院宣读了放弃过去对火成论的观点的声明。此后，1830年，被称之为地质学奠基性著作的《地质学原理》第1卷问世，第2卷和第3卷也在以后的3年内得以出版。其作者赖尔是一位非常重视旅行考察的地质学家，他说过：“关于地球的构造要想独创一种内容丰富的看法，旅行对其具有三倍重要的意义。”他曾各地考察：还在牛津读书时，他的双亲就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到欧洲诸国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以后，赖尔又多次外出旅行。1823年他再次去巴黎，结识了法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居维叶和当时在巴黎停留的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他还利用这次机会研究了巴黎盆地的化石，观察和对比了巴黎盆地各种地层的关系。1824年赖尔访问了家乡安格斯，研究了那里的淡水泥灰岩和绿色藻类。1828年他一人去了意大利，登上维苏威火山观察熔岩流，还到西西里岛进行了5个星期的地层考察与研究。在这期间，他还与地质学家麦奇逊结伴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和地质考察。

1790－1830年，被称为地质学上的“英雄时代”，在一个个“旅行爱好者”科学家的实地考察中，水成论和火成论之争演化成了灾变和渐变之争，地球缓慢进化的思想取得了胜利。

而18世纪中叶，生物学也进入了大发展的前夜，物种不变和物种可变两派观点都开始形成，林奈是物种不变论的代表，而布丰则是物种可变的代表。

在18世纪之前，人们对自然和科学的认识介乎想象和真实之间，在一些方面，逐渐真相毕露——动物学、植物学、物体运动规律等……然而在另一些更宏大的对自己生存世界的认识方面，比如地球形成、物种产生、宇宙运行规律……许多人还坚持中世纪的思想，用对难以理解的宗教思想来解释。

时势造出的英雄

达尔文的时代，是一个信仰破灭的时代和思想爆发的时代。达尔文、赖尔、马尔萨斯、马克思等等，这些人留给我们一个近似于我们现在社会的世界。达尔文从来不是孤身战斗，甚至他的惊世伟业，也隐藏着诸多他人之影响——达尔文之所以成为达尔文，不仅因为他自己，也因为他在风云激荡之际，出现在对的地方，遇到过合适的人。

达尔文进入剑桥的最后一年，洪堡德发表了《个人记》、《南美洲旅行记》两部书。洪堡德对达尔文有直接影响。在剑桥大学最后一年，达尔文阅读了洪堡德的《个人记》和《南美旅行记》。这两部书对年轻的达尔文“影响极其深刻，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打书的效果”，激起了他“为科学之宫贡献力量”的热情。而达尔文的贝格尔号之旅，也间接受到洪堡德的阴蔽——他的旅行和书籍引起欧洲各国组织其他类似的考察和旅行的要求。1831年，英国派遣贝格尔船去南美洲测量秘鲁、智利的沿海，也直接受了洪堡德的影响。

另一个对达尔文影响重大的思想，则是赖尔。赖尔1829年开始写作《地质学原理》，里面以优美的文笔、严密的逻辑阐述了地质渐变的思想。1832年，达尔文在蒙得维的亚收到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而第一卷却是达尔文上船后在菲茨罗伊的藏书中发现，后来舰长送给他的。在休息的时候，达尔文阅读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他看到地质的变迁，正可以佐证赖尔书中的言论，因此地质渐变的思想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贝格尔号航行结束后，达尔文回到英国。1836-1838年间，他时常同赖尔相见，还同罗伯特·布朗多次交谈，讨地质上的问题。

而真正关于物种的进化论之提出，则是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老达尔文曾在自己的《生物进化论》中听见的这些主张和赞扬进化的观点，也许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小达尔文进化思想的提出。

另一些影响达尔文的人，则来自社会科学领域：1838年10月，达尔文偶然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消遣，书中写道：“如果不加阻止的话，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比例必然失调，为了调节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平衡，必定会发生饥饿、瘟疫或战争以消灭过剩的人口。”马尔萨斯的观点，让达尔文想到自然界中，生物一定也有类似的生存竞争。他写道：“由于长期不断地观察动物和植物的习性，我已经具备很好的条件去体会到处进行着东生存斗争，立即觉得在这等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将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我终于得到一个据以工作的理论，但是我要极力避免偏见，所以决定暂时不写什么东西，哪怕是一个简略的纲要。”

这可以看成是使呼之欲出的进化思想诞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也有人认为，他实际1838年2月创立了自然选择理论，所以在这里只是一种托词，假借马尔萨斯的论著来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据）。

最后，在中国影响最大的“适者生存”是达尔文根据华莱士的建议从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宾塞那里“借”来的。后来只是在《物种起源》第五版才加进去的。这让我们看到，达尔文是一个刚好有机会可以怀疑到信仰的普通人，改变世界的达尔文，其实也是被世界所改变。正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他。而他又再改变了后世。

（其实关于达尔文和他的时代，是我最想写的一篇文章，那个时代的科学热，甚至和松鼠会有些相似，还有大航海时候的科学家，以及一个转折时代的模样，都很有趣，但是无奈功力不够，仍没能完全写出自己的想要的气魄，请大家多提意见，我再改）

花煞 一条会走路的鱼 《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译后记 芝大达尔文大会简记（一） [小红猪]达尔文的蚯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