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启超的生平与事业有许多著述，我不赘言。今天只讨论与医学有关的一个问题。

梁启超曾于1926年接受过肾切除术。关于这次手术，有着激烈的争论。有一种说法是说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刘瑞恒博士主持的手术将其健肾误切。如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如是说：

四十年后，1971年，他（按：指梁思成）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这段话曾被通俗作家刘墉在他的《我不是教你诈》中引用，因此流传颇广。费慰梅女士是史学大家费正清先生的妻子，他们是梁林夫妇的好友，此书又得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教授作序，似乎颇为权威。但我认为此书中至少关于梁启超手术的这段文字可信度是不高的。因为整个事件的讲述，完全是道听途说，没有出处、没有第一手资料、没有采访直接当事人。费女士虽然嫁给了历史学家，但似乎并没有学会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求实。

从医学角度看，外科医生切除病变脏器不会单凭术前的表皮定位，而需要在术中探查以明确病变部位和性质。众多以讹传讹的人士把外科手术想得太简单了。当然，外科医生犯糊涂的时候不是没有，但无论如何这是小概率事件，而要证明小概率事件的存在，就一定需要有确实的证据。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字仲策）在这次手术后两个月左右曾写过《病院笔记》，发表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从史学角度看，无论从时间间隔还是从与当事人的关系来看，《病院笔记》的可靠性都要大得多。《病院笔记》一文对协和医院的治疗过程略有微词，现将有关文字节录如下（据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1997）：

迨检查后，谓病在右肾，余问刘（按：即后来的主刀医生刘瑞恒）曰：“必非癌乎？”盖病人所最不放心者以此，家族亦因之而不放心，理之常也。而刘答曰：“不一定不是癌。”余又问将以何法治之？答曰：“全部割去。”

剖治时余未参观，但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力又云，作副手之美国大夫，亦发一简单之语曰：“吾生平所未之见也。”以此证之，则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

迨既割而血仍不止，病源亦复不可得，遂令余等得闻一新颖之名词，谓此乃“无理由之出血症”，与流鼻血略相似，任其流二三十年亦不相干。

由此可见，医生和梁家家属术前都知道要切的是右肾，手术切下来的也是右肾，并且确实看到“大如樱桃”的黑点，与术前X光所见相符。梁启勋对协和医院的不满主要是两点：一是术前认为“不一定不是癌”而需要手术，术后发现“不是癌”才知道其实不必手术；二是对治疗效果不满意，病人尿中依然带血，对医院解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也不满意，觉得既然“任其流二三十年亦不相干”，那你们还去开它干嘛呢；但对于所切除的肾是左是右，是没有疑议的。

至于费女士笔下那两位“泄漏天机”的实习医生，如果他们真的参加了手术的话，可能确实看到了各位医生的“愕然”，甚至听到了力舒东医生的那句玩笑话：“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是不是割错了别人的肾）”，所以以讹传讹，也未可知。

费女士的书中还提到“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也可能是重要的：1928年11月，即给梁启超做手术后九个月和他死之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在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了。”暗示刘博士是因为出了医疗事故而放弃了外科医生的职业。事实上，即使刘博士的转职不是如他自己所说“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而是与梁启超的手术有关，也不能认为一定是医疗事故。要知道，当时掌握媒体的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利用此事而发表的攻击西医的文章，给当事人带来的压力可能远大于手术本身。

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将梁启超的左右肾搞错的，可能不是协和的医生，而是著名文人陈西滢。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提到梁启超的病肾时说的都是“左肾”，而不是真正被疑似有病而被切除的“右肾”。虽然陈西滢本人并没有提出“左右切错说”，他是把疑似病肾和被切的肾都错当成了左肾，但他的这个错误很可能就是“左右切错说”的滥觞。

以上所写，都是根据我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所做的推论，得出的结论是梁启超的右肾可能是误诊、误切，但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在不能排除癌症的情况下采取的切除手术，而不是传说中的因疏忽而“切除健肾，留下病肾”。当然我所见资料有限，此推论不一定正确，毕竟，“证有易，证无难”。

那么怎么证明协和无罪呢？

梁启超本人曾经在《晨报》上发表声明，为协和医院辩护。我倒是认为这份声明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协和把这份声明收藏到病案里（http://paper.people.com.cn/jksb/html/2006-08/28/content_10214842.htm），弄得有点象病家得了私下赔偿不追究事故责任的承诺一样。事实上，梁启超写这份声明也确实是为了某种利益出发的，那就是科学（包括现代医学）在国内的传播不要因为他的事情而受到阻力。这固然是梁启超的高风亮节，但对于我们后人弄清事情真相是没有帮助的。

那么什么才是铁证呢？从医学的角度讲，病理诊断才是最终的诊断。所谓病理检查，就是把手术切下来的标本先用肉眼观察并记录，再制作切片、染色，在显微镜下观察并记录，最后作出报告。用黑箱理论来说，临床医生和放射科医生的诊断是都是在不打开黑箱的情况下作出的，而病理科医生是在打开黑箱的情况下作出诊断，当然是病理诊断更加接近疾病的真相。只有通过病理检查，才能知道切下来的那个肾上面到底有没有“大如樱桃”的黑点，以及这个黑点到底是什么。

病理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最早的学系之一”，在建院之初就开始工作（http://www.pumch.ac.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7），而协和医院自建院之初的病史资料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相信梁启超的全部病史也肯定得到了保存。如果能有机会看到协和医院的完整病史——包括手术记录、X光报告和病理报告（时隔83年，当事人都已作古，在各种流言说法不一的情况下，我认为协和医院可以出示这份病史，并向公众解释；退一步说，即使刘瑞恒博士当时确有疏忽，在今天也不可能对协和有所影响了），如果传说中的那“两位实习医生”能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那么也许我们能看到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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